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文帝出亡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建文帝出亡，就说他被烧死了；一是自认为当地的某物某寺庙就是传说中的建文帝出亡之物证。要是谁不赞成或有异议，有人就会迅速地“提升”个人感情，甚至发动“群众”进行围攻，缺乏应有的理性。要知道，科学是理性的产物，再说真理是常常躲在许许多多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表象之背后，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发现真理，而对于历史真相的探究，也应该如此。
600年前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本是去避难的，其政敌“好叔叔”朱棣也是秘密寻访的，那么这个下台的侄儿皇帝“躲猫猫”躲过去了？
千钩百索，只字不留——建文帝出亡之事
通过上文详实的分析比对和严密的考证，我们已在整体上破解了大明第一谜案，但有人可能要这样发问：既然你已考证出来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那为什么600年来在文献资料中就没人发现这样的史实呢？换言之，明朝第二位皇帝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在史料中是否有所记载或披露？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以后蛇蝎一般心肠的朱棣对建文君臣所干的“好事”。他不仅以奸党罪的名义，用“灭十族”和“瓜蔓抄”等极端残忍的手段，大肆杀戮建文朝的忠臣节士及其亲族与朋友、乡邻，而且还将他“斗争”的矛头直指他的皇家兄长及其曾经的皇上朱允炆。不过朱棣这人实在是工于心计：先是他抱着所谓的“建文帝尸体”放声大哭：“痴儿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好像他这个叔叔是如何的仁慈与如何的无奈。接着他还假摸假样地为侄儿“发丧”，甚至“停朝三日”，但这都是表面上的功夫。在暗中，朱棣加紧了对建文帝兄弟、儿子一行人的迫害，就连自己的亲哥哥、已经死去了的朱标太子也不放过，他上台没几天，就下令“迁兴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园，仍称懿文太子。”（《明史·成祖本纪一》卷第5，本纪第5）
永乐朝朱棣宠信酷吏陈瑛说：不拿建文君臣开刀，我们这些人怎能出名？
人们常说：死了，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可朱棣就不让已死了的人一切都不能了，与死人过不去，由此可想，那些与朱棣所痛恨或忌讳的已经死去了的人有关的活人，他们在朱棣手下能有好日子过吗？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的3个弟弟，后来没一个得好死；曾经被朱棣请到燕军军营中作为“统战”对象的懿文太子朱标的妃子、朱允炆的母亲吕氏也被朱棣一道圣旨打发到懿文太子陵园，为她那个仁慈但英年早逝的倒霉丈夫守坟。（《明史·成祖本纪一》卷第5，本纪第5）
不仅如此，朱棣掌权以后还发布诏令，革除建文年号（大约过了170多年后，万历帝下诏才将明成祖朱棣“革除”的建文年号予以恢复），将建文纪年记在朱元璋的洪武年号名下，将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此类推。依照朱棣这等做法似乎是要将他的侄儿皇帝从大明帝国的皇家政治队伍中永远地“开除”出去，对建文政治予以坚决的“反动”，如等情势造成了当时无人敢言建文君臣，唯恐祸及，而建文朝之史事更是被“千钩百索，只字不留”（【明】朱国桢《皇明史概·大政记》卷7，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更为甚者，朱棣唯恐不及，他还任用了纪纲、刘江、袁刚和陈瑛等一批酷吏，残害建文朝“漏网之鱼”，“深挖”、虐杀政治异己。在这些酷吏里边最为臭名昭著的就要数陈瑛。“陈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贡入太学。擢御史，出为山东按察使。建文元年调北平佥事。汤宗告瑛受燕王金钱，通密谋，逮谪广西。燕王称帝，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陈）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甫莅事，即言：‘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帝曰：‘朕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后二十九人中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与此数者，勿问。’后瑛阅方孝孺等狱词，遂簿观、叔英等家，给配其妻女，疏族、外亲莫不连染。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明史·奸臣·陈瑛传》卷308，列传第196）
谈迁在《国榷》中也载：“（陈）瑛性残刻，怨革朝（指建文朝）甚深，暨入朝，曰：不以叛逆处彼，则我辈何名？举朝大吏倶不答，瑛遂决意泄忿。”（【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66）
“不用叛逆罪名来处置建文朝大臣。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出名？”这是陈瑛之流的奸臣酷吏的就职“政治宣言”。朱棣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的就是对前朝切齿痛恨的人来出面为他清除可能潜在的政治危险。于是“（陈瑛）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
有一天，陈瑛听说，建文帝尚在人世，与诸逃亡在外的大臣正加紧联系，图谋东山再起。他马上给明成祖朱棣上了一个密奏，说：“方孝孺、黄子澄等建文朝忠臣节士及其亲属虽然都被杀了，但他们的门生故吏却在暗中结党，实在危险啊！皇上应该下令将这些人马上逮杀，他们的妻子儿女发配到两千里以外，家产全部没有。”朱棣看完奏章后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给了陈瑛一个答复，让他“便宜行事”，就是叫陈瑛看着办。有怎样的主子，就有怎样的走狗。陈瑛领旨后，肆意罗织罪名，接二连三地参劾、诬告建文朝的旧臣及其亲族家眷等，逐渐将迫害建文君臣的范围从“犯罪者”自身之九族扩大到“九族”之外的外亲之外亲，制造出一出出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66）
如等恶行，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了只要与建文朝君臣有“师友交友只字相同，即诬奸党，蔓延十族，村里为墟。”（【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66）
此时的朱棣简直是将大明帝国置身于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之中。在这样的政治恐怖下，还有谁长了几个脑袋会将建文朝君臣的“故事”直接地记载下来呢？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是有这样的人，也早就被揭发出来而招致杀身甚至灭族的大祸了，他们的“历史记录”也早就毁之于大火了。
从朱棣到朱瞻基三十余年充斥着对建文君臣的杀气
朱棣的血色高压政治虽说是行于一时，但它的恶劣影响相当之大，流毒也相当之广。
永乐九年，有个叫钱习礼的读书人来南京参加大明的会试与殿试，中了进士，按照惯例他被选为庶吉士，没多久又被改任为翰林院检讨。正当钱习礼“春风得意马蹄疾”时，他的乡人上告，说他是建文朝忠臣练子宁的奸党。如等上告就意味着要将钱习礼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听到这样的消息，钱习礼新近中举的喜悦顿时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恒惴惴”，惶惶不可终日。幸亏大学士杨荣及时地向朱棣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明，这时朱棣登基已经10年了，或许他感到统治根基已经相对稳定了，所以最终没有深究钱习礼。（【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卷18；《明史·钱习礼传》卷152）
京师南京是永乐朝血色恐怖的中心，但大明帝国的其他地方也深受其害。同是永乐九年，浙江黄岩有人出来告官，说他的一个同乡富豪保存着建文奸党分子给楚王的书稿，应该予以治罪。可能是永乐朝这样的诬告事情实在太多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天天揭发出“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一个样，弄多了，谁也不信！就连朱棣自己到头来也不信有这么多的建文奸党分子，于是他就说：“此必与豪民有怨而欲报之。”（《明太宗实录》卷119）
朱棣毕竟不是一个糊涂之君，他明察到，这一定是那个黄岩小民与富豪之间有怨而借着这个由头来报复啊。乡间小民种好一亩三分地就算不错了，哪还顾得了那么多的国家政治，但永乐朝的小民就是“讲政治”、“讲原则”，要不是肃清建文朝奸党运动“深入人心”的话岂会这样？
胡广原本是建文朝的大臣，金川门之变后，他与其他28个“识时务”者一起马上归降了朱棣，朱棣甚是喜欢，对胡广等人很为重用。后来胡广老家的母亲死了，他就回江西吉水去奔丧，三年“守制”结束以后，胡广回到了南京，朱棣就问胡广：“胡爱卿，你这次回家‘丁忧’守制，一呆就是三载，想必对民间事情有了很多的了解，你如实说说现在的老百姓生活还安宁？”胡广回答说：“百姓生活还算安宁，就是地方官吏穷治建文朝奸党这事株连甚广，深究不尽，老百姓都十分害怕啊。”（《明史·胡广传》卷147）
这事表明，永乐朝穷治建文奸党“运动”已经波及到了大明帝国的各个地方和各个层面，试想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还有谁觉得自己活得不耐烦了，要将建文君臣的言行一一记下来，随之就让自己的脑袋搬个家？
所以说，永乐朝没有建文君臣行踪的直接记载纯属正常。而后继承朱棣皇位的洪熙帝朱高炽虽说上台伊始就下令释放了在锦衣卫、教坊司、浣衣局以及各功臣家为奴的建文大臣家属，将之宽宥为民，发还田土，给予生计，并明白地告诉大臣们：建文朝方孝孺等诸大臣都是忠臣。从此，“天下始敢称诸死义者为忠臣”。（参见《明仁宗实录》卷4，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条；【明】朱鹭：《建文书法拟》卷首“述公论”）
朱高炽的这项指示有没有完全执行下去，就很难说，因为6个月后他就归天了，大明朝皇位一下子转到了朱棣的孙子朱瞻基的手里。朱瞻基十分聪明，从小深得他爷爷朱棣的喜欢，他当然懂得皇爷爷对建文君臣那般处置的良苦用心，所以在他当政的十来年里，也基本上是“按既定的方针办”。
总之，从朱棣到朱瞻基前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建文君臣出亡之事几乎是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自然也就无人敢去如实记录或搜集这类的史实了。“国初杀气浑不除，越三十年还相屠”，（【清】王士祯：《池北偶谈·致身录考》卷6）换句话来讲，以当时的情势，知道建文君臣出亡事实越少越安全，天底下还有哪个大傻子撑饱了自招杀身之祸？
史料中建文帝出亡福建的蛛丝马迹
既然正史与文人笔记都没有直接记载建文帝的下落之谜，那么在间接的历史记载中是否有所披露呢？笔者在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觉得下列几段史料实在耐人寻味：
靖难战争中大宁总兵官刘贞战败后回朝廷，居然先上福建再回南京，为何？
明朝中期学者姜清给后人留下了这么一段史料：“（刘）贞，合肥人。洪武中，宁献王封大宁，贞为总兵官。北平兵入大宁，宁王尽以护卫官军之北平，意贞亦降，籍其家下之狱。俄而贞由海道自福建还京师，家人遂得释。”（【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
这是讲“靖难战争”时东北大宁总兵官刘贞吃了败仗后南归的事，可奇怪的是刘贞并没有直接回南京，而是去了福建，再由福建回南京，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那么刘贞究竟上福建绕一圈干什么？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个刘贞后来成为了“国丈”，“（刘）贞女为文庙（即朱棣）昭顺德妃”（【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
朱棣登基后的诏谕内容增益变化说明了什么？
据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发布的“燕王令旨”等史料而钦定的《奉天靖难记》所载，大明第二位君主建文帝朱允炆简直是禽兽不如：“時諸王坐廢，允炆日益驕縱，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毀後宮，掘地五尺，大興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為。遣宦者四出，選擇女子，充滿後宮，通夕飲食，劇戲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謂羊不肥美，輒殺數羊以厭一婦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悅婦人，窮奢極侈，暴殄天物，甚至褻衣皆飾以珠玉錦繡。各王府宮人有色者，皆選留與通，常服婬藥，藥燥性發，血氣狂亂，御數老婦不足，更縛牝羊母豬與交。荒眈酒色，晝夜無度。及臨朝，精神昏暗，俯首憑案，唯唯數事而已。宮中起大覺殿，於內置輪藏。（原無「置」字，據明天一閣抄本補。）出公主與尼為徒，敬禮桑門，狎侮宗廟。嘗置一女子於盒以為戲，謂為時物，舁入奉先殿薦新，盒開聚觀，大笑而散。倚信閹竪，與決大事，凡進退大臣，參掌兵馬，皆得專之。陵辱衣冠，毒虐良善，御史皆被箠撻。紀綱壞亂，搆成大禍。自是災異疊見，恬不自省。夜宴張燈熒煌，忽不見人。寢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內，隨索之，寂無所有。狐狸滿室，變怪萬狀，徧置鷹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無光，星辰無度，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鬥，飛煌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疫癘，連年不息，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殿燬，承天門災，雖變異多端，而酗樂自如。”（《奉天靖难记》卷1）
明朝成化年间出了一位被史学家称誉为“搜輯建文忠臣遺事”第一人的福建莆田籍进士宋端儀，（《明史·宋端仪传》卷161，列傳第49）他在《立斋闲录》中抄录了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八月□□日朱棣发布的诏谕：
“皇帝敕谕天下文武群臣军民人等知道：“昔者元末昏君坏其祖宗成法，荒淫无度，奸臣擅权，涂炭生民，群雄并起，旷世无君，糜烂鼎沸。天命我父皇高皇帝龙飞淮甸，扫除祸乱，救民水火之中，措之袵席之上。立纲陈纪，政令惟新，官守其职，民乐其生，天下太平三十余年。不幸太祖宾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良。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为禽兽之行，信任奸臣黄子澄、王叔英、齐泰等，改更祖宗法度。太祖不豫，不报各王，一日而殓，七日即葬。初崩之时，将鬼见愁、硫黄、雄黄调水遍洒满殿，使秽气触忤梓宫。及至发引，仗剑在后，谓人曰：“我仗此剑，不畏强鬼。”矫称不许诸王会葬。如此诡秘，事皆可疑。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选取女子，将后宫拆毁，掘地二丈，大兴土木之工，军民不得聊生。溺于佛教，印经饬像，礼忏饭僧，糜费钜万。甚至改去公主名号，舍与道姑为徒，尼媪出入官闱，秽德丑露，渎乱人伦，灭绝天理。又将父皇母后御容尽行烧毁。上天怒其无道，灾于承天门，灾于乙字库，灾于锦衣卫，飞蝗蔽天，饿殍盈路。犹不改过，愈加为恶，起夫运粮，点民为兵，造作科征，天下被害。将欲成造炮架，雷火烧其木植；将欲练习水战，雷震其大将之船；将欲守城，雷雨震陷其城，屡修屡陷，数十余次。……故敕。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日。”（【明】宋端仪《立斋闲录》卷2）
比较上述两段大体内容相同的直接诋毁建文帝的史料，我们发现其有两个显著的变化：
其一，朱棣在《奉天靖难记》中信口雌黄地说建文帝如何荒淫地“奸兽”和逼奸老太太这部分内容，在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朱棣发布的诏谕里没有了。问题是为什么一下子没有？
因为历史上真实的建文帝是个好皇帝，他当政时的社会影响与社会风气相当之好，“闻之故老言，其时（建文年间）道不拾遗。亲有见遗钞于涂者，第拾起一观，恐污践，更置阶所高洁之处耳，竟不取也。”（【明】祝允明：《前闻记》；《九朝野记》卷2也有相似的记载）
建文失国时，南京城里哭声震天。对于这么一个好皇帝，尽管朱棣肆意诋毁，但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尤其是南京及江南地区的老百姓对建文帝是如何之人还是一清二楚的。先前朱棣在北方发动“靖难之役”时可以任意胡说，反正天高皇帝远，北方人不怎么了解建文帝，但是朱棣登基后向全国臣民发布诏谕时就不得不考虑不能将建文帝说得太过头，否则其诏谕的可信度和政治效应就大大降低。建文帝有没有那样荒淫无耻，别的地方人不知道，南京城里人多少还是听说一点的。因此，朱棣及其御用文人意识到，很有必要将建文帝如何荒淫地“奸兽”和逼奸老太太这部分实在荒诞的内容予以删除。
其二，宋端仪抄录在《立斋闲录》中的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日朱棣发布的诏谕里多了“（建文帝）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选取女子”一句话，这看似令人费解。究实，在“靖难战争”期间远在北方的朱棣尚不知南京城里的建文帝已派人上福建、两浙地区去，姑且说就是选美女吧，但后来他来了南京不仅连建文帝的影子都找不到，反而还时不时地传来建文帝出亡云南、福建和两浙等地的流言。如果朱棣所说的建文帝即位初就派人上闽浙地区去选美女这事属实的话，那么闽浙地区的好多人家就是建文帝的“丈人家”了。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建文帝后来出亡福建完全有这种可能。
但当时朱棣搞不清楚建文帝到底要出亡何处？于是他的心中时不时地泛起阵阵之隐痛，最终他精心地作出了追查建文帝下落和防止建文帝东山再起的一系列秘密安排与部署。
永乐元年朱棣任命“六亲不认”的“冷面寒铁”周新巡按福建，巧合吗？
有人说建文帝跑了西北去，为了彻底追查建文帝和加强对大明西北边境的统治，朱棣上台后就与西北地区军事长官（总兵官）宋晟结为儿女亲家，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安成公主和咸宁公主分别下嫁给了宋晟的2儿子宋琥和3儿子宋瑛。（《明史·宋晟传》卷155）
有人说建文帝出亡到了云南，朱棣又与黔国公沐英家联姻，他将自己最小的也是最为宝贝的女儿“常寧公主，下嫁沐昕，西平侯（沐）英子。”（《明史·公主传》卷121，列傳第9）
有人说建文帝跑了浙江浦江郑渶家去了，朱棣“遣人索之（郑）渶家厅事中，列十大柜，五贮经史，五贮兵器备不虞。使者至，所发皆经史，置其半不启，乃免於祸。人以为至行所感云。”（《明史·孝义一·郑濂传》卷296）
又有人说建文帝上了福建去，朱棣于永乐元年派“冷面寒鐵”周新“巡按福建”。（【明】黄瑜：《双槐岁钞·周宪使》卷第3，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1版，P55—57）不过也有人认为周新巡按福建是为了整顿那里的吏治，这确实不假。《明史》中《周新传》是这么记载的：“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為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以善決獄稱。成祖即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為「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衞所不得凌府州縣，府衞官相見均禮，武人為之戢。改按北京。……還朝，即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冤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當是時，周廉使名聞天下。錦衣衞指揮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攫賄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頃之，新齎文冊入京，遇千戶涿州，捕繫州獄，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嘆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明史·周新传》卷161，列傳第49）
从铁面无私的大清官周新之官场履历来看，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南方省份，其中在浙江的任上时间最长，最后也在浙江任上“出事”，被皇帝朱棣冤杀。这似乎是已经定论了的事。但细细想来，周新这一生的官场活动有三个疑点：
其一，周新巡按的第一省份是福建，换个角度我们追问一下：为什么朱棣要在永乐元年派“冷面寒鐵”周新去福建巡按？是福建地方吏治出了问题还是铁面无私的周新被赋予了特殊之使命？从周新与朱棣的关系来看，周新原名周志新，因他“受知于文皇帝（指朱棣），尝呼为周新，因以志新为字。（【明】黄瑜：《双槐岁钞·周宪使》卷第3也有相似的记载，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1版，P55）这说明两人关系很不错，周新又是“六亲不认”，所以朱棣完全有可能将肃清吏治与刺察建文帝等政治异己之类的重任委托给周新。当然也有人说没有充分的依据，这样的说法不能成立。我们暂不深入讨论，先看下面另一个疑点：
其二，周新在官场上进行纪检和监察工作的主要省份是福建、北平、云南（有的说他没去云南就任就被改任了）和浙江，除了北平以外，其他三省是永乐年间盛传建文帝出亡地区，那么，周新巡按是否与建文帝出亡有着一定的关系？
其三，周新最终被杀是由于大坏蛋“（纪）綱誣奏（周）新罪”，到底什么罪？史书没说，要知道明成祖朱棣不是一个昏君，他与周新关系本来就不错，与纪纲关系也不错，朱棣“既即帝位，擢（纪纲）锦衣卫指挥使，令典亲军，司诏狱。”而“（纪）纲觇帝旨，广布校尉，日摘臣民阴事。帝悉下纲治，深文诬诋。”（《明史·佞幸·纪纲传》卷307，列傳195）纪纲是朱棣肚子里的蛔虫，他对篡位上台的永乐帝之心思摸得很透，其为永乐朝专门刺察与残害“建文奸党”及其家眷的一条凶恶的猎犬，虽说周新“六亲不认”，但官场上的这种利害关系，想必他不会不知道吧，可最后他又偏偏被诬陷冤杀了。
场面上的理由人们都懂，那么最本质的东西又是什么？难道上述三点都是巧合吗？
郑和是从永乐三年开始不断下西洋，且其正式启航地是在福建，就这么巧？
要说永乐朝怪异的“巧合”还真不少。周新在永乐元年巡按福建，二年巡按北平，接着就是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心腹太监郑和正式开始出使西洋，“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馀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明史·宦官一·郑和传》卷304，列传第190）
最近福建泉州海交馆研究员刘志成先生找到了一条重要史料，编撰于明代的《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载东南地区航海世家蒲氏家族的先祖、会讲阿拉伯语、波斯语又熟娴海外事务的蒲日和曾作为通事（即翻译）跟随郑和一同下西洋：“（蒲）日和，字贵甫，寿成公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谨行，礼拜日勤……至永乐十三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圣墓立碑犹存。”（资料来源于2009年12月7日《郑和七下西洋为寻建文帝 蒲氏族谱提供佐证》，载福建《东南网》，《大众网》等）
这段族谱记载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有个叫蒲日和的蒲氏先祖因为下西洋有功而被永乐朝授予泉州卫镇抚司的官职，换句话来说，蒲日和是当时明朝军队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曾在泉州市区的灵山圣墓三贤四贤墓回廊西侧立了一块“郑和行香碑”，1999年笔者与朋友龚扬先生上泉州师院开会时曾参观过灵山圣墓，看过此碑，该碑高约1米、宽约0.5米，用灰绿岩石雕刻而成，其上刻有“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从蒲氏家族族谱与宗教信仰来看，蒲日和是伊斯兰教信徒，他的名字也似乎带有一定的“外来”化，因此，有学者认为“郑和行香碑”上的“蒲和日”就是蒲氏族谱里的“蒲日和”（另外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两个略带差异名字的人是同时代、同职务——明永乐时代的镇抚），由此笔者认为，上述《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记载的有关信息应该是可靠的。
第二，《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载“蒲日和”跟随郑和“往西域寻玉玺”，前文笔者已述，朱棣进入南京明皇宫后挖地三尺就是找不到他“老爸”朱元璋的传国宝玺，于是就有了燕军闯入南京城的第7天，即“（建文）四年六月辛未，（朱棣）制皇帝亲亲宝。”（《明太宗实录》卷9下）第13天，即“（建文）四年六月丁丑，新作奉先殿。盖旧殿为建文所焚，至是，改作于奉天殿之西。制皇帝奉天之宝，制诰之宝，勅命之宝。”（《明太宗实录》卷9下）
从朱棣及其子孙钦定的《明太宗实录》记载来看，这位自称是高皇帝“嫡子”和大明帝国君位的“正宗传人”对宝玺的渴求是何等之急切！这也难为他了，因为原本大明帝国君主的宝玺不见了，它们可是大明帝位合法依据的象征啊。
据《明史》所载，“明初宝玺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宝’，曰‘皇帝之宝’，曰‘皇帝行宝’，曰‘皇帝信宝’，曰‘天子之宝’，曰‘天子行宝’，曰‘天子信宝’，曰‘制诰之宝’，曰‘敕命之宝’，曰‘广运之宝’，曰‘皇帝尊亲之宝’，曰‘皇帝亲亲之宝’，曰‘敬天勤民之宝’；又有‘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及‘钦文之玺’。丹符出验四方。洪武元年欲制宝玺，有贾胡浮海献美玉，曰：“此出于阗，祖父相传，当为帝王宝玺。”乃命制为宝，不知十七宝中，此玉制何宝也。”（《明史·舆服四》卷68，志第44）
也就是说明代合法皇帝应该拥有17枚宝玺，可新皇帝朱棣找不到它们，于是他就像现在社会上违法犯罪分子那样来个私刻图章，在一周不到的时间内，居然让人连刻了4枚皇帝宝玺，接下来有没有再叫人刻下去呢？笔者在明代正史中没查到，但仔细阅读《明实录》，发现其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朱棣对那些高皇帝流传下来的但已“丢失”的宝玺耿耿于怀：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上（指朱棣——笔者注）宴闻御谨身殿，阅太祖皇帝《御制文集》，顾学士解缙等曰：‘皇考文章，固天资超迈，然宜学问所至，观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语简理至，蔼然可见。’缙等曰：‘诚如圣谕’。上曰：‘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明太宗实录》卷26）
不是自己已经私刻了宝玺，还要这样“深恸之”？恐怕还是朱棣做贼心虚吧，因为私刻的宝玺说到底不是开国皇帝传下来的，就同他在政治宣传中所讲的“老爸”老早就有意将皇位传给他一般虚假，又唯恐别人非议，所以最好能找到宝玺的“真品原件”。事实上朱棣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在大明帝国上下对于皇帝玉玺的真假还不乏甄别高手和辨伪专家。《明史》载明孝宗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弘治十三年，鄠县民毛志学于泥河滨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色白微青，螭纽。陕西巡抚熊翀以为秦玺复出，遣人献之。礼部尚书傅瀚言：‘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丧真伪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篆文与《辍耕录》等书摹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所纪文盘五龙、螭缺一角、旁刻魏录者不类。盖秦玺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摹秦玺而刻之者。窃惟玺之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以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我高皇帝自制一代之玺，文各有义，随事而施，真足以为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何藉此玺哉！’帝从其言，却而不用。”（《明史·舆服四》卷68，志第44）
陕西小民毛志学献宝玺讨了没趣，礼部尚书傅瀚的鉴宝方法不一定科学，但多少让我们看到，对于宝玺是否“正宗”，世间还真有识货人。朱棣篡位登基本身就十分心虚，皇帝宝玺又是私刻的，一旦被人鉴别或发现其不真，岂不成了天下第一笑话！最可怕的是那些代表正统皇权的宝玺下落不明，“有言建文自焚并宝玺皆毁矣”，朱棣聪明绝顶，怎么会相信用高级石头做的宝玺会烧成灰而找不着？所以说寻找宝玺与寻找宝玺最为合适的携带者——前朝皇帝朱允炆本为同一事。《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说他们的先祖蒲日和“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说白了就是寻找建文帝之下落，因此权威的《明史·郑和传》说：朱棣“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故而派遣郑和屡下西洋，“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如等说法，看来含义多多。
以秘密刺察建文帝下落为其主要使命的朱棣心腹密使胡濙居然也到了福建，巧？
郑和远航还没有回来，以秘密刺察建文帝下落为其主要使命的朱棣心腹使者胡濙又上路密访去了。“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乃黑。建文二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遷戶科都給事中。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御製諸書，幷訪仙人張邋遢，徧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明史·胡濙传》卷169，列傳第57）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朱棣“遣胡濙西南行，求之湖湘黔筑洞中（后转向福建，笔者注）；遣郑和东南行求之瓯越闽广间、海外，几穷尽禹迹矣！《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寻不见’，差类！”（【明】黄景昉：《国史惟疑·永乐、洪熙、宣德》卷2，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台湾正中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台初版，P99-100）
胡濙秘密刺察于陆上，郑和耀威于海上，两者联系在一起就是明成祖朱棣迫不及待地要寻找到建文帝的真正下落。那么，胡濙到底有没有完成新皇帝赋予的特殊使命？外人不得而知，明人黄景昉作了这样的假设：“偶思濙出，倘真遇建文，奈何？将纵之乎？执之乎？最难处事。阅小说果云：‘濙又在湖湘，数遇建文不窘之，使得逸去。’或疑故加濙美名，即尔何终无形迹？抑事在天人间。濙素好神仙术，不测为神，殆非可常意揣欤？传濙入闽，道泉州，见董伯华，甜于衢舆，式之董亦异人。”（【明】黄景昉：《国史惟疑·永乐、洪熙、宣德》卷2，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台湾正中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台初版，P82）
黄景昉说得很谨慎，“传（胡）濙入闽，道泉州”，其实胡濙到过福建是有可靠依据的，因为他曾在福建武夷山留下的诗篇为后人收辑在《武夷山志》里，其诗为《题武夷图》：“武夷形胜一蓬莱，山下停舟几往回。未尽平生游览兴，云缣写入画图来。”（【清】董天工修撰《武夷山志·艺文》卷24，见武夷山市地方编纂委员会整理的《福建地方志丛书·武夷山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P816）
上述史料至少说明了肩负明成祖赋予特殊使命的胡濙曾来过福建武夷山和泉州，甚至还到了福州等地（他在福州雪峰寺还留下了碑记），下文我们详述之。
更有洪武以后福建宁德周围有着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军事布防
《明史·地理志》“福建·福宁州”条有一段为人不注意的重要的记载：“福宁州（元属福州路）洪武二年八月降为县，属福州府。成化九年三月升为州，直隶布政司。（北有龙首山。东有松山，山下有烽火门水寨，正统九年自海中三沙堡移此。东北有大姥山。东南滨海，海中有嵛山、台山、官澳山、屏风屿。东有白水江。西有长溪，源出寿宁县界，至县西南古镇门入海。东有福宁卫，南有守御大金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西北有柘洋巡检司，又有芦门巡检司，后移桐山堡。又东北有大筼筜巡检司，后移秦屿堡。又东有清湾巡检司，后徙牙里堡。南有高罗巡检司，后移闾峡堡。又有延亭巡检司，后移下浒堡。又东北有蒋洋，又有小澜，西北有小澳、库溪，西南有蓝田，南有西臼六巡检司，后废。）领县二。西南距布政司五百四十五里。”（《明史·地理志六·福建 广东 广西》卷45，志第21）
又“宁德”条载：“宁德，州西南。洪武二年属福州府。成化九年来属。北有霍童山，有龟屿。东南滨海，中有官扈山，下有官井洋。又东有瑞峰，亦在海中。西有穹窿溪，西南有赤鉴湖，北有外渺溪，下流俱达於海。北有东洋麻岭巡检司，后徙涵村，又徙县东北之云淡门，又徙县东之黄湾，后还故治。南有南靖关。东有长崎镇。”（《明史·地理志六·福建 广东 广西》卷45，志第21）
上述史料大致是说，福宁州在元代时属于福州路，洪武初年降格为县，隶属于福州府，明成化年间升格为福宁州，直接隶属于福建布政司，其下有毗邻两县即福宁县和宁德县。本来人口并不多的宁德和福宁两县仅有驻军4处：即宁德北边的东洋麻岭巡检司、南边的南靖关和福宁东边的福宁卫、南边的守御大金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时设置），可是随着“后洪武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福宁、宁德地区的驻军由4处一下子猛增到了16处，新增了12处，它们分别为宁德北边福宁县西北的柘洋巡检司、芦门巡检司；东北的大筼筜巡检司；东边的清湾巡检司，南边的高罗巡检司、延亭巡检司；又，东北有蒋洋巡检司、小澜巡检司，西北有小澳巡检司、库溪巡检司，西南有蓝田巡检司，南边有西臼巡检司等，可谓叠床架屋，更有这些驻军还不断地变更驻地，如等局势在当时大明帝国境内还真找不出第二例来，若不是这里有十分敏感又隐秘的特殊军事任务的话有必要这样吗？若是，那么这个十分敏感又隐秘的特殊军事任务是什么？剿灭倭寇？没必要隐秘！郑和下西洋？在福宁与宁德南边的长乐为其正式始航地。对了，郑和下西洋每次率领的军队人数均在25000人以上，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在长乐的大明军队肯定远不止这个数。这样问题来了：南北均设有重军，中间的宁德及其周围地区若不是被怀疑有潜在的重大政治危险的话有必要这样布防吗？
明初福建霞浦等地的明教组织出奇地保存完好、明清皇帝御座前的角端居然在霞浦小山村里也有，怪否？
要说明初与福建宁德相关的怪异之事，还远不止上述这些。在大明帝国建立后，原本作为自己“护身符”的明教也逐渐地被朱元璋严厉地管制起来，明教起义遭到了镇压，各地明教势力相继被摧残，可令人感到万分惊诧的是，由宁德翻过一个山头就能达到的霞浦，那里的明教组织却出奇地保存完好（可参见当地的林氏族谱等），这究竟是为什么？
2010年春夏之交，笔者在宁德考察，偶然间想起了明朝末年西学东渐过程中有个叫艾儒略的西方传教士曾到过福州与闽东等地传教。艾儒略特别博学，人称“西来孔子”，声誉仅次于利玛窦，想必其当年在宁德与福州一带会留下一些古物和古迹吧？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宁德朋友直言相告：艾儒略有没有在这一带留下什么，我们不知道。但由我们宁德市驱车一小时就能到达的霞浦县，那里倒是有什么摩尼教遗址。一听到摩尼教遗址，笔者顿时来劲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就信了这个教，走上了抗元、反元和开创大明帝国之路的。说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好奇：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参见起义时信的是明教，现在怎么又变成了摩尼教？要想解答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要从摩尼教与明教、弥勒教等相互之间的关系讲起。
摩尼教也名末尼教、牟尼教、二尊教和明尊教等，公元3世纪由古代波斯人摩尼（MANi）糅合了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佛教等教义而创立。
摩尼教，看过金庸武侠名著《屠龙倚天记》的朋友可否记得其中的这样几句话：“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里边就浓缩了摩尼教教义的精华，崇尚光明神，其具体形在就是日、月，光明神的使者就是摩尼光佛或称具智法王。
摩尼教教义的核心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指的是光明与黑暗，也就是善与恶、理与欲；三际为初际、中际和后际，用现代英语的表达即为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初际时没有天地，只有明暗，明性知慧，暗性痴愚，明暗两宗处于对立状态；中际是指现在时，暗的力量不断地扩大，大大地压迫着明的力量，纵情肆意，形成大患。就在这个时候，明王出世了，将暗的势力、暗的力量赶走；后际是指将来时，经过斗争后，明暗二宗各复本位，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复归于积暗。由于摩尼教崇奉的神为明王（也叫做明使、明尊），向往光明，故又被人称为明教。（《摩尼教残经·出家仪》第6）
从摩尼教的教义核心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充满反抗性和向往美好未来的宗教，因此它在传播过程中很受社会底层百姓的欢迎。
明教传入中国大致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当时的明教教规是，不设立偶像崇拜，也不拜鬼神，吃斋念佛，严禁杀生，教徒们穿戴白衣白帽，天黑了才吃饭。（【宋】志磐：《佛祖统纪》卷41，《册府元龟》卷99）因为当时崇信明教的以回鹘人为多，而回鹘人又帮助唐朝打仗有功，故而明教在那时受到了保护。但到了唐武宗“会昌灭佛”时，明教也被一同禁止了，由此开始它就成了秘密宗教。
明教否定现世，主张通过斗争，开创清明新世，其最为响亮和激动人心的口号为“明王出世”，故而宋元之际明教在秘密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批的底层穷苦百姓，他们不断地组织发动起义，但先后都一一遭到了镇压。
明教后来又与弥勒教和白莲教混合在一起。
白莲教本于白莲社之说，出自佛教净土宗。其教义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里的白莲社供养着阿弥陀佛（梵名amita，又称无量清净佛、无量光佛和无量寿佛等），谁要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便可免除几十亿劫生死重罪；如果平日里还能经常念佛持戒、好好修行、多做善事的话，那么死后就可被“净土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和势至菩萨迎往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白莲池去，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因而其也被人称为“往生净土”。（杨訥：《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
白莲教创于公元5世纪初，到12世纪时揉入了天台宗的格言，不饮酒、不杀生，忌葱乳，等等，渐渐发展成了后来人们所熟悉的白莲教。因其与明教教义十分接近，两者后来就混在一起。（《佛祖统纪》卷47，重松俊章《初期之白莲教》）
与明教混在一起的还有弥勒教。弥勒教也是出于佛教净土宗，根据佛教的传说，弥勒曾经是个好国王，对老百姓十分慈仁。佛祖释迦牟尼在世说法时，弥勒经常在旁认真听法，是佛祖忠实的好学生。但自佛祖灭度（死）后，世界变坏了，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出现了。不过佛祖灭度前曾经说过，大约要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弥勒会下降人世而成佛；弥勒降生后，人世间又开始逐渐变好了。由此憧憬弥勒降世和好日子的来临成为弥勒教的最大亮点，历史上只要人们一听到哪个地方有弥勒佛出世，大家就抢着去参加起义。而信仰弥勒教的人也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烧着香；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也相信世界上有明暗、好坏两种力量在不断地斗争着，这样的宗教主张与明教或摩尼教的教义几乎混同了。（参见吴晗：《读书札记·明教与大明帝国》，三联书店1956年第1版，P225～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