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八年（1093）九月三日，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垂帘体制完全崩解，元祐政治路线迅速被扫荡殆尽，绍述神宗之政成为哲宗亲政时期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在哲宗亲政的前期，即绍圣年间（1094—1098）的主要工作是恢复熙丰新法，以元符元年（1098）六月修成《常平免役敕令》为标志(1)，熙丰新法的恢复工作基本完成(2)。
到了元符时期（1098—1100），开边成了朝政的绝对重心，即所谓“自绍圣四年以后，诸路兴兵进讨，更出迭入，修筑城寨，未尝休息”(3)。绍符开边在两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一是对西夏方面。依托浅攻扰耕与进筑堡寨的并用，宋朝对西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迫使西夏遣使谢罪，双方划定了新的疆界(4)。二是在经营河湟方面，已经分裂的唃厮啰政权归降，宋军进入青唐城（今青海西宁）——上一次中原政权的军队出现在该地还是三百五十多年前的事；当然经略河湟最终的完成还要到徽宗朝(5)。
恢复新法与开边，可谓绍符时期最大的政治成就，也是其与元祐政治最明显的对立之处。但是，真正决定北宋政治走势的主要不是这种政策上的反复，而是政治文化的改变。具体地说，北宋的“士大夫政治”在哲宗亲政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更准确地说是：失败。
学者认为，所谓“士大夫政治”，指士大夫群体乃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主体，它是形成于东汉的一种政治形态(6)。宋史学界的研究则指出，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形态，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有着高涨的政治、社会主体意识与责任感(7)；士大夫群体对皇帝权力有相当的制约，作为标志，文彦博“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是最常被阐释的对象(8)。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政治形态由皇帝与士大夫群体两个因素结合而成，故它既包括“致君尧舜”的理念与实践，也意味着士大夫是官僚政治的主体。本书所谓“士大夫政治”在哲宗亲政时期的失败，也是从君主与士大夫两个方面而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