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就建文帝出亡各地之说而言，几乎每个地方都宣称他们有所谓的“物证”。但细细推敲的话，要么是孤证，要么是一家之言，自说自话，缺乏层层相连的科学考察证据链，故而笔者一直没对哪一种之说表示出过分浓烈的兴趣，但3年前的宁德考古却使我改变了观点。2009年因宁德地方政府的邀请，笔者曾3次前往当地进行实地考古，因发现其有诸多的奇特之处：如支提寺袈裟“透露”的“秘密”既与历史文献相合，又与当地的上金贝古墓所隐含的信息相“呼应”，等等。由此笔者与南京大学潘群先生等一致认为：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
对此，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中文频道和新闻频道等国内外著名媒体都做了如实的报道。不料却也遭来了非议与责难。从纯学术角度来讲，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问题是这种非议和责难带有极大的非理性，有人在小报上对笔者与潘先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甚至还有人想组织他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同类对我与潘先生开“批斗会”，重演他们及其老鼻祖在“文革”中的拿手好戏，这一切想来让人鄙薄不已！
要知道，批斗与攻击是代替不了史实与科学研究的，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历史学是一门唯史实为依据的学科，与其密切相关的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起到先导性与补充性、核实性等作用，考古正确与否就必须要与历史文献相比对。就目前各地所谓的“建文帝出亡地”而言，惟福建宁德的古物与古文献相合相应，因此说，宁德支提寺稀世袈裟的“出世”本身就“暴露”了建文帝最终出亡的秘密……
2009年年初，笔者在苏北盱眙明祖陵考察时，突然接到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郑自海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告诉笔者：福建宁德最近发现了疑似建文帝墓。这样的消息近年来特别多，也没什么新鲜感，当时笔者就没多大在意。几天后回宁，郑老嘱咐公子郑宽涛先生将福建宁德古墓的相关信息发了过来。说实在的，光看照片上的古墓，几乎什么究竟也看不出来，这事也就在不经意间过去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福建宁德方面发来了有关上金贝古墓更多、更详细资料，由此逐渐改变了笔者的最初想法。就在这时，福建宁德方面向我、郑自海先生、郑宽涛先生和南大教授潘群先生等人发出了邀请，让我们前往他们那里去实地考察一下，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宁德的考古历程。
笔者曾3次前往福建宁德考古现场，其中10月份的一次时间最长，一个人在那儿呆了一周，收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拍摄了几百张照片和十几小时的视频，在掌握了详实的第一手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我查找与比对《宋史》、《元史》、《明史》和《明实录》等正史以及最新的考古成果，然后展开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将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和上金贝古墓的神秘主人“锁定”为失踪了600年的明朝第二位君主建文帝，由此破解大明第一大谜案（好几篇相关文章已在报刊上发表过）。其理由和证据如下：
华严寺云锦袈裟“出世”，“暴露”建文帝最终出亡秘密
华严寺位于福建宁德市霍童镇辖区的支提山上，故世称其为支提寺。支提山坐落于闽东鹫峰山脉中段东麓，远近有九十九峰，层峦叠嶂，绵亘百里，俯瞰全景，宛如莲花，而以峻秀深邃，古称“闽国东岳”。有名山则有菩萨说法，有刹土则有佛现身，据宋代《高僧传》所载：“释元表，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东南方有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于时属会昌搜毁，表将经以华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唐大中元年，保福慧评禅师素闻往事，躬率信士迎于甘露都尉院，其纸墨如新缮写，今贮福州僧寺焉。”这是有关支提山的最早文字记载。历经沧桑，至闽属吴越时，吴越王钱俶闻其事，宣问祖籍福建福清的杭州灵隐寺了悟禅师，了悟禀说：“臣少游闽至第一洞天（指宁德霍童，笔者注），父老相传，山有菩萨止住，时现天灯照耀，宝馨鸣空，知是天冠说法地也。”钱王遂委了悟南来觅圣，开山建寺，此为支提建寺的缘起。（详见宁德华严寺印发的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中国支提山——华严寺”字样的简介手册）（图6 宁德支提寺图）
图6 福建宁德支提寺
结合宁德地方史料，今人可知华严寺的兴盛始于宋代，但就其闻名范围而言，恐怕最主要还是在福建、浙江一带。据清代崔嵸编写的《支提山图志》所述，自明朝永乐起，支提寺渐为大明帝国皇家所重，并不时地得到皇帝、皇后或皇太后的御赐，御赐之物很丰富，有佛经、佛像等，甚至还说明万历时大明朝廷赐给支提寺和尚大迁好几件云锦袈裟。据此有人就认为：宁德支提寺内至今还保存完好的那件特殊云锦袈裟就是万历朝廷赐给支提寺的。
不过据笔者在宁德实地考察与查阅相关的史料后发现，史实并非如此。
云锦、袈裟为何物？
2009年10月初，在宁德当地统战部杨部长的帮助下，笔者找到了当年“发现”云锦袈裟的支提寺前住持妙果法师，妙果法师早已年逾古稀，一般不接待外人，但因陪同笔者一同前往的杨部长曾任过当地的乡党委书记，所以笔者不仅有幸地见到了妙果法师，而且还当面聆听了他“发现”云锦袈裟的经过（妙果法师说的是当地闽东语，幸好杨部长为笔者作了“翻译”）：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之际，当时年轻的妙果听说，有一件与皇帝有关的云锦袈裟流落到了当地一个农民的手里，妙果曾向他要，可那农民不肯给，最后妙果法师竭尽财力用120斤的地瓜粉同他进行了交换，这才将云锦袈裟从凡界接回到了佛门圣地。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该云锦袈裟一直没有引起世人的真正认识。2009年6月7日《扬子晚报》刊载了《南京为少林寺造云锦袈裟 明代云锦袈裟明年复制成功》一文，文中说：“（南京云锦研究所）张洪宝告诉记者，2001年，古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提出能否为他定做一件云锦袈裟。所里接到任务后，十分犯难，因为从来没有听过有云锦袈裟这一说，更没见过实物。2003年张洪宝开始查找资料，但毫无收获。2005年他开始设计，拿出了10多个方案，也没有被认可。正当所里为如何制作袈裟犯愁时，福建宁德华严寺提出能否为该寺复制一件寺里珍藏的明代袈裟。这件袈裟非同寻常，是目前世上仅存的一件云锦袈裟。据说，明万历年间只做了四件，目前传世一件。华严寺的高僧称这件袈裟比万历要早，是明永乐年前制作的。……华严寺藏的这件明代云锦袈裟与现代的袈裟有着异同点，现在大家看到方丈们披的袈裟大多为大红底色明黄格纹，在工艺上明显的古代比现代要复杂精细的多。记者问为何从照片上看，明代的云锦袈裟色彩没有新制作的这件鲜艳？张洪宝说：‘那是因为年代久远，500多年了，还不褪色？’他告诉记者，从他的经验判断，明代的云锦袈裟应当与现在新制作的一样鲜艳，以大红和明黄为主，中间织有多种金线，图案也十分复杂。”（蔡震：《南京为少林寺造云锦袈裟 明代云锦袈裟明年复制成功》载2009年6月7日《扬子晚报网》）
可是7个月后的2010年2月1日，同一张报纸《扬子晚报》上发表了同一作者的“新作”《华严寺金龙袈裟不是建文帝的》，（该文载《扬子晚报》2010年2月1日A4版）一个原本说是600年前的宝物在半年后顿时像魔术大师刘谦所玩的魔术一般，一下子变脸成了400年前古物，其变化之快真令人目瞪口呆，这究竟是哪门子的事？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两大关键性的专业与学术问题：一个是云锦，一个是袈裟。我们先来讲讲云锦。
据南京云锦权威的资深老专家徐仲杰先生的研究：“云锦，有说因为它的图案纹饰应用‘云纹’较多而得名。据考证，元、明、清三代南京生产的传统提花丝织锦缎，过去并没有‘云锦’这个名称。根据民间云锦业中的艺人谈：它是晚清以来，南京民间丝织业划分为‘花’、‘素’两个行业后才出现的名称。当时织‘素’缎（无花织物）的，称为‘缎业’；织‘花缎’（提花织物）的，称为‘锦缎业’。南京锦缎，过去由于是御用‘贡品’，用料考究、织造工精，花纹色彩典丽精美，人们把它比喻象天上云霞般的美丽，因而南京生产的各种提花丝织锦缎在晚清以后就统被名之为‘云锦’。现在一提起‘云锦’二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指南京生产的各种提花丝织锦缎。”（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P19）
我们将徐老的考证做个最为简洁的概括：云锦在元明清时代本无其名，是晚清以后南京生产的各种提花丝织锦缎的统称。那么南京云锦有何特点呢？
徐老说：“南京云锦区别于其他地区锦缎的一个重要特点为：它是大量用金（捻金、镂金，也包括镂银和银线）、并善于用金装饰织物花纹的提花丝织物。我们从云锦的主要品种‘妆花’（包括满金织地，金地上织五彩纹的‘金宝地’）、‘织金’、‘织锦’等织物来看，它们的花纹，或全部织金、或部分加金；或大面积地应用各种金（捻金、镂金；捻金又有紫赤圆金和淡圆金之分）和银（捻银、镂银）线，交织于一件彩锦中（如属于‘妆花’类的‘金宝地’，就常用这种手法处理），使整件织物形成一种金彩辉映、瑰丽灿烂、典雅而高贵的艺术效果。”（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P15）
由此看来，南京云锦是大量用金并善于用金装饰织物花纹的提花丝织物。这里面突出了用金的问题，以此来考察福建宁德支提寺袈裟的话，其原料为南京云锦看来是不成问题的，更有前文所引的《扬子晚报》报道——南京云锦研究所同志进行的实物鉴定为证。现在人们所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袈裟。
说到袈裟，一般人所知道的无非是电影里或佛事大法会上方丈们所穿的那种特殊衣服。那么，从学理上又将如何来表述它？
袈裟是指“佛教僧尼的法衣。梵语‘迦沙曳’的省称。孟郊《送谈公》诗之十一：‘牵师袈裟别，师断袈裟归。’吴融《还俗尼》诗：‘柳眉梅额倩妆新，笑脱袈裟得旧身。’”（《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8月版，P730）此为袈裟简明之解释，若要详尽一点的话，由史东等人编写的《简明古汉语词典》这样说道：“佛教僧尼的法衣。将布帛割截成长方形小片，染以间色，更缀合缝制而成。用意在防垢秽，并不同于俗。故又有割截衣、间色衣、无垢衣等名称。”（史东：《简明古汉语词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P212）
今权威的《辞源》说：“袈裟，梵语迦沙曳之略，译曰不正怀、浊染等，亦云缁衣，以其色浊而名。又其制作法，先将布割截为长方形小片，更缀合之而成，宛如田畔，故亦云割截衣，又名田相衣。”（舒新城等主编：《辞海·衣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再版，P1212）
但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恐怕明代学者朱国桢对袈裟名称的解释最为详细：“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乃知袈裘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晋代——笔者加）葛洪始加衣字也。”（【明】朱国桢：《湧幢小品》卷28）
而同为明代人的郎瑛对袈裟颜色变化之考证则为今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僧衣僧旧着黑衣，元文宗宠爱欣笑隐，赐以黄衣，其徒后皆衣黄。故欧阳原元《题僧墨菊》诗云：‘苾蒭元是黑衣郎，当代深仁始赐黄；今日黄花翻泼墨，本来面目见馨香。’又萨天赐赠《欣笑隐》诗云：‘客遇钟鸣饭，僧披御赐衣。’正谓是也。今制禅僧衣褐，讲僧衣红，瑜伽僧衣葱白。”（【明】郎瑛：《七修类稿·僧衣》卷24）
以上对袈裟的诠释很到位，既讲了袈裟的颜色变迁，又讲了它的构成——是由割截成长方形的一片片布帛染以间色后缀合缝制而成的，这是人们对袈裟的概括性认识。
而福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却与众不同，如果是不经意瞄一眼的话，那它就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该袈裟是由长约100厘米的15个长方形小片云锦缀合缝制而成，其整体呈长方形，长度约为一个170厘米高度人伸出双手手臂（人呈“大”字型）的长度，宽度约为100厘米。由于年代久远，它确实给人的感觉是“其貌不扬”，甚至有的地方还有较为严重的破损，套用时下一些人中流行的一句话：“不就是那个破玩意儿”。但要是你仔细观察的话，或许就有石破天惊的大发现。（参见图7 袈裟整体图）
图7 福建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平放整体图
八吉祥等图饰特征告诉人们：华严寺云锦袈裟应为明代早期的一件法衣
按理说，袈裟是出家人的法衣，即使再高档的袈裟也是佛家之物，因此，其图饰主题应该是以佛教为主，它的位置应该是在特别显眼的地方，且其图案也应该大而醒目。可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却很特别，八吉祥、卐字与狮子（又像麒麟）相间的佛家题材图饰在整个袈裟中不仅显得不怎么显眼，而且其“占据的面积”大约不到整个袈裟的1∕20。具体分述如下：
八吉祥图饰分散在袈裟的三个地方，只有集中注意力才能看清楚。
佛教八吉祥图饰是指法螺、法轮、宝伞、宝幢、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等八种宝物。法螺，据佛经所载，佛祖说法时声震四方，如海螺之音，故而每遇佛家大型法会之际常常吹鸣海螺，其象征佛音声震四方，名声远扬；法轮，原是古印度的一种很有威力的武器，后来有人将它引申为宇宙间速度最快的交通工具，佛教法轮寓意佛法无边，又像轮子一样旋转不息，普度众生。就世间来说，象征掌握成功的关键力量，事业兴旺发达，永不停息，这自然是人见人爱的宝物；宝伞，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遮蔽一切魔障和痛苦，保佑人们平安；宝幢，原是古印度呈圆柱形的一种军旗，军中首领以此统帅全军击败敌军，后引申为战胜一切烦恼魔军，取得事业的巨大成功与胜利，故而宝幢又可称为胜利幢；莲座，根据佛教的传说，当年佛祖出生时就与众不同，他诞生在莲花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纯洁柔美，予人愉悦，在佛教中象征着解脱一切烦恼、清静、圣洁和吉祥；宝瓶是佛之一切善法的宝库，象征财富和智慧诸宝汇聚无漏，福德与智慧俱备，寓意财运亨通，福智圆满，长寿无限，吉祥如意，故而也深受人们的喜爱；金鱼眼睛常开着，因此在佛教中金鱼眼象征着佛眼，表示佛时时在关照着芸芸众生；又，金鱼自由畅游，引申为自由、超越和永生；盘长结又称吉祥结，今称中国结。佛教说，佛有无穷无尽的教法，如网状型，人们若依此就能从生存的海洋中获取智慧之宝和觉悟之宝，寓意为心灵沟通与永恒的爱。（参见《北京雍和宫法器说明册》和周丽丽：《瓷器八吉祥纹机关探》，《上海博物馆集刊》，1987年第4期，第312—332页）
佛教八吉祥最初源于古代印度文化，在早期佛教绘画与造型艺术中，八吉祥图饰大多出现在佛祖释迦牟尼成佛图中，或装饰于象征释迦的双足图案中。它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可能就要数西藏了，内地开始流行八吉祥图饰比较晚，大致是在元代。元朝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因而八吉祥随着藏传佛教的流传而为人们所普遍熟悉，但那时主要用于佛教活动。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虽然一反元制，但在治藏问题和宗教信仰方面却基本上延续了元代的做法，加上明前期皇帝都崇信藏传佛教，故而使得明代前期藏传佛教依然大行其道，伴随之，在中国内地已流传的佛教八吉祥突破了佛教活动的范畴，加上它与中国本土的趋吉避害心理相通，所以其更为人们所乐意接受。明初朱元璋甚至规定将八吉祥作为他诸子亲王府宫殿上的装潢图饰。
《明实录》载：洪武四年春正月戊子日，“（朱元璋）命中书定议亲王宫殿制度，工部尚书张允等议，凡王城高二丈九尺五寸，下阔六丈，上阔二丈，女墙高五尺五寸，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五分，月台高五尺九寸五分，正门台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后宫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黑。四城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红漆金，蟠螭帐，用红销金，蟠螭座后壁，则画蟠螭、彩云，立社稷山川坛于王城内之西南，宗庙于王城内之东南，其彩画蟠螭改为龙，从之。”（《明太祖实录》卷60）
《明史》载，明初定“亲王府制：洪武四年定，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黛。四城正门，以丹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明史·舆服四》卷68，志第44）
那么明前期的八吉祥呈现出什么的特征？杨鸿姣在《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一文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与论述。他指出：法轮在元代是花轮，到了明初变化成八辐或六辐轮；法螺在明初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刻画，尤其是对尾部旋进的内部结构的表现；宝伞在明初以继承元代风格的捆住型居多，但相对于元代则更加华丽，较突出流苏和帷幔；明初莲花花瓣排列较为密集，装饰性增加；一对金鱼呈对称式布局，等等。“吉祥结在永乐时期还保留元代的上下成尖状的特征，宣德时期则演变为上下各有一结的形制，这一形制被后世所承袭，成为吉祥结的固定样式，直至现代的中国结也与此一脉相承。此外，在汉地八吉祥图形中，飘带自永乐时期开始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杨鸿姣：《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载《西藏艺术研究》，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2008年11月5日发布）
如果我们将上述明朝早期八吉祥的这些特征用来考察和研究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中的佛教图饰的话，都能一一找到相对应的答案（参见图8 宁德华严寺袈裟八吉祥图饰）。该袈裟的法轮是六辐轮，法螺尾部旋进结构刻画细腻、形象，流苏与帷幔装饰下的宝伞正被捆着，还有起到点缀作用的飘带自然流畅……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与破损的缘故，袈裟上的宝瓶之类的个别法物，我们现代人很难辨别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认定：该云锦袈裟应该是明代早期的一件法衣。
另据云锦研究专家的研究表明，华严寺云锦袈裟为明永乐以前制作的。2009年6、7月间，各媒体相继报道：“南京云锦研究所设计室主任、云锦研究专家张洪宝介绍说，南京云锦研究所曾为北京十三陵（管理处）复制过多件龙袍……宁德支提寺（即华严寺，笔者注）提出能否为该寺复制一件寺里珍藏的明代云锦袈裟。经鉴定，这件袈裟是明永乐之前制作的。”（《支提云锦袈裟惊世人》，载《福建日报网》，2009年7月31日《电子商务平台网站》和2009年《福建省档案局网站》；《南京为少林寺造云锦袈裟 明代云锦袈裟明年复制成功》，载2009年6月7日《扬子晚报网》）
图8 宁德华严寺袈裟八吉祥图饰
佛教图饰在华严寺云锦袈裟整体中不占主导，说明袈裟主人身份很特别？
佛教卐（卍）字与狮子（又像麒麟）图饰
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上还有佛教内涵题材的就要数卐字图案与狮子（又像麒麟）图饰。在该云锦袈裟的上方横幅下的左右对称的地方，有两个小方块的佛教题材的图饰——六瓣花形内狮子（又像麒麟）图案，中间杂以佛教卍字如意云纹相间（参见图9 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佛教卐（卍）字与狮子图饰图饰），如此位置之图饰咋看起来还真让人看不清，这意味着华严寺云锦袈裟中佛教题材的图案是辅助性质的？更有3块分散的八吉祥图饰加上这2小块佛教卐字与狮子（又像麒麟）相间的图饰几乎构成华严寺云锦袈裟佛教题材内容的全部，其所“占据面积”可能是整个袈裟的1∕20还不到，且在整个袈裟的图饰中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切似乎是在告诉人们：袈裟主人或置办者拥有较少的出世意识或迫不得已出家或作为装饰点缀？由此笔者联想到明中都鼓楼上的卍字，中都凤阳是大明帝国都城之一，亦即非佛教圣地，但它的鼓楼上居然用着大大的卍字，看来明初卍字是表达万事吉祥如意的一种心愿，当然也不排除宗教性质在内。但如果我们将袈裟上的卍字与狮子（又像麒麟）图饰相间在整个袈裟中所占据的位置与“面积”综合起来分析，笔者认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图饰所要表现的主题应该是以非出世内涵为主，如果再将明代早期佛教八吉祥图饰之特征用来考察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该袈裟的主人应是明代早期之人，而且他的身份还很特别？那么他究竟是谁？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该袈裟的缘边图饰是什么？
图9 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佛教卐（卍）字与狮子图饰图饰）
宁德华严寺袈裟缘边图饰至少向世人“表明”：该袈裟与大明皇家有关的。
袈裟的左边和右边皆为云龙文图案，这说明该袈裟与大明皇家有关？
宁德华严寺袈裟最左边的一长条云锦上绣有20条小五爪龙，其中间是云纹；最右边一长条云锦上绣有约22条小五爪龙，其中间也是云纹，左右形成对称，这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人审美情趣；而最吸引笔者注意的是其云龙纹饰边，由于生活在南京，笔者经常上明孝陵和明故宫，那里残存的大明皇家殿陛上的石刻云龙纹早已深深地镌刻在脑海里，所以当笔者在宁德华严寺见到袈裟上的云龙纹图饰时就不由自主地发问：这袈裟会不会是大明皇家的？
翻阅《明史》，其清楚地记载着，整个明代对于舆服的制作要求和“享用”等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能够享用云龙纹舆服的第一号人物当数大明天子了。除了龙袍，皇帝坐的轿子上也应有云龙装饰。“大辂，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广八尺二寸五分。……辂亭高六尺七寸九分，四柱长五尺八寸四分。槛座皆红髹。前二柱戗金，柱首宝相花，中云龙文，下龟文锦。”（《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以青饰辂盖，亭内贴金斗拱，承红髹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黄绮，谓之黄屋；中并四周绣五彩云龙九。天轮三层，皆红髹，上安雕木贴金边耀叶板八十一片，内绿地雕木贴金云龙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八十一片。盘下四周，黄铜钉装，施黄绮沥水三层，每层八十一摺，间绣五彩云龙文。四角垂青绮络带，各绣五彩云升龙。圆盘四角连辂坐板，用攀顶黄线圆条，并贴金木鱼。”（《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玉辂，亦驾以二象，制如大辂，而无平盘下十二槅之饰。辂亭前二柱，饰以搏换贴金升龙。屏风后无上四槅云龙及云板之饰。天轮内用青地雕木饰玉色云龙文。而太常旗及踏梯、行马之类，悉与大辂同。”（《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除此之外，皇帝衣服外面的饰品如玉钩、玉带之类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史书记载：“皇帝冕服……玉钩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饰云龙文描金。……”（《明史·舆服二》卷66，志第42）
第二个可以享用云龙纹服饰的是皇后，“皇后冠服：洪武三年定，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其冠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十二钿。祎衣，深青绘翟，赤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黻领，朱罗縠逯襈裾。蔽膝随衣色，以緅为领缘，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玉革带。青袜、青舄，以金饰。永乐三年定制，其冠饰翠龙九，金凤四，中一龙衔大珠一，上有翠盖，下垂珠结，馀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小珠花数如旧。三博鬓，饰以金龙、翠云，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十二，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皂罗额子一，描金龙文，用珠二十一。翟衣，深青，织翟文十有二等，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三等，间以小轮花四，以緅为领缘，织金云龙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黄绮约其下，韬以黄囊，金龙文。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龙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带，表里俱青红相半，末纯红，下垂织金云龙文，上朱缘，下绿缘，青绮副带一。绶五采，黄、赤、白、缥、绿，纁质，间施二玉环，皆织成。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饰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二璜相触有声；上有金钩，有小绶五采以副之，纁质，织成。青袜舄，饰以描金云龙，皂纯，每舄首加珠五颗。”（《明史·舆服二》卷66，志第42）
第三个可以享用云龙纹舆服的是皇太子，“皇太子金辂，高一丈二尺二寸有奇，广八尺九寸。辕长一丈九尺五寸。……辂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亭内周围青斗拱，承以丹漆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红绮，顶心绣云龙，馀绣五彩云文。天轮三层皆红髹，上雕木贴金边耀叶板七十二片，内饰青地雕木贴金云龙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七十二片，四周黄铜装钉。上施红绮沥水三层，每层七十二摺，间绣五彩云龙文。四角之饰与大辂同，第圆条用红线。”（《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第四个可以享用云龙纹服饰的是皇太子妃，“皇太子妃冠服：洪武三年定，礼服与皇妃同。永乐三年更定，九翚四凤冠，漆竹丝为匡，冒以翡翠，上饰翠翚九、金凤四，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九树，小珠花数如之。双博鬓，饰以鸾凤，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九，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珠皂罗额子一，描金凤文，用珠二十一。翟衣，青质，织翟文九等，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明史·舆服二》卷66，志第42）
总之，从《明史》的记载来看，在大明帝国能够享用云龙纹舆服的只有四个人，即皇帝、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我们将之再概括一下，即只有皇帝与其配偶和皇帝接班人及其配偶才能享用云龙图饰的舆服，而福建宁德华严寺袈裟左右两边长条云锦上偏偏是云龙纹，难道这是巧合？或言这云锦袈裟就是大明皇帝或皇家的？笔者不敢妄断。
图10 宁德华严寺袈裟左右花条边上的云龙纹
袈裟的最下方22个灯笼里绣有“福寿”的字样，居然在《明史》上有“对应出处”。
再看华严寺袈裟最下边上的那些并立而排的22个灯笼，仅粗看看除了灯笼还是灯笼，好像什么信息也没有，但若你仔细察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内有各式字体的“福寿”两字，那它们在大明皇家有无“对应出处”？
《明史·舆服志》“大辂”（皇帝坐的大轿子）条中这样说道：“大辂，……亭内黄线条编红髹匡软座，下莲花坠石，上施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靠背上雕描金云龙一，下雕云板一，红髹福寿板一，并褥。椅中黄织金椅靠坐褥，四围椅裙，施黄绮帷幔。”（《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大明皇帝的人力轿子上也有“福寿板”，“轿者，肩行之车。……其制（明制），（皇帝轿子）高六尺九寸有奇。……轿杠二，前后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有黄绒坠角索。四周红髹板，左右门二，用镀金铜钉铰。轿内红髹匡坐椅一，福寿板一并褥。椅内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椅裙，下铺席并踏褥。有黄绢轿衣、油绢雨衣各一，青毡衣，红毡缘条云子。（《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大明皇后的大辂上也有“福寿板”，“皇后辂：一，高一丈一尺三寸有奇，平盘。……辂亭高五尺八寸有奇，红髹四柱。槛座上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左右有门，高四尺五寸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沉香色线金菱花槅各二，下条环板，有明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后红髹五山屏风，戗金鸾凤云文，屏上红髹板，戗金云文，中装雕木浑贴金凤一。屏后红髹板，俱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上施红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一。靠背雕木线金五彩装凤一，上下香草云板各一，红福寿板一并褥。椅中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有椅裙，施黄绮帷幔。（或黄线罗。）”（《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查遍整个《明史》记载，能够享用“福寿”字样舆服的只有两人，即皇帝和皇后。由此看来，华严寺袈裟周边饰以云龙纹图案和下方22个灯笼内绣上“福寿”字样都似乎是在“暗示”人们：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袈裟，而是极有可能与大明帝国皇家有关！
概之，鉴于上述几个因素，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福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与大明皇家有关。
图11 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上的灯笼
宁德华严寺“九五之尊”龙饰主题云锦袈裟向世人“表明”：它与大明皇帝有关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有龙饰物就与皇家有关。尤其是明代对龙凤图饰的使用极为讲究，规制也极为严格。
洪武三年八月丁丑，“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及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如旧有者，限百日内毁之。”（《明太祖实录》卷55）
洪武四年二月壬申，“上将幸临濠，谕中书省臣，制：‘奉先殿、四代帝、后、神主及龛，须精致。’朕还日，视其成。礼部遂奏：‘神主之制，高一尺二寸，阔四寸，趺高二寸，用木为之饰，以金镂、以青字，神龛高二尺，阔二尺，趺高四寸，朱漆镂金，龙凤花板开二窗，施红纱，侧用金铜环，内织金文绮为藉。’从之。”（《明太祖实录》卷61）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朱元璋“诏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诸儒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官民人等所用金银、磁碇等器，并不许制造龙凤文，及僣用金酒樽、椅桌、木器之类，亦不许用朱红金饰。公侯伯至二品，酒注酒盏用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盏许用金，余用银；六品以下酒器许用银，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用磁漆。官民人等所用床榻，不许雕刻龙凤并朱红金饰，床帐不许用玄、黄、紫及织绣龙凤文。”（《明太祖实录》卷209）
《明史》载：“明初俭德开基，宫殿落成，不用文石甃地。以此坊民，武臣犹有饰金龙于床幔，马厩用九五间数，而豪民亦或熔金为酒器，饰以玉珠。太祖皆重惩其弊。”（《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上述史料明确告诉人们，明初太祖立制：擅用金龙图饰和“九五”礼数要以重罪论处。
明代“胡蓝大狱”的“原始”审讯记录——《逆臣录》载：当年大明中青代大将军蓝玉之所以最终被杀就是因为有人控告蓝玉在自己的裤子膝盖处绣有龙饰图案，有谋反之嫌。
朱元璋的心腹大将廖永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最终走上了不归路，“（洪武）八年三月，（廖永忠）坐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明史·廖永忠传》卷129）
洪武时代惟一杀剩的两位开国侯爷之一、建文朝第一次北伐统帅耿炳文一生小心谨慎、忠君为臣，但在“建文”转向“永乐”的那个血雨腥风的非常年代里，最终他还是被按上了逾制擅用龙凤图饰之罪名而被迫自绝。史载：“燕王稱帝之明年，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炳文懼，自殺。”（《明史·耿炳文传》卷130）
以上都是明初之事，那么明中叶以后对严禁龙凤之类图饰的使用执行得怎么样？
明代后期著名的文人学者沈德符给今人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今揆地諸公多賜蟒衣，而最貴蒙恩者，多得坐蟒。則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袞龍。往時惟司禮首榼常得之，今華亭、江陵諸公而後，不勝紀矣。按正統十二年，上御奉天門，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織繡蟒、龍、飛魚、門牛、違禁花樣者，工匠處斬，家口發邊衛充軍。服用之人，重罪不宥。」弘治元年，都御史邊鏞奏禁蟒衣云：「品官未聞蟒衣之制，諸諳書皆云蟒者大蛇，非龍類。蟒無足無角，龍則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龍形。宜令內外官有賜者俱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違者坐以法。」孝宗是之，著為令。蓋上禁之固嚴。但賜賚屢加，全與詔旨矛盾，亦安能禁絕也！”（【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蟒衣》卷1，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P22）
这段史料是说：正统十二年，明英宗曾在北京明皇宫的奉天殿下诏谕给大明工部，严令帝国臣民必须要遵照服舆的“祖制”规定，凡是在衣服上绣有蟒、龍、飛魚、門牛以及其他違禁图饰的，制作工匠要论罪处斩，工匠的家族成员要发往边疆卫所去充军；而穿用此类严重违禁的服饰者更是重罪不饶。严禁服舆“违制”大约执行了几十年，到了明孝宗时，违禁之风又“卷土重来”。弘治元年，都御史邊鏞给明孝宗上奏，要求严禁蟒衣，理由是当时的蟒衣上制作的“蟒”很像龙，他指出了蟒与龙之间的差别，蟒是没角没脚的，而龙是既有角又有脚。明孝宗是个有道之君，当即准了都御史邊鏞所奏，诏令天下，凡是乱用蟒衣者，或以假乱真者，要以国法论处。但随后不久，皇帝赏赐的蟒衣逐渐多了起来，这本身就与先前孝宗的诏令相抵牾。大约到了明代后期，皇帝赐给大臣的蟒衣更是屡见不鲜。但即使这样，就连最受皇帝厚爱的大臣也最“多得坐蟒”。
沈德符对有明一代蟒服的实际使用状况之考察使我们看到：尽管蟒服在明代中后期大行其道，但它毕竟不是“龙袍”，因为蟒与龙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即有无角和脚的问题。
而笔者在福建宁德华严寺见到的那件云锦袈裟不仅布满了各种“走势”的龙纹：如正中偏上有两个“蓝地逐珠龙纹”、中偏下有“黄地夔龙团花纹”、正上现有六个“金地龙赶珠纹”，等等，而且它们都是有角有脚的，绝非是蟒衣，由此，笔者进一步认定，该袈裟为皇家或皇帝所享用。
问题在于皇家与皇帝不是同一概念，那会不会该袈裟是某个大明皇室成员的？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再来看看该袈裟的主题图饰向人们诉述了什么？
华严寺袈裟除了两边饰以云龙纹的2长条云锦以外，从左到右约有13长条，再加上正上方1长条，共计约有14条云锦，由此形成了该袈裟的主题图饰——“九五之尊”的龙饰图案。（参见彩图：宁德华严寺袈裟整体图）其正中间间隔分布着5条张牙舞爪的五爪龙（该袈裟右下方有一三角形褶皱，平放时其内3条龙常被遮住），它们大致有我们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而在整个5条五爪龙的上边即袈裟的“横幅”上，笔者曾与南京大学潘群教授反复数了几遍，却只有6条与正中间5条五爪龙差不多大小的五爪龙。当时笔者一时纳闷：怎么会是6这个数，但在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横幅”上的6条五爪龙并不居中，而是靠右了，若按照居中去比划的话，那么“横幅”上6条五爪龙的左边应该还有3条五爪龙的位置已经被黄色丝绸“补”住了。据此，笔者认定，此袈裟原本“横幅”上应该有9条五爪龙。
以上所论是将该袈裟平放时所呈现的图饰情景，那么要是将该袈裟穿在身上又将出现何状？笔者当即就向华严寺现代理住持慧净法师提出了这样的请求，但没想到他不同意，住持的解释是，华严寺曾有口头相传的规矩，除非是有着特别德行的高僧，一般住持和方丈都不能穿此特别的袈裟，幸好陪同笔者的统战部杨部长在旁，他帮助笔者向住持作了说明：“因研究之需要，您就试着穿一下吧！”住持碍于情面，就为笔者穿起了袈裟。
当慧净住持穿好袈裟时，笔者一下子愣住了，原本“横幅”上的那9条五爪龙顿时“跑到”住持的领子周围，原先袈裟右下方一三角形褶皱处平放时被遮住的3条龙此时却全“跑”了出来，笔者当即对慧净住持身上袈裟的正面与背面所“露”出的五爪龙数了数，恰巧又是5条。更为巧合的是，整个袈裟披在身上时那9条龙与5条龙之分布格局与清朝乾隆帝年轻时的正装画像有着较大的相似（清代皇帝画像较多为西方传教士所作，其写实主义成份极高——详见马渭源：《论明清西画东渐及其与苏州“仿泰西”版画的出版、传播》和《论西画东渐对明清中华帝国社会的影响》，澳门《中西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与2009年第1期）
图12 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上正中间的蓝地逐珠龙纹）
图13 华严寺云锦袈裟右下方一三角形褶皱处平放时被遮住的3条赶珠五爪金龙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九五之数”的是人世间的最高礼数，只有皇帝才能享用，不得任意造次，尤其自明代开始对其规定更为讲究、更为严格。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三年，定朝会宴享乐舞之数。其中有首歌颂皇帝朱元璋的曲子《风云会》，它是这样唱的：“天眷顾，淮西真人起布衣，正乾刚九五，龙飞驾驭，英雄收俊杰，承永命布皇威，一剑立鸿基，三军拥义旗，望云霓四海人归，整顿乾坤，除暴虐，歌圣德，庆雍熙。”（《明太祖实录》卷56）
洪武六年六月辛巳，“中都皇城成高三丈九尺五寸，女墙高五尺九寸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城楼台基俱高五尺九分，午门东南西南角楼台基与城楼台基同，玄武门城楼台基高五尺九寸五分，其东北西北角楼台基亦与城楼台基同。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明太祖实录》卷之八十三）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朱元璋“诏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诸儒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其官民房屋并不许盖造九五间数，及歇山、转角、重檐、重栱，绘画藻井、朱红门窗，其楼房不在重檐之例。公、侯、伯前厅、中堂、后堂各七间门，屋三间，俱用黑板瓦盖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桶彩色绘饰，门窗枋柱俱用黑漆油饰，……”（《明太祖实录》卷209）
具体到舆服，据《明史·舆服志》等史料所载，能享用“九五礼数”之龙饰舆服的也只有贵为人极之主了。皇帝的大辂亭、卤簿大驾等都是如此规制：“以青饰辂盖，亭内贴金斗拱，承红髹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黄绮，谓之黄屋；中并四周绣五彩云龙九。”（《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洪武）二十六年，（大明）始定卤簿大驾之制。玉辂一，大辂一，九龙车一，步辇一。”（《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甚至连皇帝的舆服一类的制作尺码也得严格遵循“九五礼数”，“大马辇，……其制，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广八尺九寸五分，辕长二丈五寸有奇，辇座高三尺四寸有奇，馀同大辂。”（《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