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祸福，凡有施置，举天下莫能夺。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独奋厉不顾，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变色如铁；或稠人广坐，介甫之人满侧，道原公议其得失，无所隐……如道原者，可以为刚直之士乎！
这些人的共同精神就是刚直、敢言，那么这种行为有什么实际的政治作用呢？
司马光想说的是：只有当不同意见汇聚一堂的时候，才能将利害分析清楚，决策者才能不偏向一端，或者纠正其极端化的主张。熙宁十年（1077）四月，他致信当时的宰相吴充，望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开边，那如何操作呢？司马光提出了“开言路”：
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别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则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开言路，则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127)
元丰五年（1082），司马光在《遗表》的最后也说：
臣窃见十年以来，天下以言为讳，大臣偷安于禄位，小臣苟免于罪戾。闾阎之民憔悴困穷，无所控告，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心。人无贤愚贵贱，莫不知之，而讫无一人敢发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闻谀臣之言，以为天下家给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胜愤懑，为陛下忍死言之。(128)
结合上文所论，司马光的意思就更圆满了：政治的改善，确实需要神宗“毅然奋乾刚之断，悔既往之失”，但他已经暗示，这靠神宗个人是做不到的，因而需要臣僚的努力，即以“异议”之汇聚，改变神宗的意志。这就是他所谓的“开言路”：如果要使君主不为某一种意见（王安石）所左右，就要保证其收到的意见总是多元的。
也许有人会说，“开言路”只不过是劝君主纳谏，这是一个帝制政治下老生常谈的话题，由司马光提出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种说法只是部分正确。与得人一样，司马光并非从君主的角度谈论“开言路”，而是强调臣僚的“异论”推动君主选择的多元化，从而避免陷入某一种错误不可自拔，或纠正某种偏颇。他的潜台词是，靠君主主动纠偏是很困难的，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由臣僚推动。
如果观察司马光在元祐时期的措置，就能更好地理解司马光这一主张的实质与复杂性。神宗去世后，司马光给高氏所进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开言路。元丰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给高氏的《谢宣谕表》中，就说：“陛下实有圣德，知所先务，听政之初，首开言路。”(129)三月三十日，司马光正式上了《乞开言路札子》。他先指出，神宗朝的问题，不是神宗本人的，而是“罪在群臣”；因为近年以来，“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雍而不下达”(130)。所以，当今最为紧急之务，就是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如此则嘉言日进，群情无隐，陛下虽身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陛下所预”。元丰八年五月、六月，司马光又先后上了《乞开言路状》《乞改求谏诏书札子》(131)《乞申明求谏诏书札子》(132)敦促开言路的彻底落实。
与乞开言路同步，司马光上疏要求罢废新法。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司马光上《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133)，意思基本上和他元丰五年所作的《遗表》是一致的，“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但其实在他看来新法没有什么便民益国的内容；司马光又提出最急之务是保甲、免役、将官这三项，并在随后的四月二十七日分别上了三状，乞罢此三种新法。五月二十八日又上《请更张新法札子》(134)；十二月四日又上《革弊札子》(135)敦促落实。
一般认为，司马光请开言路，就是为了罢废新法。这只是看似如此，因为乞开言路与乞罢新法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所谓开言路，意味着多种选择，不一定是要罢新法；即使反对新法，也不一定是要彻底罢废新法。章惇在反击司马光请罢免役法时提道：“（司马光）称：‘臣民封事言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十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臣看详，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马光以其所言异已，不为签出，盖非人人皆言免役为害，事理分明。”(136)因此，绝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同意司马光彻底地、一刀切地罢废新法。
对于这个矛盾，司马光是如何应对的？有记载提到，苏轼与司马光商议役法问题，意见不合，苏轼归家后连呼“司马牛！司马牛！”(137)又称，范纯仁向司马光建议缓行差役，司马光不同意，故范纯仁叹曰：“是又一王介甫矣！”(138)总之，似乎司马光走上了王安石的老路：执拗、听不进不同意见。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司马光自己都未能践行自身的主张。
要说司马光的性格有与王安石类似的固执，大概没有问题。但司马光是否能在政治实践中避免这种固执的危害性，则必须考察元祐时期各项新法到底是被如何处置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一）役法
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司马光抛出了他的《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寻得旨依奏”(139)。但是，这份札子引起的争议却难以平息。右司谏苏辙说：“今但备录札子，前坐光姓名，后坐圣旨依奏。”监察御史孙升也说：“敕文独坐司马光之言。”(140)这说明，其他的宰执都持保留意见。当时的三省宰相是蔡确和韩缜，执政有司马光、张璪、吕公著、李清臣，枢密院长贰则是章惇、安焘。这其中，除了司马光和吕公著，其他皆所谓“熙丰旧臣”，不支持罢免役法也属自然，章惇就有长篇文字逐条批驳司马光札子的矛盾、疏漏。
可是，即便非“熙丰旧臣”者，即使认为章惇的批驳是“处心积虑，欲以倾光”(141)者，也不完全同意司马光的意见。苏辙、王觌、孙升、刘挚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142)。范纯仁更认为，“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盖治道惟去太甚者耳”，“缓行而熟议则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143)。同为执政，又是司马光同道的吕公著，虽不满枢密院长贰章惇、安焘“大段不通商量”，但也建议“望宸衷详酌，或选差近臣三数人，专切详定闻奏”。在他的建议下，终于成立了详定役法所，“宜差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吏部尚书吕大防、工部尚书孙永、给事中兼侍读范纯仁专切详定以闻”(144)。
详定役法所的成立，意味着关于役法的争议超出了司马光个人的控制。在这之后，参与役法讨论的还有范百禄、吕陶、赵瞻、文彦博、苏轼、上官均、刘昱、傅尧俞等。详定役法所内部的意见完全不能统一，苏轼就因为意见不同而请辞详定役法(145)。元祐元年十一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又提出，役法事不能自上而下讨论，而应该自下而上，也就是交由“逐处亲民官、监司相度”，因此朝廷“诏令详定役法所限两月结绝，如限满有未了事，并送户部施行”(146)。但这只是改变了详定的方式，争论并未停止。
而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月抛出建议后，续又于二月十七日上《乞坚守罢役钱敕不改更札子》(147)；详定役法所成立后，又上了《乞申敕州县依前敕差役札子》(148)；元祐元年六月，又上《申明役法札子》(149)。这些都说明，司马光一直在努力“推销”自己的役法方案，但他的威望也无法将己意贯彻下去，他的意见只是诸多意见的一种。
（二）与西夏的关系问题
司马光于元丰八年十二月的《革弊札子》中说：“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敝，其原大概出于用兵。”(150)他认为，正是因为用兵，才有钱财之需求，才导致诸多刻剥之新法，因此与西夏的和平是罢废新法的先决条件。
关于元祐时期宋对西夏之“绥靖”策略及相关争论，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已述之(151)。这个问题至少包含着是否息兵、是否弃地、弃地多少三个层次。息兵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争议，首先提出息兵论的是知庆州范纯仁，他于元丰八年十月建言：“伏望慈圣以陕西生灵之故，稍从其欲。”(152)差不多同时，韩维更明确提出“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153)。但争议就在是否弃地、弃地多少上。
元祐元年二月，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对西夏策略，见于他的《论西夏札子》(154)。他在札子中提出了两个策略：“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前者即是将神宗时代所获西边境土放弃，以怀柔换和平；后者是以重法控制对西夏的贸易，是为以制裁迫使其屈服。关于这两个策略，司马光还分别致书枢密院、三省商议(155)。
司马光认为前者是上策，而后者是下策，但实际上朝廷先采用的是其下策，即禁私市(156)；故司马光深为不满：“岂可弃上策而用下策，舍完全而就有失也！”(157)司马光坚信当“因天子继统，旷然赦之，归其侵地，与之更始”，他非常强硬地说：“若有执政立异议，乞令其人自立文字，若依从其议，它日因此致引惹边事，当专执其咎。”(158)
但是，司马光的强硬并非阻止争论。支持司马光弃地之议的有苏辙、王岩叟、刘挚、傅尧俞(159)；这其中刘挚又认为不能一下就全弃与西夏，当“度其效顺坚决，至于再，至于三，然后以岁月予之”，因此与司马光实则有区别；苏轼也认为，当“艰难其请，不急于和”(160)。与刘挚、苏轼的意见类似但程度不同的是安焘，他在神宗朝就提出，“有非要害处固宜予以示恩”，但绝不同意司马光那种无条件的以土地换和平策略(161)。
尚书右丞李清臣则提出，吕大防、范纯仁“久在西塞”，“其人明审详练，为众所称”，应该访问他们的意见，“以其奏付三省、枢密院，与司马光所言参决利害”；或者应该派遣一人行视边塞，与逐路将帅商量(162)。而吕大防和范纯仁的意见果然与司马光不同。
吕大防认为，弃地之说，“盖思之未熟也”；他主张优择边帅，因为“今日西夏无继迁、元昊之强，中国有练卒精甲之备，苟将帅得人，固无足畏”(163)。与吕大防意见相同的是吕公著，他认为“先朝所取，皆中国旧境，而兰州乃西蕃地，非先属夏人。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岂宜轻以予人？况夏戎无厌，与之适足以启其侵侮之心，且中国严守备以待之，彼亦安能遽为吾患？”(164)此外，元祐元年正月派去“相度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事”的孙路、穆衍，也明确反对弃地(165)。林旦也曾上言，“谓弃地有十不可”(166)。左谏议大夫梁焘后来于元祐四年（1089）说：“朝廷昨来割弃陕西、河东堡寨，已失于前，今外议又传大臣欲以兰州定西一带割赐西人……大臣不务画策制伏外敌，使远人怀德而畏威，但日欲割弃疆土以损国势，非尽忠也。”(167)说明他也反对弃地。另外，据说“范育任熙河经略使日，于元祐弃地画疆之时，独能抗朝廷意指……又尝陈进筑之策”云云(168)。
在弃地问题上，范纯仁的意见接近司马光，但又有所不同。范纯仁认为，不能无条件把土地还给西夏，而是要用土地“换易陷蕃军民生口”(169)。元祐元年三月，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提出了和范纯仁一致的主张：“趣令先以前后战阵掳陷官员、使臣、将吏、丁夫悉归朝廷，其所削之地并从给赐。”(170)到元祐元年七月，宋廷基本采用了他们的建议，达成了以土地换陷蕃汉人的策略(171)。
促使最终定议的重要因素还有老臣文彦博。元祐元年二月时，文彦博就明确同意息兵(172)，但在弃地的问题上他有所犹豫，元祐元年三月时说：“若议及疆土，须庙堂之上众谋大同，苟有后艰，同任其责。或取与之间谋有同异，各述利害，理须明白，后或不应，谋果不臧，自任其责。”(173)这时文彦博没有明确发表意见，只是建议宰执熟议。但到了元祐元年六月，文彦博的态度变得很明确——以土地换暂时和平，“可以粗得整齐兵势，全养民力”(174)。文彦博的这一转变，李焘认为其“论与光合，众不能夺”(175)。
综上，自元祐元年二月司马光进《论西夏札子》后，异论纷纷；元祐元年三月，司马光又进《乞抚纳西人札子》，并进《抚纳西人诏意》(176)；元祐元年六月又进《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177)。他一直是整个策略争论中的一员，他所主张的内容也没有变化，即坚持无条件弃地以换取和平。但是，最终朝廷的策略只是部分和司马光的主张相合：先禁私市，又用降人换土地，最终用来交换的土地也是“除元系中国旧寨及顺汉西蕃境土外”的地方，与司马光的设想也大不相同。更何况随后西夏国内形势的变化也超出了当时的估计(178)。
上面役法、西夏两个例子说明，在重要事务上，司马光的主张不过是多种意见中的一种。在有些场合，司马光占据了优势，但并不总是如此。除此之外的罢青苗、将兵法，乃至用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上，情形都是类似的。可以确凿地认为，司马光主政期间，在多数重要政事上，都做到了各种意见的并存。而多元总是伴随着纷争，可在司马光看来，这就是真正的“开言路”，就是解决政治体走入歧途的最有效方法。纷争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就说明了政治的活力和弹性。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异论、纷争很难说是司马光设计的结果，只不过是他无法控制局面而已。看起来似是如此，但可作为反驳证据的是，元丰八年六月，司马光向高氏奏进“职位卑微如堪大任者”，他提供的名单是：素所熟知的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唐淑问、范祖禹；本不熟悉的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国之老成则有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179)。从这个复杂的名单可见，司马光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标准加于他所看重的臣僚，这么多臣僚之间的争议是他从一开始就必然估计到的，从上面举的两个例子也可见，他接受了这一局面。用苏轼的话来说：“光至诚尽公，本不求人希合。”(180)
但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当议论纷纭之时，如何保证它们不会伤害政治秩序本身？司马光的答案早就有了：当官僚的选任都合理的时候，特别是当官员都有德行的时候，即使出现纷纷异论，也不会伤害到政治体的运转。
在才德问题上，司马光始终坚持“重德轻才”，此点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已述之(181)。庆历五年的《才德论》(182)、嘉祐六年的《论举选状》(183)、英宗治平元年的《贡院乞逐路取人状》(184)、神宗熙宁二年的《议学校贡举状》(185)诸文中，司马光一直都在阐述德行为先的主张，并推销自己的荐举之法。元祐主政后，司马光终于得以践行自己的策略。
在科举问题上，他对神宗朝以经术取人极为赞同，只是批评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因此调整了考试的经义科目；更重要的是他在进士科外，又推出“经明行修科”的方案(186)。元祐元年七月，他又推出了自己的“十科举士”方案，“十科”即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学问赅博可备顾问科、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187)。可以看出，十科在强调德行的同时，强调为不同性质的岗位选择合适的人才。
这其中，司马光特别对监司的选任倾注了很多精力。元祐元年正月，他致书三省云：“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苏息疲民，先须十八路各得好监司一两人，忠厚晓事，忧民忘私，使之进贤退不肖，兴利除害。”他还提道：“前日所草监司资格及委官荐举文字，不知诸公曾遍见未？若如此可行，则早告进呈施行。”(188)随后二月，朝廷即下诏举监司，乃用司马光之意(189)。司马光还认为，王安石变法以来所置提举官，“乃病民之本源”(190)。根据其建议，朝廷下诏罢诸路提举官，并重申了诸路宪、漕的本职，且对其候选人的资序提高了要求(191)。八月，针对御史韩川提出的“监司不当拘限资格，专任举主，当令宰相自加选择”之说，司马光又进行了反驳，重申了监司的人选应该“累任亲民”，且指出执政数人所见、所选有限，故自己的十科方案中有“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192)。
总体而言，荐举在司马光德行为先的选材策略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他任相期间密集发布荐举条令；元祐元年九月，翰林学士苏轼言：“臣请略举今年朝廷所行荐举之法，凡有七事：举转运提刑一也，举馆职二也，举通判三也，举学官四也，举重法县令五也，举经明行修六也，举十科为七。”(193)
当然，司马光的人才标准、选任方案，与他提出的其他任何方案一样，也不是没有遇到异议。即使如此，司马光主政期间对科举、官员选任的重视，特别是对官员德行的强调，成为元祐政治的第二个特点。这种主张并非新造，而是司马光原来就有的，但在此时的政治安排中，却具有了特殊的针对性。
提倡多元意见与官僚选任，构成为司马光元祐施政的两大支柱。罢废新法只是具体的政事，而贯穿这些政事的理念是他从仁宗、英宗、神宗朝不断思索政治现实的结果。回顾司马光自仁宗后期至哲宗元祐元年间的政治主张和实践，可以说，正是最后一年的执政使得他的政治理论体系得到了补完。
司马光相信，强调君主在政治秩序中的核心作用，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所以他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说了差不多的话。但是，英宗，特别是神宗朝给他的这一观点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如何纠正一个作出了错误选择的君主，如何将政治秩序恢复正常？司马光开始侧重政治体的整体性，强调发挥君主之外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他尤其认为，保证政治体中各种意见的并存、交锋，不但不会破坏政治体的稳定，反而会有拨乱反正的效果，会巩固政治体的基础。这种“多元主义”观点，也使得司马光一直所强调的人才、德行优先具有了新的针对性——选贤任能，德才孰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司马光的政治多元立场上，这种对人才，特别是对德行的强调，成了消解政治争议副作用的有效手段。
五 本节结语
当研究者探讨中国中古政治家的思想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并非不注意政治家的实践，而是将其思想、实践视为一种定格的事物。在帝制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所能发挥的创造性始终是有限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并不是总能提出别出心裁的政治理论，而是能将固有的政治主张作不同的强调、不同的组合。这是中国中古政治理论的特色所在。
孤立地看司马光的任何一项政治主张，根本不会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引人之处在于，司马光不断地思考着解决政治难题的方法——即使他武器库里的选择总是那么有限。到了晚年，他坚信找到了将政治秩序永恒地维持下去的武器组合；他相信自己经历、考虑了破坏政治秩序的主要危险，并找到了解决方案。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心目中最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王朝的兴衰起落，所以他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能够避免本朝的衰落，这是他一生所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而他在晚年所得到的答案是：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的选才策略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一组合，就是司马光的建设性所在。
理解了这一“建设性”，司马光对新法的“破”就更容易理解了：罢废新法就是为了恢复一个有效的政治体；进而通过当下的努力，该政治体中的君主是理想的，各级臣僚也选择合理，上下各位置的人都发挥作用——这就是一个“虽亘千万年无颓坏”的“巨室”(194)。正是这种理念，使司马光坚信全面、快速罢废新法是必须，且其副作用都是可以忽略的，有人提醒他更张熙丰法度可能会有后患，司马光的回答是：“天若祚宋，必无此事。”(195)
当然，元祐以后的政治绝非像司马光所预想的那样展开，这在本书第二章将重点阐述。但无论如何，上述就是司马光的蓝图，元祐政治的重要起点。下节将要讨论的，则是元祐政治的另一重要起点：垂帘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