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十四日），李鸿章给汪凤藻发去更明确的指示，坚定拒绝日本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理由有三：
第一，朝鲜内乱，现已平定，目前中国军队已无须代朝鲜讨伐乱党，中日两国合力平乱一节，可作罢论。
第二，日本政府对朝鲜谋善后之策，用意虽善，但朝鲜内政，只可由朝鲜自行改革，中国尚且不欲干预，日本既认朝鲜为独立国，当更无权干预其内政。
第三，变乱平定后应即撤兵一节，《天津条约》既有明文规定，今亦无再议必要。(16)
至于向朝鲜集结大军，李鸿章也做了与汪凤藻建议相反的决定。他在18日连电叶志超、袁世凯，婉拒袁世凯、汪凤藻两人增兵建议，命令叶志超千万不要将在牙山的清军向汉城移动，不要与日军发生冲突，不要给日本人提供寻衅的口实：“真电欲即统兵赴汉、仁，似太急迫。日廷调兵五千陆续来仁，我兵不及半，切不可移近韩都挑衅。鸿正与汪使电商日照签约撤兵。日廷以贼未尽平为词，俟贼全平再撤。弟当坚忍约束，以待后命。如果日议不成必须赴汉，则宜另添调，不可轻视。切属。”(17)
甲午战后，很多人以为李鸿章此时的决策可能有问题，其实从当时情形看，李鸿章这样回应日本挑衅并无不妥。这是因为，李鸿章看出日本的动机并非真的要给朝鲜建构一个长期稳定机制，而是要挑战中国宗主权。另外，此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英俄两国外交官均向李鸿章表示可以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化危机于爆发之前，不战而屈人之兵，这都是大军事家的基本谋略，李鸿章的想法并不错。欧美列强不希望发生妨碍东亚贸易自由的战争，不希望改变现状。英国不希望日本的行动引诱俄国南下，损害英国的利益；而俄国则对英国的远东政策心存疑虑，也不愿意日本的鲁莽举动搅动远东，损害自身利益。根据一般研究者的判断，假如英国真的反对中日两国开战，那么日本是不可能强行开战的。这也是李鸿章不愿向朝鲜大规模增兵，扩大事态、恶化事态的真实原因。
“以夷制夷”是李鸿章外交思想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是李鸿章外交一大亮点，也是其毕生事业的最大败笔。本来，利用国际环境，为中国寻求最大利益，是中国外交当局本职工作，但李鸿章的许多随机发挥，总带有过于浓厚的谋略色彩，缺少一个现代国家大政治家的坦诚。
实事求是说，陆奥宗光在危急时刻提出的改革朝鲜内政案，确实不是为了朝鲜，更不是为了东北亚的稳定，陆奥宗光的全部目标就是拖住中国，寻找与中国决裂的机会，然后寻求与中国决战，一举解决中日两国在东北亚过去二十年的纷争。成功了，中国势力退出东北亚，日本也就打通了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欧亚大陆的通道；失败了，日本也只是在必然过程中的一次尝试，将来一定还会这样做。
李鸿章如果具有现代政治家大战略大眼光，他就应该引导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同时，注意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过去的那些小兄弟，更要注意日本这样的与中国不一样的亚洲国家，注意日本的关切，注意睦邻友好。然而我们看到，李鸿章几乎将全部精力用来与西方列强讨价还价。对于亚洲，除从“天朝上国”即“中国的帝国主义”立场处理藩国事务外，很少从亚洲视角，从各个亚洲国家的立场思考问题，寻求互信，寻找共同利益，注意各国关切。因而我们看到，李鸿章固然很早意识到了日本发展对中国未来或许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但他不是与日本人坦诚相待寻找共同点，关注彼此利益及关切，而是当中国与西方构建现代通商关系后很长时间了，竟然还要思考是否能给日本相同待遇。当然，李鸿章后来在恭亲王支持下力排众议，与日本签订了与西方诸国大致相仿的通商条约，但在李鸿章内心深处，大约在甲午战前二十年始终没有将日本视为可以信赖的朋友，视为亚洲共同进步的盟友。
在过去二十年，李鸿章确实利用大国关系为中国谋得一些利益，因此这一次当朝鲜危机发生，李鸿章深知中国没有足够力量与日本一决雌雄，没有足够把握一战而胜，所以当英美法俄德诸国军舰纷纷向朝鲜济物浦港口集结时，李鸿章相信各大国介入一定能够让中国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继续维护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和平。
从当时大国关系看，与日本利益交集并有可能冲突的，除了中国，就是俄国。
按照过去比较传统的说法，俄国也算是“帝国主义盛宴上的迟到者”，因为当它一旦觉醒，就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扩张倾向。俄国的首要目的不是向西，向欧洲扩张，而是面向东方，面向中国。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俄国在中亚的活动受到英国的严重牵制、阻挠，俄国在法国财政支持下，利用与中国漫长边境这一有利条件，直接侵吞中国大片领土，更期待将朝鲜半岛并入俄国版图，这样对俄国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从陆上和海上对中国形成一个比较严密的半圆形包围圈，二是为俄国海军寻找到一个或多个质地优良的出海口和良港，可以使日趋壮大的俄国海军有机会有条件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各大水域与列强同台竞技，当然能够更有效地排斥欧美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对东方对中国的觊觎。尼古拉二世就曾公开宣布，俄国无疑必须占有终年通行无阻的优质港口，而这样的港口就应该在大陆上或朝鲜东南部一带进行选择。而且，这些地方还必须与俄国先前所领有的地带相连接。(18)这种宣誓，当然不是仅仅为了俄国的本土利益，而是要与列强在太平洋或更大的空间中争夺霸权。
俄国东向，与日本西向战略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俄国势力东来，直接受害的当然是中国，而受到间接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发生后，其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朝鲜半岛这个踏板，踏上大陆，扩大其“生存空间”，并逐步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与列强角逐。于是，日俄围绕着朝鲜便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
1866年，俄国军舰闯入朝鲜，要求通商，要求朝鲜对外开放，允许俄国人在朝鲜居住。到了1884年7月，俄国利用中国正与法国在越南交战议和等空隙，强行与朝鲜达成通商条约，获得了在朝鲜的通商、居住等权利，随后更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手段，在朝鲜政权内部培植出一个亲俄国势力，其目标当然是希望朝鲜能够永久置于俄国控制之下。只是，俄国人的这一做法太过明显，与中国、日本的利益冲突太大，因而其效果并不明显，中国依然是朝鲜政治主导者，日本也在那儿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
使俄国人获得空前机会的还是甲午战争。1894年5月下旬，朝鲜半岛上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而俄国却以不能置身局外为理由，派遣炮舰开进仁川，密切监视局势发展。
中日直接冲突使俄国人觉得机会真的来了，战争即将爆发，俄国人以调停的名义正式介入，其实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俄国的利益，但是它的这个调停的幌子着实忽悠了无数中国人，尤其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决策层人物。
俄国人的所谓调停当然是为了其自身利益，是为了维护、强化其在远东的影响、地位，只是拉俄国入局的还是李鸿章，因为当他发现日本人在朝鲜问题上非常不希望列强介入，非常希望将朝鲜问题演变成中日两国间问题时，李鸿章越发期待拉住列强一起对付日本。
1894年6月，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伯爵奉命回国，归国途中路过天津，接到俄国政府的命令，让他介入中日纠纷，参与调停。6月20日，喀西尼在天津与李鸿章举行会谈，李鸿章主动向其提及清政府与俄驻华代理公使拉德仁于1886年9月29日达成的共识，双方都不以占领朝鲜谋取朝鲜土地为目标，双方共保朝鲜独立和主权完整，共同抵制英日等国对朝鲜的觊觎。现在，日本向朝鲜大规模用兵，似有别意，而朝鲜切近俄国，是俄国近邻，俄国政府岂能漠视日本在朝鲜的行动？李鸿章明白建议喀西尼速电俄国外交部转致驻日公使，且劝日本与中国约期同时撤兵。很显然，李鸿章在中国无法单独面对日本军事力量时，希望能够用俄国力量劝阻日本。根据李鸿章的分析，日本人对俄国人的畏惧远远超过对英国人的猜疑、恐惧，现在俄国人同意出面劝阻日本人，由此夹攻，当然有助于使日本就范，朝鲜半岛和平应该不成问题。俄国政府其实正期待着寻找到怎样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契机，李鸿章的邀请使他们找到了一条捷径、通路。喀西尼对李鸿章的分析和往事重提深表认同，答应很快就会向本国政府报告。
21日，李鸿章回拜俄国公使喀西尼，告以日本“以重兵胁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假如这种情形发生，中国政府决不会答应，甚至不惜一战。喀西尼在谈话中也认为，俄国与朝鲜为近邻，俄国绝对不会容忍日本对朝鲜事务的妄行干预，“并谓使华以来惟此件交涉于俄关系甚重，务望彼此同心力持”(19)，相互沟通，相互援助。在喀西尼概念中，日本在朝鲜搅局不只是给中国添堵，而且是对俄国利益的侵害。俄国公使的这些表白，应该是李鸿章强硬回绝陆奥宗光中日两国共同携手改革朝鲜内政的依据。
俄国外交大臣在接到喀西尼请示电后，赞同以俄国政府名义进行调停，劝阻日本对朝鲜大规模用兵。俄国外交大臣在写给沙皇的报告中说：“我同意喀西尼伯爵的意见：我国（俄国）出面调停，将增加我国在远东之势力，而且必须防止英国干预此事的可能。我认为应速将喀西尼伯爵来电内容通知我国驻东京公使，并嘱其竭力劝告日本政府，就同时撤退军队一事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20)
沙皇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俄外交部迅即电示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出面调停，化解朝鲜半岛危机。假如俄国人此次调停方案获得成功，李鸿章“以夷制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必将名垂青史，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无奈，李鸿章运气太差了，俄国人在关键时刻还是没有办成这件事。
根据俄国政府指示，希特罗渥6月25日求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其转达中国政府要求日本从朝鲜共同撤军的意思，并表达了俄国政府的关切和对中日共同撤兵，然后再会商善后的期待：“中国政府已请求俄国调解中日两国纠纷，俄国政府甚望两国早日和平解决，因此，若中国政府撤出其派驻朝鲜之军队，日本政府是否亦同意撤退其军队？”
陆奥宗光毫不犹豫当即答复：“大体虽无异议，但在目前两国对立、彼此互抱猜疑之时，欲求涣然冰释，恐非易事。此种情形不仅中日两国如此，即在欧洲列强之间亦往往难免。况且中国一向用阴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以口是心非的策略，欺骗日朝两国之事例比比皆是。故我国政府现下有充分根据不能轻信中国之言行。若中国政府能就下列两点保证其一而撤退军队，日本政府亦可撤退其军队，即：一、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负责改革朝鲜内政，直至完成为止；二、不拘任何理由，若中国政府不愿与日本共同承担改革朝鲜内政，日本政府则以独立实行之，届时中国政府无论直接间接皆不得加以阻碍。”
继之，陆奥宗光又向俄国公使做出两项保证：
甲、日本政府除希望确立朝鲜之独立及和平外，决无他意。
乙、将来中国政府不论采取如何举动，日本政府决不作进攻性之挑战，万一不幸此后中日两国不得不交战时，日本亦必立于防御地位。(21)
日本政府一系列表态迷惑了俄国人，使俄国人觉得真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因而俄国人就利用这一点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6月30日，驻日俄使希特罗渥奉命照会日本外务省，表示朝鲜政府已将内乱大体平定，请求各国帮助劝说中日两国从朝鲜同时撤兵，因此俄国政府劝告日本政府接受朝鲜人的请求，如果日本政府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军队，那么日本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重大责任。
希特罗渥这句“重话”确实引起陆奥宗光高度重视，只是这个重视不是使他屈服于俄国人的压力，相反促使他进一步冒险，走了更加危险的一步。陆奥宗光暗想，俄国人这个时候送来如此强硬的外交照会，其用意固然不易测其深度。同时，他也深知，日本政府此时如果不问任何理由，在朝鲜滋生事端，当然也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退而反观日本国内情形，当时的事态已经大大推动了局势变化，纵令中国从朝鲜撤军，日本如毫无作为，恐怕亦难以罢手。陆奥宗光为排除这种两难局面，颇费踌躇，脑中虽已大致下定最后决心，但还不知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此时是怎样的想法。因此，陆奥宗光与俄国公使分手后，即往访伊藤于其私邸。陆奥见了伊藤后，默然一言不发，先出示俄国公使照会，听伊藤怎样判断。
伊藤看完后，沉思良久，然后慢慢但坚定地说：事已至此，我们怎能接受俄国劝告，从朝鲜撤军呢？陆奥闻言即说：总理大臣的意思正与鄙见相同，将来大局之安危，不容说都由我们两人负责。然后，陆奥便匆匆忙忙辞出，当夜急电指示驻俄公使西德二郎，表示对俄国的劝告如何回答，尚未提交阁议，但他和伊藤都认为目前不是接受俄国劝告从朝鲜撤兵的时机。另外，陆奥考虑到将来如果想使英国牵制俄国，则必须在俄国尚未向英国散播先入为主言论前，将日本的意向暗暗透露给英国政府，因此陆奥又对驻英公使青木子爵发出同样的训电。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俄国人干预，日本或许不会那么快就下定最后决心。
第二天（7月1日），陆奥草拟对俄国的复照，经阁议及天皇批准后，于7月2日递交给俄国公使。这份复照婉言拒绝俄国政府关于中日共同撤兵的要求，理由是根据帝国政府最近所接到的报告，不仅酿成此次朝鲜变乱的根本原因尚未芟除，即促成日本派遣军队的内乱又未完全平服。帝国政府向朝鲜派遣军队，对目前形势实属不得已之举，决无侵略领土的意思。若至朝鲜内乱完全平定，祸乱已无再起之危险，当然即将军队撤回。这是日本政府坚定不移的原则。照会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俄国政府友情劝告，深表谢意，同时希望俄国政府本两国政府间现存之信义及友谊，对此保证给予充分信任。正像陆奥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这一答复表面上虽然冠冕堂皇，但毕竟是以外交辞令委婉拒绝了俄国政府的劝告。
日本政府拒绝俄国人劝告，其实就是拒绝俄国人干涉，而将朝鲜问题严格限定在中日之间。7月3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奉命求见总理衙门大臣，声明朝鲜事务应该而且只能由中日两国直接协商，日本政府不愿其他国家出面干预。这实际上就是拒绝俄国人的调停。
日本人拒绝俄国人的调停，反对第三国干预、干涉，但日本人却愿意接受英国人调停。李鸿章是个“政治机会主义者”，他认为，日本人既然不愿接受俄国人，愿意接受英国人，那么只要英国人的调停原则不违背中国利益，英国人的调停只要能达到同样的目的，那么也不是不可以。于是李鸿章建议英国海军径赴日本，向日本问罪，以为日本向朝鲜用兵，扰乱了东方商务，影响了英国利益，勒令日本从朝鲜撤兵。
李鸿章的主意或许能够化解中日在朝鲜问题上的僵局，但政府高层认为假如这样借用英国力量，恐怕后患无穷，所以中国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拒绝英国人居间调停和向日本炫耀武力。
英国人调停被拒绝了，剩下的就是俄国人。然而由于日本人对俄国人的调停已明确表示拒绝，俄国人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他们似乎突然醒悟，不愿被李鸿章拉入这场纠纷中。7月7日，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电示驻华公使喀西尼，解释俄国政府在此之前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只是一种“友谊的劝告”，俄国政府根本立场是不宜卷入这场有关朝鲜的纠纷。俄国政府所遵循的外交目标是，不为远东敌对双方任何一国的一面之辞所蒙蔽、利用，因为正如李鸿章所明知的，赞同维持现状就是偏袒中国。俄国政府很明白，所谓朝鲜的内政改革不过是中日两国冲突的一个借口，而且由于俄国政府非正式的调解，俄国政府可能一反本意和既有立场，很容易站在中国和“狡狯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一边，而与日本公开为敌。(22)这显然不合乎俄国利益和长远目标。
遵照政府指示，俄国公使喀西尼于7月9日派遣专人前往天津通知李鸿章，表示朝鲜纠纷虽然明系日本人无理取闹，借端生事，然而俄国也只能以“友谊劝告”日本撤兵，不便使用武力强迫日本人行动，至于朝鲜内政是否应该改革，俄国人也弄不太清楚，因而也不便明白表达自己的立场。
对于日本，俄国的态度也在变化。7月13日，驻日俄使希特罗渥奉命照会日本外务省，对日本早几天照会中强调对朝鲜并无侵略之意表示满意，而且一俟朝鲜内乱完全平息，祸乱已无再起危险时，就从朝鲜撤回军队。对于日本这个态度，俄国政府表示满意。但切望此后日本能在这个原则下速与中国进行协议，早日促成和平。俄国政府以邻国之故，对于朝鲜事变自不能袖手旁观，然今日之事，完全出于希望预防中日两国冲突的善良愿望，因此俄国政府希望获得日本政府理解、谅解。
其实，日本政府对俄国政府这个表态不是理解、谅解的问题，而是坚定相信，俄国人已放弃了对中日冲突进行武力干涉的任何可能性，俄国的态度大约是，听任中日两国继续冲突乃至厮杀，只要不伤害俄国利益，俄国就不会有大的行动。
俄国人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显然出乎李鸿章的预料，李鸿章闻讯突然感到格外失望，责怪俄国人出尔反尔，不守信誉，语意前后不符。他的这个认识是对的，反应也是正确的，那么剩下来的就应该是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好好进行战争准备，还是在战场上一决胜负，以战止战吧。然而遗憾的是，李鸿章依然不顾朝廷一催再催和三催，依然幻想着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朝鲜危机刚发生时，英国政府就表示出高度关注，而且英国人的态度很明白，就是对中国表示同情，因而英国人的调停在中国受到欢迎，在日本受到反对和敌视。
其实，仔细分析英国人的立场，它对中国的同情，并不意味着全然支持中国的做法，而是对中日两国将要发生的战争可能会影响到英国利益而感到焦虑。至于英国之所以同情中国，是因为英国政治家和许多西方国家政治家一样，都被中国几十年超常规发展所迷惑，以为中国真的很强大，以为中日两国冲突，胜利一定属于中国。所以当战争将要爆发时，中国政府请求英国政府居间调停，劝阻日本政府向朝鲜派兵，英国政府欣然答应，乐意向日本政府传话。
英国政府乐于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还有一个背景是因为英国人不希望看到俄国人在这场博弈中独自成功，英国介入中日关系的调停，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俄国人竞争这场博弈的主导权。英国人的焦虑是，如果俄国掌握了中日调停主导权，那么不论战争结果如何，吃亏的都是英国。然而在最初阶段，由于清政府主政者特别是李鸿章对俄国人高度信任，英国人的活动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
6月30日，陆奥宗光坚决拒绝了俄国政府调停建议，但对俄国政府照会中“日如不撤，应负重大责任”一语的真实含义并不清楚，颇有恐惧之感。经与伊藤博文相商，陆奥宗光决定一方面联络英美等国以牵制俄国干涉，一方面以接受英国调停为名，由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在北京与中国方面进行直接接触，以就近观察事态发展。
日本政府同意英国政府出面调停，有自己的考虑，这并不是要给英国人特权，而是利用英国人摸清中国政府的虚实。只是英国人不这么看，英国人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是英国重回亚洲，重新掌控远东事务主导权的机会，所以英国人对这次调停非常重视，非常认真。
7月1日，英国驻天津领事面见李鸿章，通报最近情报，表示英国公使欧格讷已数次致电英国外交部，请求英国政府劝说日本与中国从朝鲜同时撤兵，英国外交部也已指示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商议，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日本政府肯定答复。
对于英国政府的好意，李鸿章表示感谢，同时指出英国政府只是口头表示是没有用的，他建议欧格讷再转电英外交部，请英政府速令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督带十余艘兵舰前往日本横滨，责备日本重兵压境胁迫朝鲜之无礼，且扰乱东方商务，严重损害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勒令日本从朝鲜迅速撤兵，再议善后。
中日两国的请求和默许，使英国人真的以为自己特别重要，所以英国公使欧格讷在获得英国政府授权后，于7月2日向中国政府提出调停议和方案。这个方案有两个要点，一是整理朝鲜内政，一是确保朝鲜土地不被他人占据。
对于英国的这个方案，总理衙门在当天的面谈中并没有拒绝，以为中国政府朝鲜政策出发点，原本就是要保全朝鲜，所以这个方案尽可由英国政府出面与各方相商，只是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届时再谈。
与英国公使欧格讷的动作相配合，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也于7月3日前往总理衙门，表面上是向中国政府拒绝俄国人出面干涉，以为朝鲜之事只是中日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直接协商，其实质目的就是要小村寿太郎就近观察中国政府的反应，看看在拒绝了俄国政府干预后，中国政府还会有什么新办法。
有了中国政府的同意，欧格讷不失时机和英国驻日临时代办巴柴特反复电商，巴柴特遂向日本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以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曾经提过的提案，有附某种条件再行协商之意，不知日本政府对此有什么想法，是否可以重新提出来商量。
对于英国人的提议，陆奥宗光与巴柴特反复讨论，陆奥最后表示，中国政府的提议是否出于诚意虽不无可疑，然日本政府决不愿破坏和平。假如中国政府同意为改革朝鲜内政由中日两国互派委员，且根据此精神，由中国先行提议，日本政府决不拒绝再开会谈。
欧格讷接到陆奥的这个意见后，竭尽全力劝说总理衙门王大臣同意启动与日本驻华临时代办直接商谈，依然希望中日两国以远东大局为重，不要诉诸战争，和平解决朝鲜争端。总理衙门对于英国人好意不好拒绝，勉强接受。
在英国公使斡旋下，总理衙门王大臣庆亲王率孙毓汶、徐用仪、崇礼、张荫桓等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于7月9日下午四时许举行会议，三等书记官郑永昌译述。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并没有提出新的提案，只是重申日本必须先从朝鲜撤兵的要求，表示日本如果不从朝鲜撤军，中国政府不能提出任何新的建议，于是经英国人居间调解的中日直接交涉毫无结果而散。
中国政府之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后退一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朝廷对李鸿章先前诱导英国人派遣军舰前往日本示威，用武力恐吓日本，劝阻日本从朝鲜撤军，表示不太满意，甚至根本就是不可取。7月4日上谕表示，日本人挑衅，挟制朝鲜，假如事情真的很难收束，中国自应自保藩封，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如果按照李鸿章这个方案进行，英国人将来竟以所耗军费向我取偿，中国必将重陷两难境地。因此，朝廷批评李鸿章这个借力发力，用英国人去恐吓日本的方案非但示弱于人，且贻后患，并不是一条可行的办法。并要求李鸿章此后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谨慎，假若再轻率发端，一定拿该大臣是问。
二是总理衙门在英国公使欧格讷强烈要求重开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谈判时，曾将欧格讷提出的方案通报李鸿章，问他中国是否可以接受整理朝鲜内政和保全朝鲜土地两个条件作为中日协商基础。李鸿章随即回复说，英国这个方案不能同意，所谓“整理”朝鲜内政的说法，其实就是英国对待埃及的那种手法，朝鲜固然不会同意，中国也不可能办得到。
正是因为这两重因素，所以总理衙门王大臣在与小村寿太郎重开谈判时，根本没有答应英日两国已讨论过的这个方案。总理衙门王大臣表示，两国按照《天津专条》同时撤退在朝鲜的军队，为目前首先应办之事，至于其他，暂时可能都还顾不到。小村寿太郎表示，朝鲜现在仍不能算是平安，如果撤兵之后随又变乱，恐还需派兵。总理衙门大臣表示，现在只需按照《天津专条》一起撤兵，至于将来有事，将来再说，大不了继续同时派兵就是了。
至此，小村寿太郎心中似乎已很明白，与中国协商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了，于是他坚定无误地表示，事情未定之前，日本政府决不会从朝鲜撤兵。日本政府诚心诚意愿意和中国政府协商，不愿添上其他国家，不愿将朝鲜问题地区化，更不愿国际化。但是先前所说几项原则，比如整理朝鲜内政等，中国政府必须先允许商办，然后才能谈到撤兵。中国大臣至此也针锋相对表示，日本必须先从朝鲜撤兵，然后才能谈到怎样劝说朝鲜政府去整理其内政等问题。对此，小村寿太郎表示无法接受，此次会谈无果而终。
此次会谈的结果当然出乎小村寿太郎的预想，所以他在返回公使馆的归途中专程前往英国公使馆，当面向欧格讷指责总理衙门背信弃义的行为，以为中国人做事太不厚道也太不地道。欧格讷闻言非常吃惊，以为清政府如此做法确实有点出格了，不过他依然好言劝说小村寿太郎，表示此事既然如此，除待他日寻找机会再谈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日本政府原本就对中国政府的诚意抱有深深的怀疑，只是没有充足理由无法拒绝英国公使的好意，所以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现在，英国公使调停归于失败，反而使日本政府获得了行动上的自由和道义上的优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英国政府的同情，也就容易赢得欧美国家的理解。而且，朝鲜的局势由于中日两国不断增兵已趋于高度紧张，日本政府早已打定主意在战场上决胜负，因而除了道义上应付英国调停外，并不想在开战前浪费更多时间。中国政府的态度为日本急于发动战争提供了非常好的借口，他们迅即利用这个理由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7月14日，小村寿太郎奉命照会总理衙门，以为朝鲜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内政不修，而要解决朝鲜这些问题，莫善于日清两国戮力同心，因为日清两国之于朝鲜所有关系，原常吃紧。基于这种认识，日本政府提议两国同心协力帮助朝鲜改革，不料清政府断然拒绝了日本政府的好意，唯望日本从朝鲜撤兵。清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有意滋事，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日本政府不任其责。(23)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第二次对华绝交书”。
日本的挑衅特别是如此挑逗，终于引发了清国大臣的愤怒和愤慨，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早朝中，君臣普遍沉迷在中国三十年发展所积聚的巨大力量上，皇上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主战，不准借洋债。皇太后甚至旧话重提，传知翁同龢、李鸿藻，暗示十年前中法战争办理失当，军机处彻底改组，希望各位大臣汲取教训，好好布置，打出中国的气势来。
清政府君臣上下这些想法其实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日本人求之不得尽快走上战争这条不归路，在战场上好好教训清政府和那些不可理喻的颟顸大臣。所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日本第二次绝交书送出之后，立即给驻朝鲜公使大鸟发出如下电令：英国调停已告失败，现在必须断然处置。言下之意，战争是唯一的手段了。
按照陆奥的分析，总理衙门王大臣虽然表里不一，反复无常，但现在竟然将自己与英国公使约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似乎难以令人理解。其实，仔细观察这些王大臣骨子里的隐秘，就不难发现他们所以不考虑后果如何，毫无顾虑地在北京、天津分别与英俄两国公使几乎同时举行会谈，这是因为他们不但从一开始就信赖俄国公使在天津的调停，而且衷心相信能够成功。因为英国公使主张的“中日两国应就改革朝鲜内政问题进行会商”的意见，不如俄国公使“中日两国应同时从朝鲜撤军”的主张对中国有利。俄国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撤兵建议是6月30日，但7月2日就被日本政府所拒绝。而俄国政府7月13日再度照会。在这个照会中，俄国政府的真实意思虽不可知，但表面上对日本的答复还算满意。所以当7月9日小村寿太郎与总理衙门王大臣会商时，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不仅还对俄国的强有力援助抱有希望，而且连在天津的俄国公使喀西尼本人，大约也不知道本国政府究竟将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所以，总理衙门一时同意采纳英国公使的意见，而又别有所待，也就不足为怪。中国政府始终不愿放弃俄国人所提出的更合乎自己要求的方案，只是不知道这个方案最后能否实现，所以还要对英国人的方案虚与委蛇，周旋一番。
后来，俄国人对日本的态度有所改变，李鸿章所以对俄国公使对俄国政府开始抱怨，英国公使不失时机派员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密谈，因而李鸿章又促使朝廷转而请求英国公使再度出面调停。李鸿章真的是尽量不动用武力，真的是期待不战而屈人之兵。
朝鲜的局面已经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公使非常着急，他于7月16日再度拜访庆亲王，表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保证改革朝鲜内政，英国依然愿意和各国一起劝说日本从朝鲜撤兵。然而庆亲王坚持中国既定原则，仍持日本先撤兵，再议整顿朝鲜内政等问题。第二天，英国公使欧格讷三次与亲亲王会谈，寻找解决方案，建议令日军撤往汉城以南，中国军队撤往汉城以北，然后再商整理朝鲜内政等事情。
现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中国主张中日两国先撤兵，再谈朝鲜内政改革；而日本主张先谈朝鲜改革，再谈撤兵。英国公使的调停也从这个地方着力，但是中日双方始终谈不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蓄意要使中日谈判彻底决裂，于是通过英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中方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条件，迫使谈判破裂。日本政府的这个条件是，中国政府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以适当手续表明对朝鲜内政改革的态度和安排，否则日本政府不再就这些问题与中国进行会商。此外，中国如果在此期间再向朝鲜增派军队，日本政府即认为是对日本军队的威胁。中国政府如果能本此宗旨与日本会商，日本政府当不拒绝。否则，那就各行其是，各走各的路吧。
反应迟钝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对日本的这些要求给予及时回答，日本人的意思就是不要中国人回答，或者中国人回答之前，事情就已经结束。然而，英国人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很有看法。7月21日，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一项备忘录，指出日本政府此次对中国政府的要求，不仅与日本政府曾经言明作为谈判基础之处相矛盾，而且超越其范围。现在日本政府决定单独进行此事，且丝毫不许中国政府过问，这其实就是蔑视《天津条约》基本精神。因之，如果日本政府坚持此项政策，以致发生战争，日本政府应对其后果负责。
英国人的态度表面上看很坚决很强硬，其实和俄国人一样，只要日本人下决心承担一切后果，下决心与中国一对一地对打，英国和俄国一样，也会从偏向中国转为局外中立。日本人已经充分测试到英国政府的这个底线，所以日本政府对英国的恐吓并不觉得是怎样严重的一件事。7月23日，日本政府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日本政府此次要求于中国政府的条件，并没有像英国政府所诘问的那样，超越了过去作为谈判基础的范围，只因中国之提议已与日本政府过去提出的条件有不少大不相同之点，且《天津条约》除规定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时之手续外，并无其他约束。所以，英国政府若谓由此纠纷所产生之后果，由日本政府独自负责，日本政府敢信为不当。因为当初中国政府若容纳日本提议或驻华英国公使之调停，与日本政府再开会商讨，事态当不致如此严重。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个表态，英国政府没有再提出什么异议，实际上就是默认了日本的看法，承认英国主导的调停至此失败。英国政府迅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希望日本政府在今后不得不与中国发生战争时，能够考虑到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并郑重告诉日本人，英国的利益中心在上海，希望日本政府不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与中国作战。
屡战屡败：跌破所有人的眼镜
俄英调停相继失败，日本对列强劝说软硬不吃，就是要与中国直接交涉。实在不行，就大战一场，一决雌雄。这大概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发现的那个“定律”，或“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挑战。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战争也是改变秩序、重建新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势力东来前，中国引领东亚世界上千年，日本即便数度不服，但也无力改变。现在情形不一样了，几十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很不一样的进步，日本不仅可以傲视亚洲，而且需要来自西方的认同。与中国的战争，成为日本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负责处理朝鲜事务的李鸿章实在不愿与日本人交手，面对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挑衅，李鸿章谨守“不战而屈人之兵”原则，尽量避战，而不是充分备战。在战术上，李鸿章期待“以夷制夷”，希望各国出面劝退日本。为此，李鸿章自然耽搁了许多时间，没有像日本那样调兵遣将抢占有利地形。
李鸿章为什么不愿战，不敢战？甲午战争打得那样糟糕，损失那样严重，清廷为什么后来没有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清廷举三十年国力让李鸿章督办的北洋水师并不仅仅是“形象工程”，北洋将士的素养、配置、训练，也不在日军之下，李鸿章为什么不敢打呢？李鸿章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太平军、捻军，法国人、英国人，洋的、土的，李鸿章都曾交过手，也几乎没有失过手，这一次为什么不计毁誉，执意不战呢？
历史偶然与巧合在于，朝鲜危机爆发前一个月，李鸿章正在校阅北洋海军。他在四月二十七日（5月31日）上报给朝廷的“校阅情形”报告说：此次巡阅，海军镇远、定远各舰之演示船阵，雁行鱼贯整齐变化，操纵自如，且于行驶之际以舰炮射击远靶，皆能发速中多。陆军则四川提督宋庆所部毅军八营久驻旅顺，训练娴熟，枪法步伐最为严整；其他如小站卫汝贵所统盛军，大连湾刘盛休所统铭军，威海卫戴宗骞、刘超佩所统绥巩军等，亦习英德操法，一律精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正定练军步队五营、马队二营驻山海关，能以绿营抽调之兵练习泰西操法，洵属可嘉。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各处炮台、码头等工，并极精坚，布置严密，且为各军弁勇所建，实为难得。归途阅视山海关至天津铁路，桥轨工程均极坚稳，自滦州、古冶以东皆为官办，滦州大桥桥长至二百二十丈，工程最为艰巨。李鸿章对北洋海军及辖区海防工程、部队训练大致满意。
成绩是主要的，问题仍然存在。李鸿章的忧虑是：“窃查十二年醇贤亲王巡阅北洋复奏疏内，豫筹各口办防形势，谋虑至为周详，而尤谆谆于添置船艇、慎固陆防、推广学堂三端，实为不刊之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至先后添置鱼雷艇十三只，经道员刘含芳教练精熟，以之守口尚足自防。陆军则自十二年后始议办威大之防，十七年后始议办烟胶之防。现威大逐渐经营，已成重镇；烟胶两处仅有八营分部，兵力稍单。惟烟台本是威海后路，胶澳形势紧曲，但使台炮得力，扼要自守尚无须屯戍重兵。两处台垒计日可成，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已无可蹈之隙。各口添设学堂，不乏颖异之才，惟水师各学生教成以后，并无新添练船，尚苦无从位置。以上三事，仰体醇贤亲王缔造未竟之志，频年设法布置，稍有成效可睹，终以限于财力，未能扩充。”(24)
仔细体会李鸿章难处，就不难觉察他为什么不愿战，不敢战，不能战。但是如果只看他前面汇报的成绩，又觉得李鸿章想尽一切办法避战并不可取，即便北洋海军没有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即便中国东部海防还有巨大漏洞，这都不是国家投入巨大财力物力养军队而不打仗的理由。
奇巧的是，李鸿章校阅海陆军报告刚递交上去，袁世凯代朝鲜国王请求中国出兵助剿东学党的电报就到了：“京【韩】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昨今商派京及平壤两千人分往堵剿，王以兵少不能加派，切不可恃为词，议求华遣兵代剿。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25)
假如李鸿章接受袁世凯建议，接受朝鲜政府请求，毫不迟疑大兵压境，迅速平定东学党，恢复秩序，迅速回撤，后面的故事大约都会改写。
然而，李鸿章并没有接受袁世凯建议，甚至当朝廷一再敦促时，他依然将精力放在国际斡旋上。差不多二十天时间过去了，国际斡旋相继失败，日本步步紧逼，不仅借机出兵，而且在朝鲜危机趋于稳定时，节外生枝提出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在中方无法接受时，更出乎意料提出所谓“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关系降至冰点，日本对中国妥协已毫无可能。五月二十二日（6月25日），清廷明白指示：“李鸿章迭次电信均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览。现在日本以兵胁议、唆使，朝鲜恇怯惶惑，受其愚弄。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以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危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著。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剿匪之兵，现应如何调度移扎，以备缓急之处，并著详酌办理。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密谕知之。”(26)至此，清廷方才醒悟到问题严重性。
根据朝廷要求，李鸿章五月二十七日（6月30日）有一报告，概述情势发展、我方准备及可能的未来：“臣前因朝鲜国王之请派兵赴韩，专为剿匪，非以防倭，自无须多派兵队。不意倭人乘机构衅，遽以重兵胁韩，连日接据龚照瑗、赫德函电，倭拟筹备五万人候调。先在英国订购最精大铁甲船两艘，并雇买英国商船多只，以备装运兵械，兼有图犯长江、台湾之语。是其蓄意与中国为难，全力专注，非止胁韩而已。二十六日袁世凯电称，驻韩倭使大鸟圭介以文诘韩是否中国保护属邦。据称备兵两万，如认属即失和等语。臣当以万不可认非华属，如违必兴师问罪等语电复。体察情形，诚如圣谕，口舌争辩无济于事。至俄使喀希呢自认调处，不过因势利导，原非专恃转圜。倘至无可收场，必须预筹战备。”
对于光绪帝的关切，李鸿章给予细致解释。他认为，在朝鲜问题发生之初，我方应对并不误，中国只是应朝鲜国王请求出兵助剿，固然不宜多派军队。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日本趁人之危大兵压境，扩军经武，试图与中国为难。李鸿章根据袁世凯报告分析，中日韩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维护中朝宗藩关系不变，而在这一点上，李鸿章也意识到关键在朝鲜，端看朝鲜能否顶住压力，继续维持宗藩关系。当然，李鸿章的预案是，一旦确认朝鲜立场有变，我必兴师问罪。因此，中方正如圣谕所言，必须做好战争准备。
至于俄使居间调处，李鸿章的解释是，一方面这是俄使主动要求，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当然也不会将中国的安全系于俄使一人。中国的安全只能靠自己，倘至无可收场，只有一战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