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上上下下贪污成风。据在镇远舰参加黄海海战的美籍军官麦吉芬说：“华舰亦有诸病，炮虽精于陆军，各弹中亦实储火药，不若陆军诸弹，或实以沙泥；然配储不甚多，且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皆必败之道也。”（《美麦吉芬游戎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42-43页，广学会刊。）这是目击者的证词，可靠程度很高，证明无论海陆军都有一部分弹药是不合格的。英国《泰晤士报》当时便揭露：“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售炮械之人固俨然显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炮应命，皆不问其为可用否也。”（林乐知、蔡尔康：《朝警记》九，同上卷四第38页。）另一司空见惯的贪污手法则是各级军官克扣军饷和吃空额。当时就有人指出：“吾闻军营积弊，凡统领以次各武员向粮台关饷时，有明系十成，而仅发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阅其领状，则居然十足也。”（蔡尔康：《撤兵议》，同上卷七第5页。）
其次是内部四分五裂，且军无斗志。战争初期李鸿章已有“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李鸿章：《据实陈奏军情摺》，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第62页）之叹，不能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辩解。战争的准备阶段，清政府决定派大量援兵入朝的时候，没有相应地实行全国总动员的体制，南洋和闽、粤的军舰在战争中无法统一调动，“各省大吏惟知自顾封疆，甚至南洋各铁甲船不曰万难抽调，即曰船械小损；其名为管带之武职，不特逍遥河上，步武清人，更有斗酒征歌，以欢场为战垒者。”（林乐知：《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中东战纪本末》卷六第17页。）“甚至北舰于刘公岛，广丙舰管带某以粤洋舰队无豫北洋为藉口，殷殷向日将乞怜！万国译传，引为笑柄。……且日本运兵船曾屡过吴淞口外矣，海军衙门诚操战舰之权，亦尚可檄饬南洋，截而取之，”但因事权不一，“遂令海阔天空，横行无忌”！（林乐知、蔡尔康：《操纵离合论》，同上第24页。）陆军中类似情况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平壤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指挥，而在旅顺，“西人目击守旅之文武各官号令不一，散而无纪。”（林乐知、蔡尔康：《朝警记》九，同上卷四第39页。）
在战斗中出现过邓世昌、林永升等英勇善战、誓死如归的海军英雄，陆军中的左宝贵、聂士成等也足为青史增辉。可是，从总体上看，清军却已腐朽不堪，留下不少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可耻记录。以旅顺陷落为例：“是役也，我军万余人，倭止三千余人，弃险不守，战又不力，不能袭倭后路，而反为倭袭入。举数十载所经营千万金之厂坞器具拱手让人。”“各口伏水旱雷六百余具，迄倭至未当发一雷。”守卫这一重地的主要负责人龚照屿敌军未至已先潜逃，“龚所部营兵自劫厂库料物，市肆惊惶，居民迁徙一空。”龚氏被李鸿章严令返回后，两军刚开始接触，他又“潜自船厂后门出，便帽絮袍，乘小舟遁”。为保卫旅顺后路，拱卫军总兵徐邦道主动率部赴金州御敌：“徐军苦战三日，乞赵怀业(淮军怀字营统领)援应，赵阳许之，而不出一兵。金州副都统连顺至赵营长跪乞师，赵以守炮台为辞，坚拒不出。”（《幕友记述旅顺失守情形文》，《中日甲午战争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第624、625页，中华书局1989年北京。）而日军刚向大连湾进发，赵怀业便不战而逃了。类似的情况真是俯拾皆是。
再次，清军的腐败还表现在没有懂得现代战争的将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勇敢有余，却是行伍出身的陆军将领，根本无法指挥海战。要是说海军各舰管带大部分是福州、天津海军学堂出身，通常都曾赴英、德、美等国学习的话，陆军将领大都是行伍出身，不知现代战争为何物。李鸿章是统帅，他有丰富的内战经验，但对现代陆、海战也不甚了了，与完全按西方模式组织和训练的日军对垒就难于应付了。他统兵三十多年，可是身边既没有现代意义的参谋人员，更没有现代军队不可缺少的司令部。请听听英国驻东方舰队司令的话吧：“余驻防东海，荏苒数年，中国将才亦当耳熟而心仪之，然境无论水陆，官无论提镇，欲求一深参通我辈之新学者，竟尔杳不可得。”（《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45页。）我想，这句话是难于驳倒的。
不少史家喜欢从李鸿章个人的品质上去寻求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这样的思路有失之肤浅的可能。例如，以用人唯私去解释淮系将领丁汝昌出任北洋海军提督，乍一听来很有道理，但细加推敲却又可以有其他诠释，似仍未便视为不可移易的定论。是不是不任用淮军原有将领李鸿章就控制不了北洋海军将领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以李鸿章当时的权势，旧属固然甘愿为其驱使，而青年才俊或别系干才得其奖掖而忠诚追随亦是平常事。李鸿章用人的特点是喜精明干练有才能的人，且不管是否淮籍人士，不管是否有其他派系的背景，均能充分发挥其才干，立功奖拔，有过代承，有很强的向心力。（参阅王尔敏：《淮军志》180-181、326-327、331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台北。）即使不用原有部将，选用新人统率，不听其指挥的可能性也几乎是不存在的，须知北洋海军从筹建之日起“即著李鸿章专司其事”（《光绪朝东华录》总200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在专制制度下，愿吃海军饭的巴结唯恐不及，岂敢心怀二志？
那么，在选用海军将领时李鸿章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一是舰船的管带(舰长)必须是学堂出身懂得技术的人：“舣船机器过精，非由学堂出身之武弁，不能管带。”（李鸿章：《复周福陔中丞》，光绪六年四月初三日，《李文忠公全集·明僚函稿》卷十九第21页。）大型舰船更是如此。后来他多次重申：“此项人才必须由学堂出身，少有历练，方敢畀以带船出洋重任。”（李鸿章：《复曾□刚袭侯》，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同上卷二十第64页。）二是管带以上(不包括管带)的将领须是曾经战阵有实战经验者。他认为学堂出身的员弁“嫌其未经战阵”（李鸿章：《复周福陔中丞》，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上卷十九第8页），因此应派有战斗经验的将领统率，“庶缓急稍有可恃”。（李鸿章：《复周福陔中丞》，光绪六年四月初三日，同上卷十九第21页。）至于北洋海军提督(舰队司令)更应是有丰富战斗经验之人。早在1881年他便提出：“北洋水师提督，终当议设宿将，竟无谙习此道之人。”（李鸿章：《复张幼樵侍讲》，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同上第40页。）丁汝昌正是以“宿将”资格入选的。不管你是否同意这两点指导思想，但已足以证明不能把这项任命看作是毫无原则纯粹出于私利的拉帮结派行为。现在看来，他第一方面的考虑自然无可非议，而就第二点来说他希望司令人选既须“谙习此道”——懂得海军，又有战斗经验，自然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才，于是他舍弃前者而取后者。他不了解战火固然可以磨炼出将军，学堂加经常的演练也可以培养出杰出的统帅，特别对像海军那样有复杂技术装备的兵种说来更是如此。要是说在北洋海军筹建之初让丁汝昌一类“宿将”挂帅统率那些缺少历练的学生官还有点道理的话，至1888年正式成立北洋海军的时候，刘步蟾等海军将领已经成长起来成了这支舰队各项工作的实际策划者之际，李鸿章仍坚持让外行去领导内行，这就犯下了贻误军机的历史性错误。究其原因在于对科学技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而实质是对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信任。
友：这是个新鲜的思路，我听来也觉得有点道理。
袁：超越仅满足于谴责或歌颂某个历史人物的阶段，有益于史学的发展。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前人早已有重大的开拓，我不过是力步前尘，还不一定学得好。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中心。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是腐败，腐败的根源又在哪里？我想，以下几个要点是不能忽略的：
第一，孤立推进军备现代化的恶果。
淮军在晚清军事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特点之一是勇于学习西方，率先使用洋枪。它建立于同治元年(1862)，同年春进驻上海，不到两年便以洋枪和炸炮为主要武器。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敝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杨刘王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枝。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支。是以所向披靡。”（李鸿章：《上曾相》，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同上卷五第19页。）稍后又向朝廷报告：“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又有开花炮队四营……洋炮重者千余斤，轻亦数百斤，其炮具之坚精，药弹之繁冗，臣讲求数年稍窥机要，他人多未及见，更未与知。”（李鸿章：《覆陈奉旨督军河烙摺》，同治四年十月初八日，全集《奏稿》卷九第56页。）淮军成军最晚，而使用西式武备之普遍远非湘军及其他各军所可比拟，这确实同李鸿章目光锐利、较少保守思想而又勇于学习有密切关系。70-80年代间，在创建北洋海军的同时，他又采取请外国教练、派人出洋留学、在天津设立海军学堂和陆军武备学堂等形式培养各级军官和训练海陆军，所有这些都对晚清军队的进步起过良好的作用，但也没有完成推动清军转化为现代军队的历史任务。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现代意义的军队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武器装备是现代军队中可以用钱买来的东西，但随之而来的是必须实现组织结构和管理系统的现代化。因为火炮、洋枪的引进，陆军基层组织形式自然有所变动，至于海军舰船更只能按西方的模式去配置人员。可是，李鸿章不了解从统帅部开始直至基层整个管理和指挥体系以及管理和指挥方式都必须按现代要求予以改造，结果旧的管理系统像癌细胞一样吞噬着因学习西方而逐渐生长的新机体。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察觉北洋海军“则以新法而参旧制也。每舰应发之饷，应备之物，例由各管带官分向支应所领银包办，弊窦遂由此而生。”（《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46页。）在没有严格的会计、审计制度的情况下，“领银包办”的后果不问可知。至于由于沿用旧体制而给军备建设和作战指挥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难以数计。李鸿章管的事可不少，但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没有专门的军事参谋机构协助他领导和指挥海陆军，一个七旬老翁，顶多加上一些幕府人员，便凭老经验指挥一切，能够不出差错吗？当时，从中央到全国各地八大总督和各军事单位情况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与其说是他们出于私利，毋宁说是由于他们缺乏有关的知识。
孤立推进军备建设带来的又一恶果是大部分军官的素质很差。海军好一些，但数量很少，很难补充和扩大。陆军则真正合乎现代军队要求的军官即使有也如凤毛麟角，多数将领仍停留在曾国藩同太平天国作战时的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湖南巡抚吴大□和湖北巡抚谭继洵都闻警自动请缨带兵北上，但吴是金石学和古文学专家，打起仗来除了大张吴帅大旗冀图先声夺人以外，实在没有什么高招，结果是一败涂地，既误国又丢了自己的乌纱，谭氏则幸好被制止，免去一场灾祸。这是当时的官僚和士人阶层仍在中国传统典籍中讨生活、不懂科学技术和世界文化新进展的必然结果。至于士兵的素质更低得可怜。一个文盲充斥的穷国，士兵多来源于衣食无着的破产贫民，沾染不良习气者比比皆是，加上不少部队是临时招募，训练个把月就开赴战场，如此兵将，同明治维新后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日本军相遇，胜败皆非偶然。至于两国经济状况对战争的影响更不用在此赘述了。
第二，社会转型期的浊流。
有的史家把当时军队的腐败归罪于李鸿章的贪墨。李氏是不是贪官？如是的话，贪婪的程度如何？这都是有待考证的问题。在这方面指摘李氏的论著都是猜测性的论述居多，确凿事实罕见。有的史家如有雅兴，也许终有一天能弄个水落石出。
不过，在我看来，更值得用力之处是对形成这些腐败现象的社会环境的考察。晚清军队的腐败是社会腐败的缩影。
晚清各级军政官员贪污受贿成风，首先是这个中世纪专制政权痼疾的恶性大发作。这一类政权是它统治下的臣民生死荣辱的决定者，因此代表这一权力的各级官员必然成为避祸求福的臣民的奉承对象，贪污受贿也就成了与这类政权相始终的痼疾。如果它处于上升时期，最高统治阶层意识到危险所在，严加监督，可以减轻这个祸害。否则，就愈演愈烈而导致民变蜂起，政权更迭。李鸿章生逢王朝末世，官场和军队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李鸿章从曾国藩幕中率兵援沪、出任地方军政大吏之日起就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他惊呼：“吴中吏治敝坏已极，奸贪巧猾之徒布满南北两岸，何能另起炉灶？自以节取而惩诫之为是。”（李鸿章：《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第9页。）可是这个治标办法收效甚微，20年后他不能不哀叹：“试思德行政事固难其人，申韩法术亦岂能复行于今日者？循行故事之冗员，营私□法之武弁，愍不畏死之奸民，盖遍天下皆是矣。”（李鸿章：《复李若农读学》，光绪七年七月十二日，同上卷二十第14页。）如斯环境，李鸿章何来回天之力？
晚清的腐败与历代末世王朝不同之处，在于内外交汇的资本主义逐利之风加速着官僚们的腐化过程，各种“洋务”成了新的牟利途径。这是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普遍现象。上面谈到的采购军火中的各种胡作非为，是末代统治者的腐朽与早期资本家创业的疯狂交织而成的罪恶。
友：在同一污浊的社会里，也有清官和贪官之分。
袁：这自然是对的。但就我们所讨论的历史现象——导致战争失败的腐败现象的成因而言，这样的区分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这样说，蕴含着一个有趣的问题：道德在社会转型期的作用。
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道德的力量，但在社会激烈变动的时期，道德动机只对少数人的行动有决定性的作用。如革命党人的舍生取义，旧秩序殉葬者的顽冥，都屡见不鲜。但对多数人而言，利益是行动的主要动机。
按照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规范，曾国藩堪称楷模，他治军，不扰民、不贪财的话没少讲，比如“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所以要“尚廉俭以服众”（曾国藩：《劝诫浅语十六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6、438页）等等，都是他手拟要下属遵照执行的。结果怎么样呢？他的老朋友王闿运写道：“湘军于饷艰难，其后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湘军初起时，水师大将从南海新来，当设宴，议用钱二万，犹咨嗟以为巨费。……至于捻时，京朝官至湘、淮军中，各以私情馈遗，动醵万金。”（王闿运：《湘军志》第166页，岳麓书社1983年长沙。）通常银一两换钱一千以上，钱二万顶多值二十两，在初期这被视为公家的大笔开支，至后期京官到湘、淮军走一走常常可收到各人所赠银子总计达上万两，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变化。湘军中富翁成批涌现，道德的堤坝被孔方兄摧垮了！
李鸿章是贪官还是清官，目前材料不足，可以存而不论。但有一点则肯定无疑：他对道德的讲求远逊其师曾国藩。曾氏有一段评论：“李少荃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形迹上。”（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三)第1885页。）《清史稿》则说他“好以利禄驱众。”（《李鸿章传》，《清史稿》卷四百十一，三十九册第12022页，中华书局1977北京。）所谓虚处少指的就是讲求道德修养不够。但李鸿章及淮军除了学习西方比曾氏及湘军略胜一筹外，在知人善任、用人之长方面亦有湘军所不及之处，一些在他处不甚得志的将领到了李鸿章麾下却屡立战功。（参阅王尔敏：《淮军志》第四章第二节。）而就腐败方面而言也是伯仲之间。由此可见，把某一个人品德不良看成是当时社会和军队腐败的决定因素，实无足够根据。
从政敌的平议看三次缔约
友：甲午之战失败后，李鸿章最引起人们非议的是三大条约的签订，即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1896年的《中俄同盟密约》和1901年的《辛丑和约》。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袁；的确是这样。不但老弟至今愤愤不平，史家们也谴责惟恐不力。这是中国人极其可贵的爱国情怀的表露，任何国家的人民如果失去爱国主义精神，那个国家必然危如累卵。不过，现代的爱国主义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福国利民。近代中国有两种爱国传统，一种是愚昧、封闭和排外式的爱国情绪，另一种是理性的现代爱国主义。不知道你有没有自觉地区分这两种传统？不加分析地谴责李鸿章所订立的各种条约，似乎也有理性不足之嫌。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他们的政纲以批判洋务派的错误为基础。他们怎样看李鸿章，特别是上述有关的和约？1901年，李鸿章还来不及在辛丑和约上签名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两段耐人寻味的话真值得一读：
“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1901年11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3-4、81页，中华书局1936年。）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
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第6、7页，三联书店1980年北京。）
李鸿章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从祸乱初起之日起便坚决反对。五月廿八日前李鸿章已“五次电奏，尚未奉复”。（李鸿章：《复鄂督张》，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952页。）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顺便说说，有些论著还认为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合作搞的东南互保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也是令人大惑不解的。难道东南也应按照慈禧的“上谕”支持义和团的发展，像华北那样拆铁路、毁电线、杀洋人、烧教堂、诛教徒，让早已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有机可乘才叫爱国吗？既然国家不是慈禧一人的国家，为什么不能为减轻人民的苦难、挽救国家的危难而“乱命不理”呢？须知李鸿章斩钉截铁表示：“廿五矫诏(指宣战诏书)，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李鸿章：《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同上第955页。）这在专制制度下弄不好是要杀头的。但如跟着慈禧宣战，后果真不堪设想。当时盛宣怀说过一段话：“北事不久必大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即难。”（《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到，同上第949页。）这话除了有吹捧三大帅的意思以外，也确有几分道理。
总之，李鸿章主持《辛丑和约》的谈判是代人受过，其所受的心灵折磨实在不小，不要忘记他是在“刚毅误国”的痛苦呼喊中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不好骂慈禧，就只能骂刚毅了，真是“伤心祸首兼戎首，万骨难枯恨未平”！（黄遵宪：《群公》，《人境访诗草笺注》(下)第10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友：《中俄密约》却是李鸿章主动卖国！
袁：报纸一透露《中俄密约》真假参半的内容，以李鸿章为知己的黄遵宪就很不以为然，赋诗讥弹：“岂欲亲豺虎，联交约近攻。……一着棋全败，连环结不穷。”（黄遵宪：《书愤》，同上(中)第769页。）李鸿章一死，他又在挽诗中写道：“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黄遵宪：《李肃毅侯挽诗四首》，同上(下)第1058页。）
缔结这个密约无疑是李鸿章晚年办的一件误国蠢事，引狼入室，后患连绵，但要说是卖国也嫌根据不足。
这个条约是1896年李氏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专使赴俄时缔结的。缔约的动机是什么？黄遵宪在挽诗后加了一个自注：“公之使俄罗斯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连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指中俄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黄遵宪：《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人境庐诗草笺注》(下)第1062页。）这个真实的记录说明，李鸿章仍然沉溺于以夷制夷的老把戏，而事实上这个条约不但没能阻遏强租中国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浪，而且在丧失中东路的权益后，又直接为沙俄强占旅顺口、大连湾开了路。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甲午战争大溃败以后，幻想依靠俄国制约其他侵略者的可不止李鸿章一人。除了上面已经说过的张之洞、谭嗣同等人的主张外，刘坤一也鼓吹：“第倭之强，非俄所愿，倭之扰我东三省，尤为俄所忌……我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以便宜，俄必乐于从我。纵不能保我沿海各省，而东三省与俄毗连之地，倭必不敢生心，则保全之利，较沿海各省奚啻万倍！”（刘坤一：《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五日，《刘坤一遗集》第二册876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总之，这是当时的一股思潮，朝野上下有此幻想的人为数不少，其实质是弱者无力捍卫自己时的幻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恶意叛卖。
友：李鸿章同他们不同，是收了人家三百万卢布的黑钱才办了这么一件坏事的。
袁：这一说来源于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他在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说俄财政大臣维特答应“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李鸿章三百万卢布”。可是，当时同李鸿章谈判的俄方代表维特(1849-1915，时任财政大臣)在他生前留下的回忆录中便明确地说：“我还记得当时欧洲谣传，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维特伯爵回忆录》第73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北京。）我认为这个声明是可靠的。祝贺俄皇加冕和出访欧美各国是李鸿章马关签约后投闲置散生活的结束，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再度崛起，可是，朝野都有不少人盯着他，一有差错，不少人将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有没有可能为卢布而出卖自己一生名节和前途呢？也就是说，他有没有受贿案的作案动机？按情理推断，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同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全部谈判过程都电告了清廷，如说李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和祖国，慈禧、光绪皇帝和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们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同意这个密约呢？忽视了“以夷制夷”这一古方正药的影响，把历史化为不幸被小人弄权的通俗演义，恐怕只能愈说愈糊涂。此外，三百万卢布不是一个小数目，李鸿章要把这笔巨款放进自己的袋子，在中国也不能不留下若干痕迹，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什么记录或蛛丝马迹。
那么，为什么罗曼诺夫又言之凿凿呢？李鸿章有个电报值得我们注意：“罗拔(指俄外外大臣洛巴诺夫)密议时，只微德(今译维特)在座，微续示中俄公司合同草底，大意中俄集股，不准收别国商股，无论盈亏，岁贴中国廿五万，先交二百万，俟路成五十或八十年，中国可自收回，均照各国商路通列。鸿谓事体重大……须派员在北京妥商。”（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647页。）而俄外交部一个官员恰恰说“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的两百万卢布返回北京。”（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北京。）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双方说的二百万以及罗曼诺夫说的三百万说的是同一件事，俄国有的官员误解为给李鸿章个人的贿赂了。而中俄两国后来签订的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十二款也写明：“路成开车之日，由该公司呈缴中国政府库平银五百万两。”（《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1896年9月8日，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674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有的材料说，1898年俄国为强租旅顺、大连，曾送给李鸿章50万两银子。（《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3-212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这又是一个疑案。材料说俄国人与他和张荫桓一起面谈，事成后各得50万两酬谢，翁同騔则从李所得中分润，这些都很不合情理。因为李与翁、张两人都长期不和，互相倾轧唯恐不及，能合伙卖国吗？此外，付款时张已被弹劾而在流放途中，却说要让在“张荫桓手下任事的中国官吏”都知道张氏得了巨款，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从材料看这笔钱是付了的，问题是落在谁的口袋里。须知这些俄国佬也不一定是清廉之辈。
友：如果说后两约还能有所解释的话，马关条约是李鸿章自吃苦果，无可辩解。
袁：正如梁启超所说，谈判和缔约本身不足为罪，问题是“自强新政”或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甲午之败是果，前者才是因。李鸿章所以被迫吞下这杯苦酒，原因很复杂，我们以后再聊。
李鸿章的历史地位
友：老兄发了那么多议论，其实只讲了一个“不”字，为李鸿章解脱了一些罪名，但你还没有说他“是”什么。
袁：要全面评价李鸿章真不容易。在谈我的意见以前，我想请你先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张之洞对李鸿章的评语——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嗣同之父谭继洵是湖北巡抚。这段记载可靠程度很高：“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
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90页。）
张、梁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在我看来，要为李鸿章定位，以下三点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制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19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光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所有大小官员高明。这是不可能的。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年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浩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李鸿章：《复朱久香学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37页。）
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国家沉沦的自觉，李鸿章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识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同治元年(1862)他便指出：“华夷混壹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李鸿章：《复沈幼丹中丞》，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同上卷一第9页。）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的60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须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
例如，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各地经商、传教、办医院、办学、办报等等，其中有些败类胡作非为，各地与外国人的冲突层出不穷，反入城和驱赶洋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李鸿章反对外国人各种违反法纪的行为，但他也不赞成用简单粗暴的驱逐等办法去对待外国人。他说：“庚申(1860年)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如果这个警告真正得到重视，不但可以减少大小不等的中外纠纷，也许义和团与八国联军那样的大灾难亦有可能避免。
又如，有清一代共开放了三十四个通商口岸，用现在的眼光看真是少而又少(目前仅广东就有40多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可当时清政府和外国却为此弄得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李鸿章对此大不以为然：“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历史已经证明，正确的是李鸿章而不是冀图闭关锁国之辈。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70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例如，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页。）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
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他是奉命筹议海防的大臣之一，而在复奏中异于他人之处在于三次尖锐地指出人才培养的变革是成败关键。他说：“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才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品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这里提出的“人人皆能通晓”或“无不明于洋务”显然不是对原有科举制度补苴罅漏所能达到，因此他猛烈抨击“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可是，鉴于前此局部改变科举的建议均一再受阻，他不敢提出立即全面废除这一腐朽制度的主张，只好委婉而明确地要“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改变“士大夫趋向”，建议“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多方诱掖”，令“与正途出身无异”。（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12、23页。）这是一个冀图推广西学、改变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计划。
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他认为除了发展造船制械等军事工业外，纺织品等日用货物“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而矿藏则“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与此同时还应支持“设厂造耕织机器”的建议。（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0、21页。）
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就在这个奏摺中，他两次提出“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节省冗费”，“停宫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2、22页。）
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化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同时，下面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他的文化、经济思想，会看到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致命的弱点，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在这次筹议海防的大讨论中，只有郭嵩焘的眼光比他深邃。（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我无意引述那些著名的反对学习西方的顽固分子的言论以证明李鸿章的高明，尽管那类言论比比皆是。甲午战争中名噪一时的王文韶当时任湖南巡抚，他在讨论中说：“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故臣谓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项日用器具，是亦无表中所以固本之一端。”（《湖南巡抚王文韶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百。）如果说他是内陆省份的巡抚，情有可原的话，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不愧是办洋务的名家了，他光绪元年升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在任期间所办德政之一是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下令拆掉！直到光绪五年(1879)他仍认为：“查铁路以便转输，电线以通文报，均非不适于用。然创举必视民情。台湾则可行，以其为民情所安也；他处则难行，以其为民情所骇也。”（《光绪五年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沈荷桢奏摺》，《洋务运动》(一)第1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这样的认识去管理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借法自强”在他权力所及之处自然成为一句空话。
又以鼎鼎大名的左宗棠来说，史家们素来誉之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领袖。他创办福州船政局及附属学堂，是官办企业和学堂中之佼佼者，确实功不可没。他的认识如何呢？1866年他向朝廷报告英、法等国“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广东的抬枪“较之洋人所推来福炮更捷而更远大”，“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此外奇巧之器甚夥，然皆美观而不适于用，则亦玩艺而已”，因此，那些均不必学。基于这样的认识，外商运来器材要架设线路、开办电报，他竟阔气地“给以价值，收其器具，见(现)尚存福州府库也”！（左宗棠：《覆陈筹议洋务事宜摺》，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68-69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与李鸿章把兴办洋务看作救国大计的认识相反，从70至80年代，左宗棠除了自己举办的项目外，对其它的往往持否定态度。1878年他在给陕西巡抚的信中写道：曾纪泽“绝口不谈洋务，或亦心知其不然耶？”（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左宗棠未刊书牍》148页，岳麓书社1989年。）同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哀其抓不住根本的批评不同，这是以“不谈洋务”为高的错误见解。他对购买军舰也不以为然，1879年他写道：“幼丹(两江总督沈葆桢)之明岂尚不知铁甲固无所用之耶？”（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3页，岳麓书社1989年。）翌年，他又说：“铁甲轮船英人本视为废物……船坞为各国销金之锅，罄其财而船终无用，李(鸿章)与丁(汝昌)独无所闻，亦不可解也。”（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7页，岳麓书社1989年。）我无意在这里全面评论左宗棠。“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兴办洋务而言，左与李比无疑望尘莫及。
又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騄来说吧，直到1888年他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致使李鸿章不得不为之宣讲常识：“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不少官员更等而下之，说修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害，哭笑不得的李鸿章只好说：“耳食之言，每致误事，传播外国，贻笑堪虞！”“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李鸿章：《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三第18、25、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