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世则说：
臣闻上自执政，下至堂吏，确之党与殆居其半，百端营救，齐奋死力……臣窃观二圣临御以来，日新圣政，蔡确之徒，不得逞其奸志，阴怀怨望，窥伺颇急……臣恐祖宗、神灵、天地眷祐，疾恶贯盈，而以此机授陛下也。(131)
梁焘也说：
今因蔡确事，尽见在廷之臣内怀向背，即是非邪正于是分明，不可不行也。(132)
两人都将诗案之外的意义做足，之所以是天赐良机，因为可以通过打击蔡确和相关人物，再一次明确元祐既定的政治路线。前面说过，高氏为维护自身权威，兴言事官之党、韩氏之党，实际危害到了元祐既定的政策。但蔡确事则不同，高氏对权威的焦虑与部分臣僚对路线的担忧，终于可以结合在一起了。
范祖禹和刘安世、梁焘仍有很大不同：后二人希望通过蔡确诗案对在朝官僚队伍进行一次整肃，目标不仅仅在于熙丰臣僚，还在于“元祐诸公”中的温和派。范祖禹则不认可这种做法，他支持蔡确的新州之贬，也支持惩处邢恕这样的“素怀奸心”之辈，但认为，蔡确已经罢相数年，现在朝中臣僚“多非确党”，虽然有些人主张薄责蔡确，那也只不过是“所见偏谬”而已，对于这些“偏见异论者，若皆以为党确而逐之，臣恐刑罚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133)。
但是，范祖禹的上言并没有阻止波及面的扩大，最终宰执范纯仁、王存，台官李常、盛陶、翟思、赵挺之、王彭年，中书舍人彭汝砺、曾肇皆黜以外任，因为他们都不主张深责蔡确。在传统新旧分类中，除了赵挺之，这些人皆难以归入所谓“新党”之列，只不过属于立场温和的人物。因此，车盖亭诗案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再度确认了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失败，力求肃清异论，统一队伍的激进思路最终胜利了。
这一结局，也为一个自元祐二年即已开始的宰执更替过程画上了句号。自从元祐元年末的苏轼策题案以来，宰执内部的意见就不能统一，大抵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温和执政，容忍异见，主要是吕公著、韩维、李清臣、范纯仁；另一派则维护元祐政治路线，力图整顿异论纷呈的局面，主要是刘挚、吕大防。在对言官的态度上，前者力抑言官的激烈言论，于事多两平之；后者则多欣赏那些严守元祐之政的言官，主要是“言事官之党”的成员。
车盖亭诗案发生时，李清臣、韩维已罢，吕公著已逝。宰执间的对立以范纯仁、王存为一方，刘挚、吕大防为另一方。吕大防、刘挚二人，号称“惷直”“朴直”或“性峭直”(134)，对立场的要求往往更为严格，在政治态度上也更为激进。刘挚在车盖亭诗案一个月前上疏说：
大抵自司马光不幸死亡之后，朝廷之事，肯不顾患祸，身任其责者少矣。(135)
司马光之后当政的是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挚是元祐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出身言官，对元祐二三年间纷乱的局面其实深感不满。因此，车盖亭诗案中宰执的分歧，隐隐透露出两个时代，更是两种类型的人物更替。范、王因车盖亭诗案而罢，标志着这一更替的历史过程的最终完成，权力最终完全过渡到吕大防、刘挚这些激进、新锐之人的手中。
四 本节结语
本节讨论了苏轼和程颐之争议、言事官之党、韩维之党、车盖亭诗案几场重要的政治风波。从中可以看到影响元祐政治展开、演进的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苏轼和程颐之所以备受争议，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所谓洛蜀党的核心人物，而是因为当时以王安石为戒的政治氛围。苏轼、程颐这两位最“接近”王安石的士人领袖，与“安静”这种主流的政治情绪格格不入。
其次，言事官之党、韩维之党的出现，乃是高氏维护自身之结果。高氏以女主垂帘，权威始终是自己念兹在兹的核心课题。她为了权威，也因为自己的感情倾向，可以选择与反新法者合作。同样，为了维护权威，对可能的政治集团如言官之党、韩氏之党，都是不能容忍的——即使这些人在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过程中曾不遗余力。这也说明，高氏的追求与元祐政治路线是有可能冲突的。
最后，车盖亭诗案是最为复杂的一次政治风波。推动它的除了个人恩怨外，最主要的因素有二。首先是为高氏维护自身地位。蔡确定策功的说辞，触动了高氏敏感的神经，因此她力求除恶务尽。其次是部分臣僚对元祐政治路线的维护，但更有部分激进的臣僚，希望通过此事清除异论，整肃队伍。由此看来，蔡确党或“新党”之名是幌子，车盖亭诗案波及最多的并非所谓的“新党”，而是温和派。在高氏看来，这些人在维护她的权威上不够坚决；而在激进派看来，这批人容忍甚至吸收异见，是对元祐政治路线的大威胁。
综合元祐前期的几次政治风波，可以看到是不同的政治诉求推动了诸“党名”的出现，而非有实际的政治集团崛起，这些风波当然也就主要不是之前的“新旧之争”演进、分化的结果。前人将元祐政治纷争理解为实际政治集团间的针锋相对，各集团有其核心利益，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可以顺利地建立严整的集团阵线。在笔者看来，研究北宋中期以后的政治，“名”有时候比“实”更为重要，价值观、权威比现实利益是更贴切的入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