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说君王“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不为过当”，当然是有前提的——“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因此，王安石确实表达过君主之奉养可以无限，但一是就礼制尊卑而言，二是就尧舜式的君主，即理想的君主而言。
金人南下后，王安石这些言论被杨时、魏了翁抓住了把柄。杨时（1053—1130）对宋钦宗说：“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他先是批评了王安石对神宗所说的“竭天下以自奉”之语，认为“曾不知尧舜茅茨土阶，未尝竭天下以自奉……其后王黼以应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号为享上，实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说有以倡之也”。接着，杨时说：
其（按，指王安石）释《凫鹥》守成之诗，于末章则谓：“以道守成者，役使群众，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孰弊弊然以爱［物］为事？”……安石独倡为此说，以启人主之侈心。其后蔡京辈轻费妄用，专以侈靡为事，盖祖此说耳。则安石邪说之害，岂不甚哉！(140)
杨时认为，王安石“启人主之侈心”，一是本于对神宗之言，二是本于释《凫鹥》之诗。在《诗义》中，王安石基本保持了与《周官新义》一致的解释，即“泰而不为骄”“费而不为侈”的一切前提都是“以道守成”，其主语当然是君主。
南宋中期，魏了翁（1178—1237）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王安石的《周官新义·膳夫》。魏了翁说：“王介甫错看《膳夫》一义，以为王者受天下之奉，后王黼等专置应奉司，以为当受四海九州之奉，不知他经元无此义，独《周礼·膳夫》一职有备享之事……政、宣之误，至于亡国，皆《膳夫》一句误之。”(141)魏了翁虽然批评王安石误读《膳夫》，但一定程度也承认王安石并非发无根之言，故又归罪于郑玄——“学术误国，原于康成”，又认为《周礼》本身是可疑的——“此一节凡言王备物之享，第《诗》《书》皆无及此礼者，《周礼》一部可疑，此亦其一”(142)。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魏了翁认为《周礼》可疑自属洞见，但对王安石的批评则有些无力，前面说了，王安石的重点本不在“人主当享备物极”。
总之，如果将“惟王不会”放到王安石的解释框架中，从字面上来说有“启人主侈心”的倾向，但王安石是站在政治等级、尧舜之君的立场上解释《膳夫》“惟王不会”。就等级而言，与郑玄有一致的地方；就尧舜之君而言，则有时代特色——“致君尧舜”。
综上所述，“丰亨豫大”与“惟王不会”这两者加起来，主要不是说富足，而是统治的成功，概括起来就是：理想的君主（尧舜之君）、理想的大臣（任天下之事）、理想的统治成效（天下之人豫悦），也就是“极盛之时”。
在这样的政治口号下，徽宗朝“新政”中的学校制度、八行取士，宗室存养，漏泽园、安济坊等社会救助政策，制礼作乐等举措的立意就可以理解了——正是为了天下人皆悦豫，从而展现“丰亨豫大极盛之时”。由此再看“当丰亨豫大极盛之时，毋为五季变乱裁损之计”这一戒令的意思，就可知所谓的“裁损”，并非指裁减徽宗的私奉，而是指裁损诸“新政”，当然也就是对宣扬“极盛之时”的否定了。此诏“榜朝堂，刻石尚书省”，说明了“丰亨豫大”这一政治口号不容置疑，即宣扬极盛的举措不容置疑。
那么，“丰亨豫大”这一宣扬“极盛”的政治口号，又如何与前述应奉诸工程对应起来呢？这留待下一章探讨。
四 本节结语
本节主要讨论了徽宗朝所谓“应奉”的缘起与实质。简言之，应奉的主要动力不在于徽宗或宫廷的生活享乐之需，而是自其登基以来在东京城展开的种种建筑工程、礼乐工程。对应着应奉诸工程、制作，“惟王不会”“丰亨豫大”一直被理解为徽宗臣僚享乐的借口。但是，从唐宋时代的解经语境出发，可知这些是在当时极为重要、不容置疑的政治口号，归根结底表现的是圣人之君、圣人之治，也即对“极盛”的宣扬。这样的话，贯穿始终的“应奉”乃是徽宗朝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
徽宗本人的爱好、欲望在“应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不易评价，但满足徽宗个人甚至其下臣僚的“私奉”肯定也夹杂在作为王朝政治的应奉之中，这是帝制政治难以消除的弊端。靖康之难以后，在成王败寇的史观之下，出于史鉴之需，徽宗被描绘为一个穷奢极欲的帝王，因纵欲无度而导致王朝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应奉”也多被理解为供帝王之个人生活私欲，而不是王朝政治之表现形式。
如果理解了应奉是徽宗朝王朝政治的重要形式，则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应奉的财政问题何以解决？前面已经简单地提过政和以前应奉财政出于临时之措置居多，还谈不上一个独立的财政系统。那么，政和、宣和时期，面对大规模的工程、制造，其财政如何安排？这是下一节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