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终拒绝与张荫桓、邵友濂谈判，是在1895年2月3日。伊藤在那一天同伍廷芳谈话时就告诉他，此时日本海军已经团团包围住了威海卫，两军鏖战，胜负未分，但日军获得全胜指日可待，没有丝毫疑问。紧接着，日本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要求清政府派遣有声望的全权大臣前来议和停战，一方面坚定不移乘胜追击，给清军以最严厉、最沉重打击，夺取刘公岛，聚歼北洋海军，下一目标就是京畿。这使清廷主政者心慌意乱，手足无措，甚至到处都在盛传朝廷又准备重演咸丰年间故事，逃出北京：“上以唐景崧电有巡幸语，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1)
日本的要价
张荫桓、邵友濂在日本肯定谈不下去了，日本人不愿搭理他们了，只是清政府到了这个时候尚不觉悟，以为日本人真的以为张荫桓、邵友濂授权不充分所致。2月5日（正月十一日），张荫桓、邵友濂通过驻京美使田贝与李鸿章、总理衙门取得联系：“顷译张邵两星使致驻京美使电，云倭以中国使臣议事须请示国家，无权议事，即非全权大臣，且电报来往必迟延日期，不肯议事。如中国派便宜行事真全权大臣，毋庸请示国家，则愿会议云。又因广岛系办军务首要之处，不允我等驻扎，即日拟绕长崎回沪云。”(2)朝廷大致知道了在广岛发生的事情，也应该预感到换人的可能性。
第二天（2月6日），慈禧太后在养性殿召集恭亲王、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等重臣进行讨论，“旨谕战事屡挫，今使臣被逐，势难迁就，竟撤使归国，免得挫辱。于是恭邸、孙、徐两君嗫嚅委婉，谓宜留此线路，不可决绝，述田贝言，若决绝则居间人亦无体面。谕曰若尔，中国体面安在？诸臣略劝慰。臣谓定约画押，既添入国书，则批准一节亦宜叙入，或稍可维持。圣意韪之。言顷间，上请安时亦言若不待批准，则授权一介矣。于是定改国书，添定约画押，而批准二字亦轻笔逗出，并令将复田贝函稿速拟呈递。”(3)
既然战场上不如人，外交上也没有多少可凭借的筹码，慈禧太后、光绪帝只能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修改国书，尽管在“批准”问题上继续留有后手，但在实质问题上，中国做出了巨大让步。朝廷的意思，当然是希望以此让步，换取日本的让步，同意张荫桓、邵友濂继续留在日本谈判，早日达成和议，至少只要开谈，就应该停战，不要将中国逼到死角。
朝廷的想法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美国公使田贝于2月7日将朝廷的修改意见通知日本政府，说中国政府已接受了日本政府要求，同意在全权大臣国书中添加“定约画押”权力。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而是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如清国政府真诚希望讲和，为缔结签订讲和条约，决心选派携带有一般解释妥当之正式全权委任和有名望官爵之全权委员，日本政府将毫不踌躇，重新开始谈判。”(4)日本方面通过文字明确提及换人要求。
日本要找比张荫桓、邵友濂级别高的人进行谈判，张荫桓、邵友濂在广岛就已经深刻意识到，尽管伊藤、陆奥都没有好意思明白提出。2月10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得信，“须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者方能开讲。”(5)根据这个标准，可选择的范围已经很小了，甚至可以说，只有北洋大臣李鸿章够格。
战场上的情形不容乐观，慈禧太后也在这个时候“慈躬违和，肝气发动，身颤肢倦”；而北洋海军统帅丁汝昌在内外交困中服毒自杀（12日），黄海大战后李鸿章刻意保留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就在这一天的御前会议上，清廷终于明确派遣李鸿章出使，与日本人讲和：“巳初二刻，皇太后召见枢臣、庆邸于养性殿。起居毕，谕今日强起，肝气作疼，左体不舒，筋起作块。论军事，即及田贝信所指自是李某，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恭邸以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谕云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做一半主张。”(6)
第二天（2月13日，正月十九日），军机大臣密寄上谕，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订条约：“前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议条款，讵日本意存延宕，借敕书有请旨之语，谓非十足分际，不与开议，送回长崎。迨令田贝再电询问，乃又答，云无论何时可以再行开商和议，总须中国改派从前能办大事、位望甚尊、声誉素著之员，给予十足责任，仍可开办等语。现在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李鸿章勋绩久著，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今日本来文隐有所指，朝廷深维至计。此时全权之任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著王文韶署理。李鸿章著星速来京请训，切毋刻迟，一切筹办事宜均于召对时详细面陈。该大臣当念时势阽危，既受逾格之恩，宜尽匪躬之义，谅不至别存顾虑，稍涉迟回也。启程日期并著即行电闻，以纾廑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7)李鸿章成了挽救中国的唯一人选，成为日本可以接受的谈判对手。稍后，朝廷一再电催李鸿章不得延迟。(8)
按照清政府的想法，中日战争日本取胜，不过是将朝鲜从中国的附属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大清帝国周边原先那些藩属，剩下的也就只有朝鲜国了。之所以还愿意为朝鲜不惜一战，是朝鲜的战略位置太重要，距离大清政治中心太近。至于战争赔款，清政府也有足够准备。只是大清帝国君臣实在想不到的是，东邻岛国早就不耐烦岛居生活，早就对中国广袤的国土垂涎欲滴，觊觎三分。
对于中国领土的要求，日本海军部的愿望是，与其在战后割取辽东半岛，不如割取台湾全岛更划算。在倾向于割取辽东半岛那部分人中，有人主张假如辽东半岛不能完全由日本占领的话，那么可以先让中国将辽东半岛让与朝鲜，日本再从朝鲜手中租借。至于台湾全岛，日本人中的大多数力主全部划给他们。
与海军部的主张相反，日本陆军部认为辽东半岛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夺取来的，这和日军足迹并没有踏上的台湾不能相提并论，而且从战略层面说，辽东半岛既控制朝鲜半岛侧背，又扼住了北京咽喉。为日本国家前途久远计，日军用生命夺取的辽东半岛决不可不归日本所有。
日本管理财政的部门，他们的想法又是一套。他们对割地并不怎么热心，但对于怎样才能获得巨额赔款，则有自己的主张和规划预算。他们中有的主张让中国赔偿十亿两，他们以为大清国就是一口大肥猪，可以任意宰割，任意掠夺。
与海军、陆军、财政部门稍有不同的是日本外交官，他们不仅了解国际大势、世界格局，更了解中国是怎样弱势、无能，因而他们的主张不仅上有极限，而且显得可行、理性。1894年11月26日，日本驻英公使青木致电政府建议的媾和条件是这样几点：
一、割取奉天省及不与俄国接壤的吉林省大部分以及直隶省的一部分，另外在中朝两国之间划出约五千平方日里（每日里合3.93公里）的中间地带，作为将来日本掌握亚洲霸权的军事基地；
二、赔款英币一亿镑，其中一半为生金，另一半为银币，分十年偿清；
三、在偿清赔款以前，日本军队应该占领东经一百二十度以东山东省一部和威海卫及其炮台武器，驻兵费应由中国负担。
在附言中，青木还说，欧洲的舆论认为，只要不影响欧洲利害或中国存亡，不论提出任何条件均无异议。
此外，日本驻俄国公使也一直关注俄国立场、看法，预见俄国对于日本割取辽东半岛，特别是割取接近朝鲜国境部分决不会置之不理，因此建议日本政府，不如开始就向中国要求巨额赔偿，但以占领辽东半岛作为赔款保证，则俄国对此就没有办法干涉。
至于日本民间，对究竟应该怎样惩处中国，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对于从中国割让土地则是相当一致。这些人一面陶醉在日本军队百战百胜的浮夸中，一面各自怀揣将来经营计划。
日本朝野各界对于究竟怎样惩处中国，究竟应该从中国获取哪些好处，始终难以形成统一意见，这就是日本政府一再找借口拖延谈判的真实原因，至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
为了迎合各方，日本政府综合制定出了几个非常严苛的议和版本。
比较强硬的主张是，在中国政府主动向日本直接乞降前，日军不能停止全面进攻，为永久压制中国反抗及作为维护东亚和平的保证，至少应该使中国将其东北部比如奉天、南部台湾等割让给日本；至于军费赔偿，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三亿日元。
这一派还有人主张，中国如果在战后不能自保其国家，而陷于自暴自弃，放弃其主权时，日本政府必须有瓜分中国的决心，届时至少要将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四省划入日本版图。
还有人主张，应使中国割让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及台湾，并缔结中日两国通商条约，其条件应超过中国与欧美各国所签订条件。
在众声喧哗瓜分中国鼓噪中，也有比较冷静的政治家从中日关系未来、大局着想，建议政府不要太贪婪、过分。况且战争从来不是一次就可以结束，日本不应通过这次胜仗得意忘形，置人于死地。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国现在只是还没有觉醒，中国一旦觉醒，中国力量不仅是日本甚至是整个世界都无法忽视的，所以日本在战后安排上要想着怎样帮助中国，不要让中国人觉得日本人只是一群贪得无厌以邻为壑的政治小人，没远见、抱负。这种背日本主流社会舆论和期待在当时并不敢公开发言，但对于日本决策者来说，这类发言更值得重视。
日本政府决策者对各方面建议充分考虑，当然更要从中日关系大局和未来进行考量，外相陆奥在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仔细讨论后，早在1894年10月初就拟定了一个媾和条约，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转变，在后来仍不断修正。
由于日本议和条件无论如何都必须容纳那些割地、赔款者的想法，否则在日本也通不过，而这样的方案如果一旦提前公开，肯定会使欧美各国舆论哗然，各种各样的压力接踵而来，日本必将面对非常大的外部压力，必将引起列强干涉。基于这种种考虑，日本政府最后决定议和条件不先透露，甚至包括对中国，届时中日两国对谈时，一并提出。假如列强中某一国对某一条款存有很大异议，或者真的不合适时，日本政府再拿出来讨论，或者干脆放弃换取妥协。
根据这样的原则，日本外相陆奥对自己早就拟就的议和条件严格保密，直至中国议和大臣即将到达日本，他方才将这些方案提交内阁进行讨论，并于1895年1月27日在御前会议上奏报天皇，强调以分清朝鲜战争的原因及朝鲜独立、割让领土与赔款、确定中日两国外交利益和特权为基本内容的三个阶段。
2月16日，日本政府就此发表声明，表示中国除应支付战争中的军事赔偿金，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外，并由于战争结果须向日本割让土地。同时，日本政府认为，为了将来中日两国交际有所准绳，两国在议和时应缔结确切条约。因此，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派遣具有这些谈判基础的全权大臣，那么就不必耽搁功夫浪费时间。更为狂妄的是，日本政府在这个声明最后还说，日本政府今后无论何时认为有必要时，或有所希望时，在上述各条之外，有权随时提出补充要求。(9)
第二天（2月17日），日本政府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将这些议和条款转达至中国政府，概括起来说就是四点，即朝鲜独立、割地、赔款和最惠国待遇。这些要价，当然不是张荫桓、邵友濂这个层级可以谈判，更不要说做主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一再提示中国必须委派位高权重的大臣来谈判。
日本人的提示对朝廷当然很重要。1895年2月12日早朝时，皇上和皇太后都明确意识到日本人所说的名位崇高且能担当重任的人肯定是指李鸿章，于是立即同意派遣李鸿章为大清国全权代表，前往日本进行议和。
接到朝廷的任命后，李鸿章于2月19日（二十五日）交卸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21日（二十七日），离开天津前往北京，与朝廷诸位大臣共商议和事宜。
按照日本人已经向朝廷提出的条件，此次议和真的不同于往昔，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使命，相信已年逾古稀的李鸿章并不乐意前往日本：“伊藤愿到旅顺相就未知确否，请嘱田贝电询。若能在烟台会议尤妥。伊藤每欲鸿章往日本报聘，争此体面。如将来和议成后，自揣精力能远涉风涛，亦可赴倭一行，不妨与田贝闲谈时谕知，免又牵率远行，徒损国体。”(10)可是战场上不如人，现在大兵压境，究竟在哪里谈判，并非中国说了算，日本人主导了整个议和进程，中国只能被动应对。
2月22日（二十八日），光绪帝在乾清宫主持御前会议，李鸿章和军机大臣同见。他们对将要到来的议和谈判和中国应该坚持的原则进行了讨论。李鸿章答：“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户部尚书翁同龢闻言表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对翁同龢的说法似乎很不以为然，因为谁都知道日本此次条件苛刻，“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11)这才是问题的焦点。
光绪帝又问：如果议和一时还不能开始，那么我们在直隶的海防是否能够顶得住日本攻击？李鸿章坦然对以“实无把握，不敢粉饰”(12)，我海防在日军猛烈冲击下，大概就像已发生过的那样，不能形成有效防御。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大清帝国除任人宰割，还有什么可以反抗的呢？这确实不是唱高调可以解决的难题，必须拿出英雄断臂的气势，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维护利益，而不是单凭三寸不烂之舌搅局、糊弄。
对于李鸿章的想法，恭亲王、孙毓汶、徐用仪等要员无疑是支持的，持反对立场的，或者说比较在意赔款割地问题的人，确实就是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翁同龢的别扭大约很让几位同僚心中不爽，因而在庆亲王、李鸿章、翁同龢等各位枢臣集传心殿议事，李鸿章郑重邀请翁同龢一起前往日本，参与议和。翁同龢闻言表示：“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13)语甚坚决，而孙毓汶、徐用仪怵以危语，意在撮合，群公默默，独翁同龢仍主前议，以为宁愿多赔款，也不能割地。翁同龢喋喋不休，李鸿章建议请英俄公使出面劝阻日本，而孙毓汶、徐用仪却以为根本办不到，讨论不了了之。
当天，李鸿章还与孙毓汶、徐用仪一起拜访美国公使田贝，就日本人先前非常挑剔的国书授权等问题交换看法。然后又独自拜访英国公使，因为在当天朝议时，李鸿章曾建议请英、俄两国从旁协助，看看能否在日本人那里有点什么作用。
第二天（2月23日），总理衙门将授予李鸿章的敕书底稿正式送交美国公使田贝，请他转致日本政府，看看还有什么意见或不合适地方。3月2日，日本政府提出几点修正意见，最重要的指责是拒绝敕书用汉文，要求清政府改用洋文；并要求清政府用洋文写好后再发给他们。
对于日本人的刁难，清政府当然很愤怒，光绪帝为此发了不止一通脾气，以为这就是日本人借事生波，故意刁难。他要求清国大臣一定要向日本表明立场，亮出态度，并要求李鸿章还是尽快启程，早些了结这件烦心的事情。至于日本人的意见，清政府还是乖乖参照执行，按照他们的意见将敕书译成洋文，然后通过美国人再次提交给日本政府。
外交手续并不是很困难，更不会构成媾和谈判障碍。媾和谈判的真正障碍，还是怎样应对日本人的要价上。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能赔多少钱，能不能割地，如果能，那又准备割多少地。而割地问题，对于大清帝国来说，也确实是一个新问题，先前几十年，大清帝国虽然打不过英军，打不过英法联军，也曾签署过城下之盟，丧失过一些主权、利益，但实事求是说，过去几十年所遇到的西方列强，还真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向中国要土地，要割让，香港那块不毛之地现在虽然发展、繁荣起来了，但当年的情形与现在很不一样，那时中英贸易达到了一个节点，英国人请求大清帝国皇帝陛下赐给他们一个荒岛，唯一的用处还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绝对不像日本人这一次这样赤裸裸，这样贪婪。
李鸿章是老道成熟的政治家，在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朝廷的底牌前，他绝对不敢贸然前往日本。他宁愿在北京多呆几天，也要和朝廷，和诸位同僚好好商量此次东渡可能面临的问题，割地毕竟是大清帝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头等大事，他决不敢自行其是任意妄为。
23日，光绪帝又召集李鸿章、恭亲王、翁同龢等人进行专题研讨。根据翁同龢的观察，李鸿章在这一次奏对中勇于担当，好像没有什么推卸责任诿过于人的意思。李鸿章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他儿子李经方能随他一起出使日本，“以通日本语，且与陆奥有旧也。”(14)
李鸿章毕竟年过七旬，他让儿子随行，其实也是贴身照料。所以朝廷并没有怎样犹豫，恭亲王、庆亲王表示“极力赞成，勿畏人言”(15)，光绪帝由此问到李鸿章身体状况，此时大约都担心李鸿章可不能挺不住。
2月24日，李鸿章利用自己的人脉，前往英俄德各国公使馆寻求帮助，希望这些公使劝说本国政府出面劝劝日本人，不要那么贪婪，不要把中国逼入绝境。然而一天跑下来，“而未得要领，计无所出”。至枢臣集议，孙毓汶“必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坚持不可。而德国公使也在这个时候告诉李鸿章：“若不迁都，势必割地。”(16)翁同龢以为德国公使说的有道理，这个说法应该启发了稍后主导联名上书的康有为。(17)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打发，清廷在犹豫中徘徊。2月25日，英俄德三国公使分别回拜李鸿章，但是并没有带来什么值得高兴的消息，日本政府似乎铁定要按照自己的原则办事，谁也别想让日本人在开谈前就让步。清廷大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当天御前会议上，光绪帝与各位重臣集中讨论的就是割让土地的事情，李鸿章先发言，讲了事情原委及各种可能，大约在目前情形下，也开始倾向于割地。而恭亲王似乎也是这个意思，并且讲了各种可能后果。各位大臣对这个问题不敢畅所欲言，唯翁同龢无私无畏，始终表示无法认同割地的主张，“余却未敢雷同，同人亦寂寂也。”(18)
割地主张不仅遭到翁同龢反对，而且在慈禧太后那里也通不过。2月26日，光绪帝在向慈禧太后请安时，顺便报告了昨天的讨论和恭亲王、李鸿章等立场，“大拂慈圣之意”，迅即遭到拒绝，太后面色凝重告诉光绪帝：“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你就按照你的思路办吧，只要别太烦我就行了。(19)太后显然不太高兴，至少对这个结果表示失望。“连日为土地事与各使商论，皆谓非此不能结局，与枢译商不敢担。”(20)割让土地毕竟是一件大事，没有哪个人敢于出面负全责。
在随后几天，各国外交当局与日本交涉的消息陆续传来：“俄使持俄主电密告庆常：俄法英有保大局杜侵占之约，应俟倭说出索项，如华难应允，再出评论，方能得力等语。法外部告庆常：前电催倭速和，倭复愿和，未知诚心否。战守难松，京兵宜用快枪炮，重根本；奉直宜防倭登岸，抄袭山海、津、沽。英法各遣一舰赴台、澎，探倭舰行踪。英法俄现集兵舰六十，不难立断倭路，故不愿轻发，姑观动静。”(21)各国有力量制止日本而不制止，其原因就在于各国并不完全认同中国的立场与做法，清政府几乎成为国际孤儿，直至此时，方才知道真正的国际朋友不仅是贸易伙伴，而且必须要有价值观的接近或认同。
残酷的国际环境，日本的军事压力，逼迫清政府做出最大让步。3月3日（二月初七日），“军机处王大臣庆邸等公”上了一个奏折，明白建议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尽快启程，尽快了结：“奏为敌情叵测，时局阽危，皇上特遣重臣再申和议，而日本屡次延宕，大学士李鸿章尚未成行，诚恐倭人俟河冻一开，分兵冲突，畿辅则可忧者大矣。臣等伏思倭奴乘胜骄恣，其奢望不可亿计，现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者惟再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臣等前日恳请召见，本拟详细面陈，旋奉传谕，命臣等恭请谕旨遵办。皇上深维至计，洞烛时宜，令臣等谕知李鸿章，予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昨据田贝送到日本复电，定于长门会议，李鸿章自应迅速启程，免致另生枝节。所有臣等遵旨办理缘由，谨切实沥陈，伏乞皇太后慈鉴。谨奏。”(22)这是甲午善后最重要的一份奏折，有了这份奏折，和谈才有了可能。
与“军机处王大臣庆邸等公奏折”相配合，李鸿章也有一份《预筹赴东议约情形折》：“奏为遵旨驰赴日本议约，预筹大略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钦奉谕旨，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当即趱程晋京，仰蒙召见三次，诲示周详，莫名钦感。连日据美使田贝函称，日本来电，中国另派大臣议和，除先允偿兵费并朝鲜有其自主外，若无商让地土及办理条约画押之全权，即无庸前往等语。迭与王大臣等会议，均以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现在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当经总理衙门函复田贝，以日本电内欲商各节，均有此全权责任，尚未接准复电，顷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奉皇上面谕，予臣以商让土地之权。闻命之余，曷胜悚惧。窃以中国壤地固难轻以与人，至于戎狄窥边，古所恒有。唐弃河湟之地，而无损于宪武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为仁英之全盛。征以西国近事，普法之战迭为胜负，即互有割让疆场之事。一彼一此，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此次日本乘屡胜之势，逞无厌之求，若竟不与通融，势难解纷纾急。详阅日本致田贝两电，于兵费及朝鲜自主两节，均认为已得之利，而龂龂争执尤在让地一层。惟论形势则有要散，论方域则有广狭，有暂可商让者，即有碍难允许者，臣必当斟酌轻重，力与辨争。所虑者会议之初，先议停战，西例只有议停数日或一两旬之案。设磋磨未定而停战期限已满，彼仍照旧进兵直犯近畿，又当如何处置。至兵费虽允偿还，多寡悬殊，亦须从容商定数目。其所云日后日本想有别事应行整办，包藏非止一端，并当相机迎拒，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皇上轸念生灵不恤，俯从群议。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心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敌情固为凶悍，倘于臣将行之时，既往之后，遽以大股北扰，应如何密为筹备之处，圣明自有权衡，此则区区之愚，尤不敢不预为顾虑者也。臣俟日本复电定在何处会议，即行出都，取道天津，乘轮东渡。再求面聆训诲，俾有遵循。理合恭折披沥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23)仔细阅读李鸿章这份奏折，才能真切体会在体制时代所谓忠君报国，所谓忍辱负重究竟是什么意思。李鸿章在十九世纪晚期，在国家遇到如此重大困难的时候，不苟且，不高调，不推诿，不避怨谤，一心为国家化解危机，以年逾古稀之身东渡，其精神确实值得后人再三致意，决非过去所谓卖国，所谓汉奸那样轻率的言辞所能玷污。这也是李鸿章为什么面对那样强大的反对者举报、诬陷，但在朝廷稍有见识者无不赞赏、敬佩的根本原因。
对于“军机处王大臣庆邸等公”的建议，对于李鸿章的“预筹大略情形”，朝廷很快给予完全肯定：“李鸿章奏遵旨与日本议约预筹大略情形一折。据称倭人注意尤在让地一层，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拟就形势方域斟酌轻重，力与辨争；此外所求非止一端，并当相机迎拒等语。此次特派李鸿章与日本议约，原系万不得已之举，关系重大，转圜之难，朝廷亦所洞鉴。该大臣膺兹巨任，惟当权衡于利害之轻重，情势之缓急，统筹全局，即与议定条约，以纾宵旰之忧，而慰中外之望，实有厚期焉。将此密谕知之。钦此。”(24)光绪帝一锤定音，中日和谈终于有了一个开始。
忍辱负重：谈判之难
“割地”大原则确定下来了，当然这个原则遭到各方面反对。第二天（3月3日），获悉清政府同意割地的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徐世昌等人向清廷上了一个折子，以为议和割地，必不可行。但是怎样才是可行的，他们也没有什么主意。
紧接着，日本提出的和谈初步计划也通过美国公使田贝传来了，日本“言明决定以马关作为聚会地点，许可其（中方）使用密码电报。然而往来文电如为长文，则难以一一以电报进行商议”。(25)清政府在获悉这个消息后，迅即命李鸿章抓紧准备，尽早启程，以免夜长梦多，别生枝节。
3月4日，光绪帝单独召见李鸿章，“上见李鸿章不过一刻，语极简，又独对，不与枢臣同见，可异也。”这是翁同龢的猜测，临行前单独辞别只是表明朝廷对此事格外重视。朝廷颁给李鸿章的全权敕书，也完全接受了日本人的建议，“特授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定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
处理完在北京的事务，李鸿章悄然离京，返回天津，准备东渡。后通过美使与日方反复沟通，“约于西三月十九日即华二月二十三日到马关后，再订两国钦差会晤日期。是启程须扣算，到日不先不后乃得体。鸿定于十九日由津登轮，出沽口后，计四日可到马关，拟到彼即驻船上”。(26)这是李鸿章的规划。
实际上，李鸿章一行于3月17日晚登舟，18日开驶。雇用德国商船“公义”，“仍挂德旗”(27)，并悬“中国头等全权大臣”之旗。19日（二十三日）晨抵马关。
李鸿章此行，有一个比较庞大的阵容。他的儿子李经方为头等全权大臣特设参议，这是专门为李经方设置的一个头衔，其地位远高于随团其他参赞。
李经方生于1855年，时年四十，他并不是李鸿章亲生子，而是其四弟李昭庆之子，后因李鸿章年四十仍膝下无子，遂将李经方过继为嗣。稍后，李鸿章亲子李经述出生，但李家仍称李经方为大儿子，依然视如己出。
1882年，李经方中举，遂捐钱以知府分省补用。只是李经方并没有到外省候补，而是留在李鸿章北洋大臣衙门内做事，随李鸿章襄办外交等事务。1886年，随驻英钦差大臣刘瑞芬出使英国，担任参赞。1890年，以候补道出任出使日本大臣。使日期间，李经方与日本朝野各界关系密切，后因家事请假回国。
从李经方经历看，他算得上职业外交官，懂外语，懂交涉，更重要的是在日本有人脉。所以他这次随李鸿章前来，不仅能照顾其老父亲饮食起居，也是李鸿章重要助手。
李经方外，随行参赞还有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随员有陶大均、张柳、廖炳枢等；顾问有美国人科士达、毕德格；还有翻译、文案等随员，共计三十三人。随行医生除四品衔直隶候补同知林联辉外，还有法国驻华使馆慈巴茨斯医学博士。这是李鸿章使团正式成员。另外还有厨子、轿班、理发师。据说这个庞大使团共有一百三十五人，浩浩荡荡。
李鸿章一行从天津出发后，中国政府即通过美国公使通知了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闻讯后，立即分别从东京、广岛出发。18日，陆奥宗光率先抵达。19日晨，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各自乘坐的轮船差不多同时抵达马关。
当李鸿章一行抵达后，陆奥立即将日本政府全权办理大臣的官爵、姓名通告中国使臣，同日还以全权办理大臣的名义通告两国全权大臣将于第二天即3月20日（二十四日）“齐集公所，互阅敕书妥协”(28)，也就是交验各人所携全权委任状。
1895年3月20日（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许，李鸿章在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以及日文翻译卢永铭、罗庚龄等陪同下，乘轮登岸，坐轿前往会谈地点春帆楼。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脚下一个小丘上，旁边是安德天皇祠堂。春帆楼原本是座寺庙，大约在1862年由日本医生藤野玄洋在这座寺庙废墟上重建了一家诊所。藤野去世后，其家人将诊所改造成了旅舍，由于其自然环境幽静开阔，因而生意还算不错。
在春帆楼不远处，李鸿章略事休息，大约也是为了平静一些难耐心情。快到三点时，李鸿章在随员簇拥下，拾阶而上，步入春帆楼二楼会议室。
此次会议，中日双方各有七人出席。日方除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外，还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及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楢原陈政。
伊藤和李鸿章是多年前老相识，李经方与陆奥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情，所以他们见面后并不是剑拔弩张，而是轻松寒暄后方才开始谈判正题。
按照既定议程，当天主要事情就是交验文书。由于有了张荫桓、邵友濂的教训，李鸿章此次携带的国书，先前曾经美国公使向日本政府通报过，日本政府也提出过修改意见，中国政府尽管对这些意见并不是很满意，但为了息事宁人，早开和谈，还是参照日本意见对国书进行了修改。所以在当天交验国书环节，一切均如预料，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故。
文书交验完成后，当天议程就应该结束了，然而这时李鸿章提出一个“自选动作”。他让罗丰禄宣读拟请停战的英文备忘录：“大清钦差头等全权大臣，现于开议和约之始，拟请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以为彼此议商和约条款地步。数月以前，此议已有美国驻扎北京大臣，转商贵国政府。当接电复，须俟两国大臣聚会时，方能将如何停战议和言明。今本大臣奉有定立和约署名画押之全权，诚愿不负朝廷所委重任。用特重申前议，以为所请停战一事，乃议成和款第一要义。理合声明，并请见复。”(29)
李鸿章的这个动作出乎伊藤、陆奥意料，伊藤在略微思考后表示，中国的建议自有道理，但究竟应该怎样答复，还请等到明天再说。当天的谈判至此结束。
李鸿章与伊藤原是多年旧识，如果不是在这个场合相见，相信他们一定会惺惺相惜，现在这个场所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有点尴尬。据陆奥回忆，李鸿章在谈话中根本不像古稀老翁，他身躯魁梧，语言爽朗，使陆奥想起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评价，以为李鸿章仪表谈吐真的足以服人，曾国藩所言决非虚语，更非夸饰，李鸿章真具有这样的人格魅力。只是此次使命使李鸿章完全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所以在与伊藤闲聊时，不时总会遇到一些尴尬情形、场景。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闲谈，远远超出此次会谈内容，给人感觉是闲聊，但又是那么切入正题，关系中日两国未来发展，关于中国前途、命运，他们的谈话给人以启迪、思考。
谈话仍从国书形式开始。伊藤问，两国全权代表的国书已交验完了，不知能否将两国国书相互交换，彼此留存。
伊藤的提问，对中国人或许是个新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并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见多识广的李鸿章坦然以对，表示完全可以遵照日方建议，相互交换，相互留存。
伊藤又问，刚才阅览贵国国书感到确实妥当得体，只是不明白贵国为什么不让大皇帝亲笔签字，而用御宝呢？这个提问既是疑问，也是指责。疑问是不明白这其中的分别，指责是因为这种特色做法实在无法与国际接轨。
对于伊藤的疑问与指责，李鸿章从容答道，这主要是因为各国风俗不同，看法也就不一样。中国用御宝，与各国用御笔签名具有同等价值与意义，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既然只是形式不同，为什么不能采纳各国通行惯例呢？这肯定是伊藤的进一步疑问。不过伊藤表示，这一次就不深究了，只是贵国大皇帝既然与外国国君通好来往，那么就应参照外国成例、通例进行办理，不应我行我素。
对于伊藤这一指责，李鸿章仍向传统中找理由，以为中国向来没有使用过各国通行办法，因为作为中央帝国，中国从来都是规则制定者，所以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况且中国皇帝怎样做，做臣子的只有默许支持，哪里容臣下去给皇帝纠正。从中国立场看，李鸿章的说法固然有道理，只是这个道理在世界上行不通。
在谈到两国关系时，伊藤说，贵国在派遣中堂前，固然愿意中日两国修好，只是前次派遣张荫桓、邵友濂两位来日，似乎表明贵国对中日两国关系重视不够，诚意不足。中堂位尊责重，此次奉派为头等全权大臣，表明贵国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和诚意，但愿此次和谈结束后，中日两国关系能在原先基础上有所前进而不是退步，而要想做到这一点，贵国也必须对中日关系此次破裂前后实在情形有所反省，为中日两国关系创建一个坚固基础。
对于伊藤的谈话，李鸿章表示认同，但他同时强调：“若中国无切望和睦之诚意，当不致命我当此重任；我不感媾和之必要，亦不敢当此重任。”(30)李鸿章的这句名言，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化解了日本人的疑虑、担心，因为对于许多明白的日本政治家来说，此次战争并不是要摧毁中国，当然日本也不可能摧毁中国，日本要做的就是通过这次战争，通过谈判，达到预期目的。这才是日本明白政治家的期待。伊藤表示，此次谈判，不仅是结束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两国未来关系奠定基础。他对李鸿章表示，日清两国停争，重修睦邻友好，关系重大。中堂阅历已久，更事甚多，所议之事甚望有成。将来日清能签订永久和平条约，必定能有助于两国发展，有助于亚洲和平。
对于伊藤的话头，李鸿章也有话要说。他表示，在亚洲，中日两国最为近邻，且系同文，中日两国怎能长时期坚持敌视、仇视政策呢？中日此次暂时相争，只能是暂时的，中日长期友好，应成为两国共同追求。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中国者未必有益于日本。放眼世界，像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但不轻起衅。中日两国既同在亚洲，就应仿效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就应从亚洲稳定大局出发，永结和好。这样，我亚洲黄种人才能团结起来，形成力量，不再受欧洲白种人欺负。
李鸿章说的是对的，但按照大清帝国外交准则和内政原则，伊藤觉得这中间还是有些问题。他指出，中堂之论无疑是对的，很合乎我的心情和期待，只是早在十年前，我们在天津时就曾讨论过这类问题，那么为什么十年过去了，贵国至今一无变更，依然墨守成规？
伊藤的疑问，也是李鸿章的心结。他表示，当年我们两人在天津的谈话，我也一直未敢忘记，不胜钦佩。且深深佩服阁下不仅想到，而且做到，十多年来不懈努力，变革俗尚，终于使贵国走上发展坦途，逐渐强大。而中国始终囿于习俗，不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以为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现在转眼十年过去了，中国却依然如故。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引以为憾的。真的自惭不已，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贵国在过去十几年，按照西方方法建立了强大军队，训练精良，装备精良，国内各项政治也日新日盛，呈现朝气活力。中国情形十足相反，只是经过了此次中日冲突，中国士大夫开始有所警醒，至少获得两个良好结果。第一，日本利用欧洲方式重组军队，取得了成功，足证黄色人种的能力并不比白种人逊色；第二，由于此次战争，中国侥幸得以从长夜迷梦中觉醒，此实为日本促成中国发奋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可谓得益非常巨大。所以，现在虽然有许多中国人仍在抱怨日本，但实在说来应该感激日本人，没有日本这番迎头痛击，中国还不会觉醒，还陶醉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现在，许多中国人开始明白必须像日本一样，只有改变才能自立。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闲聊，一点儿都不轻松。对于李鸿章来说，这样的话题犹如万箭穿心，懊悔、懊恼，再加上懊丧，真是五味杂陈。这次闲聊给李鸿章留下了不灭印象，他在当天发送朝廷的电报中仍然痛切反省此事：“伊藤言：别来十年，中国毫未改变成法，以至于此，同为抱歉。”(31)这沉痛的反省留下无穷的余味。
由此反省，又谈到两国政治架构。李鸿章说，阁下现在只有五十五岁，而陆奥外相仅五十二岁，而我却是七十三岁老人，这就是两国政治的差别。我看到贵大臣年富力强，办事从容，颇有消闲自在之乐。
李鸿章的感慨在伊藤那里没有得到回应，这就是两国政治的异同。伊藤说，日本之民不像中国人那样容易管理，而且日本政治上的事也不像中国那样容易，掌权人自己说了算，日本经过宪政改革，有一个强大的议院居间，政府要想办什么事，总感到非常棘手。
伊藤的说法是东西洋宪政体制政治家的真实想法，但来自中国的李鸿章就是弄不明白这一点。他说，中国与日本也是一样的，你们有议院居间约束，而中国有个都察院整天在找茬，其实大家都是一样很麻烦。
很显然，李鸿章不明白议院和都察院的本质区别，他以为都察院那些言官就是宪政国家的议员。所以对于李鸿章的话，伊藤立即回应：十年前我就劝你们裁撤都察院，而中堂却说都察院之制起自汉代，由来已久，未易裁去。都察院多是一些不明时务的人，他们自命清高，务使在位者难于办事。这并不是对政府的监督、制衡，而是添乱，是挑茬。中国必须大力提拔那些明西学、懂大势、且年富力强的政治新人，对于那些拘于成法、不思进取的人，必须下决心裁撤。很显然，他们二人所说已不是同一个内涵了。
在谈到中国改革之难时，李鸿章抱怨，现在中国上下也有一些明白时务和国际大势的人，只是中国省份太多，各分畛域，有点类似于贵国封建时代，上下左右互相掣肘，事权不一，中央政府没有权威，无法统一调动、利用资源。
对于李鸿章的抱怨，伊藤有点困惑。他问道，外省虽互相掣肘，难道都中总理衙门还不是像日本政府外务省一样，有陆奥大臣一人说了算？
李鸿章虽说对国际大势有很深的理解，但他还是不太明白中日政治体制根本区别所在，弄不明白为什么日本进行的政治体制变革，能够促使政治生活、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等发生那样大变化。李鸿章之困，反映了近代中国所能达到的发展高度，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事情。
李鸿章的坦诚谈话应该说是有效的，伊藤博文应相信李鸿章说的都是真的，特别是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向西方学习，进行变革，进行变法，日后也都成为事实。所以不应将李鸿章这次谈话看作是无所谓的，无关痛痒的。(32)
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却认为，李鸿章第一次会谈就这样侃侃而谈是一种阴谋，虽然显得可爱，但实际上表现了李的狡猾：“他所以不断表示羡慕我国的改革与进步，赞美伊藤总理的功绩，又论东西两洋的形式以戒兄弟阋墙而招外侮，主张中日同盟，不外讽示迅速完成媾和的必要。他所谈论的虽然只是今日东方政界人士的老生常谈，但是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骂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尽管他是狡猾，却也令人可爱，可以说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