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穀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289)
既不满意前儒众说，乃自创“名例”，详密地辨析“疑滞”，讨论诸儒异同。书虽成于范宁之手，注解却多出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宁乃撰集“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传集解》”。《穀梁传集解》虽亦经传并释，然其所谓“集解”，却主要是集其父及门生故吏，即“二三学士及诸子弟”，一门三代所作之解，并诸儒同异之说为一书。
范宁在《集解序》中，论述了《春秋》经产生的背景，分析了三传的得失，提出了一些释经的原则，可谓深中经传肯綮。其论《春秋》曰：
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
其论经传之关系曰：
《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
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
提出“通经为主”的原则和“据理通经”的方法。具体的成果，便是杨士勋所称“范氏别为《略例》百余条”(290)以释经。因之可以不受“注不违传”的束缚，对旧注择善而从，“援汉、魏、晋各家之说甚详”。亦可谓集大成者矣。
唐朝杨士勋为《春秋穀梁传》作义疏，终使之得立为九经之一。与公羊学的“以义解经”相较，《穀梁传》是“借事明义”，更着重宣扬礼乐教化，推崇仁德之治，强调宗法情谊，并对“民为君本”的“重民”思想做出新的阐释。如“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291)。又曰：“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292)“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293)从正反方面论证了民重于君的思想。
《穀梁传》常常援引古礼阐释《春秋》经文义理，并以此揭示经文中所寓含的褒贬损益之义。如《东观汉记》谓：“礼重嫡庶之序，《春秋》之义大居正。”(294)《公羊传》即倡导“君子大居正”。何休注云：“明修法守正，最计之要者。”(295)“正”一般是指嫡长子，但“正”不必定“贤”；《春秋》“与正不与贤”的观念，实为杜绝王位继承方面的乱阶；但又可能导致另一种昏乱政治的产生。面对着这种政治伦理（尊尊，尊贤）与亲属伦理（亲亲，重嫡）的冲突，《穀梁传》采取重尊尊而轻亲亲的主张。提倡“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296)即主张不能以伦理取代政治。也是《穀梁》不同于《左传》、《公羊》处。《春秋穀梁传·桓公二年》书“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条下。杨士勋疏范宁注曰：“所以极言君父之恶，以示来世者，桓既罪深责大，若为隐讳，便是长无道之君，使纵以为暴，故《春秋》极其辞以劝善惩恶也。”(297)这都是对《春秋》笔削精神“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的忠实继承。
《春秋》之释经也，各有所长，郑玄《六艺论》曾有评论曰：“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杨士勋认为这是“先儒同遵之义”；阮元则曰：“《六艺论》云‘榖梁善于经’，岂以其亲炙于子夏，所传为得实与？公羊同师子夏，而郑氏《起废疾》则以《榖梁》为近孔子，公羊为六国时人。又云“传有先后，然则《榖梁》实先于《公羊》矣”。(298)二传先后可置勿论，其以“榖梁善于经”，近于孔子，则洵为至论。
范宁在其《春秋榖梁经传集解序》亦曾评论《春秋》三传之特色云：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
据杨士勋疏释，“《左氏》艳而富”者，是因为左氏“躬亲载籍，属辞比事有可依据”。“‘艳’文辞可美之称也”。其失在于“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公羊》辩而裁”者，“‘辩’谓说事分明，‘裁’谓善能裁断”。“失于‘俗’者，以其多及人之隐私也”；“《穀梁》清而婉”者，“辞清义通”之谓。其失“短”者，谓其于经文大义，往往缺略不言故也。三传各有短长，故范宁以为避其短而扬其长，则可几于道矣。阮元称赏其书曰：“范注援汉、魏、晋各家之说甚详”，杨士勋疏又为之“分肌擘理，为《穀梁》学者未有能过之者”(299)。杨士勋在为《春秋穀梁传集解》作疏的同时，尚著有《春秋公穀考异》五卷，宋代始佚。
二、从《五经壁本》到《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是《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撰成后二百年以后刊刻于石，立于国学的五经定本。因为同属维护经典文字字样及音义是否统一的问题，故有此举。惟其不称《五经》而号称“九经”，当为九经《正义》（《注疏》）撰成后之习称。而其最终刊于石者，又不限于“九经”，实为十二经。因述论之，以见唐代经学之发展云。
自《五经定本》及《五经正义》（675年）颁布以来，有关五经文字及音义的讨论、修订以及订正传抄讹误的努力，一直持续不绝。在两书颁布之后六十余年，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就曾将全本五经书于国子监讲堂屋壁，以供诸儒校刊正误之用。称之为《五经壁本》或径称《壁经》。
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记其事颇详。其文曰：
初，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辨齐鲁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诸生之师心曲学，偏听臆说，咸束之而归于大同。(300)
据刘禹锡所记，可知《五经壁本》创始于大历年间，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主持勘定五经和书写的是国子司业张参，目的在于校定以往经籍中之讹谬。
张参，开元天宝间举明经，至大业初任司封郎，授国子司业。所编《五经文字》三卷，附刻于《开成石经》之末，卷首有《五经文字序例》一文，阐明《五经文字》的缘起和体例，及国子监书《五经壁本》的原因。其文曰：
自顷考功礼部课试贡举，务於取人之急，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职事之病，上言其状，诏委国子儒官勘校经本，送尚书省。参幸承诏旨，得与二三儒者，分经钩考而共决之，互发字义，更相难极。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经典音字，多有假借，（自注：谓若借后为後，辟为避，大为太，知为智之类，经典通用）。陆氏《释文》，自南徂北，遍通众家之学，分析音训，特为详举，固当以此正之，（自注：唯今文《尚书》改就今字，删定《月令》，依其时进本，与《释文》音训，颇有不同）。卒以所刊，书于屋壁，虽未如蔡学之精密，《石经》之坚久，慕古之士，且知所归。(301)
因为当时出现“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的严重状况，大历十年夏六月，有司上言其状，代宗诏委国子儒官勘校经本。张参奉诏，“与二三儒者分经钩考而共决之，互发字义，更相难极”。最后将所刊定的五经，书于屋壁，即所谓的《壁经》。
关于张参为之作序的这部《五经文字》，自然是这次勘定《五经》的副产品，因为“以经典之文六十余万，既字带惑体，音非一读”，“犹虑岁月滋久，官曹代易，境复荒污，失其本真”，所以才在校勘经文的基础上，“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受法师儒，以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同时附于《五经壁本》之后，书于屋壁。全部工程的完成，前后费时一年。
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价说：“张参《五经文字》，据《说文》、《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302)
国子监书《五经壁本》之后不久，建中四年朱泚在长安兵变，德宗出奔，此后兵连祸结，几无宁日。国子监曾经兵燹，废毁可知。
直到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郑余庆任尚书左仆射兼国子祭酒，“以太学荒毁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此次重修包括先师庙及诸室宇，并重新缮写了《壁经》。此时距张参始书“壁经”，已经四十余年。
文宗太和年间，由于壁书容易剥落，方改由漆书壁板之上。刘禹锡的《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主要记述的是太和年间再新《五经壁本》之事。文曰：
《五经壁本》“揭揭高悬，积六十岁，崩剥污蔑，淟然不鲜，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国学上言，遽赐千万。时祭酒皥实尸之，博士公肃实佐之。国庠重严，过者必式，遂以羡赢，再新壁书”。
唐文宗即位（826年）后，革除穆.敬以来奢侈之风，释放宫人，裁减冗员，罢地方进献。不修葺宫苑，而特重国学的修缮。刘禹锡记述新修的情景曰：
惩前土涂不克以寿，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牍而高广，其平如粉泽而洁滑，背施阴关，使众如一；附离之际，无迹可寻。堂皇靓深，两庑相照。申命国子能通法书者，分章揆日，逊其业而缮写焉。笔削既成，雠校既精，白黑彬班。瞭然飞动，以蒙来求，焕若星辰，以敬来趋，肃如神明，以疑来质，决若蓍蔡。由京师而风天下，覃及九译，咸知宗师，非止服逢掖者钻仰而已。(303)
此次重新缮写可谓焕然一新，鉴于以前直书于土壁之上，无法长期保存，这次则采用上好木材，比照廊壁尺寸，剖成宽大平滑的木板，连结成密无间隙的整体版面，由善书之国子生员，缮写于木版之上。白底黑字，焕若星采。较之土壁，又是一番景象。刘禹锡十分重视此事，认为足可书之竹帛，志之艺文。于是在文末写道：“时余为礼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关决，故书之以移史官，宜附艺文云。”
但是，书于国子监讲论堂的《壁经》，主要提供给学官和国子生员校订经籍之用，未能普及于广大举子和社会人士。于是在太和四年，《壁经》落成后不久，翰林侍讲学士的郑覃，即向文宗进言：“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文宗“从之”。但刊刻石经的建议并未及时实行，因为第二年李宗闵、牛僧孺执政，恶郑覃与李德裕相善，罢其侍讲学士。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复出，郑覃任御史大夫，仍召为侍讲学士，得在文宗左右。“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304)太和九年十月，郑覃迁尚书右仆射，兼判国子祭酒，不久又以本官同平章事。郑覃以宰相兼国子祭酒的身份，领导了国子监刊刻“石壁九经”的工程。“覃乃表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校订九经文字，旋令上石。”(305)
《开成石经》于附刻张参《五经文字》三卷之后，又附唐元度《新加九经字样》一卷。作为对张参《五经文字》的补充，亦附刻于石经之末，“用证谬误”(306)。
石经之刊刻，完成于开成二年。石经末署“开成二年丁巳岁月次于玄日维丁亥”，即开成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至此，唐国学《五经壁本》用了六十余年时间，距太宗贞观七年颁布颜师古《五经定本》于天下，整整二百零四年。至此，儒家经籍由纸本而登壁，由土壁而木版、由木版而石刻，最终成就了《开成石经》这部卷帙浩繁的石刻典籍。历经近一千二百年历史风雨之后，至今保存完好。
《五经定本》所谓五经与《石壁九经》的“九经”实际是一致的，所谓“五经”，礼经包括三礼，《春秋》实指三传。九经之谓，则是将五经分析而统称之为经。但是时称《石壁九经》只是《开成石经》的省称，文宗敕文明令“《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则《开成石经》实为十二经，应该无疑。后儒或未见《唐会要》，仍据《旧唐书》之省文，作了许多考证。《金石萃编·石刻十二经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条引《石经考》曰：“按《旧唐书·文宗本纪》及《郑覃传》，皆言石壁九经，即黎持之祀亦然。(307)其实九经之外，更有《孝经》、《论语》、《尔雅》，凡十二经，不止九经也。”《金石萃编·石刻十二经》云：“惟验石刻，实十二经。”(308)
唐末五代社会虽处风雨飘摇之中，但各朝政府仍然十分重视经籍与文教的存废与维持。由于五代雕版印刷术的进步，推动了经籍、字样书的发展和普及。后唐宰相冯道、李愚皆重经学，因“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较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敕下儒官田敏等，考较经注。敏于经注，长于《诗》、《传》，孜孜刊正，援引证据，联为篇卷，先经奏定而后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钱及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即“长兴三年二月，中书省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事。(309)然此役至后汉乾佑年间方始雕板完毕。中国从此有了雕版印行的经籍，减少了公私抄本的文字讹误。后周又继印发行了雕版《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无疑是在经籍普及与文字规范方面的一大进步。
此后，直至南宋时确认《孟子》为“经”，合晚唐确认的十二经，成为至今传世的《十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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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隋书·褚辉传》卷七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23页。
(10) 《旧唐书·徐文远传》卷一百八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3页。
(11) 《隋书·炀帝纪下》卷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3页。
(12) 《隋书·文帝纪下》卷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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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隋书·经籍志一》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15，913，933，935，939，941页。
(15)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196页。
(16) 清陈熙晋撰《春秋述议拾遗》卷八，第88页，《丛书集成续编》第270册，第479页，经编第13册，广雅书局，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版。
(17) 《隋书·刘焯传》卷七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18页。
(18) 《隋书·儒林传序》卷七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07页。
(19) 《诗疏平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0) 《毛诗正义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1) 《尚书正义序》卷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22) 《尚书正义·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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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鸣盛：《尚书后案》，《续修四库全书》第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25) 《尚书正义·洪范第六》卷十二，《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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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臧茂才：《经义杂记》卷一百九十六，第16页，学海堂经解本。县，即悬。
(29)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第204页。
(30)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第204页。
(31)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四·左传杜解补正》卷二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5页。
(32) 《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左传正义提要》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页下。
(33) 刘文淇《左传旧疏考正自序》，王先谦《清经解续编》卷七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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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皮锡瑞：《经学历史》之七《经学统一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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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8页。
(39) 申屠炉明《孔颖达颜师古评传》第一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40)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42页。
(41) 《唐会要·封禅》卷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8页。
(42) 《全唐文·颜师古》卷一四七，（据《唐会要》见下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92—1493页。按：《唐会要》所载《封禅议》即本传之《封禅仪注书》，然两书似皆略去具体仪注。
(43) 《唐会要·封禅》卷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9页。
(44) 以上除注明者外，全据《旧唐书》卷七十三，第2594—2596页；《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41—5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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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以上据申屠炉明《孔颖达颜师古评传》第七章，《〈汉书注〉的得失》等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207页。王引之考证见《读书杂志·汉书》卷一，第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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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颜氏家训集解·杂艺第十九》卷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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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据《陈书·儒林·张讥传》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45页。传云：讥性恬静，“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皆传其业”。
(58) 《陈书·周弘正传》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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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旧唐书·徐文远传》卷一百八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3页。
(61) 以上据《旧唐书·陆德明传》卷一百八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4—4945页；《新唐书·陆德明传》卷一百九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39页。
(62) 《册府元龟》卷九十七，中华书局，1960影印版，第1154页。吴检斋《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序》注引《玉海》卷四十二云此记载出自《旧唐书》别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据两《唐书》定其生卒年为556—627年；钱大昕《疑年录》注《旧唐书》“卒唐贞观初”云：“史不载其年寿，然尝长从学于周弘正，弘正卒于陈太建六年甲午，假使弱冠受学，距贞观元年丁亥亦五十四矣，其寿当亦近八十也”。据《本传》德明弱冠已参加太学论辨，力挫徐孝克矣，则其受学当在此前。据此别本《旧唐》，德明似卒于贞观十五年倾。若生于556年（梁太平元年丙子），至贞观十五年辛丑（642年），为八十六岁。
(63)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条例》卷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页。
(64) 《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7页。
(65)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原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页。
(66) 《四库全书总目·五经总义类》卷三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0页上。
(67) （清）钱大听《潜研堂文集·跋〈经典释文〉之二》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66页。文曰：“细检此书，所述近代儒家，惟及梁陈而止，若周隋人撰音疏，绝不一及，又可证其撰述，必在陈时也。”
(68) 详见吴检斋《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序》注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
(69) 《旧唐书·儒学传上》卷一八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70)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17，18，20页。
(71) 《说文解字注》二篇下，辵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下；《论语集注·为政》卷一，第53页。
(72) 《四库全书总目·五经总义类·经典释文》卷三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0页中。
(73) 《经典释文汇校》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页。
(74) 《说文解字注》九篇下，易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上。
(75) 《经典释文汇校》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页。
(76) 《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卷六〇八，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8页。
(77)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852，5853页。
(78) 《古今纪要》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版，第16页。
(79)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唐孔陆两经师优劣论》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2页。
(80) 《论语集注·里仁第四》卷二，第69页；《弓冶长第五》卷三，第81页，《四书章句集注》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81) 《王弼集校释·老子指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6页。
(82) 《文选》卷49，第692页下，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版。
(83) 《晋书·乐广传》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45页。
(84) 清代赵翼名言曰：“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实际是诗歌之幸，非诗人之幸也。余谓学术亦然。
(85) 《旧唐书本传》注，见卷七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5页。于碑见《全唐文·大唐故太子右庶子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宪公孔公碑铭》卷一百四十五，1461页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86) 《欧阳修全集·集古录跋尾·唐孔颖达碑》卷五，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155页。
(87) 《旧唐书本传》载列传第二十三；《新唐书》载《儒学传上》列传第一百二十三；近见陈冠明《孔颖达世系及入唐前行实考》一文，载阴山学刊2003年第5期。云：“《新唐书》传、表撰修者不一，故抵悟如此”。“《世系表》为吕夏卿撰，当受欧阳修影响”；然奉旨撰新《唐书》，修名列前，列传实为宋祁所撰，不容不读不容不问，宋祁坚持，想应有据。
(88) 以上据《全唐文·大唐故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宪公孔公碑铭》卷一百四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1页下，1462页上。
(89) 《旧唐书·孔颖达传》卷七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1页。
(90) 《册府元龟》卷七七五，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9211页。
(91) 《册府元龟》卷七六八，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9127页。
(92) 《隋书·刘焯传》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19页。
(93) 《旧唐书·孔颖达传》卷七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1页。
(94) 《全唐文·大唐故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宪公孔公碑铭》卷一百四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2页上。括号原为阙字，为减少阅读障碍，余乃不揣冒昧试填之。陈冠明谓“金山”，似为“荆山”之讹。甚是。
(95) 此类事证，每见于隋唐小说，非尽空穴来风，兹不暇详论。
(96) 《全唐文·大唐故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宪公孔公碑铭》卷一百四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2页上。原文有阙字，参考有关引文补全。
(97) 《旧唐书·孔颖达传》卷七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2页。
(98) 《旧唐书·儒学传上》卷一八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99) 《资治通鉴·唐纪十一》卷一百九十五，1956年版，第6153页。
(100) 《唐会要·论经义》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05页。
(101) 白长虹《毛诗正义撰者及编撰时间考论》引台湾学者张宝三文，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02) （明）鄭真《榮陽外史集·贞观十四年祭酒孔颖达上五经正义表》卷六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版，第15—16页。郑真，明洪武初年临淮县教谕，广信府教授。其《榮陽外史集》卷六十、六十一两卷，全为唐人表章，共43篇。如此集中，全不见于著录；又不注明出处，《全唐文》本为辑佚之作，亦未录其半篇；其六十一卷另有五篇时文，首题《拟江淛奉化麦瓜并瑞表》，考前五十七卷，有《拟唐颜杲卿谕河北诸郡檄》，及魏晋两宋表文之拟作。又，六十二卷《晋王之国谢表》后有一《后记》，言晋王问其“表文体制若何”？答曰：“表系人臣告君之辞，词贵谨恭，意贵畅达，不在雕巧，自汉历唐及宋，体各不同”云云。则知此皆教诸生示例拟作之文，既非辑佚，亦非有意作伪也。惟其文各题应冠以“拟”字方是。不然将徒滋疑窦耳。
(103) 《册府元龟·雠疾门》卷六〇八，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7308页。
(104) 《新唐书·孔颖达传》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44页。
(105) 《旧唐书·孔颖达传》卷七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3页。
(106) 《贞观政要集校·崇儒学》卷第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84页。严格地考察名次问题，应以原诏书为准，然已久佚，据同受诏人史传的叙述是难于论定的。史传的叙述，往往是顺文势而来，一般都是将传主置于首位，而说与某某同受诏作某事的。
(107) 《新唐书·孔颖达传》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44页。
(108) 《唐会要·论经义》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05页。
(109) 潘重规《五经正义探源》，载《华钢学报》1956年第1期，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此则转引自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740页。
(110) 《旧唐书·儒学上》卷一八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111) 《唐会要·贡举下·论经义》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05页。
(112) 见《册府元龟·学校部·校刊》卷六百八，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7303页。
(113) 《全唐文·长孙无忌·进五经正义表》卷一三六，1983年版，第1375页。引文有节略。
(114) 《郡斋读书志·尚书正义》条载：“唐史志传记事多参差，此为尤甚，所记撰者姓氏颖达外往往不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认为孔序未提及的“四人与于志宁入《周易正义》撰者中，可疑。”疑固可疑，要在疏通，不通，然后定疑。《新唐》病在过简，史实则多经考证，不可轻易否定。
(115) （清）齐召南《尚书注疏考证·正义序考证》卷五，第3页，《续四库全书》44册。
(116) 《四库总目·毛诗正义四十卷》卷一五，中华书局，第120页上。
(117) 《旧唐书·崔义玄传》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89页。
(118) 《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8页。
(11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页中。
(120) 《十三经注疏·周易注疏校勘记·周易兼义上经乾传第一》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页中。
(121) 《周易正义序》卷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上。
(122) 见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四十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3页，注18。
(12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页中。“舍是通义，而不疏舍之何以训通”，今按：王注“见龙在田，时舍也”为“必以时之通舍”者，是兼“潜龙勿用”，“或跃在渊”等行为状态统而言之也，谓龙之所以现之于田，须根据时之或通或舍。非释舍是通义。而《文言》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则分明是时之通也，与释九二爻辞，时舍也，为“时之废止”显然矛盾。乾初二两爻虽皆处下位，而有当位与否之分，形势大不相同，能够出潜而现田，则时不可谓不通。然释舍为通至为迂曲，通，达也，顺也；舍，止也，废也；只有采取相反为训之一途，别无他法。
(124) 伏牺画卦之说，史无异言，而《汉志》谓文王重卦。是不然也。若此，则此前安得而有《归藏》《连山》之存在？一说神农氏重卦，对此，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立有专节讨论。
(125) 以上，参酌孔颖达说，见《周易正义卷首》论重卦之人诸节。
(126) 据考古发现，战国末年王家台秦墓竹简《归藏》与今本多合。又《礼记·礼运》载孔子云：“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郑玄注：“得《坤乾》，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熊安生疏：“殷《易》以坤为首，故曰《坤乾》。”可证孔子所见《坤乾》，应该即是《归藏》，其文多涉夏、商之际，故应以郑玄“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说为是。
(127) 《周易正义》卷第七，《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128) 《帛书周易校释·要》，湖南出版社，1987年增订版，第480，481页。
(129) 《周易正义卷首》者，卷首，并非文题，且无意义可言，实即书卷卷次之前的书页，用以容纳序言、凡例之用。此文即是孔颖达置于卷首的一篇引言，当时并未命题，后学见其置于卷首，因用以为题。读者以引言视之可也。
(130) 《周易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释文曰“地流迁”者，意指山河变迁及沧海桑田之属。
(131) 《帛书周易校释·易之义》第四章，湖南出版社，1987年增订版，第461页。
(132) 《周易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上。
(133) 《周易正义序》卷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34) 《周易正义序》卷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35) 《王弼集校释·周易注·乾卦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5页。
(136) 《王弼集校释·周易略例·明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137) 《周易正义·乾》卷第一，第1页；《屯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版，第40页上。
(13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页中。
(139) 刘玉建《汉魏易学发展的理论结晶：〈周易正义〉—学术及政治视野下的创作动因审视》周易研究，2006年第5期。
(140) 《周易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41) 《周易正义·系辞上》卷七，《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版，第315，339，344页。
(142) 《张载集·大易篇第十四》，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8页。
(143) 《周易正义卷首》第八，《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44) 《尚书正义·尚书序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45) 《经典释文序录·注解传述人》，第63页，引郑玄《书论》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一说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