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内东门，须臾召对，见上于御榻上。两老扶掖，上顶白角冠，批背子，拥衾而坐。上虽瘦粹，面微黑，然精神峻秀，真天人之表。
这是曾布眼中赵煦最后的形象，其描述充满了无限的感情。这时赵煦还安慰宰执：“朱砂等皆已服，喘亦渐定，卿等但安心。”还问及祈祷所需礼数(144)。当日还宣布，正月十五日的宣德门观灯取消(145)。次日凌晨，赵煦去世了，年仅二十五岁(146)。
本节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赵煦生命最后数月中的一些细节，主要是为了突出其与宰执相处的方式与元祐时不同。根据曾布所录，赵煦常向宰执谈及自己的病情：有时候是宰执问圣体，很多时候则是他主动谈及。从上文的描述可见，越往后，赵煦的病情越来越“不雅”，但他毫不掩饰自己呕吐、腹泻这些细节，从不掩饰自己的痛苦与虚弱。赵煦去世之后，生前服侍他的几位乳母、宫人被责降，因为她们隐瞒皇帝病情不报，皇太后一直到了很晚才知道赵煦已病入膏肓(147)。前引曾布日记也说，一直到元符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后，“两宫亦不敢数遣人问安否”。从这些迹象看来，赵煦并不太和母亲们吐露自己的病情，而更愿意与曾布等大臣交流。君臣之间的交流、关心充满人情味。前面提到，曾布经常给赵煦讲解病理，时常留意他脸色的变化，向他推荐自己信任的医生甚至药物。
此外，曾布笔下的赵煦也是一个充满幽默感的皇帝。元符元年八月时，赵煦的身体应该还好，他和曾布谈起邓绾，问：“绾曾击章惇云何？”曾布引述云：“人言惇与惠卿为刎颈之交、半夜之客，又目之为城狐社鼠。惠卿既去，而惇未去，绾又击之，云‘如粪除一堂之上而留其半’。”赵煦听了这话之后，“再问粪除之语，大笑”(148)。元符二年十一月，赵煦和宰执开玩笑：当时他和曾布谈及其弟曾肇，乘机揶揄曾布说：“言是奸臣之弟。”(149)过了几天，他又和曾布一起嘲笑一位官员将“仇”写作“酬”(150)。
在元祐时期，臣僚在形容赵煦时，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渊默”或者“恭默”——“渊默谦恭”“端拱渊默”“恭已渊默”“渊默临朝”“天衷渊默”“渊默不言”“恭默不言”“恭默自养”“恭默靖重”“恭默思道”等等。显然，面对士大夫及祖母的督导，赵煦极少表露自己的想法。而曾布所记绍符时期的细节则说明，在自己所选择的另一群士大夫群体面前，赵煦呈现了颇为触动人心的另一侧面。
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亲政以后，赵煦为什么抛弃了原先培育他的元祐士大夫，转而选择章惇、曾布这些熙丰旧臣？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赵煦必然有着非常现实的考虑。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已经指出，赵煦年幼登基，没有宋代君主在即位初期非常倚赖的“潜邸旧人”势力。既然如此，赵煦如何建立自己的班底呢？
赵煦亲政之后，首次人事命令是关于宦官的。元祐八年（1093）十月末，赵煦通知宰执，欲“替换内中旧人”；十一月二日，密院即“出刘瑗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其中冯景、黄悦、刘瑗、李慤四人被宰执以不同的理由驳回不行；至十日，密院又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吴靖方先帝随龙，除从政内侍省都知，靖方带御器械”(151)。范祖禹曾说，神宗朝著名宦官李宪、王中正之子都在被召之列(152)。
这些人中，梁从政、吴靖方是神宗的随龙人；刘惟简在神宗朝即是亲信，且“哲宗在藩时，惟简奔奏服勤”(153)；冯景与刘瑗都是神宗朝的内侍(154)，且亦在哲宗赵煦的随龙人之列(155)。此外，神宗的亲信内侍宋用臣，亦于“绍圣初，召为内侍押班，进瀛洲刺史”(156)。这些内侍中，一些曾短暂照顾过他，故被视为“随龙人”。除此之外，赵煦不得不，或者说很“自然”地先进拔与其父有感情的旧人，以建立自己的亲信班底。如吴靖方，赵煦说他“每语及先帝，即流涕被面”。曾布也说：“此众所共知，乃出于至诚也。”(157)
在外朝臣僚中，赵煦也用这种方式建立自己的班子。赵煦极不信任高氏所用的元祐臣僚，绍圣元年七月诏云：“（司马光、吕公著）引吕大防、刘挚等，或并立要途，继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训词；或封驳东台，或劝讲经筵。顾予左右前后，皆尔所亲。”(158)高氏去世前夕，就对当时的宰执吕大防、范纯仁等人说：“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159)她显然清楚赵煦对元祐臣僚的反感。
在此背景下，赵煦将熙丰旧臣视为更可靠的依赖对象。元祐八年十一月，他对侍御史杨畏说：“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杨畏于是“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以应赵煦之求(160)。次年二月，李清臣和邓温伯皆被用为执政，《哲宗实录》即云：“上以清臣、温伯皆先帝旧臣，故用。”(161)赵煦亲政后组建宰执班子的工作，在当年六月就基本完成了：宰相章惇、门下侍郎安焘、中书侍郎李清臣、尚书右丞郑雍、知枢密院事韩忠彦、同知密院曾布(162)，本来还应该有尚书左丞邓温伯，但他在五月就去世了。绍圣二年十月右丞郑雍罢，又增加了右丞蔡卞、左丞许将(163)。
这一宰执组合的基本架构，一直维持到赵煦辞世，章惇、曾布、蔡卞、许将自任宰执之后，终哲宗之世都没有被罢。研究者已经指出，这些宰执之间其实矛盾重重(164)，但却长期共存。对于他们之间的矛盾，赵煦持不支持、不反对，甚至利用的态度(165)，其理由就在于：赵煦既然不满元祐臣僚，则“熙丰旧臣”就是他唯一的选择。
因此，赵煦之所以选择熙丰旧臣，现实的理由就在于上述登基的背景——在没有潜邸旧臣的情况下，他要建立自己的班子，就不得不从宦官到朝士都倾向于选择所谓其父的“旧人”。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指出，高氏之所以选择司马光等人，也是出于他们与其夫英宗的历史渊源。这里所述赵煦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元丰八年（1085）他登基的时候，继承了君位与少许的权威，基本没有实际的权力。元祐八年（1093）他亲政后，亟待建立自己的权威、掌握权力，他自然需要抛开祖母高氏，以自身的历史渊源用人——实际上是其父的渊源。这样，臣僚的更迭随之发生，随之而来的是政策的变化。进一步，君臣关系的变化则是潜移默运的：元祐士大夫跟踪、规训赵煦的努力，致赵煦为尧舜之君的努力，一切都随之消逝。
四 本节结语
上文主要是对皇帝赵煦日常生活各种细节的描绘，由此回到本节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从君主的角度而言，士大夫政治在北宋晚期经历了什么命运？
首先，赵煦的经历说明，北宋晚期的士大夫政治对君主角色、形象提出了新要求。这种要求，所涉并非通常讨论较多的皇帝权力大小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皇帝身份属性问题。在帝制政治中，皇帝身份的公私二重性是与生俱来的，如何抑制皇帝的私人性、强调君主的“圣德无私”，是士大夫群体面临的巨大挑战。一般而言，臣僚对于君主的制约，主要着眼于行政体制，特别是在政令颁行中消除皇帝的私人性，突出命令的“公”属性；对唐宋文书运行制度的研究已说明，君主在政事上的权限是有较清晰的边界的(166)。
但是，仍未解决的问题是：君主作为个人，在整个王朝政治中是什么属性？自先秦以降，君主便常与“圣人”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秦始皇自命圣王，强调自己法度、功德的成就；汉代天子虽少以圣人自居，但臣下的“圣人”论则很多，标准是王者行礼乐教化、施德泽于民，以及天生状貌形体的特异(167)。总而言之，在秦汉时代的政治观念中，皇帝已经被“圣人化”了，这既有助于君主的合法性，也是对君主的一种期待与压力。但是，究竟如何实现以圣人治天下，秦汉时代并没有特别具体而有效的制度途径，而主要依托于源自阴阳五行的圣人受天命之说(168)。
只有到了北宋中期，张载、王安石、二程等人对于“性”学的探讨，最终明确得出了圣人可由学而至，甚至必须由学而至的结论(169)。这种学为圣人之说，绝非对君主神圣性的一种破坏，而是为政治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础。如在程颐那里，“学”即“穷理”，而因为“凡一物上有一理”，故穷理的方式就是多种多样的，“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务而处其当，皆穷理也”(170)。这种认识论，既“在更高、更普遍的理性立场上理解道德法则”(171)，同时又有可操作性。
这就赋予了北宋中期的“致君尧舜”新的内涵：通过君臣共同的努力，现实中的皇帝就可以成为圣君。元祐年间的士大夫极关心赵煦的学问，不但着意经筵，更对其阅读、观画、习字、居处、举止、婚姻等方面进行训诫，诸方面都被上升到政治、道德、秩序的高度。在这种安排下，君主不但在行政体制中，而且在学业、日常居处、婚姻等生活的各方面都凸显“君德”，呈现皇帝的“公”属性。元祐士大夫对赵煦日常生活的拔高，即是根除皇帝身份公私二重性的一种手段。因此，北宋晚期的“致君尧舜”，本质上强调君主作为一个政治、道德、秩序符号的非人格化。
其次，赵煦从元祐到绍符的变化，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政治”内在的困境。程颐提出：“皇帝在宫中语言、动作、衣服、饮食，皆当使经筵官知之。”又说：“君德成就责经筵。”(172)宣称拥有全方位规训君主、介入君主生活的权力与责任。但是，程颐们短暂的成功，完全是因为赵煦的年幼及高氏垂帘、代行君权。即在皇帝之上，又有垂帘的女主配合士大夫的行动：士大夫政治落实于君主身上，依赖于女主垂帘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而帝制政治的正常结构，从未真正赋予士大夫规训君主的权力与权威。
因此，一旦回复到正常的皇帝体制，皇帝个人在建立自己的权威、权力结构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角色、形象。理论上，“圣人化”“非人格化”对于赵煦的“权威”是有利的，但这对于个人是一种极大的约束。更现实的是，赵煦亲政后，迫切要求把握“权力”，故而抛弃了元祐臣僚，无论内臣还是朝士都倾向于选择熙丰旧臣。而随着臣僚的变动，元祐时期建立的一套与圣学、婚姻相关的系统也就随之崩解，赵煦的“生活空间”也就不断拓展，他或暗或明地抵制士大夫对他生活的安排，展现了毫无掩饰的欲望、感情与痛苦，极力避免自身被化约为一个政治符号。
回顾北宋历史，仁宗年幼、刘后垂帘时期，所谓的“新型士大夫群体”尚未登场，接下来的英宗、神宗又是长君即位，已经没有机会接受士大夫的彻底塑造，故赵煦是北宋士大夫唯一从根本上“致君尧舜”、培养“圣学”的机会。因此，元祐的特殊性及绍符的后续变化，正说明了“致君尧舜”在现实政治中的恒久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