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比郑氏提出这个建议早六七年（1866年），郭嵩焘已经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向总理衙门提出：“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他并主张将官方的轮船交给商人推举的市舶司管理，“一例与商船装运货物”。但他悲痛地看到，这个依靠商人造船和发展内外贸易的主张没有被采纳，见到的却是“闽督左宗棠乃承朝廷之议，极力铺张，设立船政大臣，……盖逾三年之久始成一船，所费已百余万矣”，只好悲叹“吾言不用，而左君之策行，亦国家气运使然也”。他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气运”，但其思想敏锐之处在于当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就把一个关系近代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摆到人们面前。
9年以后，郭氏不得不旧话重提，再次向朝廷郑重建言：“制备机器，必沿海商人为之，出入海道，经营贸易，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得失之资。……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使商人公其利而造船日多，各海岸之声势自壮，此皆理势之自见者。”
同其他先驱一样，郭氏所以能如此清醒地陈述不同选择的利害得失，一方面在于他对这个皇朝官僚机构的腐败了如指掌，另一方面在于他对西方赖以富强的经济政治制度已有粗略的了解，已懂得西方是靠商贾去发展经济、扩展市场的，政府不过是收其课税、保卫和支持这些商贾的活动。他希望中国也能沿着这条道路去学习西方。
3，改变商人与官府积不相信的状况，改革政府机构，“急通官商之情”。他们了解西方的“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而中国则官方“与商人声息判然不相通”，因此中国商人宁愿托庇于洋商，而对官方的措施“多怀疑不敢应”，所以，“通商贾之气”就成了循用西法的基础。他们的建议中甚至包括了直接选拔商人为官、使之管理商务和处理与西方各国关系的内容。这些建议与设立议院的建议互相辉映，勾画了改革专制政体的基本路向，成了让资产阶级分享政权的清晰蓝图。在经济方面，他们则力促废除厘金，废除一切妨碍商人经营工矿企业和内外贸易的禁令，为华商与外商平等竞争创造条件，且应沿用各国通例给予税收优惠，以利本国商人的发展和国家富强。
第三，为私与利正名。
这些先驱们深深懂得，要发展中国的经济，就一定要冲破一些传统观念的束缚，特别是要澄清儒家一向所提倡的鄙薄利与私的错误观念。因此，冯桂芬一再宣扬“利之所在，人人趋之”，“价高招远客”，认为应当以此为改革官方的财政经济管理办法的根本指导思想。郭嵩焘更大声疾呼“利之所趋，虚文有所不能制也”，提出不能防范和压制商人求利，而应该因势利导，努力保护，让他们放手经营，以分外商之利。
利与私是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中有些人一反相传已久的道学家的说教，公开肯定私的合理性和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薛福成于1879年写道：“夫事之艰于谋始者理也，而人之笃于私计者情也。今夫市廛之内，商旅非无折阅，而挟资而往者踵相接，何也？以人人欲济其私也。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私不再是必须灭绝而后可的丑恶，而是合乎情理的现象，而且私利的发展终究有利于大公，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些是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公理”，但在中国它却是与传统观念截然相反的革命性的宣言。这是在伦理道德这一深层次上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奠立思想基础的又一重要尝试，由此而推出的直接结论是要由奖励私利入手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窃谓经始之际，有能招商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以优奖，创办三年之内酌减税额以示招徕，商知有利可获，则相率而竞趋之。”
以上述三个要点为基本内容的富强之路与洋务运动的实践存在着原则性的重大差别，它没有被清廷采纳乃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尽管如此，它却在中国近代理论思维发展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录。
对和与战的思考
在近代中国，列强的威胁乃至武装侵略一直是个严峻的现实。对西方列强的到来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对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后双方接触中连绵不断的冲突和矛盾应持什么态度？对这些问题，不同社会集团和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那些早期民主思想家们对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持什么态度呢？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对西方各国应持以和为主、尽量缓和与化解双方在交往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方针。在冯桂芬看来，“鉴诸国”与“一于和”是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对这方面的问题说得更早和更系统的是郭嵩焘，而其它力主向西方学习的人士的态度大体上也是相同的。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首先，他们认为各国通使互市已属不可抗拒的趋势，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闭关独治的状态。用王韬的话来说是：通商多年，“今日者我即欲驱而远之、画疆自守，亦势有所不能，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不认识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就不能恰当地处理中外交涉。
其次，要认识当时的西方列强以通商为基本要求，商务也是他们掠夺中国利权的基本手段。这不但可以解释他们占领北京等地后遵约撤退的行动，也可以了解变法自强、发展经济才是中国的自处之道。王韬在《论宜设商局以旺商务》中说：“西人首重商务，恃为国本，国中专设商部，所至之处惟贪商市而不务争地争城，卒至实至名归，而土地亦归其掌握。英人思深虑远，几欲尽夺中国之利而有之。”基于上述认识，早期民主思想家们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们认为这才是救国图强的根本所在。这样的认识与当时朝野不少人的思想大相径庭。那些人之中还有不少人沉迷于“严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中，念念不忘“攘夷”，充其量只愿意在坚船利炮等物质层面上“师夷长技”。
但是，那些改革先驱们不为时论所惑，他们从上述认识出发，总结数十年来处理夷务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好些惊世骇俗的主张：
第一，以和为主，以理相待。
他们认为当时面对的敌手有既蛮横又讲理的两种性格。他们指出，海外诸夷“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要真正实现彼此平等相处、中国不受欺凌，最重要的是要自强，令双方的强弱不相差太远。而当前则要坚持“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换句话说，就是“凡办洋务，必先持和约以相周旋，可者许之，不可许者拒之”。采取这样方针的前提是不能忽和忽战，“今既议和，宜一于和。”
第二，“不以小嫌酿大衅”。
这些先驱们都以经世致用之士常有的实事求是、反求诸己的精神认真分析了办理夷务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方面在好些问题上处理不当，且这些问题多是不值得过多纠缠的小嫌，也是招致后来的奇耻大辱的重要原因。比如，从不准夷人入广州城，到1858—1859年间在天津发生的纠纷和冲突，当时叶名琛、僧格林沁等人的不少措施往往是不足取的。只有正视这些事实，才不致因小失大。
为此，必须正确看待所谓“民气”。从鸦片战争前后起，中国人民自发或有组织的反夷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其中既有誓死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英雄壮举，也有一些是在封闭愚昧的天朝大国心理支配下抗拒开放的蠢行，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以所谓反入城和不准外国使节入京来说，则主要是愚昧封闭心态的宣泄。这些“民气”通常都不是民众自发的行为，一般离不开官府授意和士绅出面组织，他们的举动往往激化矛盾，令中外失和，招来大祸，而当时的皇帝和颟顸大臣却一再赞扬“民气可恃”！痛定思痛，改革先驱们尖锐地批判了那些误国害民的愚蠢行动。薛福成详尽分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过后得出结论：“夫民气固结，国家之宝也，善用之则足以制敌，不善用之则筑室道谋、上下乖睽、互相牵累，未有不覆败者。”这是许多头脑清醒的先驱们的共识。
第三，不务空名。
近代中西交涉一再由于礼节等虚文而纠纷迭起，而又往往曲在中国，这主要是当政者缺乏现代国际交往的常识。有识之士对此早已啧有烦言，到了中法战争以后，他们中有些人更尖锐地提出一个重大问题：要不要为保护周围的藩属国家而战？
何启、胡礼垣说：“越南之役，帑耗数千万，军无尺寸功，死伤流亡不知其数，而其祸皆本于保卫藩服之一言。……持此说，以往吾但见其害耳，不见其利也，以误人者在此，而误己者亦未尝不在此也。”而在战争期间王韬已指出：“我与法国所争者空名而已，而期间所失者实大。”
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由于多种历史原因定期向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的册封，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但他们基本上是独立国家。日本、法国侵略他们是非正义的，这些都是清楚的。问题是中国应不应该为保护他们而战？那些改革思想家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中国自身的利益看这是图虚名而得实祸。王韬曾指出：“楉矢来庭，苞茅入贡，为君上声灵之事，于民无真益者也。”他们的答案是否正确，就是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会众说纷纭，但如果注意到这是在甲午战争前7年提出的忠告，而那次战争的起因正是为了保护藩属，那就不能不承认，为中国自身利益计，这确实不失为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
这些先驱们知道提出上述主张必然为“清议”或形形色色的卫道士们所不容，最早和最系统地论证过类似主张的郭嵩焘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郭嵩焘的遭遇可参阅本书第二章《从林则徐到郭嵩焘》）素称稳健的薛福成也深有感触地说：鸦片战争后“和议遂定，彼时舍此固无以弭外患，而主和议者例受人指摘，下流之居，未必如世人所讥之甚也。”“而主和之人，又皆见摈清议，身败名裂。”
那么，他们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些以和为主的建议呢？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在西方列强面前正居于全面的劣势，要救亡图强，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力戒虚骄，忍辱负重，争取时间学习西方，完成自身的改革，实现由贫弱向富强的转化。这些先驱们对中西状况及中国面临的困境和出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不能不申明自己与沉溺于天朝大国美梦中的朝野人士相左的主张。二是中国正处于传统的“理藩”朝贡体系向建立现代外交机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传统的牵制和现代外交知识的不足，许多难以想象的蠢事接踵发生，招致一桩又一桩本来可以避免的羞辱和损失。因此，这些知识比较丰富的先觉们不能不大声呼喊“今之为中国计者，应自察其所以致辱之由”。这个自省不是自污，而是树立近代外交观念的自觉，是以智慧洗刷愚昧。
当时指责他们的人们往往以中国文化和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自居，仿佛与其意见相左就是损害甚至背叛了中华民族。其实，究竟谁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只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谁的言行更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为捍卫国家独立奠立最重要的基础。这些先驱们在国家面临巨大危难的时刻，实事求是地探讨和战问题，高张“变法自强”的大旗，提出了当时条件下最有利于国家富强的对策。虽然他们的建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理想没有转化为现实，但他们是为救国而勇于探索的典范，是新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化身。正如王韬的一首诗中所说的：“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这些改革者的爱国之心是炽热的。
至于那些死守传统不思变革之徒，他们是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其言行只是误国害民，所谓爱国真不知从何谈起！一百多年前，王韬就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他们的误国本质：“论者谓此颂美西人，未窥为治之本原，夫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我自有周孔之道，足以治国而理民耳。于是一切所行率以此为准断，而人莫敢复出一言。呜呼！……率天下而出于误国者，必此人也。”
在近代中国，离开推陈出新、祛除传统的弊端而谈爱国，不过是南辕北辙！
学习西方三阶段说献疑
从上述对中国近代早期民主主义者的思想远非完备的考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以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流行已久的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三阶段说必须重新考虑。
许多学术著作通常都认为，甲午战争以前中国是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且主要是学习军事技术，甲午以后则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学，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学习则进入了深层次的伦理道德、世界观和人生观等问题方面。但稍加推敲，这个说法有好些令人难以信服之处。
我们在前面对早期民主思想家的思想理论活动的考察和评述已足以说明，他们没有在器物层次止步。他们不是“变器不变道”论者，而是一开始就关注着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有的且已触及伦理道德观念。到了戊戌前后，政治家和思想家也不仅热衷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且更提出了道德革命和其它观念的变革问题，教育制度的改革和物质生产的发展也是他们活动的焦点之一。
有人也许会辩解这是就执政者的活动而言，不包括没有实权的思想家。可是，这又推出了新的难题：那些当权者在新文化运动中哪里关心过什么伦理和其它观念的变革？难道他们不是把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者视若寇仇、目之为洪水猛兽吗？由此可见，简单的三阶段说不足以概括近代中国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变迁。
笔者认为，与其削足适履，不如按照实际状况揭示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的特点，例如洋务思潮、戊戌思潮、辛亥革命思潮、新文化运动等等。
巨人与配角
在考察这些先驱者们的过程中产生的另一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如何恰当地给他们定位？
他们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新的观念，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主张。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一群引人注目的思想界的明星，他们的活动成了中国启蒙运动滥觞期的基本内容。
可是，从多视角加以审视，他们又显然带有许多无法掩饰的平庸：摆在世界范围去观察，他们都是西方先行者的小学生，而且学得很不系统，也没有写出震撼人心足以传世的不刊之作；从国内来看，他们的活动影响极为有限，没有导致群众性的启蒙活动，已仕或未仕的士人阶层的大多数仍在鼾睡。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令社会转型期的任务极其艰巨，内容极其丰富。时代和沃土在呼唤巨人诞生，可是应运而生的却是一批甘当配角的人物。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洋务派的领袖人物身上。尽管在认识上比那些官僚高出一筹，也不满意那些官僚舍本逐末，这些先驱们却甘为他们的幕僚和诤友。
再从一生的归宿来看，他们几乎都染上了近代中国思想家回归旧文化的常见病。
90年代的王韬除了重新发表的旧作外，言论是那样的苍白无力，难以给人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更令人惊奇的却是他在酒色自娱以外还加上吸毒自戕！
本来就迷信因果报应和道术的郑观应晚年愈陷愈深，竟然一再“伏乞”祖师、真人“准赐神丹”，“并授南宫秘法以符水活人之术”。面对黑暗的政坛，他只能真诚地求助于千百年前的吕祖“俯念时势已急，奏请上帝垂怜下界浩劫已萌，生灵涂炭，派一六通四智之真人纾尊莅临”！
信念始终未变的郭嵩焘“归来万事都零落，惟有残编伴病翁”，于是风水、酬神、上天示警等乘虚而入，屡见笔端。
不必苛责他们的怯懦，也不必嘲笑他们的平庸，因为任何人都是复杂的多面体。他们是19世纪中西文化冲撞的产儿，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深厚的母体哺育了他们，血脉中一直奔流着的与祖国呼吸相通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推动着他们勇于面对现实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真理。倘若有合适的环境，他们也许会化为撕裂夜空的闪电惊雷。可是，这个文化母体一直偏爱恭顺，压抑异调新声的本能又是如此强大，他们实在难以与之抗衡。那些不足无非是他们被过时的传统咬啮的印记。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可以说，郭嵩焘的《戏书小像》中的几句诗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他们渴望后人理解。历史应该公正地满足他们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