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徽宗即位初期比较节俭，后来才追求奢靡。这样的例子确实可以找到一两个，蔡京的少子蔡絛也说：
上在潜藩时，独喜读书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异于诸王。又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令穰游，二人者有时名，由是上望誉闻于中外。
及即位，谦恭雅尚。崇宁中，始命官访古图牒，宫中独观书临字，却去华丽之饰，玩味竹石而已。始命伯氏俾朱勔密取江浙花石，其初得小黄杨木三株，以黄帕覆之而进，上大喜，异然。其后，岁不过一二贡，贡不过五七物。(9)
蔡絛说的“伯氏”即其兄蔡攸。蔡絛之说其实有很大的误导性，首要的就是认为进贡花石是为了满足徽宗的个人爱好——“古器山石”。进一步地，蔡絛还认为崇宁（1102—1106）以前此类物品的数量很少，主要由蔡攸、朱勔负责。下面就以此为出发点，试说明徽宗朝应奉真正的缘起与主要目的。
一 徽宗朝应奉之起
蔡京第一次任相在崇宁元年（1102）七月至五年（1106）二月，罢相时，太庙斋郎方轸论蔡京云：
蔡攸者，垂髫一顽童尔。京遣攸日与陛下游从嬉戏，惟以花栽怪石，笼禽槛兽，舟车相衔，不绝道路，盖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乱也。(10)
方轸说，崇宁年间的蔡攸向徽宗贡花石禽兽，这与前引蔡絛之描述有相合的地方。但问题在于，徽宗所喜好的花石禽兽，只是崇宁时期应奉相对次要的内容。
蔡攸、朱勔之外，宦官童贯才是更重要的主持应奉之人。据《宋史·童贯传》：“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贯以供奉官主之。”(11)其他材料亦云：“童贯始为殿头，元符末主杭州之明金局。”(12)说明徽宗登基未及改元时，在杭州就有明金局。不过明金局的具体职掌并不清楚，王曾瑜先生引《宋史·蔡京传》童贯与蔡京杭州相游事，认为明金局的任务就是为宋徽宗“访书画奇巧”(13)。不过，这段史料本不可信(14)，不能据此立论。
“明金局”是什么呢？在《营造法式》的“小木作”里就一再提到“明金版”装饰(15)，《宋会要·应奉司门》还提到“明金供具”(16)，程俱在元符三年（1100）则提到“明金生活”(17)。因此，从名称上看，“明金局”应该是负责器物制作或建筑装饰的。又有记载说，崇宁元年三月，徽宗“命内侍童贯如杭州监制器”，即“制造御前生活”(18)。这样看来，童贯负责的主要是制作器用，与蔡攸、朱勔采买花石、禽兽有所不同。正如南宋吕中所云，“以童贯监制器，以朱勔领花纲”(19)，即童贯与朱勔在一开始分别属于两条线。
那么，童贯南下主明金局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他当然会为宫廷置办器物（制造御前生活），但不止于此，成书于南宋绍兴（1131—1162）末的吴曾《能改斋漫录》说：
童贯自崇宁二年始以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奉旨差往江南等路计置景灵宫材料，续差往杭州制造御前生活，又差委制造修盖集禧观斋殿、本命殿、火德真君观，缘此进用被宠。继西边用兵，又以功进。(20)
这段话记载了童贯的简单履历。前面说了，童贯是崇年元年往杭州制造御前生活，故这里的崇宁二年这一时间有误。除此之外，吴曾的叙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即童贯南下的首要目的是“计置景灵宫材料”。
景灵宫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改建竣工后，成为宋朝的原庙（第二太庙），此后一直在不断增建，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元丰景灵宫之西建景灵西宫。此事见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曾纡所撰《景灵西宫记》：
今皇帝践祚之七月，哲宗复土泰陵，议广原庙于显承殿之左……凡为屋六百四十区，经始于元符三年十月之甲子，功不冞岁，役不告劳，行者不闻斧斤之声，居者不见追胥之扰。而崇墉广厦，屹然特起于端门，百步之外，象魏之下，俯视二宫，楼观峥嵘，高切辰极，金碧焜耀，上薄光景。都人士女与夫要荒广莫之来庭者，肩摩足接，却立跂望，排众争前，以快先睹，欢欣叹悦，洋溢道路。(21)
今皇帝就是徽宗，他即位未改元就开始扩建景灵宫。景灵西宫的主体工程到次年，即建中靖国元年就完成了，工期不到一年，不过此后一直到政和四年（1114）续有建设(22)。从上引曾纡《记》也可以看到，景灵西宫气势恢宏，工程量很大，工期却非常短。
这样庞大的工程，正是驱动童贯南下的最为主要的动力。程俱《采石赋序》云：
建中靖国元年，以修奉景灵西宫，下吴兴吴郡采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吴郡实采于包山，某获目此瑰奇之产，谨为赋云。(23)
可见，景灵宫的建造带动了大规模的太湖石采办，程俱《采石赋》云：“山户蚁集，篙师云屯。输万金之重载，走千里于通津。”
除了景灵西宫，吴曾提到的修造集禧观斋殿、本命殿、火德真君观，也是当时东南应奉的重要动因。修造集禧观斋殿，恐是因为“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壬寅，集禧观火，大雨中久而后灭”(24)。吴曾提到的本命殿，当指徽宗的某个本命殿。宋代的帝后本命殿一般在道观、寺院中，且不止一处(25)，吴曾所指也许是设于集禧观的徽宗本命殿。哲宗朝修万寿观本命殿就花销很大(26)。火德真君观，乃因宋以火德自居，崇宁三年（1104）四月依翰林学士张康国之请，天下崇宁观并修火德真君殿，以“离明”为名(27)。
因此，自从徽宗登基未改元的元符三年开始，开封就有重大的建筑工程，而且主要都是与道教有关的建筑。这才是当时童贯南下监制器，蔡攸命朱勔采办花石的主要动因。但是，蔡攸在述崇宁应奉时，却将应奉描述为应付徽宗“古器山石”之个人爱好，忽略了景灵宫等建筑，因而勾勒了一个崇尚简朴的新君形象。史载：
崇宁元年五月，提举后苑修造所言：“内中殿宇，修造合用金箔五十六万七千片。”上曰：“用金箔以饰土木，一经糜坏，不可复收，甚无谓也。其请支金箔内臣，令内侍省重行责罚。”(28)
实际上，徽宗批评的是哲宗朝“禁中修造，华侈太过，墙宇梁柱涂金翠毛，一如首饰”(29)。不过，这并不说明徽宗是节俭的，只是他崇尚不同的建筑、装饰风格而已。大抵徽宗崇道教，建筑风格尚自然，但耗费同样极其巨大，这从后来的宣和殿、宝箓宫、艮岳等建筑都可看出。
总而言之，徽宗即位之初，应奉之规模完全不像蔡絛说得那么轻巧，因为真正驱动应奉的主要并非徽宗个人的“古器山石”之好。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徽宗朝的“应奉”会愈演愈烈。因为东京的各种工程在不断兴起，或土木，或制礼作乐。
崇宁年间的重要礼乐工程有制大晟乐、议明堂。自崇宁三年二月至四年三月，朝廷铸九鼎，作为“鼎乐”的定音器(30)，其间崇宁三年七月铸景钟(31)。传世及著录所见的徽宗大晟编钟有27件(32)。因此，除了大晟乐本身外，九鼎这一重器，再加上编钟，亦是崇宁礼乐制作的重要成果。
九鼎告成之后，又“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筑垣环之，名曰九成宫”(33)。上章提到的《付刘既济御笔手诏》，就是为了召回九成宫的住持道士。不但如此，到了大观三年（1109）四月，又“诏以铸鼎之地作宝成宫，总屋七十一区”(34)。因此，与九鼎连带的还有九成宫、宝成宫两项土木工程。
制礼作乐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明堂。明堂在崇宁年间并未真的建成，但仍产生了实质的影响。崇宁四年（1105）八月，朝廷下诏修明堂，至十月诏：
明堂功力浩大，须宽立期限，营建俟过来年丙戌妨碍外，取旨兴功，仍令胡师文、梁子美各于本部出材，本处据合用造成熟材般辇上京。其见役工可权罢。(35)
“其见役工”云云，说明崇宁四年明堂其实已经开工了。这里提到的胡师文、梁子美分别是淮南发运使与河北都转运使。陈均称：“都发运使首以羡余进者，崇宁间自梁子美、胡师文始。”(36)南宋初年尚书省言，“崇宁中，胡师文为发运使，迎合蔡京之意，尽以籴本钱一千余万缗，充羡余进献”(37)。羡余本指地方经费结余，胡师文将发运司籴本作为结余进献，恐就是为了助明堂之工。
到了崇宁五年正月，又诏：
近以肇建明堂，下诸路和买材植物料，已买到者速偿其价，渐次附纲送京师，未买者并罢。其抛造工作如已造，或愿输官者，依实直给价，未造者罢之。(38)
这都说明了明堂之议带来的实质冲击：监司进羡余、诸路采买“材植物料”。
大观时期，礼乐方面有一项重要举措——大观元年（1107）正月尚书省设立了议礼局。议礼局的最终成果《政和五礼新仪》要到政和三年（1113）四月才完成，但大观时期在礼器的制作上仍迈出了重要一步。大观二年，议礼局详议官薛昂奏：“臣窃见有司所用礼器，如尊、爵、簠、簋之类，与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臣愚欲乞下州县，委守令访问士大夫或民间有收藏古礼器者，遣人往诣所藏之家，图其形制，点检无差误，申送尚书省议礼局。”(39)这也带动了对于古器的搜访，至“大观末，三代礼器稍出”(40)。大观四年，议礼局又奏：“至于礼器，尚仍旧制，未闻有所改作……今礼乐异制，不相取法，非所以一民也。乞明诏有司，取新定乐律之度审校礼器，有不合者悉行改正，以副制作之意。”从之(41)。这说明，礼器的制造也提上了日程，不过尚未及进行。但大观二年（1108）正月，徽宗受八宝于大庆殿(42)，也是重要的礼制成就。
大观二年初，徽宗朝的重要建筑——宣和殿完工(43)，徽宗御制《宣和殿记》（实际是蔡京所作）。这个建筑原是哲宗绍圣二年（1095）所建，徽宗此番进行了重建(44)。现在保存下来的御制《宣和殿记》中没怎么提到宣和殿的建筑情况，但政和二年（1112）三月蔡京《太清楼特燕记》倒有所提及：
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门，就次以憩。诏臣蔡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昔言者所谓金柱玉户者也，厚诬宫禁。其令子攸掖入观焉。”东入小花径，南度碧芦丛，又东入便门，至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挟……下宇纯朱，上栋饰绿，无文采……臣奏曰：“宣和殿阁亭沼，纵横不满百步，而修真观妙，发号施令，仁民爱物，好古博雅，玩芳、缀华咸在焉。楹无金瑱，壁无珠珰，阶无玉砌，而沼池岩谷，溪涧原隰，太湖之石，泗滨之磬，澄竹山茶，崇兰香茞，葩华而纷郁。无犬马射猎畋游之奉，而有鸥、凫、雁、鹜、鸳鸯、、龟、鱼驯驯，雀飞而上下。无管、弦、丝、竹、鱼龙、曼衍之戏，而有松风竹韵，鹤唳鹦啼，天地之籁，适耳而自鸣。其洁齐清灵雅素若此，则言者不根，盖不足恤。”(45)
记文详细描绘了宣和殿内的建筑、景致，蔡京之奏很好地说明了徽宗朝建筑所崇尚的特点：不尚金玉而尚自然——“楹无金瑱，壁无珠珰，阶无玉砌”。但这绝不意味其造价低于那些金玉装饰者，“沼池岩谷，溪涧原隰，太湖之石，泗滨之磬，澄竹山茶，崇兰香茞，葩华而纷郁”，正说明了该建筑与当时所谓“花石纲”之间的联系。
正是礼乐制作及相应的土木工程带动之下，“花石纲”这一名词开始正式出现在徽宗大观时期。大观四年（1110）闰八月，以张阁知杭州，兼领花石纲(46)。《宋史·张阁传》说：“阁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宠，辞日，乞自领花石纲事，应奉由是滋炽云。”(47)把应奉之炽归于张阁乞领花石纲，肯定是不对的。按，大观二年胡奕修权知杭州：
其地常天下舟车之所聚，又复上方营缮，凡数局泛遣须索，接武而至，冠盖旁午，宾客满门，词诉参萃。(48)
胡奕修虽然没有“兼领花石纲”的名号，但所谓“上方营缮，凡数局泛遣须索，接武而至”云云，说明他也需要应对花石、器物之须索。两年之后张阁以知州公开兼领花石纲，大概是把这种既有的局面制度化了。
除了知州兼领花石，应奉系统在大观末还有一个重要调整，蔡絛说：“大观末，朱勔始归隶童贯，而所进已盈舟而载，伯氏亦自命使臣采以献焉，俱未甚也。”(49)前面说了，本来童贯主要负责制造，朱勔负责花石，这样的话，至少到大观末年，童贯已经通领花石、制作两方面的应奉事务。当然蔡攸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不过他的角色逐渐发生了变化，这在第二节会论及。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哲徽之际的明金局后来基本不再出现在史料中，更著名的是“苏、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尽其巧，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抺，雕刻织绣，诸色匠人，日役数千”(50)。该机构具体始于什么时候并不清楚，但肯定崇宁年间就有了(51)，徽宗既然不喜欢明金装饰，估计明金局就被造作局取代了，但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苏杭造作局据说罢于宣和三年，但实际上如王曾瑜先生所说，此后史料中还可见杭州造作局。并且宣和七年（1125）的诏书中还提到“诸路采斫木植、制造局所，并罢”(52)，说明诸造作局终徽宗朝一直存在。
那么，崇宁、大观时期应奉的财政来源是什么呢？依常理，必然有部分财物来自内库。除此之外，来自户部或者封桩系统的钱物应该也是必不可少的。前引负责采办明堂物料的胡师文是江淮发运使，梁子美是河北都转运使，可以说明问题。当然有很多应属摊派。史称苏杭造作局“财物所须，悉科于民”(53)，又称“方腊家有漆园，时造作局多科须，诸县抑配，而两浙皆苦花石纲之扰”(54)。这些应该是应奉日渐盛行后的情况。无论如何，崇宁、大观年间的应奉财源可能出于一时之措置居多，谈不上形成了固定的财政系统。
花石之纲运也要监司郡守的支持。崇宁四年九月，“诏两浙转运司，差开江兵卒，驾杭州造作局御前生活物色舟”(55)。此外，石公弼于大观间任御史，“论苏杭造作局上供之盛，差船役夫骚扰之弊”(56)。这都是指所造器用的纲运需转运司的协助。前述知杭州张阁也是领“花石纲”，看来主要还是负责纲运，因为采办的事务有童贯、朱勔负责。
总结一下之前所论：首先，徽宗朝应奉的动力源自东京所开展的一系列营造与礼乐制作。其次，花石、制造两条线索本有分别，但到了大观年间合而为一，皆在童贯的掌管之下，朱勔乃其下线。最后，这时期尚未形成专门针对应奉的财政窠名，或多出于临时、临事之处置。
二 政和以降的诸工程
应奉真正的极盛是从政和至宣和二年（1120）末方腊起义。蔡絛说，诸花石纲之中，“（朱）勔之纲为最，延福宫、艮岳诸山皆仰之”(57)。此言花石纲之盛主要因兴建延福宫、艮岳，确实如此。
政和三年（1113）春延福宫开始营建，成于政和四年秋(58)。延福宫的规模很大，其基本情况见于宋徽宗御制的《延福宫记》(59)，这里就不赘引了。新延福宫据说由童贯、杨戬、贾详、何、蓝从熙五人各出新意所建，故称为“延福五位”(60)。政和四年以后，“延福五位”以北仍继续大兴土木，就是所谓的“第六位”，主体工程是跨过了内城北墙的“景龙江”景观(61)。
艮岳（即万岁山）工程比延福宫更为浩大，不知何时开工，政和五年（1115）九月，提举翰林书艺局御前制造所提到“修万岁合用山石万数浩大”云云(62)，说明艮岳此时已经开工有一段时间了。政和七年（1117），朱梦说抨击宋徽宗“累层峦以为麋鹿之苑，浚污池以为鱼鳖之宅，扩楼观以为禽兽之笼”云云(63)，应即指正在建设中的艮岳。这一工程持续了多年，一直到宣和四年（1122）才基本告成，实际上此后还一直在增加新的内容(64)。四丈高的“神运昭功石”，就是宣和五年才从太湖运到的(65)。
延福宫、艮岳往往被后人视为徽宗奢靡的体现，实际它们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当时祥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见下章。
与艮岳相关的另一重要建筑是上清宝箓宫，成于政和六年二月(66)。宝箓宫位于“景龙门东，对晨晖门”(67)。景龙门即内城北墙靠东的城门，晨晖门乃延福宫之东门，故宝箓宫即在延福宫之东，大内的东北角外(68)。又有史料提到艮岳乃于“（宝箓）宫后累石为山”(69)，可知艮岳在宝箓宫之北。景龙门有复道通延福宫，亦有复道通宝箓宫，因此徽宗可以很方便地往来其间(70)。因为宝箓宫与艮岳的位置关系，也有学者将二者视为同一工程之两个阶段(71)。这是有道理的，陈均引用以描写宝箓宫的文字，其实本是蔡絛用来描述艮岳的(72)。
图四 宋徽宗时期的东京城示意图（从中可见延福宫、艮岳、宝箓宫的相对位置关系。
引自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图2。）
除了延福宫与艮岳，徽宗政和以后的土木工程还有不少。
政和三年九月，保和殿成。保和殿开工于政和三年四月，与延福宫差不多同时，但不到半年就建成了。徽宗记曰：
迁延福宫于宫城之北，即延福旧址作保和殿五楹，挟三……总为屋七十五间，工致其巧，人致其力，始于四月癸巳，至九月丙午殿成。上饰纯绿，下漆以朱，无文藻绘画五采，垣墉无粉泽，浅墨作寒林平远禽竹而已。前种松竹、木犀、海桐、橙橘、兰蕙，有岁寒秋香，洞庭吴会之趣。后列太湖之石，引沧浪之水，陂池连绵，若起若伏，支流派别，萦纡清泚，有瀛洲方壸、长江远渚之兴。(73)
这段描述很好地展现了保和殿的建筑风格及其与东南花石纲之间的关联。
与保和殿相关的还有宣和后殿/保和新殿，它们的关系比较复杂，史料中有误解，藤本猛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澄清(74)。概言之，哲宗绍圣二年（1095）建成了宣和殿，徽宗在大观二年（1108）进行了重修，此见前述。宣和元年（1119）八月，在宣和殿之后（北）又落成了后殿(75)，这个是保和新殿，见于蔡京宣和元年九月《保和殿曲燕记》(76)：
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两挟阁。无彩绘饰侈，落成于八月，而高竹崇桧，已森然蓊欝。
建筑风格仍然是尚自然，不饰彩绘金玉。这个保和新殿的重要功能是藏古鼎彝器、道教经典、神霄派秘笈。藏古器尤多，蔡絛也提到了(77)。又，保和新殿可能与大观所建的宣和殿统称为宣和殿（区）(78)。
政和三年四月开工的还有玉清和阳宫，次年春完工。该宫位于寝殿福宁殿之东，有正殿三、挟殿六，总屋一百四十二区，它的分布大致如下(79)：
西挟殿 正 殿 东挟殿
宰御 后：景命万年 三光
正一 中：泰畤 灵一
三洞穷文 前：玉虚 峻极
这是一组道教建筑。其中，景命万年殿“奉皇帝本命”，与前述集禧观本命殿不同。“三洞穷文殿”中则存道藏。玉清和阳宫更著名的名字是玉清神霄宫，该名是林灵素神霄派崛起后，政和七年（1117）五月改的。
政和五年（1115）四月，又建葆真宫(80)。葆真宫的位置，根据孟元老的叙述，属于“朱雀门外街巷”(81)，即在内城南墙与外城南墙之间，与礼部贡院比较接近，其实已经比较靠近外城南墙了，可以参看上图。葆真宫是个道教建筑，它很早就开始兴建了，大观三年（1109）石公弼为御史中丞时就说：“所有见今烧制道士，挟持惑众，臣访闻稍稍招权作过。修盖葆真宫，约费钱十二万余贯……葆真宫修造如可减节，即乞减节施行。”(82)一直到政和五年葆真宫才建成，工期如此之长，不知何故。
明堂是政和年间一项极其重要的工程。崇宁明堂议而未建成，至政和五年八月诏建明堂，政和七年三月上梁，徽宗御制《明堂上梁文》；六月，蔡京、童贯、梁师成、蔡攸、王革、盛章、蔡儵、蔡翛“皆以明堂成推赏”(83)，整个工程持续了差不多整两年，“日役万人”(84)。徽宗明堂的占地面积为207×189尺2(85)，约3700平方米。为了应对这么庞大的工程，徽宗于开工前下御笔云：
修制明堂，国之大政，即与前后营造事体不同，应有司官属自当竭力奉上，以成大功。如是修制所抽人匠、取索材料材植，如敢占吝隐讳不即发遣应副者，监官不以官高低，并行除名勒停，送广南远恶州军编管。(86)
如此，这个“明堂修制所”亦将带来大规模的“材料、材植”需求。
明堂的位置，据孟元老所述，“宣德门左曰左掖门……左掖门里乃明堂”(87)，这是在大内南靠东的位置。“宣德楼前，左南廊对左掖门，为明堂颁朔布政府、秘书省。”(88)按明堂颁朔布政府成立于政和七年(89)，其地在左掖门外，则已不在大内之中。孟元老这里提到的秘书省，就是为了建明堂而移出大内的秘书新省(90)，其建成的时间大概是宣和二年（1120），九月秘书省奏“今来新省已成”云云，十二月又有臣僚言“臣窃观秘书新省宏壮华丽”云云(91)。由此看来，因建明堂而带来的一系列工程，一直持续了五年左右。
除了这些单个的工程，徽宗朝还一直在进行京城的展修。东京的外城墙经过了宋神宗朝的大规模修治、哲宗朝的补完，基本已经没有什么修建余地了，文献中提到的徽宗、蔡京将外城城墙拉直之说只不过是传闻(92)。宋徽宗朝的京城修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试图修东京内城墙。宣和三年，有臣僚上言“内城颓缺弗备”，于是诏都水使者孟扬提举修治，但可能实际未能开工(93)。一直到宣和六年末，中书省言“专切提举京城所状，奉诏塝筑京城，开撩壕河，修葺诸门等，可于宣和七年选日下手”。最后选定于宣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从“京城西南角坤位”开始(94)。不久之后金人就南下了，故可能也是不了了之。
徽宗政和六年二月还曾下诏“广京城”(95)，其诏曰：
朕荷天右，序男女仅五十人，垂休无穷，以次成立，建第筑馆，指日有期。而京师居民繁夥，居者栉比，无地可容，深虑移徙居民，毁彻私舍，久安之众，遽弃旧业，或至失所。言念赤子，为之恻然。可令有司度国之南，展筑京城，移置官司军营，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96)
学者一般把此诏理解为修筑外城(97)。但从“度国之南”“移置官司军营”诸语推测，应该不是指修城墙，而是指在内城南墙以南，外城南墙以北进行施工，但具体的情况不明。
徽宗还重修过宣德门楼。宣德门是东京皇城（或曰宫城、大内）的正南门，学者曾推测，宣德门本为三门，蔡京改五门，时间是宣德门改名为太极之楼的政和八年（1118）(98)。实际宣德门三门改五门不在政和八年。按许翰于宣和元年（1119）六月任中书舍人(99)，不知何时罢任。许翰《襄陵文集》中载有几份转官制书，都与修宣德楼有关。其中之一是《石思转官制》，题下注：“为应付宣德楼催促东南路木植。”(100)脑词与此一致的另一份制书为《待制王本转官制》，题下注：“提举京畿应付烧宣德楼琉璃等。”(101)还有《提举修建宣德楼张怀宝等转官制》《王贵修宣德楼了毕转官制》(102)，都与修宣德楼有关。另《河东采斫木植李宗等转一官制》云：“朕作新象魏，临莅寰区，曾是栋楹榱桷之材，伐取岩峦溪壑之秀。”(103)从制词来看，也与修宣德楼有关。从上述转官制来看，为了修宣德楼，曾从东南、河东、京畿采办木植、琉璃等，也说明宣德楼的修完必在宣和元年六月以后。
又，刘才邵在宣和二年（1120）三月试词学兼茂科，与其同试者有范同、欧阳瑰，其试题有四，其一即“代公相以下谢赐御制宣德楼上梁文表”(104)。题中“公相”指蔡京。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刘才邵《檆溪居士集》中，尚保留了刘才邵所撰之表文，只不过“公相以下”误作“相公以下”(105)。由此可知，宣德楼的修完，应该是宣和元年下半年到二年初的事。
刘才邵的《谢表》说：“爰颁诏旨，增蔽规模，役不及民，成于累月，对经涂而临万宇，辟飞闼而备五门，法阊阖以岧峣，焕觚棱之竦峙。”可以确知，宣德楼五门之制，是经过宣和初年的改建而来的，这就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所记之规模(106)。
除了上述建筑工程，徽宗政和以后还有大量制造工程，主要是礼器。前面提到，大观四年议礼局就有意改制礼器，到了政和时期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机构——礼制局，这个礼制局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礼器制造：
比裒集三代鼎彛簠簋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器，载之于图，考其制而尚其象，与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祭以类而求之，其失若此，其能有格乎？诏有司悉从改造。(107)
综合《长编纪事本末·礼制局》来看，礼制局工作的重点是王朝礼仪及臣僚家庙礼器的议定、制造、使用方式。正因如此，“礼制局制造所”其实是整个礼制局的核心，政和三年十月徽宗就在崇政殿“阅举制造礼器所之礼器，并出古器宣示百官”(108)，宣和二年制造所因“支过料钱物数浩瀚”而罢(109)。
礼制局铸造了大量的新制礼器，容庚先生曾有探讨(110)。见于文献和传世的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新制礼器，目前可确知的有26件(111)，这当然不过是冰山一角。
除了礼器，政和八年二月，道教神霄飞云九鼎也出于礼制局制造所(112)。神霄飞云九鼎计有：太极飞云洞劫之鼐、苍壸祀天贮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火蛇虫鱼金轮之鼎(113)。除了神霄鼎，礼制局于政和八年四月铸成景灵玉阳神应钟(114)。这是仿崇宁九鼎、钟而成的。下章会有涉及。
综上所述，政和以后，东京的土木工程、礼器制造工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通俗地讲，徽宗政和以降的东京城就是一个“大工地”。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应奉”在政和以后愈演愈烈。但是，这些工程绝不限于满足徽宗的个人私生活所需，而是王朝政治的重要内容，与当时的“丰亨豫大”与“惟王不会”两个政治口号分不开，尤其是前者。
三 “丰亨豫大”与“惟王不会”
“丰亨豫大”见于政和六年（1116）的诏书：
诏丰豫盛时，毋为裁损计。（诏戒群臣挟奸罔上，当丰亨豫大极盛之时，毋为五季变乱裁损之计。榜朝堂，刻石尚书省。）(115)
“丰亨豫大”是什么意思？元朝史臣评价徽宗朝说：“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116)这里的“君臣逸豫”，即享乐之意，当源自徽宗朝“丰亨豫大”这一说法。按“丰亨豫大”出自《周易》的《丰》《豫》二卦，现代学者一般会引用唐初孔颖达《尚书正义》的解释，说明其指兴盛富足的太平安乐景象，是为徽宗享乐提供的借口(117)。笼统讲这并不错，但综合《丰》《豫》二卦从唐到宋的主要解释，尤其是北宋中后期的解释，可对徽宗朝“丰亨豫大”的含义作出更准确的理解。
总的来说，唐宋时代对于《丰》的解释重点不是富足，而是王者之德遍及天下，治道大成。而《豫》卦之“豫”，也并不是指君主逸豫，而是指圣人顺民或顺理而动，以使其下民众悦豫。而且，北宋中后期对《豫》的解释还呈现出了一套理想的政治结构：圣人之君、任事之臣、悦豫之众。因此，“丰亨豫大”实为当时表达理想政治的口号。以下略作分析。
“丰亨”出自《丰》卦辞：“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序卦》云：“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丰》之前的一卦是《归妹》，所以《序卦》云“得其所归”。
孔颖达的解释，学界比较熟悉：“丰者，多、大之名，盈足之义，财多德大，故谓之丰。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齐，无所拥碍之为‘亨’，故曰‘丰，亨’。”(118)据此，认为“丰亨”有兴盛富足之意，当然是有根据的。但孔疏并不只说“财多”，更强调“德大”：
“王假之”者，假，至也，丰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也。王能至于丰亨，乃得无复忧虑，故曰“勿忧”也。用夫丰亨无忧之德，然后可以君临万国，遍照四方，如日中之时，遍照天下，故曰“宜日中”也。
孔疏的意象是：只有“王者”才能至于财多德大（丰）、无所拥碍（亨）的境界，从此可无复忧虑，能君临万国，如日之中遍照天下。这一解释的重点本不在富足，而在王者之德、王者之治。
北宋中期以后的解释在这一点上作了更多的发挥。胡瑗（993—1059）论《丰》卦更为强调王者借“丰盛之时”“富有天下”之机而行礼乐教化(119)：
“王假之”者，凡有圣人之德，有仁义之道，苟不得其时，不得其位，则无兴天下之势，无居天下之资，是则虽有仁义之道，安能有所为哉。故圣人必假此丰盛之时，发号施令则民易以从，行赏用罚则民易以服，以至制礼作乐，施发教化，可以大行于天下也。
“勿忧，宜日中”者，夫天下至广，有教化之所不能及者，有一物不得其所者，是王者之所忧也。今戒之勿忧者，日中则宜也。盖言日未中之时，则其明未盛，日之过中则其明将衰。惟是日中正之时，则遍照天下，无纤悉幽隐不被其光辉，圣人虽富有天下，必须仁义道德遍及于天下，使无一民一物不被其泽，不被其烛，如此可以勿忧恤也。
胡瑗把“假”理解成“假借”，这与孔颖达理解成“至”不同，故进一步突出了富有天下之后的“制礼作乐，释发教化”为重点，从而使得普天之下所有民、物皆蒙圣人仁义道德之泽。其意思简单地讲，就是圣人教化，治道大成。
程颐（1033—1107）对《丰》的理解，基本继承了孔颖达之说。以为“丰”唯有王者能至，而且强调王道“宜如日中之盛明广照，无所不及，然后无忧也”(120)。北宋后期的张根（1062—1121）解释《丰》卦，也提到“无此疆尔界之谓”，“大有为之谓”(121)，没有超出孔疏、胡瑗口义。
故总而言之，唐宋时代的“丰亨”，确实是讲“极盛”，但这个极盛不仅仅是富足，而更是指圣人之君德大，并且行礼乐教化，于天下无所不及。
“豫大”出自《豫》卦，《彖辞》曰：“豫之时义大矣哉！”又九四《爻辞》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辞》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序卦》亦云：“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按《豫》之前的两卦分别是《大有》《谦》，故云。
“豫”在字面上一般解释成安乐，但几乎没有人认为其主语是君主。孔颖达疏云：
谓之豫者，取逸豫之义，以和顺而动，动不违众，众皆说豫，故谓之豫也。(122)
即所谓“悦（说）豫”，乃指“众”。这一点，孔颖达在解释《序卦》时说得更为明白：
其意以圣人顺动能谦，为物所说，所以为豫。人既说豫，自然随之，则谦顺在君，说豫在人也。若以人君喜乐游豫，人则随之，纣作靡靡之乐，长夜之饮，何为天下离叛乎？故韩康伯云：“顺以动者，众之所随。”在于人君取致豫之义，然后为物所随，所以非斥先儒也。(123)
即按照孔颖达的逻辑，先是圣人“谦顺”，然后人皆“悦豫”，即“谦顺在君，说豫在人”，所谓“豫”不是指人君，而是指其下之众人。他还特别强调，人君喜乐游豫则可致天下离叛的恶果。
与孔疏类似，胡瑗并没有改变“悦豫”指“天下之人”的解释，也强调了“圣人在上，大有天下之众”，以及圣人主动的“持谦巽之德以临于下，则天下之人皆悦豫而从之”，这与孔疏是相似的(124)。
此外，欧阳修（1007—1072）亦云，圣人既以天下为忧，也以天下为乐，但“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125)，即本人是不享乐的。陈襄（1017—1080）则认为，《豫》言：“君子居大有之时，志易盈满，若能以谦恭处之，则必身享悦豫。”(126)即主体并非君主，而是君子。程颐则区分了君主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沉溺于豫，不能自立”，另一种是“不失君道”，让任事之臣主于豫，而能“安享其功”(127)。也就是说，豫非君道。
按照以上解释，“豫大”无法作为享乐的“借口”供徽宗使用，因为“豫”的主语并非人君。但是，以上诸家同样也突出了一点：“人皆说豫”的前提是圣人的“顺动”（动不违众或顺理而动）。一言以蔽之，能达成众人安乐之结果的，乃是圣人。
徽宗朝耿南仲曾经为太子赵桓讲《周易》，于宣和六年（1124）讲毕(128)，他的《周易新讲义》在解释《豫》时，也说了圣人顺理而动，以至众人悦豫。进一步地，耿南仲还指出了圣人之于“豫”的另一个作用——在众人悦豫的局面下，警醒有为，化养天下：
雷出地奋为豫，豫者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之时。方是时，视浊水迷于清渊，有至于冥豫者，岂观象而见所谓非豫之几哉？非与日月合其明者，孰能与此。故曰“豫之时义大矣哉”。(129)
也就是说，圣人不会随众人悦豫，而是在众人熙熙的场景中看到潜在危机，即耽于逸乐（冥豫）的危险，或曰“熙熙而遂失性”，圣人于是作乐、崇德，即“崇圣人化养之德”。
所以，在徽宗时代的解《易》语境中，君主与“豫”的联系不是其能身享悦豫，而是圣人之君能致天下众人悦豫，并防止人们沉溺于享乐。
更重要的是，北宋时代对于《豫》九四爻的解释，还带出了一种孔疏所没有的理想政治结构。孔疏对于九四爻辞和象辞，主要解释了其字面意思，没有什么发挥：
处豫之时，居动之始，独体阳爻，为众阴所从，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云“由豫”也。“大有得”者，众阴皆归，是大有所得。(130)
因为《豫》卦（）是由坤下、震上两个经卦构成，坤下是顺，震上是动，九四爻是震卦第一爻，所以称“居动之始”。“独体阳爻，为众阴所从”，则是指九四爻是整个《豫》卦中唯一的阳爻（），其余诸爻都是阴爻（）。孔疏解释九四《象辞》也仅仅是说“众阴既由之而豫，大有所得，是志意大同也”。孔疏没有明言此爻的政治指向，不过联系上下文，当是指君主。
宋人对《豫》九四爻的政治含义作了孔疏所没有的发挥。胡瑗解释说：
此卦上下群爻皆阴柔，而四独以刚阳之德，为豫之主，然非至尊之位，乃专权之臣也。权既已专，是以上下皆附从之，必由于己而后得豫也，故曰“由豫”也。“大有得者”，四既得众爻从之以取其悦乐，是己之大有所得也。(131)
在《周易》诸卦六爻中，第五爻是“尊位”，但《豫》卦中唯一的阳爻（）没有出现在第五位，而是出现在第四位，所以胡瑗说“四独以刚阳之德，为豫之主，然非至尊之位，乃专权之臣也”。因此，所谓“悦豫”，其实是直接出自“专权之臣”。
进一步的，在胡瑗的解释体系中，这位专权之臣是一个正面形象：
四秉悦豫之权，众来附己，然而必藉天下群才共成天下之事业。群材既已从己，己必尽诚以信任之，不有疑贰之心，则彼将引其朋类，合其簪缨而来也。
九四以刚阳之才，为豫之主，上下群阴悦附于己，而又能信任天下之士，天下之士皆合其簪缨而来，是得其位而有权，故其志大得行也。
这样，《豫》卦九四爻表示了在位的“专权之臣”能“信任天下之士”，最后“共成天下之事业”。
综合胡瑗的解释，“豫大”表示了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圣人之君在上，专权之臣在下，而专权之臣又能信任天下群才，共成事业，最终达成天下人皆悦豫的结果。
胡瑗的这种解释并不孤立。陈襄在解释《豫》九四爻时也说，该爻表示的就是“君子”致众民于悦豫之意，也指出了这个君子“不当尊位”，其身份其实是臣下：“今五阴昧弱，皆以九四阳明之爻为之主，有建侯之义，故曰‘利建侯’。”(132)因此，虽然具体解释与胡瑗多有不同，但陈襄之《豫》解也展现了一种包含圣人、君子、民众的政治结构。
程颐解释九四《爻辞》《象辞》(133)，首先也认为“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顺从之，以阳刚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接着程颐说，“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当天下之任”这种格局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大臣“唯当尽其至诚，勿有疑虑，则朋类自当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诚而已，苟尽其至诚，则何患乎其无助也”。所谓“至诚”云云，明显融入了程颐主张的修养功夫，但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则和胡瑗仍是一致的，程颐说：
四以阳刚，迫近君位，而专主乎豫，圣人宜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顺之道也，由和顺之道，不失为臣之正也。如此而专主于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时于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诚勿疑。
意圣人在上，大臣在位而“尽其至诚”，“任天下之事而致时于豫”，即理想的统治成效。另外，耿南仲在解释九四时爻亦云“九四务在协众以安其上”(134)，乃大臣之象。
由此可知，唐宋尤其是北宋对《豫》卦的解释，并未以君主悦豫为解，而主要是表达了一种圣人在上、大臣在下，最终至于天下之人和悦安乐的理想统治模式、统治成就。这种解释，正是徽宗朝“豫大”的语境。
以上是对“丰亨豫大”的解释。“惟王不会”据说出于蔡京之口。崇宁五年（1106），右正言詹丕远“乞罢营造，止浮费”，徽宗对他说：“京于财用，未尝以不足告，惟引《周官》‘惟王不会’之说。何意？”詹丕远曰：“不过欲悦陛下耳。”(135)
按“惟王不会”见于《周礼·膳夫》：“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会。”按照郑玄的说法，会就是会计，“不会”就是“不会计多少，优尊者，其颁赐诸臣则计之”。(136)
蔡京是否对徽宗说过“惟王不会”难以确证(137)。不过，在后人看来，问题的根源还不在蔡京，而在王安石。王安石《周官新义》对“惟王不会”的解释是：“所谓不会，非不会其出，不为多少之计而已。王与后及膳禽饮酒及服皆不会者，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数制之。”(138)这个解释和郑玄大同小异。
除了解释《周官》，王安石还对神宗说过：
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正理，然陛下圣心高远，如纷华盛丽无可累心，故安于俭节，自是盛德，足以率励风俗，此臣所以不敢不上体圣心也。(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