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正月徽宗即位，同时向太后权同听政，一直到七月“还政”，徽宗很快于元符三年十月下诏“绍述”(1)，这份诏书虽然以继神宗之政为志向，但用语还比较审慎：“朕于为政用人，无彼时此时之间，斟酌损益，惟义所在，嘉与有位，共图康功，以成绍述。”(2)不过，建中靖国元年（1101）宰相曾布之子曾纡所作的《景灵西宫记》说：
今皇帝践祚之七月，哲宗复土泰陵，议广原庙于显承殿之左，一日顾谓辅臣曰：“神考盛德大业，越冠古今，而原庙之制，实始元丰……”……皇帝持其说益坚，卒破浮议，计不中却，无有内外，若臣若子，皆延颈企踵，知皇帝之继志述事，如是其笃且至也。(3)
这段话出自事后之追记，但不是没有道理的。按景灵西宫的建设定于元符三年八月(4)，根据曾纡之《记》，动土于十月。宋代的景灵宫，经过宋神宗元丰时期的改建，正式成为宋代的第二太庙——原庙(5)，这是神宗在礼制上的一大成果。宋徽宗即位伊始，便大规模兴建景灵西宫，再结合当时所下绍述之诏，其继述神宗之意当然不难看出。
曾纡的《景灵西宫记》还具体回顾了神宗的盛德大业，“凡可举之事，世以为难济而不敢建者必为；可革之弊，众之所甚愿而不能改者必革”，最终的效果是：
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典章区式，纤悉备具。乃至尚方武库之兵，犀利坚劲；期门羽林之士，简炼精锐，皆昔者之所未有。外则郡县五溪，授以冠带；开拓洮陇，建之旌节；岭梅绝域，重译请吏。天地顺纪，风雨以时。年穀屡登，闾里安悦。英声茂实，充塞宇宙。非至神大智，谁能与于此乎！
也就是说，神宗之政带来了兵强、国富、民安的局面，当然接下来“中更元祐之变”是挫折。不过，曾纡没有提到的徽宗之兄哲宗，亲政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从“绍述”的角度讲还是非常成功的：大致恢复了熙丰之法，开边方面更是完成了神宗未竟之业。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神宗本来已经“典章区式，纤悉备具”，之后哲宗“绍述”又继承并发扬了其事业，那么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从而成就新的政治事业？哲宗的早逝，就将这个难题留给了徽宗赵佶。因此，在探讨徽宗朝政治史的时候，必须时刻留意这个问题：徽宗究竟如何超越父兄之治？
本书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将从统治方式、内容两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所谓的统治方式，主要是指徽宗朝的政治体制，本书第四、五两章将择取公相制、御笔与御笔手诏、应奉御前三个方面作集中探讨。所谓内容，既是指徽宗朝迭出的“新政”，更是指诸多施政所欲表达的政治意图，如第五章所讨论的“丰亨豫大”之说，第六章所论的道教、礼乐、祥瑞。
从政治体制的基本面来说，整个宋代也谈不上什么本质的变化。但是，徽宗朝在权力结构上有很引人注目的现象。比如，一方面是蔡京的权势被时人与后人大肆渲染；另一方面御笔、御笔手诏又常被认为是徽宗突破了既有的对君权的限制，乃其专制独裁之体现。这两方面虽说不是不能兼容，但其中明显的冲突也需要解释。本章就将针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辨析。
总的来说，本章围绕徽宗皇帝在王朝政治中的角色而展开。多数人对于赵佶作为皇帝的评价很负面，笔者对此也能赞同，毕竟北宋在他手里崩溃。但诸多批评的内容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说玩物丧志，另一方面又说专制独裁。前者自然是由靖康之难倒推而出的结论，后者则基本是缺乏严密论证的标签(6)。在笔者看来，徽宗朝权力格局（或者说得更大一点，统治方式）的特色，就源自于赵佶对自身君主角色的刻意经营。伊沛霞（Patricia Ebrey）在《宋徽宗》一书中，论述了徽宗的信仰、兴趣给当时政治带来的特色。本章则试图说明，在权力结构的层面，徽宗极为在意自身的“存在感”。为此，在权力操控的技术层面，徽宗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方式，既使用，又限制蔡京；在权力的象征层面，他在既有的命令颁行方式上，全面突出了“御笔”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