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所讨论的政治风波，主要发生在元祐四年（1089）之前。元祐后期，政治上将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并非方向一致，但最终的结果是元祐政治路线的崩解。由此最为显眼的问题就是：在元祐整整八年之后，为什么随着宋哲宗的亲政，政治路线迅速转向“绍述”？任何谈及北宋晚期政治的论著，必然会涉及这一转变，但对其原因则多一笔带过。这一转变发生在哲宗亲政后，但其突然性则说明，酝酿和准备的过程必在亲政前的元祐时期。
绍述的背景，是由不同层次的思考与安排所构成的。本节要探讨的问题是：元祐后四年中，太皇太后高氏、宰执及下面的中高级官僚，对于未来政治的走向有哪些考虑？这又源自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文化背景？
本节要从“调停”这一政治风波说起。上一节谈到，元祐四年夏的车盖亭诗案，再一次强力明确了元祐政治路线之不可动摇，以及整肃异论之必要。在这一背景下，元祐五年（1090）的“调停”风波显得颇为异常。“调停”的字面意思即调和新、旧两派的分裂。李焘《长编》云：“时宰相吕大防、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颇惑之。”(136)这一事件，近年有数位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且多将其与整个元祐时期发生的几次试图调和政治纷争的事件联系起来，认为其出现和失败，意味着北宋“党争”的激烈与进一步深化(137)。本节不拟重复上述论点，而试图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
李焘关于“调停”的记述，实际出自苏辙《颍滨遗老传》：
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两端，为自全计，遂建言欲引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于延和面论其非。退，复再以札子论之……奏入，宣仁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谕之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公相从和之。自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138)
苏辙这段话，涉及当时很重要的一些政治动向，同时在叙述上也有不小的问题。下文就以此为出发点，逐步展开辨析。
苏辙所说的“欲引用其党”云云，实指当时邓温伯（润甫）的任用问题。邓在神宗晚年任翰林学士，哲宗初年进为翰林学士承旨，元祐二年（1087）八月以母丧去位。身为“熙丰旧人”（或所谓“新党”），他在元祐初年未受太大的冲击。但是，当邓于元祐四年（1089）九月除丧之后，他的历史问题就被挖了出来，其除命几经反复（容后详述），引起的风波持续了好几个月。
邓温伯除命之所以引起争议，绝不是因为他本人有改变政治路线的能力，而是在朝士大夫以其除命为政治的风向标。门下侍郎刘挚说：
昨来言者说破温伯实王安石之党人，故进退之际，朋类甚众，邪正之辨、君子小人消长之势，在此一举。既有此说，则中外人情便有向背。自三两月以来，士大夫汹汹于下，造作言语，更相窥伺，人心不安，皆将温伯及（梁）焘等去住，阴卜朝廷意旨。(139)
邓温伯除命，反映了当时弥漫在士大夫间的对元祐政治路线的一种疑虑：经历了元祐初年、元祐四年夏较为严格的政策更革、政治排挤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是否需要弥合？朝廷政策是否不应一刀切地否定熙丰之政？刘挚所谓“士大夫汹汹于下”云云，说明在朝士大夫中的相当一群人有此疑虑。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苏辙也提道：
臣尝论温伯之为人，粗有文艺，无他大恶，但性本柔弱，委曲从人……若谓其怀挟奸诈，能首为乱阶，则甚矣。盖台谏之言温伯则过，至为朝廷远虑，则未为过也。故臣愿陛下谨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弥坚，慎用左右之近臣，毋杂邪正……伏乞宣谕大臣，共敦斯义，勿谓不预改更之政，辄怀异同之心，如此而后，朝廷安矣。(140)
苏辙最后一语说明，在当时执政群体内部，对于是否坚持元祐政治路线是有分歧的。在此前，右谏议大夫范祖禹就说：“伏望陛下明谕大臣，凡所措置变改，悉遵故常，无得出意于新旧之间，别立一法。”(141)李焘《长编》在此札子下特意注云：“《祖禹家传》云，时执政有欲于新旧法别创立者，祖禹深以为不可，故及之。”(142)因此，所谓的“调停”及围绕它的争议，也反映了朝廷高层在未来政治走向上的犹豫、分歧。那么，范祖禹所谓“欲于新旧法别创立者”的执政、苏辙所谓“不预改更之政，辄怀异同之心”的大臣，都是指什么人？
“调停”发生在元祐五年夏，而车盖亭诗案在四年夏，这说明，即使经过了诗案的整顿，朝廷从上到下对于未来的政治路线仍有不确定感。其原因何在？本节接下来将先论宰执、高氏的问题，然后涉及中高层的士大夫群体。
一 宰执的态度
据前引苏辙《遗老传》，要调停的是左相吕大防和中书侍郎刘挚。不过，元祐五年六月时的中书侍郎是傅尧俞，而刘挚则是门下侍郎(143)，苏辙到底指谁呢？
元祐四年九月，邓温伯除吏部尚书，但遭到了左谏议大夫、权给事中梁焘的抵制，他认为，邓苟合于王安石、吕惠卿、吴充、蔡确诸人之间，又曾在制词中赞扬蔡确定策之功(144)。而就在之前的四月至六月，“车盖亭诗案”就专门针对蔡确在元丰末的定策之功进行了一次清算(145)。故梁焘发此议后，朝廷于十月以邓温伯知亳州（治今安徽亳州市）(146)。
但是，到了元祐五年三月，邓温伯又被召为翰林学士承旨(147)。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风波，前后原委，李焘据刘挚《行年后记》作了详细的叙述(148)。这段记载清楚地呈现了邓温伯除命的反复过程（三月十四日翰林学士承旨、四月二日侍读、四月四日知南京、四月六日翰林学士承旨），也展现了高层对于邓温伯的态度。
《行年后记》云：
先是，苏颂既除左丞（三月七日），翰林学士阙，三省议所补，傅尧俞引邓温伯，刘挚曰：“尝除吏部，以驳而罢，事甚近。”尧俞曰：“向者迁也，今旧物尔。”众皆曰然。
这说明，主要推动此事的宰执是中书侍郎傅尧俞，其余宰执也无甚异议，门下侍郎刘挚虽然稍有疑虑，但随即也表示赞成，后来也主动表态说：“昨政事更改皆合人情，无可论。但失意之人无害于政者，合进则与进之可也。”(149)
但是，刘挚的态度后来有大转变。五年八月，他在给高氏的一封密奏中说：
臣等从前同共进拟温伯差遣，止见其人服阕召还旧职，不为过当，即不见得向后人情议论有利害如此。今来实不敢隐默遂非，上误圣政。
他指出，“人情既将此事卜朝廷意旨，则去留之际，中外便生观望，摇动事机，无甚于此”，他希望高氏将温伯外任，以“使邪正有所辨，是非有所归”(150)。刘挚之意，元祐既定的政治路线是不能动摇的，邓温伯一事，导致御史中丞梁焘、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右谏议大夫朱光庭皆迁为他职(151)。而这些人自元祐初年以来坚定不移地推动着朝廷去新立旧、去邪存正，是元祐政治路线的中坚。他们离开言职，在刘挚看来就是危险的信号。
刘挚的担忧，更在于执政圈的变化。五年七月，刘挚力求罢门下侍郎，在高氏的敦促下，于八月复位视事。刘挚自述求罢的理由有三，其中第二点关涉颇大：
元祐政事，更首尾者零落无几，独吾与微仲在，余者后至，远者才一年尔。虽不见其大异，然不得谓之趣向同也。或漠然两可，或深藏其意，为不可测。或以异意阴入其害，公肆诋諆。挚近因中司一章论政有云：“愿戒大臣，共敦此义，勿谓不预改更之事，遂怀同异之心。”于是所谓后至者皆不乐，不乐则意不得不生矣。故政论不一，阴相向背为朋，而吕相亦自都司吏额事后，于吾有疑心。夫共政事者六人，而有异志；同利害者才二人，而有疑心。则岂独孤立之不易，实惧国事之有病也。古人有安国之志、全身之智者，多引避之，此可去二也。(152)
刘挚深感自己面临两大矛盾。一是自己与左相吕大防之间的矛盾，即所谓“同利害者才二人，而有疑心”。再者就是自己与“后至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基于政治理念、路线的差别，是更为根本性的，即所谓“共政事者六人，而有异志”。那么刘挚到底指谁呢？
五年七八月间，宰执的构成如下：左相吕大防、门下侍郎刘挚、中书侍郎傅尧俞、尚书左丞苏颂、尚书右丞许将、同知密院韩忠彦。这六人，除了刘挚自己和吕大防，其余都是所谓“后至者”，其中苏颂最后至（五年三月），傅尧俞先之（四年十一月），许将和韩忠彦又先之（四年六月）。
苏颂向来给人博学多识、明习典章的印象，不太卷入政治纷争。刘挚年轻的时候曾得到苏颂的赏识，两人的私交可能一直不错(153)。面对微妙的政治局势，苏颂表现得很有远见：
方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诸臣太纷纭，常曰：“君长，谁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惟颂奏宣仁后，必再禀哲宗；有宣谕，必告诸臣以听圣语。及贬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颂，哲宗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老。”(154)
第一章已经指出，在元祐中枢体制中，平章军国（重）事、宰执间差等有序的权力分配机制，都是围绕着高氏垂帘而作出的，未太考虑哲宗本人的地位。到了元祐后期，随着哲宗日渐成年，这一体制的危机也逐渐暴露，苏颂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有所补救，《宋史》本传称其“器局闳远”，确实很恰当。
再看傅尧俞。如前所述，傅尧俞是邓温伯除命最主要的推动者，随着刘挚在邓温伯事上态度的转变，他对傅尧俞的疑心亦渐重。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宰执议及数人除命，其中包括以侍御史孙升为起居郎、以杜纯为侍御史，刘挚当即表示反对，他在日记中说：
挚度大防欲用纯者，盖范纯礼所属；用升者，自许将之去，傅尧俞及纯礼之党数数延誉邓温伯，冀引补其阙，而患升之在言路，故先欲动升以待之。升前与梁、刘辈力论温伯，故朋党架造如此。(155)
许将罢尚书右丞在十二月一日(156)，刘挚这时很担心邓温伯被傅尧俞引为执政。至元祐六年正月，宰执商量知贡举人选，“始欲用侍御史孙升同知”，又因刘挚反对而作罢：“挚意谓邓温伯必进补许将阙，其党疑升必论列，故谋以此五十日拘之也。”(157)因为知贡举者必被锁院，故孙升就无法履行言官的职责。自始至终，刘挚最怀疑的立异之人就是傅尧俞。
再看韩忠彦和许将。元祐四年六月，韩忠彦和许将分别被除为尚书左右丞，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
二人者，皆风节不立，人望素轻，置之庙堂无以重国，不惟无所禆益，未必不为回邪，陛下久当自知之耳。忠彦，韩琦之子，琦之所长一无所有，惟能随时俛仰，观望朝廷，附会权势以取富贵而已……许将亦无才能，唯善希合执政，凡议论多为两可之言，士大夫无不轻之。(158)
在范祖禹看来，韩忠彦和许将都是靠不住的，许将更是态度暧昧。刘挚对许将的评价是：“将性敏惠，明见事理，而所趋甚异。”(159)且据说许将在元祐任执政时，“自以在先朝为侍从，每讨熙丰旧章以闻”(160)。
这样的话，元祐五年七八月时的执政六人之中，刘挚所谓“有异志”者，首先是傅尧俞，其次应该便是许将、韩忠彦、苏颂。而邓温伯一事中，真正坚持不懈地引用邓温伯的是中书侍郎傅尧俞（宰相吕大防也赞成）；至于刘挚，虽也曾参与其事，但并非主要推动者，后来更是明确反对。因此，苏辙在《遗老传》中所说“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两端，为自全计”云云，与事实有很大的差距。
苏辙这一错误，一方面自是因为时隔甚久，记忆模糊，将中书侍郎傅尧俞与门下侍郎刘挚的角色合并了。苏辙自称，整理《遗老传》时，“予居颍川六年，岁在丙戌”(161)，即崇宁五年（1106），上距元祐五年（1090）已十六年。另一方面，也与苏辙对刘挚的态度有关，他在《遗老传》中这样描述任右相的刘挚：
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暗，莘老曲意事之，事皆决于微仲。惟进退士大夫，莘老阴窃其柄，微仲不悟也。辙居其间，迹危甚。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非意见攻。(162)
是知苏辙对刘挚一直很有意见，故他在十余年后抨击刘挚“持两端，为自全计”，也不是纯属记忆有误。“中书侍郎刘莘老”这一错乱的说法，就在时间与情感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了。
问题是，即使纠正这一错误，元祐五年“调停”也绝非像苏辙所说的，是一二宰执的私意，上述元祐五年七八月间的宰执六人中，有四人的政治趋向实皆暧昧不明。这种局面的形成，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必须考虑此时女主高氏对时局的思考、部署。
二 高氏的部署
《行年后记》曰：
乃拟上（作者按，即指邓温伯翰林学士承旨除命），太皇太后曰：“温伯兼是延安府笺记旧臣，乃随龙人也。”命既下，王岩叟封还，以温伯……确党也。太皇太后谕曰：“谓温伯确党，非也。昔论相州狱事，与确大异。今且可罢承旨，以龙图阁学士为侍读（四月二日）。”(163)而岩叟复封还之，（梁）焘、（朱）光庭及刘安世等皆继论列……
已而太皇太后谕曰（四月四日）：“言者必疑温伯别有进用，所以如此争论。然止是见得眼前事，向后亦未可知，安能今日扼温伯进也？昨害民之事更改不少，知他久后如何？每思及此，令人不可堪。然台谏之言不可不行。”遂以温伯知南京。（温伯知南京，已附于四月二日，其实乃四月四日也。）刘挚进曰：“若不忘温伯，异时是可任使。”即谕曰：“与记，当待别除差遣。”……
后二日（六日）……进白，太皇太后曰：“此除本出于执政进拟，若见得允当，固合如此执持。”又曰：“言事官当并与稍迁。”而焘等论温伯不已，故皆移官。
从上引记述来看，高氏对邓温伯的态度是明确的、一贯的：尽力将邓留在京师，为此不惜罢去梁焘、刘安世、朱光庭的言职(164)。高氏的考虑到底是什么呢？
上引文中，高氏在四月二日提道：“温伯兼是延安府笺记旧臣，乃随龙人也。”这句话很有意思，按宋哲宗在登基前系延安郡王，邓温伯在神宗元丰间任翰林学士时，兼掌皇子阁笺记(165)。对于这一点，刘安世批评说：
前代创业之主，经纶草昧，乃有豪杰之士，用为佐命之臣，谓之攀附可也。继体之君，或由储贰，或自藩邸，春宫王府，咸备僚属，以其有保傅之恩、调护之效，谓之攀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龄，未遑出，诞膺天命，遽践宸极，中间温伯虽曾暂掌笺记，何尝得望清光？而遂以攀附加之，循名考实，显为非据。(166)
所谓皇子出阁，即自宫中出就藩邸，开府置官(167)。刘安世的批评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哲宗在登基前，甚至还没来得及出阁(168)，从而也就没有所谓的潜邸旧人，邓温伯虽任笺记，其实从未有机会得见年幼的哲宗。这一情况，高氏肯定是了然于胸的，但她仍以“随龙人”为由，冀将邓温伯留在京师，肯定是有别的考虑。
四月四日，高氏又有“每思及此，令人不可堪”之语，透露了高氏对未来局势极深的忧虑。元祐五年六月，正当邓温伯事闹得沸沸扬扬之时，高氏对宰相吕大防等说，考虑到皇帝日渐成年，自己曾令入内内侍省检寻仁宗朝的纳后故事，“各为年深，并无稽据”，而“有司故事必有存者，可以讲寻”(169)。即元祐五年夏时，哲宗赵煦的婚事也在高氏心中盘桓，这就意味着她清醒地意识到皇帝的成年、亲政指日可待，女主垂帘的日子则屈指可数。这一局面给她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她所定下的政治路线怎么能维持下去？因为这是涉及将来她本人历史地位的重大问题。在这一节骨眼上，元祐五年二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致仕(170)，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前一年也逝世了，司马光则早就卒于元祐元年。
在这种老臣、重臣凋零殆尽的情势下，邓温伯的意义就很特别。邓既不同于元祐，亦立异于蔡确，其角色正处于新旧之间。与其将来被动地接受所谓“新党”的涌入，不如现在主动进用像邓这样立场暧昧之人，正可借机调和矛盾。更重要的是，邓温伯与小皇帝还有掌笺记的渊源，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这也是对宋哲宗本人的一种重视、安慰。这一点，就不是谏官刘安世辈所能虑及的了。
此后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又有两次未完成的人事安排，透露高氏正在为后垂帘时代作准备。一是安焘。安焘自元丰六年（1083）起任同知枢密院事，元祐初又进知枢密院事，一直到元祐四年七月才以母丧去位(171)。到六年闰八月，安焘除丧：
执政检举进呈，吕大防曰：“据理当还旧职。又缘有赵君锡、贾易两章论列。”太皇太后难之，王岩叟曰：“若还旧职，必致人言。”太皇太后随曰：“必致人言。”大防因请除郓州。诏可。(172)
所谓“太皇太后难之”，说明了高氏本意仍以安焘知密院，又担心反对意见太多，人情难安。安焘的经历与邓温伯是类似的，而且安焘也是态度温和的元丰旧臣。本书第一章已提及，安焘虽然是熙丰之臣，但在新法问题上其实相当中立。
另一次是李清臣和蒲宗孟。吕大防、刘挚欲用李清臣为吏部尚书、蒲宗孟为兵部尚书。此二人皆元丰时的执政，其中李清臣元祐元年由尚书右丞进左丞，到元祐二年四月方罢。对于李、孟之除，据说高氏“有黾勉从之之意”，但苏辙提醒：
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与王珪、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互进党类，气势合一，非独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难奈何矣。(173)
最后是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
这两次未能完成的任命，高氏或“难之”，或“有黾勉从之之意”，都说明了她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是不可逆料的未来，需要作出安排，故她几次试图将一些立场不甚鲜明的“熙丰旧臣”引入朝中，以缓和局势、稳定哲宗的情绪；但另一方面，这些安排又不能威胁到当前的政治路线，反对的意见又不得不听。在这一基础上，就可更深入地理解元祐末年的几次宰执任命。
一次是七年（1092）六月，苏颂升任右相、梁焘为尚书左丞、郑雍为尚书右丞。苏颂的态度已见前说，他对垂帘体制的危机有深刻认识。郑雍其人，“方熙宁、元丰间，大臣更制变化，士大夫有所希合，多不次见用，顾公先朝馆阁旧人，独静默自守，徊翔不进，人称为长者”(174)，是一个政治立场较为温和的人。
再看梁焘，虽在元祐五年极力反对邓温伯的进用，但在七年五月对高氏说：
今来选正中宫，已得贤淑。冬至大礼，自当郊见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协应。惟是政机之繁，久劳同听，归权人主，不可过时。此陛下今日甚盛之举也。退托深宫，颐神内典，远光前人，垂法万世，岂不美欤！愿早赐处分，以彰全德。(175)
哲宗立后就在四月，梁焘随即提出结束垂帘，归政人主，即主张主动的权力转移。梁焘次月即被擢为尚书左丞，说明高氏心中也在考虑还政的问题。至十一月南郊合祭天地后，梁焘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切惟渊衷远虑深识，用臣前言自适其时矣，伏望检会前奏，早赐诏音，断归人主，以全大功。”他还建议：“先帝大臣多以材进，可稍复用，委以别都名藩，以全终始。”(176)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位置的变化，梁焘对于元祐政治路线的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转变成了一个调和论者。不过，梁焘最终于元祐八年六月罢执政，史称是其本人力求罢免，且言：“信任不笃，言不见听，而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敢当也。”(177)显然对高氏迟迟不还政颇有微词。
再一次就是元祐八年七月，高氏以范纯仁为右相。范纯仁的特点也很鲜明，他一般被认为是所谓“元祐党人”，但却是其中最为温和的，屡屡试图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178)。
范纯仁任相后两个月，高氏就去世了。她去世时，三省宰执安排如下：左相吕大防、右相范纯仁、守门下侍郎苏辙、尚书右丞郑雍。这个组合中，吕大防、苏辙都是高氏意志、元祐路线的坚定贯彻者，而范纯仁、郑雍则是调整派。中书侍郎、尚书左丞两个位置空缺，这就给宋哲宗亲政后留下了用人空间，同时还不必触动旧有宰执。这显然都是高氏的深意。
哲宗首先召用的就是李清臣和邓温伯，苏辙记云：“微仲（吕大防）之在陵下也，尧夫（范纯仁）奏乞除执政，上即用李邦直（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圣求（邓温伯）为尚书右丞。”(179)南宋初马永卿所编的《刘安世言行录》大抵沿用此说，但加了一句：“时大臣卒用调停之说，遂有李、邓之除。”(180)这正说明，绍圣初年李、邓的召用，也是高氏生前一系列部署的自然延续——她将这个机会留给了哲宗本人。
从元祐五年开始，高氏开始为后垂帘时代作政治部署，这其中召用邓温伯、安焘、李清臣、蒲宗孟都失败了，但用苏颂、郑雍、梁焘、范纯仁为宰执则得以施行。这说明，高氏的重点在调整中枢权力结构，希望之后的政策调整能在其安排的结构下进行，而不是要彻底改变既定的元祐政治路线。高氏生前一直未曾主动还政，说明她无意真正放手。但她前后的部署重点不同：一开始着意进用态度温和的“熙丰旧臣”，后期则主要从所谓“元祐臣僚”中选拔，如梁焘、范纯仁。
但是，局势的变化出人意料，发起扫除元祐之局的，竟然并非所谓熙丰旧臣，而是另一批人。
三 何人首倡绍述？
元祐九年（1094，四月改元绍圣）二月，以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温伯为尚书左丞，史称：“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181)又有说法：“哲宗亲政，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遂拜尚书左丞。”(182)这又把首陈绍述之事落在邓温伯（润甫）头上。关于李、邓谁是绍述的首倡者，邓广铭先生即有疑问(183)。
按元祐八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杨畏由侍御史迁礼部侍郎：
畏寻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184)
则杨畏向哲宗陈绍述之议的时候，李清臣、邓温伯都还没被召回。又史称“及宣仁圣烈祔庙，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神宗所简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185)。高氏祔庙在元祐九年二月十七日(186)，而李清臣等人的除命在二月五日，因此来之邵所简之人中没有李、邓，不过李清臣当时“召自真定未至也”(187)。
杨畏、来之邵都是在元祐后期即任御史。哲宗亲政后，具体的政事变更要到宰执调整差不多完成之后，也就是四月改元绍圣之后才开展；而在此之前，为绍述进行舆论准备的，就有杨畏、来之邵这样的元祐言官。
除了杨、来，在绍述时发挥作用的元祐言官还有数位。比如郭知章，在哲宗亲政前，“以郑雍、顾临荐，为监察御史”(188)；绍圣元年闰四月，升为殿中侍御史(189)，随即上言请追责元祐对西夏弃地事；又因“《神宗实录》诬罔事”请贬治吕大防等；请仿神宗朝废元祐所置制科；又请复元丰役法，等等；“大抵迎合时好”(190)。
再如虞策，自元祐五年起，先后任监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谏(191)，哲宗亲政后，即于绍圣元年四月言苏轼讥斥之罪(192)。据说他在哲宗亲政后，“条所当先者五十六事，后多施行”，又言其“在元祐、绍圣时，皆居言职，虽不依人取进，亦颇持两端”(193)。
另有一些人，在元祐时任言官，中途因事而罢外任，哲宗亲政后即被迅速召回，亦为绍述之中坚。前述郭知章请贬修《神宗实录》官，事在绍圣元年十一月，同上奏的还有御史黄庆基(194)，“言《神宗实录》隐没先朝良法美意，辄以微言含寓讽刺数十事”(195)。黄于元祐六年任监察御史(196)，八年五月坐言苏轼、苏辙不当而罢为福建路转运判官(197)。时与黄庆基同罢外任者有董敦逸，哲宗亲政，“复除监察御史，论常安民为二苏之党，凡论议主元祐者，斥去之”(198)。上官均在元祐时两任御史，后一次任殿中侍御史在五年六月(199)，十二月为台长苏辙劾去，罢知广德军(200)。绍圣元年四月，上官均被除左正言(201)，“时大防、辙已罢政，均论大防、辙六罪，并再黜大防，史祸由此起。又奏罢诗赋，专以经术取士”(202)。
还有一些绍述中坚人物，元祐后期虽非居言职，亦任职于中央。如徐君平，与虞策同于元祐五年为监察御史，元祐六年三月罢为度支员外郎(203)，未离开朝廷。绍圣三年正月，时任礼部员外郎的徐君平，受命编类枢密院“自元丰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终臣僚章疏及陈请事”(204)。翟思于元祐六年被召回为国子司业(205)，哲宗亲政，他迅即于绍圣元年四月被除为左司谏(206)；六月即论“元祐以来，内外奸人附会大臣，诋先朝以希进擢，乞出章疏条例是非，明谕中外，雪先朝之诬谤”；又论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待遇(207)。
上面列举了杨畏、来之邵、郭知章、虞策、黄庆基、董敦逸、上官均、徐君平、翟思九人的经历。可知在绍圣初年首先推动绍述、排击元祐大臣的士大夫，多是元祐时期便任台谏，或任职其他中央部门。这种继承性是很明显的，故绍圣元年四月时，范纯仁就指出：“今来言者，多是垂帘时擢归言路之臣，当时畏避不即纳忠，今日观望，始有弹奏。”(208)
这就有必要再提到苏辙及其《遗老传》。杨畏于元祐六年四月任殿中侍御史，这是苏辙任尚书右丞时的事；来之邵于七年十月任监察御史，时苏辙任门下侍郎；元祐八、九年之交，当杨畏、来之邵正为绍述摇旗呐喊的时候，苏辙仍任门下侍郎。也就是说，对于杨、来二人在元祐、绍圣间的行迹，苏辙是一清二楚的，但他在《遗老传》中却说，在他上言之后，“自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而且，《遗老传》在论及绍述时，仅仅提及了李清臣、邓温伯“以元丰事激怒上意”。很显然，苏辙在此有故意回避事实之嫌。
针对这一点，朱熹看得很透：
子由深，有物。作《颍滨遗老传》，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杨畏、来之邵等事，皆不载了（当时有“杨三变”“两来”之号）。(209)
即对于杨、来的进用，苏辙作为执政是有责任的。绍圣元年，上官均在弹劾吕大防、苏辙时说：“（吕、苏）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纯擢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等皆任为谏官、御史。”(210)这不是空穴来风，徐君平、虞策二人于元祐五年十月为监察御史，确实是出于苏辙和邓温伯的推荐(211)。传言“畏本附辙，知辙不相，复上疏诋辙不可用”(212)。总之，元祐后期一批所谓“反复之徒”的登用，苏辙是脱不了干系的。十几年后，苏辙追忆往昔，痛感政局之剧变，心情必定非常复杂。当他写下“自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又将首发绍述的责任推到李清臣、邓温伯身上时，也就掩盖了杨、来等人的行迹，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
回到这批人在元祐、绍圣间的行迹，其中杨畏被认为是最大的“反复之徒”，外号“杨三变”，他于绍圣元年致意章惇：“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元丰，首为公辟路。”(213)畏以此自况，大概有点不合适，但却点出了这群人最核心的特质。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呈现观望、反复的政治性格？当时的核心领导层，是否意识到这批人的存在？
四 主流政治文化
宋代台谏，一般要经侍从荐举或宰执进拟，最后名义上君主亲擢；要么不经臣下，君主直除(214)。因此，这群人在元祐后期出任言官一事本身，足以说明他们绝非熙丰新法的中坚力量，如此方能得到元祐高层的认可。
但同时，他们又与王安石及其周围之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些是王安石的门生故旧，如杨畏“从王安石学”(215)，“尊安石之学，以为得圣人之意”(216)；上官均“为王氏学，有文采”(217)；徐君平“久从荆公学”(218)，或曰“受经舒王”(219)；黄庆基则是“王荆公表弟”(220)。有些则在仕途上颇受王安石周围人的知遇，如杨畏，受舒亶、吕惠卿、张璪之荐(221)；来之邵、郭知章受黄履之荐(222)；虞策受王安礼、张璪、邓温伯之荐(223)；还有翟思，“其论颇是熙丰而非元祐”，于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224)，而据司马光之说，本次科举“阿时者皆在高等，讦直者多在下列”(225)，即以新法为导向。虽然不知翟思是否在高等，但大抵可以推测，其“是熙丰而非元祐”的政治态度系一贯如此。
可是，这些人虽与王安石或其周围人有不少联系，却绝非新法之骨干，相当一部分人与新法保持着一定距离。如杨畏，在元祐时向新的主政者表忠心：
元祐初，请祠归洛。畏恐得罪于司马光，尝曰：“畏官蘷峡，虽深山群獠，闻用司马光，皆相贺，其盛德如此。”……吕大防、刘挚为相，俱与畏善。(226)
杨畏的投机，也说明他在熙丰时期未将自己与新法绑定在一起。再如来之邵、郭知章，虽皆由黄履荐为御史，但或迅即被黄本人劾罢，或因故未能真除。董敦逸知穰县（今河南邓州市）时，“方兴水利，提举官调民凿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顷，敦逸言于朝，以为利不补害，核实如敦逸言”(227)。说明他不迎合新法。刘挚眼中的上官均，“性介洁，守道甚笃。元丰八年，挚在台，爱其前为御史治相州狱守节得罪，故复举之”(228)。“治相州狱”云云，指上官均言蔡确治狱惨酷(229)。又如王安石表弟黄庆基，“荆公执政时，深欲引用，以论议不改，沉隐至此”(230)。徐君平，“久从荆公学，当国时不随”(231)。
这种看似矛盾的经历，正造就了这批人独特的性格。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与新法保持距离，保证了他们在元祐时期能被拔擢至言路。而且，他们都在嘉祐末至熙宁初的十年间（1060—1070）登进士(232)，也就意味着当熙丰新法如火如荼进行之时，正是他们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阶段，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各项新法的实施。加之他们在学术上、仕履上与王安石或其周围人的渊源，就使得他们对新法的理解，肯定要比一开始就极力反对新法者要深得多。这种背景，就决定了他们更难认同全盘否定熙丰的“元祐之政”。限于史料，他们对于熙丰、元祐之政的观感，已经无法逐一对比说明，但元祐七年关于天地合祭、分祭的讨论，却很能说明当时的一种集体趋向。
元祐七年（1092）三月，朝廷诏侍从官及六曹长贰、给舍、台谏、礼官集议郊祀典礼，以决定是南郊合祭天地，还是南郊、北郊分别祭天、地(233)。神宗以前，北宋的历代皇帝都是南郊合祭天地；神宗元丰六年（1083）冬至，神宗“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始罢合祭天地也”(234)。但是，神宗还没来得及亲自北郊祭地便去世了。元祐七年的集议，就是为了解决合祭（遵从祖宗旧制）还是分祭（遵循神宗遗意）的问题。这一讨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郊祀是中古王朝最重要的典礼，其改革代表了神宗“复行先王典礼”(235)、追迹三代的“大有为”之志。
结果，主张合祭的只有8人：顾临、范祖禹、钱勰、李之纯、蒋之奇、乔执中、吴立礼、张瓛。但他们仅出于现实的考虑，即担心“北郊未有亲祠之日”，故“请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竢将来亲行北郊之礼，则合祭可罢”。这只是主张暂时合祭，如果将来“朝廷审能以夏至日盛礼备物，躬祀北郊，举千余年之坠典，此则三王之盛复见于今矣，其谁敢以为不然”(236)。
但是，不愿意遵从这种权宜之计，明确主张分祭天地的则有22人：范纯礼、彭汝砺、范子奇、曾肇、王觌、丰稷、韩宗道、刘安世、孔武仲、陈轩、盛陶、宇文昌龄、杨畏、董敦逸、黄庆基、虞策、孙路、欧阳棐、韩治、朱彦、宋景年、阎才。他们认为：
南郊合祭天地，不见于经。王者亲祠天而地则阙焉，亦非典礼。神宗皇帝考按古谊，诏罢合祭。元丰六年，止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太祖，又诏亲祠北郊如南郊仪，仍命有司修定仪注，则于承事神祇，礼无违者……唯是北郊，先帝未及躬行，然诏旨明甚，所宜遵守，但当斟酌时宜，省繁文末节，则亲祠之礼无不可为。(237)
前面提到的杨畏、董敦逸、黄庆基、虞策就在主张分祭之列。很明显，合祭、分祭之间的分野，与所谓的“新旧”之分完全不是一回事，不是说所谓“新党”就支持神宗遗意，“旧党”就支持祖宗之制。
有趣的是，高氏和宰执还是决定采纳少数人的意见，他们的理由都非常现实。吕大防说：“今皇帝临御之始，当亲见天地……国力有限，今日须为国事勉行权制。”一是因为哲宗初行郊祀之礼，应当并见天地；二是出于费用的考虑。苏颂说：“三代去今，年祀益远……国朝制作，多循汉唐之旧，郊丘宗庙之祀、典章仪物之盛、恩霈赉予之费，事与古异，岂胜变复！”苏辙也认为：“此（按，指三年一郊）近世变礼，非复三代之旧，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参乱其间，亦失之矣。”(238)苏颂和苏辙的意思是，当下在很多方面已非三代的面貌，为什么单单在某一点上要去追求三代呢？苏轼也有类似的主张(239)。
高层虽然有现实的考虑，但不能否认分祭更为符合理想。苏轼于元祐七年九月所草的诏书就反映了这种矛盾，也反映了两种意见的折中。诏书先是回顾了祖宗之制，然后说“元丰间，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应古义，先帝诏定亲祠北郊之仪，未之及行”，相当于承认元丰之制的合理性，最后说到元祐之礼：
今兹禋礼，奠币上帝，祼鬯庙室，而地祇天神久未亲祀，矧朕方修郊见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宁十年故事，设皇地祇位，以答并贶之报，仍令有司择日遣官奏告施行。厥后躬行方泽之祀，则修元丰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祀毕，依前降指择，集官详议亲祠北郊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240)
很显然，最后虽然决定权宜合祭，但也吸收了多数派的意见：将来还是要施行分祭之礼。
在郊祀这个问题上，朝廷中高级官僚一边倒地支持神宗遗意，反对祖宗旧制的因陋就简，这直接说明了神宗之政的号召力。绍圣二年（1095）章惇所撰的《神宗皇帝徽号册文》评价神宗说：
绍列圣无疆之休，当百年承平之久。弗恃其安，弗有其治，望古以有为，爱日如不及。悯自晚周以来，王者之迹熄，而言治者无复见古人之大体，慨然以唐虞三代为可复，顾秦汉而下卑不足议。临御之初，即引名世之士，讲明六经之文，得于言意之表，黜诸儒挛拘之论，革千载（抗）［玩］弊之习，兴造事业，作新人才。(241)
绍圣重修的《神宗实录》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意思(242)。这大致就是绍述以后官方对神宗及其施政的标准评价。它指出，神宗之政“弗恃其安，弗有其治”，不因循苟且；其施政以法先王为目标，且“引名世之士，讲明六经之文，得于言意之表，黜诸儒挛拘之论”，或曰“微旨奥义，从容自得”“慨然思以其所学远者、大者措之于天下”。这相当于说，北宋中期以来士大夫对儒家义理、性理的探讨——即所谓儒学复兴运动——是熙丰新法的思想源头。新法固然遭到了不少反对，但主要是针对其具体的实施方式，而它对先王之政、对理想秩序追求，实是一代人的共同目标(243)。
相比之下，元祐政治路线不但是要彻底扫除熙丰之政，而且司马光所提供的蓝图又不以创法立制为追求，政治氛围则以“安静”为尚。这一路线，实际上无法得到士论的全部认可。在郊祀问题上，礼部侍郎曾肇就批评高层的决定：“为陛下谋者以古为迂，率意改作，务从苟且，趋便一时故也。”(244)曾肇在神宗朝曾参与郊祀改革(245)。正说明，被元祐更化所打断、压制了的政治热情，到元祐后期已重新抬头。推动这一趋向的，正是以杨畏、来之邵等人为代表的，成长于新法时期、本来出入新旧之间的人物。
这些人在元祐后期的表现，也确实引起了主政者的警觉。如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刘挚在日记中论及当时的监察御史徐君平：
君平江南人，尝从王安石学，苏辙举为御史……彼不知君平异趣，故不疑尔……盖自邓温伯来，梁焘等去，近又召彭汝砺，至今言路复有君平辈，挚每以告大防，而大防顾疑挚分别南北。此深可虑也。(246)
彭汝砺也在上述支持分祭天地者之列，他在元祐初曾说：“政无彼此，一于是而已。”(247)在车盖亭诗案中，又极力反对蔡确新州之贬。再加上本为熙丰旧人的邓温伯、身为王安石门生的徐君平，刘挚深感这是政治气候转变的前兆。
吕大防当时看似不同意刘挚，但到了元祐六年八月，时侍御史贾易极力弹劾苏氏兄弟，吕大防表态说：
易乃王安礼所善，安礼尝以十科荐之。今群失职之人皆在江淮，莫不与今日执政为仇。易实江淮之士，来自东南。(248)
看来吕大防不再以刘挚为“分别南北”了。按贾易也是嘉祐六年进士(249)，他与王安礼的关系说明，其背景与前面提到的言官有些类似。
此外，翰林学士梁焘在六年十二月也上言：
臣等累曾奏闻，以谓邪正不可并用……今并用矣。臣等又谓，邪人在外正人在内则可治……今邪人在内矣。臣等又谓，使邪人少正人多则可治……今邪人多矣。以在内众多之邪人，与寡少之正人并用，势自不敌，岂能久安而终无忧悔乎？奈何与日前之圣意不同邪？……有向来奸党已用之人，今复在要路者。又有奸党后进之人，今在言路者。(250)
如果考虑到十一月时，右相刘挚刚刚被言官郑雍（御史中丞）、杨畏（殿中侍御史）、姚勔（左正言）、虞策（右正言）攻去，就可知梁焘不是在泛泛而论，而是实有所指。
又元祐八年五月，董敦逸和黄庆基又力攻苏轼、苏辙，吕大防和苏辙等指出：
近曰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毁谤先帝为词。非唯中伤正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251)
可见，在元祐最后三年中，刘挚、吕大防、梁焘、苏辙等宰执已明显感觉到，朝廷的政治气候正在发生一些缓慢的变化，异趣的声音不断出现，这些异趣者虽然不是所谓的“新党”，但他们与所谓“熙丰旧臣”联手改变政治路线的危险，已经日益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