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每次深陷困境差一点就将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但“巧遇”的是他的对手建文帝是个仁弱君主。建文朝廷军队北伐时，皇帝朱允炆迂腐地告诫将士：千万别伤了我的叔叔！真因为有这样的圣旨，朱棣才成为打不着射不死的“活阎王”，这下可好了，在朱棣的嘴里一下子成了“玄武真君”福佑他的“明证”。自古以来，话语权就掌握在权威高势能者手里，后来朱棣胜了，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自己篡位不仅悖逆伦理，而且也践踏了“祖制”与高皇帝的遗命，夺天下易而守天下可不易，尤其自己守的原本就是政敌之天下，最不容易驾驭的是人心啊。自古“君权神授”最神秘也最有“说服力”，那么朱棣心目的“神”在哪里？将谁也没有看到过的“曾经保佑过自己”的玄武神抬出来，继续为自己所用！这是朱棣的高招。于是人们看到，就在朱棣踩着建文朝大臣满地鲜血登上累累白骨堆积起来的皇帝宝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赶紧派人去祭祀“玄武真君”之神，更有他极力地渲染“玄武真神”福佑他的神迹神像，甚至在他下令打造天下第一道观——武当宫观的敕书里公开进行这样宣传：“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指玄武）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明】任自垣：《太岳太和山志》卷2）。
既然如此，对于这样福佑自己的神明，已经拥有天下的永乐皇帝能不为他老人家修座像样的宫观？
又一个道家的上帝被抬到了天空，当然最为关键的还在于朱棣用暴力与血腥手段夺来的“灰色”皇权一下子给“漂白”了，“君权神授”有了新的注解。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呜呼！英雄御世故多术，卜鬼探符皆恍惚，不闻成祖帝王须，曾借玄天师相发”（【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武当歌》卷22）
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考察朱棣的宗教信仰及其炫世夺目的“丰功伟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难看出，在朱棣“尊佛重道”的表象背后都有着其极为复杂的政治动机，那么永乐五年原本没有多少宗教信仰的篡位皇帝朱棣以徐皇后的名义给宁德支提山华严寺赠送千尊天佛和“鼎力建造华藏寺”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朱棣死了老婆，要为老婆荐福？犯不着如等舍近求远，而且正史已记载，就在徐皇后驾崩后的第三天，即“永乐五年秋七月丁巳，（朱棣就）命礼部于灵谷寺天禧寺设荐扬大斋”（《明太宗实录》卷69）因此说给福建宁德赠送千尊铁佛和建造华藏寺是为徐皇后荐福之说，不能成立；更为奇怪的是，朱棣将护送千尊铁佛到福建宁德这等算不上多大的差使非要交给率领数万人马肩负特殊使命的大航海家郑和，由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护送千尊铁佛到宁德就与朱棣交予郑和秘密特殊使命有关了！
前文说过，郑和下西洋肩负着秘密寻找建文帝的使命，结合建文帝在距离宁德驱车3小时路程的雪峰寺出现过的事实，笔者认为：极有可能当时朱棣已经耳闻到，建文帝出亡到了福建宁德等地了！
为了谨慎起见，笔者再次查阅永乐五年到永乐六年之间与福建相关的史料，结果惊讶地发现：在此前后福建省官场上先后有七个大员倒台，如：永乐五年五月壬午，“福建都指挥佥事张豫，坐困顿置番国方物不如法，谪戍安南。”（《明太宗实录》卷67；【明】谈迁：《国榷·成祖永乐六年》卷14，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990）永乐五年六月甲午，“福建按察司副使陈思聪有罪，降常德府同知。”（《明太宗实录》卷68）永乐六年五月乙卯，“福建按察司副使卢文达有罪，谪戍边。”（《明太宗实录》卷79；【明】谈迁：《国榷·成祖永乐六年》卷14，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1004）“（永乐六年）七月甲子，福建行都指挥佥事刘达受赇，贷死，檄海捕倭，御史殷昶又受达赇，戍卢龙卫。”（【明】谈迁：《国榷·成祖永乐五年》卷14，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1007）
前后一年多时间里福建官场这么多的高层官员倒台，虽说他们倒台的主要原因是贪污，还有人说是因为他们对福建海域猖獗的倭寇围剿不力，就这么简单？一个省里七个大员相继“倒下”，“倒下”的时间恰恰正好是朱棣以其老婆名义给福建宁德霍童支提寺送佛像前后，送佛像者又正好是肩负踪迹建文帝的朱棣心腹郑和，而这个郑和还正好在雪峰寺与建文帝碰过面，……这一系列的“正好”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朱棣可能已经嗅觉到：建文帝出亡福建闽东地区了，而福建地方官员居然“玩忽职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弄得“伟大的政治家”实在是火冒三丈，但他又说不出口——先前他已经告诉全国臣民：建文帝阖宫自焚了，所以只好以治贪为名，将这些“不讲政治”的封疆大吏们逐一收拾。
有人可能认为，以上这些都是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的间接证据，那么有没有最为直接的史料记载呢？有！
皇爷爷临终留铁篋 皇孙儿临难披袈裟
前文所述福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是建文帝的，好问的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建文帝的这件袈裟哪来的？是他事先知道自己要出亡而提前准备？翻阅《明太宗实录》，我们可以看出：朱棣是在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城的，但几个月前他还在北方流窜作案，而那时大明君主建文帝在皇位上还坐得好好的，怎么会在后来的短短几个月里这个仁厚的大明君主突发奇思妙想做件袈裟以备不测？从常理上说不过去，也不吻合建文帝的个性；再说，制作一件极品云锦袈裟非几个月内所能赶得出来的。而最近有媒体称，南京云锦研究所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做的那件袈裟就花了两年的时间，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建文帝出亡时的那件袈裟不可能是他自己下令制作的。那么到底是谁为建文帝准备了这么一件“宝贝”？说来大家可能真不敢相信，他就是建文帝的皇爷爷朱元璋！
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大约自明朝中期开始文人学者高岱、郑晓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来了珍贵的记载。高岱在《鸿猷录》中如此说道：“成祖（指朱棣，笔者诸）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被剃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為僧。”（【明】高岱：《鴻猷錄·長驅金陵》卷8，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鸿猷录》第3册，P102，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郑晓在《今言》里这样说：“或曰帝顶颅偏颇，高皇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婴大难，乃发此。”以故遂为僧去。”（【明】郑晓《今言》卷2）
吕毖在《明朝小史》里也留下记载：“高皇大渐时，封钥一小匣，固甚，密授于帝，戒遇急难乃启。及靖难兵入城，启之，则杨应能度牒也，诸披剃物悉具。遂削发披缁，从御沟中出亡。时宫中火起仓卒，咸以为建文君自焚死，竟无知者。”（【明】吕毖：《明朝小史·蘧文纪·杨应能度牒》卷3）
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说：“建文君，太祖一夕梦二龙斗殿中，黄胜而白负。明日见建文、成祖同戏，建文着白，心知后必不协；且见建文头颅颇偏，匣髡缁之具，戒曰：‘必婴大难乃发。’靖难师临城，启视，一刀一度牒，有敕曰：‘欲生，怀牒为僧，密地去；不然，自尽。’遂焚宫去。地道出东南，似当时齐泰、黄子澄知之而传于人。故文庙靖宫之日，以为匿于僧录洽南洲，以他事禁锢之。”（【明】郎瑛：《七修类稿·国事类·建文逸事》卷12）
何乔远在他的《名山藏》里这样记载道：“或言高祖始嘗問後嗣事於劉基，知建文君不終，與之藏函，函一僧牒、一剃七、一緇衣。牒曰：楊應能。宮之火也。建文君削髮披緇，懷牒從御溝，出郊壇亡。成祖使中使捄宮中使出馬皇后之燼，曰：建文君！遂以葬之，建文君既葬，或言其亡，或言蜀王迎之西，皆參差莫，實成祖亦心疑之，其時，有異人張玄玄者，以術重，已去，莫知所之，乃使禮部尚書濙行天下，名訪玄玄，實私察建文君，竟莫得其要領，其言建文君亡者。謂羣臣多為僧而從之。（【明】何乔远：《名山藏》卷5）
明代大史学家焦竑在他的史学著作《献徵录》中也留下了相类的记载：“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阴人。洪武初，荐高僧入京，历升左善世。靖难兵起，为建文君设药师灯忏诅长陵。金川门开，又为建文君削发。长陵即位，微闻其事，囚南洲十余年。荣国公疾革，长陵遣人问所欲言，言愿释溥洽。长陵从之。释出狱时，白发长数寸覆额矣。走大兴隆寺，拜荣国公床下，曰：‘吾余生少师赐也。’仁宗复其官。卒年八十二。”（【明】郑晓：《今言》卷3；【明】焦竑：《國朝獻徵錄·释道》卷之118）
就连明代国史《明实录》也作了记载：“（万历二年十月）戊午，上御文华殿讲读。上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当时逃免果否？’辅臣张居正对言：‘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明神宗实录》卷之三十）
上述最后一段史料来自于大明官方文书的记载——《明神宗实录》，记录的是明代万历初年最高统治者明神宗与权相张居正的对话，话题核心是建文皇帝是否穿了袈裟逃亡？从何处“走出”？後来如何？等等。要知道，明神宗血统继承的是明太宗的嫡系而非建文帝的系统，《明太宗实录》已记载了建文帝死於火中并葬之，怎么后世皇家子孙还在讨论他是否被烧死了还是出走了？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张居正又怎敢冒欺君之罪胡言乱语建文帝穿了袈裟逃亡之事迹？而後，《明神宗实录》初修於天启元年，又经天启三年、天启五年复修，至熹宗崩时犹未成书直至崇祯年间由温体仁等续成，几经周折和考虑方始定稿，如果建文帝真的已经死於火中，何敢留此明神宗与张居正对话讨论建文帝逃亡的史迹？并且指出：“（神宗）命居正录全诗之全章，慨然兴叹，又命书写进览。居正退而录其诗以进。”云云，这是何等的重视，岂能以已被焚死之帝作为活人乱作文章？！由此可见：建文帝“削发披缁”亡命天涯确有其事，明初杨士奇等人所撰的《明太宗实录》所记建文帝焚死之说，乃“实录不实”之辞也。（潘群：《郑和踪迹建文考》，《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5年12月编辑出版，P57）
此外，从上述“正史”的字里行间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建文帝“削发披缁”亡命天涯是明太宗朱棣以后大明朝廷历代口头相传的头号秘密，在听张居正讲述建文帝故事之前，万历帝已经听说了一些有关建文帝“削发披缁”而亡的事情，只是他不能完全肯定这些传闻信息是否正确，所以才问自己的老师、内阁首辅张居正。
有关建文帝临难削发披缁故事叙述最为精彩、影响最大的当数明末清初谷应泰的《明史记事本末》与谈迁的《国榷》，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过去人们一直将其作为野史、传说或文学小说一类看待，没人认为它是信史，而现在的事实是建文帝的这件袈裟出现在福建宁德，换言之，正史中的“先朝故老相传言”和非“正史”的史料文献记载居然都与考古实物相吻合，这说明了什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
看过西方大片《特洛伊》的观众可能被那古代地中海边上曾经发生的恢宏、悲壮的战争场面所惊叹和折服，“特洛伊”之名就此一夜之间为地球人都知道，但实际上在19世纪以前不说我们东方人就是西方人自己也很少有人真正相信传说中的特洛伊故事，尽管《荷马史诗》已经流传了2000来年，但就是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1870年德国商人谢里曼开始对传说中的特洛伊进行考古挖掘，最终揭开了特洛伊传说的神秘面纱，逐渐地为世人所熟知。谢里曼考古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有时一个不为人们注意或重视的一丝线索或传说或许是未来揭开历史之谜的一把金钥匙。这是笔者在2008年底成稿2009年初正式出版上市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中所讲过的一席话，笔者向来主张，治学应该实事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没想到的是在笔者成书一年后，古希腊式的“特洛伊”传说找到了“中国版”。明代“先朝故老相传言”、文人笔记或言野史中建文帝临难削发披缁之事在福建宁德找到了相应的物证，谁能否认建文帝出亡之事？！
至此，从整体上而言，建文帝出亡福建、最终卒于宁德之谜案被揭开了。但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答，那就是建文帝为什么要出亡福建和宁德？
（马渭源2013.01.04 11：16第11次修改于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