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一大早，光绪帝在早朝时宣布了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政府改组后的基本框架至此终于露出了端倪，这也为后来改革方案的全面推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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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46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2]《康南海自编年谱》，34页。
[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
[4]《张荫桓日记》，535页。
[5]宋育仁：《恭忠亲王》，《问琴阁诗指》，成都：协美印刷公司民国二十年排印本。
[6]《张謇全集》（6），40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7]《康南海自编年谱》，40页。
[8]《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9]《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政论集》上，258页。
[10]《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页。
[11]《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康有为政论集》上，256—257页。
[12]《翁同龢日记》（6），3129页。
[13]《翁同龢日记》（6），3130页。
[14]《康南海自编年谱》，40—41页。
[15]梁启超：《致夏曾佑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245页。
[16]《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康有为政论集》上，245页。
[17]《翁同龢日记》（6），3130页。
[18]《请厘定文体折》，《康有为政论集》上，248—249页。
[19]《请派游学日本折》，《康有为政论集》上，251页。
[20]《请派近支王公游历片》，《康有为政论集》上，253页。
[21]《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46—447页。
[22]参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332页。
[23]《翁同龢日记》（6），3130页。
[24]《翁同龢日记》（6），3131页。
[25]《清实录》第57册《德宗景皇帝实录》（6），4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6]《翁同龢日记》（6），3132页。
[27]《张荫桓日记》，537页。
[28]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1），331页。
[29]瞿鸿禨：《四种记略》，《戊戌变法》（4），223页。
[30]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戊戌变法》（1），464页。
[31]康、梁在戊戌政变后竭力夸大所谓《明定国是诏》在当时的影响力，康有为《自编年谱》中以为这两道诏书是在他的多次影响下颁布的，所以他个人或许在当日确实“欢欣”鼓舞，但很难说“举国欢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在一份奏折中称“臣民捧读（《明定国是诏》）感泣，想望中兴。”（《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页），但这份奏折实际上是康有为代笔，只是反映了康的个人感受，并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至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绘声绘色的描写，更是小说家言，不足信。比如他说光绪帝“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斥墨守旧章之非，著托于老成之谬，定水火门户之争，明夏葛冬裘之尚，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自是天下响风，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这种描述显然不能当作历史来读。从比较密切关注中国政局演变的赫德的记录看，他在当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两份诏书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更是称这两份诏书是一般性的宣示变法的必要性和预示京师大学堂成立的诏书，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见该书第144页。
[32]《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60），30774页。
[33]梁鼎芬在戊戌政变后作的《康有为事实》中说：“康有为好求人保举，此次徐致靖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折，系康、梁师徒二人密谋合作，求徐上达。徐文理不通，不能作也。疏上，都下哗笑，既笑康、梁作文自保之无耻，又笑徐之无文也。”粱鼎芬的说法或许稍有夸张，但基本事实应该不错。参见孔祥吉：《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见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335页。
[34]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1），333—334页。
[35]赫德致金登干函件第687号，《中国海关密档》（9），2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36]《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上，106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
[37]赫德致金登干函件第686号，《中国海关密档》（9），211—212页。
[38]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69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39]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戊戌变法》（3），544页。
[40]赫德致莫里循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105—106页。
[41]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1），354页。
[42]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1），331页。
[43]《翁同龢日记》（6），3128—3129页。
[44]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1），358页。
[45]《圣怒有由》，《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
[46]金梁：《四朝佚闻》，《戊戌变法》（4），222页。
[47]《忘山庐日记》，3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8]金梁：《四朝佚闻》，《戊戌变法》（4），222页。
[49]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1），108—10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
[50]《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60），30691—30693页。
[51]《方伯荐贤》，《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
[52]《圣怒有由》，《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
[53]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2），333页。
[54]赫德致金登干函，《中国海关密档》（6），862—8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