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责范围及职业道德而言，袁世凯向荣禄如实汇报谭嗣同等人的计划，不能构成告密，更不必由此承担道德上的责任。事实上，如果袁隐瞒不报，并进而与他们合作，真的诛杀荣禄、囚禁乃至杀掉慈禧太后，辅助光绪帝进行政治改革，其后果可能更糟，中国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动荡时期。这一点袁看得很明白，他在后来曾指出：
谭嗣同等煽惑构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光绪帝于不义，讵为天理所能容？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成，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假设我稍露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光绪帝，各国必将借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1]
应该承认，袁的分析自有其道理，他的一系列做法也没有什么可挑剔处。
期待客卿
将袁的所谓告密与戊戌政变联系起来，只是康、梁等人在政变后夸大的说法，这在过去若干年中已被许多研究者证实。康、梁之所以利用话语权力夸大袁告密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并蓄意掩盖他们确曾制定诛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囚禁乃至诛杀慈禧太后的阴谋，是因为他们不愿承担戊戌政变的责任，这是他们新的现实斗争的需要。这在许多研究者的成果中都有很好的说明，我们不必在此饶舌。
与“袁世凯因素”相类似的另一个故事是所谓“日本因素”，即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这一原本并不太重要的活动也被康梁系的政治家夸大为戊戌政变的直接导火索[2]。
所谓维新派意欲建议清政府聘请伊藤博文为客卿、而光绪帝受到这些人的煽惑也准备接受这一建议的说法在当时确曾一度广为流传。9月11日，户部候补主事聂兴圻上书建议“设客卿以奔走外臣”，以为自来列国相持，楚才晋用，原不为嫌，但视用之者专与不专耳。建议设文武客卿等级，以待外洋之有志欲强我中国者[3]。甚至到了9月19日，候选郎中陈时政依然上书建议聘请伊藤博文、赫德等为客卿，协助办理新政事宜[4]。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风闻”伊藤博文“将专政柄”，遂于9月18日上书慈禧太后，恳请即日训政[5]。许多研究者认为正是这份奏折刺激了慈禧太后的敏感神经，促使太后返回宫中，发动了政变。
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分析相关史料并揆诸情理，也很容易感到这种说法过于天真：
一、伊藤博文来华访问游历在当时并不是保密事件，他的行程与所要会见的中方人员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也是比较公开的；
二、民间舆论及某些官员确曾有聘请伊藤博文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为政府顾问的想法，并利用他们的关系固结英、美、日三国[6]。
类似言论在当时开放舆论、允许臣民上书的政治背景下丝毫不会觉得奇怪，建议归建议，采纳归采纳，这样重大且又涉及邦交的人事安排不要说光绪帝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即便他真有，也必须与他的高级官员们进行商量，这样通过正常的公文程序，慈禧太后即可得知这一消息。所以根本不存在慈禧太后通过杨崇伊等人的奏折方才获知相关信息。这种说法过于低估了清政府的行政运作能力与效率。
伊藤博文是日本著名政治家，长时期担任政府首脑，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过卓越贡献。伊藤吸收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精神与政治理念，创建并确立了日本的近代政治体制。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伊藤博文政府蓄意挑起的；1895年的《马关条约》，也是伊藤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时的“杰作”。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近代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不断衰败，伊藤负有很大的责任。
政治上、外交上从来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敌人。甲午战争使中国蒙受了极大损失，但在当时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中国人那里，他们对伊藤不仅没有多少敌视，恰恰相反，他们极端崇拜伊藤，以为他主导的日本政治变革才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所以当甲午战争后，国际局势尤其是远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俄国对远东的扩张急剧加快的时候，不仅中国内部有联合英、日抗衡俄国的主张，即便先前几年还与中国为敌的日本也竭力拉拢中国联合抗衡俄国对亚洲的蚕食。
1898年6月，伊藤内阁倒台。赋闲后的伊藤很快萌发到中国游历的想法，至少在7月中旬这种传闻已在日本国内公开。当时在日本的王仁乾于7月20日致函汪康年，报告了日本方面对此事的反应，以为前首相的中国之行不可能没有政治目的[7]。
其实，伊藤博文自己并不否认此次中国之行的政治目的，他在晋见光绪帝之前曾与正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莫里循有过一次长谈。据莫的印象，伊藤访华的目的可能还没有人知道。根据莫的记录，伊藤谈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内政即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一是日本与中国联盟的可能。
关于前者，伊藤在与莫里循谈话之前已经会见过中国的许多高官如李鸿章等，所以他对中国内政的看法已有实地考察的经验做支撑。在谈到中国政治时，伊藤对正在进行的变法维新运动感到非常失望，理由是中国没有杰出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刻负责任，没有人敢在追随者面前勇敢地站出来冲锋陷阵。光绪帝虽然在过去几个月中颁发了大量的变法维新诏书，但却因种种原因从未付诸实践。光绪帝颁发的一道诏书要求政府官员应当正直廉洁，但这并不能改变那些不可救药的贪官污吏。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遗传，已经腐败透顶，贪污成性。在谈到财政时，伊藤认为，中国政府必须增加岁入，唯一的办法是改善交通工具，修筑铁路。中国还必须设法减少开支，最可行的办法是削减或者废除大量满族旗人每年吃掉朝廷大约三百万英镑的俸禄。要达到这个目的，伊藤认为最简便、最有效而且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把中央政府迁出北京。否则，任何改革措施都是水中之月。日本实行改革时，就是把政府从京都迁往东京。
谈到外交，伊藤认为，俄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会同意中国政府迁都，因为世界各国的重大利益都集中在北京。一旦迁都，俄国势力的南下就不容易受挫。伊藤还认为，俄国对中国的野心巨大，为了对付俄国，中国应该依靠英国尤其是日本的帮助训练一支新型军队，这样就可以促使中国与英、日关系更加密切，甚至结盟[8]。
从伊藤的谈话看，他的中国之行即便不负有政府的特殊使命，但作为一个有经验和国际视野的老政治家，他的中国之行决不是寄情中国的山水之间，而是别有目的，尽管这些目的在访问中国之前并不明朗。
由于伊藤访华目的不明朗，这就引起中国乃至世界各方面人士的高度关切与猜测。国内的维新势力期待伊藤访华能够对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有所推动。外交界和政界一些反对李鸿章联俄政策的人，也期待伊藤能够说服中国方面放弃这一政策，转而依靠英、日等国，并进而与日本结盟。特别是经过伊藤访华前日本政府差不多两年多辛勤工作，中国政界的一些大员如张之洞、刘坤一乃至一些中下层官僚，也大都具有联日制欧的思想倾向。这在江苏松江府知府濮子潼的奏折中有明确反映[9]。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下层官员在戊戌年间对日本看法已有很大改变。所以，伊藤中国之行虽然不具有正式外交名分，但其对中国政治必将发生巨大作用，则是可以预见的。
其实，日本方面深知中国国内新派政治人物对伊藤的期待。据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报告，伊藤访问中国的消息传来时，正值中国改革之气运旺盛，上下共同仰视日本，而欲将其作为中国文明先导者的议论甚嚣尘上。鉴于此，日本政府对伊藤的中国之行高度重视，他在启程前曾与明治天皇多次秘密会谈，日本政府中的一些重量级人物也多次拜访，提供意见和咨询[10]。
一笑泯恩仇
不论中国政府内部对伊藤中国之行有多少争论，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重视的，计划给予这位“东方贵宾”以盛情款待。在访问的第一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特委派北洋道候补、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海关道李珉琛以及日文翻译官陶大钧等为接待委员，并派出王修植及陶大钧在抵达前专程到领事馆商洽有关接待事宜，并确定了几条接待原则：
一、计算抵达大沽口的时间，届时派遣两艘大沽镇守府的小汽艇去伊藤博文所乘坐的“肥后丸”上去迎接。
二、伊藤换乘小汽艇经过大沽炮台时，炮台鸣礼炮致敬。由直隶总督下达特别命令，礼炮不依国际惯例发射，此是为了表示直隶总督荣禄的敬意。
三、在塘沽码头登陆后，立即由该处乘专车前往天津。
四、海关道李珉琛以及总督府官员前往车站出迎。
五、伊藤与荣禄互访结束后，荣禄于北洋医学堂设宴款待。原来天津素无宴请外宾之所，故北洋医学堂之一室常常充当款待贵宾的宴会厅。
六、天津至北京间亦备有专车，为伊藤一行入京提供方便。
七、伊藤一行在天津逗留期间，以水师营务处为其下榻之所。此处亦是先前德国及俄国王室来津时下榻的地方。
由此亦可见中国政府特别是荣禄确实对伊藤此次访华具有相当的期待。后来的接待规格与行程安排亦大体照此进行。
在伊藤一行乘坐的“肥后丸”预计抵达大沽的前一日，即9月9日下午五时，荣禄委派的接待员王修植、陶大钧以及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的官员、日本侨民代表数人乘车前往塘沽等候。他们在该地住了一晚，于第二天即10日早晨七时乘坐大沽镇守府专为迎接伊藤一行而准备的“飞龙号”和“快顺号”小汽艇驶出大沽口外，恭候伊藤一行的到达。
按计划，“肥后丸”应该于9月9日抵达烟台，10日上午八时许抵达大沽口外。但极不凑巧的是，自9日上午起，狂风大作，巨浪滔天，泡沫飞扬，天气极为恶劣。“肥后丸”虽于10日上午抵达大沽口外，但因风急浪高，中国方面派出的“飞龙号”等两艘小汽船根本无法接近伊藤乘坐的“肥后丸”，当天的进港计划无法实现。王修植等一干迎候人员不得已奉命返回大沽，俟风浪平静再行出迎。
10日早晨起，天津车站中一室装饰一新，酒果齐备。海关道李珉琛、天津道任毓华观察、天津县吕大人、水师营务处总办潘大人、招商局总办黄建筦、总督衙门的文武官员以及天津附近各衙门官吏数十人齐到车站迎接。但一直等到下午五时左右，终因风浪太大，伊藤一行无法上岸，所有欢迎人员不得不原地解散。
翌日（9月11日）一大早，大沽口外风平浪静。中国方面派出“飞龙”“快顺”两艘小汽艇于清晨六时再度出迎，终将伊藤一行迎出。
当时，“大岛号”舰长荒木中佐亲自乘坐第一艘汽艇前往迎接伊藤博文，当伊藤乘坐的汽艇经过大沽炮台时，炮台上数十面旗帜翻飞，数百名士兵整列出迎致敬，并鸣礼炮19响。
上午十时许，伊藤一行抵达塘沽码头。为方便伊藤乘车，中国方面特将事前准备的专车驶到码头的栈桥附近。中国方面的接待委员王修植、李珉琛以及日文翻译官陶大钧等早早抵达塘沽迎候。待伊藤登岸，王修植等迎上前去转达了荣禄对伊藤的仰慕之意。伊藤甚感兴奋，遂请王修植代为向荣禄表示，中国方面如有咨询借助之事，甚愿竭力相助。由此也表明，在伊藤的心目中，他并没有将此次中国之行视为纯粹的观光旅游。
稍事寒暄，伊藤一行于中午十二时在此转乘火车前往天津。大约于下午一时许抵达天津火车站。昨日出迎的文武官员又全部赶到车站欢迎。他们将伊藤迎至车站事先准备好的一室，献上茶点。伊藤稍事休息，随后乘坐总督衙门为其特意准备的轿子前往水师营务处下榻。
海关道李少东观察为祝贺伊藤平安抵达天津，特于其下榻处设午宴招待。按照总督衙门的部署，伊藤一行下榻水师营务处期间，总督府派出的轿子及马车均可随时调用。又有士兵十名、下士一名驻扎于此处负责保护。他们与伊藤一行共同出入，前后警卫。
是日晚七时，日本旅津侨民为了表示对伊藤一行的欢迎及祝贺平安到达，于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设宴为其洗尘，日本驻津领事官出席作陪[11]。
伊藤抵达天津的第二天（9月12日）上午九时，赴总督府拜谒直隶总督荣禄，双方交谈一小时之久，其如何议论，外人不得而知。
下午六时，荣禄于北洋医学堂设宴款待伊藤一行。当他们抵达时，百余名士兵在学堂门前手持洋枪整队出迎，军乐队奏军乐。日本方面出席作陪的除了伊藤的随员外，还有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副领事滕田风三郎、邮政局冈直孝等；中国方面有袁世凯、聂士成以及天津学堂总办王修植观察、运司方勉甫、海关道李少东观察、天津道任毓华观察、天津府李大人、天津县知县吕增祥、招商局总办黄建筦、水师营务处总办潘大人、电信学堂总办以及其他文武官员三十余名[12]。这是荣禄代表中国官方一次规格比较高的招待宴会，双方交谈很融洽。伊藤的随行书记官森泰次郎于席间赋诗，中有“最是推袁多骏骨，明朝携手上燕台”之语[13]，似乎对袁世凯格外欣赏，垂青有加。
荣禄与伊藤并肩而坐，亲切交谈。席上虽无演讲等事，但主宾不断为两国皇帝万岁而举杯。席间，荣禄认为伊藤此次访问，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故请伊藤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建议。伊藤答曰：为了中国的发展与繁荣，他将尽自己的能力提出建议，此对自己而言，乃义不容辞之举。
晚间九时半，宴会结束。伊藤步出医学堂时，中国士兵复持枪致敬，军乐队复奏乐。
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现场气氛相当融洽，然而不知何故后来却有传闻称荣禄在此次宴会时，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14]。这显然是根据政变后的感受追忆当时情形。
在天津逗留的第三天（9月13日）中午十二时许，天津县知县吕增祥、日文翻译官陶大钧二人于天津居留地梁园门外之李氏花园设便宴招待伊藤一行。由于吕增祥曾经随使到过日本，与伊藤的随行人员时冈茂宏有过接触，此次旧友相逢，双方都甚为高兴，稍伸杯酒之欢。
是日晚七时许，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在西洋饭店旅顺德款待伊藤一行，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林权助、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等出席作陪；中国方面出席作陪的有吕增祥、夏曾佑、陶大钧（杏南）、汪伯虞等，皆一时文化名流。酒过数巡，王修植即席赋诗一首，称伊藤“元老宾王国，知非汗漫游”，猜测伊藤的中国之行一定负有重大的使命，并期待伊藤若有机会见到光绪帝，一定要设法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吾皇求直谏，前著孰为筹？”伊藤的随行书记官森泰次郎也随即和韵一首，表达伊藤此次中国之行的使命就是加强中日关系，以中日为纽带共建亚洲联盟，抵抗欧洲势力的入侵，“势岂三分国，洲唯半壁欧；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15]。伊藤中国之行的政治意味越来越浓。
据传闻，伊藤在天津的短短三天时间里，光绪帝曾有电报询问：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据此惶惶不安，以为光绪帝在维新势力的诱惑下准备重用伊藤做客卿，或者让他留在天津等到九月份的天津阅兵。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根据，光绪帝得知伊藤来华之后应该是急于与之相见，以此借鉴日本改革的成功经验，而不应故意阻止伊藤在天津逗留。事实也证明，伊藤并没有在天津逗留两个礼拜，而是于抵达天津的第四天即9月14日中午十一时三十分乘专列火车离开天津。车内也准备了茶点及午餐，接待十分周到，其用心无微不至。当初伊藤抵达时前往欢迎的中国官员，此日悉集车站欢送，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与日文翻译官陶大钧陪同前往北京。
当天下午抵达北京永定门外马家堡车站，总理衙门委派梁振东观察以及郑孝胥、胡云楣、顺天府府尹胡燏棻、津芦铁路总办吴调卿等官员在车站迎候。
对于北京，伊藤心仪已久。他不是关心那里数百年帝都的文化遗产，而是关心中国政治发展，及其可能给日本带来的影响。作为先前敌对国的政府首脑，此次北京之行显然具有极端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不仅要和解先前冲突所留下的政治阴影，而且设法与中国尽释前嫌而结盟。伊藤在途经高丽时曾作诗两首，大体反映他对北京之行的期待。
其一云：
远辞韩阙向燕京，为是微忠寻旧盟。
不问风涛千里险，雄心直欲掩沧瀛。
其二云：
志冀思千里，求朋寰宇中。
虚怀忘彼我，痼疾慕英雄。
万死平生志，千秋一寸功。
天晴终山碧，云断夕阳红。[16]
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前往伊藤的寓所拜访，大概是一般性地寒暄及为此后几天在北京的行程安排等。是日晚，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在使馆为伊藤设宴洗尘，并邀请各国驻华使臣出席作陪。
第二天午后一时半，伊藤应约赴总理衙门拜见总署王大臣，林权助、郑永昌等随行；中国方面出席的有庆亲王奕劻、崇礼、廖寿恒、张荫桓等。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比较有实质内容的谈话如次：
庆亲王说，阁下现在虽然卸去了政府中的重要职务，但想必也是天皇所倚重的人，还经常过问政事吗？
伊藤答称，是的。鄙人住所离东京仅十五里地，此次来华访问前夕，特地到东京拜谒天皇辞行，面见天颜达三小时之久。
庆亲王说，阁下能够得到天皇的如此信任，则再次出任政府要职，恐怕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显然，庆亲王和中国方面希望得到伊藤的肯定答复。
伊藤并没有直接回答庆亲王关心的问题，他说，鄙人不论在朝还是在野，但对天皇的忠心未改，惟以奉答御咨、披沥陈言为荣。在宦与否，总为君臣，自有亲疏之分。况我日本为立宪政体，庶政多由议会协助，若是则政见歧异，政党林立，势所难免。初涉政党时，颇感难于驾驭。日本政府的组成，均由天皇陛下允裁，授意组阁。就此而言，在下的责任只是设法巩固现内阁，得以完成辅弼之任而尽力。现在大任既完，不谋其政也。
对于日本的政治体制，庆亲王等人似乎并不真的理解，他们总以为像伊藤这样为日本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臣，一定始终能够获得天皇和政府的信任。所以，庆亲王对伊藤的这番话，只能感慨系之，称此真是老臣之言。
关于日本方面的情况，伊藤似乎不愿多说什么，他主动将话题引到中国方面，尤其是正在进行的变法维新运动。他说，此次漫游贵国，最令人惊叹者，乃贵国大皇帝聪明而勤于政事。以我寡闻之人，亦闻大皇帝致力于革除积弊，振兴庶政，励精图治，以求变法。此乃我日本国深为欣幸之事。因为贵国今日急务，实有关于东亚大局乃至整个国际形势。窃以为贵大臣亦仰赖圣主，以成中兴之业否？鄙人确信此图必当实现，兹向贵王大臣敬贺。
谈到中国的维新运动，庆亲王似乎也有话说，他向伊藤透露，我皇上圣聪，锐意图治，欲咨询于阁下。贵国与我中国乃唇齿之邦，又为同雠。阁下又久历兴邦之事，趁此游历之机，能否以邻谊修睦之念，不吝教诲，以济艰难，实我国君臣上下之厚望。显然，庆亲王透露的光绪帝将咨询伊藤的消息，是清廷内部已经讨论定案的，而按照当时的行政程序，这一决定不可能不通过慈禧太后。所以，根本不存在慈禧太后得知光绪帝将召见伊藤的消息后，迅速返回宫中的事情。
从伊藤的回答中，也似乎能够感觉到光绪帝将召见的事情已通过一定的外交渠道加以协商，所以他的回答仅仅是礼节性的，对于召见并没有丝毫的意外。他说，鄙人来华漫游，仅为一外国人而已。贵国大政，无容置喙。或以我日本国维新三十年之经历，而从贵国之利害关系出发，略陈一二。所幸者，中日关系现在较过去已有很大改善，两国之间倍感亲切。故倘蒙贵国大皇帝垂询，必当赤诚敷陈。
说到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官员当然都有话要说。参与会见的廖寿恒说，单云变法图强，其实谈何容易？曾见所上新政之事，虽所言洵洵繁繁，不免庞杂纷纭。窃见革新之道，因循轨辙为上。廖的这几句话，表明他虽然赞成新政改革，但鉴于实际情况，以为应该渐进，而不能过于冒进。
廖寿恒的话引起了伊藤的兴致，他回忆道，当年他担任日本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中国驻日公使曾奉恭亲王之命向鄙人询问兵制改革方面的意见。当时，鄙人曾告诉公使说，改革兵制之要著，为士官之培养，须精选一二学校培养士官，并置于贵国大皇帝直接统辖之下，此为最先要务。其他再分缓急疾徐，渐次实行。至于现在清谈的新政，也极易流于空言。贵国大皇帝锐意图新，实贵国千秋大事，何物当急，何物当缓，必顺序以进，应详加规划，理其端绪，全仗贵大臣等辅翼。显然，伊藤比较倾向于渐进的改革，不赞成急剧的变动。
庆亲王接着说，尊教谨领。唯我中国数千年积习，一朝尽改新法甚难。敢问贵国维新，循序渐进，至今端绪如何？
伊藤答道，当年的艰难情形可谓多矣，贵国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凡闭关锁国的国家在开放维新之初都曾面临过类似情况，确非一夕之间能告成功。不过，国是既定，方针既明，则最初阶段依然坚持守旧固陋看法的人，略与持新见、主张开放维新者相半。待政策渐次执行，收效初见，利益渐明，人们从开放维新中获得某种好处后，则先前那些顽冥不灵之见恰似霜雪逢旭日而消释，支持改革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伊藤显然是要告诉中国官员，要有足够的耐心，要通过改革不断地给人们以实惠，这样拥护改革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日本的明治维新或许与中国的新政根本不同，前者是在一种常态中进行的自动改革，所以能够有序渐进，而后者则是在外来压力下所进行的被动改革，带有很强的焦灼情绪，激进的中国人恨不得一夜换了人间，所以对于伊藤循序渐进的解释，实在是难以接受。廖寿恒接着问道，我中国改革之必要，如燃眉然。今日年老因循守旧顽固者，概行罢斥，而易以壮年新进熟谙洋务者，果如何？愿闻高见。显然，这一提问正是目前朝廷最感困惑的地方。
伊藤答曰：以学术、识见、经验言之，皆老成练达之士，不能易之。有关国家利益得失之举，尤应慎重周详，且忌轻躁之行为。若是老成练达之人适于佐助改革方针之确立，而盛壮气锐之士则擅事务之协理。变法需细细考虑，而非猝然急激。否则，乱阶将起。
听话听音。如果仔细分析伊藤的这段对话，他不是在赞赏中国政府大刀阔斧的人事变动，而是蕴含有某种批评，至少在他的政治理念中，和平的政治变革不应在人事变动上多做文章。如果一定要说伊藤访华及光绪帝的召见是引起政变的一个原因的话，恐怕是伊藤所持的批评态度恰恰启发了那些对新政怀有不满的利益受损者。
伊藤触及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的要害部位，各位大臣就此“相顾而首肯”，他们似乎默认伊藤的看法，但也不想再继续讨论。于是庆亲王奕劻转换话题问道：贵国兵备取法于泰西，已然盛矣。敢问教练之法何如？
伊藤重申先前的建议，称军备、兵卒之强弱，悉赖士官。故设立士官学校，为一国军备之第一关头。士官之教养，于兵卒训练有决定作用。伊藤之所以这样回答，可能也与他对莫里循所说的那些话有关，即他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两国的军事合作，加强两国的联系，直至结盟。
中国方面当然不可能知道伊藤的真实想法，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庆亲王接着问道：贵国的士官学校有点类似于我中国的武备学堂，贵国有多少士官学校，其情形如何？
伊藤就此答曰：我日本国陆海军各有一所大学校，讲求各自专门的学术与技术。此外，我日本国还有参谋学校，学习测图、运筹等学。现在我日本陆海军指挥训练兵卒之名将皆入此类学校，刻苦钻研，备尝艰辛，而效果也十分明显。
廖寿恒又问富国之道：贵国已富强，敢问富国之道如何？基本取之于海关税否？
伊藤答称，否。国家之本，岂在关税？富源之民，在于殖产。而机器制造、火轮运输等事极为必要，是为巩固国家财政之要素，不可蔑视。故政府设制造所、铺设铁路，利民生、拓利源，为最便之法。即以千国之海关税、移民财于国库而富，且谓之本，谬甚。
此后，庆亲王又问及日本在铁路方面的建设经验，当他们知道日本的铁路基本上全由外国人所造，遂相与咨嗟[17]。
此次谈话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他们相约明日午后由总理衙门诸王大臣赴公使馆回拜。
此次会谈，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秘密。除日方的记录外，《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的报道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基本内容与日方的记载一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版的《昌言报》第六册译载《泰晤士报》9月24日《伊藤侯与总理衙门堂官会晤述略》，大致意思也基本相同[18]。中方的正式谈话记录肯定会有渠道上达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处，他们最迟第二天肯定知道这次谈话的详情。问题在于，究竟应该怎样解读这次谈话？怎样理解伊藤谈话的基本精神？
过去的研究者过于夸大伊藤北京之行与政变之间的关联，以为伊藤的北京之行特别是光绪帝的召见，引起了守旧势力的高度恐慌，他们遂集结起来向慈禧太后请愿，呼吁太后重新训政，从而导致了政变的发生。这种解释注意到了伊藤北京之行与政变存在着某种相关度，但其因果关系基本倒置。如果说其中真有关联的话，那么这种关联不是引起了守旧势力的恐慌，恰恰相反，伊藤的一些看法特别是他的谈话为守旧势力提供了依据。再加上当时一连串急剧性的人事变动所引起的恐慌，过于激进的政治变革只能刹车。请看中国方面当时公开的信息：
伊藤对总理衙门王大臣说：我到贵国正是朝廷改法之时，甚为欣幸。
王大臣云：改法尽用年少之人，到底有无流弊？
伊藤云：用年少人固可，但必须才、识、胆三者兼备方可，否则未有不败，尚不如老成人而以年少者佐之。且改法须有轻重有秩序，若杂乱无章，则必不可。
王大臣云：富国之策首在通商，商务盛则税金旺，然乎否乎？
伊藤云：不然。关税不过财政之一端，而其本原之地则在农工商，农能尽地力，工能制物品，则商务自然兴旺，国日以富。然欲兴农工商，尤非广设学堂不为功。
又，某公谓伊藤曰：阁下如见皇上，凡中国应改之处，与现在改不得法之处，务必直言无隐。
伊藤曰：我是外臣，未便先言。如贵国皇上有事下问，则我知无不言。但我言之而无人助，皇上行之亦是枉然。我看政府总署诸公未必以改法为然，且近来用新进而退老成，亦不免太骤。且贵国君臣之礼实在过严，此乃必须改变之一大端。如此礼不能改，则诸事均不能改也。我在日本如皇上不从我言，我立即告退，何以贵国大臣中既不能谏行言听，而卒无一人告退者？盖大臣非自立身份则信任必不能专，信任不专则必不能办事也。
又，伊藤退而语人曰：我赴总署拜谒各堂，王大臣延见与谈，而两旁站有司官十余人，以及苏拉、跟班等又数十人，我虽有言，如何能说？至贤良寺拜会李鸿章李中堂，而门内、门外家人簇立。中国此等习气一日不改变，即一日不能办事[19]。
从这些公开的谈话内容看，一、伊藤并不赞成光绪帝大胆启用年轻政治新锐，更反对将老成持重的政治家一律视为守旧者。他的建议是，以老成持重的政治家主持朝政，启用才、识、胆三者兼具的年轻政治新人予以辅佐；二、伊藤主张变法图强必须循序渐进，详加规划，切忌急躁，更不能猝然激进；三、伊藤并不准备向光绪帝主动建言，他似乎已明显感觉到中国政府诸公并不以改法为然，特别是光绪帝最近一个时期大胆启用一批政治新锐，已严重挫伤了这批老臣的积极性。
凡此，很难说伊藤的来访是导致旧势力恐慌的原因，相反，他们应该觉得终于找到了知音。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所以他们期待，甚至公开要求伊藤在面见光绪帝的时候，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中国应改之处特别是“现在改不得法之处”直言无隐。
伊藤一行从总理衙门告辞后，遂来到贤良寺拜访9月7日刚刚被罢免总理衙门大臣职务的李鸿章，双方谈话不足一个小时。李鸿章应该说是伊藤外交上的政治对手，他们在甲午战争后的外交谈判中有过许多接触。双方虽然互为对手，但实际上也是旗鼓相当，相互佩服。当李莫名其妙被罢免时，伊藤正在前往中国的途中，他虽然不太清楚其被罢免的真实原因，但决定还是应该去拜访这位昔日的对手。伊藤知道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对日本缺乏起码的信任，李主张联络俄国以抗衡日本在远东的崛起。他的这一想法或许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很难获得清政府内部高层的支持，因为他们比较倾向于联合英、日以抗衡正在远东崛起的俄国，所以李鸿章实际上成为日益孤独的政治人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与慈禧太后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如前所说，他在甲午战争后实际上替慈禧太后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所以李被免职，可以看作他的失势，但在任何有远见的政治家看来，李氏未来的政治作为绝不能小估。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藤对李鸿章的拜访，实际上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考虑。伊藤说你李鸿章在中国的北方可是真的建造了一个伟大势力的屏障！言下之意是讥讽李鸿章联合俄国以抗衡日本。对此，李鸿章当然无话可说，但谁又知道他会在这种刺激下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20]。
下午三时许，伊藤在林权助的陪同下返回日本驻华公使馆。是日晚，伊藤在与林权助共进晚餐时谈了他初到北京的感受，席间谈及中国如欲变法须首先禁绝鸦片，此乃自治之权。如此事不能行，遑言其他？伊藤随员中有人力陈中国禁烟为难之故，伊藤与之辩驳一点钟之久，卒谓中国如此事不能行，一切都是枉然[21]。来到北京的第三天，即9月16日上午十时许，李鸿章回拜伊藤。同日午后，总署王大臣回拜伊藤。至此，伊藤在北京的活动主要局限于中国政府的高层方面，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不过，由于伊藤特殊的身份与背景，特别是那时传媒业并不是太发达，遂使其本来并不具有秘密可言的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京城内外围绕着伊藤的传言四起，或云其将于某日被皇上召见，他将向皇上呈递改革的条陈[22]；或有京朝大小官员连日上奏请朝廷聘请伊藤为中国政府的顾问；更有传言称庆亲王奕劻与端王等一起赶赴颐和园，哭请慈禧太后训政，以防止皇上擅自作主聘请伊藤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到那时，恐怕大清王朝不复为太后有矣[23]。这些传言虽然没有多少真实根据，但在当时已经极度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肯定会对时局的演变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觉悟似乎太迟了
或许伊藤也感觉到北京城因他的到来而格外紧张，所以在抵达京城之后他并没有四处活动，除了一些礼节性的拜访、回访之外，他似乎只在被动地等待光绪帝的召见以及他人的来访。9月17日晚，竭力主张联合英、日的总署大臣张荫桓设宴款待伊藤一行。张荫桓与伊藤在甲午战争后的交涉中有过联系，似乎伊藤此次游历中国，也由张氏从中促成。考虑到几天后皇上的召见也将由张领见，那么此次相会估计也不可能有什么过于机密的东西，更不可能有什么阴谋。
大臣们不可能也不敢与伊藤有什么阴谋，他们即便请求伊藤在拜谒光绪帝或者慈禧太后时就中国的改革问题直言无隐，也不过是期待借助于外来和尚的特殊身份表达他们的焦虑而已。但是，那些政治新锐确有利用伊藤来华访问而促成中国政治变动的阴谋，或许正是阴谋的泄漏促成了后来政治的变动也未可知。
体制外的政治新锐主要是康、梁等人，也正是他们促成了伊藤以私人身份到中国游历，并引起中国政府方面的重视。根据李提摩太的回忆，1898年夏，康有为曾与他商量过变法的计划，李提摩太在这一过程中曾建议康，既然伊藤那样成功地改变了日本，使日本很快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伊藤现在已下野，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中国政府聘请他做外国顾问。李提摩太的建议引起了康、梁的极大兴趣，他们随后通过各方面的关系终于促成了此事。
根据李提摩太秘书程淯的记载，李提摩太于9月9日离开上海，约9月15日至京，先寓英国驻华公使馆，适英使避暑外出，翌日晨乃迁至米市施医院，与伊藤住在同一个旅馆，并与其秘书主任有过长时间的谈话[24]。李提摩太是否影响了伊藤对中国的看法尚不太清楚，但他毕竟居中沟通了康、梁等人与伊藤的关系，并对康有为政治策略的调整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9月18日下午三时许，康有为至李提摩太寓所拜访，告诉他新政进行得甚为艰难，他已奉皇上谕旨赴上海督办官报，如果不发生意外，应该在明天即南下。康还说，现在的形势已相当危急，他原准备请求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友邦向清廷进忠告，警告清政府不要妄为，更不要由慈禧太后重新出山训政，废止光绪帝的权力。康说，可惜贵国公使外出避暑，不在北京，这一请求根本无法实现。
康的说法引起了李提摩太的注意，李氏清楚地意识到所谓危急也只是来自于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不满，所以他劝康道：难道两宫之间的矛盾不能调和了吗？
对于李的疑问，康有自己的解释。他说：皇上推行新政，进行改革，肯定将损害一些既得者的利益。而清政府盈廷皆衰谬老臣，他们只担心自己的政治地位、政治特权是否会随着改革的进行而丧失，所以整天在太后面前哭诉。太后信之，致横生阻力，哪里还有调和的可能与机会呢[25]。
康虽然不相信两宫矛盾还有调和的余地，但李氏的告诫也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此时一方面与其门徒积极准备以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另外也参照李氏的建议，力图调和两宫矛盾以赢得时间。而当时，由于英国公使不在北京，指望由他们出面的可能不存在，能够对清廷产生一定影响的也只有正在北京的伊藤。第二天，即9月19日午后三时，康专程来到伊藤寓所进行拜访，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基调就是请伊藤出面说服慈禧太后支持改革。
在简单寒暄后，康有为开宗明义地强调，阁下此次来中国旅游，正值我中国大皇帝锐意革新之时，我中国维新志士深望阁下赐教，以维持东方大局。
伊藤谦逊地答道，鄙人性好游览，环地球各国名胜，足迹殆遍。此次之所以来到贵国，亦欲望山川风景，不敢与人家国也。
康氏称，虽然，但我皇上决图变法，以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更加亲睦。我中国维新志士原欲师法贵国进行变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甚望阁下有以教之。
伊藤曰：贵国欲变法，要先除自尊自大陋习。世界不论何种人，皆生长天地间，岂彼贱我贵，可以自称“中华”而称他人皆“夷狄”哉？
康就此解释道：此种议论，敝邦四五年以前人多持之，但自甲午战争之后，大梦为贵国惊醒，现在中国人持此种议论的已不复存在。
伊藤接着说，有些知识分子喜欢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应当设法使他们知道外国的真相，这样对贵国极有好处。至于一般百姓，每每因教案问题妄杀外国人。对此，贵国政府及维新志士有责任劝诫老百姓不要这样做。这一点可能是贵国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于此项指责，康甚不以为然。他指出，阁下为什么这样轻蔑敝邦？实际上，此种议论在大约三年之前可能还有意义，因为那时一些守旧年迈大臣还有鼓励士民盲目排外的想法。但是，最近几年来，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士大夫已很少持此义。因为随着各地学校、学会、新闻杂志等新事物的兴起，民间知识大开，年轻一代已具有相当的世界眼光。鄙人现在所欲闻于君者，乃大学专门学的条例系统，而阁下仅告知以诵读之方，这不免令人稍感失望。
康的指责并没有引起伊藤的注意，他的关注点似乎还在中国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特别是政治改革方面。他问道：请问贵国数月来变法决图，而推行未效，何故？
这正是康有为的兴奋点，对于改革之所以迟缓，康有许多话要说。他认为，行政方面的改革，必须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又若枝叶改，本原不改，则尤劳而无效。这个道理我皇上知之甚明，极欲改革全体，且极欲从本原改革做起。无奈皇上并没有拥有全部权力，欲改革的事情，不知花费了多少苦心，而有时此事能变，而彼事不能变。夫变法非变本原则积弊难除，虽行新政，适多贪劣人开营私舞弊之路。况且正如中外许多政治家所知道的那样，我皇上并没有主导改革的全权，一切改革诏书莫敢奉行，视为一纸空文，皇上也无如之何。这就是改革之所以推进缓慢的根本原因。
康的分析合乎当时的实际情況，但在伊藤看来却极难理解，因为中国所谓几千年的帝王专制，无非是说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于是伊藤问道：贵国君权专制无限，环地球之所知。今贵皇上无全权云何？
康氏曰：光绪帝嗣位虽已二十余年，其实权力一直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皇上深知中外情形及中国的危机，故决意改革。而太后反之。而且太后所接触的主要是那些满洲权贵，如庆亲王奕劻、荣禄、刚毅、怀塔布、立山、崇礼等人，他们愚昧无知，绝少识见，毫无国际眼光，根本不知道外国情形。在他们的意识中，所谓改革只是汉人向满族人夺取权力或分享权力的一个阴谋，改革的结果肯定对满洲贵族不利。他们认为，凡提倡改革者，都是阴谋叛逆之人。这种荒诞的言论日入于太后之耳，不由得太后不相信。所以自皇上明定国是、宣布改革以来的几个月，这些满族大臣无日不环绕在太后的周围哭诉，以为如此改革，他们的政治地位必然下降，仕宦途绝，衣食路穷。中国古语有三人成虎的说法，他们不断地向太后渲染，太后常惑其言。所以皇上在进行每一项改革的时候，都必须多次向太后泣谏，而后乃得渐行一事。这种情况在中国的高层官员中是公开的秘密，他们都知道中华帝国的政治权力并不在皇上手里，所以当皇上的改革诏书联翩而下的时候，这些官员则阳奉阴违，并不实力执行。皇上对这种状况心知肚明，也曾设法解决，不日前因王照条陈一事，遽治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抗旨之罪，也多少表明皇上有意改变目前的僵局。这件事情事前没有请示慈禧太后，连日来怀塔布等数十满洲贵族相率跪拜太后面前哭诉，请太后出面阻止皇上改革。我皇上地位如此，改革艰难，故愿请阁下深察其情。
如果从康有为的政治立场看，这番谈话当然也能自圆其说。他从来都是将一切改革的阻力推到所谓保守的满洲贵族身上。不过，当他这样向伊藤博文陈述的时候，实际上就有借外来势力干预国政的嫌疑，这可是一切专制体制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康的陈述获得了善意的回应，伊藤不禁叹息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国权出两途，革新诚难矣哉！”
康有为似乎觉得伊藤理解了他的意思，如果伊藤愿意帮助，事情或许会有转机。他说：“近日救敝邦之计，但能致太后明晓中外情形，不阻改革，皇上自得行其志。”康希望伊藤劝说慈禧太后放弃权力，或者转而支持以光绪帝主导的激进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