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者流出入宫禁、亲近主上的特权，使得他们成为宦官、女谒之外另一股重要的宫廷势力。张商英与郭天信的结合，蔡京孜孜不倦地向宋徽宗推举方士，都是要利用他们关通内外、探知主意。正因如此，内廷方士间残酷的斗争，与外朝大臣间的矛盾、沉浮是息息相关的。而毫无疑问，宋徽宗本人对于方士的政治角色有着清醒的认识。郭天信之贬死、徐知常之宠任、王仔昔之入宝箓宫，都体现了徽宗对于这一群体的利用与警惕、控制，是他分化、削弱蔡京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更重要的是，徽宗逐渐发现了“道家者流”在神化自身方面的妙用。崇观时期方士与政治的联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徽宗对道士的青睐，主要继承了北宋历朝之绪，对于茅山、龙虎山二系格外重视，但二派宗师在政治中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而到了政和年间，徽宗对于“道家者流”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无论其宗派、背景之差别，都被徽宗用来完成自身的神秘化、神圣化。徽宗所需要的并非某一特定的教派，而是能为其形象建设所用的道流。最终，在林灵素的引导下，徽宗本人获得了神性——昊天上帝之子、神霄玉清王。
对于这种神性，徽宗是极为在意、极力维护的，王仔昔、王寀之死、蔡絛之祸，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在君主的形象、自我定位上，徽宗通过宗教手段超越了神宗、哲宗，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地。
这就又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徽宗通过道教的手段获得了神性，这与北宋中期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是明显相悖的，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道教在整体政治文化中的角色。其次，本节所论终究只涉及徽宗个人形象的问题，而整个王朝的形象，则是更为重大的政治课题，徽宗朝是如何处理的？下一节将通过对徽宗朝祥瑞体系的分析考察这两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