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之所以宣布局外中立，这一莫名其妙的决定除了日本的拒绝外，更多的是清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清政府至少是最高统治层此时尚无分权的任何思想准备，根本没有将君主立宪作为一个可能的选项，所以清政府既希望日本人将俄国人赶走，收复失地，巩固统治基础；同时也希望俄国人胜，这样清政府就有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的理由和机会。因为在他们的判断中，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是君主专制太过严厉，而是地方主义在一系列巨变中逐步坐大。假如俄国人胜了，清政府就可以光明正大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君主权威，建设更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日俄战争的进展并没有按照清政府统治者的期待发展，相反，强大的俄国军队就像十年前貌似强大的中国军队一样不堪一击，至1905年5月，俄国舰队经对马海峡一战全军覆没，小日本战胜大俄国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这一事实极大激发了中国立宪政治倡导者的热情信心和理念，使他们毫不动摇地认定日俄战争就是立宪战胜了专制，中国不应该继续在君主专制的老路上徘徊，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向日本学习，尽快走上君主立宪的康庄大道。否则，中国继续坚持君主专制的政治老路，不仅要被世界潮流所抛弃，而且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重蹈俄国人的覆辙。日俄之战使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急剧变化，放弃君主专制，转而拥护君主立宪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与立宪运动同时高涨的还有革命运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在这时风生水起，对清政府的政治统治构成极大威胁。为了促动清政府走上政治变革的路，走上君主立宪的路，立宪倡导者没少向清政府夸大描述革命的危机和后果，他们不断提示清政府，孙中山的革命手段当然是不足取的，其后果也肯定是很严重的，但是，孙中山等人的革命理由和动机不能说不合理，不能说不正当，因为他们所揭示的那些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所以，立宪主义者一方面反对清政府对革命力量的镇压和不妥协；一方面又向革命党人施加影响，不支持不同意革命党人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认为革命或许能够铲除专制主义发生的土壤，但其后果太过严重，中国极有可能在这场革命中损伤元气，引起列强干预甚至瓜分中国。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起努力，促使并帮助清政府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革，重建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将国家公诸国民，一切平等，满汉不分，制定宪法，开设议院，实行民权，限制君权，实行责任内阁。
日俄战争的胜利促动了中国敏感的政治神经，革命运动的高涨促动了立宪主义异军突起，左右逢源。立宪主义的追随者迅速增加，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人唱之，百口和之，终于形成立宪主义的大合唱，终于为中国走上立宪道路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舆论环境。各种各样的立宪刊物相继发刊，先于政府的各种立宪团体也在这个有利的气氛中相继成立，一时间，立宪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立宪政治成为中国人除了革命之外最重要的政治诉求。
立宪反超革命
在日俄战争之前很多年，至少可以说在1898年政治变革过程中，中国已有很多人认识到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必然性，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不具备和各种机缘巧合，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主动走上君主立宪道路的机会。现在，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这给中国留下一个无须试验无须证明的成功典范，中国再也没有理由和借口不改革自己的体制，不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了。
知识界和许多开明官僚在日俄战争前就已经意识到君主立宪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变革的不二法门，但是怎样才能促动清政府尽早觉悟，主动改革，各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多策动地方大员和中央政要赞同立宪，这样才能化解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内心恐惧，才能使之心甘情愿地放弃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部分权力。
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的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就非常严重，朝廷和许多大员的重心都放在怎样化解危机上，这显然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治短视，是一种政治被动。只有署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中国的外交危机只是一种表象，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上。要想挽救或者说彻底化解中国的外交危机，就必须尽早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早将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世界接轨，与各国同步，否则中国继续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想变法都不再有机会。1904年1月19日，丁振铎、林绍年将这些意见报告给朝廷，期望清廷能够汲取先前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自改革而不是他改革，主动公开联合日本与俄国开战，这样不仅能够通过这场战争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而且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改变自己的政治体制。
在丁振铎、林绍年联衔上奏前后，一些驻外使臣也联衔建言，希望朝廷利用此次机遇，大幅度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一举完成君主立宪体制的重建。
然而，清廷大约此时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根本没有准备放弃君主专制的威权体制，所以朝廷对这些建议不仅不愿采纳，反而以为这些建议实际上是为革命张目，或者说在本质上就是革命。
清廷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去进行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但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得手，迫使清政府不能不开始考虑战后远东政治秩序安排。许多要员非常担心日本在赶走了俄国人之后一定会赖在东三省不走，那样中国的局外中立就是两面不讨好，两面落空。安徽巡抚诚勋建议朝廷不要指望日本会在战后将东三省平和地交给中国，中国不可能有力量坐享其成，即便日本真的在列强压力下不得不这样做，但中国必将在这个交易中付出沉痛代价。
江浙地区的立宪主义者对日俄战争的动态高度关注，战争刚爆发，南洋公学总理张鹤龄就敏感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国政治转折的契机，他遂与同僚张美翊，以及已离开南洋公学到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张元济、张之洞的重要幕僚赵凤昌、盛宣怀的重要幕僚吕景端等人紧急磋商，以为中国局外中立的外交选择即便在当初有不得已的苦衷，但随着战争的进展，也到了需要检讨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他们建议盛宣怀与湖北巡抚端方、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等联名奏请朝廷注意调整外交方针，不要使中国在战后被边缘化，什么也得不到。
盛宣怀等要员接受了这个建议，3月9日，盛宣怀、吕海寰、端方，以及两江总督魏光焘、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联名上奏，建议清廷考虑放弃局外中立的外交政策，乘着美国政府宣布保全中国土地主权的难得机会，迅速派遣亲重大臣，以考求新政为名，出访欧美有外交关系的各个国家，表明中国政府关于东三省的原则立场，东三省为中国固有领土，不得误认为中国已失之地。战后归还中国后，中国政府将以维持远东均势为前提，保证将东三省向各国开放，利益均沾。至于内政，盛宣怀等人建议清廷要选择几件有关新政的大事切实进行，痛除旧习，以动天下之观听。内政配合着外交，将来善后会议召开时，中国或许能够有机会参与其中，或许能够有助于东三省问题的彻底解决。
按照这个建议，派遣新政考察大臣奔赴东西洋各国主要是掩人耳目，真实目的是与各国沟通协商，为战后东三省问题的顺利解决铺路，也就是希望列强支持中国能够自然地参加战后议和会议，成为日俄战争利害攸关的一方。然而清廷对于这个建议并没有很快接纳，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人事方面的纠葛，也有条件不太成熟的考虑。清政府暂时还不愿放弃局外中立的立场，因而也就不必派员奔赴东西洋了。
江浙地区立宪主义者的这个建议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战后议和，不过其本质或建议者的思想深处无疑是为了新政，为了借这次战争的机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然而这个建议被朝廷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于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策动封疆大吏、中枢大员合词再请，建议朝廷在日俄战争结束前，趁此机会，先定国是，宣布中外，再派专使出访各国，或许能够达到不被边缘化的目的。张美翊等人为此曾联络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幕僚联合发动，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动议竟然再也没有下文。
国内大员及立宪主义者的动议被阻止了，但并不表明没有人敢于继续尝试。稍后，驻外大臣孙宝琦联合驻俄大臣胡惟德、驻英大臣张德彝以及驻比利时大臣杨兆鉴等于3月22日联衔上奏，请求朝廷尽早变法，以救危局。至4月，孙宝琦又单独上书政务处，详尽分析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及其应对策略，强调日俄之间的这场战争必将以日本的胜利、俄国的惨败而结束，日本的胜利是体制的胜利，制度的胜利，日本仅仅实行几十年的君主宪政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国民的爱国情怀。反观中国，孙宝琦认为中国之所以自庚子以来，维新改革的政策不可谓不多，但效果递减；反复督励臣工发愤为雄，重建辉煌，然而百官玩世依然，天下精神萎靡不振，其根本在于并没有找到一条整治中国问题的药方，中国问题的关键就在政治上要有办法，而政治上有办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与世界同步，向各国看齐，将君主专制威权政体尽快转变为各国一致的君主立宪政体，制定宪法，改革体制，参照各国成例，变政务处为议院上院、都察院为议院下院，各省府县设公议堂，从上至下完成立宪政体的制度建构。
孙宝琦是近代中国政坛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的父亲官至太子少保，他本人是李鸿章的门生，又与庆亲王奕劻、显臣盛宣怀、袁世凯及张佩伦等相继结成儿女亲家。他的弟弟孙宝瑄是两广总督李瀚章的乘龙快婿，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异端倾向，与体制内外的政治反对派和政治异见者关系密切。像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夏曾佑、张元济、严复等，都是孙宝瑄的至交好友。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使孙宝瑄对政治的观察非常敏锐，他在乃兄孙宝琦出使法国前，曾草拟一立宪方案，请孙宝琦代为上奏，孙宝琦疑而不敢上，担心超越时代发展，引出麻烦。不料其到了法国后，实地考察了近代西方各国政治制度，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上下一心，日兴月盛者，皆因为有宪法制度作保证。所以，中国要想后来居上，要想真正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在制度改革上下功夫。
遗憾的是，孙宝琦的上书并没有被政务处转奏上去，只是不知什么缘故，却在当时最负盛名的《东方杂志》上全文发表，许多报纸杂志或摘要或评论，这反而比上奏清廷影响更大，朝野震动，立宪呼声骤然成为国内舆论中的最强音。
用一般性的宣传去转变人们的观念是重要的，但鉴于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中国政治要想获得大进展，关键还是那些从事政治的人，所以孙宝琦在上奏清廷要求立宪的同时，也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影响那些方面大员，致函端方、张之洞等，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身份，将立宪的意思合疏上陈，说服朝廷，引导国中。
具有类似想法的当然还有很多，比较重要且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主要有张謇。张謇是当年脚踏实地从事实业的状元，不肯为官，却热心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和政治改良，他在1903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实地感受了日本君主立宪带来的生机与活力，归国后就开始注意与同具立宪思想倾向的汤寿潜、张元济、赵凤昌、张美翊等人研究立宪问题，并设法运动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共同进行。
1904年5月8日，张之洞入京觐见后途经南京，与魏光焘议定联衔上奏立宪，并面召张謇详谈奏折起草的思路。稍后，张謇与江浙地区立宪主义者蒯光典、赵凤昌、沈曾植等详加讨论，最后由张謇与蒯光典参考其他督抚立宪奏稿，反复斟酌，数易其稿。大意谓日俄战争后，中国必有极大危险，欲加预防，只有实行立宪。这个奏折并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论，不过老成持重的张之洞还是表示犹豫，指示张謇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探探口风和朝廷的态度，然后再定怎样处理。
张謇与袁世凯当然是老熟人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老熟人。张謇早年在庆军幕府当差时，曾受提督吴长庆委托，教授袁世凯读书。吴长庆去世后，张謇似乎瞧不起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断然与之绝交，至此已二十年。现在张之洞委托他去打探袁世凯的口风，张謇也就只好捐弃前嫌，先是通过袁世凯的心腹幕僚杨士琦了解袁的最新政治见解，又于6月26日致函袁世凯，劝其仿效日本政治家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朝廷立宪，巍然成尊主庇民盛世伟业。
对于张謇的建议，袁世凯也确实慎重考虑，不过他确实知道朝廷目前的情形和为难，知道现在的条件还不太成熟，所以他在回信中并没有否定中国走上立宪政体的可能性，只是表示目前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听了袁世凯的分析，张之洞、魏光焘也就打消了立即奏请立宪的想法。几年前“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历史盛景并没有再次出现。
江浙地区立宪主义者当然并不会因为袁世凯的分析完全放弃自己的行动，张謇、汤寿潜、张美翊、许鼎霖、张元济、吕景端、夏瑞卿等连日会商，最后决定另辟蹊径，由张美翊利用与当朝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的师生关系，上了一份说帖，建议瞿鸿禨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争取在年内慈圣万寿圣节时候，促动朝廷颁发诏令数条，一面调查宪法，一面制定中国立宪的方案、步骤，如此则满汉、新旧的隔膜一扫刮绝，人心既定，凡事可为，气象一新，必为环球所许。
瞿鸿禨是晚清政治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人物，他收到这封说帖后的具体反应我们虽然不太清楚，但据说他一方面很快就派其弟前往上海找到鼓吹立宪政治的重要人物赵凤昌，嘱赵代为选购各国宪法方面的书籍以作为参考；另一方面，瞿鸿禨也利用近臣身份，秘密向慈禧太后面奏派员出洋考察宪政，他个人甚至准备亲自前往，实地考察东西洋各国宪政，为中国将来的政治改革做准备。
赵凤昌对瞿鸿禨的嘱托也非常上心，一方面抓紧选购各出版机构出版的各国宪法文本及其相关读物；一方面受张謇委托加紧印制《日本宪法义解》一书，以便送给朝廷和各方面的达官贵人。据说，慈禧太后读到《日本宪法义解》等书后就表示，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似乎有意回应各方面的呼应，准备讨论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及具体步骤。立宪政治终于在最高层看到了一丝曙光，撕开了一条缝隙。
在1904年，立宪主义者和开明官绅通过各种方式上通下达，沟通串联，想方设法去影响朝廷，促使中国能够利用日俄战争契机，改变国体，实现立宪政治。至于各家报纸杂志，也在这个时候营造氛围，反复宣扬的道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至于驻外公使，如驻英公使汪大燮、驻美公使梁诚等，也先后奏请朝廷顺应世界潮流，宣布立宪。而朝廷各部院大员、各省督抚，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也是不甘人后，纷纷上奏，请求变法。
从朝廷的立场说，清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所从事的改革并不少，但这些改革从来都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底线，那就是以加强和巩固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统治地位为唯一原则，一切有利于这个原则的都会接受，而这个接受一般说来总是要有一个外部契机，或者说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外部理由。到了是年8月，日俄战争的结局越来越明朗，战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策略，也确实到了一个必须讨论必须确定的时候了。8月2日，清廷谕令疆臣各抒对策。
稍后，各省督抚五花八门的建议案纷纷上报，有的主张联日拒俄，有的主张联德联美，有的主张调停日俄，只有林绍年继续先前的建议，坚持认为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署四川总督锡良建议委派重臣游历欧美各国，联络感情，以方便在稍后的善后议和中相互呼应。
清廷当然希望接受锡良这样的建议，派员前往东西洋各国加强沟通与联络，然而这个建议并不被各国所接受。迫于无奈，清廷不得不回到盛宣怀等大员3月9日的建议上，表面上派员前往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调查各国政治，以便归国后从事变法，实际上则是让这些大员在考察宪政的同时，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沟通，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和同情。考察宪政是东西洋各国普遍欢迎也是普遍要求过的事情，只有如此才能突破列强在东三省问题上对中国的孤立。所以清廷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第一次讨论派员出洋考察宪政问题，尽管没有就此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却意味着宪政运动可能有了新的机会。
据说，提出将宪政考察与东三省善后外交合二为一的是汤寿潜，汤寿潜是瞿鸿禨的弟子，也是江浙地区最著名的立宪主义者之一。他认为，东西洋各立宪国侈然以文明自负，大清如果能够表示对西洋这种文明有所输入，那么必然获得这些国家的欢迎。只要这些考察大员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欢迎，那么顺水推舟，暗中商及日俄战争善后和中国利益，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由于中国大员是以考察宪政的名义出访的，即便漏掉俄国，俄国也不会怪罪，因为俄国毕竟不是立宪国家。
汤寿潜的这个建议合情合理，自然受到瞿鸿禨的重视，而瞿鸿禨此时为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当然也就有机会将这些看法向太后详述，因而促成太后思想的变化。太后思想的变化又深刻影响了瞿鸿禨，瞿鸿禨对立宪的事情更加热心，他不时召见一些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讨论立宪的可能与步骤，户部主事陈黻宸也就在瞿鸿禨召见后提出一个具体方案，强调中国以一个不立宪的国家居于群立宪国之间，不待仔细分析，就知道其结局肯定不妙。所以居今日而言外交，言内政，唯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中国只要做到与东西洋各国一致走上立宪道路，许多困难大概都能迎刃而解。
是否立宪在当时已经明显构成中国的外交障碍，美国政府在邀请日俄两国协商战争善后时，对于中国希望参加的迫切心情视而不见，根本不予考虑，中国被完全排除在讨论东三省前途的会议之外，这不能不使清廷感到格外焦虑格外尴尬。1905年6月23日，清廷以日俄和议有开议之说，命各衙门及各督抚筹划应如何因应，及将来接收东三省应如何善后办法。稍后，又将同样的问题责成各出使大臣筹划。
这个问题两年来已有很多讨论，稍微头脑清醒智力健全的人都认为不能就事论事谈东三省，必须将立宪与东三省问题捆绑在一起，才能理出问题思路，找到解决办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廷的问题还是那个问题，那么答案自然还只能是那个答案。7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回奏，建议清廷明确宣布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袁世凯在此之前曾派员前往日本考察宪政，前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已经积累了许多直观的经验和理论，并将这些经验和理论通过各种管道向最高当局和权贵们灌输，着力强调的一点就是实行立宪无损于皇室，无碍于皇权，且能使君权永固，万世不替。
稍后，周馥又单独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两广总督岑春煊也接受出使美国大臣梁诚的建议，奏请清廷唯有立宪，方可救亡，东三省问题的关键不在日俄，而在中国能否径仿东西洋政治，与民更始，改革政体。封疆大吏、中枢要员在这次回奏中差不多都站到了立宪一边。
封疆大吏、中枢大员们的建议特别是立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说法，深深感动了政治高层，经过几天慎重讨论，7月16日决定遣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27日，增派农工商部左丞绍英随同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五大臣考察阵容不仅庞大，而且他们五个人的政治地位、思想倾向也非常值得注意。载泽是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在中央部院任职甚久，经验丰富，颇讲新政，深知立宪可以救国；至于端方，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是满洲贵族集团中的政治新秀。所以，五大臣阵容分量重、责任大，自然引起国内外各方面的注意，特别是西方一些民主国家普遍认为，清政府此次派员出洋考察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中国终于下决心将西方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宪法体制和经济体制移植过来了。
根据安排，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率领的一路考察俄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由徐世昌、端方带队的另一路主要考察英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两个庞大的考察团很快组织起来了，经费的筹措也在南北洋大臣、各地督抚，特别是直隶、湖北、江苏等省支持下迅速解决。各地人士真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都在真诚期待中国能够尽早政治民主化，连边远的新疆这样的省份也为考察团认筹一万两库银。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政治热情。
当然也有人不愿清政府立即推动政治民主化，实行宪政的，所以当五大臣准备出洋考察的当天，就在正阳门火车站发生一起自杀性攻击事件。
9月24日上午，考察政治五大臣率领大批随员从京城出发，京师各界官绅、学生以及大小官员，甚至还有各国驻华公使均前往壮行，因为这毕竟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从此开始转轨，开始向世界靠拢。正阳门火车站锣鼓喧天，歌声嘹亮，冠盖云集，观者如潮，人山人海，一片欢腾。十一时许，五大臣与送行各界依依惜别，登上专列，火车汽笛长鸣，准备开动，突然，一颗炸弹在五大臣乘坐的专列上爆炸，一声巨响如晴天霹雳，哭喊声、嘶叫声、警察的汽笛哨声一声紧似一声，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只能按照本能四处奔逃。
惊魂稍定，方才知道是革命党人的自杀性攻击，这个攻击实行者就是安徽桐城人吴樾。吴樾是大学者吴汝纶的堂侄，1902年追随吴汝纶前往保定高等学堂读书，只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吴汝纶的规范中。
吴樾在随后的几年里，接触了许多革命党人，像陈天华、杨笃生、赵声、蔡元培、章炳麟、秋瑾、陈独秀等激烈革命者都成了他的朋友。通过他们，吴樾阅读了许多革命书刊，如《革命军》《警钟报》《自由血》《黄帝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吴樾的思想为之一变，由信仰立宪转而支持革命，参与革命，而且成为其中最激烈的人物，是“北方暗杀团”的重要成员，也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
“北方暗杀团”和光复会的政治诉求都是推翻清朝，恢复汉族人的国家，所以他们的暗杀对象始终锁定在满洲贵族和清廷中拥有政治实权的汉族高官，比如慈禧太后、铁良、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他们在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感染下，相信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政治效果，因此找准一切机会发动暗杀。他们之所以如此反感清廷主导的立宪运动，主要是因为立宪运动的发起和开局确实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立宪的呼声逐步获得了国人首肯，甚至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都欣喜若狂，准备重返清廷政治中心。相比之下，只有革命党人在这一片立宪叫嚣声中日趋没落，至少暂时处于革命低潮，处境困难，被严重边缘化。革命党人如欲重振，如欲重回或走上中国政治中心，就必须设法阻止清廷主导的立宪运动，因此他们革命党人一方面从理论上批评清廷是假立宪真独裁，是对人民的欺骗；一方面出重拳，惩治那些立宪运动的骨干和领袖。
在正阳门火车站这次自杀性攻击中，吴樾当场牺牲，另有两个人当场死亡，不过五大臣并没有受到根本威胁，载泽、徐世昌受轻伤，绍英的伤势稍重。
吴樾后来被誉为革命英雄，同盟会后来在《民报》的增刊中将吴樾的遗著全部发表；民国成立后，政府对其遗骸给予隆重安葬。不过，在吴樾发动自杀性攻击的当时，除了同盟会一系革命党人，国内外舆论并不看好这件事。相反，国内外舆论对于吴樾刺杀五大臣普遍给予谴责，以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是为立宪做准备，关系中国政治前途，但凡稍具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应该郑重其事祝其成功，而不应使用这种自杀性恐怖袭击手段阻遏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不过，也正如当时许多媒体所分析的那样，吴樾的临门一脚，虽然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很难体察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但这个非常之举所得到的效果，可能与吴樾的期待根本相反，或许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这颗炸弹一响，实不啻以反对党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使政府知道立宪对于大清国，对于皇室，是一件有利之举，因此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不可不尽快去实现。
吴樾的炸弹不仅没有阻止清政府实行立宪的步伐，反而坚定了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决心和信心，正如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确实有人反对宪政，反过来也充分证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注释：
[1] 《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2月）》，《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第61页。
[2] ［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32页。
[3] 《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第14页。
[4] 《中俄交谊论》，《严复集》（2），中华书局，1986，第4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