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29]
从这份上谕的用词与语气看，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不像是成文朱谕，更像口谕，所以这段文字不仅在后来的引用者那里出现不少文字上的差异，即便是康本人在后来的历次引用中，也有文字的不同。凡此，不能说都是康的伪造，如果真的要伪造，至少会在各个版本中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想象中的敌人
作为昨天唯一与光绪帝见过面的人，林旭的转述毫无疑问引起了康的高度关切，他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清政府既然以光绪帝的名义明降了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光绪帝的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圣明的光绪帝已经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康有为不敢继续猜想下去，于是他一面草拟密折谢恩，并宣称誓死救皇上，请林旭持还复命；又奏报自己肯定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督办官报，并启用官报官防；一面差人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不知何故亦来康的寓所，一起参与讨论。
此时，大概林旭已持康有为的奏折而离去，康凭借自己的记忆转述了光绪帝先后向杨锐及林旭颁布的两道密诏。由于康始终抱怨所谓的守旧派，因此无疑会夸大危机的程度，以为新政已经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圣明的光绪帝可能已经被那些守旧势力所干掉。在康的煽惑下，包括徐世昌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抱头痛哭。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的军队武力解决问题。
对和平变革步履维艰早就不耐烦的康有为很早就期待军事解决问题，他以为光绪帝如果能够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那么情况肯定会好些。据他后来回忆，在新政开始之初，当清政府以荣禄替代汉大臣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守旧势力在政治上无法阻止中国的变革之后在军事上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后来，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日趋迫近，各种传闻层出不穷，他由此愈益担心守旧势力可能会借天津阅兵的机会除掉光绪帝，拥戴慈禧太后重新出山。至光绪帝下决心开懋勤殿，征用通达时务之士以议新政的时候，因一个小小的细节处理不慎，遂引起这些“小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就是9月13日准备向慈禧太后汇报关于懋勤殿的准备情况并征求同意时，光绪帝曾责成谭嗣同就大清王朝往例寻找根据，以便慈禧太后当面问及时有所交代。这其中并没有多少深意，但被康有为等人解读后却证实光绪帝只不过是徒具虚名的政治傀儡，大清王朝所有政治权力依然掌握在慈禧太后一人手里。此事经过康不断渲染，不仅使先前根本不相信的谭嗣同信以为真，就连康本人也被自己的猜测所迷惑，将假设当作政治真实。于是他在此后几天时间里连日草拟一份极端重要的奏折，建议光绪帝仿日本的军事体制，建立属于自己统帅的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建议将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建议光绪帝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请光绪帝迁都上海以控御天下。
如果抛开当时清廷内部复杂的矛盾，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皇权中心指导下，康的建议未尝不可以一试。中国的军事体制是应该改革，旧有的朝服也确实不太适合当时的国际交往，至于北京的守旧氛围尤其是其资源短缺、污染严重也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康有为这样直言不讳地向光绪帝建议，其后果无疑是严重的。这既是挑战慈禧太后从来不允许挑战的政治权威，事实上康的主观目的也是要人为地造成清政府最高政治层的分裂。凡此，不但慈禧太后不能同意，即便是光绪帝一旦从大局来考虑，也不会同意这种鲁莽的主张。
可惜的是，年轻的光绪帝并没有把握住全局，他被这些比较新颖的见解所吸引，“上皆然之”[30]。这应该是慈禧太后得悉这些情报后之所以指责光绪帝的根本原因之一。
康在这里所提出的几项改革建议实际上在过去都有人分别提出，如迁都的问题，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后曾经引起国内高层的普遍关注；至于仿行东西洋各国重建军队体制，不仅是甲午战败后国内思想界的共识，而且实际上已经进行过不少试验，其中最著名也最有成效的当属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这支人数并不太多的新式军队已经成为中国军队未来改革的模式。所以当康有为提出仿照日本的军队建制成立以皇帝为最高统帅的参谋本部的建议时，自然容易获得一心想富国强兵的光绪帝的支持。而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是，光绪帝支持建立参谋本部，是为了重建中国的军事体制；而康的主张除了此点外，还明显具有未来一旦新政发生危机，或假想中的守旧派准备动手的时候，他们可以依靠这支自家军队出兵勤王，或一举将守旧势力摧毁。这是康始终没有向光绪帝说明的真实心迹，也是后来慈禧太后之所以严厉指责康谋反而并不因此而株连光绪帝的根本原因。因为康的所有谋反活动，实际上都是背着光绪帝干的。
重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正式军队或收买一支现成的军队为我所用，都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都很清楚。然而时不我待，政治局势的日趋危机迫使康等人做出极端冒险的决策。他们除了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或其他军队领导人之外，还运用最便当的办法，组织或利用会党进行军事冒险。按照康等人的计划，只要能够调集一批绿林好汉，出面发难，劫制慈禧太后，迫使她同意放权或放手让光绪帝进行政治改革，新政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一旦被拒绝，他们就可以将劫制在手的慈禧太后予以废黜。
康的这些计划得到了谭嗣同等人的回应，也许是谭等人最先提出这样的计划也未可知。谭出身世宦大家，按理说与绿林中的人物不应该有多少关系，但特殊的经历却使他和一般的世宦子弟明显不同。他为人豪爽，在先前参与湖南新政的那段时间里与两湖地区的会党建立了密切关系，实际上成为会党中的重要人物。所以，一旦谭嗣同觉悟到光绪帝不过是个傀儡，真正的实权人物还是慈禧太后，只有除掉她才能推动中国维新运动的时候，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那批绿林兄弟。
作为军机章京上行走，谭嗣同虽说官品不高，但无论怎样也是清廷的命官。他心中很清楚，一旦启动利用会党发动政变的程序，废黜慈禧太后，不管其目的如何，实质上都是犯上作乱，所以谭嗣同的内心一定也进行着艰苦的自我斗争。他后来之所以不愿出逃，静待清廷诛戮，实际上都可看出其内心的矛盾与惶惑。所以从这一点进行判断，谭嗣同虽然认同了以武力解决僵局的计划，但在与会党的联系方面可能还是出于被动。
谭嗣同被动地引来会党方面的人物也有其必然性。他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消息传出之后，两湖地区的会党当然感到高兴，尤其是与谭有着极深友谊的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更是匆忙赶到北京，他期待通过谭的关系在京城谋取一个比较优厚的职业。
1898年9月12日，毕永年一行抵达北京，当天暂时寓居广升店。第二天上午九时许，前往南海会馆拜访康有为，并于当天移居南海会馆，与湖南宁乡人钱维骥同室。旧友相逢，欣慰之至。通过钱的关系，毕永年当天就已获知康将通过武力解决僵局的计划，而康大概也觉得毕永年既是谭的朋友，又是绿林中的豪杰人物，所以也让毕介入了这一计划。
抵达北京的第三天（9月14日），毕永年陪同康前往译书局，在那里会见与毕一起来京的日本友人平山周、井上雅二以及泷川、田山四人。毕的本意是将来也许有借助于这些日本人的地方，然康但欲见井上雅二，而不欲见平山周。因为在他的认识中，平山周是孙文同党，他此时虽然有意以武力手段劫制慈禧太后，但目的还是为了大清王朝，所忠于的主子还是光绪帝。所以康有为此时还不愿落草为寇，与孙中山结盟。
当天夜里九时许，康有为招毕入其室，正式拉他入伙。他说：“汝知今日之危机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听到这里，毕永年说：袁世凯是李鸿章一手培养出来的，而李是慈禧太后的铁杆，所以从政治立场上看，袁世凯恐不可用。且从袁的经历看，他也不是可谋此事之人，听说当年他在高丽时，自请撤回，胆量极小，估计这一次也不会轻易答应。
对于毕的分析，康表示部分认同，但他更相信自己的能力以及与袁的个人关系。他说：袁世凯前两日已经到了北京，我康有为已派人到他那里行反间之计，袁表示相信。现在他心里深恨慈禧太后与荣禄。再者说，我还奏请皇上，请皇上在接见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茶食，竭尽笼络之手段，这样袁必定对皇上愈生感激而图报。现在你只要知道这个情况就行了，耐心的等待吧，我康某还有要重用你的事情呢。
9月16日上午，毕将这些情况向谭嗣同做了转述，希望能够得到指教。谭听了之后说：“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由此可知，谭最初并不赞成康以武力劫制皇太后的计划，但当康下决心进行的时候，谭又觉得应该尽力帮助他实现这一计划。午后一时许，谭病情加剧，无法继续谈话，毕只得辞出。
当晚八时许，忽传上谕，知光绪帝在当天的召见中，已经任命袁世凯以侍郎候补的身份专责练兵。消息传来的时候，康有为正与梁启超、毕永年等人一起吃饭，康对这一消息乃拍案叫绝，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世凯必更喜而图报矣。他将一线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反水上。
康有为随即起身命毕随其入内室，询问如何办法。毕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而我个人终究还是怀疑袁此人不可用。”
对于毕的说法，康很不以为然。他说：“袁世凯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说着取出袁上康氏书，其书中极谢康氏之荐引拔擢之恩，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之类的话语。康自信地问毕：“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
在这种情况下，毕不能不说道：“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这是康与其谈话的核心，也是毕氏最为关心的事。
康说：我准备请你到袁军中任参谋，以便就近监督袁的行动，不知你是否同意以及有什么打算？
毕说：只我一人在袁的军中，那有什么用处？如果袁真的有异志，也非我一人所能制衡。
康又说：还有一个方案可以供你考虑，即由你率领百人配合袁行动，待袁率部围住颐和园的时候，你则率百人奉诏往执慈禧太后而废之。
对于这个方案，毕似乎觉得稍有可行性，于是他问道：那么我什么时候见袁呢？康答曰：且再商也。
正谈至此处，康广仁、梁启超也进来参与议论。梁启超对毕说：此事兄勿疑，但当力任之也。然兄敢为此事乎？
梁似乎对毕的胆量有所怀疑，或许是故意用激将法。毕氏闻言不禁恼怒道：何不敢乎？然我当熟思而审处之，且尚未见到袁世凯，我毕竟不知其为人何如也。
梁又说：假如袁是大可用的人，那么你是否现在就能爽快答应呢？
毕永年此时正紧张地考虑，并没有立即回答梁氏问话。不料在此的康广仁即有愤怒之色，似乎觉得毕到了这样的关头还如此胆小怕事，真是辜负了大家的一片热心。
康广仁的脸色毕当然也看到了，但他考虑的是此事既要发动，就应该设法成功。待他想通了一些细节之后，遂对康有为等人说：此事我终不敢独任之，何不急催与各位也非常要好的朋友唐才常入京而共谋之呢？
与毕永年一样，唐不仅敢于任事，而且也与绿林中的人物有很多交往，如果能够将唐请来，当然有助于成功。康、梁闻言均大喜曰：甚善，甚善。但我等的意思，此事相当急迫，可能要在数日内发动，如果一定要等唐君到来，势必又要拖延许多时日，不知如何是好？
康、梁的说法也自有道理，踌躇片刻，他们一起来到与唐关系更密切的谭嗣同处商量。谭认为，稍缓时日不妨也，如果真能将唐请来，成功的把握更大。谭的说法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康总结道：事已定计矣。汝等速速调遣兵将可也。于是共拟飞电二道，催唐才常速速入京共谋大事。
毕虽然口头答应了此事，但这事毕竟过于重大，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执杀慈禧太后都是犯了弥天大罪。经过一夜的思考，毕第二天（9月17日）早上就有些反悔。他不知道康究竟如何让他与袁见面以及具体时间，时间紧迫，而还不尽快接触，毕担心仓猝间接触，相交甚浅，无法深谈，如何能够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合作？早饭后，犹豫不决的毕有意找康广仁诉说，不料康不待听完乃大怒曰：“汝等尽是书生气，平时议论纵横，乃至做事时，乃又拖泥带水。”
心中不快的毕反驳道：“我并不是拖泥带水。康先生欲用我，就应该与我讲明办法，我个人的一命虽然微小不值得一提，但也不能糊里糊涂地去死。而且，事贵审谋熟虑。康先生既令我同谋，何以我竟不能置一辞乎？再者说，康先生令我率百余人往执慈禧太后，此事如此重大，尤不可冒昧。况且我为南方人，初至北方，初领北方的军队，领此彼此不识之兵，不过十数日中，我何能将其收为心腹，得其死力乎？即便起孙子、吴起于九原，而将此百人，亦无十数日即可用之理。我八岁即随父叔辈来往军中，我太知道军队的特征与弊病了。我现在以一个有母丧之拔贡生专将此兵，不独兵不服，即同军各将必将皆诧为异事。”毕总算将心中的不快一并吐出，不料康广仁对这些理由根本不予理睬，面色不悦，冷笑而出。
康梁系的人马无意听取毕的不同意见及审慎看法，他们按计划继续进行自以为得意的活动。不料当天晚上七时许突然传来催促康火速出京的谕旨，这一下子使他们慌了手脚。
毕永年对康有为说：“今必败矣。未知袁世凯的消息如何？”康答道：“袁世凯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我关系极好，我考虑派谭嗣同、梁启超及徐世昌三人前往袁处明言现在的处境，希望他能够明白成败在此一举。”
接着，毕永年将当天与康广仁的谈话向康有为转述一番，不料康有为不待毕氏讲完即粗暴地打断，盛气凌人地告诉毕：“汝以一拔贡生而将兵，亦甚体面，何不可之有？且此事亦尚未定，汝不用先虑也。”
由此，毕已清楚地知道，康广仁不仅已将先前的谈话告诉了康有为，而且他们都以为他提出那些问题是在讨价还价，怀疑毕不过是个利禄之徒，只是要谋取官职而已。
康有为的话语显然深深地刺激了毕永年，毕氏由此与他们无形中产生了隔阂。第二天（9月18日），但见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毕冷眼旁观，也未多作询问。待到中午吃饭时，与毕同居一室的钱维骥颇为神秘地告诉毕：“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毕氏问道：“兄何以知之？”钱氏曰：“梁启超先生刚刚告诉我，说康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黜太后，待到所派军队前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
梁启超请与毕永年关系交好的钱维骥前来试探其真实态度，不料钱将此事的前后因果和盘托出。既然如此，毕永年也就不必向钱氏继续保密，他说：“我久知之。他们确实找过我帮忙助成这件大事。至于未来如何发展，我自己也不知道，兄且等着看吧。”是日夜，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彻夜未归，毕永年判断他们一定是去找袁世凯当面商量此事[31]。
“非袁莫属”
毕永年的判断确实不错。是夜，康、梁、谭等人彻夜未归，确实是去找袁世凯了，因为他们知道，毕手中现在没有一兵一卒，仅仅依靠江湖之勇很难成功。而且从新政大局来考虑，不论是仿行日本成立由皇帝主导的参谋本部，还是为未来的危机准备一支自家军队，都不能完全依赖江湖中的会党，而必须获得军方的支持或在已有的清朝军队中物色人选。
当时的军方布局中，最具权势的无疑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康有为曾与荣禄过过手，不仅知道荣禄的厉害，而且根据他的自我想象，荣禄只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与他所敬奉的光绪帝并不同心。且当时盛传的所谓守旧势力准备利用天津阅兵的机会废黜皇上，拥立太后，也都是把荣禄看作极恶势力的主脑。所以康对荣禄既嫉恨，又恐惧，自然不愿找他参与此事。
退而求其次。在荣禄地位之下且手拥重兵者有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人，他们可能都曾进入过康的选择视野。早在新政开始之初，康就曾部署相关人员与袁联络，期待一旦发生危机时，袁能够摆脱荣禄的控制，坚定地站在光绪帝也即自己的一边。他认为，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思想上的契合，更使康有为觉得袁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他就有意识派徐致靖的侄子，也是康有为的高足徐仁录与之联络，以期将来有所凭借。
袁世凯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虽然官不算太大，但由于他的经历特别是天赋，使他在应对方方面面时轻松从容，相对说来他与各方面的关系都比较好。至于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南海康先生，袁自然也不忘与其搞好关系，更何况康的许多主张虽然偏激，但不因人废言，他也确实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而这些也不能不使略具维新思想的袁世凯有深得我心之感慨。
然而，袁世凯毕竟是一个多疑和用心思的政客，他的耳目遍布京城，当然也知道南海康先生只是获得了光绪帝的恩宠，而朝中一班大臣对康似乎并不感冒，这就不能不使他对康派员与其联络保持某种必要的戒心。所以当徐仁录来到天津小站时，袁并不愿出面接待，而是派其营务处负责人徐世昌与其接洽，他通过徐表白自己对康的仰慕与倾心，不惜肉麻地吹嘘康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这也是后来康执意要找袁起兵的原因之一。
自作聪明的康有为为了拉拢袁，他还让徐仁录设法挑拨袁与其顶头上司荣禄的关系，声称我康有为与梁启超、宋伯鲁、谭嗣同曾多次向朝廷推荐过你，可是皇上总称荣禄谓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袁世凯与荣禄的真实关系如何？
袁世凯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太知道康有为想让他说什么了，尽管他与荣禄的关系非常好，但他讲出来的故事也使人感觉真实。他对徐仁录说：“过去常熟翁同龢几次希望增加我的兵权，而荣禄却说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翁同龢曰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不亦曾为大清王朝的中兴披挂上阵、号令三军？然荣禄始终不肯增加我权力。”[32]
徐仁录将所见所闻做了汇报，袁世凯通过手下人员所表达的“模棱语”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关切。所以当9月初康预感情況可能有变时，他的第一反应并没有将袁作为首选。
据亲历其事的王照后来回忆，当袁世凯奉诏进京谒见光绪帝之前十日左右，康有为托徐致靖、谭嗣同及徐致靖的次子徐仁镜先后两次劝说王照前往聂士成处进行联络，待聂同意后，然后上奏光绪帝召其入觐，且可以直隶总督的位置许诺聂。王照在政治理念上赞成康的改革主张，但不同意其对清廷内部政治格局的分析，他始终认为帝后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与分歧，所谓帝党与后党的划分实际上是人们的想象。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帝后之间的矛盾，纯为家务之争。
基于这种判断，王照竭力劝说康等人与其介入帝后之间的冲突，不如设法弥合他们之间本来并不大的矛盾。可以将主导改革之名送给太后，奉其为中国改革的至上领袖，使原本对名看得比较重的慈禧太后获得心理满足，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王照曾将这些想法写在呈递给光绪帝的第一份奏折中，也以此意屡次劝说过康。但是按照王照的说法，康为张荫桓所蔽，坚执扶此抑彼之策，以慈禧太后为万不可造就之物。康的政治选择是，辅助光绪帝进行新政，同时抑制慈禧太后，将她想象为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基于这样一种理念，王照声言不做范雎，即不愿奉康等人的命令去劝说或者策反聂士成效忠皇上，将矛头对准慈禧太后及荣禄。
王照的不配合激怒了康有为等人，徐致靖以老年伯之意态训斥王照，称尔如此怕事，乃是为身家计也。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
王照闻言正色道：我以为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
康有为、徐致靖联络聂士成的计划终因王照的不配合而作罢。
王照坚持不找聂士成的理由可能并不如此简单，还可能与聂仅为一介武夫，不懂政治，只能鲁莽害事有关。王照事后曾说过：世人或以为袁世凯负心，殊不知即便与聂士成、董福祥等人合作，此事亦无不败之理。倘若我真的接受康的指派前往聂士成处，则机密泄漏可能更快[33]。
这似乎表明他们对聂士成、董福祥之类没有政治头脑的纯粹军人并不放心。所以当与聂士成联盟的计划放弃后，康等人的本能反应是继续找袁合作，希望能够通过光绪帝的感召力迫使他输诚。
9月11日，康有为代徐致靖草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的密折，盛赞袁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近代西方各国兵制及中国现在应行内政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由袁负责训练的新军不仅在中国诸军中出类拔萃，而且获得了诸如俄国、日本一些军事将领的赞赏。可惜的是，袁负责训练的新式军队仅有七千人，为数太少，为力过单。袁虽曾奉旨添练数营，徒以军饷无着，不敢冒昧招募，是以迁延至今。当此国际局势日趋变化、外交危机接踵而来关头，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军事方面的投入，特别是袁的新军更应该及早增加数量，以备外交不时之需。奏折称袁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位卑则权轻。因此建议破格提拔，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34]。
这封保荐书今日看来有许多明显隐语，诸如劝告皇上“俯察危局”，建议皇上对袁世凯“加以恩意”，破格提拔，并暗示使其独当一面等。但在当时，这份保荐书如同光绪帝于新政开始后谕令各省督抚保荐人才的所有保荐书一样，只是陈说推荐人才的理由、建议使用方式与位置，光绪帝在日理万机中不可能读懂这些所谓的暗示。于是他在阅读了这份保荐奏折后按程序发布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35]，并下令按程序将这份保荐书“恭呈慈览”。由此可知，即便康有为保荐袁世凯真的如其所说是个阴谋的话，那么这个阴谋并没有向光绪帝透露，光绪帝本人并不知道康的计划，他如果真的介入或知道的话，他还会通过袁世凯的顶头上司荣禄传知袁进京陛见吗？他还会将这份保荐奏折恭呈慈览吗？事实真相可能是，光绪帝对阴谋与用心一无所知，他的批示，只表明他一如既往地为大清王朝网罗有用之才而已。这也是康有为阴谋败露后慈禧太后并不追究光绪帝责任之根本原因。
在康有为起草奏折时，还代谭嗣同起草了一份密折，其主题是建议光绪帝召见、安抚袁世凯以备不测[36]。或许这份密折对清廷内部分歧及所谓帝党与后党矛盾分析得过于露骨，或许在这份密折中康更直接地挑拨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所以谭嗣同私下扣住这份文件而没有呈递。不过，也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康有为所谓光绪帝正处在危机之中的说法至少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他的主观想象，而从光绪帝方面来说，这种感觉根本不存在，谭嗣同或许也意识到这种感觉上的错位，所以不愿意将这份密折呈递。他似乎也意识到，在这种态势下贸然递上这份具有明显挑拨性质的密折，那么不要慈禧太后动手，光绪帝也会觉得康有为等人真的是在图谋不轨。可能主持镇压的就不是慈禧太后，而是光绪帝本人了。
如果仅仅就选拔人才的角度说，光绪帝对袁世凯早有印象。当他下达各省督抚保荐人才的命令后，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就于7月29日郑重保荐过袁世凯，作为大清王朝当时最受重用的满族大臣，荣禄的保荐应该在光绪帝那里留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所以当由徐致靖署名的保荐奏折于9月11日呈递后，光绪帝理所当然的要求袁即行进京陛见，予以直接考察，然后予以提拔。从这一点上说，光绪帝是没有任何私心可言的。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由于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的上谕程序合法，所以这一消息并没有在所谓的守旧势力那里引起什么反响，一切都处于正常状态。但是在所谓维新阵营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并由此而铸就后来的结果。
9月13日上午，王照得知光绪帝将召袁世凯入京陛见的消息后，由于他太知道康有为这一阴谋的真实用意，或许在保荐袁世凯的时候，他依然像对待聂士成的事情一样持反对态度，故而康有为、徐致靖等人并没有将这一消息及时转告给王照，这就使他感到更加恐慌。所以，当他得知消息后立即找到徐致靖了解详细情况，徐称保荐奏折及光绪帝的上谕都只表明召见袁是为了抵御外侮，无论谁都很难从中看到有什么阴谋。王照辩驳道，你们太低估了慈禧太后的判断力，相信她能够从这份奏折及皇上的电谕中读出某些新意。因此，为了减轻太后的猜疑，不使光绪帝陷入更危险的境地，王照决定向光绪帝上一个紧急奏折，请求光绪帝命令袁世凯移师河南归德镇压土匪，借此掩饰电谕袁进京陛见的真正目的。
王照的奏折因康有为执意让他起草推荐懋勤殿人选的事情而耽搁。第二天（9月15日）一大早，王照风尘仆仆地来到颐和园，向驻跸在那里的光绪帝呈递了《敬陈管见折》，请求光绪帝命令袁率兵南去。
或许是因为王照的这份奏折写得过于隐晦，他的深意并不被单纯且无心于此项阴谋的光绪帝看明白。光绪帝在这份王照看来十分重要的奏折上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而军机处在当日递交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份奏折，但称俟拟定办法之后再恭呈慈览。似乎原折并没有随时呈递给慈禧太后。
不论光绪帝是否看懂了此折的深意，也不论慈禧太后是否看到过这份奏折的原文，可以肯定的是，从光绪帝方面说，他召见袁世凯没有什么阴谋和深意，不仅程序合法，而且一切都处在高度透明的状态中。至于王照这份奇怪的奏折是否引起慈禧太后的猜疑，现在既没有档案证实，也没有材料证否。不过，引起清廷政治高层的关注与警觉应该是有可能的。
不仅光绪帝在召见袁的问题上坦然处之，即便当事人袁也肯定不知道康有为、徐致靖及谭嗣同等人的阴谋。当他收到荣禄转来的召见上谕后，于9月14日由天津乘当天第一班火车抵京，租寓法华寺。由于光绪帝驻跸颐和园，袁世凯于当天托友人代办相关手续，约定9月16日在颐和园觐见皇上。
9月15日，袁世凯起床之后检点衣冠各件，先派人赴海淀觅租裕盛轩作为寓所，午后即至该处歇息。当日无事。
9月16日黎明前，袁世凯一行来到宫门等候召见。黎明时分，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光绪帝垂询军事方面的问题甚详，袁均据实回答。召见本身似乎也没有多少内容，君臣之间的对话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原本对召见甚有期待的袁世凯颇感失望，他在退下之后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
光绪帝就此传下话来，嘱袁静待几日请训，不会耽搁天津方面的事务等。袁世凯只好奉命怏怏返回，耐心等待请训后再返回天津。
闷闷不乐的袁世凯似乎还没有睡着，忽有苏拉来报称光绪帝已任命他为侍郎候补，专责训练新式军队，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要求袁以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37]。
就内容而言，这份上谕只是勉励袁世凯在专责练兵的新岗位上要更加勤奋，切实讲求训练，不要辜负朝廷的期望而已；就情理，合乎徐致靖保荐奏折的期待——破格提拔，俾增新练之兵；就程序，也合乎新政开始以来的用人体制，且公开宣布，并没有任何秘密可言。随上谕而来的还有军机处交片，奉旨令袁世凯9月20日请训。
被迫滞留京师的袁世凯对于新的任职自然高兴。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和所有进京办事的官员一样，尽量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拜访一切可以拜访的更高一级官员。当天下午，他专程前往西皇城根南街礼邸拜谒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不遇，又谒刚毅、王文韶、裕禄等大员，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与王文韶商量怎样上书请辞。王告诉他，这次提拔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袁世凯只好放弃请辞的打算。
第二天（9月17日）一大早，袁世凯又来到颐和园谢恩召见，并当面向光绪帝表示自己无寸尺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怵万状。光绪帝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38]
这句话后来被许多研究者所注意，以为光绪帝有意引袁世凯以自卫，甚至是企图借助于袁的军事力量以便将来某一时刻与慈禧太后武力对抗。这种说法实际上带有政变之后康、梁话语陈述的深刻影响，相信并夸大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事实上，从当时的语境看，这句话并没有多少深意，因为：第一，徐致靖的保荐奏折中明白强调过像袁这样有能力的将才不应该久居他人之下，受成都府，应该破格提升，使之独当一面；第二，昨天的上谕已经实现了第一点，即专责袁以侍郎候补的身份训练新式军队，并享有“随时具奏”之权，在事实上已认定袁的新军并不直接隶属于荣禄，而是由朝廷直接负责。强兵是甲午战争后的头等大事，也是新政开始之初就已明确的工作，特别是当康有为组建参谋本部的建议已被光绪帝接受之后，他们有意让袁扩大训练新式军队的数量与权力，以便作为将来正式成立参谋本部的基础。
就袁世凯方面而言，他也并不认为这番话有什么深意，更不会如康、梁事后所想象的那样，是光绪帝在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所以，尽管他已被赋予新的使命，但依然觉得自己是隶属于荣禄的。又一天（9月18日），袁世凯先是拜访李鸿章，两人就军事方面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午饭后，赴西城定阜街庆邸拜谒庆亲王奕劻，由于庆亲王还在颐和园，袁世凯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面。而恰当此时，天津小站军营来电报，谓有英国多艘兵舰在大沽口外海面上游弋。接荣禄的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袁世凯只好匆匆离开庆邸，返回位于东城多福巷的法华寺寓所做复电。
刚刚返回寓所，袁世凯又收到荣禄派专人送来的函件，称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袁即日回防。由于袁已奉谕旨定于9月20日请训，不便擅自离开北京，但是从荣禄传来的消息看，他又觉得自己作为军事主管，应该设法尽快返回自己的岗位。基于这种考虑，袁世凯请幕僚拟定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安排能否提前一天即在9月19日请训。
告不告密确实是个问题
袁世凯正在室内秉烛草拟奏折时，忽闻外面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告，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有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
谭嗣同之所以在夜幕沉沉中匆匆拜访，必须从这天早晨康有为等人从林旭处获知光绪帝的第二份密诏说起。
前面已经说过，9月18日一大早，林旭如约到康有为寓所拜见，向他转述光绪帝9月15日交给杨锐的所谓第一份密诏及9月17日给林旭的口谕即所谓第二份密诏。这两份密诏的主题与9月17日明降谕旨一样，都是督促康尽快离开北京，赴上海督办官报。但由于两份密诏可能都经林旭的转述而有所夸张，字里行间使康感到政局在变，甚至觉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可能已经控制了光绪帝，这使康既恐慌又亢奋，觉得历史性的决战时刻终于到来。在草折谢恩请林旭复命的同时，也与他的同志如徐致靖、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仁镜、徐仁录以及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等人密谋怎样才能救皇上。
康认为，慈禧太后当国近四十年，更变多而猜忌甚，经验丰富，手段老辣，党羽遍布内外，徒争口舌根本无法挽救皇上[39]。言下之意，康有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想法或计划。
对于康的说法，谭表示支持，并以为只有与袁联手，用其所部新军围颐和园，以兵劫持慈禧太后。康、谭的想法获得了梁启超的赞同，但林旭则以为袁狡诈多智谋，担心即便袁同意联手，成功之后他也是一个重要的隐患。林旭建议如果真的要动手，也应该去找董福祥，而不要用袁世凯。对林旭的建议，谭嗣同以为不可，坚持与袁联手，并自告奋勇担任与袁联络的任务。
谭嗣同的坚持可能有两个考虑：一是袁刚刚获得的提升，毕竟是他及徐致靖等维新派成员推荐的结果，袁应该知恩图报；二是他相信徐仁录等人传来的情況，以为袁与其顶头上司荣禄有矛盾，只要善于利用这些矛盾，就应该能够说服袁一起合作。这就是谭嗣同夜访的由来。
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也相当了解，知道其既是康的密友，也为光绪帝所信任。他估计，谭的突然夜访肯定不是一般性的拜见与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
谭首先对袁的提升表示祝贺，紧接着就告诉袁有密语相告。袁稍感诧异，即请其入内室，屏去仆丁，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之意。谭以面相之法谓袁有大将格局，继而忽言：“公初五请训也？”
袁告知谭，刚刚收到天津方面的电报，得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之后即回天津。听了袁的说明，谭引入正题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世凯急询其故，嗣同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
袁闻言失色，急忙辩白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
有了袁的表态，谭直截了当地说，根据情报，荣禄最近向慈禧太后献策，将废立弒君，你作为荣禄的重要部下，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
袁称，在天津的时候，也常与荣禄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废立弑君的意思。所以阁下的情报恐怕与事实不符，肯定是什么人有意造谣，断不足信。
听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谭根据康等人的先前分析，似乎觉得袁与荣禄之间的关系决不是那样简单，他们二人长期交往及其隶属关系，总不可能没有可利用的裂缝。谭接着说，你袁世凯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你不知道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你信任，让别人都觉得他对你很好，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对你猜疑、防范甚多。试想，你辛苦那么多年，成绩显著，中外钦佩，去年仅仅晋升一阶，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
谭甚至不惜编造故事，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与你的交情你是知道的，他非常器重你，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说：“闻诸慈圣，荣禄常常说袁世凯此人跋扈，不可用。”这个消息是确实的，知道的人也很多。至于我谭某亦在皇上面前迭次力保，均为荣禄所阻。就连皇上后来都说，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不知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用。说实话，你这次之所以能够获得破格提升，皇上费力甚大，你如真心救皇上，我谭某倒有一策，不知你是否有兴趣？
袁表示愿闻其详。谭遂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有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等。
看了这份草稿并听了谭不动声色的解释，袁大汗淋漓，魂飞天外，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真是大逆不道。他不禁问道，派兵围颐和园意欲何为？
谭嗣同答道，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这件事有我谭嗣同去办，你不必过问。
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深知，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的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他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世凯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似乎必不可行。
谭对这种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嗣同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嗣同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嗣同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嗣同即诣宫请旨办理。”
话说到这个份上，袁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地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并没有被逼到死角，他从容地告诉谭：“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谭嗣同充满自信地说：“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定有硃谕一道面交公。”
据袁事后描述，当时谭“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他分析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
对于袁的设词，谭不以为然。他建议袁：“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硃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又接着称：“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对于这些实际困难，谭也能理解。他说：“可请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等人虽然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并没有到必须立即发动的份上，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
谭的建议又引起袁新的疑虑，他说：“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漏，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
对于袁的拖延，谭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梁等人先前也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上意甚急，我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地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光绪帝的口气，上有“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显然，这只是光绪帝交给杨锐的第一道密诏的抄本，且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照抄，而是杨锐给林旭看了之后，林凭记忆口述给康，然后由康凭记忆默写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