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赵煦本名赵傭，即位后改名。他生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元丰八年三月登基时虚岁仅十岁，实际才八岁多。元祐八年（1093）高氏去世，赵煦于绍圣、元符间亲政数年，元符三年（1100）正月病逝，年仅二十五岁。
赵煦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有关其学业、生活、婚姻、疾病、与臣僚交流的细节，完整地展现了北宋后期的士大夫试图塑造、规范其君主的努力，也透露了一个君主如何处理自身与一种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哲宗赵煦的经历，可以从君主的角度回答：士大夫政治在北宋晚期经历了什么命运？
一 圣学：经筵之外
经筵是培育皇帝的主要阵地，内容主要分讲经与读史两部分。一般而言，为了避开寒暑，北宋经筵的举办时间只有一年中的二月到五月、八月到冬至；而在这期间，哲宗朝经筵又是每双日举行一次(9)；故一年中有大半的时日，皇帝并不御经筵。这就给元祐士大夫提出一个重要的课题：如何跟踪、辅导经筵之外的赵煦？正是在这一点上，元祐士大夫对赵煦的训导极有特点。
毫不意外地，臣僚呈进了不少配合经筵的经、史材料，以备赵煦“课外阅读”。如元祐二年（1087），兼侍读苏颂“乞诏史官、学士采《新唐史》中臣主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于是“诏侍读官遇不开讲日，论具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二条进入”(10)。至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颂又将所上汉、唐故事分门编修成册，最终以“迩英要览”为名(11)。元祐三年（1088）八月，范祖禹进《古文孝经说》(12)。元祐四年正月，范祖禹与崇政殿说书颜復同上《尚书·说命》讲义三册，乃经筵进讲记录(13)。元祐五年（1090）二月，经筵讲毕《尚书·无逸篇》后，诏讲官“详录所讲义以进，今后具讲义，次日别进”(14)。讲《尚书》期间，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还进《尚书孝经解》、《尚书二典义》，以备赵煦闲时研读(15)。元祐五年六月，赵煦读《孟子》，司马康、吴安诗、范祖禹、赵彦若、范百禄等又进《孟子节解》十四卷(16)。七月，又诏“讲读官许进《唐实录》《史记》故事”(17)。八月，范祖禹又进《帝学》(18)。吕大防还曾进过《仁宗圣学事迹》，元祐六年（1091）八月又进仁宗朝《迩英延义二阁记注》，“以备圣览”(19)。上述经、史读物，一般都是围绕经筵内容而进的。
其中有一种“课外读物”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元祐五年（1090）八月：
右正言刘唐老言：“伏睹《大学》一篇，论入德之序，愿诏经筵之臣训释此书上进，庶于清燕之间以备观览。”从之。(20)
学者据此指出，《大学》最初出现在经筵是迟至元祐五年的事(21)。这略有误解，作为《礼记》的一篇，《大学》早就在北宋的经筵上讲授。如天圣三年（1025）三月，仁宗便开始在孙奭的指导下读《曲礼》(22)，这正是《礼记》的第一部分；而至天圣五年（1027）十月，则“以讲《礼记》彻，燕近臣于崇政殿”(23)，整个过程持续了两年多，其中自然是包括《大学》篇的，只不过没有单行，也没有特殊的地位。
刘唐老此言，可能发于元祐经筵讲《礼记·大学》时。当时《大学》还未完全自《礼记》中独立，但其特殊性已经比较明显。除了刘唐老，在哲宗面前强调《大学》的还有不少。如吕公著于元丰八年六月上“修德为治之要十事”，其《修身》部分主要就是结合《大学》进行申说(24)。梁焘在向赵煦劝学时，也特别结合了《大学》的文字进行论说(25)。司马光亦对赵煦说过：“所谓学者，非诵章句、习笔札、作文辞也，在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也。”(26)即引《大学》。又范祖禹的《帝学》就特别围绕《大学》来阐释所谓的“帝王之学”(27)。当然，这一时代还有二程对《大学》的重新排定(28)。
周予同云：“自宋儒性理之学兴，于是升《孟子》以配《论语》，出《学》《庸》以别《戴记》。”(29)元祐时代《大学》在赵煦学业中的凸显，正反映了性理之学的扩张对赵煦之“圣学”的影响。陈植锷指出，在北宋仁宗、神宗之交，宋代学术开始从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过渡，后者着重探讨心性、道德性命之说；当时的王安石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穷性命之理、窥性命之端一点上是一致的；洛学、关学、蜀学等，莫不以性理之学而自承，心性义理成为当时诸家共同的学术主题(30)。性理之学对于理想人格的探讨，给元祐的皇帝培育事业注入了新的特点，这不仅仅体现在《大学》的凸显上，还体现在：经筵及相关读物不再是成就“君德”的唯一重点，更重要的内容是如何让赵煦在日常生活中涵养道德、体味事理。
一个表现是，士大夫对赵煦日常所观之图关切不已。元祐二年十月，侍读范祖禹留意到，仁宗朝所传下来的《无逸》《孝经》图没有张挂在迩英阁，于是上言：
臣欲乞指挥所司检寻，如旧图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即乞特命侍臣善书者书之。其蔡襄所书图序，从来置在御坐之后，昨因修展迩英阁方撤去，却书于屏间。此图乃祖宗旧物，臣窃惜之。伏乞依旧张挂，三图并列，如仁宗朝故事。
不过，当时迩英阁两壁已经挂着《前代帝王事迹画图》了，范祖禹于是对如何张挂作了设计：“如置到《无逸》《孝经》二图，只乞重上张挂，别不换动，即无所妨。”上言两日之后，他再度进读迩英，发现三图皆已张挂(31)。文彦博也提到，当时的迩英阁南壁挂着《孝经图》(32)。
元祐五年，范祖禹已不再是经筵官，但在迩英留对时，他谈及仁宗朝的《观文鉴古图记》及《三朝训谏图》，并建议：
二图皆尝颁赐臣僚，禁中必有本。臣愿陛下以永日观书之暇，间览此图，可以见前代帝王美恶之迹，知祖宗创业之艰难，不唯有所戒劝，易于记省，亦好学不倦之一端也。(33)
据王明清所记，所谓《观文鉴古图记》及《三朝训谏图》，皆仁宗初年刘太后命臣僚所作，系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诏翰林待诏高克明等绘画之，极为精妙，叙事于左，令傅姆辈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释诱进，镂板于禁中”；哲宗朝高氏重新取板摹印，并曾分赐近臣(34)，这应该便是范祖禹上言的结果。
由此，元祐时赵煦讲读之所张挂着《无逸图》《孝经图》《前代帝王事迹画图》，平日所观则是《观文鉴古图记》《三朝训谏图》等。范祖禹之外，元祐六年三月，宰相吕大防请将仁宗所书三十六事“图写置坐隅，以备观览”(35)；元祐六年五月时，左谏议大夫郑雍也“请延儒臣讨论诚身治国之道在方册者，撮要为图，依仿《无逸》，以警左右”(36)。“依仿《无逸》”，当指前面提到的“《无逸》图”。综合起来，诸图要为赵煦营造一个士大夫所期望的居处环境。士大夫不可能将小皇帝整日置于眼皮底下，但这些图作为历史与经典的生动再现，使他们的影响能更深入赵煦的日常生活。
另一个表现是，士大夫还特别规定了赵煦习字的内容。元祐二年九月，以经筵讲《论语》终篇，赐执政及讲官御宴，内出皇帝御书“唐贤律诗”分赐臣僚；次日，臣僚于延和殿帘前谢，吕公著进言：
臣职在辅导，无能裨补，辄于《尚书》《论语》及《孝经》中节取要语共一百段进呈。圣人之言，本无可去取，今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于省览，或游意笔砚之间，以备挥染，亦日就月将之一助也。
后来，高氏特意对吕公著说：“所进《尚书》《论语》等要义百篇，今皇帝已依所奏，每日书写、看览，甚有益于学问，与写诗篇不同也。”(37)李焘《长编》于太皇太后高氏语后又说：“公著与同列皆言，此圣人经训，有补于治，日宜亲阅。”吕公著的这一进言，也被系于范纯仁名下(38)，故此奏当是数位宰执同上的。此后，元祐三年四月，范祖禹先是在讲筵时“指陈《尚书》要切之语，望陛下因习笔札，书之以置座右”；后又于《尚书》《孝经》《论语》之中，截取“切要之语、训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备圣札，所冀陛下手书之、目观之、心存之，庶可以少助进德之万一”(39)。
吕公著、范纯仁、范祖禹等人一再为赵煦练习书法限定对象，即儒家经典之语，当是不满赵煦书写唐人律诗。事实上，赵煦对于书写诗篇一直比较喜爱。南宋岳珂见过赵煦所书魏野（960—1019）诗句“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系元祐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清燕之余，间御宸藻，以为当时臣下之赐者也”；岳珂还提到，南宋秘阁藏有“一扇面及幅纸，亦各书此联，盖以赐任婆婆者，皆帝肆笔”(40)。魏野此诗描写的是所谓山居意趣，却屡入赵煦之笔。又元祐五年九月，“宰相、执政、讲读、记注官各赐御书诗一首，上亲书姓名于其后”(41)，而苏轼所得乃唐人紫薇花绝句(42)。对于赵煦多书诗篇的偏好，士大夫极力想以儒家经典取而代之。
第三个表现，是赵煦日常生活的细节也常被士大夫所关注、放大。元丰八年九月，神宗出葬之前，宫内传出由赵煦所撰的《神宗挽词》二首，“付外歌习”，于是侍读韩维上札子云：
伏惟大行皇帝灵驾发引在近，陛下方当擗踊号慕，以致孝思，秉笔缀文，恐非其时。若陛下自为之，则恐未合礼意；若使侍臣润色，则是示天下以伪。惟诚与孝，人主要道。陛下嗣位之初，举动语默，实系四方观听，不可不慎。(43)
同时，韩维也给太皇太后高氏上了一封札子：
臣愚窃记《孝经》“居亲丧，言不文”。恐于此时未是皇帝制作文章之时，辄具札子上奏皇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同皇帝详议，及挽辞未甚宣布，早赐收还，以合经训。(44)
在韩维看来，赵煦以“挽词”这种辞章之学的方式表达“孝思”，就道德、政治高度而言是错误的。而且，韩维的压力不单是施加给赵煦本人的，更是施加给其祖母高氏的，高氏必须对抚养、培育赵煦尽心尽责，必须将士大夫对赵煦的期待、约束准确无误地转达到赵煦身上。
又如元祐元年（1086）二月，侍读韩维进读《三朝宝训》，至真宗怜悯宫人、羔羊事，他借题发挥“仁术”云：“外人皆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臣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45)当时苏轼正为起居舍人，他记录说：
轼时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迩英阁，切见资政殿学士韩维因读《三朝宝训》至真宗皇帝好生恶杀，因论皇帝陛下在宫中不忍践履虫蚁，其言深切，可以推明圣德，益增福寿。臣忝备位右史，谨书其事于册，又录一本上进，意望陛下采览，无忘此心，以广好生之德，臣不胜大愿。”(46)
至三月，程颐侍讲时，又一次提起了赵煦避让虫蚁之事：
颐闻帝宫中盥而避蚁，因讲毕，请曰：“有是乎？”帝曰：“然，诚恐伤之耳。”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称善。(47)
本来是读《三朝宝训》真宗朝事，涉及赵煦行避虫蚁这件小事，韩维便将其与真宗朝事联系起来，推广为“仁术”。此事又经苏轼书之于册，冀小皇帝由此“广好生之德”。接着，程颐又再提避蚁事，云其心乃“帝王之要道”。赵煦生活中的一个细节，由此被士大夫一再关注、放大、拔高。此外，刘安世还提过程颐谏赵煦折柳事，不过李心传已驳其不可信(48)。
在所有人中，程颐确实最积极地主张士大夫应该深入小皇帝的生活。他刚任崇政殿说书即乞朝廷“慎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而且讲读后还要“留二人直日，夜则一人直宿，以备访问”，希望“皇帝读习之暇，游息之间，时于内殿召见，从容宴语”(49)。这是要在学业上对哲宗有“全天候”的跟踪。程颐还提出，赵煦“左右扶持祗应宫人、内臣”，应该选择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的“厚重小心之人”；且赵煦之“服用器玩”皆要质朴，“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他还希望“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50)。在程颐看来，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关系到皇帝的道德成长，故经筵官有权利和责任了解、掌控皇帝的日常生活。此外，御史中丞梁焘也建议高氏：“宫中遴选茂俊之人，以诱掖诵说；审择谨厚之人，以辅视兴寝。服勤道义，为聪明睿智之助；疏远纷华，为康宁寿考之资。”(51)亲政后，赵煦回忆说：“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嫔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52)徽宗也提到，哲宗“饮食皆陶器而已”(53)。正如程颐、梁焘等人所愿。
程颐之学，强调整齐严肃与主一无适，要求人在外在的容貌举止及内在的思虑感情两方面约束自己(54)。元祐时期对赵煦的培育，特别注意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对赵煦进行关注、引导、约束；注重讲读之余、平居之间的涵养、熏陶。这些看起来最贴合程颐的主张，但如上所举例，诸多士大夫在此问题上实有相当的共识，程颐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有学者认为，“旧党训导宋哲宗的基本指导思想，即主要是防止哲宗亲政后政局出现反复”(55)。这只是就结局而论出发点。必须要注意到，在当时性命道德之学兴起的背景下，年少的赵煦，给了士大夫一个塑造皇帝、从根本上“致君尧舜”的机会，元祐士大夫对于赵煦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注视、规训，必须要放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方能得到合理解释。
士大夫的这些举动，也深刻影响了高氏与士大夫、高氏与赵煦之间的关系。范祖禹、韩维、程颐等人，不但力图将自己的触角伸展到赵煦生活的各个细节，也不断给高氏施压，期待高氏与他们联合约束赵煦。而高氏也确实努力按照士大夫的要求去做了，这一点从上面的图画、习字、挽词诸事，都有所体现。
此外如元祐四年（1089）末，宫内在坊间寻找乳母，于是传闻有宫女怀孕，刘安世、范祖禹便上疏赵煦、高氏苦谏，范祖禹对高氏说：
臣尝见司马光言：章献明肃太后保护仁宗皇帝最为有法……臣考之《国史》，仁宗乳褓，章献使章惠太后护视。章献临朝，仁宗起居饮食，章惠必与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备。然则章惠保护仁宗，乃章献太后之意也。今陛下临朝，日有万几，至于左右护视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陛下以朝事责宰相，以边事责将帅，人君阙失、群臣邪正责谏官御史，皇帝学问责讲读官……至于皇帝早夜起居之节，嗜欲之际，此最切身之事，岂可无任其责者乎？(56)
面对这样严厉的指责，高氏不得已对宰相吕大防说：“官家常在老身榻前内寝处，宜无此。老身又尝究治，果无之。可说与安世，令休入文字。”(57)后来赵煦回忆，他某日觉身边宫女“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涕泣者”；后来明白，这是“因刘安世上疏，太皇太后诘之”(58)。高氏将范祖禹等人的批评认真地放在了心上。
赵煦一生对其祖母没有太多感情，而诸事表明，祖母高氏给赵煦施加的种种压力，往往来自士大夫，而非单出于高氏本人。高氏最终获得“女中尧舜”这样高的政治声誉，绝非仅因为她在元祐时期施政的成功，更是因为她小心翼翼地扮演了士大夫给她设定的角色，她与士大夫关系非常融洽。
有一些细节透露了当时年少的赵煦如何应对种种压力。元祐六年三月，赵煦已十六岁，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一日“从容劝上读书”，并指点了“如何得入道深”，但赵煦突然开始“论射”，王岩叟于是进言：“此读书之余聊以适性则可，然非帝王之所学也，不宜专留神以妨圣学。就射之中，亦有修身、治天下之道。”并随即就《礼记·射义》发挥到“武有七德”：“陛下常以七德为心，则陛下之武无敌于天下矣。”(59)数日之后，高氏对臣僚说：“皇帝每于内中看读余暇，颇亦习射……才执弓矢，即已精熟，近日已射数斗力弓矣。”(60)看来，赵煦之所以主动与王岩叟论射，是因为自己刚开始习射，颇有兴趣，绝非期待王岩叟发挥到武有七德，更不期待“非帝王所学”的回答。
同年八月，王岩叟再次劝赵煦惜时以“留意经史”，赵煦则云：“朕在禁中，尝观书不废也。”(61)次年七月，王岩叟再度问赵煦：“陛下宫中何以消日？”赵煦答云：“并无所好，惟是观书。”(62)赵煦的这两次回答，令人想起元祐二年高氏对宰执说的话：“皇帝好学，在宫中别无所为，惟是留心典籍。”(63)不能说祖孙二人的回答是违心的，但置之当时的情境之下，也可作这样的理解：高氏很早就意识到士大夫要求赵煦什么，也知道士大夫要求她如何教导赵煦，因此她在元祐二年的回答，反映了她对士大夫心思的理解；而元祐六年赵煦本人的回答，则说明他也已很能理解士大夫的心思了，并能投其所好。
赵煦年幼登基，与仁宗赵祯颇相仿，因此“仁宗故事”是元祐士大夫常常提到的，至有赵煦“克类仁宗”之语。但实际上，两个时代有着迥异的政治文化背景，故赵煦的处境与赵祯很不同。简而言之，仁宗登基时，朝廷政事尚在立国初所培育的一批官僚士大夫掌握之中，所谓北宋中后期的“新型士大夫群体”——有着综合的能力与更强的责任感——尚待其亲政之后才全面登上政治舞台(64)。但赵煦所面对的官僚士大夫，在思想上经历了儒学复兴运动的洗礼，对于性命道德之学的关注前所未有，是不同学派的一致追求。在政治上，他们经历了从仁宗到神宗朝的政治革新运动，对“三代”口号下的理想政治秩序怀有无比的热情，“致君尧舜”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65)。这一思想、政治背景的结合，使得赵煦面临的压力远比赵祯为大。元祐士大夫试图从生活的各层面、各细节推进“圣学”“君德”，这一点绝非仅着意眼下政策是否反复，而是一种伟大的政治理想之产物。
二 皇后：从孟氏到刘氏
元祐七年（1092）四月，孟氏被立为赵煦的皇后。孟后之立，被认为是“旧党与高氏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反复权衡利弊的结果”，是为了防止哲宗亲政后政局出现反复(66)。不过，以宋代的政治传统，一旦人主亲政，皇后预政的情形很少。孟后之立，不能如此直接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也必须放在皇帝与士大夫关系的视角下去理解。
孟氏并非皇后的第一选择，择后之事经历了反复的商量。早在元祐五年（1090）六月，太皇太后高氏就意识到“皇帝春秋渐长”，便命宰相讲寻纳后仪式(67)。至八月，又从宰相吕大防之请，手诏令礼官检详纳后礼(68)。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一直到元祐七年四月，主要的纠结并非纳后仪制，而是皇后的人选问题。元祐六年四月、八月、十二月，次年二月、四月御前都议及此事(69)。
在商议皇后人选过程中，高氏及臣僚都极为关心皇后出于什么家族，看重所谓“门阀”。针对狄青的后人狄谘之女，吕大防说：“狄青勋臣，好门户。”(70)元祐六年七月，吕大防劝高氏考虑一下高、向这两个后族，并说：“自古选后，多出勋戚之门。”(71)八月，御前议及勘婚一事，他说：“若太拘忌，则恐近下臣僚家或有相当者，而门阀不相称，尤为不便。”(72)十二月，延和议立后事，吕大防又说：“若门阀不可，虽有容色，亦难取。”(73)元祐七年四月，御前再及勘婚事，吕大防仍说：“虽云勘婚，先须门阀，于门阀中勘乃可。”王岩叟亦云：“不取于勋德之家，无以服人心。”(74)这些言论，都把“门阀”放在第一位。
但是，最终所立的孟氏，乃孟元之孙女，元“少隶禁军”(75)，起自行伍，绝非世家子弟。其子孟在则被认为“善人，小官，门户静，别无事”(76)，显然也非大家。虽然如此，高氏在给学士院的手书中仍说，孟氏乃“阀阅之后，以礼自持，天姿端靖，雅合法相”(77)。显然，元祐对“门户”或“门阀”的看重，与唐以前的婚姻问阀阅，意义有极大的差别。
这如何理解呢？元祐五年十一月，范祖禹因立后上疏太皇太后：“闺门之德，不可著见，必视其世族，观其祖考，察其家风，参以庶事，亦可知也。”(78)高氏本人也说：“大凡人家女子，养于闺阁，贤与不贤，人安得悉知，选择之际，惟见门阀与人物耳。”(79)由此可知，元祐立后时种种对门户、门阀、族姓的强调，最终的立意都在于所谓“闺门之德”，并非真正的门第高下。高氏对宰执说：“孟家女入内能执妇礼。”(80)因此，尽管孟氏并非出自势家，但门户安静——什么样的家风、家法，决定了她是否能“执妇礼”。相比之下，最初入围的狄谘女系庶出，且其嫡母悍妒，致此女被逐出家门，寄养在伯父家。
元祐七年四月出立后制，五月四日范祖禹就将《周易·家人》卦的解义进入，说：
伏睹中宫初建，将行嘉礼，实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今陛下纳后以承天地，以奉祖宗，内尽孝养，外美风化，将以为万世法，臣愚窃为陛下重之。谨案《周易·家人》之卦，乃圣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臣辄不自揆，敢撰集所闻先圣先贤之言，为解义一篇，谨录上进，以代奏事，伏望圣慈少赐省览。(81)
北宋中期的士大夫对《周易·家人》的阐发是比较常见的，他们“通过对于《家人》的阐发，组接出了一串理想形态下的链条：女正—家道正—天下正”(82)。进一步的，范祖禹在阐释如何“正”的时候，以《大学》八纲目为准，将“正心”作为各正其位的唯一路径，这是他区别于传统注疏的新见(83)。如果考虑到范祖禹一再强调“正君心”乃治天下或正天下之本(84)，就可以理解他对于“女正”的这一阐释，乃是将皇后的选择与整个天下秩序的建立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范祖禹在前引《论立后上太皇太后疏》的“博议”部分还说：“进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能预。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也。”范祖禹反对立后乃皇帝家事，可与唐代故事作一个对比。唐高宗废王立武之时，李说：“此是陛下家事。”陈寅恪先生指出，这是武则天、李代表的山东寒族与王皇后所代表的关陇集团之间的斗争，李实以弃权表示支持废王立武(85)。而范祖禹在此反对“此陛下家事”的说法，已然没有任何政治集团联姻的暗示了，而是强调：赵煦的婚姻是天地、祖宗、孝道、风化及永恒秩序的组成部分，是士大夫构建整个天下秩序的关键之一。因此，元祐立后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士大夫所期待的秩序理念，成为元祐时代的标签之一。
正因如此，当赵煦有了更为宠爱的女子时，士大夫所赋予其婚姻的意义，就成为他沉重的压力。绍圣三年（1096）九月，孟后被废(86)；元符二年（1099）九月，刘氏被立为皇后。废孟立刘的渊源自然更早，史载刘氏于绍圣元年（1094）四月封平昌郡君，次年五月进美人，十月进婕妤(87)。故赵煦与刘氏应该在元祐时就认识，只是到了亲政后才有公开的宠爱(88)。
刘氏相貌很美，蔡京以“三十六宫人第一”称之(89)。《宋史》本传也说刘氏“明艳冠后庭，且多才艺”，还提到另一个重要特点——“能顺意奉两宫”(90)。两宫即指赵煦嫡母向太后与生母朱太后。徽宗即位后，问及元符立刘后事，垂帘的向太后说：
是时先帝来殿中云：“章惇等乞立中宫。”答云：“此事官家更子细。”先帝云：“宰臣等议已定，欲以初七日降制，若如此如何了得？”太母云：“且更相度。”……从初废瑶华时亦来商量，亦答他云：“此大事，不可不慎。”先帝云：“避不得，然已恕。”(91)
废瑶华即指废孟后。可见向太后在赵煦废孟后、立刘后两个问题上，虽都持较为审慎的态度，但并未明确表示反对。元祐立后，本来便是祖母高氏一手操办的，嫡母向氏、生母朱氏似未能介入太多(92)，故对其之废，当没有太多介怀，而刘氏既然“能顺意奉两宫”，向氏、朱氏就没有太大理由反对赵煦废孟立刘。
对于赵煦来说，废孟立刘的主要压力来自官僚士大夫，而为了塞臣僚之口，他在此事上可谓经营许久。孟氏被废一年前，绍圣二年（1095）九月赵煦大饗明堂，“刘美人侍上于斋宫”(93)。女子入侍斋宫本不合礼法，其人又非皇后而是宠妃，说明赵煦早已属意刘氏，与孟氏的关系出了大问题。绍圣三年九月，赵煦以宫中法水符箓之事为由，锻炼成狱，废了孟皇后。曾布记载了赵煦与宰执间的一段对话：
是日，上谕辅臣曰：“朕待后有礼，不意其所为如此。朕日夜怵惕，至为之废寝食。今日之事，诚出于不得已。”上言及此，恻怛见于颜色。臣惇、臣清臣、臣布、臣将、臣卞奏曰：“废后大事也，臣等见案辞如此，不敢复有开陈，陛下为社稷宗庙大计，诚出于不得已。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94)
赵煦的故作姿态与心虚很明显。宰执们虽也有些异议，但大抵都能“体会”赵煦的苦心，《宋史》章惇、曾布、蔡卞传都提到了他们三人在废孟后问题上的推动作用(95)。但有的士大夫如殿中侍御史陈次升、侍御史董敦逸都先后表示反对，其中后者还参与了推鞫禁中狱事；为了不引起更大的波澜，赵煦竟只能强压怒火，涵容董敦逸(96)。
赵煦废孟氏三年之后才将刘氏立为皇后，也是在等待时机——刘氏产子。元符二年八月贤妃刘氏生皇子，九月即立为皇后。刘氏尚为婕妤之时，就曾与孟后争“朱髹金饰”之座，受了委屈之后，内侍郝随谓曰：“毋以此戚戚，愿早为大家生子。此座终当为婕妤有耳。”(97)此外，张邦基记云：
泰陵时，蔡元长为学士。故事供贴子，皇太后、皇帝、皇后阁各有词，诸妃阁同，用四首而已。时昭怀刘太后充贵妃，元长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三十六宫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98)
“梦熊罴”乃生子之兆。这时候孟氏尚是皇后，刘氏为贤妃，蔡京之用典说明在孟后被废之前，赵煦欲立刘氏之意已为臣下琢磨透了，而其前提便是皇子诞降。孟氏废后，此事更确凿无疑。元符二年五月，刘氏已怀孕许久，曾布对赵煦说：“若皇嗣降生，此朝廷莫大之庆，中宫不日必有定议矣。”(99)
皇子出生于元符二年八月八日，次日，赵煦便遣人告诸陵、太庙、社稷、高禖，在曾布面前，他“喜见于色，遂及中宫事”(100)。八月二十六日，赵煦突然对曾布说：“满月在近。”曾布当时未了其意，但稍后即明白“盖议中宫尔，故有满月之问”；次日曾布就对赵煦说：“昨日蒙宣谕皇子满月，臣仓促间奏对有所未尽。皇子降生，嫔御例有恩命，圣意必已素定。”赵煦笑云：“已令三省检故事。”(101)曾布日记中的这几个细节，将哲宗的心情表露无疑：这是他等待多年的机会。
最终，九月七日（丙午）赐宰臣诏立后，次日正式下制立后，并诏于本月二十七日行册礼(102)。九月七日夜晚，赵煦还亲自指示翰林学士蒋之奇如何命词(103)。九月二十六日，“习册后仪于文德殿，雨未已，得旨令习庭下及廊上仪，又设幕幄以覆宫架”(104)。即使下雨也要抓紧习册后仪这个细节，可见赵煦是何等地期待此事。
与废孟氏一样，赵煦立刘后也得到了宰执的支持，章惇、曾布都曾积极经营此事(105)，宇文粹中所撰《昭怀皇后谥议》亦将刘氏之立归于“宰辅建言”(106)。虽然有宰执的支持，但赵煦仍等待数年之久，用曾诞的话来说就是：“方孟后之废，人莫不知刘氏之将立，至四年之后而册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议之足畏也。”(107)所谓畏“清议”，其实就是赵煦试图小心地处理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宋史·安惇传》云：
刘后之受册也，百官仗衙陈于大庭，是日天气清晏，惇巍立班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当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奸佞。(108)
此事说明，赵煦试图赋予刘后之立在“秩序”中的正当性，因为孟氏之立就被元祐士大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赵煦无疑希望刘氏之立也能得到士大夫同样的认可。
不过，即使赵煦小心翼翼，也无法避免反对声，其中谏官邹浩之辞最为激烈：
（陛下）何不于孟氏罪废之初……便立之乎？必迁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耶？兼臣闻顷年冬享景灵宫，贤妃实随驾以往，是日雷作，其变甚异。今又宣麻之后，大雨继日，已而飞雹。又自告天地祖宗社稷以来，阴霪不止，以动人心，则上天之意盖可见矣。(109)
赵煦隐忍数年，小心翼翼，邹浩却告诉他：雷、飞雹、淫雨等，说明皇后刘氏在天地秩序中的正当性从未得到认可。赵煦看到邹浩奏后，据说“持其章踌躇四顾，凝然若有所思”(110)。但从对邹浩的处理来看，赵煦的反应极为迅速、激烈，据曾布日记：“正言邹浩自试院中出数日，乃以（九月）二十五日上殿，论册后事不当。是日批出：除名勒停，新州羁管，仍令开封府当日差人押出门。”(111)此外，同情或者明确支持邹浩的还有尚书右丞黄履(112)、翰林学士蒋之奇(113)，以及田昼、王回、曾诞等这些邹浩“所与游”者(114)。
从孟氏之立、废到刘氏之立，赵煦很清醒地意识到，孟氏是元祐士大夫心目中理想秩序的一部分，因此皇后的废立，在感情上虽是自己的选择，但关键是自己与士大夫的关系如何处理。从孟氏到刘氏，深刻说明了赵煦的矛盾：一方面他抗拒士大夫将其生活“上纲上线”的意图；另一方面他极为忌惮士大夫理念的压力，因此经营、等待了多年。绍符废孟立刘之举，得到了章惇、曾布、李清臣、蔡卞等宰执的支持，同时也为陈次升、蒋之奇、董敦逸、邹浩、田昼、王回、曾诞等人所反对，可见臣僚对于赵煦的态度也已经发生了分化。
三 疾病、子嗣与臣僚
在赵煦去世前的大半年中，他的健康日益恶化，又有得子、立后之喜，还经历了子女相继夭折的惨剧，残存的《曾公遗录》对于这些过程都有提及，其中就展示了赵煦与“熙丰旧臣”交流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呈现了与元祐时期完全不同的君主形象。
元符二年五月时，赵煦告诉知枢密院曾布“久嗽及肠秘，密服药，多未效”，说明他已经在遭受某种慢性病的折磨了，曾布还为赵煦分析病理、推荐医官(115)。六月，赵煦还颇觉曾布所荐医官用药有效，只是埋怨“味苦辣，颇难吃”(116)。
至七月，赵煦的病情有所恶化。七月二十日，医者告诉曾布，“诊脉医官皆留宿不出，已三日”(117)。次日，赵煦本当御垂拱殿（前殿），后来改御崇政殿（后殿），必和他的病情有关；在崇政殿上，宰执问及他的身体，他说：“两日前似霍乱，昨夕腹散，犹八九次，胸满，粥药殊不可下。”可见其生理上的痛苦较五月已大增，在这种情况下，曾布又为赵煦分析病理与治疗方案。再对时，曾布看出“玉色殊未和”，赵煦对他说：“虽粥不可进，饮食固不敢不慎也。”(118)二十二日，赵煦告诉大臣，自己仍无食欲，但腹泻已经停止了，曾布回应：“今日玉色极康和，非昨日比，然正须调护颐养。”(119)
二十三日，大雨，赵煦深以为忧，敦促宰执择日祈祷，但突然又说自己“脏腑亦未全已”；曾布再对时，便说：“阴湿尤非腹疾所宜，当避阴冷，休息颐养。”赵煦回答说自己“祗在一子中偃卧，未尝敢冒犯”。曾布又说：“自延和至崇政，行甚远，冲冒风雨，亦非所宜也。”(120)关切甚至。
八月十二日，赵煦因病“前后殿皆不坐”，遣宦官告诉宰执别无大碍，“祗为饮食所伤”；次日，又因“气力未完”不视事(121)。十四日，他终于与宰执相见，说：“以饮食所伤，服孔元软金丸动化、耿愚进理中丸之类，初觉吐逆，多痰涎，每吐几一盏许，今已宁帖，但不喜粥食，心腹时痛。”孔元、耿愚都是当时曾布所称许的医官。从自述来看，他的症状又有了一些变化，不但痰咳、无食欲，还伴随着呕吐、心腹痛。当日曾布再对时，赵煦又主动告诉他“全未能进粥食”，二人对话如下：
曾布：“近经服药，再伤动化，固须如此。然不可劳动，自延和至崇政甚远。”
赵煦：“亦不妨，欲更一两日后殿视事。”
曾布：“更三五日亦不妨。”
赵煦：“不妨。”(122)
曾布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八月十五日，赵煦又对宰执说：“祗是全未喜粥食。”宰执对以“气未和，食不可强”。曾布再对，赵煦“亦再三顾语如初”(123)。
从上面曾布日记可见，宰执对于赵煦病情的掌握是非常具体、及时的，一旦病情发生变化，赵煦也必然会向曾布等人主动吐露。作为对比，元祐时期，赵煦也曾有一次“疮疹”：
先是，颐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为寒心。”翌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124)
在这件事中，宰相数日不知小皇帝已经病了，而程颐在得知此事后，最关心的问题却是太皇太后当不当独自临朝的问题。这与绍符时期曾布等人的回应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疾病缠身的同时，皇子降诞给了赵煦巨大的安慰。八月八日戊寅，皇子出生，赵煦极为高兴，曾布日记云：
己卯，同三省外殿致贺，上亦遣近珰宣答，皆再拜。既对，面庆，皆以为此宗社大庆。上亦喜，仍云：“两宫尤喜。”众云：“非独两宫，此天下所共庆悦。”(125)
八月十八日：
再对，余独问上云：“皇子诞降已旬日，中外庆喜。”上云：“闾巷之间亦皆欣悦，今日已十日，极安帖无事。”喜见于玉色。(126)
皇子的出生，给他带来了为贤妃刘氏“正名”的机会，这只是意义之一。对赵煦这样一个长期压抑且为病痛所折磨的人来说，子嗣的出生，必使他看到自我赓续的希望，给他巨大的心理安慰。
八月二十二日，庆贺皇子诞生的“龙喜宴”在集英殿召开，曾布留意到“天颜甚悦”：
中歇，遣使赐从官以上罗花，二府、亲王别赐小花五十枝，花甚重，殆不可胜戴。再坐，遣御药劝二府、亲王酒，饮必釂，仍每盏奏知。既退，遣御药刘瑗押赐对衣、金带、鞍、辔、马于都堂，制作皆精……又各赐银一合，夔三千两，余二千两……是日，闻亲王亦有此赐。(127)
一般而言，北宋燕集赐臣僚罗帛花，礼数最高为滴粉缕金花(128)。元符龙喜宴上从官及二府、亲王所得之罗花、小花，当即分别为罗帛花、滴粉缕金花，是已为赐花礼数之极。又龙喜宴后遣御药刘瑗赐宰执于都堂，则属皇子诞降后的“密赐”之礼，“颁诸宰相，余臣不可得也”，“必金合，多至二三百两，中贮犀玉带或珍珠瑰宝”(129)。据曾布所记，当时所得赐器物，宰相章惇共110两，其余执政则为95两，虽没有多至二三百两，但如上引，诸物之外尚分别有银三千、二千两；且宰执之外，亲王亦得密赐，实为非常之礼。这些安排，都突出了皇子降诞给赵煦带来的慰藉。
元符二年八、九月间，大概是赵煦一生心情的顶点。九月八日皇子满月，降制册立刘氏为后，再加上对西夏、青唐战事的进展，正如曾布所说，“朝廷庆事何以如此！”(130)在这种气氛下，赵煦的健康也有好转的迹象，曾布在日记中提到，八月十八日，宰相章惇“是日不复问圣体”(131)。进入九月以来，曾布日记中很少提及赵煦的病情。
但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九月末至闰九月初，情况突变。九月二十五日，邹浩诅咒式的谏立刘后疏使得赵煦怒不可遏。之后，闰九月十五日，赵煦告诉宰执，皇子发惊了：“自初六日已作，至十一日后无日不发，医者已用硫磺之类治之，云小便不禁，大肠青，皆阴寒之候。”为此，曾布还特意供进了自己曾用过的“伏火丹砂”(132)。从此之后，宰执无日不问皇子安否，赵煦的心思也随着皇子的病情而动。二十日，他又告诉宰执，皇子“风势未定，现服丹砂之类”，再对时，曾布又推荐医官乐珍的伏火十二年丹砂，“上欣然”，还特意提到皇子的福相：“鼻隆，人中长，生得极好。”(133)他的紧张、自我安慰，都从这句话透露出来。
闰九月二十六日是赵煦喜悲起落最大的一天。他先是亲自告诉二府“皇子已安”，且喜见于色；在久不御后殿之后，他当日“对从官于延和”，君臣都深感庆幸；但当日傍晚，曾布得到门告报，说皇子已薨，辍视事三日(134)。从以为皇子病情稳定到暴卒，赵煦在一天内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其余“闻者莫不震骇”。三日之后，又传宣更不视事三日，并又有更不幸的消息传来：他的女儿懿宁公主也在当日夭折了(135)。她的墓志透露了一些细节：“年三岁，元符二年闰九月二十八日夜暴得惊疾，趋国医诊脉，医至，疾已革。越翌日薨。”(136)
数日之内，幼子幼女相继夭折，这彻底摧垮了赵煦。十月三日，赵煦派人到宰执官邸传宣：“以惨戚中意思不安，医官见进药，今日方进常膳，以此相见未得，直俟初八日垂拱相见。”(137)但十月八日，赵煦并没有在垂拱殿见宰臣，而是改在了崇政后殿，说：“皇子久病，终不救。懿宁病尤仓猝，四更二点不得出，四更夭去，医者云，解颅因发急风，不可治。虽三岁，未能行，然能语言，极惺惺。”宰执也知道，子女连续夭折之事，实乃“人情之所难堪”，只好以“此天命，无如之何”安慰赵煦；可是赵煦的病情已再有反复：“至今饮食未复常，加之嗽。”(138)十一月中，赵煦还是说自己“嗽不已”(139)。
进入十二月，曾布留下的记录透露了赵煦最后的煎熬。自十二月十四日之后，赵煦便觉“倦怠不快”，他自己描述说：“口为吐逆，早膳至晚必吐，饮食皆出，兼嗽，食减，又坐处肿痛。”十五日，曾布发现赵煦很畏寒，在紫宸殿令内侍益火，在垂拱殿则“颐领寒噤，语极费力，色益不快”，赵煦告诉曾布，自己“吐逆、痰嗽皆未退”。十六、十七、十八日，赵煦都说自己“吐未已，嗽亦不减”，身体极为虚弱(140)。至二十一日，赵煦又告诉三省：“吐逆未已，早食晚必吐。又小腹痛，下白物。”(141)每次谈及病情，曾布也必会帮赵煦分析病理，提出用药及将养之方。
十二月二十五日，曾布的日记写道：
上自十四日以后愆和，至是日甚一日，辅臣无日不问圣体安否。但云吐逆或泄泻，饮食不美，补暖药服之甚多，未有效。医者亦屡来告以圣体未康，脉气虚弱。然宫禁中莫敢言者，虽两宫亦不敢数遣人问安否。余不胜其忧。(142)
所有人都知道，赵煦的大限将至。
元符三年正月四日，曾布又云：“上自十二月苦痰嗽、吐逆，既早膳，至晚必吐，又尝宣谕以腰疼，便旋中下白物。医者孔元、耿愚深以为忧，以谓精液不禁，又多滑泄。”正月五日，三省宰执“皆以上疾为忧”。(143)之后赵煦接受了“灼艾”，三省又安排了大赦、祈祷，正月十二日是曾布最后一次见到这位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