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今河北晋州）。少年孤贫，然其家世十分显赫，先祖为战国“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曾祖父魏钊，北魏义阳太守、陵江将军。“雅性俊辩，博涉群书，有当世才，兼资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间。”曾随北魏世祖南征，“师次淮南，诸城未有下者。钊乃进曰：‘陛下百万之军，风行电扫，攻城略地，所向无前’”，“但陛下卒徒果锐，杀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怀惠”，愿只身入城，晓以利害，示以诚信。世祖壮而许之。敌军果然开门出降，“自此而南，望尘款附”。世祖谓钊曰：“卿之一言，逾于十万之师。扬我信义，播于四表，实卿一人之力。”又令钊统兵，所当无不摧破，军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谓群臣曰：“中国士人，吾拔擢咸尽，文武胆略，未有若钊俦。”加授建忠将军。
父长贤，北齐著作佐郎。河清中，上书讥刺时政，大忤权幸，贬上党屯留令。亲故以长贤不相时而动，或为书以相规责。长贤复书曰：
仆虽固陋，亦尝奉教于君子矣。以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负鼎俎以趋世，隐渔钓以待时，操筑傅岩之下，取履圯桥之上者矣。或有释赁车以匡霸业，委挽辂以定王基，由斩祛以见礼，因射钩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侮，甘心于苦节者矣。皆奋于泥滓，自致青云。虽事有万殊，而理终一致，榷其大要，归乎忠孝而已矣。
况仆之先人，世传儒业，训仆以为子之道，励仆以事君之节？今仆之委质，有年世矣，安可自同于匹庶，取笑于儿女子哉！是以肠一夕而九回，心终朝而百虑，惧当年之不立，耻没世而无闻，慷慨怀古，自强不息，庶几伯夷之风，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谓仆干进务入，不畏友朋；居下讪上，欲益反损。仆诚不敏，以贻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愿得锄彼草茅，逐兹鸟雀，去一恶，树一善，不违先旨，以没九泉。求仁得仁，其谁敢怨？但言与不言在我，用与不用在时。若国道方屯，时不我与，以忠获罪，以信见疑，贝锦成章，青蝇变色，良田败于邪径，黄金铄于众口，穷达运也，其如命何！(114)
遭遇贬谪，他人皆为怏然不乐，而长贤独处之怡然，不屑怀抱，为人所敬重。
魏征“世传儒业”，受父祖忠勇正直家风的影响，虽少年孤贫，然而“落拓有大志，好读书，多所通涉”。隋末，王通的弟子薛收游于河北馆陶，适与魏征相遇，结为好友，并随薛收来到河东龙门，向王通求学。这次求学经历和结识的众多好友，对他后来仕唐，产生了重大影响。(115)不久回到故乡，时逢战乱将起，乃假扮道士，参加瓦岗起义军。尝进十策说李密，不能用，后果致败。随李密降唐。自请安辑山东，说降李勣，但不久陷于窦建德军。建德败，复得入关，隐太子建成引为洗马。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乃请安辑河北讨伐叛乱以建功布德。及太子败，秦王责征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忠直，并无恨意。当时太宗身边重臣多为魏征河东同窗，如房玄龄、杜如晦等，至此必有人为魏征与其同事太子的王珪说项。始得太宗宽宥，并加以任用。此事可证之于数年之后魏征与太宗的一段谈话：
高昌平，太宗宴两仪殿，叹曰：“高昌若不失德，岂至于亡！然朕亦当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庶几获安也。”征曰：“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者饮，桓公请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甯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曰：“朕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116)
管仲随公子纠自鲁归齐，争夺君位，路遇同是回国争位的公子小白，被其射中带钩，险些丧命，结果公子纠被杀，管仲也成了战俘。幸为公子小白的师傅鲍叔牙救护和力荐，始得齐桓公小白的赦免与重用。值得注意的是，鲍叔也是被救护者的旧时相知好友。当时保荐魏征者，由于史书失载，已经难以确指其人，然其为魏征故人当无可疑。
太宗即位后，河北州县素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者不自安，潜伏叛乱危机。魏征白太宗曰：“不示以至公，祸将不可解。”太宗因遣其安喻河北。路遇押解入京的太子、齐王旧属，即传诏命，一概释放，然后奏闻。奉使还京，对其日益亲近，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魏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尽展底蕴无所隐，前后凡上二百余封奏疏，无不剀切时事，甚合太宗心意。于是官拜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
贞观初年，魏征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
七年，代王珪为侍中，尚书省滞讼有不决者，诏征评理之。征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无不悦服。魏征因而又言：“旧律令（指《武德律》）重，于是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117)
唐高祖尝诏令狐德棻、岑文本、孔颖达、许敬宗、姚思廉、李百药等儒臣撰修南北历代史志；太宗复诏魏征受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118)
魏征又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太宗览而善之，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
左右见魏征日渐宠信，因加毁谤，谓其结党营私。太宗使温彦博按讯，知其失实。但为示至公，仍然对太宗说：“魏征身为人臣，不能著形迹，远嫌疑，而被飞谤，是宜责之。”因命彦博责备于征。征向太宗谢罪曰：“臣闻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岂可置心至公，而专重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兴丧未可知也。”太宗矍然而悟。征复顿首称谢曰：“愿陛下俾（使）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太宗曰：“忠、良异乎？”征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龙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传承，流祚无疆；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此其异也。”太宗曰：“善。”因问：“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征曰：“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尧、舜氏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虽有共（工）、鮌（鲧），不能塞也，靖言庸违，不能惑也。秦二世隐藏其身，以信赵高，天下溃叛而不得闻；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贼遍天下而不得闻。故曰，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119)
唐承大乱之后，一般皆主张治乱世宜用重法。太宗尝叹曰：“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征曰：“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太宗曰：“古不云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邪？”答曰：“此不为圣哲论也。圣哲之治，其应如响，期月而可，盖不其难。”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后，浇诡日滋。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征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征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何如尔。黄帝逐蚩尤，七十战而胜其乱，因致无为。九黎害德，颛顼征之，已克而治。桀为乱，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汤、武身及太平。若人渐浇诡，不复返朴，今当为鬼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对，然心以为不可。太宗纳之不疑。其后果然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宿卫。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太宗谓群臣曰：“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120)
魏征能因直言极谏成为一代名臣，在于其能得君，太宗若庸暗不明，则魏征非死既去矣。一次宴丹霄楼，酒酣，太宗因谓曰：“魏征、王珪昔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然征每谏我不从，我发言辄不即应，何哉？”征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谏，若不从辄应，恐遂行之。”太宗曰：“当时但即应之，然后另外陈论，难道不可？”征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面从可，方别陈论，此乃后言，非稷、契所以事尧、舜也。”太宗大笑曰：“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121)由此亦可见太宗之大度开明，君臣相得，情态感人，古近罕见。
魏征历劝太宗以亡隋为鉴，省刑节俭，尝曰：陛下“若以为足，今不啻足矣；以为不足，万此宁有足邪？”太宗惊为未闻。又引《书》《礼》劝帝：“明德慎罚”，“惟刑之恤”。“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上多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所与，天下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或由喜怒，或出好恶。喜则矜刑于法中，怒则求罪于律外。盖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于威怒，则专法申、韩。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锲薄之风先摇。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张汤轻重其心而汉刑以谬，况人主而自高下乎！顷者罚人，或以供张不赡，或不能从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语也。”
然而太平日久，太宗亦不免渐生骄慢，对魏征事事谏阻，难免厌倦。据《隋唐嘉话》载：
郑公尝拜扫还，谓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装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太宗曾罢朝，怒曰：“会杀此田舍汉！”文德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征，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直言。妾幸备数后宫，安敢不贺？”(122)
由于贞观之初，太宗导人使谏，又有魏征作榜样，当时上封事谏疏者渐众，或不切事，太宗厌之，欲加黜废，征复谏曰：“古者立谤木，欲闻己过。封事，其谤木之遗乎！陛下思闻得失，当恣其所陈。言而是乎，为朝廷之益；非乎，无损于政。”太宗悦，皆劳遣之。
魏征所上谏疏，随事指陈，率皆类此，太宗亦皆予以接受改正，遂致政治清明，渐臻盛世。一日，太宗谓群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定天下，间关草昧，玄龄功也。贞观之后，纳忠谏，正朕违，为国家长利，征而已。虽古名臣，亦何以加！”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太宗尝问群臣：“征与诸葛亮孰贤？”岑文本曰：“亮才兼将相，非征可比。”太宗曰：“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给予魏征以至高的荣誉与评价。
魏征谏疏最著名的是《十渐不克终疏》，疏奏，太宗曰：“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
魏征病逝之后，太宗亲制碑文，并为书石。其后追思不已，形诸梦寐。尝临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123)
魏征谏诤的特点及其效果
魏征是以其刚直敢谏，而成为一代名臣，彪炳史册的。事君敢谏固所难能，而史不乏其人，善谏而能令君采纳，产生实际效果，则犹为难能可贵。太宗之勇于纳谏，为历朝所罕见，然而尚有盛怒拒谏之时，况昏庸之君，触其逆鳞，不惟禄命难保，善谋见弃，即使置身家于不顾，终亦无益于国。故以谏诤说君，自古称难，韩非子为此而著《说难》，其文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摩，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
弥子之行未变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124)
韩非子论谏说之难，大多出于身家性命之利害考量，并未加以仁德至公之义理辨析。然其揭示事君谏说之难，实亦多中肯綮。遭遇昏暴之君，忠谏之难，固不待言；遭遇圣明之君，谏说亦非易事。要使君主察纳，不仅需要阐明大义，指陈利害，还要讲究些谏诤艺术，使君主翻然省悟乐于采纳为目的。
韩非子认为“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此谏说者不可不知也。如遇暴虐之君，非置生死于度外者，则无人敢谏；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皆有所谓“逆鳞”，韩非子则教人如何“无婴人主之逆鳞”，好为名高的君主，则说之以厚利，好求厚利的君主，则导之以名高；如不谙谏说之术，则有七种导致“身危”的结果。其说全为身谋自全计，而丝毫没有公忠体国的意念，完全是纵横家揣摩人主的辩说之术。这当然都出自其以“法术势”为主旨的法家哲学。
儒家之所以能融合百家，在于其在以仁义为基础的原则下，尽取诸家之长。此亦为河汾之学的特点，魏征出自王门，又复“多所通涉”，观其谏疏，既有纵横家的雄辩，又不失儒家的忠谏之规，完全不顾得失，亦不揣摩人主，但以启悟君主，利于致治为鹄的。即使得遇明君，其于政理，间或有所不明，于事或偶有所失。欲以谏疏启悟之，则必须晓以义理，陈以利害，运用一些谏说艺术，务使君主感悟，以便乐于纳受。至若情势紧急，仓促之间，亦必据理力争，置个人生死得失于度外。魏征的谏诤艺术的特点，大略有如下数端：
魏征向以公忠刚直著称，所以其谏疏往往直言无隐，但多不激切，永远是那么从容不迫。但并不反对激切，认为是在所难免甚至是必要的。尝应对太宗欲贬斥群下的谏诤封事（只写给帝王一人看的奏疏），甚欲治以“讪谤”之罪，魏征当即谏诤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心”(125)。“激切即近诽谤”。终使太宗太宗回心转意，非但没有处罚，反皆给予赏赐。魏征自己在仓促危急之间，进尽忠言，亦难免有“激切”之时。史称“征状貌不逾中人，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议者谓贲、育不能过”(126)。
贞观初年，太宗欲扩大兵源，征召未成年男子入伍，魏征认为不可，太宗不听，执意征召，魏征始终谏阻，拒签敕令。太宗盛怒而召征质问，魏征从容不迫正色应答：“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若多点取人，还充杂使，其数虽众，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何必在多？”又抓住太宗“每云：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然自登极已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反责太宗。太宗愕然未省何故，魏征历举其事，其一即为曾经敕旨赋役纳讫的人丁，不更征取。然而散还之后，方更征收；即已纳赋，便点入军，何以取信于臣民？“百姓之心，不能无怪”。且“共理所寄，在于刺史、县令”，“望下诚信，不亦难乎？”太宗曰：“今论国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遂停止征兵中男之举。魏征谏君，不惟善于说理，而且敢于指陈君主前后矛盾，以使君主省悟而纳谏，可谓技高一筹。
魏征博通经史，谙习典故，故能于谏疏中引古鉴今，广征博喻，寓是非义理于其间，使人一闻便知得失利害之所在。如对太宗君主明、暗之由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127)引据历史，兼以阐说义理，以进一步启沃人主。如曰：“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倘若“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又说“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128)；“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犹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129)，以比喻说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久后难忘。
又用今昔对比，以提醒君王勿忘前言往行，其于《十渐不克终》开篇首曰：
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
历述太宗帝业肇开之时的嘉言懿行，简直可以拟于往圣，看似颂扬，而实为便于今昔对照，揭示前后矛盾，使人无可辩驳，惟有自愧而已。于是在赞扬之后，笔锋一转，指出十项今不如昔，渐不克终的弊端：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
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
有理有据，言辞犀利，虽不失于臣下礼节，实无异于声罪致讨，使君主无所逃匿。而后指出一条惟一出路，亦惟有洗心革面，一意遵行而已。
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礼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魏征之谏太宗，虽性属刚直，而言辞极尽委曲，寓刚于柔，直辞正谏；由于帝王的言行，关乎国运的兴衰，只要发现太宗的过失，无不竭思尽虑，倾诚开导；讲求谏诤艺术，无非为了感悟人主，增强说服力，使其乐于接受而已。
果然疏奏之后，太宗手诏批答：
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130)
太宗之所以堪称圣明君主，不在其聪明绝伦，亦非因功高盖世，而实在其能知过必改，勇于纳谏。由于太宗的导臣以纳谏之风，方始训致清明之治，造就魏征等一代忠谏无隐的良臣。使前朝之佞臣，亦转而变为忠良。如太宗初即位后，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司马光因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131)可谓至理名言。
然而深明政理之君主，亦往往临事任情处断。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虑囚认为罪不当死，太宗许之。后因泄露圣旨，据律罪不致死，太宗竟盛怒而处以极刑。旋即悔之，谓群臣曰：蕴古“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
太宗虽然有此清醒认识，然遇事仍时有过犯，刑滥之风，未能尽革。魏征虑其势将造成更为深远的不良影响，乃于引经据典之后，直斥刑赏不公之危害：
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132)
危人自安的刻薄社会风气，实因帝王逐渐养成而不自觉的骄侈习性所致。古人所谓“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并非说说而已的空话。
魏征的谏疏深为太宗所嘉纳，在魏征不懈谏诤诱导下，太宗对政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尝谓臣下曰：
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魏征的谏疏多达二百余封，率皆直言正谏，委曲尽意，循循善诱，情辞感人，启沃圣主之心，使之乐于纳受。魏征逝世后，太宗临朝叹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尝遣人至其家中，得未完遗稿书一纸，指陈君主易于致误之事数端，太宗览后曰：“朕顾思之，恐不免斯过。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133)。
魏征谏疏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即包括劝导太宗罪己纳谏，主张上下无隐，君臣合德，以资共治。乃引据历史而论之曰：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诤，亲忠臣，厚谏士，斥谗慝，远佞人者，诚欲全身保国，远避灭亡者也。”
指陈太宗倾年每不能遵行其旨，有违初志。其言曰：
昔在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辞。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
又时或宣言云：“臣下见事，只可来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谏之辞，诚非纳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严颜，献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过。若主听则惑，事有不行，使其尽忠谠之言，竭股肱之力，犹恐临时恐惧，莫肯效其诚款。若如明诏所道，便是许其面从，而又责其尽言，进退将何所据？欲必使乎致谏，在乎好之而已。故齐桓好服紫，而合境无异色；楚王好细腰，而后宫多饿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犹死而不违，况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应，信不为难。若徒有其言，而内无其实，欲其必至，不可得也。(134)
太宗览后手诏答魏征曰：“省前后讽谕，皆切至之意，固所望于卿也。”“朕以虚薄，多惭往代，若不任舟楫，岂得济彼巨川？不藉盐梅，安得调夫五味？”不仅采纳魏征的逆耳忠言，而且后厚予赏赐。恢复了昔日虚怀若谷，知过必改的明君风貌。
魏征敢谏善谏，太宗勇于纳谏，复能知过必改，君臣际遇，虽云千载一时，但毕竟对后世产生深远而良好的影响，实不愧为千古楷模。
魏征的政治理念与学术成就
魏征属于儒家学者，曾问学于王通门下，与唐初名臣薛收、王珪及房、杜有同窗之谊。此一事迹虽为正史所失载，诸贤文集又皆散佚，然于《中说》及《王绩文集》尚可概见，应无可疑。且征之思想议论多有与其师相同者，如王通认为“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135)贞观中，颜师古与百官屡请封禅，太宗許之。魏征谏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禅。自丧乱以来，近泰山州县，凋残最甚。若车驾既行。不能令无使役。此便是因封禅而劳役百姓。”“殚府竭财。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136)太宗不能夺，乃罢封禅。河汾学派的观念，自与诸儒不同。如姚思廉主撰梁陈二史纪传，尚多天命、人事并重之论，而魏征为之撰写纪传后论，则略天命而重人事，有人事即天命的思想倾向，与王通正同。
有人以为魏征曾为道士，言论中又每有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便以为其思想来自道家，这是不正确的认识。首先，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早被孔子所吸收，并以垂拱而治为理国致治的最高境界。尝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又有名言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37)包咸注曰：“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与老子的区别处，在于认为无为是难以企及的，“尧舜其犹病诸”。主张现世必须以仁与礼来治理天下。其实老子论治道，也不排斥有为，如曰：“爱民治国，能无为乎？”(138)庄子后学进一步引伸发挥老庄的思想，论无为有为的关系云：
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139)
又说：君主无为而能“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此处上下同德的意思，不是“同心同德”之德，而是老子所谓“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之德，老子上下不同之德，是以对立的形式出现的。此处则反其意而论之，而含义亦已不同，应解为性行，(140)方始切义。近于史伯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惟有上下不同而和，无为与有为并用不悖，方能臻于至治。有为本是儒法两家的思想主张，至此而为庄子后学吸纳。刘笑敢认为：这是因为庄子后学“对儒法两家比较宽容，并有所吸收和肯定”(141)的结果。法家韩非则将这一思想表述为：“明君无为”，“臣有其劳”(142)。孔孟的君臣论，则与道、法全然不同，孔子以“君臣以义合”，为儒家君臣关系定下基调，“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反之则去。事君应该“勿欺也，而犯之”(143)；子思则明确表示：“君臣，朋友其择者也”。甚至认为：“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144)孟子则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斥责“长君之恶”和“逢君之恶”的行为，主张“说大人则藐之”，以帝王师的姿态和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训导君主；对待怙恶不悛，拒谏饰非的昏暴君主，则可采取“放”、“易位”甚至“诛一夫”(145)等手段。自孔子传《易》以后，儒家无不赞成在生灵涂炭的情势下，效法“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作为诛除暴君、解民倒悬的最后方式。
自秦汉大一统确立，君主集权，易君则罕有其权，忤君或身先见诛，儒家君臣观，随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始终以孔孟观点为基础，但已对道、法君臣观开始吸纳，作为补充，以适应现实。忠君易以法家绝对尊君为主要形式；道家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主张，也成为“致君尧舜”，亦即勤政与谏君的原则之一。倘若遭遇昏暴之君，则非贬则惟有待机辞官而已。或谏或去，继之以死，似乎已成为坚守儒家君臣原则的惟一方式。
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一向坚持孔子所创立的仁政与礼制。仁礼思想体现了人道与秩序精神，体现了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仁礼精神后经孟荀分别加以深入系统的论述，遂深入人心，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基点。推行仁义礼乐，奉行中庸之道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因此，中与和便成为实现仁政礼制的标准与方法。
儒家以民本治国，基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认识，鉴于前朝败亡的教训，太宗与魏征采用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形象说法来表述这一思想。礼法并举，重礼轻刑；德政与德教并举等等，也都是人道与民本思想的具体展现。
魏征博学善思，能够灵活地运用儒家的政治原则与择君标准，在坚守儒家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合理地吸纳道、法及百家的治国理念，丰富了儒家的政治理论。并非完全倾向于道家观念。这些都可以从其谏诫太宗的谏疏中得到证明。
德礼诚信，国之大纲的理政思想
魏征论政，首以德、礼、诚、信为治国之大纲。因为与治国成败关系最大者，首先是帝王国君；君主为国家权力之原，掌握生杀予夺、至高无上的大权，即使以德礼临政，而不能以诚信莅民，为臣仍将无所措手足，更无法有所有为；百姓亦将深受其害，渐生叛离之心，如此则将难以摆脱四海困穷，国无宁日的乱象。
魏征欣逢有志于治国、勇于纳谏的明君，对治国之根本大计，认识深透并有自己的思路。贞观十一年（637）大雨河溢，毁坏宫寺，淹没百姓田产六百余家。太宗一方面调拨粮款赈济，一方面诏令百官各上封事，言皇帝过失。魏征上书道：
臣闻为国基于德礼，保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情；德礼行，则远者来格。故德礼诚信，国之大纲，不可斯须废也。
并指责当前政治的弊端及其原因与解决方略云：
自王道休明，绵十余载，仓廪愈积，土地益广，然而道德不日博，仁义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虽有善始之勤，而无克终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谓同心为朋党，告讦为至公，强直为擅权，忠谠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可疑；谓之至公，虽矫伪无咎。强直者畏擅权而不得尽，忠谠者虑诽谤而不敢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化损德，无斯甚者。
今将致治则委之君子，得失或访诸小人，是誉毁常在小人，而督责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虑不及远，虽使竭力尽诚，犹未免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有罪，赏不加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146)
晓之以义理，动之以利害，使太宗欣然嘉纳，而且立竿见影，宣布废除部分宫室、园圃，颁赐难民居住。
魏征在《隋书·循吏列传序论》中，论及古代“牧民”者，善于运用德礼诚信为政的意义及其效果，（“牧民”一词出于齐法家《管子》书，唐时避讳“民”改称“人”。）反映了其深刻的善政化民思想。其文曰：
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故人敬而悦之，爱而亲之。若子产之理郑国，子贱之居单父，贾琮之牧冀州，文翁之为蜀郡，皆可以恤其灾患，导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费。其晖映千祀，声芳不绝，夫何为哉？用此道也。然则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147)
“牧民”一语，虽然袭用法家，但其思想全是儒家思想的发挥。教之以礼，使之以义，“因民之利而利之”，“惠而不费”等，正是孔夫子所倡的仁爱主张。魏征的深刻之处，在于认识到民风善恶之所向，“皆在所由化之而已”。甚至发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的呼声。这在唐初对于君臣上下是会起到震动性的影响作用的。
居安思危，虑及久远的忧患意识
太宗和魏征都曾亲历隋朝自富庶而强大的帝国，由于隋炀帝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大兴工役、穷兵渎武的暴政，而迅即灭亡的现实，因而皆有深刻的体认。然而执政既久，四海安静，仍时刻省记这一历史教训，不敢放纵，以免放松警惕。
贞观初年，太宗曾向大臣们谈及其治国体会，认为：
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可见太宗此时对治国理政尚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对此，魏征则有着更为深刻的见解，因而对曰：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148)
水舟之喻，遂使太宗牢记于心，经常提及，并用作临民理政的原则性指导方针。贞观十一年，魏征曾两上奏疏，提出以“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认为：自古帝王，即位之初，皆能“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至治，传于百世。“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因而论之曰：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
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魏征在另一奏疏中，再次阐明并劝导太宗：“惩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道理云：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为治），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这即是为太宗书之于屏风，时常记诵，引为深戒而彪炳史册的《谏太宗十思疏》。其后在对太宗“守天下难易？”之问时，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
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149)
魏征的居安思危的治国方略，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治国主张，魏征的弘谋远虑，常常寓于平实的议论之中，强调帝王与臣民关系的和谐。看似平易，而实为治国之要领。水舟之喻，本出于孔子、荀卿所言，然而历代儒家常予忽略，至魏征始予大力发挥，并施之于实际政治之中，遂为后世君臣所称颂，而忘其为孔荀之言，可见其影响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