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史发展至开元盛世，无论是疆域的辽阔还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繁荣兴盛，都展现了空前未有景况，达到世界的高峰，成为世界的中心，故而史称这一历史时期为“盛唐”。盛唐时期所展现的文化风貌被称之为盛唐气象，这一时期所发出的声音，被称之为盛唐之音。盛唐气象，因之成为中国文化历史至高点的重要标识，而其奠基与发端却肇始于初唐的贞观之治。
盛唐气象是盛世文明全方位的展现，其最直观的突出表现，便是李杜王孟等“光焰万丈”，与日月争辉的动人歌诗和张说、苏颋以“燕许大手笔”驰誉文坛，雍容华贵，气势雄浑的高文典册；以及沉雄浑厚，风神整峻，素有“颜筋柳骨”之誉的颜柳书法，(1)堪与“曹衣出水”媲美，具有“吴带当风”神韵的吴道子绘画，各个领域均呈现出登峰造极、精妙入微而又恢廓大度的艺术风格，因以汇统归之曰“盛唐气象”。然而愚以为“气象”也者，乃是其生存状态、文化根基、艺术修养、思想内蕴之外在展现，一种艺术风神的养成及其发皇光大，必有其浸成社会整体风貌的所以然在。故曰“盛唐气象”的呈现，有其更为深厚的社会根基与深远的历史原因，非突如其来，一朝一夕之故也。于现实而言，实赖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诸因素的相互激荡、支撑而后可；于历史而言，则唐初诸帝，特别是贞观朝太宗君臣在平定战乱，恢复经济的同时，迅速确立以民为本，胡汉一体的立国方针；以儒为主，三教并举的宗教政策；总结历代兴亡教训，撰修八朝史志，引为施政借鉴；整合汉魏六朝经学，撰著《五经正义》，确立思想主旨；以及兴复礼乐，制定法度，莫不是亘古罕见的大匠手笔。卒用软硬结合，虚实相应诸举措，使一个疮痍满目，人心浮动的国家迅速地步入国富兵强，民心安定的儒治社会，史称贞观之治。欧阳修《新唐书·太宗本纪》赞扬太宗曰：“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2)其文治武功，所展现的恢弘气度、博大胸怀与进取精神，说明“盛唐气象”之精髓早已孕育肇端于贞观之世。
唐玄宗平乱登基之后，尽复太宗遗规，奉行初唐制定的基本国策，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致力于富国强兵，繁荣经济的同时，扩大儒学教育，开科取士，亲撰《孝经》和《老子》注疏，修定《开元礼》，编纂《大唐六典》，于中国礼法社会的确立，良风美俗的养成，做出杰出贡献。
开元之治的各项举措，表现了更加开放的文化心态，而且莫不合于天心民意（所谓天心者，事物发展之客观规律也）。儒治之下的富国强兵，主张协和万邦；儒治之下的礼法制度，旨在建立发展的秩序；儒治之下的开科取士，更为士子进取开辟了广阔的进身之路，社会于是愈加安定，经济于是愈加繁荣，文化亦于是愈加昌盛，这使朝野上下，无不充满着强烈的自信心和责任感，愈加激发了儒家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拯世济民，致君尧舜的信念，更是不以顺逆险夷而易其初心。以主人公的姿态讴歌盛世，抨击现实，睥睨一世，雄视百代，发而为歌诗，抒而为文章，挥洒翰墨而为书法绘画，焉有不雄浑沉郁、汪洋恣肆者乎！动既如此，静亦如之，心灵的安宁，境遇的闲适，如身心之自由，如草木之逢时，莫不奔赴笔端，发而为歌诗绘事之极致，此亦当是盛世气象题内应有之义。如此看来，富有包容雅量的儒治精神和礼法社会，不惟是“盛唐气象”实质的精髓内蕴，且亦是“盛唐之音”存续的社会根本保障。因述盛唐儒学与其在制度层面的建设落实，对中国礼教（实为礼法之教）社会之形成，所起的模范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