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兢生平事略
吴兢，汴州浚仪人（今河南开封）。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方直寡交游，惟与魏元忠、硃敬则友善，二人亦颇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37)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水部郎中。玄宗时，为谏议大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还曾出任台、洪、饶、蕲、相等州刺史，邺郡太守，后回京任恒王傅。
吴兢既为史臣，“直史馆，修国史”。后任谏官，性情耿直，每敢犯颜直谏。唐中宗时，大权旁落，武三思、韦后等效法武则天，意欲铲除李唐继承人，乃唆使奸党“日夜谋谮相王（李旦）”与太子李重俊“通谋”造反。吴兢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疏中宗，直率地指出把相王说成太子同谋，是阴谋。“贼臣等共加罗织，此则祸乱之渐，不可不察”，因劝中宗珍惜与相王“亲莫加焉”的手足之情，“若信任谗邪，置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谓芟刈股肱，独任胸臆，方涉江汉，弃其州楫，可为寒心，可为恸哭”，并进而指出“自昔翦伐枝干，假权异族者，未有不丧其宗社也”“验之覆车，安可重迹”(38)。吴兢分析说，如果相王被诬治罪，那么中宗本人也将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吴兢的表疏颇具影响，加之御史中丞萧至忠等同时上疏，终使相王平安无事。数年后，中宗被韦后等毒死，李隆基兴兵平乱，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
睿宗临朝，“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39)。在宰相姚崇、宋璟辅助下，“协心革中宗敝政”，“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40)。吴兢转官起居郎，“掌录天子起居法度”。“秉笔随宰相入殿”，每“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皇帝“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起居郎可以“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41)。
不久，讨诸韦有功的太平公主又复擅权揽政，重蹈韦后母女覆辙。辛替否因而上疏谏睿宗，“忍弃太宗之理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观万国？”(42)对于究竟是“依贞观故事”，还是踵“中宗之乱阶”的政治较量，最终由太平公主势力被一举尽歼而结束。玄宗亲政之后，励精图治，倚重贤相姚崇，抑权幸、纳谏诤、却贡献，“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终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43)。
玄宗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一反中宗、睿宗难以独掌权柄的局面，然而权力的集中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臣僚谏表可采者，未蒙召见细访；忤旨者，先见其责罚。吴兢虑及玄宗勇于果决，而疏于纳谏，乃上疏曰：
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谏则身危。臣愚，食陛下禄，不敢避身危之祸。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未尝蒙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由是臣下不敢进谏。使所言是，有益于国；使所言非，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传，相视怪愕。
夫人主居尊极之位，颛生杀之权，其为威严峻矣。开情抱，纳谏诤，下犹惧不敢尽，奈何以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郑人欲毁乡校，而子产不听也。陛下初即位，犹有褚无量、张廷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等数上疏争时政得失。自顷上封事，往往得罪，谏者顿少。是鹊巢覆而凤不至，理之然也。臣诚恐天下骨鲠士以谠言为戒，桡直就曲，斗方为刓，偷合苟容，不复能尽节忘身，纳君于道矣。
夫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人将疾，必先不甘鱼肉之味；国将亡，必先不甘忠谏之说。呜呼，惟陛下深监于兹哉！
谏疏引经据典，不容置疑，直言谠论，令人震撼。历举拒谏灭亡史迹，并“贞观故事”以谏玄宗。可惜文长不能俱引。由于吴兢谙习史事，其举太宗纳谏言行说：“太宗尝谓宰相曰：‘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黏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闻，刑戮几措，礼义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与圣祖继美乎？”然后辨析说：“夫以一人之意，综万方之政，明有所不烛，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谕于下，下情未达于上。伏惟以虚受人，博览兼听，使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谏不避死亡之诛者，特加宠荣，待以不次，则失之东隅，冀得之桑榆矣。”(44)自此玄宗一改拒谏作风，日闻献纳，终于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开元、天宝之治。
吴兢所上谏疏皆关乎国家大事。所进《谏十铨试人表》即是明显一例。当时在选用官员时，玄宗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且程序繁杂，难于分清职责。吴兢于是奏疏予以谏止，其文曰：
臣闻《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实百王准的。伏见敕旨，令韦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铨选，及试判将毕，递召入禁中决定，虽有吏部尚书及侍郎，皆不得参其事。议者皆以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则居上临人之道，经邦纬俗之规必在推诚，方能感物。抑又闻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故汉光武置赤心於人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尝卒至尚书省，尚书令陈矫跪问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矫曰：“此是臣之职分，陛下非所宜临。若臣不称职，则就黜退。陛下宜即还宫。”帝惭而返。又陈平、丙吉者，汉家之宰相也，尚不对钱穀之数，不问路死之人。故上自天子，至於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况我大唐万乘之君，卓绝千古之上，岂得下行选事，顿取怪於朝野乎？凡是选人书判，并请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铨分选，复以三铨还有司。(45)
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强调要按既定法规行事，皇帝也不能任意改变制度，亦不得随意干预各部的工作。
此后，吴兢历转多官，如迁水部郎中，兼判刑部郎中，皆修史如故。参与修定《则天实录》，并新成《中宗实录》、《睿宗实录》三部史书；还奉诏参预编次秘书监图书；任卫尉少卿时兼修国史，撰成《贞观政要》。后因母丧去官，朝廷几次欲“夺情”起复，吴兢三上《让夺礼表》，坚守“三年之制”(46)。期间，即使“停职还家”，却依然“匪忘纸札”，坚持修撰。开元三年守丧期满，“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47)。开元八年，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即吴兢《贞观政要序》中所云：“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二公并相之时，弼谐王政，缅怀故实，以“太宗时，政化良可足观”，“爰命下才，备加甄录”。吴兢受命，“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48)，开始编录《贞观政要》。
此年，吴兢忽然辞去史职，请求外任。其《乞典郡表》云：
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垂诫将来。顾省微躬，久妨贤路，乞罢今职，别就他官。至于理人之政，在兢尤所详晓，望令试典一郡，刺举外台，必当效绩循良，不负朝寄。(49)
玄宗批答曰：“岂转要以从闲，乃回难而就易，私愿或惬，公道若何”(50)，因而不许。吴兢之所以欲辞去史职，是因张说为相并监修国史。先是，吴兢与刘知几重修《则天实录》，记长安三年张昌宗诬陷魏元忠，引张说作证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51)其事据《唐会要》、《资治通鉴》所记为：张昌宗欲图皇太子，乃谮魏元忠等密谋拥立太子夺位。逼迫张说作证，并“赂以美官”，张说“伪许之”。宋璟恐说阿意，乃谓曰：“大丈夫当守死善道”。刘知几又谓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当武后让张说对质时，张说“因厉声言魏元忠实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武则天因此斥责其为“翻覆小人”。于是，贬元忠，而流放张说。而此时，张说以宰相兼修国史，见《则天实录》中这段记述，明知是吴兢所记，却又假说刘知几论魏元忠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当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在场的史官无不惊异，赞佩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张说见暗示无效，便私下找吴兢，“频祈请删削数字”，吴兢回答得很直率：“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52)坚持不改。但吴兢深恐在其属下修史，难于直笔叙史，因而申请外调。后终因吴兢“以父丧解（职），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53)开元十三年，吴兢“丧终”，转官太子左庶子。此后未再担任史职。
十三年十月东封泰山，玄宗途中“数驰射为乐”。吴兢上《谏东封不宜射猎疏》，“依贞观故事”劝谏玄宗，说“贞观时，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则博选识达古今之士”，“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戒。伏愿陛下遵而行之”。同时指出，“骋奔马于涧谷，要狡兽于丛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驭朽之变”，安可与太宗“同年而较其优劣”(54)玄宗纳之。第二年六月又上《大风陈得失疏》，其文有曰：
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故曰：“人主与人权，犹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灾异，欲人主感悟，愿深察天变，杜绝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乱，府库未充，冗员尚繁，户口流散，法出多门，赇谒大行，趋竞弥广。此弊未革，实陛下庶政之阙也，臣不胜惓惓。愿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虽有旱风之变，不足累圣德矣。(55)
借大风为灾，玄宗诏群臣陈得失之机，引据经典，进一步劝谏玄宗“斥屏群小，不为慢游”，“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诫骄奢，听忠言，防微杜渐，致力政理，以维护清平之治于不坠。
吴兢在武后朝，虽任史事，然由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郁郁不得志，乃私撰《唐书》、《唐春秋》，刊削未就。任太子左庶子的次年，吴兢上《请总成国史奏》，追述自武后朝以来预修国史的经历，及私撰国史的情况，特请朝廷给楷书手和纸墨，以便抄录成书。玄宗未复其史职，只是诏吴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后张说致仕，亦诏其在家修史。宰相李元纮上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令国之大典，散在数所。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旧草不坠矣”。(56)诏从之。二人虽然同在史馆修撰，但是修史的文风却迥异其趣。张说是开元盛世有名的“燕、许大手笔”之一，文笔自然高出吴兢，然其“志在粉饰盛时”；吴兢质朴无华，且旨在“直书”、“实录”，而伤于疏略、过简。期间，《贞观政要》书成，写《上贞观政要表》，并书稿一同呈上。在史馆日久，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后历转数郡刺使，皆“许以史稿自随”。及萧嵩入相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书，得六十馀篇。(57)
吴兢一生精力，主要集中在国史修撰上。除表疏之外，文章保存甚少，因此并无文集传世。史学著作，仅《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十余部，计有：《乐府古题要解》一卷，《齐史》十卷，《梁史》十卷，《陈史》二十卷，《周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唐书》一百卷（《隋史》、《唐书》与韦述、柳芳等合撰），《唐春秋》二十卷，《太宗勋史》一卷，《唐书备阙记》十卷，《高宗后修实录》十卷（初令狐德棻撰，刘知儿、吴兢续成）、《中宗实录》三十卷、《睿宗实录》五卷、《贞观政要》十卷、《唐代名臣奏》十卷。“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国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58)
此外还有目录学和兵家、医学著作，《新唐书·艺文志》还载有：《兵家正史》九卷，医书《五藏论应象》一卷。(59)其中《贞观政要》十卷属于晚年之作，也是吴兢惟一流传至今的一部史书。其余少部分著作尚有后人辑本。
吴兢不愧为一代良史，他对文献编纂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成就留给后世丰富的思想启示。
二、吴兢的史学思想与成就
吴兢一生硕果累累，其代表作是《贞观政要》，其成就，一方面固然是受儒家“惩恶而劝善”、“经世致用”修史思想的影响，另方面是唐初成绩斐然的史学成就，为吴兢修史提供了可贵的原始资料和榜样激励作用。
吴兢修史，上距贞观之治为期不远，虽然中经武后的改制，然而遗风犹存，民气可复。彼时朝野上下对儒学无以复加的推崇，形成了以儒家思想观察、思考问题的视角，这使贞观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着浓重的儒学色彩，吴兢的《贞观政要》，正是在唐太宗崇儒重道的历史背景下，在唐初史学尤其是修史之风的极深影响下诞生的。
吴兢作为一代良史，一生著述颇丰，而《贞观政要》为其代表作，《贞观政要》对后世及唐代史学有着深远影响。
《贞观政要》是一部汲取了儒家思想的帝王文化范本帝王文化吸收了儒家思想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内圣外王”、“儒表法里”，帝王文化和儒家思想可以说是结合得最为紧密，在大一统问题上，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是基本一致的，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一家”思想和帝王文化的“家天下”思想外表也己相似。这在吴兢《贞观政要》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贞观政要》是吴兢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专制制度，按照儒家的思想而撰述帝王文化的范本。吴兢认为“君道第一”，应弘扬帝王的个人修养和政治谋略，以让皇帝从选拔官吏、施用刑赏、调度军事、生活作风等方面遏制皇权的恶性发展，让皇帝认真把历史上留下来的儒家等有价值的思想接受过来，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唐朝末期，宪宗李纯、文宗李昂、宣宗李忱等都奉《贞观政要》为经典。其中，宣宗李忱还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60)。他们通过阅读和研究此书，慨然仰慕祖宗的辉煌业绩，从中获取鼓舞的力量，力图奋发有为，挽救业已走向衰败的大唐帝国。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为《贞观政要》新刻本作序。《贞观政要》对帝王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这些帝王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本书，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感悟到《贞观政要》确实是一部有助于治国安邦的教材，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有益的治国经验。
《贞观政要》一书的影响面很广，除广泛流传于汉族地区外，还曾被译为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蒙文和满文，以供西夏、辽、金等朝的统治者参考。这种影响甚至于延及古代日本，“这本书自日本平安时代开始，一直就是日本帝王的教科书”(61)。日本平安时代初（794年起）正当唐德宗贞元年间，表明《贞观政要》自唐末就已传入日本，并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宝典，据说“历代的幕府政权都相继援用，民间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寺庙的僧侣都争相研读”(62)。
《贞观政要》的忧患意识
《贞观政要》全书贯穿、透发着一种“居安思危”居高虑倾的忧患意识。这固然是贞观君臣的思想表现，也是吴兢史学思想的有意安排。“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文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传》虽为孔子所作，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却是源远而流长，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殷周甚至夏商之际的社会变革时代。殷亡周兴的历史事件，引发了周初统治者及知识分子对家国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思考和总结，如《诗经》有言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63)。《集传》引：“苏氏曰：商周之衰，典型未废，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为不义以自绝于天，莫可救止，正犹此耳。殷鉴在夏，盖为文王叹纣之辞。然周鉴之在殷，亦可知矣。”传为文王系辞的《易经·乾卦爻辞》就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等语，《文言传》曰：“何谓也？子曰：‘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64)说明周初统治者，处处以殷商为鉴，并教育子孙后世，时时记取败德亡国的教训。这种临政“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65)的戒惧心理，经过儒家经典的传播与提倡，特别是《周易》对事物成毁胜败规律以及如何持盈保泰的探索追求，逐渐沉淀为一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一“忧患意识”始终贯穿于中国历史以及人文精神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从思想内涵上说，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清醒的危机意识，一种富有远见的宏大历史意识，融合着深切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
作为一位富有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史官。吴兢敏锐地发现“贞观之治”与忧患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与“贞观君臣具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有着直接关联，时时处处以亡隋为借鉴，君臣戮力于太平盛世的政治与民生建设。“贞观之治”的治国思想和具体措施，正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
《贞观政要》使用大量篇幅记述太宗君臣对历史兴亡的探讨，表现了他们惕焉兢惧、临深履薄的思想和心态，借鉴历史，总结兴亡的经验与教训。即是其深沉的历史忧患意识的体现。这也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是与太宗的个人品质有关，史学家向来感叹“明君之难遇”，范祖禹就曾在《唐鉴》中指出：“夫贤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历八百余年而后有汉，汉历八百余年而后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岂不难得哉！”其次是出现魏征、王珪、马周等一大批治世良臣，尤其魏征，其历史识见之卓越，善于谏诤的胆略，以及体国忘身的公忠，实为“不世出”的罕遇良才，太宗至将其比作诸葛亮而无不及。不世出之明君贤相，加之太宗君臣历史罕遇的风云际会，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内在因素。或许有人要说，这是历史的的必然，没有太宗和魏征，还会出现李征之类的的话。而这恰恰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历史的必然恰是由无数历史的偶然性组成并体现出来的，而且必然性是不将时间计算在内的。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及“八百年一遇”，虽为极而言之，倘若世不偶出“贞观君臣”，岂不哀哉！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重要原因，那就是隋末那场前所未有的大动乱，涉及范围之深且广，破坏程度之严重与惨烈，皆为前古所未有，给予亲历其时其事的贞观君臣以强烈而深刻的刺激。恩格斯有句名言曰：“没有哪一次巨大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66)加之其时其人，真是缺一不可，岂不信然。
贞观君臣的忧患意识及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具体体现，经过吴兢以文简而义丰的史笔，进行概括归纳，分门别类地予以采录，勾勒出一幅幅“贞观之治”历史图画，不仅给后人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一部如何致治的政治教科书。这当然与其同样以忧患意识等史学思想用作修史的指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贞观政要》对后世及唐代史学的影响
贞观之治本身是封建社会统治的典范，再加上吴兢对这段历史的档案文献有一个比较好的编纂方法。于是贞观之治和《贞观政要》相得益彰。一方面《贞观政要》成为历代封建文人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唐代著名学者柳芳、欧阳询，宋代司马光、范祖禹，元代儒臣戈直等都先后为《贞观政要》校勘和重勘；另一方面从《贞观政要》中可以找到贞观之治，能帮助统治阶级从中找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故引起历代封建帝王的重视和赞赏。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其详尽。此外，吴兢生于唐太宗逝世二十年之后的公元670年，其生活与著述时代距贞观年间不远。因此，《贞观政要》是唐朝人写本朝事，所提供的史料自然要比后出史书更为翔实可信。
在历史编纂学上，《贞观政要》也拥有独特的地位。吴兢这种按照专题分类，进行总结归纳，用以记述一朝历史的作法，使各类致治思想与措施，相对集中，脉络清晰，便于研习与效法。这是本书得以长期传习，广泛流布的重要原因。后世史家，争相效法，遂使后世类拟的论政书籍不断涌现。如北宋史家范祖禹纂成《唐鉴》一书，辑录了唐代君臣的政治言行。其所编撰的另一部著作《帝学》又纂辑了上至伏羲、下迄宋神宗的贤君事迹，并在每条后面附有论断。其中以记叙宋代的事实居多，俨然是一部新撰的“宋代政要”。明代宗朱祁钰在景泰年间主持编写了《君鉴》五十卷，其中七卷是记述明朝帝王的言行，与范祖禹的《帝学》相类似等。这些书都是仿效《贞观政要》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特点而进行的补缀和发挥。
三、吴兢的修史特点
吴兢编撰《贞观政要》，恪守“克遵前轨，择善而从”的编撰思想，独创了专题编排体例，继承了儒家秉笔直书的“董狐”作风，并用简赅叙事的生动文笔，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汲取儒家致治思想的帝王文化范本。《贞观政要》是“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针，对唐朝和前代的封建统治经验做了一个总结”(67)。
“克遵前轨，择善而从”的编撰思想
《贞观政要》编撰于玄宗开元后期，此时唐王朝虽然承续“贞观之治”而继续兴盛发展，但社会危机已初见端倪，“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微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68)，政治状况昭然不及贞观时代清明。身为朝廷官员的吴兢，深感有必要进谏皇上，改善政治，以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吴兢认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69)，如果玄宗能遵从太宗的治国方针、政策，“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70)。
因此，吴兢编撰《贞观政要》，概述贞观年间政事的纲要，皆人伦之纪，军国之政，以备玄宗君臣“克尊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71)。吴兢的编撰指导思想非常明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义在惩劝”：把历史文献编撰、整理落脚于实现历史文献的真正社会价值，并希望玄宗统治集团“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求国家长治久安。这正是《贞观政要》具有巨大社会价值和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吴兢以事过不久的当代史讽谏当今政治，反映出作者高度的胆识，这也是该书编撰的一大特色。吴兢这种“克遵前轨，择善而从”的编撰思想与“惩恶而劝善”的儒家《春秋》笔法在精神上是相一致的。
体例新颖，文约事丰的良史
在唐朝以前汇编的体例比较简单，如《尚书》，基本上以时间为序进行排列，不分类，以编年体例为主。而《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以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从而把贞观时期的治国方针、君臣关系、道德规范、文史、礼乐、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都反映在相应的专题中，使人一目了然。为历代统治阶级了解“贞观之治”和今天研究唐初的历史及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较为系统的素材。吴兢这种开创性的体例编排，为后世学者如何编纂史书，开创了一条新路。在修史中追求形式创新，以容纳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是儒家学者自孔子修春秋以来，一直延续的优良作风。终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施政的成功经验。
唐代与吴兢同时代的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评价史书优劣的标准曰：“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72)就是说一部好的史书，首先应做到文约事丰，简捷明了。清代学者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称赞《政要》说：“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法戒，文亦质朴，赅赡，足追古之作者。”(73)《贞观政要》正是一部叙事言简义丰，堪称“述作之尤美者”的一代良史。
秉笔直书的“董狐”作风
直书其事、资料丰富、信而有征。是《贞观政要》的一大特色。吴兢直笔写史，《资治通鉴》有生动记载：
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几也，避上嫌名，以字行。著作郎吴兢撰《则天实录》，言宋璟张说使证魏元忠事。说修史见之，知兢所为，谬曰：“刘五殊不相借。”兢起对曰：“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兢终不许，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74)
史料记载，开元九年（721）九月，张说入朝，与源乾曜、张嘉贞三人并相。先前，吴兢与刘知几重修《则天实录》。张说入相兼修国史，见到《则天实录》中这段记述张昌宗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明知是吴兢所记，却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行五）殊不相借。”吴兢当面从容回答说：“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在场的其他修史官都惊异不不已。张说又私下找吴兢，“祈兢改数字”，吴兢断然拒绝，凛然回答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被称誉为“当世董狐”。
《贞观政要》一书直笔记史，信而有征，客观真实地记载了“贞观之治”的情况，涵括内容相当广泛，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在收集唐太宗君臣嘉言懿行、德治仁政的过程中，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了唐太宗晚年一些任情放纵的劣迹。如到贞观后期，唐太宗好大喜功之性萌发，遂至征伐高丽，几蹈隋炀帝覆辙。吴兢如实载录下臣下的劝谏：“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青：‘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叉监国定州，东两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不胜，恐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并加之以“太宗虽不从其谏，而议者是之”(75)的评语，隐含了自己的倾向，表现出作者严肃的著作态度。
《贞观政要》在全面反映贞观之治成就的同时，也揭露了其弊端，指出后期大不如前期的事实，反映了作者敢于直书的精神。如《贞观政要·诚信》篇著录了贞观十年魏征的上疏，指出贞观五六年以后，太宗不再从善如流，喜听直言，致使小人肆意巧辩：
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於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76)
生活在玄宗时代的吴兢，看到玄宗政治后不如前，讽谏玄宗，在《贞观政要》中直书不讳，大写贞观后期逊前的事实及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出封建史学家吴兢的良苦用心，这也体现了吴兢身为一个儒家学者，努力恪守“惩恶而劝善”的儒家修史宗旨的美好情操。
《贞观政要》一书，另一突出特色是叙事简赅，编排得法，文笔洗练，情趣盎然。吴兢把史实分类排列，标以醒目而又概括的题目，围绕中心，紧扣主题，选择若干典型的史实，一一列出，眉目清晰，内容井井有条，主旨鲜明突出。再加上文笔洗练，生动传神，材料多具故事性，同时却又注意处处紧扣大体。因此全书读起来情趣盎然，言近旨远。虽然是千余年前的人与事，但即使是当今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也能容易读懂，这反映出作者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
《贞观政要》并没有对贞观之治发表多少评论，只是就太宗时的政事分门别类地编排了贞观君臣的议论和政治措施，实际上是历史资料的汇编，但是书中有关文献资料的选择编排无一不体现着吴兢的思想、无一不是吴兢见识的展现。作为文献资料而言，《贞观政要》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它是吴兢对贞观之治的客现历史的主观选择、解释，也是吴兢历史观点、历史识见的具体表现。吴兢对国家的治乱兴衰给以极大的关注，表现出其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自觉地把为现实服务作为编写史书的落脚点，这，正是儒家“惩恶而劝善”、“经世致用”修史笔法的最佳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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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家骅《儒家的修史观与日本古代的史学》，《日本研究》，1998．03：71-78。
［9］阎质杰《吴兢与〈贞观政要〉》，《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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