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静观其内部自行变化，逐步摆脱这个历史包袱。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这未尝不是不得已求其次的选择。李鸿章似乎也曾动过这样的脑筋：“目下时局艰难，须先自治而后治人。”（李鸿章：《论俄日窥韩》，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同上卷第14页。）“第中国于属邦用人行政向不与闻。”（李鸿章：《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27页。）这些话都透露了不干涉内政的意思，可是他在实际行动中却与此背道而驰。具体情况留待下面再说。
其四，改变体制，使之成为中国直接治理的一个地区。朝鲜就有一些重要人物提过这样的方案。李鸿章曾报告清廷：“昨朝王内戚闵泳翊来津面谒，谓朝京事势不成体段(统)，请由中朝择本邦荩臣有民望者，付之以政府之事。”（李鸿章：《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七第27页。）大院君李□应更直截了当建议改为一个省，李鸿章不敢同意。李□应提出：“必请如元朝故事，钦派大臣前往监国，办理行省，使王与妃不敢任意自行等语。查此议关系重大。元时屡派监国，事权不一，乱益滋纷。若废朝王而改为行省，举动太觉奇崛。况今日各国已与立约通商，俄日眈视其侧，必乘间从旁搅扰，欲治反乱。”（李鸿章：《筹议赦还李□应》，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上第42页。）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主意。
与此同时，日本也提出了类拟的建议，鼓励中国直接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但中国事先要同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密议”、“斟酌”。日本驻华公使转达的办法包括：“李中堂与井上伯爵密议朝鲜外务，主意办法既定之后，由李中堂饬令朝鲜照办，务使其办到。”“国王如有擢用重臣，无论如何必先与李中堂相商，再与井上伯爵斟酌。”中国驻朝大员与日本公使“遇有要事，互相商酌办理”。（《日本公使□本武扬钞呈外务井上函》，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29、30页。）其用心非常明显，目的在于把朝鲜变为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李鸿章受托直接处理朝鲜事务，他是怎么干的呢？
首先，他劝导朝鲜打开大门和整饬内部。直至1874年，他仍以封闭的心态看待朝鲜。他说：“高丽国小而完，熏吓不动，中国似未便劝令与法美通商。”（李鸿章：《复沈幼丹节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11页。）但很快他的态度便起了变化。这一年日军进攻台湾，翌年日军舰侵入朝鲜及随后订立的《江华条约》，都促使李鸿章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他讽谕朝鲜政府：“西洋英俄者国专务通商，地球从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此中操纵机括，谅老成谋国者必能措置咸宜也。”（李鸿章：《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丙子(1876年)，李国杰编《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4页。）此后又曾多次提出类似的建议。他还给朝鲜国王提出忠告：“自来物腐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国必自伐而后人伐，左右嬖佞之徒不可与共政，豪疆兼并之国不可与图存。”（李鸿章：《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五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4页。）督促他认真整顿内政。不过，这些忠告不外整军经武、任贤用能等古方正药，亦未触及根本。
其次，劝导他们用以敌制敌之策处理同各国的关系。朝鲜是俄日英中的角逐场，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怎样对待日、俄两大近邻，或联日抗俄，或联俄制日，李鸿章的主意时有变化，但根本的指导思想仍是传统智慧：“以夷制夷”。70年代他便对朝鲜政府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盖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欧洲之比利时、丹马皆极小之国，自与各国立约，遂无敢妄肆侵陵者……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李鸿章：《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己卯(1879年)，《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8、19页。）以后，这个指导思想一直未变。
再次，他选择了直接控制朝鲜外交和内政的方针，这是从1885年开始的。他在给韩王的信中说：“袁守忠亮明敏……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鸿章已据情奏闻，奉旨令驻扎汉城，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李鸿章：《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5页。）从此袁世凯实际上成了中国派驻朝鲜的监国。
正是在这一年五月间日本一再怂恿中国这样干，但事事要先同他们商量。李鸿章没有答应日本的条件，而在实际运作中改变中国对外藩的管理体制，直接介入了朝鲜国务的管理，这样一来就触发和加深了一些重大矛盾：
一是中国同朝鲜统治者的矛盾。日本的武力侵扰和中国的鼓励，促使朝鲜逐步打开大门，但在对外交往中朝鲜的独立倾向日益加强，这同李鸿章执行的加强控制的方针正相反对，从而导致引起双方不快的许多摩擦。李鸿章向朝廷的报告中韩王“俨欲自主”、“阴谋自主”的字样不绝于书。朝鲜则一再要求更换驻朝的袁世凯，实际是反对他推行的干预政策，其驻中国的官员甚至当面对李鸿章说：“敝邦者介在东隅罗丽之间，夷俗倔强，风雨晦暝，唐宗、元祖犹未能得志”，而要求“许存主权，靡有故寻苛刻”，拒不执行“有欠于自主之义”的指示。（李鸿章：《与朝鲜驻津陪臣金明圭问答节略》，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九第53、54页。）对于衰败中的上国傅相李鸿章说来，这些话是十分刺耳的。同时，这个矛盾也在经济上给清政府带来难于承受的负担。朝鲜是个贫穷的小国，打开国门后要求练新军、架电线、铺铁路，而国王屯同大部分专制统治者一样有享受世间一切的欲望，经常入不敷出。于是，他们一再“自主”向外借款，至1889年除欠招商局20万两外，共欠洋债50余万两（《赫总税司面递节略》，同上第37页），且还“欲中朝筹贷百数十万”。（李鸿章：《论朝鲜借款》，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2页。）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朝鲜向外特别是向外国官方借贷损害了中国的宗主权，而要由自己满足他们的要求又力不从心。李鸿章说：“朝鲜历年欠贷日本英德美各商款不少，今照会各国，以后不准私贷，即令各国遵允，而从前所借各债势必纷纷向中国索偿，而韩王用度不节，他无可贷，将来必仍向中朝吁求通挪，届时恐无以应。”（李鸿章：《论朝鲜借款》，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1页。）这就是清廷进退维谷的窘态。出于政治上维护宗主权的考虑，清廷还是向各国发出了不准朝鲜私贷的照会，而宁可自己挖肉补疮，包括挪用出使经费，多次给予朝鲜贷款。
二是把中国推向同朝鲜反国王势力对立的状态。朝鲜反国王的势力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只是不满朝政腐败，有的则是急于要求维新，有的则对官吏的贪渎和外敌的欺凌极为愤懑。他们中有的已伸手与中国联络，如果中国操纵得宜，而又对其内政持比较超脱的态度，退则不给中国惹祸，进则有可能引导他们缓解国内矛盾，同各种可以合作的力量携手推动改革，促使朝鲜向现代社会蜕变。不幸，中国虽然对韩王不满，却热衷于介入朝鲜内争，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不但于朝鲜无裨，且使自己一步步陷入泥潭。1882、1884、1894三次出兵镇压大院君、开化党和东学党，头两次救了国王，与反对国王的政治势力为敌，最后一次是全国性的民众暴乱，清政府出兵，却连中国也搭上去了！
三是加速了中日矛盾的激化。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乃是明治维新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从中国利益出发去总结历史经验，可以作另外一些设想。比如，最直接的矛盾发生于日本和朝鲜之间，中国如不急于直接介入，朝鲜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日之间的缓冲物，令中日之战推迟若干年月呢？又如，俄国也对朝鲜虎视眈眈，1884年韩王曾乞救俄国保护，如果中国不严加制止，真正让日俄互相牵制，是不是对中国更为有利呢？1885年德国驻朝鲜代理公使曾向清廷建议：“朝鲜为清国后庭，亦即与俄日之边界毗连，势不相容，必至争攘，虽千万人驻防于朝鲜何所益。愚以为照泰西成法，而清俄日互相立约永保朝鲜，设或异日他国攻伐，不得借道于朝鲜国。”（《驻朝鲜德国署使条议》，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到，同上卷十六第43页。）日本已表示同意，俄国更不成问题。对中国说来，这是一个重大的退让，但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中国后来的损失却可能小得多。可惜，清政府一口拒绝了这个建议。
说了半天，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清政府在朝鲜选择了下策，李鸿章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友：我听来产生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力主退出越南的李鸿章，在同一时间却不愿在朝鲜松手？
袁：这是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我想，令李鸿章不能通达时变、作出更高明决策的因素有这么几个：
一是地理因素，用时下的话是地缘政治。在他看来，朝鲜不但“为我东三省屏蔽，奚啻唇齿相依”，且与中国畿辅“疆宇相望”（李鸿章：《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李文忠遗集》卷五第20、14页），如它能“自固藩篱，则奉吉东直皆得屏蔽之益”。（李鸿章：《论维持朝鲜》，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一第43页。）这同越南主要与边远的滇、桂接壤情况迥异。畿辅拱卫统治中心，东三省则是所谓龙兴之地，都是北洋所辖的直接防卫地区，这恐怕是李鸿章不敢考虑从朝鲜脱身的最重要原因。
二是外来侵略者在两地所居地位不同。法国实际上已占领越南大部分地区，那不过是一块鸡肋。而日本则尚未直接占领朝鲜领土，且时以维护朝鲜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相标榜。保存朝鲜似乎仍未到无望的地步。
三是以夷制夷思想的羁绊。不能说李鸿章对朝鲜面临的危险毫无警觉，他曾一再感叹：“韩政暗弱，与越缅等，尤东方根本之患。”“朝鲜政昏民弱，俄日眈视其旁，危如累卵，尤为根本切近之忧。”（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同上。）但他幻想俄国能够牵制日本：“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李鸿章：《论俄日窥韩》，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奏稿》卷二第14页。）甲午战争爆发后，幻想破灭，他忍不住面斥俄国公使：“从前拉署使德仁暨贵大臣巴参赞屡次来称：俄国断不许他国占踞朝鲜土地。现日已尽据韩地，俄人袖手旁观，是从前所说尽属诳我之虚谈。”（李鸿章：《与俄国喀使问答节略》，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十第55页。）这为时已晚的醒悟，也证明了以夷制夷的思想在他考虑朝鲜问题时占有非同一般的份量。
四是维护固有的名分纲纪。观察李鸿章及其他清代大员，不能忘记他们都是中世纪意识形态薰陶下成长的，在越南他们愿意舍弃一切，费尽力气要求保留的仅是一个“属邦”的名义，以此求得不伤“体面”的心理满足。李鸿章曾对朝鲜官员大动肝火，原因是对方“乃在中朝交涉亦俨然以自主，大放厥词，是置中东数百年名分纲纪于度外矣，可乎哉！”（李鸿章：《与朝鲜驻津陪臣金明圭问答节略》，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九第53页。）同时，维护固有的名分纲纪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如果李鸿章冀图从朝鲜脱身，必然饱受舆论谴责，何况他自己就难于冲破传统心理的禁锢。为什么1882、1884年要两次派兵入朝，不惜卷进旋涡？李鸿章的答复是：“天朝恪守旧章已二百余载，壬午、甲申之变全力相赴、未始言劳，名分所在，义不得不尔也！”（李鸿章：《致朝鲜国王》，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同上卷十八第47页。）这就是他在朝鲜问题上的文化心理。
总之，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抉择既有现实政治军事利益的考虑，又有以夷制夷、维护名分等传统文化背景。要摆脱这些因素的制约，必须有深悉世界大势，全局在胸的雄才大略，才能以退为进，引导朝野上下集中精力于系统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伟大事业。李鸿章不是这样的英才，其他人更等而下之。说得更彻底一些，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仍缺乏产生这样能扭转乾坤的历史人物的沃土。没有适宜的社会条件，英雄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中国陷入朝鲜这个泥潭无法自拔，李鸿章也从自己事业的巅峰掉入山谷。
“避战求和”的是非与实质
友：朝鲜这个泥潭实际是日本处心积虑设置的陷阱，最积极鼓励清政府派兵镇压东学党的就是日本。当事后诸葛亮，清政府当时如能实行从朝鲜脱身的政策自然是上着，可是仗打起来了，无论海上、陆上清兵一触即溃，执掌北洋防务几十年的李鸿章难道没有责任？何况北洋水师是他一手组建和管理的。
袁：这是近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战争尚未结束，已经弹章争上，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但也有一批人挺身而出用各种形式为李氏辩护。我想，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李鸿章当然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满足于谴责某一个人，后人就无法获得应有的教益。从总体上看，甲午战争的研究也早已超过这个停留于表面的水平，海内外的史家已把这次战争的胜负同两国的社会状况、文化背景以及各自选择的现代化道路联结起来讨论。
友：不过，有些具体问题也应弄清，才能分清是非。
袁：一些老掉牙的问题谈得不那么腻味可不容易。勉为其难试一试，不妨把大题目分解为一些小问题，交换交换意见。
友：有的史家认为这一仗所以打败，首先败在李鸿章的避战求和，如果按照帝党积极备战的方针办，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袁：这是战略决策问题。在这次战争中，李鸿章是清政府的主要军事统帅，也是决策层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人物。当时光绪帝二十三四岁，长在深宫，不知战争为何物，他的主要助手，从帝师翁同騄到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绝大多数是文官，唯一的武将是步军统领荣禄，也没有打过仗。可是，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却“著著落后”，尽失当年指挥淮军同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时那股英姿勃发的生气。这不能只归咎于年过七旬，生理老化，更主要的原因应在三十年的高官厚禄和宦海风云中去寻找。
对李鸿章军事决策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海上“避战保船”，陆上则是日军大举入侵朝鲜之际没有集中重兵支援朝鲜。而潜台词是李鸿章的政治思想——妥协投降路线——贻误了这次战争。
老弟知道，我没当过兵打过仗，不懂军事，连纸上谈兵的资格也不够，所以对于专门的军事问题实在不敢置一词。但这些指责都带政治性，不妨斗胆评点几句。
人们都承认，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是舰艇的数量、质量、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日本海军均比北洋水师强，在丰岛海战中后者又受到重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拼无疑是错误的，明智的选择是保存实力，伺机战斗。当时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各项具体决定是否妥当，应该让对军事素有研究的专家去评说，我只想说明一点：“保船制敌”之计是李氏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制定、并得到“一意主战”的皇帝及军机大臣们同意的。
请听李鸿章是怎样说的：“详考各国判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添一船……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虞……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摺》，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三)第72-73页。）两天后军机处转达“上谕”，肯定李鸿章“为保船制敌之计，不敢轻于一掷”的意见，“密筹海军彼此情形战守得失，详晰覆奏，自系实在情形。”（《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同上第78-79页。）
我想，不管“保船制敌”的方针是否正确，都同所谓战与降两条路线之争或李鸿章冀图保存实力以自固的恶劣品德无关。反之，当“谤书盈箧”之际，李鸿章这个奏摺为国筹谋的若衷仍溢于言表。这样说恐怕并不过分。
再看看集中重兵支援驻朝清兵的问题。清兵是甲午五月初一出发援朝的，初五第一批援军抵朝鲜牙山。初七，第一批日军进驻汉城。从初九开始，中日双方便商量共同撤兵问题，但蓄谋已久的日本边谈判边增兵，很快就超过10000人，远远多于仅2500人的清兵。
中国方面主张增兵的人不少，最早是驻日公使汪凤藻五月十四日的电报：“察倭颇以我急欲撤兵，横谋愈逞，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俟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复就范。”（《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二)第558页。）翌日，袁世凯也建议：“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一面电汪使商办，并由总署酌请驻华各国使调处，或不至遽裂。”（《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页。）李鸿章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明确地答复：“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二)第558页。）只答应：“添调数船往仁，聊助声势。”（《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页。）并将双方意见上报朝廷。清廷在看到这些报告后指示李鸿章：“韩惊扰已甚，似宜电袁，喻以镇静。”（《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到，同上第560页。）
清廷态度转变力主增兵是五月二十二日的事，这一天一连两次降旨给李鸿章：“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页。）“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急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著。……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569页。）在此以前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双方有重大的意见分歧。翁同騄在第二天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朝旨屡饬李相添兵。仅以三千勇屯仁川、牙山一带，迟徊不进。嘻，败矣！”（《翁文恭公日记》，甲午五月二十三日，三十三册第50页。）如“屡饬”指的是二十二日两次“上谕”，情况属实，如以此证明早就有非同小可的歧见，则过于牵强。在此以前，五月十九日，清廷曾电商李氏：“倭如添兵未已，我应否多拨以助声势，望审筹酌办。”但同时又认为：“此时倭之不敢遽谋吞韩，亦人所共喻；而藉口驻兵，则恐不免。”（《发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62-563页。）既然威胁不是那么严重，增兵的紧迫性也就减弱了。
友：老兄可不要走到另一极端，抹煞双方的分歧。
袁：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和谐一致的，问题是要弄清真正的分歧在哪里。
五月二十二日后，李鸿章没有认真落实清政府的增兵意图。他既没有迅速调集北洋辖区内的部队入朝，更没有建议举国动员，损失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在战争中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他真正调兵入朝已经是六月中旬的事了。六月十二日“奉旨：……现在和商之议，迄无成说，恐大举致讨，即在指顾。”（《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611-612页。）十四日，李鸿章将进军部署上报，当天翁同騄等奉旨会同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详细审议后的结论是：“所筹尚属周密。”（《翁同騄等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摺》，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六日，同上第626页。）随后即按这个方案执行。要是李鸿章早点下决心，五月二十二日以后就可以这样部署，这不是延误了二十天吗？
这次延误确实反映了五月下旬以来李鸿章同光绪皇帝等人的意见分歧。为什么李鸿章迟迟不赞成增兵？他在五月二十日说：“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日到，同上第563页。）也就是说，他希望和平了结这一争端，避免矛盾激化。六月初十叶志超来电提出：“此时速派大军由北来……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可虑。”李鸿章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电报中转达了上述意见后立即表示：“钧署现正与日商，未便遽添大军，致生疑阻。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可否照办，请速核示。”（《北洋大臣来电三》，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到，同上第602页。）已经决定增兵的清廷自然不会采纳这个建议，五月二十二日以后清廷虽不拒绝谈判，但一再督促李氏备战，而李氏虽然也曾提示部属作好打仗准备，而强调的是镇静和谈判，这就是双方的分歧。现在看来，清政府五月末有个主张比较全面：“此事如能善了，自较用兵易于收束……此与筹备两无关碍。”（《发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同上第577页。）侵略者只考虑利害而不顾是非，实力和周密的准备是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必要条件。李鸿章虽然对包括筹集战费在内的许多战备工作作了部署，但对显示实力为谈判后盾的策略却缺乏应有的理解。但这并不等于说清廷在这段时间的决策就完全正确，例如他们一反初衷不批准从朝鲜撤军的建议，失去了防止中国滚入泥潭的最后一个机会，现在看来就很难说是明智之举。而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建议却更符合实际，如被采纳，也许能大大减轻中国所受的损失。
我们不但要看到他们的分歧，而且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分歧的实质。中国大陆有好些史家喜欢以爱国的帝党同卖国或投降妥协的后党的争斗作为诠释这段历史的基石。但像慈禧这样一再误国的历史罪人，在这次战争中却同光绪皇帝唱的是同一曲调。翁同騄留下同皇帝谈话的记录：“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曰：太后谕有不准示弱语。”（《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三十三册第58页。）至于有人进而鼓吹主战等于爱国、主和就是卖国投降，便于分析复杂的历史事件无补。有的史家对此早就提出了质疑。（章鸣九：《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李鸿章与光绪皇帝这一次的歧见也不是什么爱国与投降之争，而只是策略或方法之争。
形成这些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长期存在的理势之争的继续。
鸦片战争以来，对如何处理同列强关系的问题，一直有从理出发还是从势即实际情况出发的不同主张。曾国藩就曾披露自己在两种主张间挣扎的心灵痛苦。在甲午之战中，光绪帝及其追随者着重固有的理，一再强调原有的属国地位不能改变，朝鲜内政不容干涉。这自然说得有理，如果前者还带有中世纪印记的话，后者则是理直气壮的现代国际关系原则。然而蛮横无理的日本侵略者却利用清廷灵活性不足的弱点，在有的问题上获得人们的同情。比如，日本侵略军赖在朝鲜的主要借口是必须督促朝鲜改革其腐败的内政，并为此提出了一个按照资本主义原则全面“自主”改革朝鲜政治、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和教育等等的方案。从清政府到朝鲜国王都义正辞严，坚持内政不容干涉，改革等问题要待日本撤军后再说。光绪帝说：“不撤不讲。”（《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六月十五日，三十三册第58页。）朝鲜国王则对日本人曰：“俟议撤兵后再议。”（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28页。）可是，据驻在朝鲜的袁世凯报告：“日大队陆续来汉，日间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颇炫惑，盼革政者尤多。……我以空口动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日称扶韩自主，不但韩王及群小乐闻，即各国亦多默许。”（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同上第721页。）这就使有理的中国显得有些被动。其实，既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又吸收对方意见的合理部分，主动改革内部的弊政以打破借口，不是更加妥善吗？至于一些大讲“驭夷”之理、提出讨伐日本本土等奏摺，多半是书生之见，限于时间，就不必多费口舌了。
李鸿章则考虑“势”或实际情况较多。“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北洋海军无论数量质量，都比日本逊一筹。沿海陆军“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此外“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二十营，以每营五百人计，两项合共约三万人，而“现在倭兵备调者实有五万”。（《李鸿章复陈海陆兵数摺》，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83、584页。）作为一方统帅，在考虑战和之机的时候李鸿章自然不能不踌躇再三。
二是各受不同的传统观念羁绊较多。
慈禧和光绪皇帝主要的着眼点是维持上国“体制”。同在越南一样，他们争的是不要有损“体面”，其他都不必深究。他们坚持的原则是：“韩为中属，本准自主；若但认自主，未认非属，尚不相妨。”（《发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581页。）不惜出动大兵，主要目的是保住“属国”二字。为此，先是拒绝各国插手：“袁欲各国调处，似于中属体制有损……未便照办。”（《发北洋大臣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同上第560页。）后来，他们虽也希望借助他国力量迫使日军撤离朝鲜，但总是心存戒备，五月下旬他们就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9页。）稍后，英国参与调解，他们又警告李鸿章：“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傥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军机处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581页。）至于“大张挞伐”的力量来自哪里他们考虑不多，顺应历史潮流干脆让“属邦”独立自主对他们说来更是闻所未闻的奇闻。
李鸿章对内外形势了解较多，他考虑的是什么呢？早在1880年李鸿章就曾沉痛地指出：“中国诚能练兵防海，日图自强，不独朝鲜弱小未敢藐视，即欧西大国亦未尝不敬而畏之。若不图自强之策，终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属邦之从违！”（李鸿章：《论维持朝》，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一第43页。）14年后，自强仍是遥远的幻境，如何处理属邦成了严峻的抉择。他也冀图维护固有体制，因而冒失地派兵入朝，但当察觉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以后，他就比较清醒地考虑从那里脱身之计了。因为考虑到自身力量的不足，在对待蛮横的日本侵略者上，他把立足点放在以夷制夷的策略上，先是对俄国充满幻想，一再表示“现俄国出为调处，或渐就范”（李鸿章：《复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27页）、“俄廷叠谕该使调处，必有收场”（李鸿章：《寄汉城袁道》，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39页），后来又建议英国政府“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铁快舰径赴横滨……勒令撤兵”。在他看来，“如英肯出力，以后添一会议，更可牵制俄，似为胜算”。（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40页。）在为衰老的清帝国显赫一时的大员的幻想破灭苦笑之余，我们也可以看到李鸿章同慈禧、光绪皇帝的差别所在。
挪用海军经费中的微妙心态和背景
友：北洋海军被击败的重要原因是海防经费挪作修颐和园之用。兹禧是误国魁首，众所周知，不值得多费唇舌，可是李鸿章不但没有反对而且支持了这一误国罪行，所以甲午之败还是要怪李鸿章自己。
袁：一般认为修颐和园花了2000多万两，而三海(中海、南海、北海)工程又费了五六百万。另一说是：“据不完全统计，迄于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用于颐和园工程的经费为库平银一千一百多万两，其中挪用的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八百六十万两。”而“到1895年5月的十年间，三海工程共挪用了海军经费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余两……挪用的海军经费总数达到了一千三百万两。”(戚其章：《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中法战争的硝烟未散便向外国银行借款修这些皇家园林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大约相当于当时一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可是财政收入中真正能机动使用的钱是很少的，所以只能东挪西借，不但耽误了海军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而且经济建设所急需的铁路、电报(那时还是有线的，要架设连接各地的电线)等基础设施也无一不被耽误。这是清政府在19世纪犯下的祸国殃民的历史性大罪之一。
问题是李鸿章的责任有多大？
从现有资料看，李鸿章一贯反对动用大量国帑修建宫廷园苑。他是靠自己的文武才能和军功上升至顶层的，掌握军政大权后又成为办洋务的重心，渴望富国强兵，这些情况决定了他通常不必阿谀奉承以求荣固宠，而对宫廷的靡费颇有微词。1871年他向曾国藩透露：“宫廷近增靡费，农部(即管财政收支的户部)日告支绌，虽以畿辅大灾，向例须发内帑百余万者，兹皆无敢议及，且欲添各关赢余，以供少府(指管宫内开支的内务府)之需。……援例征求，尊处必应接不暇。”1874年，恭亲王等力谏重修圆明园，同治皇帝一气之下革去其一切差使并褫夺爵位，慈禧出面干涉才予“赏还”。李鸿章毫不掩饰自己对恭亲王的同情和支持，他写信给有关官员：“停止园工，从谏转圜，洵薄海臣民所共庆幸……穷至如此，直无一事可办，土木再不停工，大乱必生！”（李鸿章：《复宋雪帆司农》，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同上卷十四第24-25页。）“贤王力争，几蒙不白之冤，幸园工籍以停止，大局稍可挽回。”（李鸿章：《复张振轩中丞》，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同上第26页。）这些逆耳忠言绝不会出自不关心国家兴亡的“循吏”之口。此外，对过于奢靡的祭祀、修陵等大量虚耗资财的行径他都颇为不满。
那么80至90年代之交他的态度是不是有所转变呢？准确的答案是有变也有所不变。请先看一段他在1886年给奕訢的信，这是颇堪玩味的妙文：
“昆明湖习水操，创学堂以渐开风气，经费渐由练饷设法挹注；恭读奏稿，仰见牖民觉世，培植根本将才，一片婆心，钦仰奚似。俟续奉牍示，随时督饬局员，妥细筹商，尽力协助。海军饷需日增，重费荩画，同深焦悚。英、德四舰明夏即须来华，沿途雇送盘费及到防后薪粮一切，实愧绵力，无可供支，务乞豫筹之。”（李鸿章：《论朝鲜局势》，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15页。）
奕譞是光绪皇帝生父，又是成立不到一年的海军事务衙门的总理大臣，奕訢和李鸿章则是“会同办理”的副手。为满足慈禧穷奢极欲的愿望，奕譞出了一个歪点子，以办海军学堂为名大修颐和园。精明如李鸿章当然一眼就能看穿在“昆明湖习水操、创学堂”究竟要弄什么鬼名堂。面对顶头上司的这个可耻的行径，李鸿章有两个可能的选择：
一是硬顶，宁可丢掉乌纱帽也不答应。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光彩照人的名臣。但李鸿章不是道德楷模，他自己曾直言不讳：“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吴永：《庚子西狩业谈》第112页，岳麓书社1985年。）既然六根未净，未能超尘脱俗，便不可能同慈禧、奕譞决裂。恭亲王在两年前被慈禧抓住辫子撤掉就是前车之鉴。
二是软磨，并作些退让。这是李鸿章选择的对策。首先是以官话对官话。奕譞满嘴京腔：既然由我“总理海军事务”，你李鸿章就赶快拿钱来，在颐和园办学堂培养海军人才，这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李鸿章也正儿八经：您伟大高尚，为国为民，煞费苦心，“钦仰奚似”，一定“尽力协助”。接着就将难题还给对方：王爷，我正要找您要钱，“海军饷需日增”，四艘军舰即将由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要请外国员弁，还要交保险费、买燃料，到达后日常经费也不少，我焦思苦虑，已无法可想，王爷您可一定及早筹集呀！这是一幅专制制度下的官僚斗法图，能做到让奕譞碰个软钉子，最少可以证明李鸿章的良知未泯，仍是想方设法维护国家利益。这不是孤证，还有好些类似材料，为节省时间，怒不一一征引。
友：反抗即使有，也非常微弱，事实是大量经费被挪用了。
袁：这话有点道理，但还要具体分析。我读书不多，就我看过的资料来说，为修颐和园而实际用了多少钱，其中挪用海军经费占多少，是一笔没有算清的糊涂账。一般估计是二千多万两。
其中要弄清两个情况：
一是大部分不是挪用已拨给北洋海军的经费。北洋海军一年有多少军费呢？以光绪十七年(1891)为例，共收入203万两，而支出为185万两。（李鸿章：《海军经费报销摺》，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镇远等八船报销摺》，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全集《奏稿》卷七十八第24-28页。）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未添一船，也就没有大宗特别拨款。从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海军衙门成立至甲午战起不到九年的时间，后五年停止购船，在李鸿章支配的北洋海军经费中挪用数以千万计的经费是不可能的。光绪二十年，奕譞要李鸿章借购船款三十万两供三海工程之需，李氏在遵命的同时毫不客气地要奕譞赶快归还：“英德两厂所定四船……三分之二船价须分批付给……就前存船款计之，不敷之数约在八十万两以外……拟另请尊处筹铸添拨。倘此次借提三十万，粤海关一时未能清解，诚恐失信外洋，贻误匪浅。”（李鸿章：《内提要款请指拨解还》，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一第20-21页。）大批调拨其他款项更不可能。海军经费主要是从海军衙门中跑掉的，主其事者是奕譞、奕劻，不能将这些昏愦的满族贵族所干的罪恶勾当强加在李鸿章名下。
二是如何看待为颐和园万寿山工程集款。许多论著抨击李鸿章的根据之一是他出面劝说各督抚为这个工程集款。这是光绪十五年(1889)间的事，两广、湖广、两江、江西、四川、直隶等督抚筹得二百六十万两储存生息，本金用于海防，利息则供颐和园之用。在急需加强海防的时候不能动用这笔钱购舰设防当然是个错误。在上一年，李鸿章还给奕譞写信慷慨陈词：“即就北洋一枝而论，英员琅威理老于此事，每谓船不足用；各将领曾出洋肄业游历，见闻较广，亦皆以添置战舰为请……然如该将领所请添舰之数，约计购价三百万余两，其常年饷需、后路经费，尚须逐渐增加。”（李鸿章：《议拟海军章程奏底》，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同上卷三第7-8页。）操纵朝廷军政大权的奕譞和户部尚书翁同騄等人不但拒绝这些要求，反而作出停止购船的决定。
募得巨款用于海防不是正合适吗？用于宫廷靡费和经手官僚从中贪赃枉法(据说按当时常规，真正用于工程的少则仅一成，多也不过三成)无论怎么说都是无可饶恕的罪行。但有两个情况却是不能不考虑的：其一，李鸿章乃奉命行事，奕譞亲自函示后还一再命人追问。其二，这是以筹备庆祝慈禧六十大寿(1894年)的名义兴建的。大凡专制政体总是不惜耗费巨资举行诸如此类的庆典，以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粉饰升平。就在这一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而在一年以前慈禧已下了一道“懿旨”：“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40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既然儿皇帝讨个老婆要花上五百万两，劳苦功高的“圣母”皇太后过生日花上一千几百万两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与这些盛大庆典相比，李鸿章要求筹集三百万两银子去买军舰就是不屑一顾的小事了。
弄清上述情况以后，历史应该公正地裁定：李鸿章理应受到谴责，但更应受到鞭苔的是慈禧、奕譞、奕劻、翁同騄等人，以及这些愚昧昏庸之辈赖以产生和逞威的中世纪专制制度。
为万寿山工程集款的督抚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清流健将张之洞，这又一次说明不能简单地从个人品质的缺陷上去寻找此类事件的根源，决定性的原因是当时的制度。
全面腐败怪谁人
友：还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一仗败在中国军队的腐败，陆军、海军全都如此，而李鸿章本身就不干净。连他的女婿张佩纶也说他“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涧于集》书牍六。）
袁：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但先要澄清一点小小的误解：老弟对张佩纶这段话的理解不符合原意。许多论著都像你这样援引这句话以证明李氏“贪诈”，影响所及军队全都腐败，所以一触即溃。在他身边生活多年的女婿这样说，还假得了吗？其实包括老弟在内均把这句话掐去了一半，意思就完全变了。原文是：“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仁厚与贪诈是互不相容的反义词，他说的贪诈不是李氏本人，而是那些小人。同一信中还说到：“合肥托大酿成此祸……而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仪老稍有明机，为此三人蛊惑，更成糊涂。”信中还一一指斥这三人：“小李卖父误国”，盛则“终为财色冥殛”，而袁世凯更是“大言不惭，全无实际；而究其所为，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既已误合肥矣，更恐误国”。（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涧于集》书牍头。）对这些小人刻划得淋漓尽致。而李氏则仅是“托大”，为这些小人所“误”和“蛊惑”，全无指责其贪诈之意。澄清这个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
海陆军的腐败确实是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记录这类情况的史料很多，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略窥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