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陆贽的生平事略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人。父侃，溧阳令。贽少孤，特立不群，颇勤儒学。大历六年，年十八登进士第，次年又以博学宏词登科，授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秩满东归省母，路由寿州，刺史张镒有时名，贽往谒见。镒与语三日，甚奇之，请为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请为母夫人一日费。”贽不纳，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61)可见其立身之不苟。
不久以书判拔萃补渭南尉。德宗即位，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巡行州县。贽说使者曰：“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隽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指疲困百姓），五要简官事。”六个方面全是关乎施政理民的实学实务。其中五术指从五方面考察各地的民情风尚；八计是对政绩的考察；具体内容是：“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谓安抚体恤百姓），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冒，贪冒），视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是指从三方面发现人才：“茂异，贤良，干蛊（敢于担当，勇于主事的能力）。”四赋是指完成国家赋税正确作法：“阅稼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则是：“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使人困惑无措的律法），省官之不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一介位处下吏的县令，若非以天下为己任，孰能言此？指点政要，切中肯綮，故而“时皆韪其言”。陆贽亦因此于建中元年迁官监察御史。德宗久闻其名，召为翰林学士，转祠部员外郎，再转考功郎中。
按唐制，官与职往往是分离的，如员外郎、郎中是官阶，翰林学士只是兼职的散官，其品秩之高低取决于本官，而所从事的本职工作，却由兼职决定。比如，三省长官是当然的宰相，但各部尚书或侍郎亦可兼任，谓之同平章事。品秩俸禄悉依本官，而职责却是参预枢密。翰林院游离于三省之外，直属皇帝管理，谓之“内署”，学士自然成为近臣。玄宗时只是与皇帝唱和文章，批答表疏而已；肃宗时始掌诏书，举凡白麻所书之立后建储、命将出师，任免宰相，皆出于斯，是以威权日重；德宗贞元之政，机要多参决于内署，而学士因有“内相”之称。
陆贽为人忠诚，既于翰林院就职，得以接近君主，感念知遇之恩，思有以报效，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
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李希烈寇襄城。诏问策将安出，陆贽进言曰：
今幽、燕、恒、魏之势缓而祸轻，汝、洛、荥、汴之势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无复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硃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能有越轶患，此谓缓也。希烈果于奔噬，忍于伤残，据蔡、许富全之地，而益以邓、襄虏获之实，东寇则饷道阻，北窥则都邑震，此谓急也。
而现在朝廷的精兵，全部集中去讨伐较缓的叛镇，对官军而言，“将多而势分，兵广而财屈”；对叛镇而言，“急则合力，退则背憎”。所以，应该急调李芃回军援洛，派李怀光军驰救襄城。此制缓应急之策也；然后又全面提出一“端本整棼之术”，提请德宗，废除京畿一带榷酒、抽贯、贷商等苛捐杂税，以收民心；调还神策六军及将家子弟，守备京师，以应万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辈乘间窃发，攻掠京师。可谓洞晓军机，克敌自全之策，可惜“帝不纳。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
朱泚叛变，长安失陷，陆贽从狩奉天，机务繁忙，征发指踪，千端万绪，书诏日数百，皆经贽手，初若不经思，而皆周密详尽，人人可晓。口授指划，致使“旁吏承写不给，它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沛然有余”。
由于仓卒变故，德宗每自克责。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贽意指卢杞等。帝护杞，因曰：“卿不忍归过朕，有是言哉。然自古兴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贽乃上书分析京师失守的直接原因，大略有二：这次平叛战争，由于“聚兵日众，供费日博，常赋不给，乃议蹙限而加敛”；以致吏民皆不堪命，此其一；“边陲之戍以保封疆，禁卫之旅以备巡警，邦之大防也”。而陛下悉令东征，致使京师边备空虚，此其二。继而分析德宗政策失误和群臣的责任曰：
陛下又谓百度弛废，则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断失于太速，察伤于太精。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亿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惧祸，故反侧之衅生；多猜而下妨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乱继产，忿讟并兴，非常之虞，惟人主独不闻。
致使凶卒犯阙，竟然“重门无结草之御，环卫无谁何之人。陛下虽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见危不能竭诚，临难不能效死，是则群臣之罪也”。
最后批评德宗的天命论曰：
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亦过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舍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谓：“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祐之。”《易》论天人祐助之际，必先履行，而吉凶之报象焉。此天命在人，盖昭昭矣。
陆贽认为“治或生乱者，恃治而不修也；乱或资治者，遭乱而能治也”。因鼓励并劝谏德宗说：“今生乱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资治兴邦之业，在刻励而谨修之。当至危之机，得其道则兴，失则废，其间不容复有所悔也。”只要能够“舍己以从众，违欲以遵道，远憸佞，亲忠直，推至诚，去逆诈”，事无不济。可见所谓天命即是人事，“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约之于心耳”。“约之于心”，即是格君心之非。革欲去非，则又“何畏乎厄运，何患乎不宁哉？”
德宗是一位意欲有为的君主，然每自恃聪明，性好猜疑。陆贽劝德宗：推至诚于天下，“群臣参日，使极言得失。若以军务对者，见不以时，听纳无倦。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德宗反谓：“朕岂不推诚！然顾上封者，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往谓君臣一体，故推信不疑，至憸人卖为威福。今兹之祸，推诚之敝也。又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见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岂曰倦哉！”(62)针对德宗这种拒谏诿过的心理，陆贽开导极谏之曰：“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乃复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唯信与诚，有失无补。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心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63)
不惟劝德宗推诚，并进而劝德宗改过，其言曰：
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动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
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多贽所为也。(64)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平定朱泚後，改建中五年（784年）为兴元元年，陆贽替德宗所作的《奉天改元大赦制》，亦即所谓“罪己诏”。诏文曰：
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已济人，不吝改过。朕嗣守丕构，君临万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於将来。肆子小子，获缵鸿业，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已，遂用兴戎。天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上辱於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腼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深谷。
对于群臣劝其更上徽号一事，诏制一则曰“朕晨兴夕惕，惟念前非”。二则曰“昨因内省，良用矍然”。然后说：
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与天地合德之谓圣，顾惟浅昧，非所宜当。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乱，今化之不被，乱是用兴，岂可更徇群情苟膺虚美，重余不德，祗益怀惭。自今以後，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称圣神文武之号。
在痛切地深致自责之后，一再表示改元之后，“与人（民）更始”，既往责任全在朕躬，“朕抚驭乖方，信诚靡著，致令疑惧，不自保安。兵兴累年，海内骚扰，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因而除朱泚之外，包括泚弟朱滔在内的诸叛镇也一概赦免，“待之若旧”。对战乱之后的百姓则宣布减免当年的赋税，税间架及榷茶铁之属，亦悉停罢。并表示愿从自我作始，与天下共渡时艰：
大兵之後，内外耗竭，贬食省用，宜自朕躬。当节乘舆之服御，绝宫室之华饰，率已师俭，为天下先。诸道贡献，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65)
陆贽替“圣天子”所作的“罪己诏”，确实收到德宗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和良好效果，不惟前线将士人人感奋，诸叛镇如“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皆去王号，上表谢罪”(66)。权德舆《翰苑集序》在叙述这段史实后说：“议者以德宗克平寇乱，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资文德腹心之助焉。及还京师，李抱真来朝，奏曰：‘陛下在南山时，山东士卒闻书诏之辞，无不感泣，思奋臣节，臣知贼不足平也。’”(67)
德宗奉天蒙难期间，仍是卢杞主政，德宗猜忌之心重，卢杞不惟阿意逢迎，而且利用之以遂其私，巧言误国，不计其极。若非此时陆贽深得德宗信任，得在内署议事，运筹画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救时内相”，则唐之存亡，真不可量。当奉天军情危急之际，附近四州聚集兵马驰援，本有一条安全路线可达，卢杞却以恐惊动先帝陵寝为由，驳回陆贽等人意见，令援军走两面夹山的漠谷，结果遭遇伏击，全军覆没。李怀光解奉天之围，卢杞却不让其陛见，令其迅即解救长安，怀光功高未赏，致令怨望，终至叛变。前此，李晟神策军、并渭北节度史李建辉与神策军兵马使杨惠元与李怀光皆屯军咸阳，李晟觉察怀光欲叛，惧为其吞并，陆贽乃设计使怀光主动同意李晟移军渭桥，陆贽又料定晟军一撤，李杨二军必为怀光所并，再三请德宗密令二军先做准备，届时以晟军兵弱为由，明诏二军随李晟移军，由于德宗对怀光心存幻想，优柔寡断，未及采纳间，两军已被怀光吞噬，惠元被害，建辉仅以身免。德宗不得不再次南奔梁州。但总算保留下李晟一支生力军，成为嗣后收复长安的主力。说明陆贽不惟有文且多谋，知君知国知兵知人，运筹帷幄，如运诸掌，通过一系列事变考验，德宗对陆贽更加依重。《通鉴》载：
贽在翰林，为上所亲信，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上行止必与之俱。梁、洋道险，尝与贽相失，经夕不至，上惊忧涕泣，募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贺。(68)
在梁州期间，陆贽谋划的几件大事，对收复长安具有决定性意义。斯时在长安前线的只有浑瑊与李晟两支兵马，吐蕃援军因受朱泚重贿抢掠而退，德宗颇以兵力不足为虑。陆贽为德宗分析形势，认为反复无常的蕃兵撤退并非坏事，且叛贼气焰亦衰，有瑊、晟之兵马足矣。“但愿陛下慎于抚接，以奋起忠勇之心；勤于砥砺，以昭苏远近之望。中兴大业，旬日可期。”(69)德宗对陆贽的分析，甚感宽慰，自是又欲对浑瑊诸军进行“商量规划，令其进取”。无非遥制将帅，号令自专而已。陆贽因之再上《兴元奏请浑瑊李晟等诸军马自取机便状》，论用兵机宜曰：
臣闻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戎帅禀命则不威。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干也，授之于钺，俾专断也。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艰，成大业者，由此道也。
锋镐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须臾，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自昔帝王之长乱繁刑，丧师蹙国者，由此道也。(70)
德宗听取了陆贽建议，长安不久收复，朱泚毙命；继而平定河中，怀光自缢。陆贽虑“谄谀希旨之徒，险躁生事之辈，幸凶丑覆亡之会，揣英主削平之心”，建议鼓乘胜之师讨伐淮西。乃上《收河中后请罢兵状》，陈述对时局的看法：勿以为只有淮西李希烈负隅顽抗，归诚效顺的诸镇亦且首鼠两端，顾衅观望，如果再于此时造次用兵，那么此前的《奉天大赦诏》即难于取信天下。各藩镇惧“祸将次及”，势必再度联合抗命，局面将不可收拾。所以此时应乘朱泚、怀光“相次枭殄”之威，示之以惠。“诚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济威，乘灭贼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党，悉无所问；赦淮右僭逆之罪，咸与维新。蠲贷疲氓，休罢战士，符经岁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至于淮西李希烈，此时“纵未顺命，斯为独夫。内则无辞以起兵，外则无类以求助”，“彼既气夺算穷，是乃狴牢之虏，不有人祸，则当鬼诛”(71)（意其必生内乱）。
德宗遂命陆贽起草《诛李怀光后原宥河中将吏并招谕淮西诏》，充分肯定李怀光奉天勤王解围之功，宽宥河中胁从叛变将吏，褒奖壮烈死节之士；再次痛切自责，深致贬损，以昭示朝廷息兵罢战的诚意。遂使僭越者无以为辞，观望者其心亦安。河北诸镇相继上表输诚，李希烈不久亦被其部将毒杀，一如陆贽所料。
自建中四年至兴元元年，两年间狂飙迭起，险象环生，卒赖陆贽冷静分析形势，运筹帷幄，挽人心于既散，扶大厦于将倾，终使德宗还于旧都。
《唐鉴》评价陆贽之言曰：
贤者之知国，如良医之知疾，察其形色，视其脉理，而识死生之变，不待其颠仆而后以为病也。陆贽论用兵之乱，如蓍龟之先见，何其智哉！夫岂如瞽史之知天乎，亦观其事而知之也。非独为贽之贤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觉也。天下之患在于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听，则末如之何也，必乱而已矣。(72)
唐廷返都之后，陆贽仍任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时贽母韦氏在江东，上遣中使迎至京师，搢绅荣之。”贞元三年，陆贽丁母忧，寓居嵩山丰乐寺。“籓镇赙赠及别陈饷遗，一无所取。与韦皋布衣时相善，唯西川致遗，奏而受之。”德宗复遣中使至苏州护贽父柩车至洛合葬，礼遇逾于恒人。免丧，权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学士。“恩遇既隆，中外属意为辅弼，而宰相窦参素忌贽，贽亦短参之所为，言参黩货，由是与参不平。”如权《序》所言“内外属望，旦夕俟其辅政，为窦参所嫉，故缓之”。同嫉陆贽者还有吴通玄、吴通微，吴氏兄弟在翰林“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并位，贽文高而有谋，特为帝器遇，且更艰难，有功。通玄等特以东宫恩旧进，昵而不礼，见贽骤擢，颇媢恨”(73)。“会贽权兵部侍郎，知贡举，乃正拜之，罢内职，皆通玄谮之也。”(74)贞元七年，陆贽“罢学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贡举”。
贞元八年科试，同考官还有崔元翰、梁肃等，“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75)，“得人之盛，公议称之”(76)。据《旧唐书·欧阳詹传》说：“（詹）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77)唐《科举记》更录二十三人姓名，曰“榜多天下孤隽伟杰之士，号‘龙虎榜’”(78)。韩愈亦曰：“其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79)而导致谤毁的起因是陆贽的取人之法，亦即所谓“通榜”法，宋人洪迈释之曰：“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因已定于胸中矣。”(80)“通榜”之优点在于对人才的全面考察，缺点是易牵于私人请托，以致“众望不惬”。这就易给政敌以可乘之机。“窦申恐贽进用，阴与通玄、则之作榜书以倾贽。”(81)《旧唐书·吴通玄传》亦云“则之令人造榜书，言贽考试举人不实，招纳贿赂。”诽谤其他犹可，诽谤陆贽纳贿实在是拙劣至极，德宗曾批评陆贽“清慎太过”，劝其“如不能纳诸财物，至如鞭靴之类，受亦无妨者”，结果还受到陆贽的反驳，岂肯相信这等谣言。但是五人的被贬终至被杀，却非仅为诽谤。李则之是宗室亲王，这一事件暴露出朝臣与亲王过从太密，有“交结中外，意在不测”的嫌疑，这是德宗所不能容忍的。陆贽上《商量处置窦参事体状》，从“典刑不滥于清时，君道免亏于圣德”出发为之辩护，又上《奏议窦参等官状》、《请不簿录窦参庄宅状》，就德宗对窦参的处理提出公平中肯的意见，但都没被采纳，窦参等终被处死并没收财产。虽然如此，陆贽“以直报怨”的高风却足以令人感佩。
是年，陆贽被任命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成为真正的“宰相”。“贽久为邪党所挤，困而得位，意在不负恩奖，悉心报国，以天下事为己任。”陆贽任相后，“请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官，仍保任之，事有旷败，兼坐举主。上许之”。俄以“外议云：‘诸司所举，多引用亲党，兼通赂遗，不得实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后卿等宜自选择，勿用诸司延荐。”又取消这一决定。德宗性本刚愎自用，又惩于杨炎、卢杞朋党之失，“贞元已后，虽立辅臣，至于小官除拟，上必再三详问，久之方下”。对政府设立的职司及宰臣不信任，是德宗出尔反尔的根本原因。陆贽因上疏论之曰：“陛下既听臣言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于臣谋不责成，于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所病，恒必由之。”委任台省长官自择属吏，“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暗谬之责。人之常性，莫不爱身，况于台省长官，皆是当朝华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责者耶！”这一点本是不应过虑的。又指出“今之宰臣，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业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若由宰臣“悉命群官”，则是“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敭为暗投”(82)，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弊端。德宗虽嘉其言，但仍追寝前诏。
陆贽不仅洞晓兵机，而且熟稔经济，知人善任，正是其担任宰臣的优势。贞元八年七月，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卒，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任，所选务须得人。陆贽向德宗推荐杜佑、卢徵、李衡、李巽四人，除杜佑外，其余三人均为刘晏培养提拔的理财能吏，皆堪当此大任。德宗未许杜、卢；陆贽建议先授李巽给事中权判度支，待李衡进京后授予此职。德宗本已同意，不料突然改悔。又认为“司农少卿裴延龄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陆贽因上《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曰：
伏以周制六官，实司理本，冢宰制国用，量入为出；司徒掌邦赋，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准平万货，均节百司，有无懋迁，丰败相补。利害关黎元之性命，费省系财物之盈虚。加以馈饷边军，资给禁旅，刻吝则生患，宽假则容奸。若非其人，不可轻授。裴延龄僻戾而好动，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坚伪无耻，岂独有识深鄙，兼为流俗所嗤。顷列班行，已尘清贯，更居要重，必斁大猷。是将取笑四方，贻殃兆庶。尸禄之责，固宜及于微臣；知人之明，恐伤于圣鉴。(83)
希望德宗能够“重循前议”，更於四人之中，选择取其优者。或更与其他宰臣“参详，去邪勿疑，天下幸甚”。斯时已无失国失位之虞的德宗，自然是圣意难移了。
裴延龄任度支不久，时任谏官右补阙的权德舆即曾两度上疏弹劾，一则曰：
度支所务，天下至重，上系邦本，下系元元。苟非全才通识，则有所壅。自裴延龄受任已近半载，群议纷然，皆曰非宜。延龄切于感恩，昧于量力，思有以效，强所不通，则有枉尺直寻之心，多方自固之计，吏伺其隙，人售其奸，因缘蒙蔽，触类滋长，致远恐泥，学制实伤，异时其败，罪之何补。官司闾里，众口一心，评议喧哗，所不可遏。
其二曰：“经费之司，安危所系。延龄顷自判权，逮今旬岁，不称之声，日甚於初。群情众口，喧于朝市。”“臣职在谏曹，合采群议，道路云云，无不言此。岂京师士庶之众，愚智之多，合而为党，共有雠疾？陛下似宜稍回圣鉴，俯察群情。”(84)自然亦是不允。
而此时，陆贽所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三奏量移官表》、《论沿边守备事宜状》均被德宗搁置，《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请不与李万荣汴州节度使状》亦是“不从”，《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则直截“不听”，更惶论《论裴延龄奸蠹书》了。这与陆贽“内相”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细思其由，皆因裴延龄所言所行无不切合德宗此时的至尊心态与享乐心理；而陆贽仍旧思欲励精图治致君尧舜，且语言切直，少所避讳，早已使圣心不悦。《新唐书本传》说其“及辅政，不敢自顾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或规其太过者，对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恤其他！’”
《旧唐书》谓“裴延龄，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贽独以身当之，屡次面陈和上疏极言其弊。自古忠奸不两立，延龄亦对陆贽日加谮毁。终于在贞元十年十二月，除贽太子宾客，罢知政事。十一年春，旱，边军刍粟不给，具事论诉；延龄言贽与张滂、李充等摇动军情，激怒德宗，将诛贽等四人，会谏议大夫阳城等极言论奏，乃贬贽为忠州别驾。
贽在忠州十年，常阖户不出，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因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以示乡人。是其不能作救时良相，犹可为救世良医也。其间，德宗曾令新任刺史宣旨慰安，韦皋又累上表请以贽代己。顺宗即位，与阳城、郑余庆同诏征还。诏未至而贽卒，年仅五十二岁。朝廷议谥曰宣，世称陆宣公。
史书屡言“贽性畏慎”，然每临国事，则又“不自顾重”，剀切陈词，“不恤其他！”是真公而忘身者矣。故《旧唐书传论》曰：“贽居珥笔之列，调饪之地，欲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85)
古今之论陆贽，无过于苏轼，轼于《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劄子》中，曾对陆贽作过如是评价：“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86)。信然。
陆贽著作有诗文集十五卷，早佚，仅存收辑其制诰、奏草、奏议的《翰苑集》二十二卷。今有收录《翰苑集》及辑佚之作的《陆贽集》和《陆宣公集》。
二、陆贽的治道思想
（一）格君心之非
陆贽是历史上少数思想与言行高度统一的政治思想家。陆贽“勤于儒学”，自然深谙儒家的治道，所谓治道，即是所以治国理民平天下之道。天下者，民也，治天下者君也。君与民因之成为治道的两大基本要素，或曰两端。民为基础，而君为顶极，各级官吏则是代君理民或为民请命的中间阶层。《尚书·泰誓》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孔传》曰：“言天佑助下民，为立君以政之，为立师以教之。”替天以佑助下民即是所谓的君师之道，武王之所以伐纣，就是因为殷纣失去了这个“君师之道”。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君权固然须得之于天命，而天之明命又须视民意之向背为若何而定。因而《泰誓》又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87)。《虞书》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孔传》：“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88)可见所谓天命，实际上亦即我民之命。《尚书·多方》有云：“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于民。”《孔传》“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惟乃自乐其身，无忧民之言。”(89)不畏天命的具体内容即是“大其逸豫”，“无忧民之言”。反之，孔子所谓之“畏天命”，亦即是“大畏民志”(90)。《大学篇》在说过“大畏民志”之后，紧接着说“此谓知本”。即是说民意乃是政本。至荀子则径直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91)两者的本末关系在儒家的意识中是十分清楚的。民为政本，也是法家出现之前，古代思想界的共识。战国法家提出“君本”的思想，则是君主在政治运作中，权力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因为原初儒家都是为民立命的圣贤，而非民自身，只能设想出由“圣王”来为民之主。虽然如此，本来在民的“权原”，仍须让渡于代表民意的君王，但是倘若王而非圣，却没有正常的制度来限制其权力，又没有正常的力量来执行“则易位”的主张。所以儒家在不得已的情势下，支持拨乱反正的政变和顺天应人的革命。而在一般情况下，只有“致君尧舜”之一途可行，即依靠说服的办法来解决君主与天下之民的矛盾。
所以，中国为治之道的核心问题，就成为如何“格君心之非”，而格君心的方法和标准即是絜矩之道。“格君心之非”与“絜矩之道”都是古代圣贤提出的为治理论，“絜矩之道”是曾子为修齐治平而提出的为人处世准则，属于可以跨越时空的普世伦理。而“格君心之非”的理论，由孟子提出，由于君主成为中国治道的“权原”和关键，所以孟子曰：“人不足与適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92)意即国家用人、行政之失，都不足以厚非，最重要的是正君主的用心。国君心正，则国家政事皆可正定。这个能够格正君心的人，自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因其具有这方面的德能胆识，故称之为“大人”。这是一个在中国专制政体下特有的命题。而这样的“大人”，在后世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能将道术两者完美结合起来，淳熟地加以运用者，则非陆贽莫属。
在这里，还有一个君臣的关系在其间，按照儒家的理想，君臣之间应按朋友关系处理，如子思即认为“君臣，朋友之择者也”。所以，孔子提出的原则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勿欺也，而犯之。”(93)“以道事君”之道，是指天道和人道，天道无私，而人之道即是仁与义。儒家即以此公正无私之天道及讲仁与义的人道规范中国古代的治道，对违背治道的君主不惜冒犯地予以激烈的批评。如果君主不听谏阻，那就应该“止”，即中止合作，辞官退隐。孟子的仁政主张，则将儒者处于君民之间的位置，明显地向民的一方倾斜，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意即在治道之中，人民的价值最为贵重，社稷次之，君最为轻。因为人民是社会、国家的主体，无民何有乎社稷？而君主是可以替换的，“诸侯（君）危社稷，则变置”。由于立场站在人民一边，真理在躬，所以具有“说大人则藐之”的大丈夫气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精神。孟子认为儒者之于君主，首先应该教以“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的为国之道，使“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人伦指以制取民等人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臣之与君，无论是朋友还是君师，都是平等的关系。因而反对臣对君主的无条件顺从，“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儒家主张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但如果君有“大过”而不听劝谏，则应考虑如何请其“易位”(94)。说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已经颇具以臣民为主，君为客的意味。但是，孟子的理路，没有在现实中贯彻下去，自秦政按法家模式建立起统一大帝国，君为主臣民为客的专制政体，遂成为中国二千年不醒的梦魇。
法家尊君卑臣（民）的思想原则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上的严刑峻法，一是经济上的“利归于上”。自从“汉承秦制”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朱熹曾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95)而在经济领域，诚如苏轼所云：“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96)在“秦制”的现实之下，儒家的治道思想不得不作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坚持民本和“格君心之非”的思想原则。一方面与之相适应地吸纳了法家的“三纲”说，不过也将君、父的表率及相对意义带入其中，不尽是无条件的服从而已。对于无以限制的君权，不得已而抬出天的权威，“天谴说”便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民意在董仲舒那里，只能曲折地表述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97)“格君心之非”也只能借助“天谴”说来完成。
这种君权至上的情形，至唐初才有所改变。唐太宗本人就是一位颇具民本思想的君王，并且完善了宰相制度，勇于纳谏，不吝改过，实现了君臣共治的儒家理想，因而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而作为中唐名臣的杰出政论家陆贽，和唐初的魏征同以直言极谏著称，但陆贽却没有遭遇明主的幸运。由于唐德宗的自负和任用小人，使陆贽所处的政治环境远较魏征时代复杂而充满险恶。因之坚持民本主义而格君心之非的难度也就更大。但由于陆贽的才具和识见，对于时局的原委及动向，多有洞彻的审视，故其见解立意深远，析理透辟，情辞感人，委曲尽至，因而能启沃人主，拯时救敝，而历为后人所尊仰。《旧唐书本传》称其“于议论应对，明练体理，敷陈剖判，下笔如神，当时名流，无不推挹”(98)。《新唐书贽传论赞》则从思想作用着眼，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胙不竞，惜哉！”(99)意即陆贽本诸仁义拯救时敝的论谏，倘能为德宗多数采纳，唐胙何患乎不盛。直接把陆贽和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苏轼对陆贽更是推崇备至，在上宋仁宗《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劄子》中，高度评价曰：“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是说陆贽在议论当世要务的时候，既能切中时弊的要害，又能坚守治道的原则，思理、文采、辨才、治术，都超过了古之名臣。又将陆贽的奏议论谏与古代的经典相比，认为“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100)所言亦是事实，因为时代的巨大变化，古圣先哲关于治道的训诫，多为针对当时史事随时而发，只是给后世提供一个理论原则，并不能直接拿来解决现实问题。而陆贽却能将古今的智慧，凝聚在一处，以解决错综复杂、积弊已深的各类军政问题，把握住“格君心之非”这一关键，然后运用“絜矩之道”的立体思维方法，对上下左右先后，举凡人我关系之各个方面，兵刑食货用人治事均无所失，皆以仁恕之道加以取舍安顿，真可谓划无遗策，计无不中，虑及深远，即时见效。而且皆从关系国家的大利大害处着眼，用以格正君心之非，而消解君心与民心的对立，亦即所以疏通天下之民意；使掌握权原的君主能以天下人之心为心，即是抓住了拯溺解棼的关键。
陆贽出而应世的时代，正值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藩镇割据、诸侯叛乱、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整个唐王朝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当时继位的德宗皇帝，在代宗一朝刚刚有所起色的经济基础上，不先致力于解决民生问题，而是急于用兵讨平叛镇。不听朝命，割据一方的藩镇，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有为的皇帝自应将其讨平。但战争不是可以仅凭意愿发动的，需要雄厚的物质准备和战略策划，亦即所谓的谋定而后动，最重要的还有民心的向背。而德宗全不度德量力，又不能听取陆贽对战争形势应分轻重缓急的分析，采纳其“端本整棼之术”，结果祸起肘腋，引发泾原兵变，乘舆一幸奉天，李怀光叛变，再奔梁州，面临亡国丧家的威胁，德宗表现出悔悟之情，能够听进逆耳忠言。卒赖陆贽的运筹帷幄，文经武略，内外戮力，方使唐室转危为安。
陆贽在奉天兴元的奏议，其实并非什么奇计妙策，无非就是经国成务之要，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节用安民之术、布德服远之策。然而终能招复人心，克敌制胜，还于旧都者，就是能用诚信二字格正德宗之心，以“絜矩之道”度己及人，故能料敌如神，感人至深。化危机于无形，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分析陆贽这些饱含激情和睿智的政论，无疑也会增强对儒家为治之道的理解，岂虚言也哉。
儒家的民本主义理想原则，就是将君主与天下人同欲作为基准，以民为政治之主体，亦即政治权力的根源。陆贽将民与德宗最关心的财及兵的关系进行比较曰：“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兵者，财之蠹也。”(101)因而治国理乱必须“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至于兵，若非万不得已，绝不能轻用。陆贽强调民是源，财是流；民是本，财是末。应该重民而非重财，只要得人何患无财，因为“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易于理解，但如何使之落在实处，却非易事。一般统治者以为拥有广土众民，即谓“得国”，而实则须得民心方谓之得国。所以陆贽说：“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君“得人心”的作用与方法“在于审查群情”，其言曰：
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急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102)
此即孟子所谓“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103)之意。陆贽又曰：
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104)
以上议论，阐述了治道的两大要点，一是摆正君心与群情的关系；二是按照民心处理好人与财的关系。此处只论治道的第一要点：既然“理乱之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向背是政权安危国家兴亡的关键，那么，治国理乱，就应“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105)。亦即须奉行晋代袁准所谓“以人治人，以国治国，以天下治天下”(106)之道。明代吕坤曾引伸《中庸》“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之言曰：“君子以人治人，不以我治人。”(107)则此语即是以国人乃至天下人之欲恶治国理天下，而不可以皇帝一人之欲恶强加于天下人。道家《关尹子》其书对这一思想阐述得更为明白：“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108)可见此是儒道两家共同认可的治世真理。
由于君主掌握着权原，所以其意志便成为决定国家政策，并进而成为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格君心之非的意义，正在于此。而关于人心之向背，不是让民心向君心靠拢，而是要求君心与民心同其好恶，不仅出于民心关系天下得失的利害考虑，也是对民心民意的真正尊重，可谓已经触及到政治良窳的核心部位。其价值、其意义，是值得认真思考并予以借鉴的。
陆贽所遭遇的君主，是一位富有才智意欲有为的昏君。《旧唐书》说他：“天才秀茂，文思雕华”，“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治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109)然观其所为，皆太平时期清廉皇帝的形象，而于拨乱世反诸正，则毫无弘谋远虑，内忧外患未除，则先自毁长城，因猜忌而罢郭子仪兵权，信谗言而杀宰臣刘晏。贞元以前，其心目中只有两件事，一是倾国之兵以讨叛；二是想尽办法税敛民财以供军需，因此而重用聚敛之臣，亲信逢迎自己的小人。自逞好恶，怠慢天下人之心，遂致天下分崩离析。蒙难时期的德宗尚能信任陆贽，及至还朝，马上故态复萌。《新唐书》说他“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110)。实则是有意利用小人，以达到控驭群臣的目的。所谓悔悟，所谓罪己，都不过是权宜之计。
德宗向陆贽求教“当今切务”，陆贽认为当前政治危机，都是由于君主的不能推诚于群下，甚而无端猜疑，又不能察纳雅言，以塞忠谏之路，终于招致“驯臻离叛，构成祸灾”(111)的乱局。所以竭力劝勉德宗“广接下之道，开奖善之门，宏纳谏之怀，励推诚之美”。使上下一心，共图治道。陆贽论曰：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诚。守诚於中，然後俾众无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与诚，有补无失。
其推诚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务于尽言，所贵乎出言则可复。任人不可以无择，所贵乎已择则不疑。言而必诚，然后可求人之听命，任而勿贰，然后可求人之成功。诚信一亏，则百事无不纰缪；疑贰一起，则群下莫不忧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过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当，可求贤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则推诚之道孚矣。
明君治国，必须广开言路，陆贽阐述纳谏之益曰：
其纳谏也，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是则人君之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是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112)
陆贽阐发推诚纳谏的意义可谓淋漓尽致。但欲解决天下分崩离析的所有矛盾，则必须消融德宗与天下人的对立，对立既然是君主自逞才智所造成，那就必须抛弃君主个人之好恶与才智，“叶成汤改过之美”，“体大禹拜言之诚”，唯其如此，才能转祸为福，复归太平。陆贽曰：
至於匹夫片善，采录下遗，庶士传言，听纳无倦。是乃总天下之智以成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化疑梗为訢合，易怨谤为讴歌，浃辰之间，可使丕变。陛下傥行之不厌，用之得中，从义如转圜，进善如不及，推广此道，足致和平。(113)
总天下之智以成我之聪明，所见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其令必行。因之意欲平治天下者，应有公天下之心，而不可私其腹心，其论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