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提到，大观末年，宦官童贯是一切应奉事务的总领，朱勔乃其下线，同时蔡攸也在应奉不已。到了政和以后，蔡絛描绘了三条应奉的途径：
政和初，鲁公被召，上戏伯氏须土宜进，遂得橄榄一小株，杂诸草木进之，当时以为珍。其后又有使臣王永从、士人俞輖应奉，皆隶伯氏。每花石至动数十舟，号成纲矣。盛章守姑苏，及归作开封府尹，亦主进奉。然勔之纲为最，延福宫、艮岳诸山皆仰之。
政和四年以后，东南监司郡守、二广市舶，率有应奉，多主伯氏。至六七年间，则又有不待旨但进物，至计会诸阉人，阉人亦争取以献焉，天下乃大骚然矣。(143)
根据蔡絛的描述，应奉可以分成朱勔、蔡攸、盛章三条线，但实际上只有两条：童贯—朱勔以及蔡攸，盛章只不过是蔡攸的下线之一。这两条线，就代表了徽宗朝应奉的两个方面：采办与财政支持。
一 应奉的两个方面及其配合
（一）两个方面：童贯—朱勔与蔡攸—监司郡守
自从大观末以后，朱勔隶属于童贯。赵彦卫《云麓漫钞》说朱勔：
遂取吴中水窠以进，并以工巧之物输上方，就平江为应奉局，百工技艺皆役之。间以金珠为器，分遗后宫，宫人皆德之，誉言日闻。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寻丈，皆运至阙下。又令发运司津置，谓之花石纲。(144)
这个平江应奉局，具体什么时候成立并不清楚，至宣和二年末才因方腊起义而罢(145)。元人陈桱说崇宁四年（1105）十一月以朱勔领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但没有什么根据(146)。从其他迹象看来，朱勔领应奉局不会如此之早。一般认为朱勔兴起于蔡京再相之后，“再入相，（蔡）京属童贯，以军功补官”(147)。而蔡京第二次任相在大观元年（1107）正月至三年（1109）六月，这与前引蔡絛所说“大观末，朱勔始归隶童贯”是可以印证的。这样看来，《宋史·朱勔传》将平江应奉局的设立定于政和中是有道理的：
至政和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
“花石纲”之名不始于政和，此上节已说明。
平江应奉局出现后，既然如《云麓漫钞》所说“百工技艺皆役之”，则苏杭造作局应该也隶属于它。而且“取太湖巧石”云云，说明采买花石也由此机构负责。应奉局之出现，应该是为了设机构统领这两方面的事务。一言以蔽之，平江应奉局负责制造器物、搜罗花石，触角广及整个东南地区。
既然如此，应奉局的主要财源是什么？王曾瑜先生根据《宋史·食货志》所引宣和六年（1124）宇文粹中语，认为主要是“截拨上供”(148)。宋代“上供”的含义比较宽泛，笼统地指地方上供中央之财计，与地方留用财赋相对，而宇文粹中所说的“上供”，则说的是地方上供中央财政的钱(149)。而实际的情况比宇文粹中所说“截拨上供”要复杂。
钦宗时，陈东在弹劾朱勔父子时说：
侵移内帑无数，而有司不得会计。其所请钱，号为收买花石进奉之物，其实尽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几千万数……所贡物色，尽取于民，四散遣人，尽行搜括。(150)
照陈东所说，朱勔收买花石所请之钱主要源自内藏，实际上其钱又中饱私囊，花石则强取。
应奉之财来自内藏是可以理解的，政和八年（1118）初的诏书就提道：“间有御前自京给降见钱、度牒、银绢付诸监司，于出产州军仍以市价私相和买口味、木石之类者有之。”(151)另，宣和二年（1120）末方腊起义后，宣和三年春，徽宗就次第令罢花石纲，其正月御笔云：
自来收买计置花竹、窠石，造作供奉物色，委州县、监司干置，皆系御前预行支降钱物，令依私价和买……比者始闻赃私之吏借以为名，率多并缘为奸，驯致骚扰，达于闻听。可限指挥到，应有见收买花石、造作供奉之物置局及专（丞）［承］指挥计置去处，一切废罢。仍限十日结绝。官吏、钱物、作匠并拨归元处。(152)
这则御笔说明了三点：一是应奉的部分财源来自“御前预行支降”，也就是内藏之财。二是实际上有花石属于“抑配”。三是还有大量的财物来自于内藏之外。
来自内藏之外的钱物是什么呢？《东都事略·朱勔传》说，平江应奉局“指内帑为囊中物，每一发取辄数十百万；外计所蓄，虽封桩禁钱，无问名色悉取之”(153)。指出了“内藏”与“外计”两个方面，“外计”又包括转运司经费与朝廷封桩钱。
钦宗时胡舜陟弹劾朱勔时亦云：
（朱）勔施毒螫于东南，为民蠧贼，为国敛怨，而臣复以勔有大恶不可不诛。御前财物，非天子私藏，盖欲广储蓄、备缓急耳，勔辄请为花石什物之费，今日百万，明日数十万，前后蠧秏不计其数。东南常平并转运司钱，则取之。向来燕山免夫钱，宜不可取矣，勔亦取之。(154)
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内藏、封桩、经费三个系统都在为花石提供财政支持。其中，免夫钱是比较晚的事情，收复燕云后于宣和六年六月，“令京西、淮、浙、江、湖、四川、闽、广并纳免夫钱，期以两月纳足”(155)。纳免夫钱的地域恰好与应奉的主要地区——东南、京东西有些重合，因此被挪用了。
当然，所谓的“取”，其实不那么简单，必须得到地方财政系统的配合。童贯、朱勔所领诸局所的主要任务是采办，本身其实没有征调钱物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蔡絛提到的另一条线就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地方财政系统对于“应奉”的支持，其主首就是蔡攸。
前引蔡絛言，“又有使臣王永从、士人俞輖应奉，皆隶伯氏”；“政和四年以后，东南监司郡守、二广市舶，率有应奉，多主伯氏”。蔡攸的下线，皆各地富户、郡守、监司。
先看蔡絛提到的王永从、俞輖。宣和七年（1125）末，史载“王永从愿自办本家粮斛一百万石措置赴阙，体国助军”(156)。史又载湖州富民王永从在南宋初年屡献钱以佐国用(157)。前后王永从应该是同一个人，而且，应奉的主角朱勔本来也是因商致富者。可以想见，东南是应奉主要所出地区，若无这些“富民”的支持，也是难以进行的。
俞輖或作俞赒，卒于绍兴元年（1131）五月，“赒，钱塘人，宣政间以应奉故，屡为部使者，靖康初乃废”(158)。方腊起义爆发的时候，俞赒正在两浙提举常平的任上，方腊事起后“准朝旨勒停”(159)。提举常平属于朝廷封桩钱的征调系统。
还可以找到几个例子。比如转运使、提举市舶徐惕。蒋猷任御史中丞日：
感上知遇，遂言东南应奉且十年……因论提举两浙常平徐铸以籴本钱畀漕司制造，广东转运使徐惕以虚名羡财进奉后苑兴作，乞重寘之法。帝不从。(160)
按蒋猷政和四年至六年任御史中丞(161)。又《宋史·外国传》提到了政和六年广东转运副使徐惕(162)。此外，徐惕于政和四年任提举市舶(163)，这与蔡絛说的“二广市舶……多主伯氏”是吻合的。按市舶的收入一般直接归于朝廷，不隶地方(164)。
徐惕在广东转运副使后应该还任了广西转运使。靖康元年十月：
十八日臣僚上言：“直秘阁徐惕昔为广西转运使，掊敛公私之物，如文犀、大贝、异香、珍货，悉献于蔡京、蔡攸，一路受弊，而官库为之一空。”(165)
这条记载说明，作为两广漕臣的徐惕也属于蔡攸的应奉系统。徽宗朝的某任知郁林州（治今广西玉林）范琯，“奏岭南漕臣徐惕伪作御笔处分，收买珍禽异兽，犀玉、珠贝、瑇瑁、翠羽孔雀、玩好瑰异以万数，骚动两路，民不聊生”(166)。
蔡絛又说，盛章“守姑苏，及归作开封府尹，亦主进奉”，似乎是比较独立的。按从政和元年（1111）到三年末，盛章基本一直知平江府，政和三年还“进木心大吉字”(167)。政和五年（1115）盛章在开封府尹任上还参与了明堂的建设：
于是内出明堂小样，于崇政殿集百官宣示，命太师鲁国公蔡京为明堂使，宣和殿学士蔡攸讨论指画制度，显谟阁待制蔡儵、蔡翛，殿中监宋昇参详，兴德军留后梁师成为都监，保康军留后童师敏为承受，以开封尹盛章弹压兵匠，章罢，以王革代之，复以章为参详明堂使。(168)
明堂建设几乎就是蔡氏父子主导的，盛章能参与其中，说明他与蔡氏的渊源是很深的。有记载说：“大观间蔡京责太子少保，（张）阁为翰林学士，草制词明著其罪，京憾之。开封尹盛章阿京意，劾穆不能事母，文致其罪。”(169)由此看来，盛章为蔡氏之党羽是很明确的。
盛章虽是蔡攸的下线，但有些史料也把他归入朱勔之党羽(170)，而且明确提到他在知平江府任上附朱勔(171)。
再如京西都转运使宋昇。史称：“监司、郡守不待诏命，首以土物进者，政和间自盛章、宋昇始。”(172)盛章的情况已见上，宋昇与他的父亲宋乔年，“父子依凭蔡氏”，宋乔年卒于政和三年（1113），宋昇在政和四年六月起复(173)，任京西都转运使，主要事迹是在西京洛阳“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174)。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蔡攸这条应奉线的特点，其成员主要是地方的监司、郡守，他们虽也在地方采办物品进奉，但因为他们是地方的财政大员，故对于应奉的主要意义应在于提供内藏之外的财政、运输支持。
当然，涉及应奉的监司郡守还不止上面提到的几位，他们也不一定皆以蔡攸马首是瞻。钦宗时，监察御史胡舜陟劾朱勔云：“卢宗原知徽州，尽敛公钱遗勔，骤引为发运使，未几得待制……徐铸、应安道、王仲闳等辈，悉以常平、转运使钱与之，轴舻相衔以往，皆赖勔以窃显官。”(175)常平、转运使（知州）钱分别属于朝廷封桩与户部经费两个系统。
靖康元年（1126），御史中丞许翰上疏，要求在两浙路设立专门机构，审查应奉之人及财用出入，除了朱勔父子外，还有“自来专一应付，尝为监司守令，力能刻剥生民，助其凶焰”者，要求将下列人员“钩赴所司，一就勾勘根磨自来应付过钱物”：
前发运使卢宗原、陆寘；前两浙提刑王仲（阅）［闳］、胡邃；前两浙提举常平赵霖；前知平江府应安道，通判陆宲、许操，司录周杞；前知常熟县宋晦；前知华亭县黄昌衡；淮南运司俞赒；前知秀州周审言；并诸司人吏已未出职。(176)
许翰提到的有发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州府长贰、知县，包罗了经费与储备两个财政系统。其中“淮南运司俞赒”，前面蔡絛已经提过了，是蔡攸的下线，这里也被归入朱勔党羽。又黄昌衡政和七年知华亭县，宣和元年离任(177)，在任上“抑勒人户依等第科买白鹤，每只至有百余千者，自秀至苏，花石珍禽络绎不绝”(178)。
除了许翰，李光的上奏也说：
自徐铸、蒋彛为常平司官，何渐为茶马司官，张琬、徐惕、燕瑛为市舶官，应安道、朱彦美、王子献、王復为转运司官，胡直孺、卢宗原为发运使，王仲闳、胡邃为提点刑狱，宋晦为香盐官，刘寄、吕岯、毛孝立为盐司属官，天下财赋尽归权幸之家。(179)
对于其中的胡直孺、应安道、卢宗原，李光言其“相继为转运使及发运使，欺罔朝廷，如循一轨。将上供物料及粮纲船，尽充花石之供，号为应奉，州县帑藏为一空。起发封桩，妄称均籴，岁计不足，犹进羡余”(180)。又说“直孺任两浙漕臣，假托应奉，耗竭帑藏，丑秽之迹，中外所闻”(181)。胡、应、卢这三人，作为转运使和发运使，皆将经费、封桩用以应奉。
李光所说，有提举常平、提举市舶、转运使、发运使、提点刑狱、提举茶马、提举香盐。综括胡舜陟、许翰、李光所提到的人，基本上就包括了宋朝的整个地方财政系统。也就是说，主要在东南地区以及两广、福建，宋朝地方的经费、封桩两个财政征调系统，都在为应奉提供财政支持。
（二）两个方面的相互配合
一般来说，史料多说这些地方官奴事朱勔，为其提供财物以进取。当时官场媚上之风盛行，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但就总体而言，监司、郡守对朱勔的配合，当是出于特定的安排，而非个人道德低下所致。这本来从常理也可以推测，如此大规模的中央、地方财政之变动，不可能是某些官员的个人行为。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
比如，政和四年（1114）：
三月二十二日，诏两浙转运司：“旧欠发运司钱，每年带还二万贯。”先有旨每年带还五万贯，至是，转运使李偃以应奉诸局支费有请，故有是命。(182)
两浙转运司因为“应奉诸局支费”，就可以每年少还欠发运司钱3万贯。说明转运司应奉诸局之费，是秉承朝廷之旨。
又政和四年，明州造船木材采购出现问题，原因就在于：“苏杭造作局”以“造作御前生活木植为名”大肆获取木材，导致转运司无法在温州、处州等地抽解、收买到造船木料。针对这个问题，两浙路转运司牒杭州、平江府，“合用木植请径行给据为照”，即制造御前生活的木材，如果确实要用的，还是应该给“应奉御前”之公据，任其抽解或收买。最后朝廷“诏杭州、平江府，非应奉御前而公给公据者，徒二年”(183)。应奉御前公据的存在，正是州奉命配合应奉的一个表现。
又如庄徽（1043—1120），政和后期知平江府，据说对朱勔很不客气，在应奉问题上：
方勔盛时，造乘舆服御之珍，设官于浙西诸郡，一日上知其奸利，诏守臣悉罢之。令下，郡人欢呼，而旁郡方迁延，幸其必复，公曰：“此天子盛德事也，人臣当奉承之不暇，乃顾望乎？”即日结罢如诏旨。(184)
政和末年徽宗确实有整顿应奉的举措，下文还会提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诏守臣悉罢之”，说明浙西诸郡“造乘舆服御之珍”是郡守共同参与的。上引材料出自汪藻所撰庄徽墓志铭，明《正德姑苏志·庄徽传》相关内容大抵沿袭《墓志铭》，不同之处是：“当勔盛时，朝廷命官造乘舆服御之珍于浙西诸郡，有旨令徽与勔管当，继下诏罢，郡人欢呼。”(185)这里多出来的“有旨令徽与勔管当”说明庄徽虽然看不上朱勔，但实际上他与朱勔联手应奉，“旁郡”云云说明其余浙西诸郡情况类似。
此外，前述许翰要求根勘时说：“虽诸局支用难以稽察，而有司帐籍尚可驱磨。”(186)这说明，虽然诸局所的支出难以考索，但监司、郡守拨划给应奉诸局所的钱物却是有案可查的。这既说明了应奉的两个方面之分，也说明了监司郡守的财政配合、支持不单是个人行为，必有来自朝廷、中央计司的命令。
这种配合与支持，除了财政，还有纲运。纲运及时与否，对于京师的营造工程极其重要，政和五年（1115）九月，提举翰林书艺局御前制造所云，因为连续9天没有山石运到京师，艮岳的工期受到了影响(187)。因此，如何保证花石纲的顺利，对于应奉系统而言是另一个关键工作。
宋代东南地区往东京的漕运，分为杂纲（金帛、茶布类）与斛斗纲（粮纲）两个系统。在徽宗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杂纲是从各地直接船运至京师；斛斗纲则是先运到真（治今江苏仪征）、扬（治今江苏扬州）、楚（治今江苏淮安）、泗（治今江苏盱眙）州的转般仓，然后由发运司组织汴船运往东京(188)。但是，从崇宁三年（1104）开始，因为盐法的变更、发运司籴本的上供（前已提及胡师文），转般法瘫痪了，东南六路的斛斗纲也采用了各路直达京师的办法；此后转般与直达又反复了几次，但还是以直达为主，转般难以恢复(189)。
照理来说，花石、器物属于杂纲，应该是由各路直接运往京师。崇宁三年直达法施行后，“其发运司见管诸色纲船，合行分拨应副诸路，余令发运司应副非泛纲运”(190)。这个“非泛纲运”就包括花石纲。《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载：
后因内侍何忻以宿州灵璧县山石进御前，又朱勔以江浙奇花果木起纲，发运司新装舟船拨充御前纲以载花石，其余弊旧者以载纲运，直达京师，而转般仓废矣。(191)
这个何忻应该就是何，“延福五位”之一。转般仓当然不是因为何之举而废，这条材料说明的是，施行斛斗直达法后，发运司之纲船在花石的运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政和七年（1117），蔡京又主持成立了御前人船所，蔡絛说：
乃作提举人船所，命巨阉邓文诰领焉。时鲁公有曩备东封船艘，得二千余艘，广济兵士有四指挥，因又增置，作牵驾人，遂尽与之。令每岁会所用花石，从前降下，使系应奉人始如数得贡，自余监司郡守等不许妄进。上又诏不许用粮纲……其复不二岁，天下争进献，复如故。而又增提举人船所进奉花石纲运，所过州县，莫敢谁何，殆至劫掠，遂为大患……自政和六年四月九日至宣和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乃罢提举人船所。(192)
提举人船所全称“提举淮南、两浙路御前人船所”(193)，顾名思义，该所显然是为了建立独立的漕运系统，解决“应奉”物的运输问题。这个花石运输系统首任主管是宦官邓文诰，可考的还有王珣，也是宦官(194)。说明这个漕运系统是独立于既有纲运系统的。
蔡絛说是“曩备东封船艘，得二千余艘”。按政和“时蔡京当国，将讲封禅以文太平，预具金绳、玉检及他物甚备，造舟四千艘，雨具亦千万计”(195)。也就是说，蔡京将预备封禅用的一半船只划拨给了提举人船所。2000艘是什么概念呢？仁宗朝许元创发运司汴河一百纲，苏轼说一纲30艘船(196)，这样的话，发运司掌管的纲船就是3000艘，可资参照。蔡絛还说广济兵士有四指挥。理论上来说，一个指挥有500人，则四个广济指挥就是2000人，当然厢军一般不满员。这样的话，从御前人船所的成立开始，东南地区建立了一个直属于宦官的运输系统，有独立的厢军、独立的船只(197)。
蔡絛说，御前人船所在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取消，但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根据《程瑀墓志》，宣和七年时宦官提举人船还在活动(198)。不过，《程瑀墓志》提到“人使往来淮浙，类起丁夫挽船，县率千人”云云，说明到了徽宗晚期的提举人船所，其所用劳力已经来自州县丁夫，而不是厢军了。
再根据《张根行状》：
会御前人船所占留直达纲船，公以上供期迫，乞还之。且因起发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费无虑五十缗，他路犹不止此。(199)
张根上言在政和八年（1118）四月为淮南转运使时，他因言花石等事被谪监信州酒税。这说明到了政和八年左右，提举人船所自己的船就不够用了，故需要占用转运司的纲船。
很可能，提举人船所成立后，其劳力、船只不久都出现了问题。也许宣和元年末罢提举人船所，是指这个独立机构的消失，但宦官掌管花石纲运则一直维持了下来，只不过独立的运力逐渐流失、不足，而需要占用地方的纲船、丁夫。
虽然有发运司及提举人船所，但各路的直达纲仍在承担花石纲运。政和七年五月：
诏：“应监司兼领措置并计置起发花石并罢管勾，宿州见置花石除已起发外，见在未般数令孙默专一管勾起发。”（注：孙默何人？政和八年四月丙子为淮南运判。）(200)
从这个诏令看来，花石纲至少在政和七年时仍有各路直达纲运，由监司负责。宣和二年二月，户部尚书唐恪罢，就因言应奉之纲影响户部漕运(201)，则应奉纲占用上供纲的情况很普遍。
到了宣和三年应奉司成立时，奏云：
所用般车及兵夫，除见管船车人兵并依久例，据实用数差拨兵士外，余并优立雇直，依民间体例和雇人夫，般车般载，不得科抑民间。如违，并从本司体访取旨，重行黜责。(202)
从这个上奏来看，应奉司成立时有“见管船车人兵”，可能就是从提举人船所继承而来的。但应奉司还需要“依民间体例和雇人夫”云云，就说明其独立的运力是不够的。除此之外，宣和五年王復任两浙路都转运使，“差充两浙专一应奉官”，他提道：“奉御笔，装发御前官物局制造到御前及乾华殿等处生活，并非泛取索官物，仰臣专一应奉人舡，依限交装津发，不得违误。”(203)这说明宣和三年以后，地方监司也在承担花石纲运。既有独立的运力，又需要监司州县的帮助，这样的状况应该就是继承了之前政和年间的既有局面。
总结一下上面的叙述，从徽宗初年一直到政和年间，整个应奉事务大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童贯—朱勔一线，他们代表了通常意义上的“诸局所”，二是蔡攸—监司、郡守一线，主要包括地方财政人员。应奉在政和末年以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格局，主要是因为，诸局所本身没有独立的钱物征调能力，只是在消费来自别的征调系统之钱物，即从内藏、朝廷封桩、户部经费中切割钱物。而且，应奉纲运虽然短暂地成立了提举人船所，但还不能完全独立，仍要依靠发运司与转运司的运输。这样的一种模式之下，“诸局所”无疑还不能被视为一个单独的财政系统。
当然，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易行，只要在原有体制内上行下达就可以了。但问题也很明显，大量对应奉的批评都直指其随便取用各系统之财物。政和末年，徽宗就试图对应奉系统进行一些整顿，比如前面提到的政和六年成立提举人船所，政和七年诏“监司兼领措置并计置起发花石并罢管勾”，以及蔡絛所说的：
上又诏不许用粮纲若坐船及役百姓，仍戒伐坟冢、毁室庐或加黄封帕蒙人园圃花木，凡十余事，批付鲁公曰，系进奉，独令朱勔、伯氏、王永从、俞輖、陆渐、应安道六人听旨，他悉罢之。由是稍戢。(204)
政和八年初，徽宗还下诏，禁止监司“以御前钱物计置到物用为己有，以充苞苴馈献，罔上弗虔”(205)。但总的来说，这些努力是很失败的。
政和末年开始，应奉系统更大的变化，就是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额外的财政系统，而不必占用原有王朝财政。这个过程到了宣和应奉司成立以后才最终完成。
二 应奉财政的独立
（一）诸局所租课等收入
自政和年间开始，包括应奉局在内的诸局所，开始通过占田课租的方式自行攫取财源。主要的地域在东南、京畿及周边地区。
东南地区的应奉田主要在平江府以及明州、越州。《宋会要》言浙西民田云：“按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湖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206)
平江府的田主要是从赵霖兴修水利后获得的。至北宋哲宗朝，环太湖流域的水网由于年久壅塞，附近诸州经常蒙受水灾。政和六年（1116）四月，宋徽宗御笔令知平江府庄徽及户曹赵霖赴尚书省汇报水利问题，并于当年九月“奉御笔，差赵霖充两浙提举常平，前去本路措置兴修积水”(207)。在徽宗的亲自关心下，赵霖主持的三十六浦工程开工了。这些工程都在平江府境内，故“权就本府置局，以提举措置兴修水利为名”(208)。
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提举水利农田所也开始攫取农田租课之利。宣和元年，赵霖主持的水利工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9)，“提举水利农田所”奏云：
浙西平江诸州积水减退，欲委官分诣乡村检视露出田土。惟人户见业已纳省税不括外，其余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荡及湖泺退滩、沙涂等地，悉标记置籍，召人请射种植，视乡例拘纳租课，桩充御前钱物，专一应奉御前支用，置局提举。如造谤惑众沮害之人，罪徒。(210)
这一请求得到了执行。如此，赵霖本为两浙提举常平，但其所主持之“提举水利农田所”所获得之租课，并未归入朝廷封桩钱物，而是作为应奉御前之用。
赵霖的水利工程，虽然一开始是由于知府庄徽的派遣，但实际上这一工程与朱勔的渊源很深。胡舜陟说：
（朱勔）顷尝引赵霖建三十六浦闸及浙西园田，驱二浙安业之民，兴必不可成之役，徒灾丁夫，扰及下户。方时天寒，役民于风雨波涛之中，死者相藉。霖欲牟利献勔，督役益严，吴越不胜其苦。(211)
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赵霖水利工程与朱勔应奉之间的联系。又南宋初胡寅在推荐监司郡守人选时说：“一右朝奉郎知潭州湘潭县张承：顷知昆山县，值朱勔恣横之日，承与争论围田为民害，遂被罢黜。”(212)这就更加说明了，政和年间浙西之兴水利、造圩田，其实是出于朱勔之旨，目的是为应奉搜寻财源。
与平江府类似，两浙路越州（治今绍兴）、明州（治今宁波）废湖为田所产生的租课，也被划归应奉御前之用。绍兴元年（1131）李光言：
初，明、越州鉴湖、白马、竹溪、广德等十三湖，自唐长庆中创立，湖水高于田，田又高于海。旱涝则递相输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间，楼异守明，王仲薿守越，皆内交权臣，专事应奉，于是悉废二郡陂湖以为田，其租米悉属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税不可胜计。(213)
案楼异自政和七年知明州，在郡五年(214)；王仲薿知越州在政和四年八月至六年五月间(215)。绍兴五年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216)由此可知，明州、越州的湖田租课，也被收入了应奉局、应奉司的囊中，到宣和七年罢应奉司的时候，就提到其所管钱物中有一项“明、越湖田钱”(217)。
以上是东南地区的情况，在京师周边有类似的情况，主要有后苑作和营缮所的公田，始于政和六年，最终归入李彦的西城所，它们通过占有大量“公田”而获得租课，主要在京畿、京西、京东、河北诸路，京东、西尤其多。北方“公田”的情况，学界已有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218)。宣和三年（1121）应奉司成立以后，京东、京西公田的收入也为其所掌控(219)，据说京东路转运使王子献及其下属，系“最为李彦信任，陈献利便，创立租税，忍于害民，为国敛怨”之人(220)。
综上所述，政和年间湖田、圩田、公田的出现，说明无论是在东南还是京畿及周边地区，负责供奉的诸局所逐渐开始获得可观的租课收入，这些收入是独立于经费、储备系统的。
与湖田、公田租课之利略有不同的是京城所的财源。京城所是设于神宗朝的一个京城修缮机构，其财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房廊岁入钱”之类的盈利，出卖度牒这样的非常款项，徽宗政和以后还获得了东南茶利，应该也有少量的田园课利(221)。
东南茶利需要略作解释。按，荆湖南北、江南东西、淮南、两浙、福建七路茶法经蔡京的改革之后，至大观三年（1109），“计七路一岁之息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余缗，榷货务再岁一百十有八万五千余缗，京专用是以舞智固权，自是岁以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222)。按此处的“京师所”应该是“京城所”(223)。
关于蔡京的三次茶法改革，此不赘述。简单说来，朝廷获得的茶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售卖茶引（买卖凭证）、笼篰（统一包装）的收入，二是商人在贩卖过程中缴纳的商税(224)。这些利益，并非全部归于应奉司帐下，政和元年（1111）御批：
所有南茶税息，内除税钱亦合依元丰法拨还户部外，有茶场支卖驮茶息及客贩南茶息钱，近准朝旨，赴茶场送纳，系应奉御前。(225)
这样的话，其实茶利中引息钱归应奉使用，而税钱则归户部。当然，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即罢相，要到政和二年才再入。
（二）宣和应奉司
蔡絛论宣和以降的应奉云：
然未久王黼当国，乃置应奉司而自领之，仍不以是何官司钱物，皆许支用。宰相既自领，遂竭天下财赋，四方监司郡守，（无）［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贡献。中外以为言，然黼持以自若也，只令朱勔等七人管买物色。(226)
王黼应奉司的设置，代表了应奉的一个新阶段。
原来以东南地区为主的应奉，因宣和二年（1120）末方腊起义的爆发而无法支持。宣和三年二月罢御前纲运，禁般载花石入京(227)。但是，没过多久，应奉司就于宣和三年闰五月成立，由宰相王黼亲自总领，“总领官差梁师成，承受差黄珦、王鉴”(228)。一直到宣和七年末罢。史称王黼“置应奉司于其家”(229)，与平江应奉局置于地方不同。有学者认为，应奉司实际上就是应奉局，不过是由地方搬到了中央，由地方官专领变为宰臣亲领(230)。实际上，宣和应奉司与平江应奉局有本质的不同。一是其机构设置，二是其财政来源。
从机构及人员的设置上，凡“应奉事务及所委官并隶本司”，且“监司守臣及州县官，除所委官及被旨专委外，余并不得干预”(231)。在平江应奉局时代，各地监司郡守是配合应奉事务的，本身并非应奉局的属官。但在宣和应奉司成立以后，在史料中就可以看到由地方监司兼任的“应奉官”，他们成为应奉司的属官。
如宣和三年八月，应奉司奏：“契勘诸路应奉官计置应奉物色所用本钱，合申应奉司自京支降。”(232)宣和五年十一月，御笔将东南七路经制移用七色钱“逐州委通判管勾拘收，逐路专委应奉官拘催”(233)，可见“应奉官”设于路级，而且这七路应各有一员应奉官。史料中可看到，宣和五年有两浙路都转运使王復“差充两浙专一应奉官”(234)。宣和六年还可见“两浙应奉官孟庾”(235)。这都是东南诸路监司任“应奉官”的例子。又南宋绍兴四年（1134），殿中侍御史常同言：
新湖北提举茶盐徐嘉问，王黼之客也，为应奉司属官，自称相干，轻暴之性，至今不移。(236)
正说明诸路监司兼任的应奉官乃应奉司的属官。这就更加凸显了“应奉”作为王朝事务而不是帝王私事的意义，实际上也抬高了“应奉”在整个王朝政治中的地位。
关于财源，应奉司的出现，据说是为了解决此前应奉之弊端，即骚扰(237)。但前引蔡絛说，宣和应奉司“不以是何官司钱物，皆许支用”。徽宗末年，政治之弊已极，延续之前的乱像，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可能的，学者一般都会引用宣和六年宇文粹中之言“近年诸局务、应奉等司截拨上供，而繁富路分一岁所入，亦不敷额”(238)。又《向子諲行状》云，向在淮南转运判官任上：
同事请留州县财赋一分以备移用，公善而从之。才有数万缗，则密遣其属指为（差余）［羡］三十万，以献应奉司。(239)
这条材料中，应奉司试图把淮南路的备用经费作“羡余”挪用。说明应奉司占用州县经费的情况仍与方腊起义前一样。
但宣和应奉司的财源还是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王曾瑜已经指出，应奉司所掌钱物，与经制钱、南宋的总制钱相似，有相当比例是来自细琐的苛捐杂税或财政收入的“窠名”的截拨(240)。下面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梳理。
应奉司成立之后，立即提出：
应缘应奉事务，并所委官支一色见钱，于出产去处依市价和买及民间工直则例，措画计置，不得令州县收买，或令应副……所用般车及兵夫，除见管船车人兵并依久例，据实用数差拨兵士外，余并优立雇直，依民间体例和雇人夫，般车般载，不得科抑民间。
也就是说，应奉司计划所有物品、人力皆用现钱和买、和雇。八月十四日，应奉司又提出：
契勘诸路应奉官计置应奉物色，所用本钱，合申应奉司自京支降。除支外，逐路各有起发上京送纳官钱。欲乞令应奉官于诸处应合上京送纳官钱内兑便支用，依合起发条限，具支用过钱数、窠名、送纳库分，申应奉司。候到，限三日拨还所属。如系铁钱地分，即令开具本处见今银绢价钱拨还，庶几两省脚费。(241)
即原则上所有现钱从设于京师的应奉司划拨，但也可以从便调用地方上供现钱，应奉司则要及时拨还。要注意的是，上述这些钱物、纲运的说明都只是规划，具体是否能执行，还取决于应奉司是否掌握了足够的财源。
仅从上面的材料看来，应奉司的财源是不清楚的。当然，东南和京东西地区的湖田、公田租课，仍在其掌控之下的，这在“诸局所租课”部分已论及。那么，此外宣和应奉司掌握的财源是什么呢？
首先应该有茶利，宣和三年八月诏：
今后应茶场事务，并依旧三省措置推行，仍应奉司专行。(242)
宣和六年又诏“都茶场隶属应奉司外，其专一按治诸路违戾，可疾速行下诸路提举茶事官，仰躬亲巡历，严切戒饬州县遵奉成法，禁戢私茶，杜绝奸弊”云云(243)。这个时候已经是蔡京的政和二年茶法改革之后了，上引材料都未明言引息、商税的区分，有可能这些利益都被应奉司掌握了。这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李心传说，蔡京政和茶法之后，“岁收息钱至四百余万缗”(244)。这还仅仅是引息的收入，不包括商税。大概正是因为获得了这笔钱，应奉司才有底气说“应缘应奉事务，并所委官支一色见钱”，“所用本钱，合申应奉司自京支降”。
又，宣和七年罢应奉司的时候提到，其所管钱物中，“在京系自于置司日，本司措置算请盐钞上每贯量收工墨钱等一十文”(245)。这说明“盐钞工墨钱”是应奉司置司之日就获得的。因为印制“盐钞”（即请盐之券）需要纸墨等工本费，故宣和应奉司在每面值1贯的盐钞上增收11文工本费，此即“盐钞工墨钱”(246)。
又，应奉司还有“增收一分税钱”。据《宋史·食货志》：“（宣和）四年，令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247)宣和四年的诏令见于《宋会要辑稿》食货17之31：
四年二月二十日诏：应诸路近岁增收税钱，旧充应奉，既非漕计，又非诸司所隶，无会计之法，吏缘为奸，十失八九。可并拨归应奉司，充御前支用。
由此可知，“增收一分税钱”自宣和四年以后归于应奉司。
那么，所谓“诸路近岁增收税钱”，是什么时候新增的呢？宣和三年陈亨伯经制东南的时候，就曾增收一分商税，当是指此。宋代商税的征收，由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商税务完成，据说，过税税率2%，住税税率3%，“然无定制，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248)。目前所知熙宁十年的商税：两浙、江南东、淮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七路（陈亨伯经制移用范围）加起来约262万贯(249)，若增加一分，则约26万贯。
宣和五年以后，应奉司还掌握了一笔巨额收入：“赡学钱”。宣和五年九月，应奉司言：
诸路赡学钱物，自罢三舍后，借拨或兑留，或起发，或拨充籴本，或变转兑易，或封桩，各随所隶官司拘催管勾。既事不专一，不相照应，致多失陷。今后并令逐路应奉官专一拘催管勾，随事分拨施行。(250)
罢三舍是宣和三年时的事。这段史料说明，宣和五年以后，这些“赡学钱物”被划拨给了应奉司。这些钱有多少呢？大观二年（1108）提举京西南路学事路瑗提供的信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臣所领八州三十余县，比诸路最为褊小，管学舍乃至三千三百余人，赡学田业等岁收钱斛六万三千余贯石。窃计诸路学舍生徒田业钱斛之数，何翅数百万，此旷古所未尝有也。”(251)
当然，这笔赡学钱是否用于应奉，是需要存疑的。因为宣和五年诏提到，赡学钱“并令应奉官拘催，拨与逐司收籴”(252)。所谓逐司，就是指史料中提到的发运司、辇运司、转运司，即名义上应奉司只是掌管钱物，但却用作籴本。《向子諲行状》云，向在淮南转运判官任上，“时宿、亳、通、海四郡大旱，方以应奉司钱移真、扬米，赈救民饥。”(253)说明应奉司掌管的部分钱确实用作籴本了。
宣和五年以后，应奉司掌握的财源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获得了东南经制钱的大部分。宣和五年十一月御笔：
江、淮、荆、浙、福建七路所收七色钱，昨系陈亨伯起请拘收，充经制移用。已降旨挥，候经制结罢，令发运司拘收，专充籴本。
勘会七色钱散在逐路州县，未曾专一委官管勾拘收，虑亏失侵用，有误籴买。仰候经制结罢，逐州委通判管勾拘收，逐路专委应奉官拘催，拨充转般籴本……奉行违慢等应干约束，并依赡学钱物已降旨挥施行。(254)
一方面，这条材料提到将所谓“七色钱”划拨给应奉司，“逐路专委应奉官拘催”。另一方面又说这些钱“拨充转般籴本”，即实际并非用于应奉，而是用来恢复发运司转般仓制度，这与前面提到的赡学钱有类似的地方。
陈亨伯经制移用的“七色钱”是什么呢？东南经制司是与应奉司差不多同时成立的一个机构。宣和三年六月十一日，诏“可选委陈亨伯，以大漕职事，经制两浙、江东路，江、淮、荆、浙、福建诸司财，许听亨伯移用。七路监司、州县官，除廉访所外，并听亨伯按察……仍于杭州置司”(255)。身为发运使的陈亨伯，虽然名义上只是经制两浙、江东两路，但实际上权限广及两浙、江南东、淮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七路。
陈遘（字亨伯）经制两浙路、江南东路，往往会被视为南宋经总制钱的前身，后者讨论已多。这里要简单地谈谈陈亨伯经制所搜刮到的财源。宣和五年七月，发运副使吕淙的上奏提到了七色钱中的五种收入：七路地契钱（增收契税钱）、卖糟量添钱（酒糟）、增添酒钱、一分宽剩钱、罢支学事司减下人吏钱(256)。又结合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叶梦得言：
宣和之初，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收一分税钱、头子、卖契钱等，取之于微，而积之于众，求之于所欲而非强其所不欲。(257)
可知七色钱中还有增收一分税钱、头子钱。故陈亨伯的七色钱就是如下七种：增收契税钱（七路地契、卖契钱）、卖糟量添钱（酒糟）、增收一分税钱、增添酒钱、一分宽剩钱、罢支学事司减下人吏钱、头子钱。略述如下。
（1）增收契税钱。
这不是指契税正税，而是指契税的附加税——钞旁定帖钱，李心传之言可为证(258)，上引叶梦得言也称之为“卖契钱”，熊克称之为“卖契纸钱”(259)。按钞旁即户钞、税钞，是纳税凭证；定帖是在田宅交易完成后由官方核发的产权证明，也称“契纸”。交易契书可由民间私自书填，而钞旁、定帖则必须由官府印卖。民户交纳税租，要买钞旁；田宅交易后，要买定帖(260)。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税种，只不过在宣和三年前或归大观库，或归内藏(261)。宣和四年六月九日，陈亨伯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