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匈奴万骑入边，杀代郡都尉朱英，掠千余人。
9
元朔六年（前123）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击胡。（六击）
此役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长奔数百里击胡。得首虏前后凡万九千级。而汉亦亡两将军（苏建、赵信）。
右将军苏建得以身脱。
前将军翕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分行，独遇单于兵，故尽没。
［汉纪：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凡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虏三千级。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赦天下。夏四月，卫青复出，将六将军逾绝漠北，大克获。苏建、赵信以三千骑独遇单于，战败。信遂降匈奴。建独以身免，归。大将军议其罪，议郎周酣等曰：“自大将军出，未曾斩一裨将，建弃军，可斩，以明军威。”军正闳、长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擒也’。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死，无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人无返意也。”青曰：“善。青幸得以待罪行阵之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军威，甚失人臣意。且以臣之尊宠不敢擅诛于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于是以讽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将吏皆善。遂囚建至长安。上赦之，赎为庶人，忧死。校尉张骞从卫青有功，封博望侯。骞者，汉中人也。初为郎，应募，使月氏。时匈奴杀月氏王，遂西徙。故汉欲与月氏击凶奴。骞行，为匈奴所得。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常持汉节不失。后亡到月氏，月氏未有报匈奴意。骞留月氏岁余，乃还，并南山，从羌中来归，复为匈奴所得。留之岁余，会单于死，国内乱，骞乃与其胡妻来归汉，拜为太中大夫。初，骞行百余人，十三年乃归，唯骞与邑氏奴二人得还。骞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国名，具为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四国，皆在匈奴之西。
南北有大山；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岭。中央有大河，其河有两源：一出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去阳关三百余里，广长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山，为中国河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道：行从善旁出南山，西行至莎居，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旁北山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鄢耆。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异俗，皆役属匈奴。匈奴赋税之，取给焉。］（漠北之战由此始发）
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二号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绝北漠，以诱疲汉兵，相机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元狩元年（前122），胡骑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10
元狩二年（前121）春，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胡。（七击）
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元狩二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泽，攻祁连山，大破胡，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千余人。（八击）
（由此开始霍去病统帅指挥的漠北之战，此为第一阶段。奔袭作战，距离长安达一千里至二千里。骑兵军团实施无后方深入敌后的远途。）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
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
于是汉得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徒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即“河南”地。）而减北地以西戌卒半。
（此战乃卫青指挥的河南战后，汉军对于匈奴的第二次决定性打击。经河南战役，匈奴右部遭受重创。大单于怒，欲责河西部浑邪王、休屠王，乃召二王赴龙城（今蒙古鄂尔浑河、和硕柴达木湖附近）。二王乃降汉，中途浑邪王杀休屠王，汉遣霍去病率部迎之。汉遂尽得河西走廊地。）
秋，匈奴左贤王部入代郡、雁门，杀掠数百人。
汉使博望侯张骞及将军李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
左贤王围李将军，率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将军救至，李将军得脱。但尽亡其军。
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敖后骠骑将军期，公孙敖与张骞皆当死，赎为庶人。
元狩三年（前120），匈奴大入右北平及定襄各数万骑。
杀掠千余人而去。
11
元狩四年（前119）春，汉（武帝）与诸将谋曰：“翕侯赵信为单于计，居漠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以粟喂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计其数焉。
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从东西二分军击胡。（九击）
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会于绝漠，夹击匈奴。
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漠北。与汉大将军遇，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北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杭爱山）赵信城而还。
单于遁去，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不随单于。
李广兵失路失期，自杀。
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直单于复得其众。而右王乃去其号，复为右谷蠡王。
骠骑将军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左大将皆遁走。
骠骑封于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东之肯特山脉），禅姑衍山，临翰海（贝加尔湖）而还。
（此为卫霍联合统帅的漠北大战，此役完成第二阶段。汉匈大战经此役后，汉朝取得决定性胜利。）
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往往通渠置田官，设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至此，汉两将军大出围（即大迂回）单于，所杀虏八九万，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
匈奴用赵信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
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闻敞计，怒，留之不遣。
汉方复收士马。会霍去病死。（霍去病死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其后多年，汉久不北击胡。
（本年再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游乌孙，副使到大宛。武帝开始考虑实施第二个大迂回战略。）
元鼎三年（前114），伊稚邪单于死，子乌维立为单于。
12
元鼎六年（前111），汉灭南越国。遣公孙贺（太仆）将一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击胡，至浮且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十击）
又遗从骠侯赵破奴将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杭爱山南）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以见武节。而使郭吉讽告单于。郭吉至匈奴，单于见吉，吉曰：
“南越王头已悬汉北阙。今单于能，即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也。不能，即南面而臣，何但远走？亡慝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
单于怒，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于汉，为辞言甘，求请和亲。汉使王乌、杨信窥匈奴。
汉东拔秽貉、朝鲜立郡。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
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
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赵信死于匈奴。
元封三年（前108），汉遣赵破奴攻破楼兰国，汉使者王恢（又一王恢）助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此乃河南战役、漠北及河西战役后的开辟西域战役。）
元封四年，汉自酒泉至玉门始筑玉门障。（元狩二年筑令居以西障，终点在酒泉，至是汉边西延至玉门矣。）令居至酒泉，再至玉门的亭障皆连以长城，即古“西塞。”
元封五年（前106），大将军卫青死。
13
元封六年（前105），匈奴乌维单于死，在位十岁。子詹师庐立，年少，号儿单于。
乌孙与汉和亲。
单于益迁西北。立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儿单于初立。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左贤王，以乖（睽）其国。儿单于扣汉使。
14
是岁（太初元年，前104），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儿单于，使人间告汉。汉使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受降城待之。
冬，大雨雪，匈奴畜多饥寒死。
太初二年（前103）春，浞野侯赵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居延北，今杭爱山南）而还。（十一击）
左大都尉欲发兵袭大单于，单于觉而诛之外，发左方兵击浞野侯。浞野侯击败之，还兵，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重兵八万骑围之。断汉军水源，浞野侯夜出求水，为匈奴捕获，军遂没于匈奴。单于喜，纵兵攻受降城，不能下。
（西域之战之第二役。）
太初三年（前102），单于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子年少，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句黎湖为单于。句黎湖单于立。
汉使光禄勋（光禄大夫）徐自为（徐息）筑五原塞（榆林）数百里，外列城，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西北至芦沟山。（在今包头市西北，固原之西南。）
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卫青子）将兵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筑障于居延泽上（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
其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杀掠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障。
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掠数千人。
将军任文率兵至，尽复失所得而去。
（时汉之战略为北守、西攻也。）
太初四年春正月，李广利破大宛，斩其王而还。匈奴欲遮之，不能至。
［汉纪：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
初，广利将骑六千、步兵数万人至贰师城下取善马。西至郁（成）城，当道小国各城守，不肯给食，食乏而还。往来二岁，到敦煌，士卒十遗二三。上书请罢兵。
上大怒，乃益发兵卒六万人，负从者不豫。牛十万，马二万，驴骡驼以万数，多齐粮。转运奉军，天下骚动。广利遂进兵，当道小国皆送迎，给廪食。径到大宛城，围宛三十余日。
宛中贵人共杀其王毋（寡），奉其首，出食给军，悉出善马。汉择取其善马十匹，中马三千余匹。乃共（与）立宛贵人察为王，与盟而还。诸所过小国，皆遗子弟从入献见，因为质焉。
还玉门关者万余人，马千余匹。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将吏贪，不爱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乃封广利为海西侯；封骑士赵弟杀郁城王为新寺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数百人，千户以下千有余人。
广利者，李夫人兄也。广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爱之。乃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丽，有宠。及夫人卒，上以厚礼葬之，图画其形于甘泉宫，而尊重其兄弟广利为将军，延年为协律都尉。］
其冬，儿单于病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乃立为单于。
汉既灭大宛，威震西域。
太初四年，武帝复下诏动员击胡。
且鞮侯单于立，恐汉来袭。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得归。单于致书卑词自谓：“我儿子，汉天子，我丈人也。”汉乃遣苏武为使，遭张胜之变，匈奴拘留而扣之。
其明年，赵破奴逃亡归汉。
15
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李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十二击）（此乃西域之战之第三役。）
匈奴大围广利部，几不脱，汉兵物故十之六七。
［汉纪：天汉二年夏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斩首虏万余级。骑都尉李陵将步卒五千出居延，与鞮汗单于战，斩首万余级。陵兵败，降匈奴。陵者，李广孙，敢兄当户之子。
上使陵为贰师将军督辎重。陵稽首曰：“愿得自当一队。”上曰：“吾无骑与汝。”陵曰：“不用骑，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
陵至峻稽山，与单于相遇，以骑三万攻陵。陵千余弩俱发，应弦皆倒。虏还走上山，陵追击之，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贤王，驰兵八万骑攻陵。陵且战且却，南行数日，抵山谷中。复大战，斩首三千余级。遂引兵东南，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烧陵部，陵亦令军纵火以自救。
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自步斗树木间，复杀虏数千，因发连弩射，单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单于曰：‘此汉精兵也，晶夜引吾南行近塞，得无有伏兵乎？’诸军长皆曰：‘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胜，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是日，汉军与匈奴力战数十合，复力战，杀伤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退去。会陵军中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汉军无后救，射矢且尽。”单于大喜，进兵使骑并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趋降！”
遂诸道并进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尽，即弃车去。
士卒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单于乃先入遮道，从山上坠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败，吾死矣！”军吏或劝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壮士也。”陵叹曰：“使人犹有数十矢，足以免矣，今无兵复战。”令军士人持三升火米，一片冰，令各散去遮虏鄣相待。
陵与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仅余数十人。虏驱千骑死追之，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以报陛下矣！”遂降。
士卒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陵败处去边塞仅百余里。单于以大女妻陵，立为右校王。
武帝闻陵投降，大怒。大臣忧惧。太史公司马迁上言陵已立功，以陵若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初，上遗贰师将军出时，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持，而李广利竟无功。上以司马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后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 迁腐刑。李陵闻之曰：“教单于为兵者，乃李绪也（汉军降将），非陵也。”李绪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绪诛，乃使人刺杀绪。
秋，汉复使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路博德会涿邪山，毋所得。（十三击）（公孙敖屡次出兵不利，筑受降城死伤士兵甚多，下狱，为部属所救，匿民间。后被举报，再下狱。太始元年死。）
以匈奴降将成娩为将，率楼兰国兵击东师。匈奴右贤王往援，汉兵不利，引去。
（此乃对西域之战役之第四役。）
16
天汉四年（前97年）春正月，汉使贰师将军将率六万骑，步兵七万，出朔方。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将军会师。
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武帝乃命因杅将军公孙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十四击）
匈奴闻，悉远其辎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自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
汉军与单于相持连战十余日，伤亡略相抵。匈奴不胜，皆引还。
游击将军韩说无所得。因杅将军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此西域之战之第五役。）
太始元年（前96），且鞮侯单于病死，在位五年。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
［初，且鞮侯有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且病，言立左贤王。左贤王来至，贵人以为有病，乃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遂立为狐鹿姑单于。遂以弟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单于命其子先贤掸转任日逐王，贱于左王，而自以单于子之子为左王。］
新单于既立第六年（征和二年，前91），匈奴左部大入上谷，五原，杀掠。
征和三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
17
三月，汉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十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二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驰千余里击胡。至浚稽山，多斩首虏。（十五击）
单于闻汉兵大出，悉弃其辎重，徙赵信城北抵郅居水（色楞格河，在今杭爱山北麓，流入贝加尔湖）。左贤王驱其人民渡余吾水六、七百里，退居兜衡山。单于自将精兵渡姑且水（杭爱山东南）。
御史大夫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
匈奴乃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与李广利部会战（今杭爱山东南），转战九日。汉兵陷阵却敌，杀伤胡虏甚众。至蒲奴水，匈奴不利，还去。
［贰师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邀击贰师将军于夫羊句山峡（今蒙古达兰札达加德城西）。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夫羊句山东北），匈奴奔走，莫敢与敌。
重合侯马通军至天水，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右呼知王将二万余骑邀击汉兵，见汉兵强，引去。重合侯无所得失。
是时，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归道，乃遗闿陵侯成娩（原是匈奴人）将兵围车师国。马通至天山，虏引去，因招降车师，引还。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李广利部归汉途中，会贰师妻子坐巫蛊及刘屈耗案发，全家被收。李广利闻之忧惧。其掾胡巫夫亦避罪从军，乃游说贰师降匈奴。贰师狐疑，欲深入立功自赎，乃旋师北至郅居水上，匈奴兵已去。
李广利遣护军将二万骑渡水追击，逢匈奴左贤王、左大将，率二万骑与汉军合战终日。汉军杀左大将，胡虏死伤甚众。
广利军长史与都尉、辉渠侯共谋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立功，恐必败。”乃谋共执贰师。谋泄，贰师斩长史，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杭爱山）
大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道击汉军，相杀伤皆甚众。匈奴乃夜挖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汉军阵乱败，贰师将军被俘，投降。（河西战役，第五役）
大单于素知李广利乃汉之大将、贵臣，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武帝下诏捕太医令随旦，以其泄言贰师妻子事，促使广利降匈奴也。）
贰师入匈奴岁余（征和四年），卫律害其宠。会单于母閼氏病，卫律饬胡巫言欲激单于怒，曰：“胡战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祠社，今何故违誓？”于是命收贰师。贰师恨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
“会连雨雪数月，畜产多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乃为贰师立祠社祭之。”
18
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无力复出重兵。
是时下民疲于兵革，国内方经历巫蛊之乱，创痛甚深，上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奏言：
“故轮台以东皆故国处，有既灌田。其旁小国少锥刀，贵黄铁绵缯，可以易谷。
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轮台，置校尉二人，通利沟渠，田一岁，有积谷。募民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产业，稍稍筑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鸟孙，为便。”
奏上，上乃下诏拒之，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以助边用，是困老弱孤独也。今又请田轮台。
曩者，朕之不明，兴师远攻，遣贰师将军。古者出师，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群臣，又筮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曰：‘匈奴困败。’方士占星气，大卜蓍龟，皆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失。卜诸将，贰师最吉。
朕亲发贰师，诏之必无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谬，贰师军败，士卒离散略尽，悲痛常在朕心。
今有司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唯益扰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务本劝农，无乏武备而已。”
由是此后不复出军。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而劝耕农，自是田多垦辟，而兵革休息。
《汉书》曰：“孝武之世，图利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关，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隔绝南羌、月支。单于失援，由是远遁漠北，而漠南无王庭。”
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崩。
19
昭帝时，汉匈复和亲。
宣帝地节二年，汉军出车东师。
匈奴击乌孙，欲复收汉两翼。汉乃救乌孙，破匈奴。
匈奴力衰，丁零，乌桓皆反。人民死亡三成，商户亡失过半。匈奴大困。
元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时，虚闾单于死，匈奴分裂，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据单于庭，归降汉为藩臣。汉以昭君嫁呼韩邪。郅支单于部西迁中亚，漠北空虚。
（前46年），单于舆死，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匈奴境大旱，大疫，人畜多死。乌桓复叛胡，匈奴北徙。公元48年，遂王比自立为单于，率部至五原（今包头西北昆仑召一带），归降汉朝。东汉册立其为南单于，北部匈奴另立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部。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与南匈奴出击北匈奴，北单于大败，三年，北单于部西迁乌孙，又徙至中亚，遂入欧洲。151年，汉灭西域匈奴自立不服诸残部。
自此后，曾经作为中国北部一个强大草原帝国和联邦体的匈奴遂告灭亡。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 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1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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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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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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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 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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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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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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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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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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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