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章主要谈了徽宗朝统治的“形式”，就“内容”而言，徽宗朝是一个“新政”迭出的时代，涉及王朝制度、宗室问题、财政问题、公共慈善、士大夫的教育与选拔、礼乐制作、宗教等诸多方面，既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也带来了巨大的支出(1)。而且，收复燕云作为神宗以来拓边活动的高峰，也是徽宗朝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徽宗要超越父兄之治、独创新意、自我作古的用意非常明显。
从神宗朝开始，北宋政坛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革新，这些革新的背后是自仁宗中期以来在思想界开始流行的儒学复兴运动，其在政治上的理想就是实现三代之治、圣人之治。上一章所谈的“惟王不会”“丰亨豫大”这两个口号，就是这种理想的体现。那么，经历了神宗之新政、哲宗之绍述、徽宗之推进，种种变法的努力，最终结出的是什么样的果实？只有理解了徽宗朝的政治史，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当然，如果站在徽宗之后人的立场，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没有达成什么善果。不说南宋士大夫、元朝史臣对徽宗朝的批判，今人一般也认为，徽宗朝种种措置皆导向了靖康之难。徽宗朝的政治存在着缺陷与危机是不容置疑的，但简单的否定其实阻碍了对它的深入了解。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理想和趋势。对徽宗及其时代的认识，若从其自身的定位出发，从其为这些定位所采取的措置出发，更能呈现这个时代在整个宋史上的意义，也更能从其最终的崩溃中获得历史教训。
本章不会全面地述评徽宗朝的施政，而是要从当时几个非常突出的标志物来探讨徽宗朝如何进行自我定位，这几个标志物就是：道教、礼乐、祥瑞，上一章所论的“应奉”诸工程，很多都落实于这三方面。正是这些标志物，凸显了徽宗朝政治实践与“丰亨豫大”理想政治口号的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