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心态发展到极端便是深恐身家性命难以保全的恐惧感。攻下金陵后，曾国藩便急急忙忙将１２万湘军遣散１０万，兄弟俩一再要求解甲归田，无非是惧怕功高震主，蓄意让权避祸。“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惟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曾国藩：《覆黄嗽侍郎》，《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第２页。）这就是曾国藩的自白。将武装散去是不是就安稳一些呢？看看他自己怎么说吧：“大约凡作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时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曾国藩：《致澄弟》，同治六年二月初五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１３２４页。）只要安危荣辱系于一人之口的专制统治存在一天，这样的病态心理就必然笼罩大小官僚，令他们无法安宁。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曾坦率地承认自己“顾影自危”。（李鸿章：《复彭雪琴宫保》，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１５页。）权倾一时的两位首要地方大吏尚且如此，其他官员不问可知。
在最需要集思广益的历史转折关头，官员们却如此压抑消沉，其负面作用显而易见。当时也有集体讨论的制度，最重要的国事往往开王大臣会议讨论，至于一般奏章交各部讨论更成了日常惯例。有的人有意无意地美化中世纪专制政制，誉之为民主传统，其实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民主离不开法治，包括参与者人身尊严及其他权利必须有足够的保证，这与独裁者君临九州而咨询臣下是截然相反的。传统戏曲你总看过一些吧？臣子说话，一言不合，皇上开金口：推出午门斩首！于是魂归黄泉。这不是捏造出来的，此类事件史不绝书。慈禧就是其中好手。例如，１９００年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上奏反对信崇邪术、误国殃民，就被慈禧当场下令斩首弃市。恭亲王奕訢的前后变化也是个典型例子。上面已经说过，他本来就不是很有气魄的政治家，但从政初期还是有些作为，支持办洋务、图自强，颇具人望。后来每况愈下，也与专制独裁统治的摧残密不可分。他曾四次被撤职赶出军机处（１８５５、１８６５、１８７４、１８８４），又四度复出，兼领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几经折磨，锐气便销磨殆尽了。“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传》，《清史稿》卷３８６，第１１６８９页，中华书局。）比《清史稿》的这个论断更为尖锐的是李鸿章一再忧心忡忡地说：“总署诸务无人主持。”（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２５页。）“枢府只高阳（指李鸿藻）秉笔，洋务甚为隔膜，时局亦大可虞。”（李鸿章：《复曾 刚星使》，光绪六年四月初五日，同上卷十九第２３页。）言下之意是恭亲王已形同虚设，他在同治初年痛斥反对设立同文馆的顽固派的那股英气早已消散。两者互相参证，不难理解一个青年政治家是如何被摧垮的。一个亲王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友：你这个看法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清流派不是挺敢说话吗？
袁：除哑巴外，人生下来都要说话。问题是你说的是什么话。大凡在专制政体下，维护固有体制和观念的话大讲大写均不会有什么危险。清流派扮演的正是这一类角色。（后来有的转化为洋务派，则已实现了角色转换。）如果你讲的是革新，要触动现存秩序，那就有点危险了。而社会要发展，却非日新又新不可。在１９世纪中国，学习西方，全面革新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成了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有识之士却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革新哪能不落空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那说的是社会舆论对先进思想的扼杀。类似晚清以专制政治权势震慑臣民、不容他们畅所欲言的现象在１８世纪以前的西欧也屡见不鲜。中外历史都证明，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意见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并建立了相应的民主和法律保障制度后才确立的。历史的积垢成了富强路上的障碍，洋务运动的领袖们不敢冲击专制政治这一类障碍，只落得在其重压下呻吟的下场，历史的进程也被延误了。
还是让我们看看专制政治体制带来的其他消极作用吧。
第三，官商关系紧张，经济发展处处受阻。
官府存在之日，总有贪污受贿等事发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在晚清，这类现象却具有末世王朝所独有的疯狂性。除了一般的贪污受贿外，当时独有的现象是同厘金制度相结合，组成处处盘剥、敲诈商人的网络。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离不开统一的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市场，而处处设卡征厘却把市场分割为大小领地，令商品流通寸步难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因本身的弱小亟需本国政权的扶持、保护，晚清中国商人不但得不到这种助益，反而备受折磨，往往被迫依附于外商，利用官府惧怕洋人和外商的特权（如半税）分润若干残羹剩饭。清政府是在戊戌维新特别是义和团事件以后才真正走上鼓励发展工商业的道路的。
从洋务运动开始至甲午战争，在商人利益得不到法律保护而官员们又贪婪成性的情况下，官商关系往往处于对立状态，突出表现之一是好些兴办企业的申请都得不到批准。１８７３年初，在谈及轮船招商局的时候，李鸿章写道：“尊论以闽粤人财雄力厚，或能效其所长，角逐取利，确乎不易。津郡粤商，久经禀求，因赀力不厚，未敢妄允。”（李鸿章：《复孙竹堂观察》，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同上卷十二第３７页。）于是，７０年代已有可能发展起来的民营轮船运输业就因李氏的压制而丢失了机会。纺织业等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同时，以热心洋务著称的李鸿章尚且如此，其他大小官员对工商业发展的阻遏更所在皆有。
与此相联系，商人也对官方颇不信任。突出的表现在他们宁可把自己的资金搭附在洋人所办的企业中，也不愿向官办企业参股。据１８７３年至１８８８年间轮船招商局等七间官办企业招收商股的情况统计，仅完成原定招收金额的２５%（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４３９页），在当时这是普遍性的现象。用曾国藩、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殷商每不愿与官交涉。”（《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摺》，《洋务运动》（五）第１２３页。）
文化封闭的必然恶果
友：领导的平庸、政体的滞后而不思改革，这些都是现象，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按老兄所说，曾国藩、李鸿章都有点能耐，他们手中的兵是当时最强的，如果他们敢于夺取政权，自己做皇帝，办洋务处处掣肘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袁：这确是引人深思的问题。不妨就从曾国藩、李鸿章为什么不当皇帝说起。
野史中有不少记载，说有一些人曾先后鼓动他们做皇帝。曾国藩不愿干这事，原因比较简单：一是打败太平天国后他的健康情况恶劣，征剿捻军、处理天津教案都因病体不堪重荷而不得不让位给自己的高足李鸿章，更不可能有多余的精力去发黄袍加身的美梦；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束缚很深，没有胆量干这种被目为大逆不道的事；三是清廷也有所准备，好些史家都说过清政府在玩弄分而治之的古老手法，例如扶植左宗棠以牵制曾氏，等等。不过，在满汉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后一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当时八旗兵已腐朽不堪，湘淮军的大部分都尊重曾氏的领导。前两因素才是主要障碍。
李鸿章年富力强，淮军是剿捻结束后支撑清帝国的主要武装，如果他真想当皇帝，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李鸿章当上皇帝上述问题就随之解决，洋务运动就会成功了呢？我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领导层的状况是由特定的文化氛围决定的，连李鸿章也逃脱不了社会环境的制约。英雄豪杰当然可以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但英雄豪杰本身的面貌就是由他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铸造出来的。李鸿章为什么不敢图谋推翻清帝国？他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产儿，忠君事上的思想早已深入脑髓，同时，从１８７０年调任直隶总督至甲午战败是他毕生的颠峰期，而全国恰好处于相对安定状态，即使他有做皇帝的野心也不敢轻举妄动。
洋务运动的失败主要不是由于某一个人的权力大小，而在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前面谈到的三大失误都离不开这条。例如，为什么洋务运动的领袖们热衷于官办经济呢？恭亲王在洋务运动兴起后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守国之道则在于行政而得民。国之安危视乎政之得失。若君弱臣强，国柄下移，欲政令之行，胡可得也。国以民为本，苟无民，何有君？若公室日瘠，厚施在家，欲无失其民，弗可得也。”（奕訢：《女叔齐知礼论》，《乐道堂文钞》卷三第３０页。）他从《春秋左氏传》中汲取政治智慧，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便出现在他面前：既要得民、富民，又要防止私室势力过大，“厚施在家”。囿于古训，他无法理解新时代的“民”，于是，让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疑虑便不能不横亘于心了。
李鸿章热衷于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其指导思想的实质同奕訢一样也是出自对“民”的不信任，差别仅在表现形式有些不同。首先是他要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坚持官府控制一切。在兴办轮船运输这一类民用企业之始李鸿章就提出：“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３８页。）他所坚持的原则是不论官方有无投资，都应由官处于领导和监督的位置上，掌握大政方针，否则就会利病不分！误国误民的官督商办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其次，他不相信离开官方私商能筹集足够的资本开办企业和管理好企业。“若赖商赀，开办未必有成。”（李鸿章：《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３４页。）翌年在商议开采煤矿时，他又借用盛宣怀的话说：“若归商办，久恐争得滋弊，请官为筹本督办。”（李鸿章：《复玉甫中丞》，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同上卷十五第２９页。）虽然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及官办企业的弊端日益暴露，李氏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但上述观点一直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友：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的思想是不是有点混乱？
袁：所有洋务派成员都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同各类过渡型人物一样，他们的思想乍一看来也是斑驳陆离。但无序的背后是有序，问题在于人们有没有能力透过混乱的表象寻找内在的规律。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李鸿章比许多同时代的大小官僚高明之处，在于他以比较开放的心态对待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和新事物，而且愿意纠正自己的已经过时的观念。办厂、开矿、造船、买炮、铁路、电报、公司、银行、洋学堂，这些是他先后接受的新事物，也是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他甚至反对在道器、体用等问题上纠缠不清，强调“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要求“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李鸿章：《答彭孝廉书》丙子（１８７６年），《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１２－１３页。）他自己也确实没有坠入自我禁锢的魔道。直至１８６７年他还认为铁路、电报“此两事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李鸿章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而在７０年代以后他却成了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主持者。
李鸿章学习西方的动力是企求国家富强的爱国热忱与睁眼看世界的实事求是精神。有些史家喜欢骂李鸿章卖国，在我看来一没有骂到点子上，难以令人信服，二是轻轻放过了更应受到历史严厉审判的反对学习西方的人物。从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上看，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失足处之一，在于没有实现官为主体的专制统治观念到民为主体的现代观念的转变。
友：这不是要求太高了吗？
袁：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民主主义者才能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领导者，而是从比较宽的意义上去理解，民的权利要有适当的保障，要令他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现代商品经济以市场和利润的信息为最高指令，如果处处要按长官意志办事，只能陷入难以脱身的泥淖。洋务运动中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也有几个是办得较好的，但从整体上看却给官僚病折磨得奄奄一息。
从郭嵩焘一个建议的遭遇也可以看出这个病症的文化背景。１８７５年他上奏提出四条海防“本源之计”，核心是学习西方“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的精神，“急通官商之情”，造船、制器均依靠商人去办，官有轮船也交给商人去经营，因为商人“出入海道，经营贸易，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使商人公其利而造船日多，各海岸之声势自壮。”（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３４１－３４２页，岳麓书社。）在这次海防大讨论中这是水平最高的一份奏议。奕訢等人承认它“语有可采……非比空言”（《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摺》，《洋务运动》（一）第１３６页），但在他们所拟的总结性的文件中，各大臣所提建议均分门别类有所交代，惟独对郭氏的奏议只写了这么一句：“郭嵩焘所谓官民上下通筹合力，及去弊求速、立志求坚、任贤求专、收功求缓，亦系持久之计。”（《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摺附单》，同上第１４９页。）至于郭氏建议涤除官办之大弊及支持商办之大利则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疏忽，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与官为主体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
至于科举制度改革的阻力来自文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小官僚及广大士子所学就是这些，为什么要自讨苦吃改弦易辙呢？还要看到，即使是已经迈出的改革教育的重大步骤也因遇到文化障碍而半途而废。例如，召回留美幼童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大丑闻，在这件事上没有必要多费唇舌去责备那些顽固派，因为他们从来就反对一切学习西方的举措，此事的成败都不取决于他们。奕訢、李鸿章曾不顾朝野内外的反对，促成了这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大措施，为什么他们却顶不住舆论压力、竟然决定把这些学生撤回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观本来就是矛盾的。奕訢所以要把学生悉数撤回，是因他同意驻美公使陈兰彬的意见：“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二第１６６页。）李鸿章也认为主张撤回者“立言为公”，“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鲜实效”。（李鸿章；《复陈荔秋星使》，光绪五年六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３１-３２页。）在这样的心态指导下，系统学习西学是不可能的。其次，他们的目光短浅，竟担心学习西学的人多无法安置。派幼童出洋一事尚在筹划中，李鸿章已向曾国藩提出：“出洋幼童九十名……分给总署及南北译馆、机器局应用，转相传习，亦可生生不已，否则人多费巨，学成无差无官可以遍为位置。”（李鸿章：《复曾相》，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同上卷十第３２页。）稍后又说：“已去九十人，将来学成，似亦敷用，俟今夏一批启行后，应饬道局通盘筹画，议请截止。”（李鸿章：《复李雨亭制军》，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同上卷十四第１页。）偌大一个中国，有９０个留学生便足够了，这就是洋务运动领袖人物的眼光，这也是坚持官为主体的悲哀：在冗员山积之际，衙门早已人满为患，又哪里去找多余的乌纱帽给他们戴呢！以这样的文化思想为背景，期望洋务派能像日本那样推行新学制就有点不切实际了。
不思改革国家机构也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翻开容闳的自述《西学东渐记》，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在戎马倥偬的天京，他没有忘记建议太平天国培训行政人员，组建现代意义的国家机关。而在洋务运动时期，他同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关系远比太平天国领袖密切，却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参阅容闳：《西学东渐记》第５６-５７、８６-８７页，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时社会的气氛根本不适宜提出这类建议。
当时，了解现代西方的中国人有如凤毛麟角，但在保守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往往处于孤立和受贬抑的状态。他们主要由两类人组成：
一类是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大部分在技术岗位上奔忙，却对社会和国家的改革保持沉默。严复就是其中的典型，１８７９年回国后，他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执教，埋头培养海军人才，直至甲午战败，才忍无可忍奋笔写下惊雷闪电般的几篇雄文。
另一类是外交官，郭嵩焘、曾纪泽、黄遵宪、薛福成等人是其中佼佼者。郭嵩焘从英国归来，许多明达之士都寄以厚望，但在十分压抑的气氛中，他甚至不愿到北京办理例行的销差手续，迳自回家归隐。其他几位处境略好一些，可也没有人想到在内政的改革上认真听听他们的意见。直到戊戌，黄遵宪才有机会在湖南小试牛刀，但也如昙花一现。
１９世纪初，龚自珍已深感中国处于“衰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太平天国以后，中国依然在这样的衰世中沉沦。从文化上看，就是传统文化已经衰败，而新的文化仍是零落的幼芽，于是，满眼都是庸众，在此基础上登上权力最高层的通常也只能是一群庸人。
友：经济是基础，恐怕不能光在文化上兜圈子。
袁：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经济，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解不开的连环扣。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三者在中国大地上交错缠结已经几千年。时至１９世纪，历史已不容许中国悠闲地等待自身经济缓慢地变化再带动整个社会前进，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启动器，这就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滋润和冲击，因为当时世间只有西欧和北美实现了现代化。谁能以开放的心态了解这些人类文明的新成就并结合本国的实际去应用，谁就成为领导本国走出困境的巨人。“心无力者，谓之庸人。”（龚自珍：《王癸之际胎观第四》，同上第１５页。）我说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平庸，就在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头脑空虚，没有汲取人类文明新成果以改造自己国家所必须的知识和胆略，而这又与中国文化的排他性密切相关。
友：老兄的嘴巴走火了！翻翻时下的报刊吧，都在竞相赞扬中国文化宽广博大，善于吸收世界各民族之长！
袁：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概括。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但境内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交融，而且也汲取了不少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可是，不论先秦汉唐的儒家还是宋明以后的儒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在坚持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去吸收别家之长的，其核心观念绝对不容怀疑或更改。从这个基本点来说，其排他性是非常强烈的。从１９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所以如此曲折，付出代价之巨令人不堪回首，不能说同这个抱残守阙的弱点没有关系。明治维新的《五条誓约》之一是“求知识于世界”（《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明治维新再探讨》第１６８页），而同一时期清帝国朝野上下却仍把“以夷变夏”看作离经叛道的滔天大罪，真正认真考虑学习西方之长已经是２０世纪以后的事了，而且还不时涌现千奇百怪的障碍。
中日两国都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为什么后来的差别却如此之大呢？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约二百年期间，中日都采取锁国政策，但西学仍然通过一定的渠道在日本传插。１７４４-１８５２年的１０８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１１７人，译书约五百部，这相当于中国在戊戌维新前翻译西书的总数。中国在时间上晚了约半个世纪，而就从事翻译工作的知识分子说来，加上外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也远远达不到日本的水平。（拙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第６３页，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广州。）在此基础上，中国产生足与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媲美的启蒙思想家也约迟了半个世纪，而出现能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并列而无愧的政府大员则更要晚得多。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提到睁眼看世界，就不能不想到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洋务机构的译书。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等甚至迄今仍在香港、深圳蛇口和沪滨闪光。诸如此类开风气之先的业绩，铭刻着筚路蓝缕的开创者的历史功勋。可是，从全局看它是失败了的实践，而这个现代化良机所以丧失，说到底是由于历史积垢的重负，是中国传统文化封闭性产生的恶果，创巨痛深。
强者永远注视着未来。愿中国人永远以宽阔的胸怀去拥抱世界，愿打开了的国门永远不再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