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比对一下明嘉靖时的学者郑晓所著的《今言》和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就会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巧合”：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阴人。洪武初，荐高僧入京，历升左善世。靖难兵起，为建文君设药师灯忏诅长陵。金川门开，又为建文君削发。长陵（指朱棣）即位，微闻其事，囚南洲十余年。荣国公疾革，长陵遣人问所欲言，言愿释溥洽。长陵从之。释出狱时，白发长数寸覆额矣。走大兴隆寺，拜荣国公床下，曰：‘吾余生少师赐也。’仁宗复其官。卒年八十二。”（【明】郑晓《今言》卷3）
《明史》也说：永乐十六年姚广孝病危时，他恳求朱棣释放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的临济宗的掌门人溥洽，结果，朱棣依了。（《明史·姚广孝传》卷145）
姚广孝的辅助促成了朱棣最终起兵造反，但就在“靖难”成功的关键时刻，朱棣却并没有听从姚广孝的话：勿杀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而偏偏在过了十多年后将一个被指认为与建文帝出亡有染的老和尚老囚犯给放，姚广孝面子固然大，但这与做事一向做绝的朱棣风格很不相符。更为蹊跷的是，据福建宁德民间流传的说法：永乐年间，在宁德一带的古官道上不下有20座寺庙一起被毁，出奇的是这些寺庙都属于临济宗的。再联想起永乐十六年临济宗高僧洁庵从雪峰寺突然“失踪”，笔者认为，洁庵“后游北京”是一种隐晦说法，事实上他是被捕了，因为朱棣可能得到了可靠的情报，溥洽并不完全知道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而一肚子阴谋诡计的朱元璋晚年特殊任命的洁庵法师是建文帝万一罹难所投靠的主要“保护神”。可谁知最终“保护神”洁庵也给逮了起来，建文帝很自然会逃亡到洁庵曾经出家当沙弥的宁德安仁寺或三峰寺等寺院去避祸；更有“巧合”的是，洁庵法师当年出家的三峰寺就在传说是“帝师”的周斌家乡宁德蕉城洋中镇区域，因此说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蕉城地区应该说“再正常不过了”。
第三，长期以来，福建在建文朝的地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笔者在阅读《明神宗实录》时无意发现了这样一段史料：“万历十三年三月壬辰，释革除年坐忠臣方孝孺等谪戍者，浙江七百一十三人，江西三百七十一人，福建二百四十四人，四川四十一人，广东三十四人。”（《明神宗实录》卷159）
从万历朝平反的“建文奸党”分子分布范围来看，浙江位列第一，达713人，江西其次，371人，福建位居第三，大约有244个“建文奸党”分子遭到了迫害。前文说过，建文帝上浙江、江西去避难目标太大，而上福建不仅不大引人注目，而是还有相当广泛的基础。
第四，建文帝出亡福建闽东还有一个极不为人注意的因素，那就是那里有建文朝核心风云人物外围的“亲建文”分子子孙居住在附近。
“鄭居貞，閩人。與孝孺友善，以明經歷官鞏昌通判、河南參政，所至有善績。孝孺教授漢中，居貞作鳳雛行勖之。諸人皆坐黨誅死。”（《明史·郑居贞传》卷141，列傳第29）
《明史》中对郑居贞记载极略，《明实录》对他更是没什么记载，倒是向来不被“正史嗜好者”看重的文人笔记或言野史对他记载得较为详细：“郑居贞，徽州人。父潜，有文名，国初，历任潞州同知。洪武中，居贞以明经举，授巩昌府通判，升礼部郎中，甚见重。太祖时，至河南布政司左参政。以永乐初坐累，死于南京。有《闽南集》、《关陇行》、《藁归来》、《藁随桧》、《庭藁》。子孙因留住，居福建瓜山。方孝孺之为汉中教授也，居贞以诗送之，孝孺亦尝赠之文，谓其为参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岁月不可考，盖亦因孝孺之故云。”（【明】姜清《姜氏秘史》卷1）
无独有偶，明嘉靖时期的文人黄佐在《革除遗事》中也有相似的记载：“郑居贞，徽州人。父潜，有文名，国初历仕路州同知。居贞丰颊美姿髯，从父官闽中，因从尚书贡师泰甫游。洪武中，以明经举，授巩昌府通判，升礼部郎中，甚见重高帝时。终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坐累卒于南京。有文曰闽南集、关陇行稿、归来稿、随稿、桧庭稿。子孙因留福州瓜山。方孝孺之为汉中教授也，居贞以诗送之，曰：「翩翩紫凤雏，羽融备五彩，徘徊千刃冈，余音散江海。于焉览德辉，济济锵环佩，天门何嵯峨，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阳，夜息饮沆瀣，如何复西飞，去去秦关外。岐山谅匪遥，啄食良自爱，终当巢阿阁，庶以鸣昭代。」又次韵寄孝孺：「阙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华曾动主，论议每过人。汉水元通蜀，台州亦近闽。何时江海上，樽酒话西秦。为问天台客，何时别草堂。千岩空剑气，万卷有虹光。为政惭吾拙。擒辞羡子良。方思歌伐木，深负咏甘棠。」孝孺亦尝赠之文，谓其为参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岁月不可考书，或因孝孺之故云。”（【明】黄佐：《革除遗事》卷4）
从上述两书对郑居贞的记载来看，他原是洪武朝的“老人”，最终当官当到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可能就相当于河南省副省长或省长助理。建文帝当政后，郑居贞没有升官，一直在河南“原地踏步”，按理说，他是摊不上建文“奸党”的罪名，但他有一段历史是“致命的”：方孝孺在汉中教书时就与郑居贞结为至交，郑居贞将方孝孺比作是三国时代仅次于诸葛亮的风云人物庞统，称之为“凤雏”（赠诗：“翩翩紫凤雏”）而方孝孺亦曾赠文给郑居贞，对他为官政绩极为肯定与赞誉，再说透一点，两位君子心心相惜。尽管方孝孺被“灭十族”时，郑居贞也挨了刀，但他的子孙可没遇害，而是在福建福州瓜山生存了下来。（【明】黄佐：《革除遗事》卷4）
对照上述三段不同出处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郑居贞祖籍徽州，父亲郑潜曾在福建为官，郑居贞跟着父亲来到了福建，所以有人误以为他是福建人，但从郑居贞子孙最终没回徽州而是留在福州来看，经过郑居贞父子两代人的“经营”，应该来说郑氏子孙在福州瓜山及其周围有着一定的基础。问题是瓜山在福州什么地方？笔者向福州与宁德的朋友请教，他们告诉我：瓜山在今天的闽侯县境内，距离闽侯县内的东南名刹雪峰寺不远，而雪峰寺距离发现建文帝终亡袈裟的宁德支提寺大约有驱车3小时的路程，我们将这一系列的“巧合”都连贯起来看，问题就逐渐明朗了：原来建文帝出亡福建和闽东决不是“盲流”，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第五，相比与八闽大地的其他地方，闽东宁德地区不仅还有着复杂的山区地形，而且还有个天然良港三都澳，在此进退自如。“进”则可躲进港内或大山里头，退则可迅速驶入茫茫大海。夺取建文帝帝位的朱棣“靖难军”之主体来自北方，他们不习水上活动，就拿“靖难”战争来说吧，当燕军打到长江边时，要不是建文朝掌管长江水师的都督佥事陈瑄的叛变，朱棣是一时难以渡江的。相比于北方的这些“旱鸭子”，南方人擅长水上生活，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点早在建文政权瓦解之际，建文帝的老师黄子澄就意识到了要设法借用水上兵力来恢复建文政权，“及燕兵漸南，與齊泰同謫外，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上言：「子澄才足捍難，不宜棄閒遠以快敵人。」帝復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欲與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嘉興楊任謀舉事，為人告，俱被執。”（《明史·黄子澄传》卷141，列傳第29）
连迂腐的书生大臣建文帝的老师黄子澄都想到了水上军事，更别说那务实的建文朝地方官员了，就在建文帝危机四伏发出“勤王”令之后，部分地方的“勤王”水师行动起来了。“宁波郡守王公璡，山东日照人，闻变造战舰，将完，文庙（指朱棣）已入宁波卫。官械公至南京，上问造舰何为，答曰：由海道趍瓜州以截来路。上义而释之，卒于林下先大夫。帝言之惜少参不获闻也。”（【明】皇甫录著《皇明纪略》）
浙江王琎督造战船“勤王”，福建也是临海省份，更是建文帝有良好人脉关系与社会基础的地方，大明君主有难，想必福建也会有所表示，就算没有，“壬午国难”后，朱允炆最终出亡福建再正常不过了。尤其是闽东地区复杂的山区地形，使得建文帝一行人易于躲藏，更有天然良港三都澳，建文帝一行来此以后进退自如，这是长期藏身的好地方。虽说建文帝是个文弱书生，但他人很聪明，守住君位非其所长，但凭其聪明的智慧逃生还是绰绰有余的。
纵观上述，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是个理性的选择。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上面的考证：支提山上华严寺内稀世珍品云锦袈裟、上金贝古墓前的金水桥、金水河、古墓建筑的龙刻构件、怪异的墓制、舍利塔上的莲座、吉祥云，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大明第二位皇帝不仅去了，而且最终卒于那里。
至此，破解大明第一悬案可以告个段落了。不过，这个600年前的第一大案还有诸多的谜团没解开，譬如，建文帝到底怎么来到福建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最终他到底怎么死的？究竟是谁将他葬在福建宁德的上金贝山上和建造那么一个怪异的“僧人墓”？朱棣有没有真正发现建文帝躲藏在福建？等等，诸如此类，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马渭源
2013.01.03 21：35第11修稿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