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必须首先郑重指出，笔者一向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正是因为事关重大，所以要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慎重地鉴别哪些组织和个人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
能否一概断定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及其所属组织都是“侵略者”和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呢？这里必须确认几个事实：
一是19世纪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保留中世纪的因素较多，他们在中国“广置田产，收课渔利”，仅在绥远占地就高达500万亩之巨，在江南也有200万亩。在700余宗民教纠纷中，天主教引起的达600余宗。有些传教士还勾结官府，欺压人民，成了“统治者”的组成部分。说这些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势力之一，是完全有根据的。但另一方面，新教各差会因为经过较彻底的改革，其活动与天主教有很大的差异，而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参阅刘世龙：《试析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华活动的区别》，《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429－436页。）
二是有的传教士具有间谍身份，或在中外冲突中直接为侵略者服务，说他们是“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也是名符其实的。
除了这两种情况外，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在华西方传教士和其他西人是不是“侵略者”，而必须对个案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以林乐知、李提摩太等广学会的中坚来说，他们是否应该担当“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的罪名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明确定位的标准。在近代中国，国际联系日趋紧密，几乎任何社会集团或政治势力都不能不与外国的机构或个人来往。从林则徐开始，王韬、郭嵩焘、李鸿章、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历史人物都结交过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还是朋友，关键的一点是要考察其言行究竟是有害还是有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在这里，是否具有传教士身份无关大局。如傅兰雅是英国传教士，但他却为中西文化交流耗费了毕生精力，把129部科学技术和人文及社会科学书籍译成汉文，且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否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也不是区分敌友的标准。孙中山的外国友人有的不但参与政治策划，且直接驰骋疆场，这些正是他们冀图中国富强的碧血丹心的表露。
那么，根据这样的标准应该怎样评价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一批西方传教士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的活动呢？只要回顾一下本文已经评述的他们的主要言行，不难看出这些西方人士曾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煞费苦心。至于史家们的指责，在笔者看来不过是一些误解。
最主要的一条误解来自林乐知曾建议中国走印度的道路。1896年10－11月间，林乐知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的文章，历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的所谓“益处”——“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浚水源”、“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通声气”——以后，竟建议中国“先于东南方遴选两省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林乐知：《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万国公报》九十四卷第12页），几十年后再交回中国。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把中国变为英国的殖民地吗？
同一年，李提摩太则一再鼓吹中国应聘请西方人士参与中央政府的管理，亟图变法，例如“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等等。（李提摩太：《新政策》，同上第87卷。）为此，他还曾大肆活动，向总理衙门大臣和其他要员以及张之洞等地方重镇推销他的计划。
于是，他们想把中国变为印度那样的殖民地似乎铁案如山，把他们看作“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也就不足为过了。
可是深入推敲一番，事情却又没有那么简单。鼓吹把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个建议的？他们当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应该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他们的思想脉络。在笔者看来，有几个要点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他们一贯向中国推荐的是日本模式而不是印度模式。这些西方人士在华期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蓬勃发展，目睹中国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他们殷切地期望中国也能像日本那样步入全面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的坦途。
从明治维新起步之日起，他们便注视着日本的变化。1871年间，他们在《教会新报》上发表《拟泰西人上书》，赞扬“大日本颇有欧罗巴之气象，东洋诸国莫能及也……凡此等新政新法，莫非取外国之善，收他邦之长者”。光绪二年，《万国公报》重新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并加上作者所写的一段“评语”，在历述日本学习西方后的一派兴旺景象后说：中国“于西国之道理虽未尽信，而耶稣之教堂不禁设立，于西人之技能虽未尽用，而轮船电信及洋枪洋炮等器所在皆有，且使年少书生往学西国……窃幸升平之有日矣，而区区日本何足道哉。”（韦廉臣：《拟泰西人上书》，《万国公报》四二五卷第346页。）这表明，明治维新开始不久他们便鼓励中国也像日本那样认真学习西方，冀能与之并驾齐驱。此后，直至甲午战争前，这个基本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他们一方面持续不断地、系统地介绍日本在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的情况，一面鞭策中国以日本为榜样，迎头赶上。
70年代初，当中国朝野对明治维新褒贬不一，连文祥那样号称开明的大员也认为“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大学士文祥奏》[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第40页，中华书局）之际，他们便一再旗帜鲜明地推崇其学习西方卓有成效，是东方最为富强的国家，“日本向称侯国，今则改除旧规而宗西法，俨然一大国矣。”（《学西法著有成效》，《万国公报》三六七卷第233页。）
正当中国号称“变法自强”的洋务运动走上片面学西方的歧途之际，他们又一再阐明日本的成功在于抓住根本，全面地学习西方。他们写道：“日本不泥乎古法，变通西法，不特制造枪炮等事而已，即国政文学亦莫不考察也。”（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五八五卷第298页。）“前疑日本只效西国制造等法，而今知日本广设书院，激励人材，弃本来之旧法而效西国之新法，从可知日本学有根源。”（探报万国者：《论崇实学而收效》，同上六五卷第442页。）宣扬这些观点显然具有针对中国现实的意味。有时，他们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有那些方面足以为中国所效法，例如林乐知曾经写道：“夫日本之足为中国取法者厥有四端：新法足以致富强，日本尽知之而力行之……此中国宜学者一。日本仿照西例，男女并重……且所读之书亦以新学为重，非若中国之拘守四书五经也……此中国宜学者二。”（林乐知：《书日本新岛自历明证纪略后》，同上八十二卷第15页。）如此等等，处处都流露出他们热望中国富强的苦心。
他们有时也介绍印度，但在数量上不及对日本的评价的二十分之一，而在内容上则主要是介绍他们在铁路建设等方面的进展。
总之，他们期望的是中国像日本那样走向富强，而不是像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如果对此仍有疑问的话，不妨再读读他们写的一段话。在论述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一些国家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后，作者语重心长地写道：“窃谓今日事事受制于人者，不独日然也。苟能毅然改图，亟焉更始，凡一切整军经武行政理财通商惠工诸不如西国之处舍旧谋新以变通尽利，既富且强，而后执公法以与西人周旋，庶乎大权不致旁落，而西人亦不敢生蔑视之心。不然遇事曲从，过为迁就，以为怀柔，彼将以为尊奉也。此以为优容，彼以为畏葸也。堂堂大国反不得海外诸邦齐驱并驾也，岂不为人所窃笑者哉？”（《政令一新说》，《万国公报》五卷第12页。）这是1889年发出的劝导中国捍卫国家尊严的宣言，它既指出捍卫国家独立的正确道路——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又阐明捍卫国家尊严的态度和方法——以实力为后盾，运用公法，据理力争，不曲从迁就。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能发自“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之口吗？
第二，甲午战争后他们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期望中国富强的初衷未变。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清帝国腐朽不堪的状态暴露无遗，西方列强和日本已把抢占势力范围、攫取土地进而瓜分中国摆在自己的日程上。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维新变法的呼声愈来愈急。
在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这些西方传教士的主张有哪些变化呢？
首先，在十分失望的情况下，他们曾提出部分托管的建议，即上文已经提到的划出两个省交由外国治理50年的主张。这是1896年间提出的，是一个损伤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极为错误的主张，但提出这个建议的背景是他们对清政府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决心和能力已经失去信心。20多年来，他们反复劝说中国变法图强，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只落得国势日衰，一再丧权辱国。甲午战后，中国岌岌可危，而他们看到的竟是“京中之满汉大僚，尚夜睡而闭其目也，华事尚可为乎？”（林乐知、蔡尔康：《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叙》，《中东战纪本末》三编卷四，第24－25页。）在焦虑激愤中他们提出了部分托管的建议，察其原由，仍与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蓄意变中国为殖民地者大有差别。史家们都会同意，陈独秀是毕生关注祖国兴亡的爱国者，可是，1914和1919年间他却两次提出请外国人管理中国的错误意见，这也是他陷入近乎绝望的情景下的激愤之言。如果我们能够谅解本国的陈独秀，不斥之为“卖国贼”，似乎也可以体察外国人林乐知的苦心，不必目之为“侵略者”。
另一个变化是一反过去的拘谨，猛烈地抨击了中国的腐败。甲午战争期间，林乐知和他的中国助手蔡尔康日夜操劳，搜集和研究资料，系统地报导了战争的起因、进展、胜败原因和各方评论等等。战后，他们继续以此为契机，总结教训，剖析弊端，提出对策，1896年4月间辑成《中东战纪本末》出版，1897和1900年又出版了续编和三编，全书共计12卷。这部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全面揭露了大清帝国这个末世专制王朝的腐败状况，从各省不听统一指挥、水师提督不懂海军作战、有的将领贪生怕死，到吃空额、克扣军饷成风、虚报战功、抢掠民间财物、购置军械以次充好甚至弹药与枪膛不合、以煤灰充火药等等，许多闻所未闻的怪事一一公诸报刊，而守旧大臣阻挠采用新法、反对修铁路、坚持用旧式抬枪不用新式枪械、贻误军机等状况也受到鞭笞。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难以数计的大小战争，但系统、公开地向朝野各界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却从甲午之战始，而这又是与西方在华人士及其所办报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直言不讳的抨击不啻是对腐朽的统治者的公开控诉，直接推动着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
再一个变化是更加尖锐和深刻地提出了变法改革的要求，直接卷入了当时新旧势力的斗争。李提摩太在陈述其改革纲领之时沉痛地说：“此事，在中国二十年前早应举办，延至今日，事机已迫，受害已深，果能迅速举行，中国尚有得半之望……当此死生呼吸之际，乃尚有人刻意阻挠，则是误国庸臣，与庸医杀人何异？”（李提摩太：《新政策》，《万国公报》八十七卷第6页。）而谈及具体的改革主张时，则把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而其核心则是要求冲破宗法专制的束缚，确立“人之自主之权”。
如何救治一个外有强敌、内已腐烂的古老大国，确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有些西人观古鉴今，确信不少问题是西方社会在转型期也曾存在的现象，因而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措施也不失为对症之药。一个美国的传教士在回答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贪风遍地、如何自强的疑问时说：“仆观二百年前英国贪夫不少，营私植利，虽极诸中国之残民以逞者，恐亦无以过之。一百余年前，法国亦沿如此……抑知是亦有法……仆得援西国之今已多行，而中国犹未遽行者，以为劝曰：一，使治清而报章宜遍也；二，贤才举而议会宜开也；三，学校兴而读书宜讲也；四，心法治而善教宜护也。”（卫道生：《论中国保民至要之法》，同上九十一卷第3页。）这里除了第四条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外，前三条确实是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必须采取的措施。
他们强调必须以法治国：“法律为一国之主。……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下之上，《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32页。）与此同时，他们把扫除各种宗法专制关系对人们的束缚、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看作是中国由贫弱到富强的关键。为什么君民上下不通的难题一直无法解决？为什么高喊富强多年而终成泡影？他们指出这是由于中国的士农工商皆“降而为乘权藉势者之奴隶”，统治者“以作民父母为己任，遂以父母之慈惠煦民，父母之识见囿民……则反酿而为独握大权遇事裁制，匪但不知爱护，甚且从而践踏之矣。乃民亦以为历代相沿之成法，毫不敢自作聪明，国家亦不知教，遂各胆怯如鼠，貌驯如羊，瘫痪之症，由是遂成！”（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中之上，《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9－10页。）由于人民不敢伸张自己的权利，各种意见无由上达，上下阻隔自然无法消除。而基于同样原因，人民也无法主动发展经济，无法抵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压制和侵犯，民贫国弱便成了必然的恶果。于是，他们大声疾呼：美国等经济发展所以能速胜中国，“要其扼要以图之处，不过曰：略释其民，俾各有自主之权而已。”（同上，12页。）“呜呼！名之曰人，固皆有自主之理者也。今削其自主，使不能全乎其为人，直较诸阉割人势而又过之。盖阉人之苦不过体相不具，华人之苦甚至心力不全也。心力不全，断不能成一事、创一物，又何怪衰羸孱弱，日渐不支，至于几同绝望乎？”（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中之中，同上第17页。）以此为指导思想，他们猛烈地抨击了中国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缺少基本自由等不合理现象，乃至直率地指责儒家意识形态的统治：“朝鲜有人言：不论何国，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称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语虽过激，亦有理也。”（林乐知、蔡缕仙：《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同上卷六第2页。）
显然，他们的陈词标志着对清王朝病原的剖析的深入和对策更为切合实际，而更重要的是在变化中有其不变之处，即通过变法改革促进中国富强的初衷未变。林乐知一再说：“惟是中国颁行新政，实为救华之善策。转败为胜，在此一举。”（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三编弁言》。）他们一再呼吁“中国之宜速变，且宜全变”（《中东战纪本末初编跋》，该书续编卷四）是合乎世界历史潮流、切合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且与当时以严复和康梁等人为领袖的维新变法思潮互相呼应并融为一体的。
这个不变还表现在，即使在甲午战争以后，他们仍期望中国走日本而非印度的道路。在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后4个月，林乐知便在另一篇文章公开表示对印度道路的厌弃。他在历数自主之权对士农工商的重要作用后写道：“吾思身毒(即印度——引者)，束缚士心；吾念扶桑，恢扬士气。一则禁习外方经典，乃□首而就外藩；一则许传他教规模，乃抗颜而称平等。为法为戒，何去何从，是皆近在同洲，不必远征异域者也。”（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初续编总跋》，同上书。）其实，林乐知早就对亚洲这几个主要国家的得失有所考虑，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初他便说过：“东方诸国，改化之速莫如日本，改化之迟莫如中国，改化之难则莫如印度。”（林乐知：《辨忠篇》上，《万国公报》七十九卷第15页。）肯定日本而斥责印度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即使对于日本他也不是全盘肯定，早在70年代便一再批评日本的虚夸和狭隘的意识形态：“今观日本似乎天地之中只一日本而已，外此尚堪称为国乎？”“其实日本蕞尔之区，人亦不尽有教化者也，而乃夸张若是，骄矜如斯，……且恐关系之事伏于其中而不觉也。”（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同上五六七卷第145页。）历史已经证明他不幸而言中，尽管其原因不尽在意识。
全面了解这些情况我们就会理解，林乐知等西人总的指导思想是期望中国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奋发图强，而不是要变中国为西方的殖民地。所以他在甲午战争后才会又一次提醒中国人：“彼欧洲诸国者，平日各谋其利，自顾其私。”（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初续编总跋》。）
论者也许会说，他们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指手划脚，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控制中国政府，这正是帝国主义分子或侵略者嘴脸。对这个责难，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诚然，他们中的有些人，特别是李提摩太，与朝野政界人士有密切联系。李提摩太既曾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谘询提出一个庞大的维新变法计划，也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曾游说张之洞等大臣，推销他的改造中国的计划。林乐知也直言不讳他提出的种种政见亦冀图上达天听，其中不少政论并已送达总理衙门和皇帝。不过，外人参政与“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是说在古代和中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已不时有任用客卿的记录的话，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外国人参与别国政治的现象便屡见不鲜了。法国革命家拉斐德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而被誉为“伟大的公民”的美国思想家潘恩也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有谁敢说这是“侵略者”在“干涉内政”吗？在近代中国，一直有不少外国的志士仁人与孙中山同甘苦、共患难，包括策划武装斗争，这与一国政府蓄意干涉别国内政迥然有异，又有谁愿意谴责他们是“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呢？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活跃在19世纪中国政坛的外国人一律加上“侵略者”的恶谥。问题在于他们活动的内容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利益，而根据现有资料判断，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参与政治活动的中心恰恰在于促进中国的变法维新，他们是当时中国革新势力的朋友而不是中国迈向富强的绊脚石。对这样的人物，即使是外国传教士，也不应轻率地予以谴责。
在李提摩太的维新计划即《新政策》中，包含着聘请外国顾问与中国大臣共同执掌权力的内容，这不是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阴谋吗？在近代世界，因本国无适当人材而聘请外国顾问的情况比比皆是。在19世纪末，清帝国要推行现代化计划就不能不借用外国人才，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李提摩太已经作了解释：“惟事势如斯，已成迫不及待，可奈何？无已，则有俄罗斯日本之成法在：借用他国之人，而派本国大臣与之合办。行之十余年，华人一切熟谙，然后自行经理。非惟俄罗斯日本然也，即德法两国初行铁路时亦莫不然。”（李提摩太：《新政策》，《万国公报》八十七卷第5页。）几年后林乐知也重申了这个意思：“日本当明治维新之会，知其人之未足有为也，广延西国之达官，与闻东邦之大政，今之隆轨，此其权舆。”（林乐知、蔡尔康：《匡华新策》，同上一二四卷第4页。）显然，聘外国顾问与殖民地化并无必然的关联，如推行的计划足以导致本国富强，倒不失为摆脱殖民化命运的一条途径。而审视一下他们提出的《新政策》的内容与维新派的要求却是一致的。至于西人权力的大小、任用期限等等则是可以商议的相对说来较次要的问题。
还要看到，聘请外国人才协助治国是当时不少对清政府大员颟顸愚昧有所了解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例如，郑观应先于李提摩太已提出：“犹恐不识洋务，骤然大举，为人所愚，宜聘请各国才德兼优、历练已深、素有声望之老臣宿将来华，令为各部及水陆军大臣佐理，庶可藉收速效。”（郑观应：《盛世危言·国债》，《郑观应集》上册，第584－585页。）
以上情况表明，无论是甲午战争以前还是战后，这些西方人士确曾为中国的富强费心尽力而无意陷害中国。有些论著曾摘引他们参与制定的某些宗教文件中的“中华归主”或“占领”中国等字样以证明其侵略野心，那同样是一种误解，因为这是一种传教语言，是宗教的而不是军事和政治的归属和占领。宗教有时虽和政治纠缠不清，但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精神世界的问题，其消长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军事和政治权力，国家独立与否也与哪一种宗教盛衰无关。
也许有人会说，按照你的观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不是被一笔勾销了吗？
对于这样的责难应该说些什么呢？
首先，对“文化侵略”这个概念必须予以严格界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世界各国先后纳入世界市场中去以后，各国间的文化学术交流愈来愈趋紧密而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文化交流与文化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外国或外国人摧毁或掠夺别国的文化遗产，以及培养只爱外国不爱甚至背弃祖国的思想为目标的文化活动才是文化侵略。
其次，要了解19世纪和20世纪列强与中国关系中的同与异。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两者的基本关系是前者侵略和奴役后者，这是最重要的共同点，但同中有异。以19世纪中国对列强侵略和冲击的回应说来至少有三个不容忽视的特点：一是从统治层到下层民众，有颇多的人(当然不是全部)把反抗外来侵略与抗拒外来先进文化混同。他们虽然爱国的调门很高，却往往是最大的误国者。直到20世纪初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以后，统治者的这部分人才对侵略者唯命是从，结成某种形式的反动同盟。二是对世界现状有较多了解的朝野人士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全面地改革社会制度，才是救治中国臻于富强的唯一道路。为了致力于改革，他们通常都主张力争与列强和平相处，不轻易激化矛盾。因此，他们往往忠而获咎，累遭诟骂，但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体现了历史前进方向的真正的爱国者。三是由于中西文化有明显的时代差距，而由于长期的闭塞状态，中国人对西方近代文化了解甚少，且懂得外国语文的人也极为罕见，因此，在西方传教士中就出现了为介绍西方文化耗尽毕生精力且成果累累的人物。他们通常与洋务派、维新派有较密切和友好的关系。总的看来，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努力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的。
如果以上所说大致不差的话，我们就应该毫不含糊地说：19世纪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如火烧圆明园等对文化珍宝的摧残和掠夺、奴化思想的宣传等等)是应该坚决谴责的——仅是因为这是许多论著已经阐明的东西，本文不再赘言。可是，不能轻率地把所有的传教士都视为“侵略者”，像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等一批人在洋务运动期间就曾是西学东渐的重要中介人，对推动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起过重要作用。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他们也有种种可非议之处，他们寄希望于清廷的逐步改革而不愿看到革命，因而曾几次贬斥孙文，对非洲和印度人也不乏贬词，在传播科学和民主知识的同时也不厌其烦地宣讲神学……这无非证明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古往今来，没有通体发亮的完人。
笔者唠叨这么一大堆，归结起来无非是一句话：不要把19世纪中国人民的朋友误认为狼外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