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康的请求，伊藤问道：那么怎样才能使太后明晓中外情形呢？
康氏答道：皇上之所以能够明晓中外情形，是因为他经常读书，多见臣下。太后则反之。所见之人皆极顽固者流。于接见时，唯唯诺诺，无一忠言谠论者，情形安得明晓？仆等汉臣，俱系小臣，欲当面拜谒太后说明一切是根本不可能的。阁下是国际著名的政治家，此次在京若有机会入见太后，肯为剀切陈说一切情形，感动太后回心转意，实敝邦之福也。
伊藤说：按照欧美外交惯例，外臣既得谒见皇帝，则必得谒见太后以及皇后。惟贵国体制严别，不同于欧美，在下恐欲谒见太后而不能。伊藤的意思似乎是说，他很想按照康的办法帮助中国，但从目前的安排看，他的日程中似乎并没有安排拜见太后的活动，所以很难答应。
康有为并不甘心，他说：今年德国亨利亲王来华访问，慈禧太后也曾接见。阁下为亚洲大名人，太后必欲接见。
伊藤说，既然如此，那么在下谒见太后时，当尽忠告。伊藤原则上同意了康的请求。
康又说：慈禧太后听从满洲贵族的谗言甚多，他们对于皇上的改革心怀不满，皆诬皇上以狂病，心存废立，未知确否，虽然，请阁下在谒见太后时，对于光绪帝主导的新政改革多加美言，多夸奖皇上贤明行改革事，为诸外国所深喜。
伊藤曰：诺。
康氏又曰：还请求阁下见太后时，请极言各国相迫，外患甚急，断行革新，则中国尚能自立。不然，必难挡各国分派，其祸害不可胜言。显然，康有为将慈禧太后视为一个不明世界大势的家庭妇女了，这一判断肯定有问题。他根据这一有问题的判断进行动作，便难免处处碰壁。
尽管如此，伊藤依然同意在面见太后时向其陈说国际大势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真实处境。
康再请求：阁下拜见太后时，请极言倡论改革之士，皆具忠心为国家谋幸福，并无他意。改革若决行也，不独汉人享其利，满人亦享其利；改革若不行也，则不独汉人受其祸，满人亦受其祸。康这样说固然没有大错，但似乎有点烟雾弹的性质，想到他此时正与谭嗣同等人密谋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真不能不佩服他的沉着与冷静。
对此，伊藤表示接受。紧接着，康再提一个要求：阁下拜见太后时，请极言满人、汉人，同为大清王朝的赤子，如一母生两子，岂可认兄为子，而认弟为贼哉？满汉界限，切不可分。
满汉之间的冲突，确乎为戊戌年间的重大问题。慈禧太后对满洲贵族的倚重，对满人特权的保护，确乎较为明显，也确实引起了一些汉族士大夫的不满。而光绪帝由于与一些汉族出身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有过密切接触，所以没有像慈禧太后那样对满洲人的利益给予格外的关照与保护。对于这个请求，伊藤表示可以接受，答应在面见太后时尽量化解太后的误会。
康最后请求：阁下拜见太后时，请极言今日要务，宜引见汉臣通外事者以资访问，勿徒受满洲一二老臣之壅蔽，尤其不要听信那些宦官、宫妾拨弄是非，而应该与皇上一起讲求变法条理，共同追求中国的振兴与富强。伊藤表示届时他会见机行事，予以陈说。
伊藤的友好态度给予康有为心理上极大的满足，他不禁当面称颂伊藤曰：“君侯能为太后逐一言此，则一席话足救我中国四万万人，岂惟敝邦幸福，东方局面，地球转运，实系君侯焉！”
康的赤胆忠心也深深地震撼了伊藤，他不禁夸赞康氏谓：“公等赤心，仆所敬服。仆必以尽心于敝邦者，移以尽忠于贵国也。”[26]
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地度过，眼见暮色苍然，座皆举烛，康有为不敢久留，遂告辞匆匆而去。
伊藤与康的谈话，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流传了出来。从这些谈话看，康并没有什么阴谋，他所请求诸多事项，归根结底一句话，那就是请求伊藤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有机会拜谒慈禧太后时，能够为皇上、为康有为等所谓维新志士们美言美言，以化解慈禧太后的仇视。这是康有为思想的一大转变。因为之前康氏从不把两宫的和解当作一回事，相反，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更愿意利用两宫之间的矛盾去推动他所倡导的改革。他现在之所以转变，显然是他已经意识到了他及光绪帝所面临的危险。可惜的是，这个觉悟实在太迟了些。
从这个谈话内容还可以看到，当时京城内外所传的所谓由康有为或其他什么人出面建议清政府聘请伊藤出任政府顾问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康自始至终都没有涉及这一问题。按照他的性格，这件事情不要说已经做过，即便他有这个念头，也会当作真的一样去告诉伊藤。康有为派徐仁录、谭嗣同先后去说服袁世凯，实际上都采用过这一策略。
了无深意的会面
伊藤出于礼貌与同情答应了康的一系列请求，但内心相当清楚，他没有机会拜谒慈禧太后，所以他的答应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在伊藤与康会面的同一天（9月19日），中日双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安排伊藤第二天拜谒光绪帝，伊藤在中国的所有行程似乎都在中国政府的掌控之中。
9月20日上午9时许，总理衙门派武弁赵源等八人引导伊藤、林权助及其翻译、随员进宫，九时二十分出东华门，经景山，由西华门至西苑门入宫。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廖寿恒、王文韶、裕禄、张荫桓等十余名中方官员迎候，过太液池，经金鳌玉东桥左折朝房前，庆亲王奕劻在此迎候，导至朝房休息片刻，约30分钟后，于午前十一时许至勤政殿拜谒光绪帝。根据日本方面随行人员的记载，二人对话如次：
伊藤说：外臣博文此次前来贵国，原系自行游历，今蒙大皇帝召见，殊为光荣，不胜荣幸。大皇帝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此于亚东局面之保全，实关重要。博文回国之后，当告知我国天皇知之，当必欣悦。愿大皇帝永保盛业，长享景福。
光绪帝说：久闻贵爵大名，今得延见，深感满意。
伊藤说：今日召见，得见龙颜咫尺，蒙褒奖，荣幸之至。
光绪帝问道：贵爵于何日由日本启程？
伊藤答道：于一月前就道。曾在朝鲜勾留十余日，再来贵国。
光绪帝又问道：一路平安否？
伊藤曰：托大皇帝洪福，一路平安。
光绪帝又问：贵国大皇帝想必玉体康健？
伊藤说：此次漫游，陛辞前，敝国皇帝甚为康健。
光绪帝说：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自贵侯手定，各国无不钦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
伊藤说：过分褒奖，何以克当？敝国政务，皆由朝廷擘画，外臣惟靖供守职，为所当为而已。
伊藤说到这里，光绪帝与庆亲王奕劻耳语移时。后来的许多研究者都觉得这个动作可疑，以为此时的光绪帝已经没有充分的自由，政变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其实这个怀疑并没有多少根据，从后面的对话中，我们感觉不到光绪帝已无法自由表达意志。
光绪帝接着说：贵国与我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望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改革顺序、方法告之。
如果说光绪帝已经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那么这句关键意义的问话恐怕就很难说出来。
对于光绪帝的请求，伊藤欣然应命：敬遵谕旨。他日如承王大臣下问，当竭其所知以告。
在谈到两国关系时，光绪帝说道：愿今后两国邦交从此益敦。
伊藤附和道：我国天皇陛下圣意实亦在此。比来两国臣民交谊日益加密，故邦交必能因之益固。
光绪帝又问道：贵爵拟在中国盘桓几时？
伊藤答道：原拟勾留两礼拜，据目下情况，尚须多留七八日。
光绪帝又问道：前时贵爵至我国系在何年？
伊藤答曰：十四年前初诣京师，嗣后曾至上海及南方各处。
光绪帝又问道：现拟再游历何处？
伊藤答称：现拟至上海一行，再往长江游历。
光绪帝曰：朕愿贵爵一路平安。
伊藤曰：敬谢大皇帝厚恩[27]。
会晤至此全部结束。从谈话记录看，丝毫感觉不到中国政府方面发生了什么意外，日本方面对这次短暂但却富有内容的会晤表示满意，这在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致日本外相的报告中有相当真切的反映。林氏说：“清国皇帝允准觐见伊藤侯爵，由我本人和郑陪同。同时允准觐见的还有侯爵之随行人员。接待是热情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皇帝向我们指出了日、清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之必要，并向我们介绍了清国的维新。皇帝说，他将通过其大臣们来向侯爵询问几个问题。觐见约进行了一刻钟。”[28]这似乎也表明伊藤的访华日程正按原计划继续进行。
就中国方面而言，这次会晤在中国的政治高层并没有引起什么不良反应。第二天（9月21日），宋伯鲁向清廷呈递了一份奏折，建议清廷“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伊藤博文，咨询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并与之商酌解决的办法；任用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予以协助，以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危机。这一建议的背景便是伊藤来华访问并将与闻中国事务以及刚刚发生的国际危机，奏折称，昨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新军若干营以资御侮[29]。
不论这份奏折是否是康有为所拟或其授意，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政府政治高层对伊藤来华及拜谒光绪帝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的看法，尽管当时的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康有为已经离开北京，光绪帝甚至于这一天发布上谕，“再三吁恳慈恩训政”，有意将政权还给慈禧太后。
统观伊藤来华后的全部政治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他既赞成中国进行合乎当时国际政治规范的政治改革，对于康有为等年轻一代政治新锐也给予相当期待和道义上的同情。但是，他并不赞成康等人激进的政治改革做法，甚至不主张将清政府的政治权力交给这批年轻的政治新锐去掌管，而是建议重用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政治家，启用具有道德心的政治新锐作为辅助的力量。
对于伊藤的政治态度，清政府方面非常清楚。所以当清政府于9月21日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之后，甚至在康有为被清政府宣布为谋反的大逆不道者之后，伊藤依然是受欢迎的尊贵客人。
按照伊藤手记《清国旅行日记》的记载，他在拜谒光绪帝之后的第二天（9月21日）、第三天（9月22日）并没有什么活动，不过按照外交惯例和当时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伊藤应该在9月21日当天就知道了清政府高层的人事变动[30]。《国闻报》9月24日的报道称，9月21日薄暮，传闻北京提督府差来官役数十名，至天津密拿工部主事康有为，疑其尚在紫竹林一带，四处大索，迄未缉获。斯时已闻有皇太后训政之诏，然知者不多，大约官场中当要差者数人，并外国领事府中人而已。由此可知，伊藤在当天一定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了解了中国政府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那天具有维新倾向的张元济拜访伊藤时，伊藤相当谨慎地暗示张：“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能成功。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31]
伊藤的告诫启发了张元济，再加上当时京城的流言蜚语及一些特殊举措，张敏感地意识到所谓“宫闱之变”可能已经成为事实[32]。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赴贤良寺请求表面上已经赋闲而实际上仍拥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权力并深受慈禧太后信任的李鸿章出面保护光绪帝不要受到无辜伤害。他对李鸿章说：“设将变法之事遽行停罢，甚或对皇上别有举动，恐非社稷之福。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
久经风云的老政治家李鸿章并没有答应张的请求，他只是对张叹息道：“小孩子懂什么。”[33]这既表明李鸿章对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有足够的认知，甚或预示着他在其中可能也起到过某种重要的作用。经过大约两天的变动，慈禧太后很快稳住了局势，高层人事的调整也在极短的时间里予以完成。李鸿章应该是政变的受益者，因为这之后他很快就恢复了先前失去的权力。
列强斗法与宠臣失宠
与光绪帝会晤结束后的当天下午（9月20日），陪同会见的庆亲王奕劻出面开了一个以伊藤博文为主宾的午餐会。令伊藤与林权助感到奇怪的是，最近几天一直传说可能失势甚或被逮捕的中国官员张荫桓不仅参加了会晤，而且出席了这次午餐会。他们推测，这一安排的用意似乎是为了平息这些谣传[34]。
张荫桓号樵野，1837年生于广东南海，与康有为同里。捐班出身。同治初年入丁宝桢幕，投身于洋务运动。1884年总理衙门大规模改组时，一度入署供职。1885年奉命出使美国、秘鲁等国。五年后任满回国，继续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数年间迁至户部左侍郎，结援户部尚书翁同龢，并渐受光绪帝重视，逐渐成为影响政局的“幕后大人物”[35]。甚至在翁被逐后，张也没有失势，依然受到光绪帝的依赖，在新政中担负重要角色。8月2日，张荫桓受命与王文韶一起筹设矿务铁路总局；8月10日，二人又一同受命筹办路矿学堂；9月5日，张荫桓奏请增修内政以戢民志，光绪帝破例将此折批转各将军督抚，要求他们参照张的建议，认真考核，实力奉行，以期政平讼理。同一天，张荫桓还奏请实行团练，以为举办民兵（征兵）根本（练洋操、裁绿营），光绪帝亦破例批转各省督抚，要求参照所请切实筹办。这似乎表明张荫桓不仅在政治上高度活跃，已将自己的触角伸到户部所辖领域之外，在内政及团练上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从光绪帝“破例批转”的姿态看，张荫桓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在光绪帝心目中，他不仅是外交领域的优秀人才，而且可能因为其与康有为相互影响，具有非常强烈的维新思想，在内政方面具有卓越见解。
张荫桓影响力的急剧上升，除了光绪帝有意扶植外，也与当时中国外交困境特别是政府内部亲英、亲俄等派别的斗争有关。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他们在争夺中国利权的同时，特别着意于规模巨大的铁路建设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深知，只要能够获得铁路的投资权，就意味着将更有效地控制住已得到的势力范围。在这方面，法、德及俄都下手比较早，他们在1898年前就已获得了在各自范围内修筑铁路的权力。而英国相对较迟，直到1898年5月方才获得修筑沪宁铁路的权力。不过，英国素来将长江领域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特别是他们凭借与清政府中一大批亲英官员的特殊关系，并不过于担心其他列强的觊觎。
英国太过于自信了。事实上，不论德、法，还是俄，他们虽然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更觊觎中国最富庶的长江领域，如果能够在这里获得一定的利益，当然会竭力争取。所以他们从来不承认英国独占长江领域的权力，一直期待中国政府允许他们与英国共同开发长江领域。
当英国获得沪宁铁路修筑权的消息传出后，德、法及俄纷纷反对，他们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与英国政府直接谈判，要求分享。面对各国的争夺，英国态度坚决，它甚至反攻为守，利用特殊的机会于1898年6月7日获得了《关内外铁路借款草合同》，在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内寻求突破，以便增加与俄国谈判的筹码。
对于英国的进攻姿态，俄、法乃至德都很清楚，他们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向清政府施压，迫使英国就范。俄法集团通过比利时银团与清政府谈判修订去年签订的卢汉铁路借款合同，企图达到完全控制卢汉铁路借以渗透到长江流域的目的。迫于压力，清政府只能让步。1898年6月26日，清政府与比利时银团就卢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及行车合同进行了修订，满足了俄法集团的要求。
清政府的做法毫无疑问将极大地惹怒素来傲慢的英国人。早在6月9日，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总理衙门提出警告，声称中国如果在把东北地区及山东地区的特殊利益分别给予俄国和德国的同时，又给予他们在长江地区的特别机会或特权，那么英国政府便不可能与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继续以友好姿态进行合作。当清政府最终没有顾及英国政府的反对而同意与俄法集团修订卢汉铁路的合同后，英国政府自然恼羞成怒，于8月21日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承造天津至镇江，河南、山西至长江，九江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至杭州五条铁路的权力，作为报复。窦纳乐告诉总理衙门大臣说，除非立即同意英国的要求，否则英国政府将认为中国政府关于卢汉铁路合同的修改行为是对英国的背信，是故意敌视英国的一种行动。与此同时，为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英国政府命令其停泊在大沽口的舰队做好战争准备，表示一旦谈判破裂，就将采取军事行动。
在英国驻华外交官及政治观察家们看来，中国政府之所以敢于无视英国的利益，转而依靠俄、德和法，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以李鸿章为主导的亲俄势力集团。所以英国政府在向中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的同时，也在施加政治压力，迫使清政府设法解除李鸿章的职务。
面对英国的外交及军事压力，清政府政治高层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在全面评估了英国的要求及其背景后，肯定也检讨了几年来的外交政策得失。或许在这一检讨过程中，张荫桓最为积极，他不是对英国蛮横的外交压力感到不满，而是认为中国几年来的外交政策可能在李鸿章主导的所谓亲俄路线全面失败，李鸿章主导的亲俄外交不仅没有如《中俄密约》所许诺的那样保中国二十年相安无事，恰恰相反，俄国政府却利用与中国的特殊外交关系不断索取额外好处。1897年底的胶州湾事件不难引起这些高官的沉痛回忆，于是政治高层将李鸿章的外交主张视为彻底失败，应该是当时对外交政策反省的必然结果。
既然李鸿章的亲俄外交路线不合乎中国的利益，那么中国外交政策就必须因英国不断施加的外交、政治压力而发生转变。事实上，自胶州湾事件发生以来，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抛弃亲俄政策转而采取联合英、日，甚至与英、日结盟。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持这种立场；张荫桓更是坚定地认为只能走联合英、日的外交路线；至于光绪帝，先前虽曾一度赞成李鸿章的外交主张，但康有为等政治新锐对联合英、日的不断鼓吹，特别是与中国国情基本相近的日本通过短短数十年的新政就摆脱了落后地位，走向成功，凡此不能不使光绪帝的外交主张发生变化。
光绪帝倾向性的变化必然导致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1898年8月底或9月初，光绪帝手拟朱笔谕条面交张荫桓，委派张前往日本驻华公使馆，与日使讨论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以及委派康有为赴日“坐探”日本变法经验以供中国参考。显然光绪帝在继续参照日本改革经验的同时，有意进一步密切中日关系，最终走向中日结盟对付俄国。
对于光绪帝的建议，张荫桓最初觉得日本在没有弄清楚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之前决不可能贸然答应，然而皇上的谕旨又迫使他不能不执行。于是他只好带着皇上的朱笔谕旨来到总署与首席大臣王文韶及廖寿恒等商量。正在谈论间，光绪帝又差人送来墨笔谕旨一件，内言告知日本，此后往来公牍，可将日本天皇的徽号全行书写[36]。
根据光绪帝的指示，总署大臣进行慎密的研究，决定委派张荫桓陪同汉军机首席王文韶一同拜访日使，寻求进一步密切中日外交的可行性。
9月4日，日本驻中国公使馆代理公使林权助因公访问总理衙门，张荫桓先出来应接，即探询道：“明日拟与首席大臣王文韶同道赴贵公使馆访问阁下，可无妨碍？”林权助此时并不清楚张的用意，但告以可在明日下午三时到公使馆面谈。
翌日下午三时许，王文韶、张荫桓如约抵达日本驻华公使馆，稍事寒暄后，林权助觉察到他们可能有机密要务，遂告知可令使馆工作人员退出。于是，剩下他们三人密谈。
张荫桓首先介绍道：汉首席军机大臣王文韶奉大清国皇帝之命，亲自带来皇帝谕旨访问贵官，故而本大臣与王文韶大臣同道而来。
接着，张荫桓向林权助表述了三个意思：
一、光绪帝希望将头等第一勋章赠送给贵国大皇帝陛下；
二、即将就职的新任驻日公使黄遵宪携带的国书将以“大清国大皇帝敬问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开头，不知是否合适；
三、中国政府希望与贵国提升外交关系，互派特命全权大使，不知贵国是否同意。
林权助听懂了中方的意思，当场答复，对于第一、第二点大致同意，至于互派大使问题，林权助表示日本政府历来有此愿望，只是鉴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在与中国政府提升外交关系的同时，不得不先确认英、俄两国是否有同样的希望。林权助估计，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将获得解决，只是目前或许难以速定互派大使，正式答复稍后将由东京方面做出。
送走客人，林权助迅即向外相大畏重信做了报告，表示他个人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促使日中关系获得根本改善。他相信这将有助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良运动，又可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增大日本的权利，为巩固日本在东亚地位的一大良剂。因此，林权助建议日本政府即速给中国皇帝赠送勋章，以作回礼。虽然互换大使很难立即进行，但可进行相关安排，争取在两三年内有计划地向中国派遣大使。
林权助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对清政府内部的人事格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两个月来，中国皇帝似乎锐意改良庶政而缺乏得力的大臣，因此如果日本政府“教导”得当，将不无效果。李鸿章已失权于北京政府，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也许会占有重要地位；在地方政府，张之洞的权威日益加重。因此他认为，王文韶、张荫桓、张之洞等依靠日本的志向比李鸿章要大得多，均是大可结盟的人物。林希望趁着中国皇帝有意亲近日本，他们逐渐得到势力的机会，增加日本驻华公使馆的力量，从而使日本成为支持中国诸般改良事业的一大势力，培植日本在中国的实力[37]。这些是林权助内心真诚的期待，当然他不会把这些意思透露给王文韶、张荫桓两位中国大臣。
林权助的谈话与承诺坚定了中国政治高层抛弃亲俄外交路线，转而依靠英、日，甚至确立联合英、日的外交路线。于是我们看到王、张拜访林权助后的第二天（9月6日），清政府经慈禧太后同意照复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表示除天津至镇江的铁路外，中国政府接受英国8月21日的全部要求。又过了一天（9月7日），清政府宣布将李鸿章及敬信逐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就回应了英国要求解除李鸿章职务的请求。
解除李鸿章的职务应该是慈禧太后的最终决定，但是这件事在当时不论是官场一般舆论，还是李鸿章本人都将责任归之于所谓的亲英派大臣张荫桓。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获知李鸿章被解除职务后致电英国首相报告了这一消息，并称李鸿章近来特别反对英国人的利益。窦纳乐还告诉林权助：他曾不得不对抗李鸿章的反英态度；俄国驻华代理公使也并不向林权助掩饰对李鸿章失势所表现的不快。林的判断是：毫无疑问，李的失势确实是对俄国外交政策的巨大打击。而金登干在致赫德的信中更强调李被赶出总理衙门是英国外交的巨大胜利。俄国方面对李被逐出总理衙门也确实认为是俄国外交的一大挫折，他们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曾奉命前往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对李鸿章的出局表示遗憾。而对中国政情有相当体会的英国人赫德在得知张荫桓后来被逮捕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俄国人在后面搞鬼，并将之与李鸿章被罢黜联系起来，他担心的是亲俄派取得了胜利，光绪帝差不多被废黜是俄国公使巴甫洛夫对李鸿章被赶出衙门的报复[38]。
国内舆论一般认为，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至少有如下原因：
其一，恭亲王奕在生命最后时刻定策。总署各堂与外人交接，均在衙门，无私宅延见外人者。而李鸿章在北洋时间太长，养成独自处理外交的习惯。且曾奉命游历欧美，有着更直接的外交体验。所以，凡西人之来，多有至其私宅拜谒者，事为京朝士大夫所罕见，奕恐有机密泄露，故预定此策，以正人臣无外交之义。
其二，李鸿章在比利时承借卢汉铁路款项中，暗藏俄款，英人抗议，认为大臣言国之大事，不应如此欺人。
其三，指责李鸿章实行联俄政策误国。中国士大夫惩于1897年底外交危机，均大悟往者联俄之非计，而思结好英、日，以为互相抵制之法。适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游历，欲此结纳之，恐李鸿章坚守联俄之说，或致阻挠大计[39]。
如果这些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伴随着李鸿章出局，亲俄派失势，所谓亲英派张荫桓等人就必然从中获益。而且还可以判断，张荫桓不仅继续受到光绪帝的高度信赖，而且也必然能够获得慈禧太后的肯定。
事实上，张荫桓在清政府中的地位确实在上升。因为李与张斗法由来已久，其被赶出总理衙门也是咎由自取。早在李鸿章访问欧美归来之后，据许多外交官观察，其与先前判若两人。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内田康哉1897年2月8日致日本外相大畏重信的报告称，在北京的各国外交官对李鸿章的印象很坏，尤其是各公使馆的翻译官感到十分为难，李经常故作尊大姿态，不知是向其他总署大臣显示才干，还是证明自己对外毫不软弱。每于谈判之际，竭力提出异议，必为一二事伤人感情。德国公使海靖称李是让人谈话最不愉快的人。与李相比较，各国公使及翻译官对张荫桓的印象较好，他不仅对翻译官比较客气，而且是总署大臣中了解外交上友谊为何物的唯一大臣。随着李鸿章出局，张荫桓不仅继续负责协调清政府外交事务，而且在内政方面也发挥着作用。
在外交政策上，张荫桓确实是主张联合英、日，他与伊藤博文有过直接且友好的接触。一年前他又奉命出使英国，与英国的一些政治家建立了直接联系。而当时由于外事活动的安排以及英、日方面不断做工作，在清政府内部也确实形成了主张联合英、日以维护中国利益的共识。地方大员张之洞、刘坤一的辖地就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而日本人至少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就对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张之洞、刘坤一与中央大员张荫桓遥相呼应，都比较倾向于联合英、日。
这种主张也深刻地影响了光绪帝，所以当他有意创设懋勤殿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获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帮助，甚至考虑过聘请李氏为顾问大臣。9月9日，李氏离开上海赶赴北京，似乎也有意对中国发展有所建言。而李氏过去曾与张荫桓多次会面，也是张的一位老朋友。
在李提摩太赶赴北京的同时，伊藤博文也正好来中国游历观光。伊藤也是张荫桓的老朋友，多年前张氏出使美洲途经日本时，就曾受到过伊藤的热情款待，所以当他抵达北京的时候，张荫桓当天就赶去拜访，之后又专门设宴款待。9月20日，光绪帝接见伊藤的时候，也是张引见。据张后来回忆，他之所以得罪慈禧太后并获罪，未尝不与伊藤访华尤其是由他陪同觐见光绪帝有关。或问曰：“伊藤久已罢相，此次来华，系伊藤自来游历乎，抑中朝召来议事？”张答曰：“噫！我之祸亦由于此。此次伊藤系自来游历，我因与彼有旧，至京师时来见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在帘内，到班时，我向伊藤拉手，乃外国礼，而太后不知。上殿时我挽伊之袖，对答词毕，又挽伊袖令出，就赐坐，太后皆见之，遂疑我与彼有私。及后有康结日本谋劫太后之说，太后愈疑我矣，夫复何言？”[40]
如上分析只是他的个人体会，但实际上过于小看了慈禧太后的判断力。作为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虽然不曾到国外游历，但她对外交礼仪的认知绝对不会如张所猜想的那样幼稚。不过张所说的有一点非常正确，即他之获罪与后来传出的康有为勾结日本人谋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消息有关。
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的第二天（9月21日），中国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早上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步军统领崇礼率领三百武装人员奉谕旨包围了南海会馆和张荫桓的寓所。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驻华公使馆，并引起伊藤及林权助的高度关切。他们迅速派出翻译官策马打探这一消息的真实性，由于此时的北京城内一片慌乱，谣言纷纷，翻译官回来报告说张被捕的消息基本可以确认。伊藤及林权助对此进行了分析，由于他们对其被捕的真实原因并不清楚，所以能够认定是发生了政变或是什么，但具体的细节一时也没有办法打探清楚[41]。
其实，张荫桓在9月21日并没有被逮捕。步军统领崇礼确实封锁了张荫桓官邸所在的锡拉胡同东西两头。张以为几个月来多次传言的查抄终于成为现实，于是在家被动地等待而未敢出门。崇礼的武装人员带走了张的一位亲戚区震，区震为刑部主事，多少见过一些世面，至步军统领衙门时，群呼区震为“康有为”，这使区震稍有警醒，知步军统领要抓的人既不是他，也不是张荫桓，而是康有为。区震遂差人至张宅送信，张荫桓始知这只是为了搜捕康有为。张虚惊一场，然后出门继续上班[42]。
当晚，张荫桓应邀参加京朝官的一个筵宴。在座的有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等。庆亲王见到张荫桓时显得格外高兴，他拍着张荫桓的胸说：“汝放心，与汝无干，汝勿畏。”廖寿恒也劝慰张，张不禁对廖恼怒道：“汝亦无良，事不涉汝，自不畏。参我者重，我能勿畏乎？”[43]从这一简短的对话可知，他们对当天的查抄了如指掌，张荫桓显然已失去光绪帝的信任。
走，还是留？
或许因为一连串密谋不断受挫，梁启超在康有为离京出走之后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21日上午，梁启超往访谭嗣同，二人正在谈话时传来南海会馆及张宅被查抄以及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的消息。谭嗣同劝梁赶快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拜访伊藤，请求他设法保护康有为，并通报张被捕的情況。而梁本人也担心被捕，遂于当天午后二时许匆忙赶到日本使馆[44]。
面色苍白的梁启超到来时，伊藤与林权助正在谈话，梁向他们通报了所获知的消息。根据梁的说法，张荫桓之被捕，主要是因为他对于康、梁等人有所策动，有秘密寄予同情的嫌疑。
梁的主要目的是请求伊藤设法保护光绪帝和康有为以及其他可能将会被捕的维新志士，还有他个人的生命安全。六神无主的梁启超反复恳求道：清政府已断然镇压改革派，与康有为一起从事改革的人，均不能免遭逮捕与刑戮，若我能够得到日本公使馆保护的话，实乃再生之德。
梁此时虽有相当的危险，但毕竟尚未受到任何指控，还不是清政府点名的政治犯。日本公使馆如果就此予以保护，并不会受到清政府的指责，也无破坏与邻邦友谊之嫌。于是林权助经伊藤同意，默许他在使馆住一个晚上，并劝他在清政府下达正式逮捕令之前离开北京。
作为与清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日本公使馆，即便林权助深怜梁启超而予以方便，但也不会让他待上很长时间，否则就会引起不必要的外交麻烦。基于这种考虑，林权助立即将让梁离开北京的想法向日本外务省做了报告。在获得东京方面的同意后，林权助于翌日令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欧式服装，于下午三时乘火车前往天津，令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设法予以保护，并相机将其送往日本避难。
在天津领事馆，梁启超度过了几天心惊胆颤的日子。9月25日晚九时许，郑永昌与另外两名日本人伴同梁，四人均换上猎装，从紫竹林法租界悄悄登上一艘跨子船，循海河而下。不幸北洋大臣的小蒸汽船“快马号”随后跟踪而来，是夜凌晨二时半在军粮城一带终被追上。“快马号”上的军人声称日本人乘坐的这条船藏有中国政府正在通缉的罪犯康有为，要求搜捕。郑永昌等再三解释他们四人只是前往新河一带打鸟，除了他外，另外三人分别是三井行主人吴姓，学生高姓、林姓。但“快马号”的中国军人置之不理，即用绳索将梁启超一行乘坐的船只缠住，强行向天津方向拖去。并有两名武弁登船检查，即指郑永昌所说的林姓学生为中国要犯康有为，指责作为日本领事不应该庇护匪人。
由于所谓林姓学生并不是康有为，所以面对中国方面的指控，郑永昌毫不客气地予以抗争，怒斥中国军队的非法。经过两个小时的争辩，双方达成妥协。中国军队以警护为由，该武弁并十余名水手携带武器转至郑永昌、梁启超等人乘坐的跨子船上，同去塘沽，同意到那里再商量如何解决。而“快马号”则为向天津方面报告，先向塘沽疾驶而去。
26日晨7时，梁启超、郑永昌乘坐的船只快到塘沽时，从日本军舰“大岛号”旁边经过。这时，郑向军舰挥舞帽子，求其出迎。军舰上的日本人遂将舰载快艇放下，准备迎接。而中国武弁见此情形便即呼舢板欲去，打算各自逃走。而郑则要求中国武弁按照先前达成的协议展开充分的辩论，并与日本军舰上的军人互认明白。然中国武弁似乎觉得有伤体面，表示此时已无谈判的必要，随即登上另一条船仓皇而去。郑永昌、梁启超等四人遂转乘快艇登上日本军舰“大岛号”稍事休息。
稍后，郑永昌将梁启超置留在军舰上，他与另外两名日本人赶往塘沽车站。此时，可能是得到“快马号”急报的缘故，荣禄为捕获要犯康有为，特派武毅军提督聂士成、亲兵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知县吕增祥等率武装士兵30余名于上午9时半赶到车站。当聂士成听到要犯康有为已逃到“大岛号”军舰的消息后，不禁勃然大怒，执意要求到“大岛号”军舰上抓人。但王、吕二人忠告聂不可如此，于是打消了抓人的念头。
梁启超躲在“大岛号”上并不是真的安全，中国军队如果执意登舰抓人也不是不可能。于是日本军方一度将其转移至一条商船上，然而考虑到商船更加危险，所以又将其留置在“大岛号”上。26日，直隶总督荣禄更派招商局总办黄建筦会同新建陆军参谋长、雇用武官比利时人某来到“大岛号”军舰，要求引渡中国政府通缉的要犯。“大岛号”舰长说舰上并没有康有为，于是黄建筦等人立即离舰而去。
中国方面没有搜查到康有为，但“大岛号”显然已经受到严密监视，梁启超也就无法按照原先的安排，与曾经陪同伊藤访华的随员大冈育造于27日换乘日本商船“玄海丸”从大沽口起锚前往日本避难。大约拖至10月2日，林权助建议外务省同意梁启超以及后来赶到的王照搭乘的“大岛号”必须尽快前往日本。为保密起见，林还建议日本政府派出另一艘军舰替换“大岛号”。外务省很快同意，由日本海军大臣发出“大岛号”迅即返航及派遣常备舰队军舰“须磨号”急航大沽，替代“大岛号”的命令。当“须磨号”尚未抵达的时候，林权助担心引起中国方面的怀疑，于10月6日请求“大岛号”舰长如有可能，推迟离开，以待“须磨号”抵达替换。
解铃还须系铃人
梁启超9月21日给日本公使馆带来的消息是不确切的，伊藤等人的担心也没有必要。张荫桓那天平安无恙，第二天也一切如故。
9月22日一大早，张荫桓依然随班朝见，慈禧太后在帘内，光绪帝在炕侧坐。慈禧太后命令廖寿恒草拟拿办康有为党羽的谕旨。廖拟就，呈光绪帝，光绪帝稍事浏览即转呈太后，太后阅毕仍递交皇上。皇上持此旨目视军机诸大臣，踌躇久之，始发下。是日并无其他不好的消息，张荫桓又安然度过一日。这一天，清廷下令逮捕的只是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下令革职的只是“滥保匪人”的御史宋伯鲁，而康本人则于前一天悄然离京出走，这一天为康定的罪名仅是“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八个字。
张荫桓真正遇到麻烦是9月23日。早上八时左右，步军统领崇礼派遣翼尉率缇骑数人至张宅，“邀请”张到提督衙门接旨。张心知有变，然因尚未吃饭，遂令翼尉稍待片刻。准备走的时候，翼尉不忍张如此离开，忽然好心劝其入内室与夫人告别。此时张终于证实自己已经获罪，心中难平，竟不入内与其夫人告别而行。
至提督衙门，各官均未至。坐数时，天色渐晚，仍无确切的消息，张荫桓遂令人回家取行李在提督衙门住了一个晚上。翌日（24日），方有旨拿张荫桓交刑部审讯，正式收监。而这一天同时被革职拿办的还有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上行走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
自捉拿康有为未果而将康广仁逮捕下狱至张荫桓正式被收监前后有三天的时间，在这三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清政府最高层扩大了逮捕范围呢？据当时传言，康广仁被逮之后立即受到了审讯，他不仅交代了所参与的谋围颐和园阴谋，还交代、“诬攀”百数十人。由此推测，清廷政治最高层先前未必真的知道这些阴谋，因为如果知道，那么在下令捉拿康有为的当天也一定会将后来抓捕的这几个人一起逮捕。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天中，据说对光绪帝一片忠心的王照曾与日本人合谋武力拯救传言中被幽禁的皇上，而尚未被逮捕的谭嗣同也与著名侠客大刀王五准备采取非常手段劫持光绪帝。凡此种种动向不难被清廷所获悉，因为至少在9月22日清廷已命令步军统领衙门增强对皇宫、颐和园及整个京城的警卫与巡逻，所以这一系列的非常行动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加重了清廷政治最高层的忧虑，使他们更觉得康有为等人可能真有一个大的武装阴谋。
正如前面已反复强调的那样，张荫桓是有名的英日联盟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被捕自然引起英日两国的高度关注。大约在张荫桓被正式收监的当天（9月24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就已经通过渠道获知，清政府考虑到张荫桓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外交家，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国、日本都有相当不错的声誉，为了避免引起干预，清政府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主张以最快的速度于25日晚上或26日早晨将张处死。窦纳乐与张荫桓也有比较良好的个人关系，所以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开始了营救，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交涉，建议清政府慎重考虑对张的惩罚。
窦纳乐是在25日下午很晚才得到这个消息，他暗自考虑慈禧太后在如何处罚张的问题上一定会与李鸿章商量，因此李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张荫桓的命运。而李鸿章与张荫桓是人所皆知的政治对手，据传言，张之所以被逮捕，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李陷害的。所以要挽救张的性命，必须说服李鸿章不要落井下石，清政府可以处置张，但最好不要伤害他的性命，至少不能如此突然地处死。从当时清廷的人事布局看，随着张荫桓的出局，李鸿章的权力开始恢复，当荣禄尚未离开天津调至中央的时候，清政府主事的大员似乎也只有李鸿章、庆亲王奕劻等数人。基于这种考虑，窦纳乐于25日下午比较晚的时候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强调中国政府如此匆忙地决定处死张荫桓，在西方各国看来无疑带有极端恐怖的色彩；同时匆忙秘密地处决像张荫桓这样一位在西方各国很闻名的高级官吏，势必引起很坏的结果。窦纳乐诚恳请求李在自己权力所及范围内阻止这种行动。信的末尾，窦纳乐不忘恭维李氏：我之所以向阁下请求，是因为阁下是目前北京唯一懂得洋务的政治家，因此阁下定能看出这种迅即行刑将给西方人士留下一种凶暴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