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弥勒教的“弥勒降生”，还是明教或摩尼教的“明王出世”，都是以现实为黑的和暗的为前提，而要想改变黑的和暗的现实，走向美好的明的未来，就必须要起来斗争，赶走黑暗。因此宋元之际明教或言白莲教一类的宗教起义绵延不断，此起彼伏，而“明王出世”和“弥勒降生”成为了当时吸引人们参加起义斗争的最为通俗和最为响亮的号召。
既然说“明王出世”或“弥勒降生”了，那么他在哪里呐？各地以此类宗教为外衣的起义领袖都以“明王”等名号而自称，元至正十一年（1351）北方白莲教主要领袖韩山童就以“明王”名目来组织起义。韩山童被杀后，刘福通等推举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作为红巾军大起义的名义上最高领袖。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年就是加入到了“小明王”名下的南方红巾军支系郭子兴队伍中去，并以此作为起家的资本，不断地做大做强，最终夺得了天下。就在称帝前夕，一直位居自己头顶上的“小明王”顿时成了累赘，朱元璋派遣手下大将廖永忠等前往滁州，迎接“小明王”来南京“享福”。不料在横渡长江时，“小明王”乘坐的船只发生了“交通事故”，一路人马都没死，偏偏就淹死了一个“小明王”。
没了“小明王”，“小明王”底下的第一号人物朱元璋自然而然就成了“明王”。不过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是过去的朱重八，也不是什么红巾军的一个支系领导了，他称雄天下，“明王”这个概念太没气派了，要称就称皇帝，国号“大明”。（【明】祝允明：《九朝野记》卷一；【明】孙宜：《大明初略四》也载：“国号大明，承韩林儿小明号也。”）
自己参加并在随后领导了元末农民起义军，朱元璋深知以“明王出世”和“弥勒降生”这类教义和口号作鼓动的明教起义的厉害，所以在自己夺得江山社稷后对于此类宗教组织尤为“关注”。正因为自己曾是明教徒，正因为自己曾崇奉弥勒佛，也正因为自己是从明教和弥勒教的秘密传播过程中得到了机会的成功，成为了新兴帝国的最高领袖，朱元璋要把手创的这份产业永远地保持下去，传之子孙万代，决不允许别人学样，危害他的帝国统治，于是自大明开国那年起，从凤阳乡下走出来的朱皇帝就不断地颁布诏书、诏令等，禁止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吴晗：《朱元璋传》，1965年2月第1版，P142～143）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日朱元璋考察汴梁，闰七月丁未日回南京，因李善长之请，诏禁白莲社及明尊教。“高帝幸汴还。……又请禁淫祀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巫觋，扶銮祷圣书符咒水邪术。诏可。”（【明】王世贞：《名卿绩紀·李善长》卷3）
洪武三年六月甲子日朱元璋颁“禁淫祠”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万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听民人祀天地祈祷，无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间，祈天者不知其几，渎礼僣分莫大于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当时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上奏：“凡民庶祭先祖、岁除祀灶、乡村春秋祀土榖之神，凡有灾患，祷于祖先。若乡属、邑属、郡属之祭，则里社郡县自举之。其僧道建斋设醮，不许章奏上表、投拜青词，亦不许塑画天神地祗。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女巫师）觋（xi男巫师）、扶鸾（扶箕术）、祷圣、画符、咒水诸术，益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朱皇帝下诏，从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不仅如此，朱元璋君臣还将对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一类的所谓“邪教”的禁令编入了《大明律》，使其具有永久的法律效率：“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纵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明律·礼一》11）
除了法律上予以严厉禁止外，大明帝国还采取了非常举措，严酷打击直至摧毁大明教、弥勒教和白莲社等“旁门左道”。浙江宁波、温州等地自南宋以来一直流传着大明教，到明初时“造饰殿堂甚侈，民之无业者咸归之”，引起了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忌恨，“君以其瞽俗眩世，且名犯国号，奏毁之，官没其产，而驱其众为农。”（【明】宋濂《芝园续集·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卷4）宁波当时名称为明州，这是宋元以来一直所沿用的，但在严抑明教的情势下，明州也不再叫明州了，改称为宁波。（【明】吕毖：《明朝小史·因定海改宁波》卷2）而对于江西、湖广和西北等地原本元末红巾军起义过程中就十分活跃的大明教、弥勒教和白莲教的传播及其起义活动更是予以不遗余力的打击和血腥镇压。（【明】朱元璋：《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13，；《明太祖实录》卷90；【明】沈德符：：《万历朝野获编·再僭龙凤年号》卷30）
众所周知，明初法治相当严酷，政治严寒，但出奇的是，当时福建地区的明教也称摩尼教势力却似乎没被摧毁。至今为止，人们熟知的可能就要数福建泉州晋江县华表山草庵摩尼教寺遗址（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参观草庵后，认为它是这次考察活动的“最大发现”），还有就是这几年在福建宁德当地人中热议的霞浦摩尼教遗存。前者即晋江县华表山摩尼庵之所以能被保存，在明代人的文献笔记中有所透露其“秘密”，比如明代福建籍名人何乔远就曾这么写道：“华表山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苏邻国人，又一佛也，号具智大明使。……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怀安士人李廷祐得佛像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相遂传闽中。真宗朝，闽士人林世长取经以进，授守福州文学”；“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范民，又嫌其教名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杨隆奏留之。”（【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卷7）
由于户部尚书郁新的奏请，福建泉州晋江县华表山草庵摩尼教寺保存了下来，而从朱元璋“凡事都要做绝”的处事风格来看，这里边是否另有玄机？更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在明初严厉禁教的情势下，在晋江北边不远处的宁德郊县霞浦山村里居然也保留了这么一个规模还不算小的明教据点？有人可能要说，那是不是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作用？笔者最初也曾这么想过，2010年春夏的那次霞浦之旅，开始时一路顺行，到达霞浦县城也不过1个小时。可从霞浦县城前往明教神龛佛座所在地柏洋乡盖竹上万村却花了我们整整四个小时。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是一个较为偏僻的小山村，在那里明教的传播既有族内亲属之间的传播，也有非直系亲属之间的师徒传播，这样的情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明教势力不易被人发现的有利格局，所以即使是当地明教创始人林瞪的第29代在京裔孙林鋆先生等自家人，却也一直不知其祖上是信奉明教的，直到2008～2009年间的偶然“发现”，在邀请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亚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博士后陈进国等对其拍摄的明教遗迹照片进行辨认以及随后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同志的集体考察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家乡原本是当地明教的主要据点，自己的祖上还是当地的明教的创始人，由此拉开了揭示与研究霞浦明教遗址、遗物的序幕。（参见林鋆、陈进国编：《世界摩尼教的重大发现 中国福建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摩尼教遗物惊现世间》，在此笔者感谢霞浦县柏洋乡政府领导及盖竹上万村村民的热情帮助）
霞浦明教得以保存的“环境决定论”果然有着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后来又想到了另一个与闽北甚至霞浦有着一定关系的明代重量级人物——汤和。因为安徽电视台曾邀请笔者前去主讲过《大明风云人物系列》，而其中有一次就要求专讲汤和，为此笔者头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汤和这个人还真不简单，在洪武中晚期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情势下，公侯级别的，只留下了3个人，其中侯爵有耿炳文和郭英两人，而公爵唯汤和一人。《明史》对汤和做了如下记载：“汤和，字鼎臣，濠人，与太祖同里闬。幼有奇志，嬉戏尝习骑射，部勒群儿。及长，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郭子兴初起，和帅壮士十余人归之，以功授千户。从太祖攻大洪山，克滁州，授管军总管。从取和州。时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明史·汤和传》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明史》的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汤和与朱元璋原是光屁股兄弟，传说中小时候朱元璋常当孩子的头头，看来不太吻合实际，很有可能当时的孩子王就是汤和，更有汤和“闹革命”要比朱元璋早，甚至还有人说，当年朱元璋“参加革命”就是汤和介绍的。可到了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朱元璋“进步”得更快，成了汤和的领导，而汤和似乎也乐意拥戴朱元璋。不过这些都是表面的。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汤和在“守常州时，尝请事于太祖，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太祖闻而衔之。”（《明史·汤和传》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上述汤和的那一段话含义多多，朱元璋当然要恨了。可洪武中晚期汤和却极其识趣地率先交出了兵权，朱元璋由此龙颜大悦，“复命其子（指汤和儿子）迎至都，俾以安车入内殿，宴劳备至，赐金帛御膳法酒相属。（洪武）二十七年，病浸笃不能兴。帝思见之，诏以安车入觐，手拊摩之，与叙里闬故旧及兵兴艰难事甚悉。和不能对，稽首而已。帝为流涕，厚赐金帛为葬费。明年八月卒，年七十，追封东瓯王，谥襄武。”（《明史·汤和传》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洪武皇帝见到晚年汤和居然亲自手拊摩之，后又追封其为东瓯王，由此看来一向记仇的朱元璋开始变得“不记仇”了？而且还将汤将军的功勋定格在温州（东瓯为温州一带的别称）军事行动上，那么汤和在温州一带究竟有着怎么的军事行动呢？
洪武中晚期，就在汤和告老还乡没多久，东南地区发生了倭寇之患。朱元璋立马召见汤和，“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役夫往往过望，而民不能无扰，浙人颇苦之。或谓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复有讟者，齿吾剑。”逾年而城成。稽军次，定考格，立赏令。浙东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明年，闽中并海城工竣，和还报命，中都新第亦成。”（《明史·汤和传》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看来这次汤和的东南之行还不仅仅在浙南，而且还深入到了闽北，构筑海城工程。而霞浦恰恰就是闽北的海边城市，作为老明教徒的汤和难道就一点不懂或不知道霞浦明教？如果知道了，他会跟朱元璋说？依照汤和一向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又不可能不说；说了朱元璋又会作出如何的处置？后被定格为“东瓯王”的汤和是否有所受命呢？《明史》说汤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明史·汤和传》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还有，在明代文献中随处可见各地明教势力被摧毁的记载，唯一见不着明代霞浦明教被破坏的历史记录，这又是为何？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霞浦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明教遗迹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一般只有在皇家宫廷中才能见着的角端。角端是什么东西？老版本的《辞海》有着这样的解释：
角端：兽名。《史记·司马相如传》：“兽则麒麟角偳”，《集解》引郭璞曰：“角偳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尝以此弓十张遗苏武也。”亦作角端。《后汉书·鲜卑传》：“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注：“前书音义曰：‘角端似牛，角可为弓。’按《史记》集解云角偳似猪（《说文》亦云角偳似豕），《后汉书》则谓之角端牛，《汉书》音义亦云似牛，当以其有角之故。又《宋书·符瑞志》：“角端者，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之事，则捧书而至”，此为神异之兽，与角可为弓之角偳，似非一物。（舒新城等主编：《辞海·角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再版，P1232）
图36 霞浦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明教遗物角端
由此看来，这个叫角端的宝物还不是一般人所能用的，尽管先前人们的考古认为，该角端可能为霞浦明教创始人林瞪流传下来的道仪法器，但这也是猜测。我们所知道的是，角端一般出现在明清宫殿里皇帝御座之前，代表“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要是普通人拥有了它岂不有造反之嫌？或会招来大祸呢？由此，我们能不能解释为明清皇室成员或言皇帝出亡到此而遗留下了该宝器呢？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更让人无法置信的是清人整理修撰的《宁德县志》中宋至清历任县令都是有名有姓，唯独明朝永乐年间三任县令却只有姓而没有名。这到底是为什么？
据目前人们所能掌握的宁德方志来看，清代乾隆年间问世的由卢建其、张君宾修撰的《宁德县志》（1983年福建宁德县志编撰办公室又做了整理，后来厦门大学出版社予以正式出版）可谓比较完整。乾隆时期距离明初永乐时代已有300多年，且老早就经历了改朝换代，不太可能存在着对永乐时代一个山区知县有什么政治讳疾呀，但为什么《宁德县志》在宋至清历任知县都记全的情况下，独独永乐年间三任知县有姓没名，也缺乏相关的信息？在那个让人一头雾水的疯狂年代里，这三任“芝麻官”到底犯上什么大事让人不可触及？
至此，如果将以上所引的八个方面的史料通盘起来看，我们的思维或许会豁然开朗。
永乐朝的“国丈”刘贞、朱棣的赏识直臣周新、明成祖的知心内臣郑和、永乐帝的心腹密使胡濙、明初福建宁德郊县霞浦等地的明教出奇地保存完好、一般只在明清宫廷中使用的角端居然出现在宁德郊区的霞浦山村、在宋至清历任知县都记全的情况下独独永乐年间三任宁德知县有姓没名，以及宁德及周围地区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军事布防……在“建文”转向“永乐”的非常时期，这些与永乐帝君主宝座有着关联的大明重量级人物、非常事件和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都先后在福建一一登场、上演，本来在大一统帝国中并不引人太多注目的福建在大明帝位更替中一下子成为帝国政治舞台上的看点。
文献史实与考古实物相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
诚然，我们并不否认上述列举的史实证据与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史料上到底还有没有间接地披露建文帝出亡闽东或宁德之信息？答案是：有！
建文帝曾现福州雪峰寺
明末清初学者查继佐在他的力作《罪惟录》里大致讲了这样一件事：“初别郑时，留隆网为记，走往福州雷峰寺。三保下洋过之，泣拜於地，为之摩足。帝微嘱三保举事，泣对不能，别去。”（【清】查继佐：《罪惟录·外志·列朝帝纪逸·建文逸纪》志卷32，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册，第1022～1023页。）
建文帝出亡到福州的雪峰寺（今属闽侯县）时，曾与朱棣的心腹使者郑和“碰巧”相遇了。对于郑和来说，建文帝是故君，作为昔日君主的臣民理应尽忠报效建文帝；但郑和身份很特殊，他又是燕王府的旧人，跟随朱棣一路来到南京，大明帝国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在雪峰寺“邂逅”建文帝的郑和十分尴尬：建文帝轻声嘱咐手中握有几万兵马准备下西洋的郑和举兵造反，郑和一边给建文帝揉着脚一边哭着说：“我不能！”随后就离去。
可能有人认为查继佐所记的这段史料不足为凭，一来，孤证；二来，查继佐是明末清初之人，其生活年代距离建文帝出亡已近300年了，因此说，其记载不一定可信。
我们不妨再看来一段史料：清康熙二十二年纂修的《江宁县志》中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有奇功，密知建文踪迹，回朝皆奏不闻，史称其有隐忠云。”（清康熙版《江宁县志·陵墓》卷5）
由此，南大老教授、明史专家潘群先生这样说道：“郑和确实‘踪迹建文’，并且终于在福州雪峰寺找到了建文帝。”（潘群先生考证了查继佐书中的“雷峰寺”应为“雪峰寺”，笔者采纳之，详见潘老的《郑和踪迹建文考》一文，载《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出版，2005年12月版，P57）
既然建文帝在雪峰寺出现过，“邂逅”的又是秘密寻访他的郑和，即使郑和对故君再忠，建文帝谅必也不敢在雪峰寺久留了。而与雪峰寺相距驱车3小时山路路程的原本闭塞落后的山区宁德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一带何尝不是藏身的好地方。那么依据呢？
并无多少佛教信仰的篡位皇帝朱棣敕赐建造宁德华藏寺背后的动机
前阵子笔者上宁德考察时还曾得到另外一个意外的收获：在雪峰寺东北方向大约驱车行驶3小时的宁德市霍童支提寺内收藏了一大块明代的木刻拓片，虽然该木刻板以前曾被当地农民作为栏猪的猪圈板，其上面的好多文字与部分图像已经被猪八戒的子孙啃到了肚子里去了，但我们今天还是能看到木刻拓片上剩下的一些图像——郑和航海舰队的盛大境况和部分字样，如：“尊宿澄鉴荷南宋荥封于嘉定迨我”、“成祖文皇帝握乾符以昇位泽被九流”、“仁孝皇太后体坤德以资他恩隆三宝”、“圣像铸千尊”、“郑和”等字样，结合明代大学问家谢肇淛等人在《由霍林上支提记》中记载的“瞻圣母所赐金身莲座、《大藏经》及文皇帝仁孝皇后所赐天冠千尊”（【明】谢肇淛等：《由霍林上支提记》，载《宁德支提寺图志》卷之四，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P44）和支提寺内所藏的“千尊铁铸圣像”和大殿后堂所挂的那块署有“敕赐华藏寺，大明永乐五年钦差太监鼎建禅林”之匾，综合起来看，永乐五年，朱棣的老婆徐皇后有旨：给宁德霍童支提寺即当时的华藏寺捐赠千尊铁铸佛像，而护送千尊佛像到宁德霍童支提寺应该就是大航海家郑和。
查正史，笔者发现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就在国内护送佛像，非要等大航海家郑和回来，为何？
正史明确记载说：“永乐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明太宗实录》卷69）《国榷》也有相同的说法，“（永乐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后，中山王长女，仁明贤淑，汉马氏、唐长孙氏之流也，年四十六岁。”（【明】谈迁：《国榷·成祖永乐五年》卷14，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993）
由此看来，宁德华严寺或称华藏寺所藏的木刻拓片上所讲的仁孝皇太后即徐皇后下旨赠送千尊佛像只能在永乐五年七月乙卯日之前了。但问题是此时千尊铁佛的护送者大航海家郑和还在从西洋回归的路上，有史为证：“永乐五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明太宗实录》卷71）《国榷》也载：永乐五年九月壬子日“太监郑和还自西洋”。（【明】谈迁：《国榷·成祖永乐五年》卷14，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993，P994）
这样比对下来就存在着2个月的时间差了，当然有人可能要说，那也没什么的，徐皇后可能临死前作了嘱咐，这才有了郑和从西洋回来就马不停蹄地赶往福建宁德，赠送千尊铁佛。
问题是当时朝野上下人才济济，就在国内护送些佛像，非要等到肩负寻找建文帝等特殊使命的大航海家郑和回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怪了，没什么过重宗教情结的徐皇后居然临终前没忘要给宁德送铁佛？
徐皇后临终前有没有交代要给福建宁德赠送千尊铁佛？换言之，徐皇后有没有十分浓烈的宗教情结？翻阅《明太宗实录》，其对徐皇后一生及其临终遗言的记载还颇为详细：
“（永乐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后，中山武宁王（徐）达之长女，母夫人谢氏，后自幼贞静、纯明、孝敬、仁厚。王与夫人言：‘此女天禀非常，宜以经史充其知识’，后于书一览，輙成诵不忘，姆师咸惊异之。由是，博通载籍，每览昔人言行之懿，未尝不一再以思，曰：‘古人书之册，固欲后来者仿而行之也。’太祖高皇帝闻王有贤女，一日，召王谓曰：‘朕与卿同起布衣，至今日同心同德始终不间。古之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朕第四子气质不凡，知卿有令女，能以配焉，佳儿佳妇，足以慰吾两翁！’王拜稽首谢。洪武九年正月，册为燕王妃，恭勤妇道，高皇后深所爱重，尝曰：‘燕王妃所行，足以仪范宫闱。’又曰：‘此吾孝妇也。’上之国北平后，理内政，宫中肃然而和厚，逮下有周南樛木之德焉。孝慈皇后崩，哀毁动左右，执丧三年，疏食如礼，免丧或语及先，后未尝不流涕。上举义靖内难，后所赞画多协。上意上帅师在外，留世子守国，敌兵攻城甚急时，城中守卒不支，凡部分措置备御抚绥激厉之方，悉得其宜，城卒以全，虽事总于世子，亦多禀命于后云。上既正大统，是岁十一月，后正位中宫，愈益祇勤，数言南北战斗累年，兵民俱敝，宜与休息。又言：‘帝尧施仁，自亲族始。’又言：‘人材难得，昔汤武之佐伊尹、太公，皆先代之人，况今日贤材，皆太祖皇帝所成，望陛下不以新旧为间。’上悉嘉纳，曰：‘后所言皆合吾意。’侍上燕闲语及先朝事，上问：‘犹忆先后遗言何者？’其至要乎？后历举以对曰：‘赏罚惟公足以服人，过于仁厚不犹愈于刻薄，理天下者以贤才为本，自奉欲薄养贤欲丰。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天下安危系民之苦乐，民心之所归，即天命之所在。凡此之言皆帝王要道，理乱大原愿，陛下朝夕无忘！’上喜。后弟增寿，素归诚于上，义兵之兴，阴有翊戴功，为建文君所害。上悼惜不已，将追命之爵以语后，后力言不可，上曰：‘后欲为汉明德耶？顾今非以外戚故封之，竟迨定国公而命其子景昌袭爵’。命下，乃以告后，后谢曰：‘此上之大德，然非妾之志也。’上曰：‘爵命非有功不与，朕方以至公治天下，岂有私意哉？后继今勿复有言。’后曰：‘上命已行，妾何言？顾穉子未有知，惟上赐之师教，庶几上不辱大恩，下不累先人。’上曰：‘后言良是。’命礼部择师教之。初立皇太子，封汉、赵二王。后曰：‘太子，国家之本，诸王藩屏所资，愿择老成端正之士辅养德器！’上曰：‘此朕所注意也。’又语后，曰：‘皇考之制，东宫官属率以廷臣兼之任使，一则疑隙不生，今凡宫臣之重者，悉择廷臣贤者兼之。’后曰：‘此先朝鉴戒往古之失，诚良法也，虽万世当守而行之。’曰：‘长子仁厚足，为令器不泰祖宗矣，二子三子，陛下宜早教之！惟陛下留意！’上曰：‘吾亦知之。’一日，上退朝晏，后请其故，上曰：‘吏部选人每循资格，朕今日亲拔二十余人，方岳为郡守，故不觉晏耳。’后曰：‘国之理乱，于民之安否，系于牧守之贤、不肖，奈何悉用资格任牧守哉？资格可□□选曹之弊，然贤才不免于淹滞，故往古今制，有出众之才，必有不次之擢，积年劳之多，亦有叙升之典，二者并行，则士无枉才，官得实用，而治效可致。’上曰：‘然！’上勤于政事，或日昃未食，后亦不食以俟。尝问曰：‘陛下日与共图政理者谁何？’上曰：‘六卿治政务，翰林职思典词命朝夕左右者。尝请于上，悉赐其命妇冠服、钞币，且谕之曰：‘妻之事夫，其道岂止于衣服、馈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诗歌者，有载诸史传者矣，古今人岂相远哉？常情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吾在宫中，旦夕侍皇上，未尝不以生民为念，每承顾问，多见听纳。今皇上所与共图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数辈诸命妇，可不有以翼赞于内乎？百姓安，则国家安，国家安，则君臣同享富贵，泽被子孙矣！’后观《女宪》、《女戒》诸书，其取义作《内训》二十篇，居常志存内典，复采儒、释、道嘉言善行类编之，名《劝善书》。后奉祭祀，尽诚敬事，上恭（敬）[谨]不懈，晨夕与皇太子、诸王言：惟孝亲、恤民；与妃嫔以下言：惟恭敬、和睦；与亲戚言：惟奉法循理。闻外家稍有纵肆，召至责之，有谦慎者，时加赐赉为劝。后言：‘动以礼喜，怒不形下人，有过教之，使改亦靡不畏服焉。’后识达治道言，必师古性，不喜华饰，自御俭素，宫阃之内化之。
既得疾，医药勿效，日益剧。上临问，后对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蒙上恩，位中宫不得给事，此遗憾耳！’又曰：‘今天下虽定，兵甲不用，然民生未大苏息，惟上矜念之。’又问：‘复有何言？’曰：‘愿广求贤士，明别邪正，不以小过而废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孙成之以学，宗室亲之以恩，妾不能报上恩矣，愿无骄畜外家。’上泣，后亦泣，曰：‘人生死有定数，惟上割恩自爱，无以妾故伤圣心遗今。’白王太子曰：‘吾祗事皇上于今三十有一年，上不能继承先皇后懿德，吾甚愧之，今至此命也！奚悲？尔，吾之长子，孝仁、淳厚，当夙夜恪勤、敬事君父，勿以吾故过哀毁以伤君父之心，吾素菲薄无德，及人身殁之日，丧务从简省，毋妨臣民。往者皇上遭罹内难，躬率将士在外，吾母子留北京敌兵围，将校士民之妻皆擐甲胄，挟矢石，登城列阵，协力一心，以死固守，及内难平。吾正位中宫，富贵已极，而将校士民之妻至今报赉未称，吾寝食未尝忘。近闻皇上将巡狩北京，意愿从行，将请恩泽及之，而吾今不逮矣，尔能体吾心，九泉无恨。呜呼！主器之任在尔，匪轻敬以事上，仁以抚下肃，以正家恩，以睦亲，尔念之。’顾皇孙曰：‘尔将来有宗社之寄，大平之任，宜励学笃志。’又谓上曰：‘此孙远大之器，幸善视之。’后崩，上哭恸，群臣奉慰。上曰：‘皇后仁明、贤淑，汉马氏、唐长孙之伦也，虽处中宫，其一念惟在仁民，继今朕入宫，不复闻直言矣！’后年四十六。皇太子及汉王赵王、皇女永安、永平、安成、咸宁四公主，皆后出也。（《明太宗实录》卷69）
以上这段文字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关徐皇后一生及其临终遗言的最早官方记载。从《明实录》的这段记载来看，徐皇后似乎对佛教无所“涉足”，相反她倒是积极有为，老公在外打仗，北平老巢受到李景隆大军的围攻，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她竟然率领北平城内的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奋勇抗敌，也不愧为大将军之女，其身上颇有魏国公的遗风，在北京保卫战中奇迹般地取得了成功。再从朱棣篡位以后徐皇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其多属积极有为：邀请内阁大臣的妻子上大内去“聊天”，一句话要她们当好贤内助；并时不时地询问朱棣有关国家治理之事，提醒、敦促丈夫要以仁为本，要注意贤才的发现与提拔；同时她又能做到母仪天下，从记载历代女贤善德佳行的《女宪》、《女戒》等书中缉取精粹，编成《内训》二十篇，规范后宫；又从儒、释、道诸家中选取嘉言善行进行类编，统名为《劝善书》，以此来教育后宫女眷……就连她临终时还不忘关怀丈夫的帝国事业、皇太子和皇太孙的未来，压根儿就没提到什么赠送千尊铁佛上宁德之事，或言之，看不出徐皇后有好佛之举，而且她也没有这方面从小家庭教育的基础。据笔者的个人研究，在大明开国大将军徐达家人中好佛者甚少，只有一个小女儿是“好佛”的，但这也是被她姐夫皇帝朱棣给逼的。
居然有这样的皇帝：死了老婆，将贼眼盯在小姨子身上
那是在徐皇后死后，朱棣因为经常想起昔日患难与共的贤妻徐氏，有时想得很投入，居然不知不觉地暗自落泪，太监看到了，跑来劝导：“皇上，人死不能复活，徐皇后虽然千古难寻，但她毕竟走了，陛下龙体重要，再说后宫佳丽数千……”太监还没把话说完，就遭到朱棣一顿臭骂，自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劝了。
朱棣伤心是一回事，要想找个替代徐皇后又能使自己称心如意的贤惠女子那是另一回事。其实在悲伤之余，朱棣也在活动活动心眼，由徐皇后想起了她的娘家人，其中有一个妙龄美女最近老在自己头脑里闪现，直把朱棣弄得心猿意马。皇后大丧期是不能提这种事的，好好熬吧，终于熬到大丧期过了，自恃大明第一人的朱棣感觉特别好，徐家的那个小美女非我朱棣莫属了。想到这里，朱棣就将贴身太监叫来，让他直接到南京城南徐达府上去提请，直截了当向徐达妻子谢夫人（徐达早逝）开口要那貌若天仙的小美人即徐皇后的小妹妹。
徐皇后有3个妹妹，2妹嫁给代王朱桂，3妹嫁给了安王朱楹，4妹最小，尚未许配，这些情况朱棣难道不知？丈人家的这些女孩子数人品2妹最差，简直就是一个泼妇，论贤德，长女徐皇后最好；若论品性与才貌，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4妹，尤其这4妹从小就饱读诗书，吟诗作画，无所不能，目下又值二八妙龄，满身散发出仙女甚至妖精一般的魅力，想起她，就让人茶饭不思、情不自禁。但朱棣疏忽了一点，对于徐家4妹的脾气没摸摸底。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儿女婚姻还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朱棣心里稳操胜券，只等贴身太监从城南回来向他道喜。
再说朱棣的那个贴身太监风风火火地赶到徐达的魏国公府通报了皇差的目的后，徐达夫人谢氏赶紧出来接待了皇帝的“钦差”，双方一阵寒暄过后直接进入了主题。
有个小丫鬟在旁听到了这一切，她马上跑到徐皇后的4妹闺房去道喜，4妹很惊诧：“何来之喜？”小丫鬟说：“小主子，您马上要接你大姐的班当皇后了，这不是大喜事？”哪料到4妹听到以后，马上一脸怒气，对着小丫鬟斥责道：“嫁给他？一个禽兽都不如的暴君，简直是魔鬼，你们没看到他在我们南京城里杀了多少人？厚颜无耻的家伙，还把自己打扮成“孝子”和圣君的模样，到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什么都要做大做强，为了他的个人私欲，天下有多少人家被搞得家破人亡……要我嫁给他？除非我死了。”
4妹的话很有份量，她个性特别刚烈，小丫鬟怕出意外，赶紧将小主子讲的照实“翻录”给了谢夫人，谢夫人听完后，沉默了好久，最后跟朱棣的贴身太监这么说道：“谢谢皇上洪恩，不过，小女实在年龄太小了，等她长大以后再说。”
其实小丫鬟跟谢夫人偷偷讲话就在朱棣贴身太监所在客厅的隔壁，主奴之间的对话，太监都听得一清二楚，太监也怕事，万一徐皇后的4妹真出了什么意外，自己这条小命也就没了——朱棣完全可以以没办好事为名把他给剁了。所以，太监看到谢夫人从内屋出来就知道答案了，他极为知趣地与谢夫人道别，然后直奔明皇宫向他的主子汇报提亲遭拒的事。
朱棣听后顿时脸就铁青，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饭，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将丈母娘谢夫人请到了明皇宫来。朱棣是“奔五”的人，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再说他是皇帝，皇帝要个把女人，多大的事？！再说你们老徐家已奉献过一个，再献一个又何妨？于是他就开门见山地跟丈母娘要了：“朕欲得夫人季女继中宫？”自我感觉良好的朱皇帝没想到丈母娘也看不起他，不过年长者毕竟会说话：“妾女不堪上配圣躬。”就是说奴婢小女配不上您皇帝老爷，这不是变相的拒绝么，朱棣马上就板脸，带着杀气但脸上又装着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道：“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等婿耶？”换句话来说，你家女儿连皇帝都不肯嫁，还想挑选什么样的女婿呢？谢夫人何等聪明，只是应付几句就匆匆告辞回府了。
得罪了魔鬼皇帝能有好结局吗？4妹哭着与她的妈妈道别，然后依然决然地前往南京城南聚宝门外的一寺庙里当尼姑，后来该寺庙被人称为王姑庵（徐达死后被追封为中山王）。（【明】郑晓：《今言》卷2；【明】吕毖：《明朝小史·永乐纪·王姑庵》卷4；【明】周晖：《金陵琐事·更择何等婿》卷1，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P45）
从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史料来看，老徐家也就这么一个被强势女婿魔鬼皇帝朱棣逼得走投无路的小女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走上“好佛”之路的。因此说，要讲徐皇后好佛尊释实在是无史为凭。
再说，徐皇后是在13岁时嫁给燕王朱棣，并伴随朱棣在北平度过自己的少女、青年以及中年岁月，等到朱棣“靖难”成功，再次回到故乡南京定居时她已经是40出头的半老徐娘了，要说北方名山圣迹或许她还能一一道来，但要说东南地区偏于一隅的支提山什么华严寺，对于一个刚从北方来南京又呆在深宫里的中老年妇女来说未必会知道，即使听说了，也未必会感兴趣。既然如此，要说徐皇后有旨赠送千尊铁佛给福建宁德华严寺似乎也就讲不过去了。那么到底是谁做了如等尊释重佛之事？
来路不明的皇家“龙种”朱棣之宗教信仰是什么？
从朱棣诡异的人生轨迹与“摇摆不定”的宗教态度来看，赠送千尊铁佛到宁德华严寺的动议主创者应该就是大明君主永乐皇帝朱棣。
朱棣自来到这个世上起就是一个神秘莫测之人，就连他的生母是谁？人们争了500多年直到近来才逐渐弄清楚；那他爸就是朱元璋？这也是无法绝对肯定的；再看朱棣“靖难”，那更是疑雾重重（读者朋友欲详知，可见笔者另一专著：《大明帝国》系列之5《永乐卷上》），因此说，朱棣的一生是诡异的，也是极为神秘的，就同他的宗教观一般，扑朔迷离。
原先在北平当藩王时，朱棣接触最多的宗教人士可能就要数姚广孝了，从表象来看，姚广孝是个出家人，但在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姚广孝授予朱棣更多的可能是韬光养晦的谋略与法家的权术，因此说朱棣人生前半期主要受影响的是姚广孝“杂家”思想，没有多少宗教情结。若要有的话也就是他在元都故地受当地人们奉行的喇嘛教熏染，所以当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就派人上西藏去恭请藏传佛教领袖哈立麻来京讲法。
除了藏传佛教以外，永乐皇帝开始时对于其他的佛教派别基本上都是遵循了朱元璋时代制定的宗教政策——适度的抑制和控制。永乐五年春正月的一天，礼部有官员向皇帝请示：“直隶（今江苏与安徽两省）与浙江各州府有许多军队与百姓的子弟私自剃度为僧，前来南京冒领和尚证件——度牒的就达1800人。”朱棣听后十分恼火，咆哮道：“我家高皇帝早就制定了规矩，庶民40岁以上才可以出家，如今违反禁令者居然有这么多人，他们眼里还有我大明的朝廷吗？”他当即命令兵部官员将这些前来冒领度牒的私自剃度者全部编入军籍，发往辽东和甘肃去戍边。随后朱棣感慨道：“朕即位以来谨遵祖制，一点也不敢懈怠，这些下等贱民竟敢如此放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对他们决不可宽宥，况且这些都是人渣或言“小人”，不能再让他们繁衍后代了！”（《明太宗实录》卷63；【明】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7，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P382）
不能让“小人”繁衍后代，朱棣对那1800人实行阉割？史书没有说下去，笔者不好瞎说，但就将违反祖制冒领度牒的“假和尚”发配当兵守边，处置不可谓不重。朱棣所作所为似乎一切都在按照高皇帝的“既定方针”去执行，但就实不然，他自己就在南京天禧寺的旧址上建造了当时最大最豪华的佛寺佛塔——南京大报恩寺塔，且口口声声说那是为他的父皇朱元璋和母后马氏荐福用的，但在大报恩寺的主殿内供奉的却是密不外宣的自己生母碽妃。从南京大报恩寺的建筑遗物考古等角度来看，朱棣似乎信仰的是藏传佛教，可谁能想到的是就在朱棣下令准备动工建造南京大报恩寺前后，这位“伟大君主”又对道教产生了疯狂的热情，永乐九年朱棣“命（工部侍郎郭琎）往湖广督武当山宫观”，武当宫观建设就此拉开序幕。（【明】雷礼：《国朝列卿记》卷13）永乐十年六月戊午日“建湖广武当山宫观，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董其役。”（《明太宗实录》卷129）
对于倾力打造武当道宫的原由，明代官书记载朱棣是这么说的：“武当创见宫观，上资皇考、皇妣之福，下祈福天下生灵，如岁丰人康、灾沴不作，此朕素愿。”（《明太宗实录》卷140）看到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们自然想到朱棣要建造大报恩寺时也是这般说辞，问题的关键在于朱棣是个不信神仙鬼怪之类的一代“明君”，那么这个永乐皇帝大造武当宫观到底是为什么？
翻阅《明太宗实录》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官方史书对好多敏感问题的叙述十分隐晦，但朱棣“钟爱”“北极真武之神”还是不断地跃然纸上。建文四年六月中朱棣打入南京，在夺得皇位一个月不到的七月辛卯日，这位明皇宫里不请自来的新主子就派了大明帝国道教管理专门机构官员“神乐观提点周原初祭北极真武之神。”（《明太宗实录》卷10）随后，朱棣对真武之神的“尊崇”不断提升，永乐十年二月乙丑，皇帝“给授太子少师姚广孝及其祖父母父母封赠并诰命”，又“命武当山道士孙碧云为道录司右正一，不任以事。”（《明太宗实录》卷125）
佛、道不一家，作为皇帝的朱棣连这起码的常识还是知道的，但是在追赠自己的心腹、“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父母、祖父母尊号的同时永乐皇帝居然发出了几乎等于说了废话的任命，武当道士孙碧云任道录司右正一（相当于全国道教协会名誉会长），从表象来看，实在令人费解。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姚广孝的“出身”，事情似乎逐渐明朗了。“姚廣孝，長洲人，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嘗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明史·姚广孝传》卷145，列傳第33）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朱棣“靖难”造反是姚广孝一手教出来的，而遁入“佛门”的姚广孝原本就是一个假和尚，更关键的还是姚广孝最早拜师的不是和尚，而是苏州一带以精通阴阳之学而出名的道士席應真。后来姚广孝碰上了朱棣，两人一拍即合，燕王的“雄心壮志”被姚广孝觉察出来，那么他的造反思想顾虑难道姚广孝会坐视不管？因此明代中期进士高岱在《鸿猷录》里这样说道：“成祖屡问姚广孝师期，姚屡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曰：‘明日有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明】高岱：《鸿猷录》卷7）明末清初学者傅维鳞也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太宗因问师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师’，又数日，入曰：‘可矣’。遂谋召张昺、谢贵等宴，设伏斩之。遣张玉、朱能勒卫士攻克九门。出祭，见披发而旌旗者蔽天，太宗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披发仗剑相应。”（【清】傅维鳞：《明书·姚广孝传》卷160）
原本就没有什么上帝，自从有人说了信了，就有了上帝。一个传说中的民间神“玄武真君”在“点子公司”总裁姚广孝的包装下顿时变成忤逆造反者朱棣的保佑神，而且在他从北京到南京的“靖难”造反路上“玄武神”一直在保驾护行，“壬午靖难兵起……每两阵相临、南兵（建文军）悉见空中真武（即玄武）二字旗帜，皆攻后以北也”（【明】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参见《元明史类钞》卷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