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徽宗朝政治持续不断、日益深入地与道教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第一，为什么徽宗朝政治长期需要“道家者流”的参与？第二，为什么徽宗朝政治需要“道教”这一宗教？
就大的形势而言，道教在宫廷中的影响，自唐玄宗以后有巨大的进展，这在宋代的国家祭祀中有深刻的反映：宋代的十神太一崇祀，祀奉圣祖、历代帝后的景灵宫之出现，都是道教崇拜在国家礼仪中的反映；他们与传统的郊庙礼仪并立，形成了中古祭祀中国家、皇帝两个系统，其中道教性质的祭祀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感情，更受皇帝重视(3)。因此，道教在宋代宫廷中的强烈影响是长期以来的历史过程之结果。
但是，这一点无法解释为什么道教在徽宗朝政治中突然兴盛。汪圣铎指出，虽然徽宗朝大崇道教，但少见道教组织的主动行为，道士们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此事，看不到某一宫观、派系的道士有集体行动(4)。这说明，并不是某种有系统的信仰推动了“道家者流”参与到徽宗朝的政治中去，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存在某种政治需要——所以才能容忍形形色色的道士、方士并存。本节的主要任务，就是分析林林种种的“道家者流”各自参与政治的途径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一 崇观诸方士
关于徽宗崇尚道教的缘起，没有确定的说法。蔡絛说：“上嗣服之初，于释老好尚未有适莫。”(5)“太上皇受命，灼为天人，盖多有祥兆，由是善道家者流事。”(6)金中枢也认为，徽宗即位，“虞天下未信从，托之以方术或神旨，实人之常情耳”(7)。不过，徽宗即位并没有明显的合法性问题(8)，他固然不会拒绝祥兆、神旨，但也绝无因此大崇道教的必要。
伊沛霞指出，赵佶本身就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不能过于从政治的角度理解他对道教的信仰(9)。这就徽宗个人而言是对的，但不能以同样的逻辑理解“道家者流”在徽宗朝的起落。
在徽宗朝初期较有影响的几位方士，都是在之前哲宗朝便有较重要的地位。比如徐知常。孙觌（1081—1169）在《蔡京事迹》中说：“道教之兴，自左街道录徐知常供元符皇后符水有验，被宠遇，遂荐范致虚作正言。致虚以为绍述先帝法度，非相蔡京不可。”(10)元符皇后即哲宗的第二位皇后刘氏，哲宗废第一位皇后孟氏的借口，就是她在宫禁中用符水，故金中枢认为，所谓的“符水有验”，即指用符水以起掖庭秘狱废孟后、立刘后之事(11)，此说颇有理。另外，吕希哲（1039—1116）也说，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范致虚除右正言，出于徐知常在宫廷内的活动，“黄冠之盛自知常始”(12)。
再如茅山道士刘混康，崇宁初即为徽宗所礼信(13)。传说刘混康劝徽宗营京城东北隅地为岗阜，以成多男之祥，由此得徽宗欢心，故崇信道教，兴土木之工为艮岳(14)。按艮岳大致开工于政和五年，完工于宣和四年（1122）(15)，这时崇信道教已久，此说绝不可信(16)。不过，刘混康与宋皇室的联系，却是由来已久的。刘混康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虽然上清派这时渐呈衰势，但承其旧绪，仍历为统治者所重视(17)。刘混康在神宗时便颇受敬重(18)，《茅山志》又载其于元祐元年（1086）救治误吞针入喉的孟皇后，由此得以住持上清储祥宫，并即其所居为元符观(19)。案孟后之立是元祐七年（1092）的事，故此说绝不可靠。刘混康自茅山赴京住持上清储祥宫乃绍圣四年（1097）之事(20)，而孟后已经于此前绍圣三年九月被废了。建元符观在元符元年（1098）(21)，刘归茅山则在元符二年闰九月(22)。这期间，元符二年八月，南郊大驾诸旗名物中，因“茅山之上日有重轮，太上老君眉间发红光”之祥，制为“重轮”“祥光”二旗(23)，可见极得朝廷眷顾。
刘混康在绍圣、元符期间如此受到重视，是与他和元符刘后的关系密不可分的，史称：
元符末，掖庭讹言祟出，有茅山道士刘混康者，以法箓符水为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闻，得出入禁中，颇有验。崇恩尤敬事之，宠遇无比。至于即其乡里建置道宫，甲于宇内。(24)
崇恩即元符皇后刘氏，因此《茅山志》应该是误将刘混康与元符刘后的关系植在孟后身上。哲宗废孟氏、立刘氏本就颇受士大夫的指责，靖康之难后孟氏在“中兴”事业中又发挥了关键作用，则《茅山志》讳言刘混康与元符刘氏的关系，显然是有意为之的。刘混康“化解”于大观二年（1108），之前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茅山，这从徽宗赐刘混康骆驿不绝的敕书可见(25)，也说明刘混康在徽宗朝虽备极荣宠，但并没有深入宫廷政治。
方士郭天信亦是在哲宗朝便“隶太史局，元符末，尝以事出入禁中”，据说他因为数次对赵佶说“王当有天下”，因而得以在徽宗登极后受恩视、得近信(26)。大观年间，郭天信和蔡京、张商英的起落有密切的联系，这在下面会进一步谈及。
此外，正一派（天师道）在宋真宗以后也颇受重视，一直到南宋末，历代天师都受朝廷“先生”之赐号(27)。在徽宗朝，年轻的第三十代宗师张继先就于崇宁四年（1105）被赐“虚靖先生”(28)。在正一派的教义发展史上，张继先有着重要的位置(29)。明朝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所撰《汉天师世家》描绘了一个在徽宗朝极有影响的张继先形象(30)，不过在宋代官方史籍中，张继先的记载很少，说明他也并未太参与徽宗朝的政治，而主要活动于龙虎山。
由上可知，徐知常、刘混康、郭天信诸方士，都是在哲宗元符年间或更早便获得了出入禁中的资格，并在徽宗朝继续得宠。张继先虽然因为年少（生于元祐七年，徽宗登基时年方九岁）而没有这种经历，但他在徽宗朝廷中的地位，也是拜其之前历代天师的经营所赐。故徽宗朝初期方士的活动、徽宗本人与他们的关系，也是赵氏家族长期以来的宗教倾向所致。
但问题并不止于此。一般来说，帝制下得以出入禁中的人物，主要是宦官与女谒，他们的政治能量也源自其身处禁中、接近君主的特殊身份。而徐知常、刘混康、郭天信诸方士，因为与宋室的特殊渊源，凭借其宗教身份，也获得了出入禁中的权利(31)，有了成为另一股宫廷政治势力的可能。
比如徐知常，他与元符刘后的渊源很深。吕希哲《吕氏杂记》说，徐知常通向徽宗朝宫廷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他通过温成张后家的张贤妃与徽宗本人建立的联系；二是他与元符刘后的关系，即“以符水有效于元符殿中”，并且还通过刘后向徽宗推荐范致虚(32)。但是，从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来看，徽宗即位后，与元符刘后的矛盾很深，据说：
后负其才，每曰：“章献明肃大误矣，何不裹起幞头，出临百官！”上尝谓蔡京曰：“朕前日大病，那个便有垂帘意。”那个者，谓后也。又曰：“朕不得不关防，使人当殿门，与之剑，若非宣召，勿问何人，入门者便斩之。”(33)
这一记载很不经，但反应的徽宗与刘后之矛盾应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说徐知常通过刘后向徽宗推荐范致虚，就有些疑问。更有可能发挥作用的是徐知常通过张氏与徽宗建立的联系。
前引《吕氏杂记》还提到，范致虚“以非相蔡京不足有为”，且当时“宫禁、宦官合为一辞以引京”，而外朝士大夫却极力反对。《宋史·蔡京传》沿用了这一说法，云“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蔡京如何在宫廷中建立自己的名声，目前可见的史料很少，以致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叙事模式(34)。不过，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邓洵武进《爱莫助之图》时，史亦言“上决意用京”(35)，也说明蔡京的进用乃出自徽宗之意，并不符合士大夫的主流意见。在这一背景下，若非有来自内朝的支持，蔡京的进用就难以理解。而蔡京与宫廷的联系，除了宦官之外，通过范致虚、徐知常这一渠道称说于内，也是较为自然的选择。
方士郭天信是个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此类人物在内朝的能量。郭天信因术而进，仕至枢密都承旨(36)，“颇与闻外朝政事”，其实不完全是方士，而是近臣。这种身份，使他对政治的参与比徐知常更为直接，《宋史》本传云：
见蔡京乱国，每托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惧。言之不已，京由是黜。张商英方有时望，天信往往称于内朝。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谈之助，阴与相结，使僧德洪辈道达语言……眷日衰。京党因是告商英与天信漏泄禁中语言，天信先发端，窥伺上旨，动息必报，乃从外庭决之，无不如志。商英遂罢。(37)
可见，郭天信与蔡京的第二次罢相及张商英任、罢相都有很直接的关系。蔡京第二次罢相在大观三年（1109）六月，上一章第一节已经指出，蔡京当时面临的主要指责就是弄权。蔡京虽然是徽宗深为倚重的大臣，但蔡氏长期盘踞政坛而带来势力盘根错节的情形，则使徽宗始终不断地担忧。郭天信身为近臣，利用徽宗的猜忌，文饰以天象，才有力地推动了蔡京之罢相。郭天信于内“窥伺上旨”的能力，是其立足于政坛的最大资本。
张商英于大观四年（1110）二月任中书侍郎，六月为右仆射，政和元年八月罢。如上引《宋史·郭天信传》所言，张商英之起，与郭天信在内朝的游说有关。这种模式，与蔡京之进是类似的，应该是徽宗朝政治的一大特点。也正因如此，一旦张商英失势、蔡京再起，郭天信也贬死新州，传说“京已再相，犹疑天信挟术多能，死未必实，令（宋）康年选吏发棺验视焉”(38)。史籍中还提及蔡京欲发司马光、吕公著之冢，诸发冢破棺之说，其实只是一种贬低蔡京的叙述模式，不能认为真有其事。发棺之说体现的是蔡京再起之后，对于内朝极为在意、调整不遗余力。
在张商英的起落中，郭天信与僧人德洪（惠洪）都卷入其中，这与张商英本人的宗教倾向有密切联系。张商英以佛教徒而著名，“平生学浮屠法，自号无尽居士”(39)，他自称于元祐三年（1088）七月游五台山，“中夜，于秘魔岩金色光中见文殊师利菩萨，慨悟时节，誓穷学佛”(40)。虽然如此，张商英此前和此后都与道教有紧密联系，今《道藏》中收有《三才定位图》一书(41)，系张商英于大观四年十二月所进，其《序》云：
臣少也贱，刻苦力学，穷天地之所以终始，三光之所以运行，五行之所以消长，人神之所以隐显，潜心研思，垂四十年而后著成《三才定位图》。今绘为巨轴上进，如有可采，愿得巨石刊刻，垂之永久。(42)
自大观四年前推四十年，即神宗熙宁初，说明他自早年便醉心于此。《道藏》又收《金箓斋投简仪》一卷，亦张商英任宰相时奉旨删定。其末所附《序》提到徽宗对张商英的称赞：“卿文章政事之外，深究道妙，博穷秘典，蕊笈琅函，靡不通贯。”并指示张商英“机政余暇，看详指定可否”(43)。说明张商英在任相时也以贯通道教典籍而著称。因此，张商英虽在元祐三年后“誓穷学佛”，但并未放弃道教。因此他既与方士郭天信，亦与僧人惠洪联系密切。
崇观时期，在政治上引起大波澜的方士，还有张怀素。张怀素于大观元年（1107）五月被杀(44)，李壁注王安石《赠外孙》诗曾引宋《四朝国史》云，张怀素与神宗朝宰相吴充之孙储、侔谋反，为人所告：
崇宁四年事败。狱成，怀素、吴储、吴侔、邵禀并陵迟处斩；杨公辅、魏当、郭（乘）［秉］德并特处死。吴储父安持贷命，免真决，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送潭州编管。吴侔母王氏系王安石女，特免远窜，送太平州羁管；侔弟僎道州羁管。吕惠卿子渊坐曾闻妖言不以告，削籍窜沙门岛；惠卿散官安置宣州。蔡卞降职奉外祠。邓洵武妻，吴侔之兄，出知随州。安惇追贬散官。初，蔡京实与怀素往来，书疏猥多。余深、林摅鞠制狱，曲为京地，故京独免。(45)
史称：“而蔡京与怀素游甚密，（余）深、（林）摅皆为京地，深悉毁京简札，仍奏乞尽焚往还书疏以安反侧，盖以灭迹也。”(46)不但张怀素本人与蔡京过从甚密，吴储也在蔡京崇宁讲议司中任“冗官”方面的检讨官(47)。
藤本猛探讨过张怀素案，他将此案与蔡京第二次执政联系起来，认为张怀素代表了对蔡京不满的势力，最终蔡京也通过此案打击了政敌，并加强了对江南地区的控制(48)。此说未免求之过深，实际上张怀素案与朝中高层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主要是一次区域性的异端教派事件。
首先看涉案人员。主要人员见于藤本猛的梳理(49)，但需要特别注意这些人的构成：此案的核心成员除了张怀素，其他都是中低级官僚：吴储知和州，吴侔监润州酒务，邵禀为越州山阴县尉，杨公辅为将仕郎(50)。其余的人，要么是失于觉察者，要么是涉案人亲属。吕渊为苏州通判，失于觉察，牵连其父吕惠卿。吴安诗则因其子吴储是此案核心成员，邓洵武则因其妻为吴侔之姊，吴僎则是吴侔之弟。王资深于崇宁四年至大观二年知越州(51)，邵禀就是越州山阴县尉。安惇崇宁三年就已经死了，可能是因为其子安郊卷入此案(52)。蔡卞则是在知江宁府任上，被指“尊礼妖人张怀素”(53)，亦属失于觉察。王沩之不知是何原因“妖人张怀素辞连就逮”(54)。当然，实际涉案的还不止这些人，因为张怀素“以左道游公卿家”(55)，以致其案“坐累者百余数”(56)，“一时以轻重定罪者甚众”(57)。这样的人员构成说明，张怀素案不是针对高层政坛的，而确实符合官方的定性——“谋反”。余深“奏乞尽焚往还书疏以安反侧”固然有为蔡京掩盖之嫌，但更说明朝廷不愿因此导致官僚体系的过度动荡。
其次，综合别的方面材料，张怀素案应该是一次区域性（江淮地区）的异端教派谋反事件。《胡奕修行状》云：
大观元年，妖人张怀素谋叛，蜀人范寥诣阙上其事，有诏置狱。既伏诛，乃迹其昔所经行之地，以赏以罚。而得其常寓苏州通判吕渊家，寓时能以其术自晦，而莫之谁何。独两浙运判胡公察知其事状，将取以付狱。既觉，即转徙他州，公命劾期捕获……迁转运使……具言怀素辈不足以况狐鼠，但久在江淮间，知我无彼，故尔狂率。遂陈天下承平久，但留意西北，而不复备东南山川屈折，风涛出没，啸聚得以为险，当知因修，为害其大也……朝廷以怀素事，初有旨申男女结社念经、不茹荤之禁，不觉察者增其罪名。州县畏或累已，凡持数珠偶同坐者，悉逮捕，吴、越雅相习，至汹汹不相保。公令必夜聚晓散十人以上逾旬不罢者，先告而后执，下遂安。(58)
从这条材料可见，在张怀素案发之后，朝廷关心的主要是东南地区的社会稳定，故申禁不得“男女结社念经、不茹荤”及“夜聚晓散”。“吃菜事魔”是宋代包括摩尼教和其他佛教异端在内的一切异端教派的总称，根据南宋关于“吃菜事魔”的记叙，这些异端教派的组织方式是朝廷最为担心的：其首领为宗师，其下门徒或数千，或千人，少者亦数百，弥乡恒里(59)。这对于社会秩序是潜在的巨大威胁。
因为张怀素是东南地区一位异端教派的宗师，故朝廷特别关注其死后门徒的动向，有“迹其昔所经行之地，以赏以罚”之举，常有人被怀疑为张怀素党。《胡奕修行状》就说，胡奕修“首取苏州二吏素为怀素、吕渊囊橐者，奏黥之，以隶远恶处”。再如《宋史·沈锡传》云：
以徽猷阁待制知应天府，徙江宁。张怀素诛，朝廷疑其党有脱者，江淮间往往以诬告兴狱。锡至郡，有告者，按之则妄也。具疏于朝，由是他郡系者皆得释。(60)
又如越州（治今绍兴）天宁观老何道士就因接待过张怀素“亦坐系狱，以不知谋得释”(61)。此外因交通张商英、郭天信而得罪南迁的僧人惠洪（德洪），政和年间被释北返，“五年夏，于新昌之度门往来九峰洞山者四年，将自西安入湘上，依法眷以老，馆云岩，又为狂道士诬以为张怀素党人……坐南昌狱百余日”(62)。政和五年，王寀（政和八年亦被诛，下文会提到）亦因“张怀素案内有此姓名”而被谪(63)，这已是近十年之后了。
张怀素案涉及的区域大致有迹可循，即所谓“江淮间”。张怀素被知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姚祐捕获(64)；为无辜者释疑的沈锡也是知江宁府；被指“尊礼妖人张怀素”的醴泉观使蔡卞，之前亦任知江宁府。吴储知和州（治今安徽和县）。吴侔监润州（治今江苏镇江）酒务，而张怀素之案发，乃因润州州学内舍生汤东野资助范廖入京告状(65)。王沩之受牵连乃居于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时(66)。王资深知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前述何道士亦在越州被疑为张怀素党，被处死的邵禀也是越州山阴县尉。此外，惠洪则在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系狱。与张怀素有交往的吕渊是苏州（治今江苏苏州）通判。又，“刘廷者，开封人，向氏甥，颇知书，少年不检，无家可归，从张怀素左道于真州（治今江苏仪征）”(67)；丹阳人洪拟在濠州（治在今安徽凤阳）寺院中也见过张怀素“聚书数千卷诵读，晨夜不休”(68)。江宁府、和州、润州、越州、洪州、苏州、真州、濠州，正是张怀素“所经行之地”，涉及江南东西、淮南东西、两浙路，正所谓“江淮间”也。
以上讨论了徐知常、刘混康、郭天信、张继先、张怀素这些崇宁、大观时期的方士。此外，方士魏汉津也活跃于崇宁时期，且与蔡京渊源极深，但主要是以一个礼乐专家的身份得到重视(69)，故暂略而不论。以上诸人，刘混康与张继先作为上清派与正一派的宗师，长期为宋皇室所重，他们是所有人中宗教身份最为纯粹的，但介入政治的程度也最浅。至于张怀素，是一个区域性的教派组织的宗师，他参与政治的方式是“以左道游公卿间”，最终其案对官僚体系及东南地区的社会秩序都带来相当的震动。而徐知常借后宫而知名禁中，郭天信则可被视为“随龙人”，这二人都有机会长期、频繁地出入禁中，借着这一特殊的能力，他们在所有人中介入政治的程度最深。
历数以上诸人的经历可知，崇观时期方士与徽宗、方士与政治的联系，相互间有很大的差别，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亦难以作为一个整体被视为崇道政策的一部分。
二 政宣道流与徽宗君臣
论及政和以降的方士，首先还是应该谈及徐知常。政和三年（1113）三月，左街道录徐知常“特授冲虚先生”(70)。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奖掖，因为宠信徐知常的元符皇后刘氏在之前的二月暴崩，而前已论及，刘氏与徽宗之间矛盾极深。这一突然宠遇是为什么呢？朱熹对此也很疑惑：“徐（知常）本一庸凡人，不知因甚得幸，徽宗喜其会说话，遂亲幸之。”(71)
前引《吕氏杂记》已谈及，徐知常除了与元符刘后的联系外，还通过张贤妃与徽宗后宫建立了联系：“知常出入温成张后家，上皇践阼，内中张贤妃进御侍王氏，首见亲幸，张妃盖温成侄也。”“温成张后”即仁宗张贵妃，其世父张尧佐因她而致位通显，张家因此由寒门而成大家。但是，史不载张贤妃有什么受宠之迹，否则也不用向徽宗“进御侍王氏，首见亲幸”。所谓“御侍”，虽“亲近供奉”(72)，可就品级而言，实属低等(73)。可见徐知常所“因缘”的张门，在徽宗朝的宫廷当中，算不得有什么大势力，故很难说徐知常政和时被徽宗突然宠遇出于张氏。
不过，若将刘氏之死（二月）与徐知常授冲虚先生（三月）联系起来，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关于刘氏之死，史称：
至是，后以不谨，无疾而崩。死之日，天为黄霾异常。始，事觉，上谕辅臣以后不谨，且重曰：“不幸！”京曰：“宫禁比修造多，凡事失防护，宜有此等。且古今自有故事，不足烦圣心忧闷。”何执中忽搀进曰：“太后左右，愿陛下多置人侍奉。以妇人女子，加之愧惧，万一不虞，则陛下不可负杀嫂名也。”上愕然，因曰：“不欲即此决之，晚当召卿来议。”晩果复召，辅臣既入殿，议将废之，而太后已崩。盖为左右所逼，自即帘钩而缢焉。(74)
从蔡京、何执中之语可知，所谓刘氏“不谨”云云，概指男女之事，而这类消息传入徽宗君臣之耳，必与刘氏亲近之人的泄露有关。随后刘氏“即帘钩而缢”，更是“为左右所逼”的结果。故刘氏之死，虽为徽宗压力所致，但直接的施压者则为刘氏左右之人。徐知常自然不可能直接逼迫刘氏自尽，但他“以符水有效于元符殿中”的身份，却最适合传递“不谨”之类的消息，故如说他在刘氏之死上有相当程度的参与，恐怕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宣和画谱》在谈及徐知常时说：
道士徐知常，字子中，建阳人也。能诗善属文，凡道儒典教与夫制作，无不该晓。脱略时辈，萧然老成，有士君子之风。方阐道教，首预选抡。挍雠琅函玉笈之书，无不精确。居闲则鼓琴沦茗以自娱，真方外之士。(75)
“方阐道教，首预选抡”，说明徐知常在徽宗朝道家者流中是有特殊的地位的。官方称其“道儒典教与夫制作，无不该晓……挍雠琅函玉笈之书，无不精确”云云，但在目前所见的官方记载中看不出他的实际作为。朱熹以为“徽宗喜其会说话，遂亲幸之”，应该是更符合徐知常在宫廷政治中的实际作用。当然，上述关于徐知常在政和宫廷中活动的考察，限于材料，只能流于推测。但无论如何，徐知常绝非官方所塑造的“方外之士”，而是从哲宗一直到徽宗朝都极为注意经营自身与宫廷的关系，因此能始终屹立不倒。
略晚于徐知常崛起的是王老志。政和三年九月诏“濮州隐逸王志老（案当作老志）令王亶以礼敦遣赴阙”(76)。王亶其人无考，宣和三年十月太仆卿王亶提举江州太平观，“以言者论其挟相术奔竞交结故也”(77)，当即此人。王老志赴阙之后，随即被封为洞微先生，政和四年正月又加号观妙明真洞微先生，十月卒(78)。
从王老志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地方道士迅速进入中央、宫廷的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人物就是蔡京。陆游提道：
初，京为真定帅，道人王老志自言钟离权弟子，尝言京必贵极人臣。至是物色得之，京馆之后圃，引与见上。(79)
案钟离权与吕洞宾几乎是所有两宋内丹修炼者溯源的对象(80)，这说明王老志是一名内丹道的修炼者。蔡京守真定在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81)；后来“翰林学士强渊明，绍圣初为教官，过濮见老志”(82)；而强渊明其人“与兄浚明及叶梦得缔蔡京为死交”(83)。王老志的背后，就是蔡京及其党羽。
在崇宁初期，蔡京推荐过徐神翁（守信），但徐在政治上的作为似乎仅限于攻击元祐党人(84)，过于拙劣，故很不受重视。而王老志参与政治的方式是创造性的，故能立足于徽宗的宫廷——他主要以“降神”而闻名。蔡絛毫不掩饰地说：“当是时，郊天而天神为出，夏祭方泽而地祇为应，皆老志先时奏而启发之。”(85)最显著的例子是政和三年十一月郊天：
上搢大圭，执玄圭，以道士百人执仪卫前导。蔡攸为执绥官，玉辂出南薰门，至玉津园，上忽曰：“玉津园东若有楼殿重复，是何处也？”攸即奏：“见云间楼殿台阁，隐隐数重，既而审视，皆去地数十丈。”顷之，上又曰：“见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节盖，相继而出云间，衣服眉目历历可识。”攸请付史馆，宰相蔡京率百僚称贺。(86)
孙觌《蔡京事迹》云，此次冬祀，“天神降于空中，议者谓老志所为也”(87)。这次降神之事的导演是王老志；执绥官蔡攸作为目击者，是这场天神事件的主要演员之一；而背后的总设计师，无疑是“率百僚称贺”的蔡京。
王老志于政和四年十月去世，蔡京不得不寻找其继任者——嵩山道人王仔昔，他于政和五年（1115）十月被封为冲隐处士，次年三月封通妙先生(88)。蔡絛云：
小王先生仔昔者，豫章人也。始自言遇许逊真君，授以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祸福。老志死后，仔昔来都下。上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于鲁公赐第。大抵巧发奇中，道人腹中委曲，其神怪过老志，逆知如见。(89)
许逊是净明道派所尊奉的祖师，故王仔昔应该是符箓派的道士，这与内丹派的王老志不同。许逊崇拜本来只在民间流行，至宋代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扶持，尤其在徽宗朝地位急剧提升(90)。
净明派地位的变化，可能与王仔昔有关系。白玉蟾《续真君传》就记载了政和六年五月的一次许逊降临事：
朕因看书于崇政殿，恍然似梦见东华门北有一道士，戴九华冠，披绛章服，左右童子持剑拂，皆衣青。后有二使者彩衣道装，捧印杖，前至丹墀，起简揖朕，攀左龙尾上殿。朕疑非人间道士，因问：“卿是何人，不诏而至？”道士对曰：“吾为许旌阳……”(91)
这一传说，说明王仔昔虽与王老志教派不同，却继承了王老志的神降活动，二人在徽宗宫廷中扮演的角色是相似的。不过，这次神降事不见于官方史籍，究其原因，乃是政和七年以后，徽宗本人即为昊天上帝元子、长生大帝君（详下文），许逊自然就不值一提了，故不为官方所认可。
如上可见，蔡京推举的王老志、王仔昔二人之所以成功地获得了徽宗的青睐，是因为他们导演的“神降”迎合了徽宗神化自身的需求。那么对于蔡京来说，他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呢？蔡絛记王老志事云：
及政和时，贵妃刘氏薨，追谥为明达皇后……一日乔贵妃使祝老志曰：“元君（刘贵妃）昔日与吾善，今念之乎？”明旦，老志密封一书进，上开读，乃前岁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语，乔贵妃得之大恸。此亦异也。(92)
与王老志类似，王仔昔也有着“巧发奇中，道人腹中委曲”的能力，甚至“神怪过老志，逆知如见”。这些传说，恰恰说明了这些道家者流深入宫廷、亲近徽宗本人及其左右的程度。《宋史·王安中传》称：
时上方乡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朝臣、戚里寅缘关通，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道术之士，当责所属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视其所经由，仍申严臣庶往还之禁。(93)
王安中的请求，正反应了这些方士在宫廷政治中所起的“关通”作用。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蔡京如此孜孜不倦地为徽宗物色方士，支持他们进入宫廷：这也是为了自己“寅缘关通”、探知主意的需要。考虑到上一章所论政和以降蔡京的政治处境，就可以理解蔡京为什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些能亲近主上、出入宫禁的方士，王老志崛起于政和三年，不是偶然的。
王仔昔实际上是蔡京所能控制的最后一位方士。他最初也馆于蔡京第，但据蔡絛说：
鲁公浸不乐，从容奏曰：“臣位轴臣辅政，而家养方士，且甚迂怪，非宜。”上深然之，乃徙之于上清宝箓宫。(94)
这一记载显然是蔡絛的文饰之语，实际王仔昔的离开不取决于蔡京。案上章，上清宝箓宫新成于政和六年二月，故需徙道流以居之，宝箓宫可以通过景龙门的复道进入延福宫。王仔昔入居宝箓宫后，就逐渐脱离蔡京的控制。如政和六年秋、冬，在王仔昔的建议下，徽宗迁九鼎于大内，并改九鼎之名，而据蔡絛所说，蔡京对此事的反映是“何不祥邪？”(95)显非其本意。
不过，对蔡京来说，更为致命的打击是王仔昔之宠衰，最终被温州道士林灵素取而代之。蔡絛记王仔昔之死云：
宫人有为道士亦居宝箓宫者，以奸事疑似发，因逐仔昔。仔昔性傲，又少戆。上常以客礼待仔昔，故其视巨阉若奴仆，又欲使群道士皆师己。及林灵素出，众乃使道士孙密觉发其语不逊，下开封狱杀之。陷仔昔者，中官冯浩为力。(96)
《宋史·王仔昔传》所记略同：“及林灵素有宠，忌之，陷以事，囚之东太一宫。旋坐言语不逊，下狱死。”(97)显然，林灵素与王仔昔在宫中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据说林灵素原出东华派，而东华派是从灵宝派中分化出来的，长于斋醮祭炼，主要活动于民间，罕受朝廷召见，地位不及正一（龙虎山）、上清（茅山）二派(98)。也有学者指出，林灵素与正一派应该也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99)。无论如何，林灵素与王仔昔源自不同的派系。
不过，林、王矛盾的关键原因不在派系，而在于双方政治背景。《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称林灵素因徐知常而得幸于徽宗(100)，耿延禧《林灵素传》亦称徐知常荐林灵素(101)，《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亦云“温州林灵素因徐知常得幸于上”(102)，该说当无问题(103)。
前已论及，徐知常“方阐道教，首预选抡”，在政和宫廷中起过特殊的作用，有着特别的地位。他不像王老志、王仔昔一样是因蔡京而进，乃是凭借自身的机缘得到徽宗的信任。由此，他所推荐的林灵素，在与蔡京的关系上，便与二王迥然不同。传说：
京师大旱，命灵素祈雨，未应，蔡京奏其妄……通真有一室，灵素入静之所，常封锁，虽驾来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黄罗大帐、金龙朱红倚桌、金龙香炉，京具奏，请上亲往，臣当从驾。上幸通真宫，引京至，开锁同入，无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惶恐待罪。(104)
这段记载出自耿延禧的《林灵素传》，虽语涉神怪，但耿延禧亲历政宣，他所传达的林灵素与蔡京之间的敌对之势，当是没有问题的。且陷王仔昔于死地的宦官冯浩也与蔡京为敌，“宣和初，内侍冯浩力言京必乱天下，宜速诛之”(105)。说明自王仔昔之后，蔡京已无力掌握宫廷内的势力。
林灵素的靠山乃是蔡攸：
帝留意道家者说，攸独倡为异闻，谓有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之符，与方士林灵素之徒争证神变事。于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咎端自攸兴矣。(106)
林灵素到底什么时候为徽宗所宠信？《宋史·林灵素传》云：“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访方士于左道录徐知常，以灵素对。”(107)而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徽宗还在王仔昔的建议下改了九鼎之名，则王之宠衰、林之崛起当在此之后。又重和元年（1118）十二月诏：“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有改革，皆无稽据，宜复旧名。”(108)说明林灵素被宠在政和六年冬至重和元年冬这两年间。道教传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云：
政和六年十月，驾幸于太乙东宫，敕委道录徐知常奏：“所有温州道士林灵萼在道院安下，言貌异常，累言神霄事。”……乃令徐知常引灵萼入见……御书改名灵素，赐号通真达灵先生。(109)
这也说明林灵素崛起于政和六年冬之后。而据《宋史·徽宗纪》，政和七年二月，“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诏通真先生林灵素谕以帝君降临事”(110)。蔡絛《史补》也说：“政和七年有林灵素出。”(111)
综合上述各方面的材料，林灵素被徽宗宠任，应该是政和六七年之交的事。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很重要？据上一章所论，蔡京、蔡攸父子反目的时间应该在政和六年。因此可以说，当蔡攸与其父蔡京反目之后，缘攸而进的道士林灵素，亦在宫廷内与依蔡京而进的王仔昔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最终以王仔昔被杀而收场。
那么，林灵素又是凭借什么能力获得徽宗的青睐呢？政和八年的王寀案，可以作为剖析的入手点。政和八年六月，王寀、刘昺坐妖讪诛、窜(112)。此案似乎与张怀素案类似，但实际上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关于此案的来龙去脉，有多种说法，基本要素如下。
首先是王寀、刘昺的背景。王明清说：“王寀辅道，枢密韶之子，少豪迈有父风，早中甲科，善议论，工词翰，曾文肃、蔡元长荐入馆为郎。”(113)则王寀是曾布、蔡京所荐的。刘昺更不用说，是蔡京崇宁大晟乐、政和礼制局的核心成员。因此，王寀、刘昺之诛、窜后，蔡京主动说：“刘炳（案即刘昺）、王寀，臣俱曾荐之。”(114)冀释徽宗之疑。
其次，王寀死因与王仔昔有类似之处。据《宋史·王寀传》，王寀也是方术之士，与林灵素在宫中“斗法”失败，被林陷害致死(115)。这与王仔昔案如出一辙。又，李心传记云：“寀江州人，尝为亲卫中郎，政和末坐诈为天神示现诛死。”(116)“亲卫”乃崇宁所设三卫之一，仿古士庶子之法，“择贤德之后，勋戚之裔，以侍轩陛，庶几先王宿卫之意”，其中“亲卫郎立于殿上两傍”(117)。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王寀有机会在宫中显露其术，并与林灵素产生矛盾。
再次，李心传所云王寀“诈为天神示现”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在整个林灵素的神霄说中，“天神”是个极为关键的因素。林灵素主张，徽宗乃昊天上帝之长子长生大帝君(118)，他与之前方士的最大区别乃是：之前的方士，都是着重突出自身的超能力，而林灵素则强调徽宗本人所具有的独特地位、能力，而自己不过是辅佐(119)。
前引王老志导演的政和三年郊天神降事中，徽宗本人也不过是观众。但政和七年二月的青华帝君降临事中，据道录傅希烈等人所记：
二天人蹑空乘云，冉冉而下，其一绛服玉冠，天颜和豫，盖教主道君皇帝也。其一上下青衣，俨若青华帝君之状……考之仙版，青华帝君实高上神霄玉清王之弟也。仰惟教主道君皇帝，以神霄玉清之尊，降神出明，应帝王之兴起，虽动而不失其所谓至静；虽为而实未尝为，故其通真接灵，澹然独与神明居者，若辛卯岁之梦兆；癸巳岁之示见，创见希有，中外已悉闻而知之。至于今日，坐堂奥之上而神飞玉京，来仙境之真而迹凝禁御，则或未之闻也。(120)
在这次天神降临事中，徽宗本人（教主道君皇帝）以神霄玉清王的形象，与其弟青华帝君一同现身，他本人不再是神降中的观众，而是其中最重要的天神。与之相比，政和元年（辛卯岁）之梦、政和三年（癸巳岁）之神降，都不可同日而语。王黼《宣和殿降圣记》亦云：“岁在丁酉，皇帝乃悟本长生大帝君。”(121)丁酉即政和七年。当年四月徽宗御笔就称，“朕每澄神默朝上帝，亲受宸命，订正讹俗。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为太霄帝君”云云(122)。此外，政和七年十二月，天神复降于坤宁殿，“比之中春，灵异尤甚”，还留下了“龙章云篆诗二十八字”，且有楮慧书押——楮慧就是林灵素，“高上神霄玉清王府右极西台长吏，天官仙卿之冠也”(123)。政和八年十月，长生、青华二帝君又降宝箓宫神霄殿(124)。总之，林灵素的主要作用，是启发、鼓励了徽宗本人的宗教体验，使其本人达成了“天神”这一自我认同，降神运动由此变成了造神运动。
在这一背景下，“诈为天神示现”实际反映了王寀对于徽宗神圣形象的挑战。王明清记王寀案云：
是时羽流林灵素以善役鬼神得幸，而辅道（王寀）之客冀其复用，乘时所好，昌言辅道有术，可致天神岀，灵素上抳不得施。其客亦能请紫姑作诗词而已，非林之比。辅道固所不解，然实不知客有此语也。辅道尝对别客谓灵素太诞妄，安得为上言之，其言适与前客语偶合……前客语既达灵素，灵素忿怒，泣请于上，且增加以白之曰：“臣以覉旅，荷陛下宠灵，而奸人造言，累及君父。乞放还山以避之。不然，愿置对与之理。”上令逮捕辅道与所言客姚坦之、王大年，以其事下开封。(125)
“辅道尝对别客谓灵素太诞妄”云云，透露了王寀拒绝接受林灵素所提出的神霄之说，从而也是拒绝接受徽宗的神圣性，故林灵素“奸人造言，累及君父”之语，便足可置王寀于死地。《宋史·王寀传》谓林灵素诬王寀“图不轨”，《宋史·王仔昔传》谓王仔昔“坐言语不逊”而死，恐怕反映的都是同一问题。
此外，蔡京最钟爱的幼子蔡絛也因拒绝接受神霄之说而几致杀身之祸。重和元年十一月，蔡絛勒停，他在《诉神文》中说：“臣举家兄弟诸侄皆投名请受《神霄秘箓》，臣独不愿受，于是九重始大怒。”全赖蔡京入宫拜恳，遂得不死(126)。按重和元年十月，徽宗亲御宝箓宫传度《玉清神霄秘箓》(127)。《神霄秘箓》号称出于徽宗之手，他作为神霄玉清真王的化身，“以昔侍元始，同登郁罗，观览三元灵光玉纲之炁，而成《高上神霄玉清秘箓》三卷”(128)，即其是徽宗神性的印证。以蔡京的地位，其子拒绝神霄说尚有如此后果，更不用说王仔昔、王寀之流了。
蔡京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极为小心。宣和元年十一月，蔡京奏乞以神霄玉清万寿宫观玉真王所说《玉婴神变妙经》刊印颁行(129)。所谓的“玉真王”，也就是“高上神霄玉清真王”，即徽宗本人，故蔡京此举是吸取了蔡絛的前车之鉴。王安中也曾受此经，其谢徽宗札子中极尽歌颂之能：
恭惟陛下孕真梵极，合妙太初，挈维道枢，流布慈宝。顷在开先之劫，光乘南极，位登长生，畀矜群迷，示现神化。乃托质大明之体，降宅宝莲之坐，承玉清之正统，应上帝之元嗣。自生神受气，入胎诞形，以至开府于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亿天地之上，总治神霄之政；下应中元福境中国神洲帝王之位，建立大教，极度群生。(130)
此外，蔡伷因参与点对《玉婴神变经》而被除待制，制曰“朕祇若天命，开明道机，嘉与群生，共蒙休祉，制为真简，备著灵文”云云(131)。由此可知，道家者流所赋予徽宗的神秘性与神圣性，是当时王朝秩序中非常严肃的事情(132)。虽然蔡京、郑居中、童贯、王黼等人据说都是“仙府卿吏”(133)，但只是见于笔记中的一种说法，只有徽宗与林灵素的神性，通过“御笔”的方式，得到了较为体制化的确认。
林灵素于宣和元年十一月放归温州(134)，学者以为乃因林灵素任意妄为，上下积怨，恶名远扬，终致失宠(135)。此说是有道理的，道教史料《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林灵萼传》也云“全台上言，林灵素妄议迁都，妖惑圣听，改除释教，毁谤大臣”(136)，说明他当时确实面临不少士大夫的批评。不过，林灵素放归温州后，神霄派作为“国教”的地位并没有变化。 而且，之后主持神霄派的王文卿，据道教方面的材料，也是林灵素推荐给宋徽宗的(137)。这都说明，林灵素之放归，只是徽宗转移矛盾的手段而已。另一方面，已经完成了自身神圣化的宋徽宗，对于林灵素的需要也大不如前了。林的继任者王文卿，虽然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被描述得深受宠信，但都是些神怪之事，且在宋代的官方史籍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说明其作用、地位远不如林灵素。
如上所述，从政和六年到政和八年，在宫廷方士间两次血腥的斗争中，蔡京所支持的王仔昔、王寀先后丧生，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蔡京第三次主政所面临的困局。但是，更引人注意的现象是，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虽然宗派各异，政治背景有别，但用以赢得徽宗宠信的最大本事就是“神降”，由神降开始，最终以林灵素将徽宗塑造为昊天上帝元子、神霄玉清王为顶点。
三 本节结语
本节历数了崇宁、大观、政和、宣和时期诸方士，逐一分析了他们的背景及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由此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道家者流”为什么持续不断、日益深入地与徽宗朝政治结合在一起？很明显，徽宗朝的“道家者流”不是一个有共性的整体，而是既有内丹修炼者，又有新旧符箓派门徒。既来自上清、正一这样的“皇家教派”，也来自民间的种种派系——决定这群人之起落的，主要并非徽宗君臣的信仰需求，而是政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