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奉”者，“应奉君上”“应奉御前”也，本指供应君主个人或宫廷消费。在徽宗朝，宣和二年（1120）末方腊起义之前有所谓“平江应奉局”，从宣和三年至宣和七年（1125）又有“应奉司”。因此，“应奉”贯穿整个徽宗朝。而且，“应奉御前”本身是一种制度，又与诸多政治举措直接相关。因此，“应奉”实是理解徽宗朝政治在方式、内容两方面特殊性的绝佳切入点。
“应奉”在徽宗朝政治中有什么意义？学者一般会将其视为徽宗及其下奸臣穷奢极欲的体现，其中最著名的自是“花石纲”(1)。进一步地，学者常会引到下面这段话，以说明徽宗朝“应奉”所造成的财政混乱：
比年以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所钱物、户部钱物，其讲画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照。以致暗相侵夺，公私受弊，丰耗不能相补，出入无以检察。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支用取足，不恤有司之上溢下漏，而民力困重。(2)
这是靖康元年（1126），即徽宗退位以后，臣僚论当时的财政困境时说的，一是强调政出多门，各系统“取索支用，各不相照”；二是强调皇帝直接支配钱物的增加，即“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
这段话显示，徽宗朝有四个财政系统——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所钱物、户部钱物。朝廷钱物和户部钱物最好理解，朝廷钱物主要表现为神宗朝以来各地的封桩财物及京师元丰、元祐、大观诸库的财物，它主要由宰相机构掌管，不在户部经费内；朝廷钱物与户部钱物的分立，是宋神宗元丰以后出现的新局面(3)。对应中央财政体系的这种分立，在地方上出现转运司财政（经费）与仓宪系统（封桩）的分离(4)。御前钱物，一般认为对应着内藏。宋代的内藏虽然名义上是皇帝的私财，但实际用途除了宫廷消费外，主要是军费、振恤、赏赐、助计司经费等大宗开支(5)。
“诸局所钱物”是徽宗朝出现的新事物。所谓诸局所，一般指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主要由宦官掌管的机构，主要为皇帝个人服务，其钱物直属皇帝(6)。有学者指出，宋徽宗时的宫廷开支已不是原有的御前钱物所能维持，故用另外的名目创设诸局所钱物，成为内藏之外另一直属皇帝的财政系统(7)。
概括以上论述，应奉是一个涉及钱物、机构、纲运的庞大系统，它给宋徽宗朝政治造成乱象、带来恶果。不过，这个系统在徽宗朝何以成立，仍是一个需要探究的课题。尤其启人疑窦的是，皇帝个人乃至宫廷消费要奢靡到何种程度，以至于浩瀚的内藏都不能应付(8)，竟出现了一个新的财政系统？而且，如果说“诸局所”是主要由宦官掌管、为皇帝个人服务的机构，那么“诸局所钱物”又如何征调呢？因为只有如户部钱物、朝廷钱物、内藏钱物一样有自己的征调与支出方式，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财政系统。
这些问题，说明有必要重新思考徽宗朝应奉的缘起与目的、应奉的前后变化过程。也只有从过程着眼，才能超越单个的局所，理解徽宗朝所谓应奉系统的起因及其内容。本章将指出，徽宗朝的应奉不等于君王私奉，而是由东京城庞大的土木工程及礼乐制作所带动。而且，被视为徽宗君臣享乐借口的“丰亨豫大”之说，主要并非宣扬兴盛富足，而是表达了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本章还将讨论应奉财政系统的独立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到徽宗最后期才真正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