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颖达生平事略
孔颖达（574—648）生于北齐后主武平五年，卒于唐贞观二十二年，字冲远，一字仲达，冀州衡水（即今河北衡水）人。孔颖达之字，史传记载不一，《新唐书》与原《旧唐书》各本本传并作“仲达”；今版《旧唐书》据于志宁《大唐故太子右庶子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宪公孔公碑铭》作“冲远”(85)。北宋欧阳修收集古代金石碑拓，以为证史之用，亲见于碑拓本，并为之跋云：“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86)观其文意，跋文作于《新唐书》撰修之前，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已作“冲远”(87)。然《本传》卒不改者，想是宋祁坚持。古人用字，往往随时改易，“仲达”或为原字，而“冲远”或为避祸时所改，时人不知，一仍旧称，不必定误，故并存之。晚出之《全唐文》小传作“仲远”，当为斟酌两字以意断之，并无依据。
颖达生长于儒学世家书香门第，孔子第三十二世孙，曾祖灵龟，北魏国子博士；祖父硕，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为官清正，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名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情在公平”，“心敦宽简”。颖达自幼受家风熏陶，“庭罗俎豆，幼习升降之仪；门列骖驵，少怀远大之操”(88)。《旧唐书》载其“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89)。《册府元龟》亦载其“八岁就学，口读千余言，至暮更诵，未尝嬉戏，有异凡童。《三礼义宗》尽能闇记。”(90)可见颖达确有神童天赋，崔灵恩《三礼义宗》三十卷，居然尽能闇记，亦足见其勤奋好学。《旧唐书》载“同郡刘焯名重海内，颖达造其门。焯初不之礼，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还家，以教授为务”。而《册府元龟》所载与此有所不同，文曰：“初受业于同郡刘焯。然焯号为通儒，门人甚众，初不之礼。颖达察焯不能出己之右，于是请质疑滞，皆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91)疑两文应据同一记载而来，旧《唐》编者，见其所述不类师生情谊，因而删去其受业刘焯门下事。按《隋书刘焯传》，实即颖达所撰，传云：焯教授乡里，“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92)。应为亲见亦为成见，焯门下受学者如云，固不能一一亲接，颖达又非焯入室弟子，以当时情形与焯踞傲性格，“初不之礼”，当在情理之中。颖达世家子弟，所至优待，因以为憾，至于“请质疑滞”，使焯知其非等闲之辈，意气用事而已。若按新旧《唐书》所载，则是专意前去论学，既未闻见刘焯讲论，又非所请，有何“疑滞”而须面“质”之？且预有答案，直成卖弄而已，想颖达何至浅薄如此！又“固辞归”，乃本应久住之意，亦可证明本为来此受业者，未满期而求去，亦周隋之际高才求学之常态，不足为怪。故以为《册府元龟》所记可从。天文历法，尤为刘焯所长，杜预《左传》，王弼《易注》，本为南学，最早应为二刘所传（见二刘章节）。颖达之学尤明《左氏传》、《王氏易》，兼善算历，不能不说受刘门影响。
“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时颖达少年，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潜遣刺客图之。礼部尚书杨玄感舍之于家，由是获免，补太学助教。”(93)
颖达优异且早成，颇为时人所许，后来与颖达同为天策府十八学士的于志宁在其《碑铭》中曰：
（玉）韬金匮，覃思迈于西河；学富石渠，沉研冠于东阁。词光翰苑，文丽彩虹；思极掞天，才华日（茂），蹈忠（恕）以行已，践仁信以（沐）身。（握）汉皇之明珠，光映照车之瑶；抱金山之美玉，价重连城之器。闻之者未面而虚（席），见之者忘言而倾盖。可谓儒宗之镜（铨），学府之（渊薮）焉。(94)
可见颖达才学出众，然年轻气盛，好骋辨才，与人论驳，毫无含容，难免折辱先辈，尚不自知，遂令先辈宿儒引为深耻，亦属自然。然而竟然阴遣刺客图之。事颇可疑，应须辨之。隋季儒风虽然颓丧，然而仁风递邅，不绝如缕，尚不至于堕落如此。且宿儒大多贫寒，即有是心，亦无其财力势要。所以应该另有其人，隋世权要虽多武功名法之吏，然亦自幼谙习五经，尤喜附庸儒雅，每有学术论辨，必皆预席。自是受辱于后进小子，岂肯善甘罢休？所谓“潜遣刺客图之”者，正此辈所为而能为之也。(95)若非得杨玄感之类权要庇护，几致不免，亦可反证对方势力之非同小可。
颖达既蒙杨玄感知遇，及玄感起兵，并未从军，而是选择避祸虎牢。王世充于东都洛阳拥兵自立，自封太尉，罗致隋季百官知名之士为僚属，略地虎牢时，得孔颖达，任命为其太常博士。及逼皇泰主禅位，命其与韦节、杨续撰禅代议，致令后世学者讥其“可比美新之大夫”。或以为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捷足者先登之，无所谓正统乃至正义与否！然犹须察其平素为人为何如也，岂有暴虐而后可为明君者？士君子立身择木而栖，择君而事，一直是其应守之操行，虽曰处于无奈，究乏脱身之计耳。
及太宗平洛阳，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擢授国子博士。从游甚众，“负笈质疑”的“膏粱胄子，举袂成荫”(96)堪称一时之盛。
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时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太宗尝问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
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97)
太宗深善其对。
贞观六年，累除国子司业。后迁官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曾与诸儒议定历法及明堂制度，皆采纳颖达之说。又与魏征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十一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书成，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
太子承乾令颖达撰《孝经义疏》，颖达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太宗以颖达在东宫数有匡谏，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
十四年，太宗幸国学观释奠，命颖达讲《孝经》，既毕，颖达上《释奠颂》，手诏褒美。后因太子承乾不循法度，颖达每犯颜进谏。而承乾不能纳。及太子被废，因此没有罪及颖达。
孔颖达一生最大的事业和成就，就是奉诏编撰《五经正义》。关于《五经正义》的编纂与完成的时间，《贞观政要·崇儒学》和《旧唐书·儒林传》都是说在颜师古《五经定本》完成之后，大得太宗赞赏，遂将《五经定本》以法定的形式颁行全国。然而仅仅文字的刊定，尚不能改变经义上儒学多门的状况，于是，又“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98)，时间约在贞观七、八年间，但此一叙述，很可能是连带述及，因为得不到其他资料记载的证实与支持，权且称之为《五经正义》的酝酿期。
《旧唐书·孔颖达传》则在贞观十四年后，述及“先是（即十四年之前），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紧接着述及太宗下诏褒奖事，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没有交待起迄年月。
《资治通鉴》贞观十四年二月，于叙“上幸国子监，观释奠”事后，又记有：“上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99)虽然明确系于本年，而却言之笼统，仍然令人不明究为《五经正义》起始之年还是完成之年？
《唐会要》记载又有不同，明确地记有受命编撰时间和最初的书名：“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100)。此为有关《正义》最早的时间，应为起始之年无疑。然如此浩繁的巨著，绝非当年可以竟功，《会要》亦是约而言之。
按照史书（起居注除外）的惯例，插叙事件的记载，或在起始之年或在结束之年，首尾完具，一并述及，而一般多在结束之年。此事之记载，《会要》应是系于起始之年的并述；而《旧唐》与《通鉴》属于后者。所以我怀疑《旧唐书》所以在十四年下，忽然补述前事，应该是已经完成之时的补述。“先是”者，仅是说其曾经于此前受命而已，至是功毕，因于此述及之。只是在行文中省去“至是”之类字样，意思还是明确的。
但是，《正义》各经义疏的最后完成时间，还有另外的说法。“有学者据颖达各经序所言‘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某人等对’，及‘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等语，知在贞观十六年之前，初修已成。”(101)断定在贞观十六年及稍前即已陆续完成。今察各序，实际是说贞观十六年，书稿完成后的复核校对，并且经过朝廷专使详审，已经修改定稿的意思。但不能否定完成于十四年的记载。
明初鄭真撰《荣阳外史集》卷六十载有一篇“贞观十四年祭酒孔颖达上《五经正义表》”(102)，若果为孔氏佚文，则足补史传阙失。然细检其文，全不类唐人文字，且“尊王抑霸”，“道统之传”，也非唐初经师属意之命题。直是一篇骈四俪六的制艺文，不足为据。
然《五经正义》初稿完成于贞观十四年的记述，仍是可信的。史传的记载，虽然并不十分明确；但是汇总《会要》与《通鉴》的记载，可以清晰的知道《正义》之撰，起始于贞观十二年。越两年而初稿完成，又两年而完成校核与修订，并通过敕命专使审定。不然，孔颖达不可能于十五年，抽身参预房玄龄、高士廉等二十二人编撰的千二百卷《文思博要》，并于次年编成。
但是不久，就有太学博士马嘉运驳论颖达所撰《正义》事发生，新旧《唐书》具载其事。据《册府元龟》载“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每掎摭之，因此相与不平，嘉运屡相讥诋”(103)。《新唐书》叙述较为平易，其文曰：《正义》虽云“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至相讥诋。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104)。太宗诏令更加裁定，这是因为产生异议而进行的第二次修订，然而功竟未就。因为次年，颖达以年老致仕，而马嘉运亦于十九年辞世。
贞观十八年，太宗令阎立本为颖达图形于凌烟阁，褚亮为之作《像赞》，文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105)
贞观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
二、《五经正义》的预修人及其修订和刊定
《五经正义》是太宗钦定的国家项目，初次奉诏的编撰者列名者六人，据《贞观政要》所载，颜师古为首，孔颖达居次。(106)师古名具为首者，很可能是因为在编定颁布《五经定本》之后，颜师古是向太宗提议修纂义疏的第一人，故而列名于前。孔颜二人名位相埒，颜为秘书少监，孔为太学祭酒。经籍音义，多关秘书监；而经典义训与太学直接相关，后来《五经正义》的重担主要由颖达承担，此亦为原因之一。然而后来师古之名不见《正义》各序。《新唐书·孔颖达传》记载“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107)。据此是可以认定师古仍然是全书的撰述者之一。然《新唐书·艺文志》于《周易正义》条孔颖达之后列其名，此外皆没有师古具名。有学者认为在《五经》之首署颖达、师古并司马、二王名位，意在以概其凡；也有人认为师古是中途因故退出；亦有学者认为师古与颖达统筹全书，只是参加注本的选择、发凡起例的设计和疑难的讨论，并没有参加义疏的具体修撰。颖达则是始终如一的主导撰修者，并与各经修书人随时商定旧疏的取舍与评定的标准，亦即如何“正义”，乃至全书最后的汇统事宜。又在经过审定后，如实的将所依据的注本、旧疏和撰述标准，以及参撰人、复审人以及修撰的完整过程，写于五经各序，上报太宗复命。但是《正义》与《定本》的关系，亦即采用《定本》乃至《释文》之“字样”、音义、经传序列等，是不应不一提及的。然而，《五经正义》编定之后，本应有一篇颖达奏禀太宗的《进书表》，正如鄭真所拟作的那样，表文必将交代当初受诏诸人参加情况，可惜文献有阙，今已不得其详。但《新唐书》编撰之时，未尝已佚，《艺文志》当是有据而言。
还有人认为《正义》其书，不过就六朝义疏进行删改，而前人姓字每为隐匿，大有攘窃之嫌。今察孔颖达初受命编撰《五经正义》，但云“义疏”，及编成上呈，名为《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108)。本名“义赞”者，据台湾学者潘重规认为“盖即依据前人义疏而赞明之。故其序皆胪陈六朝旧疏之目，而加以评骘，且一一明言‘今据以为本’，即其《正义》所据之主要蓝本。然后删其所短，博取诸家之长以补之。如觉旧说皆违，则特申己见，今疏中有云‘今赞’、‘今删定知不然者’，即冲远之新说。大抵其书体例，为适应考试之用。务令经义定于一尊，故必坚守疏不破注之原则。然六朝旧疏，多求新义，不能专守一家之说，故于例有所未醇，序所云奉诏删定，其主要工作即在删除不合体例之处。冲远尊崇前人，故书名“义赞”；朝廷矜尚体制，故改名“正义”也。永徽诸儒刊改冲远之书，于征引旧说名氏，多所刊削，使后之读者，误以为冲远有意攘窃，要亦非冲远之咎也。”(109)辨说详明，于据有征，群疑于是乎可息。
于是便可申而论之曰：颖达受业刘焯之门，至奉敕撰定《五经正义》，则更以谨慎公允之心，对前儒旧疏加以斟别订正，考较得失，以决定去取，并删其烦冗，增其过简而为定本之《义疏》。疑其于新疏内，原来即于义疏之外，增有“正义”一项新内容，为便于总结考较旧疏得失所必需。“正义”条目之下，必是先引旧疏，进行分析、评判，对符合经传原意的义疏，予以赞明，对有所偏失的旧疏义理予以纠正，甚至另行撰述符合经传原注的疏义，此即谓之“正义”矣。这是颖达《义赞》新疏所创之新特点，实乃对经学义疏体例之一大贡献，太宗正是有见于此，方从而为之更名曰《正义》。《正义》之名，非是一般义疏之学的泛称、通称，应是实有所指，遍布书中之“正义”条目，亦非太宗更名之后所加，读者当能详之。
至于《五经》各经《正义》的专任撰修人，兹据孔颖达《序》屡述于次：
《周易正义》初撰人有：太学博士马嘉运、太学助教赵乾叶。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苏德融参加。
《尚书正义》初撰人有：王德韶、李子云。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朱长才、苏德融、随德素、王士雄。
《毛诗正义》初撰人有：王德韶、齐威。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赵乾叶、贾普曜。
《礼记正义》初撰人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周玄达、赵君赞、王士雄。
《春秋正义》初撰人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马嘉运、王德韶、苏德融、随德素。
诸经复审人皆为赵弘智。
《正义》“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毕竟是初修之后，难免存在“谬冗”，马嘉运驳正其失，可谓《正义》之诤臣。马嘉运所掎摭（即指责、挑剔）之内容，究系那部经典还是全体，今天已不得其详。据其《本传》云：“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是指《正义》各部，而且摘取而指责者，还颇具代表性，每为诸儒称当。但不为颖达所同意，因此致相讥诋。但是奉旨更加详定时，马嘉运没有再去修订《周易正义》，而只参加了春秋三传《正义》的修订。这次修订，由于马嘉运与主持人先后去世。终贞观朝，《五经正义》未及竟功。
编定当年，太宗已经明令将《五经正义》“付国子监施行”，即交付国子监作为教材，并诏“令天下传习”(110)。此后发生的马嘉运异议案，太宗虽然诏令修订重审，但不会影响其作为教材在国子监的试行。在历年使用过程中，国子监诸儒，可能也已发现许多遗漏和不当之处。太宗去世之后，这些意见迅速集中到高宗那里，作为先帝的成命，先朝的未竟之业，高宗将其作为当务之急，于即位的当年，即将其纳入议事日程，第二年初即开始实施。至此，距贞观十六年《五经正义》初修编定，已经历时九年。
高宗永徽二年初，决定组织朝廷重臣，重新修正并最后刊定《五经正义》。据《唐会要·贡举下·论经义》载：“永徽二年三月十四日诏：太尉赵卫公长孙无忌及中书门下及国子三馆博士弘文学士，故国子祭酒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事有遗谬，仰即刊正。至四年三月一日，太尉无忌、左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及国子监官，先受诏修改五经正义。至是功毕，进之。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111)《册府元龟》将此事归类在《学校部·校刊》，似乎认为此次修订的主要任务，侧重在“校刊”而非疏义的更正(112)。至于此次刊定的参加人员及完成过程，有长孙无忌的《进五经正义表》：
臣无忌等言：故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孔颖达宏才硕学，名振当时，贞观年中奉诏修撰，虽相加讨覆，尚有未周，爰降丝纶，更令刊定。敕太尉扬州都督兼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司马上柱国英国公臣勣、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监修国史上柱国燕国公臣志宁，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傅监修国史上护军北平县开国公臣行成、光禄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监修国史上护军禧县开国公臣季辅，光禄大夫吏部尚书监修国史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监修国史上骑都尉臣柳爽、前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臣谷那律、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臣伯庄、朝议大夫国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太学博士臣贾公彦、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直学士臣范义頵、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学博士臣齐威、宣德郎守国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守太常博士臣孔志约、右内率府长史弘文馆直学士臣薛伯珍、兼太学助教臣郑祖玄、征事郎守太学助教臣随德素、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赵君赞、承务郎守太学助教臣周玄达、承务郎守西门助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门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禀宸旨，傍摭群书，谨以上闻，伏增战越，谨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113)
阵容如此庞大，官阶如此崇贵，可谓倾朝之力，犹且费时两年，可见高宗对此事重视程度之高，期望之殷；亦可知此次刊正本文、校对群书，是如何地仔细认真，不敢有半点疏失缺漏，因之堪称《正义》之“定本”。《旧唐书·高宗纪》：“四年春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成为国家抡才大典的依据，亦即儒家经典的权威版本。
《新唐书·艺文志》于《周易》、《尚书》《正义》下之撰修人与孔《序》差别极大，《毛诗》、《礼记》同，《春秋》小有异同。《新唐志》著录为：
《周易正义》：孔颖达、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奉诏撰，苏德融、赵弘智覆审。
《尚书正义》：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覆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褚遂良，柳奭，谷那律、刘伯庄，贾公彦、范义頵、齐威，柳士宣、孔志约，赵君赞，薛伯珍，史士弘，郑祖玄、周玄达，李玄植、王真儒、王德韶与隋德素等刊定。
《艺文志》之《五经正义》是经过永徽初年重新刊定颁布的版本署名著录的。撰疏人前后计有孔颖达、颜师古及马嘉运、赵乾叶、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外，只增加于志宁一人；覆审人则除原有赵弘智外，分别增加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等。据《新唐书艺文》与《旧唐书》及孔《序》记述之不同，可以考见各经在编撰和终审刊定过程中，参加人员的变更、漏载以及最后的刊正情况。(114)至于刊定诸人只见于《尚书正义》，而他经不载者，正如齐召南《尚书正义序考证》所云“不书于各经下而书于尚书下，盖互文也”。(115)
《五经正义》最终编成后，在永徽四年三月正式颁行，“每年明经依此考试”，汉魏六朝以来，争议纷纭的经义，自此，“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终唐之世，人无异词。”(116)然而，有唐一代仍有不少学者，继续对《正义》进行讨论，提出异议。如高宗朝的崔义玄，则天朝的王玄感，玄宗朝的元行冲、李鼎祚等。崔义玄的讨论是高宗下令进行的、而且是就《正义》义疏的异议，而非学派之争。《旧唐书·崔义玄传》载云：“义玄少爱章句之学，五经大义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兼采众家皆为释解，傍引证据各有条疏。至是高宗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等详论是非，事竟不就。”(117)永徽初年刊定《五经正义》时，义玄方任婺州刺史，未能躬逢斯役，值永徽四年冬睦州叛乱，为其讨平，大得高宗亲任，因“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等详论是非”。事竟不就者，盖因永徽六年高宗废立皇后，朝政掀起轩然大波，玄义主导的这次《五经》讨论因之废止。究竟涉及哪些问题，史书未载，玄义又无传世文字，已经无法得知。然其既为《五经正义》有关事件，作为余波，仍须在此叙及之。
《五经正义》自贞观十二年（638年）开始编修，中经两次修订，至永徽四年（653年）最后编定，历时十五年。自贞观四年太宗决定统一经学，诏令颜师古编定《五经定本》计起，至此，则已历经二十四年。加上最后试图进行的第四次修订，唐初致力于儒家经学的统一工作，编定《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前后整整经历近三十年，可见唐代前期统治者对经学统一大业的重视。《五经正义》的完成，标志着儒学进入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发展时期。《五经正义》颁行后，“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118)虽然元代以后，科举考试改用朱子的《四书集注》，但是，儒家经学自唐代达到空前统一之后，历宋元明清，虽然批评之声不绝，但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三、《五经正义》的学术思想
孔颖达领衔偕诸儒撰修之《五经正义》，主要是对前人义疏经说进行刊正总结的集大成之作。其在《正义》各序中，即已说明或以二刘，或以其一“为本”，或更取他儒为之补充，然在正文中，于前人“义疏”，除须要辨析和驳正者外，并未处处注明出处与撰者姓字。故每为后儒所诟病，前引潘重规之文，已为之辨诬。然即使为永徽诸儒所删，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出处阙如，终是一病，致使其间所作之“正义”，应该不乏己见，然亦因此而增加了辨识的难度。因此放弃专作颖达经学思想之计划，而就各经《正义》之总体，作一学术思想之探讨。
（一）《周易正义》之学术思想
孔颖达与诸儒奉诏删定《五经》旧疏，其《周易》义疏初名《义赞》，诏改《正义》，而传世《周易正义》各卷之首皆题名为《周易兼义》，颇为令人疑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致诘曰：“此书初名《义赞》，后诏改《正义》，然卷端又题曰‘兼义’，未喻其故。”(119)察阮元《校勘记》，始知此乃宋人所加。并解释题为《周易兼义》的原因云：
按兼义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并正义之意也。盖其始，注疏无合一之本，南北宋之间，以疏附于经注者，谓之某经兼义。至其后，则直谓之某经注疏，此变易之渐也。(120)
实即原本各自单行的《周易》经书及其《注疏》合刻本的书名，亦即某经本文兼有其“义疏”，或即《周易》并兼（有）其《正义》的意思。后竟成为《周易正义》沿袭不改的别名。
《周易正义》在《五经正义》中，是惟一一部在《序》文中，只交代以王弼注本为依据，而未说明以何人义疏为底本的“正义”之作。在《周易正义序》中，
唯魏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121)
取王弼注是因其简要。正如纪昀之说，“是虽弼所未注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体，主於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礼疏》或乖郑义，颖达至斥为“狐不首丘，叶不归根”，其墨守专门，固通例然也。“至於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源委粲然，则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度其文意，是说《周易正义》墨守王弼一家之言，王注未备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并说这是“疏不违注”之通例。而南学义疏，虽十有余家，然皆效法“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的学风，“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故不为颖达所取；既不取郑注，而北学又罕及王学，郑学亦因之而不传。所以纪昀又说：“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故《隋志》“易类”称：“郑学寝微，今殆绝矣。”其中的关键问题有二：一是颖达诸儒奉敕撰定《正义》，目的是删削旧疏，使义理归于一是。而《正义》之作，竟然一无所本，其故究竟何在？二是郑、王之学究竟有何不同？为什么说《周易正义》“非考证之疏”？
姜著《中国经学思想史》认为由于“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故而“世儒者各以己意说经，无所取正”。遂使《周易正义》成为惟一一部没有底本可以依循，独出己意的新疏。并于注中重申此意曰：“《五经正义》中四书皆明言所本，为何独《周易正义》不言所本，当是此书未有所本之证。”(122)可谓新颖之卓见。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然亦非无可商之处。隋世二刘遍注群经，焯有《五经述义》，而炫有《述议》，不容独无《周易》义疏。二刘服膺南学，究为隋人，颖达不可能将其义疏一并归入南学统绪，最大的可能是其书毁于兵燹。察《旧唐志》已无二刘《五经》之目，而《新唐志》易类有刘焯《义疏》三十卷，刘炫《述议》二十卷。而颖达均未提及，殆其逸而复出乎？是当时已不可得而见矣。《周易正义》之作，因之亦无可作依据之底本。然此“辞尚虚玄，义多浮诞”的“江南义疏”十余家俱在，却正是需其为之纠偏、“正义”的参考。有反面的借鉴在，即不可谓之全无凭借；况颖达之学术倾向，既崇王学，就使言皆己出，亦不能完全摆脱南学之影响也。
至於纪昀批评其：“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源委粲然，则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足以证明颖达受南学影响之深，而不自知。大抵义疏之学，其途有二，一为释义、一为考证。易学之考据，则多为自然界所有之物象及运演之数。对其竟委索源，是北学之所长，亦郑学之特色，质朴而烦琐；释义则专指诠释义理，非指解释文意。义理务深务远，而文意务浅务近，此其不同也。追求义理，不厌深远，要在有所根据，虽远可复，而南学之病在于游荡忘返，此则王学之流弊也。郑、王之别，端在于此，而义疏之美者，最好是“源委粲然”，而又“义理优长”，使人既可领略本源，又能启沃心灵。文质彬彬，然后称善。《周易正义》虽与其余四经不同，但未完全放弃郑学，即使王学之注，亦不能“尽扫象数”，这一点，纪昀亦并未予以忽略。如云：“今观其书，如《复·彖》七日来复”，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说，则推明郑义之善。《乾》九二“利见大人”，王不用“利见九五”之说，则驳诘郑义之非。於“见龙在田，时舍也”，则曰“《经》但云‘时舍’，《注》曰‘必以时之通舍’者，则辅嗣以通解舍，舍是通义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训通。於“天玄而地黄”，则曰“恐庄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庄说之何以未允。如斯之类，皆显然偏袒。(123)但无论是“推明郑义之善”，抑或“驳诘郑义之非”，偏袒王学，然而终究没有完全摒弃“考证”（于易则为象数）之学，对南学虚浮之风有所纠正。纪昀评其“亦非考证之疏”，只是指其与诸经大体比较而言，并非斥其竟同于南学众疏也。
至于颖达“正义”出而占据学术主导地位，虽曰凭借朝廷颁行之力，要亦其书有超迈前古之优长，并以士子所乐于接受方可。遂得扭转一世竞慕南学，崇尚玄虚、浮诞之学风。旧疏众说亦因之而遭废弃，主要还是时代选择之结果，其责固不应由《正义》承当也。且当时旧疏众书俱在，颖达岂不欲其并存，通过比较，以证实所言不虚也？学术之进展，固在力矫前代之所失，然而扬一长，难免不遗一短，此于《周易正义》尤其可见。因之而有中唐李鼎祚辈及时而起，作《周易集解》辑集汉学遗逸，以补正孔《疏》之不足。
正因为孔颖达《周易正义》没有可据之本，因之也无所束缚，可以畅论一己之易学观点。其于《周易正义·卷首》对《周易》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易之起源、名义、作者等，综合古人《易》论，提出自己的见解，以统领对周易经传全书之义疏诠解，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的易学理论，足以代表其经学思想之特色。兹论之如次：
易经原本是卜筮之书，其功用在于预卜祸福，以趋吉避凶。易卦的形成，据《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古谓上古、中古与近古，上古即谓伏牺时代，相当于原始社会之旧石器时期；中古则是殷周之际的文王时代；近古是指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三圣即指上述三位堪称圣人的时代代表人物。可见易经产生之早，以及其如何之为时代所重。传说伏牺始画八卦，并重而为六十四卦，（一说为神农氏）(124)；殷商之际，文王被囚于羑里，忧患人世，而重新“演易”布列卦序，并于每一卦、爻下系以爻辞（部分爻辞为周公所撰或改易）。因为此一形式之“易”，产生于周代，故谓之《周易》。(125)而此前之“易”，尚有据伏牺之易卦所改作的夏之《连山》，及殷商之《归藏》(126)，因此而号称三易。三易之卦序与起始卦各不相同，《归藏》以坤始，《连山》以艮始，排列方式则二者相近。周易的卦序和爻辞，体现了独具的易理逻辑和质朴的人生哲理及自然观念。三易在当时皆属于卜筮之书，然而孔子在整理古代文化典籍时，之所以将《归藏》《连山》这两部书“刊落”，只留《周易》一种。按其自述保留与喜爱《周易》的原因，正是因为《周易》的系辞中，包含“有古之遗言焉”，而自己学易的目的并“非安其用而乐其辞”。而所谓易之“用”，当然是指卜筮吉凶；“乐其辞”则即《系辞传》所说的“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127)。《周易》的卦爻辞之所以耐人玩索，亦正如孔子在《要》篇中所言：“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128)。后来孔子传易时，就是按照《周易》爻辞所透发的“德义”方向，将《周易》这门学术引向了哲学一途。孔子非常喜爱《周易》的卦爻系辞，并专门为这些系辞作传，阐述其间的哲理，是为《系辞传》。孔子传易，历次的讲稿或讲堂记录，被弟子整理为十篇“大传”，合称“十翼”。孔子整理、讲解《易》、《书》、《诗》、《礼》，并删削《春秋》，阐释历史，即为后世经学的滥觞。论《易》则有象（卦象、物象、图像等天地人世现象）、理（易理、义理、哲理及人伦物理等）、数（序数、算数、运数亦即事物之固有规律等）、占（筮占，或称“数术”即是预测）四学之分，皆易学所固有的内涵及功用。尤其象理数三学，本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有其象必有其数，有其象数则必有其理，象数实乃义理生发之凭借与依据，此必然不移之则也。然既欲通晓其学，则又不得不分梳研究之，后世解易遂有象数、义理学派之分，此又与时代起伏相轻重者也。
汉魏经学时代迄于隋唐，注易之书已不虑百十种，大略分象数、义理两派。汉易主象数，而北朝因之；魏晋主义理，而南朝承之，隋则南学风靡，至唐孔颖达始有合一之倾向，而独取王弼注（斟酌郑注）而尽弃六朝众疏。说明援道入儒的玄学易，与汉易相较，反而更为符合《周易》的义理精神。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和《卷首》(129)八论所阐明、开列的基本问题，是为全书之纲领，解读之锁钥。此处不遑细论。仅择其大端，辨析如下：
易之三义及作易之宗旨
孔颖达于《卷首》首揭作易之宗旨及易之三义云：
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摠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130)
《易》一名而含三义，并且指出此三者，即是《易》的本质属性。（易者，其德也。）第一个属性是简易，即是说“易”是对客观实际化繁为简的集约性摹写，以便于把握；第二个属性是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模拟；第三个属性有些费解，既云“变”矣，何得复云“不变”？实际“不易”云者，是说“万类皆变，唯其变者为不变”。譬如天地无时不在变中，天阴晴其在上，地流迁其在下；又，四时交替，暑往寒来；以及人生虽然“代代无穷已”，但永远存在父母子女的关系。此类属性及此类变化规律则是永恒不变的。即使现代已无“君臣”关系，恐怕也仅是变换名称，而实际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无论以学术类别还是以书名而论，易卦之“易”，究竟何所从来，古人提出多种解释。其字或从日月合文，或象蜥蜴之形，皆取其变化之义，此即其原初含义。至其规模已成，学理渐明，而有汉代《易纬》之“三义”。“易简、变易、不易”，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易”之所有蕴含，嗣后无论有多少意义的阐发与提升，都不越此三者范围之外。说明中国古代圣哲，一上来就准确地把握了认识世界与人生的锁钥，并发明了解析其生成与变化规律的方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卦爻组成的易卦。人类自从产生自觉以来，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必须了解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并求预知其发展变化，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以适应或规避之。易卦就是根据既往经验，模拟生存环境及其规律所发明的一种解释自然和人生，并求预测其变化过程的系统模式。所以在易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第一个特征，即主要用于预测亦即卜筮。自其经过圣哲级别的王者按照不同的易理逻辑，重新布列卦序，并为每一卦和爻系辞之后，遂使“易”于卜筮之外，初步具有了指导人生认知世界的哲理性，因之也就具备了所谓“经书”的资格。仅就《周易》来看，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如果说在此一阶段，卜筮还是其主要功能，那么到春秋时代孔子作“十翼”之后，《易》之义理、哲理于是乎大明，人们从之认识、解说、把握甚至改造世界和人生的方向于是乎更加明确（虽然还有许多不足）。这也是不应存在疑议的。但是，“易”的卜筮功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从此人们有了预测和把握未来的更为广阔的途径。比如可以通过现象、运用数据推算和哲理的分析，这些都得拜孔夫子讲易所赐。
孔颖达于《卷首》多处论及易卦之作者与时代。其引《周易·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以此证明伏牺之易，已是六爻之重卦。愚以为其说可从。其事虽然难于证实，且亦难于证伪。古有其说，颖达又从而多方证明之，从逻辑上推衍，其说是可以成立的。惟此中所引文意，应须稍加辨正。《说卦》所谓“圣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被误解为此天地人之道，非所本有，而是皆为圣人所立。余读帛书《易传》，见此数句作“位天之道曰阴与阳，位地之道曰柔与刚，位人之道曰仁与义”(131)。乃悟此“立”字，音义应作“位”字读解。道本为一，其位于天者，称之为阴阳，因其无形也；其位于地者，称之为刚柔，以其有形质也；其位于人者，称之为仁与义，以人为道德之存在也。
孔颖达还引证《乾凿度》之文，阐述了圣人“作易所以垂教”的深意：
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132)
目的在于说明“理人伦，明王道”，理顺人间社会秩序；“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使百姓各安其生；顺应民情，使“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方是其“作易垂教之本意”，或曰宗旨。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进一步发挥斯意曰：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非夫道极玄妙，孰能与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灵之所益也。(133)
开宗明义地点出《周易》的学术品格，并非空泛无益的学问，而是体用兼备的行为指针。因之诫勉王者效法天地好生之德；不可逆乱和谐共处的人间秩序，“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如此则不惟生灵受益，自己声名亦可传诸不朽。突显了《周易》的训诫意义。
象数与义理之辨
“易者，象也”，离象不足以言易。譬犹人之有四肢百骸，离之，岂复有“人”哉？然则既有身体矣，还须更有精神，如此方是完人。此则如易之须有义理也。然而健全之精神亦须凭借健康的体魄而得，岂可弃躯体而独存？只可神游于八极而暂忘此身而已。《易》之象数、义理之辨大率若此。
《周易正义》独取王注，其对注本的选择，非据一己之好尚，自汉儒对易学象数，作尽发挥，已到转相祖述的地步，适值政治的变革，迫使《周易》学术向义理的方向转变。魏晋之际的王弼援道入儒，开辟了易学新境界。孔颖达因之评其《易注》曰：“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孔序的评价及选择，与此前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五经定本》的观点一致，说明这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选择。唐初三种权威《五经》著述的一致认定，从而奠定了《周易》王注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王弼《周易注》虽侧重于义理的阐释，然其毕竟属于魏晋玄学系统，而玄学是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学说，故而“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虚玄”当为道家特点，或为阐述妙理所难免；“浮诞”则“义涉释氏”，与儒家义理相去悬远，渺不相及。即或偶有相通之处，亦皆貌似而神异。“既背其本，又违於注”，“非为教於孔门也”(134)。所以皆为孔颖达所摒弃，只可作为参照观点，必须重新作一部义疏，以正其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