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刘氏与高氏垂帘仪制也有不同，最明显的是视事频率。仁宗时刘后五日一垂帘，哲宗朝延和视事则是两日一次。这直接说明了高氏参与朝廷日常事务的程度超过仁宗前期的刘氏。更重要的是，前面提到的整个中枢权力层级的构造，就是围绕着这一视事频率而展开的。
文彦博先是六日一朝，后是十日一朝；吕公著则是二日一朝，都是在双日，这与太皇太后在延和殿垂帘听政的日子是吻合的。前引司马光奏提供了五日或六日一入朝两个选择，并特意提到：“今缘双日垂帘，故有至六日时。”最终高氏选择了六日一朝，将文彦博的入朝日安排在垂帘日。关于吕公著入朝日的安排也是如此：
诏：“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遇后殿垂帘，同三省进呈，六参日仍起居奏事。”自两宫同听政，常以双日于延和殿垂帘，故诏公著二日一入朝，然皇帝乃五日一御前殿视朝，皆只日也。于是公著复请六参日仍起居奏事，庶得瞻望皇帝清光。诏从之。(291)
吕公著坚持六参日在前殿起居奏事，为的是在礼制上尊重君主。但二日一入朝，则是到后殿参与实质的政务商决。
南宋洪迈曾评论文彦博之命说：“潞公此命，可谓郑重费力，盖本不出于主意也。”(292)“郑重费力”之说没有错，司马光与高氏确实就文彦博的任用问题多次往复。但是，“本不出于主意”之论，则是没有看穿高氏的心思——高氏需要的就是文彦博这样的人。作为女主，正值政策变动之际，高氏希望人们相信，朝廷所行乃是她与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这样的重臣、老成之人深思熟虑的结果，以此镇安人心。
比如，上节提到，在元祐元年对西夏的政策问题上，司马光坚持弃地，而臣僚却有很多异议；但是，原来态度模糊的文彦博在元祐元年六月突然变得很明确，也主张以土地换暂时和平，“可以粗得整齐兵势，全养民力”(293)，于是其“论与光合，众不能夺”(294)。还有一个例子是元祐四年（1089）的车盖亭诗案，时宰执范纯仁、王存二人因为不主张严惩蔡确，事后上章乞罢，“皆留中不出，亦不批答，亦不封还，亦不遣使宣押。文彦博同执政入对，遂定议”，当晚就锁院草制(295)。可见，高氏在等待文彦博的意见，再作出最后定夺。有学者指出，仁宗朝刘后垂帘倾向于利用近臣或亲近之人，如宦官、外戚等，而高氏垂帘则更多地仰赖官僚群体(296)。这一观察应该是合理的。
通观整个元祐垂帘体制，首先是双日延和视事，然后是整个中枢体制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以三省同进呈、共聚议、宰相之上设“贵官”的方式，突破了元丰三省制，在最高层政治体制中形成了一种有差等、有序列的权力格局。正是这种格局，有力地保证了高氏、司马光等对于政策走向的掌控。
五 本节结语
元祐垂帘体制虽然是非常之制，但是相当有效。类似的过程在北宋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第一次在真宗（997—1022在位）、仁宗之际，虽然以“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的形式完成了政权相对平稳的过渡，但政治的暗潮却不断涌动，刘太后、皇帝、臣僚之间的权力分配始终是个问题(297)。第二次则发生在英宗（1063—1067在位）即位初期，英宗虽已成年，但一度病重，仁宗后曹氏于是“权同处分军国事”，但曹后和英宗的矛盾却成为大问题，赖诸多朝臣苦苦调解。历史的经验说明，太后垂帘是权力过渡的有效方式；也说明，太后垂帘在权力分配上带来了新的矛盾。但是，在元祐垂帘体制下，高氏通过前述有层次的权力格局有效化解了矛盾，掌控了朝政，保证了高氏的意志得以贯彻下去，当然司马光的设想也因为得到了政治体制的保证而得以推行。
但是，女主垂帘肯定是暂时之制。后来，绍圣元年（1094）的监察御史周秩说：“遗诏明白，必以嗣君为主，则光岂不知当循皇家父子之正统？”(298)也就是说，垂帘体制的核心是高氏作为女主掌控朝政，没有考虑到年幼的哲宗，而随着他的成年，这一体制的危机也日益显现。当然，危机还不仅仅在于哲宗的成年，下一章会具体谈到。
综合本章三节的内容，可以对“元祐政治路线”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它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政策层面的，即反对、全面罢废熙丰之政；其次是构想层面的，主要是司马光的设想；最后是体制层面的，即元祐垂帘体制。这一路线有其特点。首先，该组合的三个层次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各有自己的独立性，面临不同的挑战，有不同的弹性和变化步骤。其次，元祐政治路线本身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结合：一个权宜的政治体制，保证了高氏、司马光这种“少数派”的构想，故这种结合肯定是不稳固的，当垂帘这一非常之制走向危机的时候，非主流的政治设计也在被逐渐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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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称《东都事略》卷九五《曾布传》，第818页。
(2)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84-89页。罗氏所论人员主要是：蔡确、章惇、苏轼、范纯仁。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条，第8828、8829页。
(4) 陈瓘《四明尊尧集》卷五，第733页。
(5) 《苏轼文集》卷四九《答张文潜县丞书》，第1427页。
(6) 《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丁丑条，第8477页。
(7) 《长编》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甲申条，第8811页。
(8) 《长编》卷三五〇，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条注，第8391-8392页。《吕氏家传》也有类似记载，见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二《崇政殿说书荥阳吕公》引，第641页。
(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130页。
(10) 苏辙《栾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第1120-1121页。
(11) 《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戊寅条，第8678页。
(12) 《长编》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庚戊条，第8721、8723页。
(13) 《栾城集》卷三六《乞选用执政状》，第635页。
(14) 《司马光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第988页。
(15)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四二《上神宗答诏论彗星》，第439页。
(16)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上哲宗论更张新法当须有术》，第1285页。
(17)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87页。王菡《范纯仁生平事迹钩沉》，张希清、范国强主编《范仲淹研究文集》（五），第189-190页。
(18)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86页。
(19) 《苏轼文集》卷五一《与滕达道·八》，第1478页。
(20)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第366-367、381-383页。
(21)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五〇《上哲宗论七事》，第1712页。
(22) 参见王琦珍《曾巩评传》，第18-19、30-32页。
(23) 《曾巩集》卷三〇《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第442页。按此札即《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所收之《上神宗乞兢兢寅畏以保祖宗基业》，然《奏议》以为其时在熙宁三年，误。
(24)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第10808页。
(25)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第367页。
(26) 《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九月戊午条，第8602页。
(27) 吕陶《净德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4-5页。
(28)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五八〇，第72册，319页。
(29) 《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106页。
(30)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一《中书舍人曾公》，第647-650页。
(31) 《曾巩集》附录《行状》，第793页。
(32) 吕陶《净德集》卷二二《朝奉大夫知洋州杨府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186页。
(33) 杜大桂《琬琰集删存》卷二《鲜于谏议侁墓志铭》，叶20b。
(34) 参见小林隆道《宋代中国の统治と文书》，第445-455页。
(35) 《金石萃编》卷一四二《韩宗道墓志》（曾肇撰），第2640页。拓片见《北图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1，第11页。
(36) 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三《王公仪神道碑》（王森撰），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21册，第16048页。拓片见《北图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0，第131-132页。
(37) 毕仲游《西台集》卷一三《仓部郎中王公墓志铭》，第177页。
(38) 《东都事略》卷九六《安焘传》，第820页。
(39) 《长编》卷三三七，元丰六年七月丙辰条，第8118页。
(40) 参见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185-237页；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89页。
(41) 漆侠《王安石变法》，第205-206页。
(42) 参见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第165页。
(43) 王曾瑜先生指出，宋朝的地主阶级确实存在阶层之分，但试图用这种阶层的划分去“不费力气地分析宋朝地主阶级内部各种斗争，仍然是不妥当的”。见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概述》，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4期，收入氏著《涓埃编》，第216页。
(44) 参见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第147-154页；王菡《宋哲宗》，第22-23页。
(45) 《长编》卷二〇七，治平三年正月丙子条，第5029页。
(46) 《司马光集》卷三四《上皇帝疏》，第794页。
(47)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一《丞相申国吕正献公》，第619-620页。
(48) 参见黄燕生《宋仁宗》，第251-272页。
(49) 《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丁卯条、己巳条，第8766-8767页。
(50) 《长编》卷三九五，元祐二年二月丁亥条，第9616-9625页。
(51) 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第173页。
(52) 《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九月戊午条，第8602页。
(53)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43-446页。
(54)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第22页。
(55)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92-397页；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511-521页。
(56) Anthony William Sariti，“Monarchy，Bureaucracy，and Absolutism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su-ma Kua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2，no.1（1972）：53-76.
(57) 陈克明《司马光学述》，第138-150页。
(58)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229-233、248-258、263-265页；另参见同作者《政府、社会和国家——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观点》，收入田浩主编《宋代思想史论》，第111-183页。
(59)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88-139、279-314页。
(60) 参考Ji，Xiaobin，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A.D. 1019-1086），pp.181-183。
(61)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一《丞相申国吕正献公》，第638页。
(62)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232页。亦参见陈克明《司马光学述》，第138-150页；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336页。
(63) 《司马光集》卷六六《闻喜县重修至圣文宣王庙记》，第1367页。
(64) 《司马光集》卷七〇《贾生论》，第1425页。
(65) 《司马光集》卷七三，第1473-1474页。
(66) 《司马光集》卷七三《京房对汉元帝》，第1484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臣光曰”中对京房、汉元帝之对亦有类似评论，见《资治通鉴》卷二九，汉元帝建昭二年，第930页；此卷奏进时间在治平四年（1067）四月。见梁太济《从每卷结衔看〈资治通鉴〉各纪的撰进时间》，收入氏著《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第5页。
(67) 《司马光集》卷七二，第1462页。
(68) 《司马光集》卷七一，第1446-1447页。
(69) 《司马光集》卷一八，第527页。司马光以“仁、明、武”为人君之大德，其思想渊源当是《中庸》及他所酷爱的扬雄《太玄》二者。《中庸·哀公问政》载孔子言：“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又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司马光对《中庸》有偏好，有《中庸大学广义》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第48页），已佚。《太玄》：“故玄者用之至也。见而知之者，智也。视而爱之者，仁也。断而决之者，勇也。”（见扬雄撰、司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七《玄攡》，第216页）
(70) 《司马光集》卷一八、卷一九《进五规状》，第536-549页。
(71)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231页；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93-95页。
(72)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232页。
(73)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279-283页。
(74) 《司马光集》卷二二《谨习疏》，第606页。
(75) 包弼德《政府、社会和国家——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观点》，《宋代思想史论》，第131页。
(76) 《司马光集》卷二六《上殿札子第二道》，第668页。
(77) 《司马光集》卷二八《上殿札子》，第695页。
(78) 《司马光集》卷二八《二先札子》，第703页。
(79) 司马光《稽古录》卷一六《历年图序》，第649页。
(80) 《稽古录》卷一六《历年图序》，第652页。
(81) 《司马光集》卷二七，第685页。
(82) 同上书，第691-692页。
(83) 《司马光集》卷二八《乞延访群臣第二札子》（治平元年六月），第707页；卷二九《乞延访群臣第三札子》（治平元年六月），第719-721；卷三〇《延访群臣第四札子》（治平元年八月），第733页。
(84) 《司马光集》卷三四《乞转对札子》，第799页。
(85) 《司马光集》卷三五，第807页。
(86) 《司马光集》卷三四《上皇帝疏》，第794、795页。
(87) 《司马光集》卷二六，第667页。
(88) 《司马光集》卷七〇《知人论》（嘉祐二年作），第1432页。
(89) 《司马光集》卷二六《上殿札子第一道》，第667页。
(90) 《司马光集》卷三〇《上殿札子》，第731页。或作“陈治要上殿札子”。
(91) 《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辛亥条，第4868页。
(92) 《司马光集》卷三四，第795页。
(93) 《司马光集》卷三四《濮王札子》，第801页。
(94) 《司马光集》卷三五《论安懿皇札子》，第810页。
(95) 同上书，第811页。
(96) 同上书，第812页。
(97) 《司马光集》卷三五《乞留傅尧俞等札子》，第812页。
(98) 《司马光集》卷三六《作中丞初上殿札子》，第826-827页。
(99) 《司马光集》卷三六《听断书》，第834页。
(100) 《司马光集》卷三六《乞不更责降王陶札子》，第836页。
(101) 参见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142-144页。
(102) 《司马光集》卷三六《宰臣押班第二札子》，第831页。
(103) 《司马光集》卷四〇《体要疏》，第897页。
(104) 同上书，第897-899页。
(105) 司马光《潜虚》，《四部丛刊三编》本，第2a-3b叶。
(106) 《司马光集》卷四〇《体要疏》，第899页。
(107) 同上书，第900-901页。
(108) 同上书，第903页。
(109) 这当然不是司马光第一次提出政治体的等级原则，《资治通鉴》的第一条“臣光曰”其实就谈到了政治体的上下等级，以腹心与手足、根本与枝叶比拟；该条的奏进时间大概在治平四年的四月末到九月末（梁太济《从每卷结衔看〈资治通鉴〉各纪的撰进时间》，收入氏著《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第2-3页）。但是，这条“臣光曰”的核心论点还是“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即天子要维持上下之分。
(110)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一五《顾问奏对·司马温公》，第181-182页。
(111) 《司马光集》卷七一《功名论》，第1437-1442页。
(112) 《司马光日记校注》，第102-103页。参见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一五《顾问奏对·司马温公》，第183页。
(113) 《司马光集》卷四一《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第919-920页。
(114) 《司马光集》卷六〇，第1256页。
(115) 《司马光集》卷四五，第965页。
(116) 《司马光集》卷五七，第1202-1203页。
(117) 《司马光集》卷四〇《体要疏》，第904页。
(118) 同上书，第905页。
(119)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五《上神宗论王安石》，第1255页。
(120) 《司马光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第964、971-9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