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开头提到，在邓温伯事件中，“士大夫汹汹于下”“阴卜朝廷意旨”云云，其“群众基础”正如上所论。这一状况说明，元祐晚期的几年，正值一场重大政治变动的前夜。
五 本节结语
元祐与绍圣两个时期，在政策趋向上可谓截然相反，但绍述的准备工作，其实在元祐后期已在进行当中。
在高层，这一准备工作就表现为“调停”。从太皇太后高氏到宰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意识到了垂帘体制日益临近尾声，未来政治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为此，高层的调整思路主要限于中枢体制：先试图将“熙丰旧人”中被认为危害不大者引入朝廷，比如邓温伯和李清臣，元祐初刘挚就说：“止欲借二人存之于位，以全国家大体，以成就陛下不忘旧臣之意，而解天下疑异之论。”(252)元祐四年以后，高氏及一些宰执又期待他们发挥类似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抚慰哲宗赵煦的郁结。但是，引用“熙丰旧人”在高氏生前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真正得以施行的是，她在垂帘晚期任命的宰执苏颂、梁焘、郑雍、范纯仁，虽然都不是所谓“熙丰旧人”，但对于元祐政治路线都有所反思：有些人看到的是垂帘体制的危机，有些人看到了全面罢废神宗之政的潜在危险。
另一种“准备工作”则来自朝中的中高层官僚群体。元祐后期高层“调停”思路的出现，是因为未来政治路线之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一是因为哲宗本人日渐成年，更是因为士大夫的趋向。从元祐后期到绍圣初期的言官有着极强的继承性，绍述的议论正由他们发起、推动。这些人本来就和王安石及其周围人在学术上、政治上关联颇深，熙丰时期也是他们的政治成熟期。因此，他们虽不同程度地与熙丰新法保持距离，但实际上正是“新法”所塑造的一代官僚群体。元祐时期扫除熙丰之政，也背离了他们的政治理想。
上述两个层次的“准备”，虽皆意在调整元祐路线，但其实相互排斥。就高层的“调停”而言，重点是建立一种能够容纳、同时又限定未来政策变化的权力部署。元祐政治路线，如第一章所述，很重要的是基于天子年幼、女主垂帘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包括了精心设计的垂帘仪制、中枢结构，化解或压制了太后与皇帝之间、君臣之间、宰执之间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只有依靠这一体制的强力，才能扫除熙丰之政，贯彻司马光设计的蓝图。高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元祐后期的中枢调整相当审慎。所有调整归根结底是为了保证元祐之政在将来得以继续，而非整合“新旧”，更不是推翻之，因此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政治体制、宰执结构。
但是，在朝中高层士大夫的“准备”，则是一种长久积累的政治文化。它源于北宋中期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由此推动了自仁宗朝以来长久的变法呼声，以及神宗朝十余年的变法实践。先王之政、大有为之政，成为笼罩北宋晚期政治实践的强势主流观念。在垂帘体制下，这种观念被压制了，成为潜流。但元祐四五年间，垂帘体制有了明显的松动迹象，潜流开始涌动。最终，当高氏去世、宋哲宗满怀怨望地亲政后，垂帘体制完全崩解，这股潜流迅速喷发而为明流，将高氏的部署冲刷殆尽。
上节已经谈到，元祐时期层出不穷的“朋党”是某些政治诉求（价值观、权威）所导致的“党名”，而非实际的政治集团。正因为这些诉求的多样性，政治分裂显得细碎而没有严整的阵线，也更难化解，这极大地冲击了司马光生前的构想，实际上也部分冲击了元祐政治路线的政策层面。
元祐“更化”政策的背后，是非常的垂帘体制和过于现实主义的施政精神。也就是说，“更化”政策所依托的政治结构是临时之制，所提倡的政治文化则是非主流的。这种结合，注定了其不稳定性。元祐后期的有限调整，既没有回归帝制政治结构的常态，也无法容纳主流政治文化，因而迅速被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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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田茂树《宋代的言路》，收入《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57-97页。
(2) 平田茂树《从刘挚〈忠肃集〉墓志铭看元祐党人之关系》，《东吴历史学报》11期，2004年6月，第103-134页。收入《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143-160页。
(3) 梁思乐《朔党与北宋元祐朋党政治新论——以元祐五年以前朔党与韩忠彦、文彦博、范纯仁的关系为中心》，《“10至13世纪中国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16届年会论文集》第二组，杭州，2014年8月，第100-123页。
(4) 王曾瑜《洛蜀朔党争辨》，载《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第351-369页。
(5) 《苏轼文集》卷二八《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第816页。
(6) 《苏轼文集》卷三二《杭州召还乞郡状》，第913页。
(7) 洪迈《容斋续笔》卷三《执政四入头》，第251页。
(8) 参见梁天锡《宋宰相表新编》，“仆射侍丞表”，第164-199页。
(9) 《长编》卷三八八，元祐元年九月癸未条，第9444页。
(10) 《长编》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条，第8927页；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第9050页。
(11) 《长编》卷三八八，元祐元年九月癸未条，第9444页。
(1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小说家类·孙公谈圃》，第1192页。
(13)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七，第1059-1060页。
(14) 《长编》卷四〇五，元祐二年九月庚申条，第9867页。
(15) 《长编》卷四〇八，元祐三年正月丁卯条，第9923页。按，此处王觌批评苏轼“不通先王道德性命之意”，实际苏氏之学亦讲性理。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234-235页。
(16) 刘攽《彭城集》卷二四《荐王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6册，第249页。《宋史》卷三四四《王觌传》，第10942、10944页。
(17) 《长编》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庚午条，第10008页。
(18) 《长编》卷四〇七，元祐二年十二月壬寅条，第9914页。
(19) 《长编》卷四五五，元祐六年二月丁未条，第10908-10909页。
(20) 刘安世《尽言集》卷三《论胡宗愈除右丞不当第三》，第6a叶。
(21) 《长编》卷四四六，元祐五年八月丙申条，第10730页。
(22) 《长编》卷四六七，元祐六年十月癸酉条，第11152页。
(23) 刘挚《忠肃集》卷一三《赠朝请郎杨君墓志铭》，第280-281页。
(24) 参见平田茂树《宋代的言路》、《从刘挚〈忠肃集〉墓志铭看元祐党人之关系》，俱收入作者《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57-97，143-160页。
(25) 《长编》卷四〇七，元祐二年十二月丙午条，第9915页。
(26) 《苏轼文集》卷二九《乞郡札子》，第827-828页。
(27) 《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乙丑条，第9818页。
(28) 《长编》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甲戌条，第10013页。
(29) 《长编》卷四一五，元祐三年十月甲申条，第10073页。
(30) 《长编》卷四二二，元祐四年二月丙辰条，第10219-10220页。
(31) 《长编》卷四二二，元祐四年二月丙辰条注，第10221页。
(32) 晁补之《鸡肋集》卷五二《答外舅兵部杜侍郎书》，第4b叶。
(33) 吕陶言杜纯“是韩维亲家”，见《长编》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甲辰条，第9846页。刘挚言，杜纯元祐二年任侍御史，系“由韩维属吕公著”。见《长编》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庚午条，第10008页。
(34) 晁补之《鸡肋集》卷六二《杜公行状》，第7b、10b叶。
(35) 《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109-3110、3122页。
(36)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三，第146页。
(37) 《长编》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条，第9829-9830页。
(38) 《长编》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甲辰条，第9847页。
(39) 《河南程氏文集》卷六《又上太皇太后书》，第549-550页。延和殿即当时垂帘所用之殿，但垂帘在双日，而经筵在单日。此事反对者不止顾临，还有吕陶（《长编》卷四〇三，第9815页）、孔文仲（《长编》卷四〇四，第9831页）。
(40) 《宋史》卷三四四《顾临传》，第10939页。
(41) 《河南程氏文集》卷六《又上太皇太后书》，第549-552页。
(42) 《长编》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辛巳条，第9032-9033页。
(43) 《长编》卷三九〇，元祐元年十月癸丑条，第9494页。
(44) 《长编》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条，第9831页。
(45) 《长编》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丁巳条，第9997-9998页。
(46) 《长编》卷四七一，元祐七年三月丁亥条，第11240页。
(47) 《长编》卷四七一，元祐七年三月乙巳条，第11254页。又见《长编》卷四七二，元祐七年四月丙寅条，第11269页。
(48) 《长编》卷四六七，元祐六年十月癸酉条，第11152页。
(49) 《长编》卷四七三，元祐七年五月甲申条，第11282页。
(50) 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二六《荐讲读官札子二》，第332-333页。
(51) 《太史范公文集》卷二六《荐讲读官札子二》，第333页。
(52) 参见李心传《道命录》卷一，第2b-3a页。
(53) 《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上太皇太后书》，第542、546页。
(54) 刘挚《忠肃集》卷三《论助役法分析第二疏》，第56-57页。
(55) 《苏轼文集》卷七《试馆职策题三首·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第210页。
(56) 《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条，第9565页。
(57) 《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条，第9565-9568页。
(58) 同上书，第9568页。
(59) 《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壬戌、甲子条，第9589-9590页。
(60) 《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辛未条，第9598-9599页。
(61) 《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甲戌条，第9604-9606页；丙子条，第9608-9609页。
(62) 《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壬戌条，第9590页；乙丑条，第9592页。
(63) 《苏轼文集》卷二七《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第790页。
(64) 《长编》卷三九九，元祐二年四月甲辰条，第9722页。
(65) 《长编》卷四〇〇，元祐二年五月庚申条，第9753页。
(66) 同上书，第9755页。
(67) 《长编》卷四〇一，元祐二年五月戊辰条，第9761页。
(68) 《长编》卷四〇二，元祐二年六月戊申条，第9709-9710页。
(69) 《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辛未条，第9820页。
(70) 《长编》卷四四三，元祐五年六月辛丑条，第10655页。
(71) 《长编》卷四五二，元祐五年十二月甲辰条，第10852页。
(72) 同上书，第10856页。
(73) 《宋史》卷三四七《韩川传》，第11011页。
(74) 《长编》卷四一五，元祐三年十月庚子条，第10099页。
(75) 《长编》卷四〇二，元祐二年六月戊申条注引吕公著《掌记》，第9791页。
(76) 《长编》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庚午条，第10008页。
(77) 《长编》卷四六七，元祐六年十月癸酉条，第11152页。
(78) 文同《丹渊集》卷三八《试秘书省校书郎赵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a-2b叶。《苏轼文集》卷一七《赵清献公神道碑》云赵抃长子名“岏”，非“屼”（第522页），然与《赵君墓志铭》所指实即一人。
(79) 《苏轼文集》卷一七《赵清献公神道碑》，第522页。
(80) 《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癸未条，第8143页。
(81) 《长编》卷四〇九，元祐三年四月庚寅条，第9970页。
(82) 同上，第9970页。《宋史》卷三四一《孙固传》，第10874页。
(83) 《苏轼文集》卷一七《赵清献公神道碑》，第516页。
(84) 《长编》卷四〇八，元祐三年二月辛卯条，第9936页。
(85) 《长编》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壬辰条，第11061页。
(86) 《长编》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辛卯条，第11059页。
(87) 《长编》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甲戌条，第10013、10015页。
(88) 《长编》卷四○二，元祐二年六月戊申条注，第9790页。
(89) 《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乙丑条，第9818页。
(90)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九《中书舍人孔公墓志铭》，第902页。
(91) 《长编》卷四〇一，元祐二年五月戊辰条，第9766页。
(92) 王曾瑜《洛蜀朔党争辨》，载《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第357-358页。
(93) 《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壬戌条，第9807页。
(94) 《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甲子条，第9813页；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甲辰条，第9847页。
(95) 《长编》卷四〇九，元祐三年四月庚寅条，第9971页。
(96) 《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壬戌条，第9809页。
(97) 《长编》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庚午条，第10008页。
(98) 《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辛未条，第9820页。
(99) 《长编》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条，第9828-9829页。
(100) 《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乙丑条，第9813页。
(101) 《长编》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丁亥条，第9834页。
(102) 《长编》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庚午条，第10008页。
(103) 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九，元祐元年四月乙丑条，第553页。
(104)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九，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条，第561页。
(105) 《宋史》卷三一五《韩维传》，第10308页。
(106) 《长编》卷四〇六，元祐二年十月癸卯条，第9887-9889页。
(107) 《长编》卷四〇七，元祐二年十一月乙卯条，第9894-9896页。
(108) 《长编》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癸亥条，第10004-10005页。
(109) 《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壬申条，第9821页；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癸亥条，第10004页。
(110) 《长编》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条注引吕本中《杂说》，第9831页。
(111) 《长编》卷二三八，熙宁五年九月庚申条，第5798页。
(112) 刘宰《京口耆旧传》卷四《翟汝文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1册，第152页。该书不著撰人名氏，据邓广铭、余嘉锡考证，为宋刘宰所撰。见邓广铭《〈京口耆旧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份》，收入《邓广铭全集》第九卷，第321-326页。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六《京口耆旧传九卷》，第344-348页。
(113) 《长编》卷四二三，元祐四年三月戊寅条，第10235页。
(11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六“蔡确车盖亭诗”，第322页。
(115)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109页。
(116) 赵翼《廿二史箚记校证》卷二六“车盖亭诗”，第563-564页。金中枢认为，车盖亭诗案的起因是宋神宗建储，其实质则为新旧党派之争，加以私人恩怨。见《车盖亭诗案研究》，刊《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二期，1975年7月；后收入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20辑，第183-256页。文学史界涉及车盖亭诗案的有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第137－145页；作者在《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历史研究》1998年4期）一文中也涉及此事。萧庆伟《车盖亭诗案平议》，《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亦见同作者《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第50-56页。沈、萧的论著都以诗案为文字狱。
(117) 孙泽娟《蔡确研究》，第39-43页。
(118) 《长编》卷三九五，元祐二年二月辛亥条，第9642页。
(119) 《长编》卷四〇八，元祐三年二月癸巳条，第9937页。
(120) 《苏轼文集》卷三九《吴处厚知汉阳军、贾种民知通利军》，第1104页。《长编》卷三八〇，元祐元年六月壬子条，第9243页。
(121) 《长编》卷四二六，元祐四年五月辛未条，第10297页。
(122) 《长编》卷四二四，元祐四年三月乙未条，第10254页。
(123) 《宋史》卷三一二《吴充传》，第10240页。
(124) 《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戊午条，第10282页。
(125) 拙作《职能与空间——唐宋台、谏关系再论》，《唐研究》第16卷，第475-478页。还可参见王化雨《宋代皇帝与宰辅的政务信息处理过程——以章奏为例》，《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第318-319页。
(126) 《长编》卷四二六，元祐四年五月辛未条，第10298页。
(127) 《长编》卷四二七，元祐四年五月丙戌条，第10323页。
(128) 《长编》卷四二八，元祐四年五月丁酉条，第10343页。
(129) 《长编》卷四六四，元祐六年八月辛亥条，第11088-11089页。
(130) 《太史范公文集》卷一五《乞宽刑札子》，第192-193页。
(131) 刘安世《尽言集》卷九《论蔡确作诗讥讪事第四》，《四部丛刊续编》本，第3b-4a页。
(132) 《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戊午条，第10285页。
(133) 《太史范公文集》卷一五《乞宽刑札子》，第193页。
(134) 《宋史》卷三四〇《吕大防传》，第10843、10844页；《刘挚传》，第10856页。
(135) 《长编》卷四二三，元祐四年三月甲申条，第10244页。
(136) 《长编》卷四四三，元祐五年六月乙卯条，第10669页。
(137)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172-173页。张欣、张淑生《北宋元祐时期“调停”浅探》，《五邑大学学报》7卷4期，2005年11月，第75-78页。顾宏义《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3期，第9-16页。李真真《从元祐调停看宋代朋党政治倾向的恶性膨胀》，《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6期，第176-180页。
(138) 《栾城后集》卷一三《颍滨遗老传下》，第1027-1029页。
(139) 《长编》卷四四六，元祐五年八月癸卯条，第10738页。
(140) 苏辙《栾城集》卷四三《乞分别邪正札子》，第758页。
(141) 《太史范公文集》卷一六《上殿论法度札子》，第208页。
(142) 《长编》卷四三三，元祐四年九月乙酉条注，第10443页。
(143)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九，元祐四年十一月癸未条，第586页。
(144) 《长编》卷四三三，元祐四年九月己丑条，第10443-10444页。
(145) 参见金中枢《车盖亭诗案研究》，《宋史研究集》第20辑，第196页。
(146) 《长编》卷四三四，元祐四年十月己亥条，第10455页。
(147) 《长编》卷四三九，元祐五年三月己卯条，第10577页。
(148) 《长编》卷四四三，元祐五年六月丁未条，第10663-10664页。下面凡引及《行年后记》者，不再一一出注。
(149) 《长编》卷四四三，元祐五年六月丁未条，第10664页。
(150) 《长编》卷四四六，元祐五年八月癸卯条，第10738-10740页。
(151) 《长编》卷四四二，元祐五年五月庚寅、壬辰条，页10640、10643页。
(152) 《长编》卷四四六，元祐五年八月戊戌条，第10732-10733页。
(153) 徐度《却扫编》卷中，第137-138页。
(154) 《宋史》卷三四〇《苏颂传》，第10867页。
(155) 《长编》卷四五三，元祐五年十二月戊申条，第10861页。
(156)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元祐五年十二月辛卯，第592页。
(157) 《长编》卷四五四，元祐六年正月己巳条，第10882页。
(158) 《长编》卷四二九，元祐四年六月丙午条，第10365页。
(159) 《长编》卷四五二，元祐五年十二月辛卯条，第10843页。
(160) 《宋史》卷三四三《许将传》，第10909页。
(161) 《栾城后集》卷一三《颍滨遗老传下》，第1040页。
(162) 同上书，第1033页。
(163) 小注“四月二日”原作“四月二十”，按据《长编》卷四四一，邓温伯除侍读在四月丁酉，即二日。“十”当为“日”之误。
(164) 《长编》卷四四二，元祐五年五月庚寅、壬辰条，第10640、10643页。
(165) 《宋史》卷三四三《邓润甫传》，第10912页。
(166) 刘安世《尽言集》卷一三《论邓温伯差除不当》，第1b叶。
(167) 参见谢元鲁《唐代诸王和公主出阁制度考辨》，《唐史论丛》第12辑，第29页。
(168) 参见《长编》卷三五一，元丰八年二月癸巳条，第8409页。
(169) 《长编》卷四四三，元祐五年六月辛丑条，第10652-10653页。
(170) 《长编》卷四三八，元祐五年二月庚戌条，第10564页。
(171)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九，元祐四年七月庚辰，第585页。
(172) 《长编》卷四六五，元祐六年闰八月癸亥，第11101页。
(173) 《长编》卷四六五，元祐六年闰八月甲子条，第11103-11104页。
(174) 綦崇礼《北海集》卷三四《郑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第738页。
(175) 《长编》卷四七三，元祐七年五月壬子条，第11289页。
(176) 《长编》卷四七八，元祐七年十一月乙巳条，第11397页。
(177)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元祐八年六月戊午，第606-607页。
(178) 顾宏义《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3期，第12-16页。
(179) 《栾城后集》卷一三《颍滨遗老传下》，第1038页。右丞当为左丞，苏辙记忆有误。
(180) 马永卿辑、王崇庆解《元城语录解附行录》，第45-46页。按《宋史·艺文志》不载《刘安世言行录》之作者，而据李焘所云，乃“维扬马大年所编次也”，大年即马永卿字。见李焘《长编》卷四三六，元祐四年十二月叙事条注，第10520页。
(181) 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〇《绍述》，绍圣元年二月丁未条，第3177页。
(182) 《宋史》卷三四三《邓润甫传》，第10912页。
(183) 邓广铭《读〈宋史〉札记》，收入《邓广铭全集》第九卷，第432页。
(184)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一《逐元祐党上》，元祐八年十一月庚寅条，第3213-3214页。
(185) 《长编纪事本末》卷九九《调停》，绍圣元年三月乙亥条，第3176页。
(186) 《宋会要辑稿》礼10之9。
(187)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〇《绍述》，绍圣元年二月丁未条，第3177页。
(188) 《宋史》卷三五五《郭知章传》，第11196页。
(189)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一，绍圣元年闰四月辛未条，第3217-3218页。
(190) 《宋史》卷三五五《郭知章传》，第11196页。
(191) 《长编》卷四四九，元祐五年十月己酉条，第10794页。《长编》卷四六四，元祐六年八月癸卯条，第11082页。《长编》卷四七四，元祐七年六月甲戌条，第11312页。
(192)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五《二苏贬逐》，绍圣元年四月壬子、甲寅条，第3410、3412页。
(193) 《宋史》卷三五五《虞策传》，第11193-11194页。
(194)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四《元祐党事本末下》，绍圣元年十一月，第14b叶。
(195) 黄《山谷年谱》卷二六引《国史》，《宋人年谱丛刊》第五册，第3074页。
(196) 《长编》卷四六八，元祐六年十一月己酉条，第11174页。
(197) 《长编》卷四八四，元祐八年五月辛卯条，第11495页。
(198) 《宋史》卷三五五《董敦逸传》，第11177页。董敦逸除监察御史亦与黄庆基同在元祐六年十一月。
(199) 《长编》卷四四三，元祐五年六月辛丑条，第10655页。
(200) 《长编》卷四五二，元祐五年十二月甲辰条，第10852页。
(201)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一《逐元祐党上》，绍圣元年四月甲辰条，第3214页。
(202) 《宋史》卷三五五《上官均传》，第11181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一《逐元祐党上》，绍圣元年闰四月丁酉条、六月甲戌条，第3219、3222页。
(203) 《长编》卷四五六，元祐六年三月乙丑条，第10920页。
(204)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一《逐元祐党上》，绍圣三年正月庚子条，第3243页。编类章疏的意义，将在第三章第一节详论。
(205) 《长编》卷四六八，元祐六年十二月庚申条，第11183页。
(206)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一《逐元祐党上》，绍圣元年四月甲辰条，第3214页。
(207)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一《逐元祐党上》，绍圣元年六月甲戌条，第3221、3226页。
(208)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五《二苏贬逐》，绍圣元年四月壬子条，第3412页。
(20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第3118页。
(210)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一，绍圣元年六月甲戌条，第3222页。
(211) 《长编》卷四四九，元祐五年十月己酉条，第10794页。
(212) 《宋史》卷三五五《杨畏传》，第11183-11184页。
(213)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〇《逐惇卞党人》，绍圣元年五月己未条，第3710页。
(214) 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第12-20页。
(215) 《长编》卷四三九，元祐五年三月辛卯条，第10584页。
(216) 《宋史》卷三五五《杨畏传》，第11183页。
(217) 《长编》卷四五二，元祐五年十二月甲辰条，第10856页。
(218) 《太史范公文集》卷五五《手记》，第735页。
(219) 葛胜仲《丹阳集》卷一四《徐太令人葛氏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第543页。葛氏为徐君平妻。
(220) 《长编》卷四六八，元祐六年十一月己酉条注引吕公著《掌记》，第11174-11175页。
(221) 《宋史》卷三五五《杨畏传》，第11183页。《长编》卷四三九，元祐五年三月辛卯条，第10584页。《长编》卷四六七，元祐六年十月甲申条，第11162页。
(222) 《长编》卷三四五，元丰七年五月丙午条，第8283页。《宋史》卷三五五《郭知章传》，第11196页。
(223) 《宋史》卷三五五《虞策传》，第11193页。《长编》卷四六七，元祐六年十月甲申条，第11162页。
(224) 刘宰《京口耆旧传》卷四《翟汝文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1册，第152页。
(225) 《司马光日记校注》，第123页。
(226) 《宋史》卷三五五《杨畏传》，第11183页。
(227) 《宋史》卷三五五《董敦逸传》，第11176页。
(228) 《长编》卷四五二，元祐五年十二月甲辰条，第10856页。
(229) 《宋史》卷三五五《上官均传》，第11178页。
(230) 《长编》卷四六八，元祐六年十一月己酉条注引吕公著《掌记》，第11174-11175页。
(231) 《太史范公文集》卷五五《手记》，第735页。
(232) 前已经提及翟思为熙宁三年（1070）进士。其余可考者，上官均亦熙宁三年进士（《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四月丁卯条，第5095页）。黄庆基为嘉祐六年进士（1061），董敦逸和虞策是嘉祐八年（1063）进士，郭知章是治平二年（1065）进士。参见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第285、293、294、302页。徐君平中治平某年（1064—1067）进士（葛胜仲《丹阳集》卷一四《徐太令人葛氏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第543页）。
(233) 《长编》卷四七七，元祐七年九月戊子条，第11359页。《宋会要辑稿》礼3之4-5。这里的郊祀是指皇帝亲祠的场合，非有司摄事者。
(234) 《长编》卷三四一，元丰六年十一月丙午条，第8195页。
(235) 《宋会要辑稿》礼3之6。
(236) 《长编》卷四七七，元祐七年九月戊子条，第11360页。
(237) 《长编》卷四七七，元祐七年九月戊子条，第11361页。
(238) 《宋会要辑稿》礼3之6-7。苏辙有《论合祭天地札子》，但未及上奏，事已施行。札子云：“凡今三年一郊，盖已非三代之旧，则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盖不当复议矣。”（见《栾城后集》卷一五，第1049页）
(239) 《苏轼文集》卷三五《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第1004页。
(240) 《苏轼文集》卷四〇《集官详议亲祠北郊诏》，第1137页。
(241) 《宋会要辑稿》礼58之48。
(242) 《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午条小注，第8458页。文曰：“（神宗）微旨奥义，从容自得，虽老师宿儒莫敢望。尝以谓先王之迹息灭，时君世主祖述不及三代，其施为卑陋不足法。自初嗣服，慨然思以其所学远者、大者措之于天下，见历世之弊，欲变通之……立政造令，悉法先王。典谟所载，风雅所歌，实稽之以决事，操之以验物。”
(243) 刘复生指出，王安石变法虽因学术不一而遭到很多反对，但实行变法的总要求和指导变法的总原则（即以儒学义理为指导，以三代为政治榜样），则诸派意见几近一致；此前仁宗朝的情况也是类似。见《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6期，第116、117页。关于熙丰新法的思想背景，参见W. Theodore De Bary，“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in Arthur Wright，ed.，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pp.100-106。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九章“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第420-495页。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309-314页；作者也较早指出，北宋中期的诸家儒学，在探讨的问题上实有共同之处，见该书第218-235页。此外，还可参见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第142-151页；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七章，第222-265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一章、第六章，第184-198、290-315页；李华瑞《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史学集刊》2006年1期，第11-12页；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第40-48、173-201页。
(244) 曾肇《曲阜集》卷二《上哲宗皇帝乞分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352页。
(245) 《宋史》卷三一九《曾肇传》，第10392页。参见《长编》卷三一二，元丰四年四月己巳条，第7564-7565页。
(246) 《长编》卷四五一，元祐五年十二月辛卯条，第10842页。
(247) 《宋史》卷三四六《彭汝砺传》，第10975页。
(248) 《长编》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辛卯条，第11059页。
(249) 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第284页。
(250) 《长编》卷四六八，元祐六年十二月辛巳条，第11194-11196页。
(251) 《长编》卷四八四，元祐八年五月壬辰条，第11503页。
(252) 《长编》卷三八九，元祐元年十月壬辰条，第94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