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各种“党”？平田茂树曾将“元祐党人”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加以考察，认为该集团的核心力量是“刘挚党人”，他们是以“言路官”为中心的政治集团(1)。而“刘挚党人”的形成，与刘挚的关系网及其出生地、生活地密不可分，即刘挚通过地缘、血缘、婚姻、学问、职业等关系，营建了一个日常关系网(2)。近又有学者指出，元祐“朔党”领袖皆与韩琦、韩忠彦父子关系密切，所争者私利，主要是排击文彦博、范纯仁等，为刘挚与韩忠彦争宰执之位(3)。
这样的研究，力图追踪“朋党”的社会基础或利益谱系，自然有重要学术意义。但是，更原初性的问题其实是：元祐诸党，到底是真的存在于现实政治中，还是主要存于议论之间？
本节提供的答案主要是后者，试图传达的观点是：恰是某些政治观念、政治诉求导致了元祐时期诸多“党”名目的出现。本节要探讨发生于元祐前期的几场主要政治风波——苏程之争、言事官之党与韩氏之党、车盖亭诗案，力图呈现诸“党名”的背景。因为同一政治舞台上各角色的政治观念和诉求总是多样的，故导致诸党名出现的原因就也是多样的。
一 苏轼与程颐
元祐政治纷争，最醒目的自是源于邵伯温的洛、蜀、朔党说。对此，王曾瑜先生已经作了仔细的剖析，指出了几个重要的事实：首先，无论是苏轼还是程颐被攻击，都难以纳入洛蜀朔党争的背景；其次，从元祐二年（1087）至元祐八年（1093），基本由台谏官所挑起的十起政治纷争，也很难放到洛蜀朔党争的框架；最后，元祐时候层出不穷的政治风波，情况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套用洛蜀朔党争说(4)。
如果洛蜀朔党争的分析框架是难以成立的，那么如何看待元祐时期一系列的政治纷争？先从苏轼、程颐说起。
苏轼在元祐时期三度在朝，两度出知地方，只有他在朝中的时候，争议才出现。苏轼自己说：
臣退伏思念，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5)
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八月自知登州被召还为礼部郎中，十二月任起居舍人；元祐元年（1086）三月任中书舍人，四月参议役法，九月任翰林学士。更准确地说，对苏轼本人最直接的批评就出现在他任翰林学士之后。随着苏轼元祐四年（1089）三月出知杭州，争议也就暂时平息了，元祐六年（1091）苏轼被召还后说：“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6)当然，元祐六年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元祐七年再回朝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都伴随着批评与争议。
翰林学士、六部尚书，是宋代最有可能成为执政的官职。翰林学士自宋初以来就是最有可能执政的“四入头”之一(7)；元丰以后，六部尚书实任其职，升为执政者多有其人(8)。因此，苏轼在任翰林学士后成为政治纷争的核心人物，说明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对他入参大政的担忧。这种情绪，在当时有着较为特殊的背景。
元祐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苏轼自中书舍人被除为翰林学士，二十八日监察御史孙升上言论祖宗用人重“德业器识”而轻“文章学问”，反例是王安石：
王安石擅名世之学，为一代文宗，方其居讨论润色之职，陈古今治乱之言，朝廷为之侧席，中外莫不引颈。一旦遭遇圣明，进居大任，至言不践，旧学都捐，摈斥忠良，弃众自用。趋近利，无远识，施设之方一出于私智，以盖天下之聪明。由是言之，则辅佐经纶之业不在乎文章学问也。(9)
这不是孙升第一次批评王安石，数月前他说：“王安石履君子之操，谈先王之言，先朝委国而听之。然安石天资强愎，弃众自用，趋近利，无远识，非宰相之器。”(10)这两次上言都认为王安石刚愎自用、所用非所学，相信包括司马光、苏轼在内的很多人都是认同这一看法的。但是，孙升在第一次上奏中，并未认为“王安石履君子之操，谈先王之言”本身是有问题的，而在九月奏中，却将诸多问题的原因归诸“文章学问”，得出了“辅佐经纶之业不在乎文章学问”这一结论。
这一结论所指就是苏轼，他在奏章的“贴黄”部分托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此所以不能自重，坐讥讪得罪于先朝也。今起自谪籍，曾未逾年，为翰林学士，讨论古今，润色帝业，可谓极其任矣，不可以加矣。若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11)
这就是孙升的“预警”：一个像苏轼这样“文章学问中外所服”的人，加之他新法“受害者”的经历，随时有可能成为宰执。同时，苏轼也可能成为第二个王安石，即“至言不践，旧学都捐，摈斥忠良，弃众自用”。
孙升其人，有《孙公谈圃》传世，其意既不满苏轼，也不满程颐，四库馆臣以为系“于党籍之中，又自行一意者”(12)。余嘉锡则认为，孙升应该是“朔党中人”(13)。无论如何，孙升并非站在苏轼的直接对立面上，也不是为了单纯攻击苏轼而上言。
一年之后，元祐二年（1087）九月，侍御史王觌在论及苏程之争时，一方面对苏轼和程颐各打五十大板，认为“若使二人者言行全无玷阙，亦安得致人言如此之多也！”另一方面，王觌将矛头对准了尚任翰林学士的苏轼：
但庙堂之上，若使量狭识暗，喜怒任情如轼者，预闻政事，则岂不为圣政之累耶？然轼之文采，后进少及，陛下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遽及于大悔吝。(14)
王觌也认为，苏轼不能“预闻政事”，不能“大用”。元祐二年十二月，苏轼所拟试馆职策题再度引发争议，王觌又上言：
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是故见于行事者，多非理义之中；发为文章者，多出法度之外……臣见轼胸中颇僻，学术不正，长于辞华而暗于义理。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朝廷或未欲深罪轼，即宜且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15)
这次上言更为明确地指出了苏轼在朝危险所在，即认为苏轼学术不正，如果进用，则最有可能“立异妄作”。
王觌其人，熙宁中为韩绛所赏识，刘攽也荐其“学问通达，不惑异说”，“孝弟见称”，“行己有耻”；元祐中，吕公著、范纯仁俱荐其可大任(16)；刘挚则认为王觌为“韩氏所引”(17)，乃指韩维。以上背景，再观王觌在苏程之争及苏轼两次策题风波中的发言，他也非苏轼的直接政敌，皆就事论事，《宋史》本传称其“清修简澹”，“持正论始终”是有道理的。
最先批评元祐二年末苏轼所拟策题的人是监察御史杨康国，云“于朝堂见百官聚首，共议学士院撰到召试廖正一馆职策题，问王莽、曹操所以攘夺天下难易，莫不惊骇相视”，但杨康国并没有明指策题的作者是苏轼(18)。数年之后，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辙任尚书右丞，身为右司谏兼权给事中的杨康国对苏轼、苏辙兄弟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批评：
（苏）辙有六事而陛下不以为过，此恐陛下以辙兄弟并有文学，所以眷奖之厚而用辙之坚也。果如此，则尤不可也。陛下岂不知王安石、章惇、吕惠卿、蔡确亦有文学乎？而所为如此。若谓辙兄弟无文学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学乃学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致，亦类其为人也……其学如此，安足为陛下谋王体、断国论，与共缉熙之事哉！王安石以文学进，而天下扰扰，此陛下所知也。(19)
杨康国的本意是弹劾苏辙，但连带批评了苏轼，而苏轼正被任为翰林学士承旨，极有可能跨入执政的行列。在杨康国看来，苏轼类似王安石的地方就在于有“文学”却“无安静理致”，极易造成类似王安石执政的局面——“天下扰扰”。
杨康国何许人也？他的资料不多，刘安世说他由胡宗愈荐为御史(20)，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从种种迹象看来，杨康国与刘挚的关系更近一些。元祐五年（1090）八月，刘挚乞罢门下侍郎，身为殿中侍御史的杨康国上言，称刘挚“高材远识，公正不倚，有以大过人者，此不独天下所共知，亦为陛下所知久矣”，请高氏勿听其去(21)。再者，元祐六年（1091）御史中丞郑雍弹劾刘挚时，列出了所谓的刘挚党人姓名三十人，其中就有杨康国(22)。又元祐八年（1093），应杨康国之请，刘挚为其父杨整作墓志铭(23)。根据这些信息，杨康国可谓“朔党”或“刘挚党”(24)。则杨康国也非苏轼的直接政敌。
论及元祐二年末苏轼策题的还有赵挺之。杨康国上言数日后，赵挺之才将矛头直指苏轼，先说苏轼所荐王巩、黄庭坚乃“轻薄虚诞”之人；接着因策题批评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纵横揣摩之说”，“设心不忠不正”(25)。赵挺之为什么攻击苏轼？苏轼自己对此有解释：一是元丰末年赵挺之在德州与黄庭坚结怨；二是赵挺之召试馆职时，苏轼公开说他“聚敛小人，学行无取”；三是苏辙弹劾过赵挺之妻父(26)。此外，吕陶曾说，赵挺之“从程颐学”(27)。这些因素加起来，可以说明赵挺之攻击苏轼并非站在第三方的立场，而是苏轼的直接政敌。这是他与杨康国很不同的地方。
除了杨康国、赵挺之，元祐三年（1088）五月，刘安世（被指为“朔党”骨干）在论及胡宗愈时也说，“苏轼试馆职策题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汉室之事以为问目，士大夫皆谓其非所宜言”(28)，十月又言此事(29)。不过刘安世并没有进一步的陈说，此处暂置不论。
元祐时期对于苏轼的批评，还可提及监察御史王彭年于元祐四年二、三月之上言。当时苏轼的另一身份是侍读，为哲宗赵煦读史，王彭年对苏轼所讲汉唐史“多以人君杀戮臣下，及大臣不禀诏令，欲以擅行诛斩小臣等事为献”极不认可：
若此言者，殊非道德仁厚之术，岂可以上渎圣聪！轼之性识险薄，以至如是，轼之奸谋，则有所在。窃恐欲渐进邪说，大则离间陛下骨肉，小则疑贰陛下君臣。奸人在朝，为国大患，不即远逐，悔无及矣。原轼之心，自以素来诋谤先朝语言文字至多，今日乃欲谋为自完之谋，是以百端奸谲，欲惑天听。若此人者，岂宜久在朝廷！(30)
王彭年共上了两奏，还提到苏轼于讲筵读史之际“妄论政事”。不过，李焘认为，王彭年的这两份奏疏“或有所假托，未必彭年当时果有此等奏也”(31)。但王彭年这段批评放在当时还是可以理解的。
又元祐七年（1092）苏轼任兵部尚书时，杜纯任兵部侍郎，他在给女婿晁补之（同时也是苏轼的门下士）的信中谈及苏轼，既说二人“联职甚亲”，却又“怪其尚气好辩”(32)。杜纯本与韩维关系紧密(33)，而苏轼自言“韩氏之党，一例疾臣”，不过杜纯在给晁补之的信中论苏轼之短，显非意气之争，乃是平心之论。实际上，杜纯不但与韩氏关系密切，熙宁年间还得到过王安石的赏识，元祐初推荐他的人除了韩维外，还有范纯仁、王存、孙永(34)。
以上简单地陈述了元祐时期对苏轼“有内容”的批评及批评者的背景。除掉有私怨的赵挺之和有疑问的王彭年，其余孙升、王觌、杨康国、杜纯对苏轼的批评有相当的一致性，主要是提到了苏轼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最主要的参照者就是王安石，孙升、杨康国都直接指出了苏轼与王安石的相似性，而王觌、杜纯对苏轼的批评也可以毫无障碍地放到王安石身上。
如果考虑到以上批评者出处各有不同，就可以理解，苏轼在元祐时期的遭遇，并非因某一派系与之为敌，而是与当时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思分不开。有一种主流的政治情绪认为，让王安石、苏轼这样在士人中有高度的号召力、学术上有强烈的吸引力、性格鲜明的人物介入高层政治、行其所学，就极有可能“立异妄作”“无安静理致”，这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危险。朱熹也看到了这一层意思，他在论苏程之争时说：
从其（按，指苏轼）游者，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就中如秦少游，则其最也。诸公见他说得去，更不契勘。当时若使尽聚朝廷之上，则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为无稽，游从者从而和之，岂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许多败坏之事未出。
但教东坡作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35)
朱熹对苏轼执政所可能带来的破坏性之估计，非常恰当地反映了元祐初年的政治情绪。
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解释程颐为什么屡致人言。可以简单地看看程颐受到哪些批评。
首先是苏轼，自称“素疾程颐之奸”。苏轼批评程颐什么呢？根据吕陶的转述，苏轼在司马光葬礼问题上讥讽程颐“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大意是讥其腐儒不知变通，不合时宜。邵伯温在概括苏程结怨之端时说：“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抗侮。”(36)
孔文仲、吕陶都与苏轼关系比较近，对程颐的批评也很严厉。孔文仲说：
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访闻颐有家不及治，有禄不及养，日跨匹马，奔驰权利，遍谒贵臣，历造台谏……陛下以清明安静为治于上，而颐乃鼓腾利口，间谍群臣，使之相争斗于下，纷纷扰扰无有定日，如是者弥年矣。(37)
去掉尖刻的语气，孔文仲认为程颐的主要问题是“奔驰权利”，不肯安静，制造政治纷争。吕陶则说：
讲读之罢，往往与内侍密语，非其体也。向者皇帝陛下偶因发嗽，未御讲筵，颐乃申请乞今后须得关报，亦骇中外之听，不知义也。详定学制，疏缪无取，礼部逐一驳正，三省至今依违未决，议者非之。(38)
吕陶之意，主要是批评程颐处朝中言行不得体，略暗示其学术无取。
除了被指为蜀党的吕陶、孔文仲，元祐二年（1087）四月，给事中顾临也反对程颐于延和殿讲读的请求(39)。顾临其人，虽然也曾得到苏轼的称赞，但同样也得到梁焘（被指为“刘挚党”或“朔党”）的称赞(40)。玩味程颐对顾临的反驳之辞，主要指顾临不知以道尊君，不知慕先王之道(41)。《宋史》本传称顾临“通经学，长于训诂”，说明了他和程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取向，二人之分歧当源于此。
此外，刘挚被邵伯温指为“朔党”领袖，他说，若认为程颐“特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或者“亟欲得台谏、侍从者”，这样的意见都太过了，但“是非疑似亦不可以不察”，出于围绕程颐的种种争议，刘挚一开始希望不要召用程颐(42)。后来，刘挚又批评程颐所定太学条制“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43)。针对太学条制，胡宗愈也认为程颐的设计没有道理，“因深斥颐短，谓不宜使在朝廷”(44)。
刘安世被指为“刘挚党”骨干，他于元祐三年（1088）五月言：“欧阳棐自来与程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吕公著、范纯仁子弟，荐绅之间，号为‘五鬼’。”(45)也谈到了程颐“奔驰权利”的问题，这与孔文仲之说接近。
又元祐七年（1092），程颐服除，御前讨论其任命时，苏辙说：“颐入朝，恐不肯静。”得到了高氏的认可(46)。同时批评程颐的还有殿中侍御史吴立礼：
方其起自布衣，劝讲帷幄，简拔进用，可谓不次矣。不能安命循理图报厚恩，而怙势要权，日走执政、谏官、御史之门，以游说为事业，肆其喜怒，妄以进退人物为己任。盖其言伪而辨，学非而博，足以鼓动搢绅，欺惑当世。(47)
吴立礼认为，程颐“以游说为事业，以捭阖为功能，邪说诡辞足以乱政”，也是针对程颐入朝所带来的风波。吴立礼的资料不多，被郑雍列为“刘挚党人”(48)。
又，监察御史董敦逸也批评程颐“怨躁轻狂，不可缕数”，“奔走权门，动摇言路”，又“肆为狂言，至引孔、孟、伊尹以为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惑众慢上无甚于此”(49)。董敦逸以劾苏轼著称，不属于所谓的蜀党，自是无疑。
概览程颐在元祐初与元祐七年所受的批评，并非仅来自某一派系。其中有些批评指责程颐人品低下，多言过其实，范祖禹为程颐辩护说，“颐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固有之。而言者谓颐大佞大邪，贪黩请求，奔走交结；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也……颐，匹夫也，有何权势动人，而能倾大臣、役台谏？”(50)这些辩解都是可以成立的。
抛开上述批评中的意气之辞，众人的指责多集中在程颐游说乱政、高自标榜，其主张迂阔不合时宜，一言以蔽之——不能安静，这与苏轼受到的批评有类似的地方。范祖禹曾以“自古处士入朝，无有不被谤毁”来解释程颐的遭遇(51)，但程颐的问题其实不同于一般的处士被召，他与苏轼一样，在士人中有高度的号召力、学术上有强烈的吸引力、性格鲜明。而这样的特点，在当时以王安石为戒、取于“安静”的政治氛围中，引起了深刻的警惕、反感。
当然，程颐以布衣召，起点与苏轼不可同日而语，但其门人也努力造势，王岩叟“言先生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愿加所以待先生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朱光庭“言先生乃天民先觉、圣世真儒”，“又言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圣人之道至此而传”等等(52)。程颐也自视甚高，自觉是“以道学辅人主”，自以为得圣人之学于遗经，“以身任道”(53)。如此种种，正是争议之源。
综上所论，在元祐政治中，真正能说明问题的不是苏程（或洛蜀）相互之间的矛盾，而是他们二人为什么共同成为批评、警惕的对象。这不是洛蜀朔党争、元祐党内部分裂这样的说法能够解释的，而是一种流行的政治情绪的反映：在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参照下，“安静”成为一种主流的政治追求；而对“安静”威胁最大的，就是苏轼、程颐这两位文宗、儒宗，他们与王安石的相似性是如此地明显。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种“安静”，主要是指施政的层面，针对的是王安石变法于“二三年间，开阖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数十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这一状况(54)。或者说，是以审慎、保守的施政风格取代熙丰时代的更革。而如果要谈到元祐政治的人事层面，则远远谈不上安静，纷争层出不穷，这是下面要讨论的。
二 言事官之党、韩维之党
首先要谈到的还是与苏轼、程颐有关，即元祐元年末的苏轼策题案。十二月，学士院试馆职，其策题乃翰林学士苏轼所拟，其中说：
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55)
策题原来有三道，第一、二道系邓温伯所撰，第三道乃苏轼所撰，三道皆由苏轼“亲书进入，蒙御笔点用第三首”(56)。这道策题引发了一次较大的政治风波。
右司谏朱光庭认为苏轼贬损祖宗，欲朝廷正其罪；于是朝廷“诏特放罪”——既然是“放罪”，那么朝廷还是认为苏轼有罪；但朱光庭对“放罪”的处理不满，“又言轼罪不当放，其言攻轼愈峻，且称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颐”；紧接着苏轼上章自辩，朝廷于是“收回放罪指挥”，意味着苏轼实无罪，结果又引来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上章，支持朱光庭，认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57)。
此后加入战团的是吕陶，他认为苏轼没有置祖宗于议论之间，而是朱光庭的出发点有问题(58)，吕陶又被指为苏轼之党。元祐二年正月，王觌也论策题事，一方面为朱光庭和吕陶辩护，“二人者皆不避嫌疑而已”；王觌担心，“夫学士命辞有罪无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大患也”，故他请“有罪无罪专论苏轼”，认为“原轼之意，则不过设疑以发问；按轼之言，乃失轻重之体也”(59)。王觌所说的朋党，就是苏轼之党、程颐之党。
苏轼与程颐的矛盾确实是策题风波的起因，但事态的发展完全没有循着苏轼（蜀）、程颐（洛）二党之分而进行。朱光庭上言后，傅尧俞、王岩叟入对，太皇太后高氏对他们说：“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又说：“言事官有党。此朱光庭私意，卿等党光庭耳。光庭未言时，何故不言？”(60)高氏所担心的，并不是围绕着苏轼和程颐的“党名”问题，而是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诸言事官有可能结党。
这次入对后，傅尧俞、王岩叟家居待罪，随后殿中侍御史孙升两次上奏，对高氏加以开释，以为傅、王二人绝不党附谏官朱光庭(61)。此外，监察御史上官均没有卷入这一争议中；宰执吕公著、韩维、吕大防、李清臣、刘挚之间也有不同意见，高氏就没有深究，最终让宰执出面“以上意两平之”(62)。
在苏轼策题案中，高氏的立场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苏轼的策题本来就是她点的，苏轼自言他的用意是：
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济水”，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63)
如果这样的话，则元祐元年末，司马光逝世后，高氏对于一概废除熙丰之政的举措有了犹豫。第一章已经说过了，高氏反新法，主要是一个情感倾向问题。元祐元年末的犹豫，正说明她的立场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调整的。另外，高氏也不太关心苏党、程党的问题，而是担忧言事官有党——而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这些人，都是元祐排击熙丰臣僚的得力干将。这说明了高氏立场的灵活性。
紧接着，元祐二年四月，又发生了张舜民罢御史一事。张舜民论文彦博“优假（刘）奉世”，结果罢监察御史(64)。此事在台谏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殿中侍御史孙升，监察御史上官均、韩川，右谏议大夫梁焘，左司谏朱光庭，右司谏王觌皆累奏谏止。
这样大规模的言官集体行动，不能不让高氏起疑心。五月，傅尧俞、王岩叟、孙升、韩川、梁焘、朱光庭、王觌七人被召至都堂，宰执宣以高氏之意，希望他们就此打住。但问题又来了：殿中侍御史吕陶、监察御史上官均却不预此召，台长傅尧俞因此怀疑他们实未曾论奏张舜民罢职事，故指责他们“公肆面欺”，于是高氏“诏陶、均分析”；而吕陶和上官均的“分析”，恰恰印证了高氏“言事官有党”的成见。吕陶说：
臣伏见近日以来，欲言一事，本台上下往往预先商议，定为一说，以至谏官结为一党，不顾事理是非，务以众力求胜公议，取必朝廷。臣之区区，窃尝患此。(65)
上官均则说：“臣愚以为，人臣论事，各须竭尽己见，不当舍己雷同，所以不能随顺傅尧俞、王岩叟等再有论奏。”也是将矛头指向了言事官之党。对于这些“分析”，高氏的御批是：“明是须要率众同归己意。若此风浸久，岂不成朋党耶！不知御史台自来言事，许各述己见，为复须相随顺？”(66)
因此，张舜民罢御史一事，完全证实了高氏对言事官结党的担忧。紧接着就有了言事官的人事大调整，傅尧俞、王岩叟、孙升、梁焘、朱光庭、王觌皆罢言职。原来监察御史韩川、上官均任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吕陶任左司谏；除此之外的台谏成员都是新任的：胡宗愈御史中丞，杜纯侍御史，孔文仲左谏议大夫，贾易右司谏(67)。六月，丁骘又任右正言，赵挺之、方蒙、赵为监察御史(68)。七月，杜纯又罢侍御史，王觌代之(69)。
这个台谏组合的特点之一，就是诸人背景多元。左司谏吕陶、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作为“不结党”的言事官，继续得到信任。吕陶与苏轼的关系比较紧密，不赘述。上官均则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后来又于元祐五年六月任殿中侍御史(70)，却与台长苏辙不合，为苏辙所劾，罢知广德军(71)。刘挚曾提道：“均为王氏学，有文采，性介洁，守道甚笃。元丰八年，挚在台，爱其前为御史治相州狱守节得罪，故复举之。”(72)如此，上官均两任御史，皆与刘挚有关。“均为王氏学”，则说明他遵从王安石的学问。
韩川为什么还任言官呢？韩川当初“用刘挚荐为监察御史”(73)，后也被郑雍列入“刘挚党”，而刘当时刚由尚书右丞升为左丞，正为高氏所信任。
下面谈谈新任言官。台长胡宗愈与苏轼关系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他与吕公著的关系，元祐三年十月刘安世弹劾胡宗愈时说：“臣尝奏论胡宗愈系吕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74)监察御史方蒙的任用可能也与吕公著有关(75)。
侍御史杜纯之进，“由韩维属吕公著”(76)，韩维时任门下侍郎，吕公著是唯一的宰相。不过，后来也有人说杜纯是刘挚之党(77)。前面也提到，杜纯于熙宁年间还得到过王安石的赏识，元祐初推荐他的人除了韩维外，还有范纯仁、王存、孙永。杜纯任侍御史时，范纯仁为同知密院，王存为尚书右丞。代杜纯为侍御史的王觌，前已提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都称许他，背景与杜纯其实很类似。
监察御史赵常被误作赵屼，赵屼字景山，是赵抃的长子，曾从胡瑗学，嘉祐进士，治平二年（1065）就去世了(78)。赵则是赵抃的次子(79)，在元丰时就任过监察御史(80)。元祐三年四月，赵罢监察御史，因“与孙固亲嫌故也”(81)；当时孙固正除守门下侍郎，自己在辞免的时候，又“以文彦博亲嫌为言”，而孙固与文彦博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庆历七年（1047）的贝州之乱(82)。此外，赵还向苏轼请求为赵抃作墓志铭，时间正在元祐二年(83)。元祐三年二月，赵为因张舜民事被罢的部分言官求情，包括傅尧俞、王岩叟、梁焘、孙升，但却没有提到朱光庭和王觌(84)。而后二者是攻苏轼最力的，前四人中除傅尧俞外又皆被指为“刘挚党”。
右司谏贾易后被指为程颐之党，但程颐恐怕没有能力影响到言官的任命。元祐六年（1091）左谏议大夫郑雍说：“易出韩氏门下……易大率所言多为韩氏报恩怨。”(85)韩氏即指韩维而言。差不多同时，吕大防还说：“易乃王安礼所善，安礼尝以十科荐之。”(86)这一说法本身可能没有问题，但元祐二年时贾易的进用，当与王安礼无关，而与门下侍郎韩维有关的可能性更大。
右正言丁骘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的妻族，监察御史赵挺之也是胡宗愈所荐(87)；而吕公著、苏辙、孔文仲、王觌等也称许丁骘(88)；吕陶又说赵挺之“从程颐学”(89)。
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则与苏轼兄弟比较亲近。又，作为同年，元祐元年苏颂为刑部侍郎时，还称孔文仲“智识明敏、操守专固”，请以自代；宰相吕公著也称赞孔文仲荐举得当(90)。刘挚也称赞孔“端方该博，今为谏议大夫，可谓得人矣”(91)。
把上述诸人的背景略作梳理如下：
职官、姓名 背景人物
御史中丞胡宗愈 吕公著、苏轼
殿中侍御史上官均 刘挚、王安石
殿中侍御史韩川 刘挚
侍御史杜纯 韩维、吕公著、刘挚、范纯仁、王存、王安石
侍御史王觌 吕公著、韩维、范纯仁
监察御史赵 孙固、苏轼、文彦博（？）、刘挚（？）
监察御史赵挺之 胡宗愈、程颐
监察御史方蒙 吕公著
左谏议大夫孔文仲 苏轼、吕公著、苏颂、刘挚
右司谏贾易 韩维、程颐、王安礼
左司谏吕陶 苏轼
右正言丁骘 胡宗愈、吕公著、王觌
绝不是说某言官与其背景人物之间就会结党，这个简表只是为了凸显言官组合的复杂性，说明高氏在言官群当中有意维持一种“异论相搅”的态势。也可以看出高氏当时最信任的是吕公著、刘挚，特别是吕公著，是司马光之后真正的主心骨。
这样的话，高氏的“核心关切”就可以看得更明显了，这就是自身权威。原来的言官队伍在高氏主政初罢废新法、排斥“新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作为女主，高氏比其他君主更担心臣僚结党有可能削弱她的权威，故当言事官之“党”的问题浮出水面后，便立即引起了她的警惕，并不惜罢免数位为排击熙丰旧臣出力至多的言官。在新任言官的选择上，她既考虑了背景的多样化，又特别倚重吕公著、刘挚等人。如此种种，都托出了高氏最为焦虑的是权威问题、对局面的掌控问题，其他则是可以调整的。王曾瑜先生指出，张舜民罢职一事引发的风波，表现出来的是宰执与台谏之间的冲突，宰执中唯有刘挚同情台谏(92)。而如果要为这种现象找一个根源，则是宰执在奉行高氏的旨意。
紧接着发生的韩维罢政一事，更凸显了高氏对于自身权威的焦虑。元祐二年（1087）七月，突然有御札降付中书省，韩维可罢门下侍郎；御札所提到的原因，是韩维曾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时所为不正，之后却又无奏牍，高氏显得很愤怒：“既无明文，何异奸说？”(93)此令既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中书侍郎吕大防、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皆上疏论救，中书舍人曾肇则封还词头。
韩维罢前，吕陶“累章论维”，抨击他“怙势任情，阴窃威柄”，“韩氏之势，诚可畏矣”云云(94)。韩维被罢后，监察御史赵也说，韩维“多引亲党，遂失士论”(95)。又元祐二年七月，当吕公著上疏救韩维时，太皇太后高氏批示：“览卿所奏，为罪韩维事。维不惟性强好胜，今日观维族人、知识布在津要，与卿孰多？以此人多不平。”(96)又刘挚《日记》说，时“帘中方恶韩氏”(97)。可见，在当时，所谓的韩维树党是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
卷入韩维罢任事的也有言官。张舜民事件后，台谏已经大换血，但新任侍御史杜纯、右司谏贾易却仍以“面欺同列”为名，对留任的吕陶和上官均屡加弹劾。前面提过，杜、贾两人都与韩维有关，韩维罢后，侍御史杜纯被认为与韩氏关系最密，随即罢为右司郎中(98)。八月，右司谏贾易也罢出外，同罢的还有程颐(99)。出于平衡的考虑，韩维罢后的第二天，左司谏吕陶和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也罢言职(100)。事件基本平息后，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左正言丁骘进对，高氏对他们的训示是：“一心为国，勿为朋比。”(101)
又，胡宗愈在元祐三年四月被提拔为尚书右丞，言官韩川、刘安世、王觌都上章反对，但只有王觌罢外任，而这是因为“觌亦韩氏所引，已蹈嫌疑矣”(102)。与韩维有关的言官最终皆被罢去。
韩氏自韩亿（972—1044）以来，韩绛、韩缜、韩维皆位至执政，政治上的势力是毋庸置疑的。元祐元年四月韩缜罢相时，罪状之一即是任用亲戚(103)。但五月朔，韩维却任门下侍郎(104)；且之前神宗刚去世，高氏就“手诏劳问”韩维(105)。这说明韩氏家族在政治上的盘根错节，在元祐初非但不是问题，反而颇为高氏倚重。但此一时彼一时，元祐二年七月时，大局已定，韩氏之党的问题就成为高氏不吐不快的心病。与言官之党一样，“韩氏之党”这一名目的出现，说明高氏心中不可退让的底线是对于朝政的掌控权。
以上对于言事官之党、韩维之党的梳理说明，这两个党名主要存在于太皇太后高氏的心中，并非士论皆认可，宰执先后都有不同意见。对于言事官之党，刘挚的反对最力，这与他出身言路有关。元祐二年十月，刘挚又上言称赞傅尧俞、王岩叟、梁焘、张舜民、贾易等人，又说“近日言路稍异于昔”，“所推荐者非豪强则亲旧，所排击者非孤寒则怨隙，朋比之心，公无忌惮”；最后他呼吁，必须召回上述诸人，方能稳住局势(106)。如此则刘挚心中的言官之党与高氏所想完全不同。接着，当年十一月，宰执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王存同上疏，认为左谏议大夫孔文仲“累有文字论列左司员外郎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当，其言殊为乖谬”(107)。宰执以言官所言不合理虽是常见的事，但数位宰执群起批驳一位谏官言论之谬，则比较罕见，他们所维护的朱光庭正是“言事官之党”的成员。
反对兴“韩氏之党”者更多，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皆有不同意见。文彦博和刘挚当时的态度并不明确，但当“韩维之党”名目扩大，至次年五月导致右谏议大夫王觌罢外任时，文彦博、刘挚都曾站出来为王觌说话，范纯仁还特意开陈“朝廷本无朋党”(108)。吕公著对于御史中丞胡宗愈弹击杜纯也深为不满(109)。
宰执对高氏处理“言事官之党”“韩氏之党”的不满，当出于对政策走向的担心。元祐政治路线的贯彻，韩维、傅尧俞、王岩叟、梁焘、张舜民、贾易等台谏出过大力，如今他们的离去，就给朝政下一步趋向抹上了一层阴影。这样的话，高氏兴朋党之论与元祐既定的政治路线之间，就出现了冲突。
两者之间的张力，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未来的言官人事格局。至元祐四年三月，新的台谏组合是：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翟思，监察御史赵挺之、方蒙、王彭年；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右司谏吴安诗。
这个组合最大的特点是御史台和谏官之间的对立之势。御史中丞李常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态度并不激烈，司马光就曾说：
王介甫初为政，旧日同志峭直之士已渐不用，犹欲用中立之士，如李公择、孙莘老诸人，后来如中立之士亦不用。(110)
李公择即李常，孙莘老即孙觉。此外，侍御史盛陶在熙宁时就因邓绾所荐任监察御史里行(111)。监察御史王彭年又是孙觉、盛陶所荐。还有侍御史翟思，在神宗朝也当过御史，“其论颇是熙丰而非元祐”(112)。再加上赵挺之，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整个御史台官员在“新旧”这个问题上持较为温和的态度。而在谏官方面，梁焘是元祐初排击熙丰旧臣的得力干将；刘安世作为司马光的门人，在所谓“新旧”问题上也毫不含糊；吴安诗的情况下面还会谈到。
因此，在当时的御史台和谏院之间，关于“新旧”问题的政治态度有明显的差别。双方也时有冲突，比如在弹劾胡宗愈的过程中，谏官刘安世就批评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在这个问题上“依违观望，不敢深论”(113)。
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元祐时期最为重要的一次政治风波——车盖亭诗案到来了。
三 车盖亭诗案
蔡确于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罢相后，一度知安州（治今湖北安陆），于任内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篇，咏及唐臣郝处俊。该组诗在元祐四年（1089）四月被知汉阳军（治今湖北武汉附近）吴处厚笺注上奏，认为郝处俊曾谏唐高宗逊位武后，蔡诗实讥讪当时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蔡确因此贬死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史称“车盖亭诗案”。
对这一历史事件，前辈学者多有论及。钱大昕认为，高氏“于蔡确事不免过当”，成为此后“旧党”被报复的渊源(114)。后来不断有人指出，车盖亭诗案是“旧党”为了彻底根除“新党”而制造的一起迫害事件(115)。又因为车盖亭诗案涉及蔡确所谓的“定策功”的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车盖亭诗案的起因乃在神宗建储(116)。也有人综合诸说，认为新旧之争、元丰末命及其带来的祖孙矛盾，两者都是根本原因；结果也是新、旧两党双输(117)。
综合既有研究，理解车盖亭诗案的基本线索就是两条：一是新旧党争，二是围绕“策立”而导致的高氏之忧虑。二者之中，笔者认为，“新旧”之争只是幌子，高氏之焦虑则确为关键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元祐政坛在解决政治分歧问题上的激进思路。
吴处厚上奏在元祐四年四月，这个时机经过精心选择。案蔡确于元祐二年二月知安州(118)，次年二月知邓州（治今湖北邓县）(119)。车盖亭在安州，因此《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篇的“夏中”当指元祐二年夏。而吴处厚于元祐元年六月知汉阳军(120)，乃安州之邻郡，故吴处厚得地利之便。这样的话，吴处厚早在诗案发生两年前就有机会笺释蔡确诗。又，吴处厚上奏后，安州报告：
蔡确所作诗，初题于牌，及移邓州，行一驿，复使人取牌去，尽洗其诗，以牌还公使库(121)。
蔡确移邓州在元祐三年二月，蔡确于此时尽洗其诗，很可能是听闻到不利于己的传言，而此时距诗案仍有一年多。
对吴处厚来说，吴安诗于元祐四年三月为右司谏(122)，就是良机。吴安诗的父亲吴充在熙宁九年（1076）至元丰三年（1080）间任宰相，“素恶蔡确”；而且，蔡确“治相州狱，捕（吴）安持及亲戚、官属考治，欲钩致充语”(123)。吴安持是吴充的另一个儿子，吴安诗的兄弟。故吴安诗之于蔡确，可谓负父兄之憾，这是广为人知的事。
吴处厚疏上之后，果然是吴安诗第一个弹劾蔡确，紧接着就是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这些都是谏官。事发后，梁焘和吴安诗问高氏：“言路更有何人论列？”得到的回答是：“唯卿等及刘安世外，别无章疏。”于是梁、吴、刘三人上言：“今来蔡确悖逆不道，指斥乘舆，而御史台职在按举，曾无一言。”(124)可见在蔡确诗案上，御史台和谏官的表现迥异。这种区别，有非常特殊的制度背景，笔者已经在他处详论，此不赘述(125)。制度之外，元祐二年至四年形成的人事格局是更重要的背景，此已见上所论。
前面也指出，这种人事格局的形成，不是所谓的新旧党争的结果，而是高氏维护权威与维护元祐政治路线之间的张力所造就的。所以当蔡确诗案摆在诸人面前的时候，各人的考虑也是非常不同的。五月二日，太皇太后与宰执讨论此事：
太皇太后谕执政：“确党多在朝。”范纯仁进曰：“确无党。”吕大防曰：“确诚有党在朝，纯仁所言非是。”刘挚亦助大防，言确诚有党在朝(126)。
后来，太皇太后与辅臣共议再责蔡确，又是“独范纯仁及王存以为不可”(127)。
蔡确的问题，涉及高氏本人在元丰末年拥立哲宗时的角色问题，此赵翼、金中枢等已言及。诗案发生时，哲宗赵煦已经十五岁，日渐成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高氏不可能退步。蔡确被贬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被指宣传蔡确“定策功”的邢恕，则降为添差监永州在城盐仓兼酒税(128)。元祐六年（1091），蔡确母明氏请量移蔡确近地，高氏对宰执说：“宫中常说与官家，此人奸邪深险，久远官家奈何不得，于社稷不便，昨来因他作诗行遣，本非谓诗也。”“若社稷之福，确当便死。”(129)高氏如此除恶务尽，说明了她在自身权威问题上的毫不妥协。
车盖亭诗案中高氏的立场如上所述，但梁焘、刘安世、范祖禹等认为应该深责蔡确，其出发点和高氏并不一致。他们并非真以为蔡确有意讥讽高氏。范祖禹说，蔡确的主要罪行是“以凶德叨窃相位，作威作福，欺罔先帝，屡起大狱，排陷善良”“市恩结党”等，他奉承高氏是为“宗庙社稷之计”，而非“一心私喜怒”(130)。范祖禹的焦点并不在“定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