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最广的材料系邵伯温所记：
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兴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宫，时宗祀前数日，太皇太后曰：“天气晴和，行礼日亦如此，大庆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尝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它事。”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温公尝私记富韩公之语如此，而世无知者。(1)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在熙宁某年“宗祀前数日”，也就是某次明堂亲祠大礼之前。对此，李焘已经有质疑了：“按四年九月祀明堂时，太皇未必有此言，七年九月祀明堂则安石以四月去相位矣。此时必有错误，今略加删削，使不相抵牾。”(2)按免役法一直到熙宁四年十月才颁布天下，全面推行，之前都是在畿县试点(3)，故熙宁四年九月曹氏不至于说“宜因赦罢之”。另外，熙宁七年九月神宗并未行明堂礼，而是当年十一月行南郊大礼(4)。当然，即使曹氏某时有某些言论，已经离开京师的富弼如何能详道宫中之语，又是一个难以确认的问题。实际上，《邵氏闻见录》所记王安石父子之事，基本都难以采信(5)。李焘明知不可信，仍然删削采用，与《长编》一书在王安石变法问题上的立场有关(6)。
第二条材料出自实录、国史中的三种《王安石传》。《实录》传云：
安石益自任，时论卒不与，上疑之。慈圣光宪、宣仁圣烈皇后间见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乱天下。上亦流涕，退命安石议裁损之，安石重为之解，乃已。(7)
这个《实录》指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重修的《神宗实录》，其余两种王安石传都是本于绍兴重修的《神宗实录·王安石传》，其基本的立场是否定变法，“尽书安石之过失”(8)。特别是对于此处所录太后见神宗之事，蔡上翔与裴汝诚皆已斥其为编造(9)。这条材料一是把曹、高放在一起；二是没有任何时间、地点的描述，也没有具体的内容。这是唯一一条提到高氏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材料，究其原因，大概是沿袭元祐所修《神宗实录》所致，当时高氏正垂帘。
第三条出自蔡絛所记：
神庙当宁，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一日被金甲诣慈寿宫，见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曹后迎笑曰：“汝被甲甚好。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则国家何堪矣。”神庙默然心服，遂卸金甲。(10)
这条材料有强烈的戏剧性，基本可视为一场顽童与慈母之间的较量，最后慈母一语点醒顽童。所谓问罪西北二境，主要是指西，即西夏。曹氏元丰二年（1079）十月去世(11)，此前熙宁时期就已经略河湟，而元丰时期对西夏的直接进攻还要等到元丰四年。所以，所谓的“神庙默然心服，遂卸金甲”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编造的。蔡絛撰造这条材料的意图，其实是想说明徽宗朝燕云之役是错误之举，因为他在《铁围山丛谈》中一再不顾事实说蔡京是反对联金灭辽的。
与这条材料类似的是《宋史·后妃传》的记载：
尝有意于燕蓟，已与大臣定议，乃诣庆寿宫白其事。后曰：“储蓄赐予备乎？铠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办之矣。”后曰：“事体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则生灵所系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复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12)
同样是表达曹氏反对神宗拓边，这条材料虽然没有前面一条有戏剧性，但同是以曹氏点醒神宗而收场。而其所记曹氏之诘问，突出了曹氏的考虑周全与神宗的冲动、考虑不周。这条材料只说了“燕蓟”，也就是对契丹的问题。契丹在熙宁年间有两次挑衅，神宗都非常担忧，委曲求全，完全谈不上“有意于燕蓟，已与大臣定议”，这一点邓广铭先生辨析已详(13)。
以上材料的模式化、戏剧性、人为撰造的痕迹是很明显的。而且，其主角是曹氏，高氏基本可以忽略。而曹氏、高氏反新法在史料上之零星与疑似，基本印证了一个常识，即按照宋代一般的政治传统，曹氏和高氏应该很少参与熙丰朝政，也不太会直接卷入新法之争议(14)。因此，完全不必把曹、高两位，特别是高氏，视为某种政策取向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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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邵氏闻见录》卷三，第25页。
(2) 《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条小注，第6169页。
(3) 漆侠《王安石变法》，第276页。
(4) 《长编》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一月己未条，第6292页。
(5)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九，第145-148页；卷十，第154-155页；卷一五，第215-218页。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265-271页。顾宏义《〈邵氏闻见录〉有关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误》，《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3期，第37-40、47页。裴汝诚《论宋元时期的三个王安石传》，《半粟集》，第121-124页。传为苏洵所作的《辨奸论》，也首见于《邵氏闻见录》，相关讨论见王昊编著，曾枣庄审定《〈辨奸论〉真伪考信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关于王安石子王雱，也参见余嘉锡“王雱不慧有心疾辨”，见氏著《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七，中华书局，1980年，第1063-1068页。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十一章《王雱：一个早慧的才华四溢的思想家》，第304-321页。
(6)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135-149页。
(7) 《琬琰集删存》卷三《王荆公安石传（《实录》）》，第23a叶。参考《东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石传》，第666页。《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第10548页。《宋史·王安石传》即元朝史臣在洪迈等人所修《四朝国史·王安石传》的基础上编修的。
(8) 裴汝诚《论宋元时期的三个王安石传》，《半粟集》，第117-135页；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99-111页。
(9)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八，第248页；《杂录》卷一《君臣考》，第338-339页。裴汝诚《论宋元时期的三个王安石传》，《半粟集》，第126-128页。
(10) 《铁围山丛谈》卷一，第7页。
(11) 《长编》卷三〇〇，元丰二年十月乙卯条，第7313页。
(12) 《宋史》卷二四二《慈圣光献曹皇后》，第8622页。
(13)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251-260页。
(14) 参见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第147-154页；王菡《宋哲宗》，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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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碑帖拓本》，北京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
“八行八刑碑”
河北邢台，典藏号A152558、09863、A35619
陕西淳化，典藏号09879
江苏句容，典藏号A152575（从碑拓内容看，实际是“大观圣作之碑”，而非“八行八刑碑”）
江苏昆山，A152647
河南临颍，典藏号A152559
山东汶上，典藏号A152593
陕西高陵，典藏号A152572
陕西临潼，典藏号A152584、09888
陕西蓝田，典藏号A152567
《崇真宫徽宗付刘既济手诏》，典藏号A153048
《大观圣作之碑》（山东临朐），典藏号A152568
《神霄玉清万寿宫诏》，典藏号09968、09969-09970
《御笔手诏》（广东韶关），典藏号09959
二、论著
包弼德（Peter K. Bol）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4年。
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1年。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陈克明《司马光学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
刁忠民《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
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巴蜀书社，1995年。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
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顾吉辰《〈宋史〉比事质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
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
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黄小石《净明道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
黄燕生《宋仁宗宋英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著，奚瑞森、亚方译《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译林出版社，2011年。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中华书局，2005年。
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
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黎明文化，1981年。
梁天锡《宋宰相表新编》，“国立编译馆”，1996年。
林岩《北宋科举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4年。
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
迈克尔·布林特（Micheal Brint）著，陆春龙、袁倩译《政治文化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等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聂崇岐《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3年。
平田茂树著，林松涛、朱刚等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人民出版社，2011年。
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钱穆《国史大纲》，联经，1998年。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九州出版社，2010年。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九州出版社，2011年。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秋月观暎著，丁培仁译《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的基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台湾大通书局，1973年。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
寺地遵著，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
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藤本猛《风流天子と「君主独裁制」——北宋徽宗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4年。
田志光《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行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
土田健次郎著，朱刚译《道学之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王菡《宋哲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王昊编著，曾枣庄审定《〈辨奸论〉真伪考信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
王琦珍《曾巩评传》，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年。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
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文化学社，1931年。
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小林隆道《宋代中国の统治と文书》，汲古书院，2013年。
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伊原宏等《アジア游学》64特集《徽宗とその时代》，勉诚出版，2004年6月。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
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张复华《北宋中期以后之官制改革》，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
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
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周予同《朱熹》，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祝启源著，赵秀英整理《青唐盛衰：唃厮啰政权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
Chung，Priscilla Ching，Palace Women in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Leiden：E. J. Brill，1981.
Ebrey，Patricia and Bickford，Maggie ed.，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Culture of Politic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
Ebrey，Patricia，Accumulating Culture：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
Ebrey，Patricia，Emperor Huizo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Ji，Xiaobin，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A.D.1019—1086），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2005.
Levine，Ari Daniel，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
三、论文
阿部肇一《徽宗朝下の政党と佛教·道教》，《社会文化史学》16号，1978年。
包弼德《政府、社会和国家——关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观点》，载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主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Bol，Peter K.，“Government，Society，and State：The Political Visions of Ssu-ma Kuang and Wang An-shih”，Ordering the World：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Edited by Robert P.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