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高明之处还在于他重视将政治思想、军事上的各项要求灌输到部队中去。对将领和僚属他不轻下命令，而宁愿以师友的热肠频频嘱咐和商讨或撰成格言戒语劝勉；而对下级员弁和兵勇，他则编就明确、易懂的歌谣和营规，令他们传唱和遵守。《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不愧为19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佳作和重要文献。“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要端详，”“第二打仗要细思”，“第七不可抢贼赃”……（《全集》诗文第422－432页。）读后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毛泽东为红军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名篇。
友：这可有点出格了，革命和反革命怎能相提并论？
袁：认真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提倡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在内。他什么时候说过不要向被目为“反动”或“反革命”的历史人物学习呢？任何人如果主张只向志同道合的历史人物或当代英杰学习，必将走向废弃重要文化成果的危险境地。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20世纪的中国军事史中，除了蔡锷、蒋介石公开号召学习曾国藩外，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同曾氏也有许多共同点(当然也有重要差别，这是不言自明的)。至于这是自觉吸收还是无意中的巧合却并不重要，反正青年毛泽东曾经认真读过曾文正公遗著。
书归正传，继续谈曾氏军事思想的特点。
第二，不迷信书本，注重实战经验，广集众智，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孙子到戚继光的军事著作以及史传所记的重要战役曾国藩都曾考察研究，特别是对相隔较近的戚氏，他从湘军组建之初便借鉴良多。可是，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不能迷信书本和前人。他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无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曾国藩：《复尹杏家》，《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九第38页。）因此，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考究实事，多思多算”。（曾国藩：《复李眉生》，同上卷二十五第29页。）
为了贯彻这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认为必须十分重视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将领的意见，在他们中间实行军事民主。他说：“师行所至之处，总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贼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贼情地热……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王之将战会诸将各献计谋，皆宜深思而善学之。”（曾国藩：《与李幼泉》，《曾文正公书札》第23－24页。）这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求实和尊重有真知灼见的人才乃是根本所在。
第三，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
在采用西方的新式武器问题上曾国藩虽然积极性稍逊于李鸿章，但他决非抱残守阙、抗拒外来新鲜事物之辈。同时，他还敏锐地看到不能见物忘人，而应把人看作决定性的因素：“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曾国藩：《复左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6页。）这是在同治元年(1862)采用西方武器较多之际他一再告诫所属的观点。
与此相关联的是，他一贯强调部队必须严格管理和严格训练。在他看来，“小仁者，大仁之贼……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59页。）他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营规，对作息、“站墙”(警戒)、操练、扎营、行军、服装、号令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并严禁抽鸦片、赌博、奸淫等不良习气，规定“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曾国藩：《陆军得胜歌》，同上第428页。）对这些规定他要求勤于落实。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查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曾国藩：《朱守隆禀报接管湘前右营》，《曾文正公批牍》卷二。）这些规定和要求的贯彻，是湘淮军战斗力较强的重要原因。
第四，稳中求变、战无常法的战略战术。
同中国历代有为的统帅一样，曾国藩也以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为要旨。其特点是：
1，稳中求变。曾氏用兵以谨慎著称，时人甚至病之为“儒缓”，即染上了儒家保守性的毛病，他亦以此自警。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合理因素。《孙子兵法》便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曾氏是秉着这个意思行事的。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他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他甚至把“打仗要打个稳字”（曾国藩：《初定营规二十二条》，《全集》诗文第461页）定为营规，一再“教诸将平日要走行快，临阵要打得稳”。（曾国藩：《致沅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全集》家书(二)第1305页。）但这并不等于他不求变化，相反，他一再提醒战无常法，抄袭过往的战例往往误事。“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第385页。）但他总的宗旨是：“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正月初四，《全集》家书(一)第365页。）
2，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对曾国荃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藩《致沅弟》，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同上第348－349页。）他所说的安排算计，包括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的救援等等都有全盘的安排。换句话说是：“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五第38页。）力求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不留下漏洞。
在算计中如发现没有把握，他主张宁可不打，这样才有利于保持旺盛的士气。“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影印本(三)第1885页。）
3，集中兵力。《孙子》主张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孙子·虚实篇》。）曾国藩继承这一思想，也力主集中兵力。他曾批评部将：“阁下用兵事事可法，惟开仗时分支太散，队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摄敌之胆，转足以长贼之气，人皆以此议阁下之短。”（曾国藩：《复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第28页。）这是他指挥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主张。
4，以全军破敌为上，保城池次之。
他有一个重要主张是：“危急之际，以全军保士气为主。”（曾国藩：《复李宫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3页。）同治元年九、十月间，李秀成、李世贤率部围攻金陵城外雨花台曾国藩营地46天，在此期间，曾氏兄弟频商要不要退兵，曾国藩又一次重申这个原则：“总之，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弟自行默度，应如何而后保全本军。如不退而后能全军，不退可也；如必退而后能全军，退可也。”（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十月十五日，《全集》家书(二)第890页。）
这四点虽不能概括曾氏战略战术的全部，已足以显示这些思想的价值。听听一代名蒋蔡松坡的评论吧：“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集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十一章按语，《蔡松坡集》第1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这是出自既有理论素养又有统兵经验的内行人的评语，有力地证明了曾氏思想中包含着弥足珍贵的成分。
第五，分化瓦解敌人。
曾国藩的一个恶谥是“曾剃头”，被有关人士有意无意描绘为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可是，认真翻检一下史料，这些说法与曾氏的言行和性格特征又相距颇远。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薰陶下，曾氏确实有“乱世用重典”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曾国藩：《劝戒浅语十六条》，《全集》诗文第436页。）不过，我们不能据此便断定他主张乱杀人。他制定的清理刑狱的有关规定倒是十分重视“严禁讹索”、“禁止滥传滥押”、办案必须“详慎访察”的。
对待“土匪”和太平天国等革命武装他也主张严厉镇压，并将二者混为一谈。他说：“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全集》奏稿(一)第44—45页。）在“锄强暴”的名义究竟杀了多少“土匪”和反抗暴政的革命军或无辜民众，三者各占多少，计算起来颇不容易。这体现着一切政权必然具有的镇压机能。就这一点说，曾国藩确实无法逃脱“残忍严酷之名”。不过，不能据此便断定在当时的军政大吏中曾国藩特别嗜血成性，在用兵之初他就“出示严禁妄拿”，不准在征剿“土匪”中累及无辜。（曾国藩：《查拿浏阳征义堂余匪示》，《全集》诗文第473页。）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曾氏复出，思想和事业都逐渐步入成熟期，他在捍卫自己政权的生死博斗中十分注意宽严结合、分化瓦解敌对势力。
咸丰十一年(1861)他制定和公布“凡是胁从皆免死”的政策，规定“第一不杀老和少……第二不杀老长发……第三不杀面刺字……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帐。……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曾国藩：《解散歌》，《全集》诗文第431-432页。）1865年在剿捻之战中他又重申：“倡首为乱者不过数人，甘心从逆者为数亦少。……其困贫偶从，及被胁从捻者，一概赦宥免死。”（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同上第420页。）
在整治哥老会中，他的政策思想更趋成熟，一是规定打击的范围只限于真正有罪的少数人：“鄙意当遍张告示，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所谓罪者，大罪一条：谋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条：一曰杀人伤人，二曰聚众抢劫，三曰造蓄军器是也。……如此办法，则会中之千万好人安心而可保无事，会中之数千恶人势孤而不能惑众。”二是在方法上实行“外宽内严”：“所谓外宽者，凡控告会匪者皆不批准，凡供扳会匪者皆不捕拿。……所谓内严者，确访要紧头目，立拿解省，不在湘乡审讯，而听省城核断，则或诛或释，必皆允当。”（曾国藩：《复刘韫斋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第19、26、45页。）在现代法治制度建立以前的中国，提出和实行这样的政策，公允地说是比较精明和稳妥的，更非通常嗜血的酷吏所可比拟。
我从政策思想的角度疑及曾氏的恶名不实，并非说他是救民水火的菩萨。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和造反，总是伴随着痛苦和破坏，问题只在于要鉴别这是否历史进步所必须的代价。这个问题扯起来牵涉面太大，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还要指出，政策主张同实行的效果也有区别。曾国藩自己就说过：“胁从宜宥，殊不易办。昔年曾刊刻《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乡团抢夺银钱衣物，致各贼不敢逃出；亦由无食无衣之民太多，混身贼中，聊为偷生旦夕之计。”（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同上卷三十第3页。）这些都是衰败中的皇朝的痼疾，曾氏也只能徒呼奈何！
第六，“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全集》诗文第432页。）
湘军建立之初曾氏便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要求“每逢二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曾国藩：《与张石卿制军》，《曾文正公书札》卷二第38页。）后来，他特地写了《爱民歌》要军勇传唱，其内容的精细，表明他下过一番苦功去了解实情。《爱民歌》的许多内容与毛泽东为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如出一辙，这是由两者都是农民为主要成分、活动的社会环境大致相同所决定的。请看：“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食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曾国藩：《爱民歌》，《全集》诗文第429-430页。）
为了减少军队的坏习气，曾国藩还承袭戚家军的传统，在募勇中强调：“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营规》，《全集》诗文第463页。）同时，他谆谆告诫要“令军士种蔬喂猪”，力求通过劳动保持兵勇的朴实本色。他说：“以无土气即无生气也，屯圃之法，请认真课之。”（曾国藩：《复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第11页，卷十六第8页。）这也包含着他抵御坏习气，提高素质为不扰民之基的苦心。
20世纪中国各派巨擘崇敬曾国藩，原因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离不开他所继承和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上对曾国藩思想的简要述评表明，他的部分优秀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考察他的思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结论：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与现代化互为水火是没有根据的，二是论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成就无疑是残缺不全的。
曾国藩的思想不可能完美无缺。他活动于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苦难历程的前期。他不但缺乏建设和管理现代经济这一类极端重要的知识，就是在政治思想和人文学科领域也没有达到民主、法制、个性自由这些核心思想的水平。但我们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抹煞体现在他身上的东方智慧。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多数史家仍对曾国藩持贬抑态度，主要是认为他镇压太平天国和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政治和文化是虽有联系但有严格界线的两件事，F·培根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均不足取，可是，他对科学文化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早已载入世界史册。因此，即使对曾氏罪行的指责属实，也不必把他看成一无是处。而上面我已说到，他的所谓罪名有的是是非难分(如太平天国)，有的则是他和他所代表的洋务派忍辱负重、稳定和局、为救国创造必要前提的重大努力，因为洋务运动的实质是一种不成熟的改革活动。
现在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公正地对待改革先驱的时候了。至于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那是我们应该另行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