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佑的生平事略
杜佑（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父希望，重然诺，交游皆一时俊杰。为安陵令时，德州都督奏表称其政绩优异。曾为和亲使，出使突厥。历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赠右仆射。杜佑以父廕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润州刺史韦元甫有疑狱不能决，试讯于佑；佑口对响应，区处皆得其要。元甫目为奇士，乃奏为司法参军。元甫后徙浙西、淮南节度史，皆表佑入幕府。入朝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迁容管经略使。杨炎辅政时，历金部郎中，水陆转运使，改度支兼和籴使。于是军兴以来之馈漕，佑得专决。以户部侍郎判度支。由于唐中期财务行政渐趋繁杂，乃特简大臣分判户部、度支及充盐铁转运使，分别管理租赋、财政收支和盐铁专卖事务。执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以近及远，无不调度适宜，是为度支。
历任代宗、德宗、宪宗三朝宰相，善于理财，政绩显赫；精通史籍，著作丰厚。虽身居高位，仍勤奋不辍，公余之暇，研究史典，笔耕不息，常常秉烛达旦。“先是，刘秩摭拾百家，侔拟《周礼》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称才过刘向。杜佑以为尚未能将历代官制搜罗殆尽，因广其阙，参益新礼，为二百篇，自号《通典》，在淮南节度史任上奏进之，优诏嘉美，儒者服其书简约而详明。”(134)这大概是杜佑传世的惟一著作。是我国史籍中有系统、有门类、专载历代制度最早的一部政书，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杜佑因之成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
唐德宗建中初，河朔战乱不息，民生困迫，赋无所出。杜佑以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则须省官，认为“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因而“欲求理要，实在简省”(135)。
乃上议曰：
贞观初省内官六百员。设官之本，以治众庶，故古者计人置吏，不肯虚设。自汉至唐，因征战艰难以省吏员，诚救弊之切也。
古天子有六军，汉前后左右将军四人，今十二卫、神策八军，凡将军六十员。旧名不废，新资日加。
官名职务，直迁易不同尔，讵有事实哉？诚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龙中，官纪荡然，有司大集选者，既无阙员，则置员外官二千人，自是以为常。当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今黎苗凋瘵，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
当罢者，有行义，在所以闻；不如状，举者当坐；不为人举者，任参常调。亦何患哉？(136)
杜佑指出，天宝之后，国家户口才及天宝三分之一，交纳赋税者大大减少，而官属吏员有增无减，使国家财政无力负担。因此必须彻底地改变这现象，“随时立制，遇弊则变，何必因循惮改作”。不要顾前瞻后，大刀阔斧地裁剪冗员，惟有如此，官员冗滥的局面才会得到彻底改变。朝廷也许是考虑到这样将会触动很多权势者的利益吧，议疏奏入，竟未予理睬。及卢杞为相当国，深恶正论之士，贬杜佑为苏州刺史，改饶州。不久迁任岭南观察使，杜佑在驻地广州开辟大衢，疏析民居，以息绝火灾。硃厓黎民三世据险不宾，为佑讨平之。召拜尚书右丞。不久又出为淮南节度使，“初公之至也，岁丁骄阳，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费以悦之，蠲杂征以利之。夫家之税有冒没者，免其罪以购之；废居之豪有委积者，盈其直以出之。濒海弃地，茭刍填淤，一夫之勤，百亩可获。终古遗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顾，得以蕃殖”(137)。为当地百姓、官吏爱戴，从而被立碑刻石图形。德宗崩，诏摄冢宰。进检校司徒，兼度支盐铁使。宪宗居丧期间，让出度支盐铁于李巽。在度支任上时，由于度支“署吏权摄百司，繁而不纲；佑以营缮还将作，木炭归司农，湅染还少府，职务简修”(138)。由此可见杜佑的确精于吏治。
元和元年，河西党项羌潜导吐蕃入寇，边将邀功，亟请击之。杜佑上疏论之曰：
臣伏见党项与西戎潜通，屡有降人指陈事迹，而公卿廷议，以为诚当谨兵戎，备侵轶，益发甲卒，邀其寇暴。此盖未达事机，匹夫之常论也。
汉武因文、景之富，命将兴师，遂至户口减半，竟下哀痛之诏罢田轮台。前史书之，尚嘉其先迷而后复。盖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静烝人，西至流沙，东渐于海，在南与北，亦存声教。不以远物为珍，匪求遐方之贡，岂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纳忠之臣，并有匡君之议。
（突厥默啜寇害中国），开元初，边将郝灵佺亲捕斩之，传首阙下，自以为功，代莫与二，坐望荣宠。宋璟为相，虑武臣邀功，为国生事，止授以郎将。由是讫开元之盛，无人复议开边，中国遂宁，外夷亦静。此皆成败可征，鉴戒非远。
且党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绥。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使，或与西戎寇边，有为使然，固当惩革。《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管子》曰：“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远略也。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诫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怀柔，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
上深嘉纳。(139)
《新唐书》所载这篇奏疏经过删改，不如《旧唐书》所录文完而意足。这是一篇唐朝君相论定四裔边境政策的重要文献，不可等闲视之。杜佑作为当国宰相，故当力排众议，继续贯彻唐朝自开国以来，一贯坚持的“协和万邦”（包括藩邦属国，党项羌即属属国）的外交与民族政策。杜佑首先提出了“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静烝人”的儒家治国理念，征引《中庸》传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和《管子》“无使勇猛者为边境”（以及好大喜功及贪渎者）的圣哲经典论述，明确地表示了以文德绥靖，以诚信感化的对外政策和严整武备，慎择良将，“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怀柔”的安边策略。
文治武备，是唐朝保持强盛，使四境安宁，万国来朝的基本保障。王维诗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140)说得就是开元全盛时，和谐万邦，万国来宾的盛况。绥靖、怀柔的目的在于协和，对于尚缺乏信义文化，崇尚侵掠的夷狄而言，一方面固然要诉之以武力，另一方面才可以示之以礼义，还要加以引导，使之能以正当的途径获得财富，比如在边境建立互通有无的“互市”。此外，唐朝一向贯彻的“和藩”亦即“和亲”政策。对待四裔少数民族，李唐政权颇有“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李渊就曾说过：“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141)唐太宗也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42)自太宗许与土蕃和亲，遣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和亲政策遂成为唐朝的基本国策。和亲政策是从汉代应对匈奴开始的，“白登之围”后，汉高祖刘邦采纳刘敬提出的“和亲”建议，从此“和亲”政策就成为我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后世历朝历代边疆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西汉的“和亲”初期并未取得显著的效果，未能阻止匈奴的不断侵扰，最后还是以武力解决问题。所以对这一政策，历来褒贬不一。唐朝诗人戎昱就曾有《和藩》诗叹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143)但是唐朝的和亲政策，是整个“和藩”政策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招收藩国贵族子弟来京师太学学习礼义和经书，以及在边境设立互市，通过等价交换教以礼仪规范等，所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对于党项这样小蕃的安绥，同样采取这一政策，一直对大唐怀德宾服，这次是因为边将的勒索，逼迫其走向反叛，勾结土蕃，进犯唐境。杜佑及时发现这一弊端，力排众议，一方面要求整备边防，一方面继续贯彻招抚政策，选用良将替换了那批平时勒索，激起动乱则要求镇压，趁机邀功的边将。结果避免了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一场战争。
杜佑一方面主张“和藩”，另一方面，也是十分重视军事建设，他曾说：“夫戎事，有国之大者。”(144)“天生五材，人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历代以来，祸乱之作，非武不定，是以君子习之。”(145)认识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必须靠军队来支撑。就国家的军事布局而言，应该呈内重外轻、弱枝强干之势，唯其如此，才能号令海内，指纵自如，因而建议效法西汉和唐初的军事布防：“缅寻制度可采，惟有汉氏足征，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夭下豪族揍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正是这种军事布部署的合理性，西汉和唐初军力特别强盛，能够不为外来势力入侵所累。但是开元后期，功利思想在一些边将中蔓延，“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天宝之末，唐初军事布防的格局被破坏了。好战的风气导致了在边境上囤积粮草、驻防军队，而朝廷又无足够的军力来控制局势：“于是晓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觎，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146)由此可见，政府重兵在握，军权不下移边将，必能防止国内祸乱的出现。针对安史乱后唐朝数遭回纥、吐蕃的侵扰，以及朝臣们提出的“应谨兵戎，备侵轶，益发甲卒，邀其寇暴”的论调，杜佑提出了“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应对总方针，主张以和亲安抚为主，但又必须在军事上严加防备。因而奏表曰：
臣静思远图，久计莫若存信，施惠以愧其心，岁通玉帛，待以客礼。昭宣圣德，择奉谊之臣；恢拓皇威，选谨边之将，积粟塞下，坐甲关中，以逸待劳，以高御下。重其金玉之赠，结以舅甥之欢。小来则慰安，大至则严备。明其斥侯，不挠不侵，则戎狄为可封之人，沙场无战死之骨。若天下无事，人安岁稔，然后训兵，命将破虏，摧衡原州，营田灵武。尽复旧地，通使安西，国家长算，悉在于此。(147)
只有在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对西戎各国实行和藩安抚政策，等待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农业丰收，再逐步收复失地。杜佑反对轻易地大动干戈，认为必须“计熟事定”，然后才能收“举必有功”之效。与贞元朝勇于用兵的大臣相比，杜佑温和的军事理论，无疑是当时唐朝摆脱困境的长远之策。
因为年事已高，杜佑屡请致仕，宪宗不许，仍诏三五日一入中书，参议平章政事。“佑每进见，天子尊礼之，官而不名。后数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许之。仍拜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锡予备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册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唐宪宗评价杜佑为：“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累历籓方，出总戎麾，入和鼎实，聿膺重寄，历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诏册，登之上公，肃恭在廷，华发承弁。兹可谓国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148)《新唐书》则说杜佑“天性精于吏职，为治不皦察，数斡计赋，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议者称佑治行无缺”。认为他是“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庙堂，道古今，处成务，可也；以大节责之，盖碈中而玉表欤！”(149)形容杜佑的学养和风度特出如玉石中的玉表，足为朝臣中的表率。
二、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的杜佑
儒家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
出身于名门大族的杜佑，自小就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因此，杜佑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是以儒家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为基础的。
中国传统儒家史学中有各种特色，其中最突出的是褒贬与经世，前者是针对历史人物，后者则针对历史人物所订的制度及决策。除了据事直书，传统儒家史学精神很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志业。《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虽然其叙事技巧及搜罗史料之勤，考察史事之勇屡为后人津津乐道，但学者指出其主要的用意在向后世揭橥如何完美统治天下之大法。而这种抱负也成为儒家史学日后的传统特色之一，只是时显时隐，与据事直书成为两大潮流，亦为中国史学两大内在资源。总之，历代史学虽呈现真相，但其功能在褒贬与经世，以安邦定国，具明显道德及实用目的。
“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是儒家孔子提出的经济管理思想，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重视百姓的经济生活，做到民富兵强。他在《子路》篇明确提出了“庶富教”理论：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0)
即以“庶”来增加生产人口，以“富”来强国，以“教”来治民。其中，“富”是立国基础、强国之本。富国须先富民，民富则国强，民贫则国弱。那么，具体如何使民众富裕起来，孔子提出要“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的对策：
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従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151)
“施取其厚”即是一项惠民政策，理想的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52)。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孔子认为这样的人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53)。孔子非常赞赏郑国大政治家子产“其养民也惠”的做法，认为君子惠民乃是“惠而不费”，并不一定额外拨出财富，（财赋皆出自百姓，统治者其实也无处可出），只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即可以了。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择其劳而劳之”(154)，亦即导民兴利和恰当地组织生产劳动，加之前面的“敛取其薄”即是所谓的惠民政策了。同时，孔子还提倡节俭开支和使民以时，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5)，这是孔子对治国者提出的根本要求或期望，体现孔子的治国思想。敬事而守信，是其前提大纲，不敬事则事不成，不守信则民不信。节用而爱民，民必拥戴：使民以时，则民不怨，且根本不废。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因而建议管理者要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能忽视基本的和长远的利益。后世的政治家无论怎样地因时制宜，实行政治与经济的改革，这都是一条基本的利益原则和发展规律，不能予以违背，否则，不是遭致反对，便是距离暴政乃至败亡为期不远了。
杜佑《通典》中的史学思想
杜佑的《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或史学著作，也是一部阐述典章制度得失与政治成败理论的政书，亦即政治理论著作。《通典》一书蕴涵着杜佑丰富的史学理论与政治思想，它开创了典制体史书编撰之先河。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的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尤其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制度的发展和成熟，为史家稽考制度的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客观的要求。而中国封建社会典章制度的发展，如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时期，便形成了三省六部制；还有科举制度、土地赋税制度、募兵制度等等，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阶段，到唐代则基本趋于完备和成熟。这种客观情况的发展，就必然会促使总结和稽考制度源流、沿革、得失，为专论典章制度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杜佑的《通典》正是这种客观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通典》的产生，也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但中国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史记，并不是从《通典》开始的。从学术源流上说，典制体通史是在历代正史“书”、“志”和唐代刘秩《政典》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司马迁的《史记》首创“八书”，记载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相关内容；班固《汉书》，作有“十志”，备录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各项典制。《史记》以后的纪传体史书，都是断代史，其中列“志”记载各朝典章制度，但篇目、记载各不相同，且多限于一代，很难看出历代制度的沿革变化。因此，开元年间，刘知己的儿子刘秩就曾编《政典》35卷，记载历代的政治制度，“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这一时期，还有《唐六典》记及制度的沿革，但均仅为“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难以反映历代制度的因革损益。因此，杜佑并不满意，认为其内容狭隘，“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故早就有志重新撰著。由于他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加之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政方面的大员，因而熟悉有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在历来史家中是很少有的，这就为他撰写《通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156)正是基于上述诸因，通过杜佑的推陈出新，顺应了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体。正如梁启超所说：“纪传体中有志书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仍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157)梁氏的话，清楚地说明了《通典》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色。
《通典》的出现，也和杜佑所生活的时代分不开。杜佑所生活的中唐，正是安史之乱前后，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既经历了开元、天宝的盛世，又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大动乱及以后的衰落。这一切都促使杜佑思考和寻找王朝衰落的原因，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寻求所谓“富国安民之术”。正如他在《通典·序》中所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158)，清楚地表明了他撰述《通典》是为经世致用的儒家政治动机。
总之，杜佑撰写《通典》，充分体现了传统儒家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史学精神。
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进一步说：
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终。尚赖周氏典礼，秦皇荡灭不尽，纵有繁杂，且用准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159)
“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是《通典》的著述宗旨。杜佑此中提到了“尚、诗、礼、易、春秋”五经，对五经的评价很高，但是也指出了五经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不必拘泥于五经，要有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充分说明了他崇古但是不泥于古的态度；同时也看出其著述宗旨是想从历代制度的是非中寻找出治国的“匡拯之方”，编纂史书的目的是想理清一条治国的线索。
中唐的古文大家李翰为《通典》作序曰：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觉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终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终，古可以行於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於文学，可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极。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於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终始，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生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缀其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160)
点出杜佑作《通典》的目的在于经邦治国，“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谊，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从古代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一训，为当代的政治服务。并引伸其作用曰：“施於政事，可建皇极。”“皇极”即皇极大中之道，既是儒家“用中”方法论的最高境界，也是施于有政，指导政治的最高指南。还将《通典》与前代撰集的巨著作了比较说：“近代学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览》、《艺文》、《玉烛》之类，纲罗古今，博则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记问之学。至於刊列百度，缉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杂，比於《通典》，非其伦也。”(161)给予高度评价。
继《通典》之后，杜佑又进上《理道要诀》十卷三十三篇，详辨古今治道的要点，斟酌时宜可行者，以为决策者临事参考取用，实为二百卷《通典》的撮要之作。其《理道要诀序》云：“隋季《文博理道集》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遂假问答，方冀发明。第一至第三食货、第四选举命官、五礼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边防、九十古今异制议。”看来，隋朝先有类似之书，目的是用以规谏帝王之用，而忽略于治道之大要。杜佑深研政理之根本，探究政体之始终，采用问答的形式，随方解答。对食货、礼教乃至兵刑、边防等问题皆有新的发明。杜佑又在《进〈理道要诀〉表》中说：“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究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先已奉进。从去年春末，更于二百卷中，纂成十卷，目曰《理道要诀》。凡三十三篇。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贞元十九年二月十八日上。”(162)可惜其书早佚，若非宋代王应麟《玉海·艺文》辑得此文，后人很难知道杜佑尚著有《通典》的简要本《理道要诀》其书。杜佑将数千年来关乎礼法刑政的典章制度一一列出，试图将《通典》编成一本类似法典的制度类政书，以供大政决策者作为依据随时征引，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一部实用的理道要诀，这便是杜佑编史的目的和宗旨。他在处理所援引的唐代史料时说：“国家程式，虽则俱存，今所在纂录，不可悉载，但取其朝夕要切，冀易精详，乃临事不惑。”(163)认为《通典》的作用在为封建帝王决断大政时提供方便，以免遇事慌乱疑惑，随时可以和前古的制度进行参照，并从数千年礼法刑政经验亦即治道中（亦称理道，不一定是避高宗讳），提炼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理道亦即治道来，再加以自己体会和发明，缩写成三十三篇《通典》撮要，题为《理道要诀》，以便决策者随时取用，这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观念的具体体现，前文说到杜佑善于吏治，也与其学问之渊博有极大关系。
杜佑与盛唐时期的名相姚崇等都是主张尚吏，亦即重视官吏治术能力的名臣，但是时代正在悄然中发生着变化，由于唐代在选举人才任用官员方面，延续并进一步完善了隋代科举考试制度，尤其是重视文采的进士科考试，使原来朝庭的尚吏之风，逐渐转变为整个朝野的尚文之风。中下阶层读书人通过研习文笔应举进入统治阶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信古与崇古的风气，隐然形成了一派新的社会思潮，但总得说来，自汉迄唐的知识分子，主要致力于“致君尧舜”、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特别是中唐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唐王朝迅速衰落，更加迫使士人重新思考现实问题，寻求新的治国良方，所以经世致用的实学又开始兴盛，杜佑就是一位代表人物。
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前进，杜佑认为最好的办法有二：一是师古，一是变革。师古就是学习、吸收先王的良法美制。杜佑向宪宗建议道：“陛下上圣君人，覆育群类，动必师古，谋无不臧。”(164)吸取前代既有的经验，以便为当前社会所用。当然师古并非复古，目的在于变今，杜佑在主张师古的同时，又竭力批评“非今是古”的倾向，指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165)，他认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166)，“欲行古道，势莫能遵”(167)。不详古今异制、因革从宜的道理，纵使滞古非今，抑或师心自是，厚今薄古，不能借鉴古制恰当地为今所用，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能起到阻止历史前进的作用。
杜佑这种“师古”与适时因革的现实观点，与儒家尚褒贬重经世的史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佑的“礼法刑政”思想
杜佑生当开元盛世，从天宝末年开始踏上仕途，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既看到了唐朝最辉煌的时代，又看到了王朝跌至低谷的时期，社会变化的巨大级差予其很大的触动，在儒家“入世”思想的激励下，杜佑把挽救国家危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杜佑吸收了中唐一些士大夫先进的政治观点，以此为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礼法刑政”的改革思想。
首先注重吸取儒法重礼乐的思想。古代的“礼”与“乐”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商灭周兴，中国古代社会更进一步走向文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重“乐”到重“礼”，也正因为周人重礼、重人事的治理，所以周代虽然也有“乐”，但“乐”的主要功能已不象商以前那样带有浓重的巫术性、娱乐性，而越来越强调它对于现实人的约束和教化。杜佑重礼的思想正是秉承此而来，因此对于《礼典》的作用特别予以重视。
在杜佑看来，“圣人制礼，合诸天道，使不数不怠，故有四时之祭焉。而又设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尽事终之礼”(168)，用以申张孝敬之心的事终之礼，之所以合诸天道，是因为告诫人们不可忘记自己所从来，即使先人已渺，亦不可因之而放纵自己的行为，使祖先蒙羞。目的还在于强调“礼”的现实制约作用。而杜佑关于“礼”的作用也受到荀子的影响，荀子认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69)
在各种“礼”中，杜佑尤为重视成人礼和婚礼，将其看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尺。如其所述对成人礼的观点云：
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古者圣王重冠，所以为国本也。”五经要义云：“冠，嘉礼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后人道备，故君子重之，以礼之始也。”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此人君早冠之义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170)
杜佑对婚礼也很重视：“礼记婚义云：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代也，故君子重之。”“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而后父子亲，君臣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171)又说：“议曰：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则婚姻王化所先，人伦之本。”(172)反复强调婚姻为人伦之本，说明其对婚姻的重视。
杜佑认为“乐”的特点和作用是：
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惨，则韩娥曼声哀哭，一里愁悲；曼声长歌，众皆喜忭，斯之谓矣。是故哀、乐、喜、怒、敬、爱六者，随物感动，播於形气，协律吕，谐五声。舞也者，咏歌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动其容，象其事，而谓之为乐。乐也者，圣人之所乐，可以善人心焉。所以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无故不撤乐，士无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畅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干。此古先哲后立乐之方也。古者因乐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风俗。将欲闲其邪，正其颓，唯乐而已矣。(173)
乐即人的心声，是人心哀乐的发舒；而人心之喜怒哀乐乃至敬爱之情，又是感受外物而在内心的自然反映。由于人心同情同理同，所以人心这种借助歌声或器乐的自然流露，便会感染所有的听闻者。人的心气本来是平和的，感于外物而心失其平，气失其和，经过歌乐的发舒得到宣泄受到感染，自然便会恢复平和，（所谓“善人心”的反面轻则为病，重则为动乱）人心平，则社会安。认为此即圣人因乐立教的原因。杜佑一方面强调“乐缘情”，另一方面强调“乐”的政治教化作用，显示出其思想的贯通性与深刻性。为补充自己的观点，又说：“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藏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馀烈尚犹不绝。”(174)
和这种主“情”的“乐”观相对应的是“教化观”，因此又说：“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励精文教。贞观之初，合考隋氏所传南北之乐，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调，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175)由此亦可看出唐初重新制乐的行为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突出乐为政治服务，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杜佑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提出“乐”的教化作用并不奇怪，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的“乐本情性”、论，并综合了这两种思想，这些都显示了他的通达与调和的儒家思想特点。
“百姓重困，请从省俭”的廉政观
杜佑崇尚勤俭节用，反对奢侈浪费。当时军旅屡兴，用度实伙，杜佑因之说：“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宁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已，自然乐其输矣。”(176)显然，这是针对朝廷乃至地方的政府官员而言，因此他重点研究了历代统治者的生活作风，认为“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177)。列举了历史上大量正反事例说明节用兴国的重要性，强调统治者应勤俭节用，不可奢侈浪费。他在《通典·食货·户口》篇的自注中引汉元帝谏大夫贡禹的上书说：“（汉）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不过百余匹。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百姓重困，请从省俭。”还记叙了南朝宋武帝尚节俭的情况，平时使用的家俱全用铁钉而拒用银饰，出嫁公主不用金银锦绣等陪嫁物；隋文帝也是“克勤理道，克俭资费”，“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随令补用。非享燕，所食不过一肉”，下属若有浪费行为，则大加谴责或笞罚，由是上下形成节俭之风，故“宇内称理，仓库盈溢”(178)。
杜佑同时又指出，隋炀帝一改先帝节俭之风，恣意挥霍浪费，建洛邑，修宫殿，“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开运河，筑长城，征发民役百余万人，服役者死亡大半。杜佑严厉谴责隋炀帝“穷奢极侈，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身丧国灭，实自取之”(179)。他清楚地看到了隋亡的原因，是官腐民反所致，指出：“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180)认为隋朝的灭亡，是征徭无度，人心离散的必然结果。同时指出唐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训，改变了隋炀帝骄奢淫佚，横征暴敛的做法，如唐太宗励精图治，因而出现了连年丰收，“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的“贞观之治”。可是后来武后、太平公主、武三思等人恣情奢纵，大兴土木，滥占良田，修建庙宇楼观，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181)。杜佑列举以上正反事例，反复强调了廉政节用的重要性，这与孔子提出的“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的经济管理思想是相一致的。
“国足则政廉，家足则教从”的经济思想
《通典》一书结构安排的先后次序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以食货为先，这是正史书志所未有的。关于《通典》的结构安排，杜佑在《通典·自序》中作了十分清楚的说明：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182)
特别点明篇第之旨，亦即为政之要务及其先后次第。《通典》的这一结构安排及内容选取，充分体现了杜佑的治国思想。他认为在治国中，政治和经济固然都很重要，但二者相比，经济为最，经济对政治起决定作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因此，特意将食货放在诸典之首，以明其意。这种重视经济的观点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而且还得到了后世封建帝王的赞同。
杜佑对西周姜太公、春秋齐国管仲、战国魏相李悝、秦国商鞅、北周绰、隋代高颖等人的经济思想和措施备加推崇赞赏，称颂他们为“六贤”，说他们“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183)即使对前人有非议的汉代理财家桑弘羊、耿寿昌也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和肯定，认为他们的经济改革，“犹事有成绩”。这种见解不是偶然的，反映了杜佑对经济改革的高度重视和特殊兴趣。
对前人有关重视经济的论述，杜佑大量收集，并将重要论述整篇整段地载入《通典》。他充分吸取前人的思想精华，结合现实，明确地提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184)的进步观点，认为“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185)。“财足而食丰，人安而政洽，诚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186)。反之，则不可能出现国泰民安的局面。无疑，这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见解，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巩固。
安史之乱后，“兵革荐兴”，百姓流亡，国家赋税日益减少，财政入不敷出，针对这一局面，杜佑指出：“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187)赋税均平，徭役减半，则户口数自会增长；户口数增长，则赋税就会增加，经济的良性循环就会出现。同时，从解决百姓浮浪这一点出发，杜佑极力反对惰务游闲及农民经商。他认为“其工商虽有技巧之作、行贩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本”，应“皆罚其惰，务令归农”。(188)因为杜佑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农者，有国之本也”(189)，“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190)。只有稳定农业，才会出现太平盛世。而要使农业稳定并得以发展，必先制定一个理想的土地制度。杜佑认为井田制便是这样一种土地制度。然而“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通典》原注：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后可善治也”(191)。古井田制虽已难恢复，但他认为唐初之庸调制，“犹存古井田”之义，“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惟一耳”(192)。薄赋轻徭，因而“泽及万方，黎人怀惠”(193)。但安史之乱“兵兴以后，经费不充。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194)杜佑认为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提出了改革的办法和建议：
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而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天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己，自然乐其输矣。(195)
国家首先要节用，省不急之费，才能使得薄敛得以实现；只有实施了薄敛的政策，百姓才能“乐其输”，国家的财政收入才有可靠的保障，经济就会好转，国力便会强盛。
杜佑严厉地批评以税折变征求货币、加重百姓负担的两税法，指出折变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只能使豪富大贾从中牟利受益。他说：“天下农人皆当粜鬻，豪商富室乘急贱收，旋致罄竭，更仍贵籴，经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其安业，不可得矣。”(196)两税法虽然有利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于农民纳输十分不便甚至有害。所以遭到杜佑的强烈抨击。
杜佑的社会改革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创建性，提出一系列合理的建议。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像杜佑这样提出较为完整系统之改革思想者，实属不可多得，其以重视经济建设为先导的改革思想，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具有现实而且超前的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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