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前者充满爱国激情，与朝野上下多数人的愿望正相符合。可是，政治不是感情游戏，它不能跟着激情自由驰骋。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全盘考虑各方利益所在和力量对比，在现实的基础上坚决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国家或社会势力的利益。而这种主张却任凭自己报仇雪恨的愤懑，不顾国家安危，孤注一掷，逞快一时。因此，从政治层面看，这是没有远见把国家命运当儿戏的误国主张。
后一主张冷静地考虑了力量对比——中国正处于弱势，估量了国家利益——消弭边衅、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其政治远见是前者无法比拟的。可是，要提出和坚持这一主张，必然受到社会舆论即所谓清议的谴责，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氛围(闭关锁国习惯与天朝心理的奇特混合体)同经世致用派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对立。
曾国藩深受传统文化浸润，因此他还要承受来自自己内心的压力，“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喟叹就是务实的政治家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儒家二位一体的曾国藩的内心独白。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求实精神战胜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令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对自己的儿子吐露心声：“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曾国藩：《谕纪泽纪鸿》，《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74页。）这是为国家利益而忍辱负重的高尚情怀。
由此可以引出两个结论：
一是不能盲目肯定群众所干的一切，包括在“反帝”或其他高大的名义下的行动。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这种理性态度，历史就仍然是一笔糊涂帐。我们吃“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苦头已经够多了。一百多年前，郭嵩焘已经痛心疾首地分析过某些群众性蠢行的祸害。（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对天津教案中的群众行为，在肯定其爱国初衷的同时，也应指出其行为的愚昧性及损国害民的后果。其实，正如郭嵩焘所指出的，19世纪许多不合理的反洋人行动并非民众自发，而是由官吏和士绅策划的，是他们在宗法专制思想和对世界现状惘然无知的状态下制造或鼓励了这类蠢行，我们也不必以这类言行作为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典范。
二是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
友：老兄的意思岂不是洋务派才是爱国楷模？在侵略者面前，他们的骨头是软的！
袁：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对任何历史人物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往往都不符合实际。洋务派有过误国之举，但是不是都是“软骨头”，或有时软有时硬，这些都是应该细细讨论的问题。今天不扯整个洋务派，只围绕曾国藩来谈。
在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一直是个决定历史进程的基本问题之一，症结在于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曾国藩的对策不外两个要点：
一是师夷长技，夺其所恃。西方列强既是侵略者，又是老师，一身二任。只要承认这个前提，就不能不承认曾氏及其他洋务派的出发点是对的。有人认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反帝爱国，而只是挽救腐朽的清廷，镇压人民，因此不值得肯定。我想，这个论断既与历史事实不符，也苛求前人。要求百年前的清代大臣不考虑清政府的命运，撇开挽救清政府去谈救国，那他们就成了革命家了。同时，翻检曾氏全集，凡是谈到学习西方的地方都必然提及这有利于对抗列强，说他只考虑镇压人民云云，却于史无据。如果有人不相信这句话，倒不妨花点时间去查一查。
二是要求整饬自身。同治元年间他写道：“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仅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35页。）同治五年(1866)他又写道：“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同上卷三十第44页。）这些话反映了他对吏治和军事败坏、外交工作迂腐无能的强烈不满，也体现着他反对腐败、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
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则是“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8页。）他是在同治元年(1862)说这句话的，这也是他致力洋务的指导思想。这足以证明洋务运动从滥觞之日起就以雪耻自强为轴心。
同时，事物总是在对比中显示自己的特性的。19世纪下半叶，高喊与侵略者不共戴天、以驱赶洋人为快却不愿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士比比皆是，这些人口中的爱国、救国、反侵略说到底是南辕北辙的空谈。同他们相比，曾国藩等洋务派人士无疑是更高明更清醒的爱国者。骨头的软硬不能以反洋人的嗓门大小去厘定，也不能以主战还是主和去衡量。
当然，曾国藩也没有找到救国的正确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郭嵩焘等先进思想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参阅本书《洋务思潮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探索》），但那更与“卖国投降”无关了。
曾国藩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友：直到20世纪，曾国藩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魅力未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袁：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启超、蔡锷也崇拜他。甚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氏推崇备至，1917年他致信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长沙。）直至1920年6月，他仍虔敬地念叨：“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同上第490页。）更有趣的是，蒋介石留下了“手钞曾文正嘉言录”的记录（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1月2日条，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而毛泽东的《讲堂录》中也一再摘抄曾氏的格言。（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592、593页。）同时，这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偏爱，而具有相当的广泛性，20世纪上半叶，《曾文正公家书》是许多家庭的教子书，1949年以后这部书在大陆销声匿迹三十多年，至80年代又成了书店中的常见书。1911年春蔡锷应聘至滇任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官，选编《曾胡治兵语录》为“精神讲话”教材，该军后来在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了这本语录。黄埔军校创办伊始，校长蒋氏将之略加补充，又印发全校“人各一编”，国民党老一辈的将领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恐怕很难找到。如果考虑到共产党的不少名将和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都曾在黄埔工作或学习，加上1943年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读》，要各级军官学习（《中国兵书集成》第50卷卷首说明，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联合出版），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不容低估。
为什么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此推许曾国藩？简单地说，他们都视曾氏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梁启超说曾氏“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并说其著作“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页；《曾胡治兵语录》序，商务印书馆1917年，上海。）而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5页。）
友：这些评价未必准确。
袁：的确，任公的论断似有溢美之意，而毛泽东的思想后来有很大变化，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他们的意见包含着合理因素，即肯定曾氏的著作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古往今来都没有“句句是真理”的人，曾氏思想中也不乏负面因素。问题在于我们过去对曾氏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独特作用研究很不充分。
我想，有几个特殊条件为曾氏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础：1，对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老庄、管子、法家、兵家、经、史、诗、文、历代典章制度和儒家内部各派理学、心学、汉学等等，他都颇为熟悉。2，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他在翰林院学习和工作十多年，先后兼任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后来统军作战十余载，身任总督十多年，集军政和外交大权于一身。他是19世纪最富军事政治经验的中国人之一，恐怕只有李鸿章可与匹敌。3，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写作习惯。
只要善于对待，他所积累的好些心得、经验不失为可贵的文化遗产。
友：具体说说他在文化领域的哪些方面有所建树，恐怕比空洞的论断更令人信服。
袁：就纯学术方面说，他写过一些文字学的札记(见其杂著《笔记二十七则》)，显示了他的功力，但谁也不会认定他是文字学家。不应忘记他是有丰富政治、军事经验而又注重修身的大儒，谈他对文化的建树离不开这个基点。
经世致用是涵盖面很广的概念，它既是思维方法，又包含众多的学科。我想，就曾国藩来说，他在中国式的行政管理和军事学方面留给后人的东西便颇为丰盛。
先说说他所总结的行政管理，它体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中不乏可取之处。
第一，博取众长的为政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为政与修身的统一。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也是遵循这个思想去参与政治活动的。但在变化了的天地里，他没有以传统自囿，而是推进传统。早在1851年他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50页，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
请看他所追求的理想：“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2－653页[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这里说的是他为政与修身的指导思想。有清一代，朝廷历来把儒学视为至高无上的指导思想和是非标准，不容有所偏离，曾国藩在日记中透露自己的心声，虽然仍肯定仲尼高于诸子，但老庄墨却成了修身的典范，管商则是治国之标的，这不是他偶然的念头而是多年深思熟虑的结论。
曾氏历来喜读老庄，50年代末以后他的事功步入巅峰期，老庄思想的影响也随之加深。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消极避世之际常以老庄自娱，曾氏在建功立业的鼎盛时期醉心老庄，这是比较罕见的现象。窥其用心有二：
一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曾氏一向以谨慎、谦让著称，50年代末他已渡过了困难时期，军政大权在握，兄弟均位居高位，盈亏相续、福祸相倚的信念萦绕胸际，仅从道德规范的层面用力已不能完全满足他家长保声名之需，以老庄思想为安身之本体的意识便应运而生。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日记中写道：“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21页[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稍早，他已一再强调：“以庄子之道自怡”，“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16、20页。）这些都证明天道自然虚静已成了他的根本信念之一，于是反对骄傲、妒忌、追逐名利、奢侈等修身活动便置于更高和更深的基础上了。
另一层用意是以老庄之道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同治七年十二月(1869年1月)他写道：“思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579页。）这时，太平天国和捻军已相继失败，战乱以后以清静无为之道治国，休养生息，中国历史上不乏先例。曾氏此时提出不轻兴作，显然有承袭这些历史经验之意。
星移斗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沿用古代经验颇为困难，也非曾氏本意。当时的急务在改革而非无为而治，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出现清静无为的局面。曾氏这些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宣告要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有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措施因此而得以采纳。例如，他向往管、商治民之严整，在实际操作中他强调管理之要“一在树人，一在立法”，而军政官员“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同上日记[三]第417、371页），这与现代法思想有相通之处。又如，既然博采众长，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排拒西方之长，创设机器制造局、刊刻西方科技书刊、派遣幼童出国等新政也就成了汲取西方之长的必要措施。1862年，当中国的科技人员在他支持下造出了第一艘轮船时，他热情洋溢地说：“华衡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66页。）许多学习西方智巧的爱国图强的盛举都由他首倡，显然同他的兼收博取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这是他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添加的新内容。
第二，以勤廉为本的居官准则。
中国历代贤臣能吏提出过难以数计的官箴，这是在儒家“修身为本”的政治思想薰陶下自励励人的格言。曾国藩自拟的修身箴言、联语也有不少，最基本的是以勤廉自勉。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仆与阁下及诸君子相处十余年，谆谆以勤廉二字相劝。仆虽衰老，亦尚守此二字兢兢不懈。”（曾国藩：《复黄日岐军门》，《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16页。）有时，他加上一个谦字，使意思更加完备。他对两个弟弟说：“余以各位太隆……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弟之用以自惕。”（曾国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34页。）
在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泉泛滥的情况下，一个为各方瞩目的军政大员要出污泥而不染，真是谈何容易。曾国藩也未能免俗要一次又一次动用公款给各方送“别敬”、“炭敬”、“部费”、“程仪”，以求不致处处制肘、动辄得咎。同当时的大小官员一样，他也有来路不当的收支。他曾坦率地对儿子谈及有关情况：“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余计每年出款须用二万二三千金，除养廉外，只须用盐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万余金，将来亦不必携去，则后路粮台所剩缉私一款断不必携来矣。”（曾国藩：《谕纪泽》[同治八年三月初三]，同上第1355页。）他所动用的粮台、盐院的收入虽有上述送礼的部分，也不乏“以公银作私用”（曾国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同上第1052页）的成分。
不过，在一个末世王朝中活动的曾国藩除了这些已成社会惯例的收支外，仍不失为比较清廉的大员，这主要表现在自奉甚薄。他服膺老庄的表现之一，是在养生之道上也信奉自然之说，反对服食贵重补品。他还认为“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曾国藩：《书赠仲弟六则》，《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3页），也反对官僚们已习以为常的购置田产、修造房屋和祖宗祠堂。时人给他的鉴定是：“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薄，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些人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却肆意挥霍，与曾氏真有天渊之别。
同时，他还严于约束子弟和亲人，对其弟国荃的贪婪行径有所批评，而对子女则更严加管教。他谆谆告诫他们：“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曾国藩：《谕纪鸿》，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同上家书二第836页。）“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曾国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同上第1058页。）我想，对当今的大员及衙内们说来，曾氏的治家言行仍不无教益。
特别有意思的是曾氏对勤的诠释：“勤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499页，咸丰十年五月初六。）勤之一字本来是沿袭多年的修身规范，但在曾氏那里却注入了新的内容。他说：“细思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澈，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55页，同治二年二月初一。）也就是说，勤字不但是普通的行为准则，而且是待人处事成败的关键，而其基本内涵也不仅是努力不懈，更重要的是要“好问”、“善问”、“善察”，从而洞悉人和事的本来面目，为正确地处事待人提供可靠的基础。
经过曾氏的新诠释，“勤”这个行为规范被赋予了人生观和方法论的意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办事、待人必须从实际出发，为此要坚持的基本方法是要乐于和善于调查研究。这体现着经世致用派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信念。再考虑到他把知人、晓事作为君子有别于小人的主要标志，与作为领导者行为规范的勤的诠释构成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这充分显示出曾氏思想的深邃。
第三，“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来自《孟子》，原文是：“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51-852页，同治二年正月廿一日。）要是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7页，咸丰十一年八月廿八日。）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咸丰九年(1859)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曾国藩：《复李申夫》，《曾文正公书札》卷九第14-15页。）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我甚至认为这同当今众所周知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不无关系，说后者继承和发展了前者内在的合理成分恐怕不会毫无根据。
友：这不是将古人现代化了吗？
袁：文化不可能昨死今生，任何民族的当代文化总同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都不难历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两者的差别，此刻似乎没有必要在仁兄面前唠叨这些常识。但也不可忽视他们异中有同。从一定意义上说，取人为善不就是从群众中汲取一切合理的意见和长处吗？与人为善其实也就是帮助群众实现群众自己的要求和利益。
顺便说说，为了认真听取各种意见，曾国藩也同当今的头头脑脑一样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43页）自律律人，这有书为证，可不是在下信口开合。
有些朋友也许会诘问：剥削阶级你虞我诈，那时谈得上“以善相浸灌”？这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任何人类共同体，大至全人类、各个国家和民族、阶级或社会集团，小至一个小小的俱乐部或家庭，都有基于多种因素形成的同与异两个方面。异就是矛盾，就孕育或包含着冲突和对抗的因素。问题在于哪一方面是主导面，同时用什么思想为指导去处理那些矛盾。曾氏的这些主张可贵之处在于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有益经验。这些文化遗产中同维护中世纪的宗法专制统治有关的部份(这在曾氏思想中并不鲜见)，我们自然应该抛弃，但正确的东西为什么也要弃若敝屣呢？
友：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对前人的思想，特别是体现着民族文化积累的那些思想，应该多视角地予以分析。
袁：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造就和使用人才的思想。这是我想着重向仁兄介绍的第四方面。
曾氏幕中人才之盛，知人之明，他生前身后早有定评，也未见有人提出异议。这应归功于他在人才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首先，他把能否“得人”即解决人才问题看作事业成败的关键。他一再告诫：“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四月初九，《全集》家书一第382页。）“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40页，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为什么他力主派幼童出国学习呢？原因在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二第46页。）在他笔下，重才、育才已经关乎国家的独立和盛衰。
其二，人才是在培育和磨砺中成长的。他面对内忧外患，而原有的军政机构已腐朽不堪，急需另找依靠。有没有人才，如何发现人才，这是他必须回答的问题。他以经世派的求实睿智作出颇为深刻的答案：“天下无现成之人才，变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曾国藩：《劝诫浅语十六条》，《全集》诗文第441页。）没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多干，多思，勤读书，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益，才干必源源生长。重要的是领导者要以培育人才为己任，而不要不自责而责人。他曾提醒属下：“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曾国藩全集》日记一422页，咸丰九年九月廿四日。）
在解决了人才的重要性和有马、无马(人才)这些前提后，他还对如何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提供让他们脱颖而出的适宜环境提出了一系列精辟意见。请听我慢慢道来。
其三，选才应不拘一格。求全责备历来是打击英才的一条大棒，特别是在理学统治下空谈心性成风的社会环境下，敢与流俗抗争的杰出之士更易成为众矢之的。曾国藩早就对这种社会风气深恶痛绝，深知这不过是培植庸才、摧折杰士的毒雾。道光三十年(1850)他便上书皇帝，指出朝中大臣“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国藩：《应诏陈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全集》奏稿一第7页。）三年后，他又痛心疾首地说：“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跬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曾国藩：《复龙翰臣》，《曾文正公书札》卷四第38页。）曾氏不了解这是衰败中的中世纪专制制度的固有症候，更不知道出路只有一条：彻底改造原有的社会制度。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敏锐地看到必须别树一种人才观。
他认为时代已在呼唤人才的崛起：“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材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全集》诗文第421页。）关键是应有正确的选拔人才的标准，不要令不世奇才因小疵而见弃。他说：“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弃，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矫矫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保全。”（曾国藩：《致恽次山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第20页。）“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曾国藩：《复庄卫生》，同上卷八第30页。）
平庸者往往面面俱圆，而奇材大器则个性鲜明、瑕瑜互见，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曾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奋力与这种纵容庸懦而摧折杰士的氛围抗争。为了贯彻这一主张，他特地提醒下属不要因资历和地域而限制人才的使用。他说：有为者“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五，第32页。）所以，他因奉旨在家乡组建团练起家，湘军自然以湘人为多，但他确实网罗人才不分畛域，其幕府兴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到处求才，而李鸿章和淮军的兴起更离不开他的着意扶植。
其四，要把人才放在适当的岗位上。
当时，官方的安排使用是士人的主要出路，他们的穷达主要取决于掌权者如何选材用材，事业的成败也与此息息相关。曾氏晚年总结自己的经验时特地回顾这一重大问题，他说：“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当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曾国藩：《笔记十二篇》，《全集》诗文第392－393页。）在理学盛行之世，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往往以不恰当的所谓“德”的规范去决定人才的取舍，而不看是否能不负所托推进事业，而他们衡量德业的方法又常常是吹毛求疵，在卫道的大言下卑劣地争权夺利，不顾事业成败。曾氏对“忠实”、“盛德”之辈误事的微词，对器使适宜的恳切呼呈，以及对君子、小人划分标准的愤懑，实际上都是对理学摧折人才的批判。这并不是说他把德才并重的标准置诸脑后，而仅是就如何正确坚持这一标准总结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其五，鼓励下属独立谋求发展。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中世纪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他曾致信李鸿章：“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第33页。）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的，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但那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氏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曾国藩：《复李黼堂》，同上卷十二第20－21页。）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其六，以鼓励为主，引导人才成长。
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国藩：《复许仙屏编修》，同上卷三十三第44、45页。）这并不是说曾氏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曾国藩：《复吴竹庄方伯》，《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26页。）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51页，华夏出版社1982年北京。）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此外，曾氏“推贤让功，和衷共济”、顾大局求团结的言行，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精神。人才能否迅速成长，乃至事业的成败，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必须保持团结奋斗的比较健全的环境。曾国藩说过这么一段话：“大凡良将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外省盛称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的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曾国藩：《历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摺》，《全集》奏稿三第1636－1637页。）这不但是对胡林翼的表彰，也是曾国藩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夫子自道。湘淮军与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搏斗最后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前者团结奋战的状况总的说来远胜后者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任何军事、政治集团一样，湘淮集团内部也有矛盾，但作为主要统帅的曾国藩以其宽广的胸怀比较恰当地处理了内部的纷争，有力地维护了团结的大局，为部属各显其能创造了重要前提。
曾国藩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80页。）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例如同治元年(1862)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08页，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反对自己的人，也是曾氏顾大局、识大体的重要表现。突出的例子是处理同左宗棠的关系。他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于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术，以公义相取，左公亦以显名天下。”（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录《荣哀录》第95页。）可是，左氏在曾氏扶持下脱颖而出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要员后，却以爱闹意气和喜骂人的特点平添许多纠纷。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纷争不含要不要反对西方侵略者这一类牵涉爱国、卖国、妥协、投降等重要原则的内容。当矛盾表面化以后，曾氏采用两条办法：一是表扬、鼓励不参与纷争的部属，如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第39页），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二是当骂到自己头上时则不予理睬。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糊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上卷二十六第12页。）他甚至嘱咐自己的儿子：“余于左、沈二公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曾国藩：《谕纪泽》，《全集》家书二第1333页。）这样的胸怀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工作中出了差错怎么办？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处理不当，动辄对人际关系带来恶劣影响。曾国藩也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请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色者，亦以见理未明故耳。”（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77页。）这种自责正表现了他力求维护团结的情怀。
与此同时，他极力提倡“不忮(妒忌)”、“不求”的道德规范，冀图从修身中消弭阻碍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因素。他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曾国藩：《忮求诗二首》，同上第38页。）
友：这无非是老生常谈罢了！
袁：的确，曾国藩思想中的正确部分常常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闪光，即使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深化或发展了的观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结晶。从总体上看，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他那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内部建立起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梦寐以求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上五个方面无一不贯串着这个思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和为贵”（《论语》），这是我们民族足以傲世的睿智，也是曾国藩思想的出发点。博采众长、以善相浸灌、尊重和扶植人才、顾大局求团结等等都离不开和而不同的精神。当然，曾国藩只是在社会的上层或湘淮军内部讲和而不同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文化精神的应用范围也有可能扩大。
此外，曾国藩生活在中国由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期，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事业的结合点。例如，中外历史均已证明，任何国家走出中世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摆脱宗法专制体系对人们的束缚。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可是，他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支持有为之士自辟乾坤、尊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僚等观点，既体现着“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的智慧，也蕴含着同个性解放的现代观念相通的一些因素。应该细心考察体现在近代历史人物身上的这一类可贵的结合点，而不应轻率地断定这些都是无足称道的老生常谈。
友：在军事思想上曾国藩的主张又有什么魅力，致使《曾胡治兵语录》长盛不衰？
袁：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也是一种文化遗产。湘淮军同太平天国、捻军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古代战争的终结，双方都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者，但由于湘淮军领导集团的文化素养远胜对方，他们继承和有所发展的东西更多。
现在看来，有这么几个要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第一，组建一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团结奋战、酷羡英雄的军队。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庸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可以金钱、美女为诱饵而组成以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曾国藩深知其中道理，因此，他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曾国藩：《讨粤匪檄》，《全集》诗文第232－233页）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前十章讲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为建军的根本，十分值得重视。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藩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曾国藩：《复李幼泉副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第4页。）他除了以升官发财为鼓舞官兵英勇作战的动力外，还非常重视军官的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和激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版(三)1885页。）
此外，他还把维护部队的团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则唇舌自省矣。”“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曾胡治兵语录》十，和辑。）根据现有史料全面地看，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有的史家热衷于揭示曾李矛盾，似有失之片面或渲染过甚之嫌。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互相依赖支持实是曾、李关系的主流。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8页。）他甚至认为散布曾李或湘淮不和无非意在挑拨：“令兄筱泉书来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气类之语，即从大帅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实无丝毫衅隙。渠前批霆军之禀，颇似有意簸弄。尊处军事若不得手，左公必从而□□之。”（曾国藩：《复李宫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2页。）时下流行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为剿捻统帅是由于两人争权的说法亦无足够的根据，此事的主要原因是曾的健康状况很差，而剿捻初期的失利主要原因则是战略转变和重组军事力量过程的困难，而不是淮军不听曾氏的号令，李鸿章接任之初也未能立即走出困境就是明证。而在整个剿捻之战中，他们师徒俩互相支援、共同商议的记录连篇累牍，很难不赞之为关系良好。在围剿太平天国中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当李鸿章剿捻成功荣膺重赏之际，曾氏的贺函写道：“协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间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为曾氏之大庆，纷纷来贺，斯亦一时之佳话也。”（曾国藩：《复李中堂》，同上卷二十六，第34页。）恐怕无法斥之为虚情假意，而不是压抑不住的满腔喜悦自然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