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在呻吟
艰难的议和
历史的温情与真实[1]
在讨论晚清时，孙中山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主导者角色，尽管孙中山、革命党的功能非常重要。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排满革命理论，在清末很长一段时间，也并不被主流社会接纳。孙中山、革命党从外部对清廷政治改革施加压力，促动了清廷的改革。但当清廷改革发生后，比如预备立宪运动开始后，孙中山、革命党实际上又被宪政改革边缘化。革命、改良，在清末最后十几年处于跷跷板状态，此起彼伏。孙中山的意义，只是在这十几年中，没有机会回国，没有机会跻身于社会主流，清廷即便在宪政改革开始后，也没有大赦天下，特赦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以我认为，与其说孙中山坚持革命十几年，不如说他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等待机会。革命的机会，不是孙中山、革命党的坚持，而是对手——清廷出错。从这里可以领悟清廷宪政改革最终归于失败，一个很重要原因，还是心胸狭隘，没有在改革开始时大赦天下，全民和解，开放党禁，将一切反对派容纳进体制，成为体制内合法反对派。这一点心得，也是受到严复相关论述的启示。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在过去二十多年探讨晚清史时，与过去革命叙事一个很大区别，就是不再从革命者、孙中山视角叙述晚清史事，而是从清王朝视角，从王朝史观重构叙事模式。所以，孙中山、革命党不再是事件史主体，不再是历史主导力量。晚清政治史的主导力量，还是清廷，还是慈禧太后、光绪帝。
为慈禧太后说句话
慈禧太后、光绪帝，在过去上百年被严重虚化了。不论是影视、文学作品中的慈禧太后、光绪帝，还是革命叙事中的他们母子，与历史上的真实形象都有很大距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的旧戏码：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清朝作为消失的过去，最没有话语权，没有任何办法为自己的结束辩解。
胜利者当然有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清末的斗争中攻击清廷，攻击慈禧太后、光绪帝，都属于政治斗争，从历史的观点看可以理解。作为政治反对派，除了亲历王爷不杀之恩的汪精卫，没有谁真正与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光绪帝有过正面接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攻击这对母子。比如章太炎，不止一次咒骂慈禧太后，甚至在外国人的法庭上公开指责光绪帝是菽麦不辨的“小丑”。革命党人对慈禧太后母子的攻击，属于阶级分野，不存在什么依据不依据，不能作为史料看。
但是，如果仔细体会革命党人描述的慈禧太后、光绪帝，革命党人并没有将他们母子看作视若仇讎的两极，而是将他们母子看作一个整体，并不存在谁好谁坏，或者谁更坏。将他们母子视为冲突双方，不共戴天，主要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的描述。这在康有为《自编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说得最直接，最极端。他们视光绪为英主，视慈禧为清廷不改革的总后台，必须承担自甲午以来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康梁师徒这个看法深刻影响了晚清叙事，似乎清廷内部真的有两个权力中心一直在较劲。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康梁师徒毕生都只见过光绪帝一次，康有为的时间稍长些，梁启超的时间更短。他们都没有见过慈禧太后，因此他们的描述在很多时候都是出于想象、推理。这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已经被逐步证实。当然，历史学家没有见过的历史人物多得很，不能要求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都见过。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史料接近历史人物，但历史学家不会有那么多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康梁则不然。他们对慈禧太后、光绪帝的爱与恨，主要的不是历史研究，而是现实政治。这是后来研究者阅读康梁留下的那些言说时必须谨慎辨别的，绝不能将他们的政治诉求作为历史事实。必须从康梁营造的晚清话语中走出来。
历史学当然以追求历史真相为唯一诉求。晚清的历史，绝对不能诉诸于更多的情感，研究者应该很严厉地检验每一条有关的史料，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那些近距离接触过慈禧太后、光绪帝的人留下的史料。
当然，在过去很多年，特别是20世纪有一段时间无限度地鼓励什么人都可以写回忆录，在慈禧太后、光绪帝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太监、宫女也出了不少回忆录。但是如果仔细辨别这些回忆，他们的说法非常可疑，许多说法不过是将一些传闻借助于他们“身边人”的特殊身份说出来，其实并不可信。以溥仪的回忆录为例。
溥仪回忆录应该是晚清时期所有回忆录中最严肃的，也有历史学家参与工作。但是正因为如此，溥仪回忆录尤其是关于慈禧太后、光绪帝的回忆，基本上都是不可信的。比如他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视若仇讎，说光绪帝临死前有杀袁世凯的安排。这些说法都相当荒唐，与历史不符。溥仪和参与这本书写作的人可能没有阅读摄政王留下的日记，也没有读过那些“天子近臣”留下的文字。假如他们读过鹿传霖的日记、许宝蘅的日记，特别是如果能够仔细体会与两宫都有许多直接接触的李鸿章、翁同龢、袁世凯等人的记录，大约就不会如此轻率断定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是你死我活，二者只能有其一。因此，要说清晚清史，就必须从最关键的慈禧太后、光绪帝说起，而且必须说清楚。
我在讨论慈禧太后时，曾经借用陈寅恪先生“同情的理解”为讨论的前提，强调对历史上的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其作为。其实，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陈寅恪的这些说法既合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知人论世”的现代转化。用这些观点去观察研究历史上的人物，就是一种比较合乎日常情理的方式，就是一种换位思考。不要恶性去揣摩历史人物的心境、用意，不要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然而，这些原则说起来容易做到难，我们在谈到历史人物特别是近代历史人物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总是容易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慈禧太后是大清帝国最高当家人，就像《红楼梦》中贾府的老太太。不能说慈禧太后拥有多少决策权，但其对大清帝国拥有最后否决权，应该不必怀疑。作为最高掌门人，慈禧太后不可能不希望大清帝国中兴、繁盛，事实上，也正是在她的领导下，才有了传统史学所标榜的“同光中兴”，与差不多一个世纪前的乾隆时代遥相呼应。因而，革命叙事、康梁师徒将慈禧太后视为万恶之源，是近代中国最邪恶的象征，肯定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对的。至于最近若干年，有研究机构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测定，光绪帝遗骸中残留有大量的有害物质，有剧毒，因而有学者认定这就是慈禧太后谋杀光绪帝的铁证，前提是他们母子有权力冲突，而且他们还不是亲生母子。即便是亲生母子、父子，在中国严酷的宫廷政治中，惨遭杀害的并非孤证。
这个传说流传了一百多年，但经过如此科学的检测和研究，如此郑重其事，据有限阅读，一个严肃历史学家对一个荒诞说法予以认同，这在历史上大约还是第一次。我们无意在这里讨论这个说法的正误，只是想指出这个判断其实是基于一种“恶”的历史观，缺乏“同情之理解”的历史学风度，从大历史层面误读了慈禧太后，误读了近代中国。
几年前，另一种看法也在悄然传入，就是一度热播的《苍穹之昴》。这部根据日本作家浅田次郎同名小说改编，由中日两国艺术家共同创作的电视剧，艺术再现戊戌变法、戊戌政变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其大的历史脉络当然还可以讨论，只是这部电视剧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慈禧太后。日本著名艺术家田中裕子对慈禧太后人情化、世俗化的塑造，较之过往刘晓庆等人政治化、妖魔化、非人化的塑造，看来更可信更合乎人们的审美要求。
其实，从历史视角重新观察，慈禧太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治人物，她或许说不上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英主明君，但她决不是我们过去所认知的那样邪恶，那样不可理喻。如果我们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必须承认近代中国的转型大体上完成于慈禧太后当国的四十多年，那四十多年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的工业化从零起步，至1908年太后去世时，已经有了相当基础；中国的城市化，也在这个时期有了长足进展。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吃穿住行四个方面说，慈禧太后执政、操心的四十八年，哪一项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慈禧太后如果没有一个包容的、进取的心态，如果没有一点世界意识，如果她像她的夫君，像她的公公等列祖列宗那样不思进取，不让变革，这些进步显然都不可能。我在研读晚清史料时，并不存心刻意为慈禧太后辩解，我只是将其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
这是从大历史的视角进行观察。从小的视角说，慈禧太后也真的不容易，值得同情，她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女人之一，因为中国女人最忌讳的几件不幸差不多都被她遇到了。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1835年生，满洲人。1852年被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后册封懿嫔。1856年，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这段时间大概是慈禧太后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内忧外患使身体原本就很虚弱的咸丰帝心力憔悴，终于在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奇耻大辱后，第二年黯然病逝于热河。年仅二十六岁的慈禧太后就此开始了漫长的守寡生活，在皇叔恭亲王帮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的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一个年轻的寡妇渐渐成为政治家，守护着大清江山。
孤独寂寞的日子度过了十年之久，1872年，十七岁的载淳长大成人，开始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颐养天年，可惜天不假年，仅仅三年，慈禧太后的亲生子同治帝却一命呜呼，于1875年年初病逝，年仅十九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四十岁。正应了中国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就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从同情立场去观察，应该说慈禧太后真的是不幸。
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往深了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读李鸿藻等人留下的文字，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因为咸丰帝早逝，大约也因为同治帝年幼丧父，使慈禧太后觉得小皇子也怪可怜，于是在小皇子的成长过程中，慈禧太后更多采取的是溺爱是纵容是听之任之，结交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终于在这些佞臣宵小的影响下，走上堕落之路，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常常在几个小太监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在南城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潜回宫中，以至召见军机大臣时仍处在醉酒状态，语言失次，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
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知道贵为皇上这样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自己的“众爱卿”，那样的话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所以他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避开大臣们常去的著名妓寮，专觅那些下等私娼取乐，天长日久，终于染上了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清廷官方解释说是天花。这在翁同龢日记以及时人笔记中都有记载，大致可信。
同治帝之死说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而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甚至现在中国社会也并不鲜见。年轻寡妇不能见到自己的独苗吃苦受累，更不愿让自己的独苗受到什么约束。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的立场上去理解，大概不难明白她的这系列遭遇其实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小皇帝光绪
十九岁的同治帝死了，也没有留下儿子，且同治帝为独根独苗，无兄无弟，皇位继承既不能按照惯例由皇子顺位，也无法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找其亲兄弟继承。不得已，清廷只好从最亲近的亲属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不到五岁的儿子载湉。
载湉生于1871年8月，他的父亲醇亲王奕为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的弟弟，所以从皇族关系论，载湉为慈禧太后的侄子。而从慈禧太后娘家关系说，载湉的母亲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胞妹，载湉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亲外甥。1875年2月25日，年仅四岁的载湉正式继位，这就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帝。
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小皇帝应该说是有真情实意的，绝不会像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雠，果真如此，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决断，她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找任何一个借口撤换皇位继承人。当然，也正如许多领养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样，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处中也不可能都是那样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一致，正常的意见分歧不足怪。不过，如果从日常情理层面去观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光绪清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在家、国两个方面将要负起的责任，因此对于皇太后是尊重的敬仰的佩服的，对于皇太后的所有安排嘱咐一般地说来是照单遵守认真执行的，因而其性格或者说生活习惯中就养成了对皇太后的高度依赖，凡事总以皇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并没有怎样的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领养的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亲生子同治帝有着本质区别，慈禧太后鉴于同治帝的惨痛教训不再娇惯纵容这个领养的儿子，也是人之常情，是任何做母亲的本能。
光绪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从血缘上是自己的亲侄子、亲外甥，是老太太自己的未来和大清王朝的希望，是老太太的所有寄托，老太太严格要求皇上并没有错，这是任何正常人家都会做的事情，而且慈禧太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独往独来自行其是，她不仅要受制于皇族近亲、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制约，而且她很快将光绪帝的生身之父提升至非常重要的位置，奕自1884年取代恭亲王奕成为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和总理衙门的领班大臣，直至1891年去世，一直位居清王朝的权力中枢，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康有为等人后来所编造的谎言，说什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不共戴天视若仇雠。
1886年，慈禧太后五十一岁，小皇帝满十五周岁。这一年，慈禧太后找皇上生身之父、醇亲王奕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商量让小皇帝早日亲政的事情。几经周折，这件事情终于在1887年成为事实，慈禧太后只是在各方面要求下继续帮助小皇帝拿拿主意，帝国的日常事务处置权逐步向光绪帝手中转移。应该承认，慈禧太后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像后来许多文字描述的那样卑劣，她要真的想赖住权力，大概完全可以不这样做。
执掌大清国的朝政已经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青年丧夫的寡妇，慈禧太后先是辅助亲生儿子同治帝治理这个庞大帝国，亲生儿子不在了，又抱养了这个小皇帝，现在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可以自己当家做主治理国家了，作为母亲，有什么可以去怀疑的呢？无论怎样眷恋权力的人都无法抵制岁月流逝。慈禧太后准备结束一个时代，准备颐养天年，过上几年轻松日子。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大清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满足慈禧太后的期待。光绪帝亲政不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了，维新运动开始了，为了大清国的整体利益，慈禧太后再次出山，走近前台，帮助儿皇帝料理国家大事。
如果仅仅从权力构成上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强调皇权至上性和不可分割性，皇权中心的一元化几乎是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则。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现两宫共同专制的局面，完全是特殊的历史条件所致。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的立场去观察慈禧太后在1894年之后的作为，也应该承认，她对权力的使用是相当克制、相当节制的，她并没有滥用自己权力干预朝政，并没有越过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她只是对皇上的决策保持最后否决权。这只是在替年轻的皇帝把把关。所以，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及那些“天子近臣”的记录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的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的精心照料、耐心辅助。
皇上身体不好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事实，他不仅自幼体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的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这是男人无法说出口的羞耻，也是光绪帝后来性格稍有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肾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他不仅肾功能有问题，而且在大婚前后开始长时期遗精，据他自己说，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的历史。一个长期遗精的人当然不利于夫妇生活，一个没有夫妇生活的人，当然会对性格形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这是现代医学、心理学所证明的。长时期遗精和长时期的肾病对光绪确实构成一个很大的困扰，也是光绪一个很难说出口的尴尬，是他后来稍微有点抬不起头的最重要的原因。对于这样的一个后辈，慈禧太后能够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只能从内心深处哀叹自己的命太苦，为什么上帝或者说老天爷要把一切危难一切坏事都留给她呢？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用几十年辛辛苦苦领养的这个儿子，这么听话，这么有出息，却又这样让他身体不好，让他无后，让他英年早逝呢？
光绪帝的病情大约从1898年秋天之后就逐步恶化，好在他贵为天子，享受着帝国最好的医疗条件医疗待遇，经过宫廷御医天下名医精心呵护精心治疗，光绪帝的肾病竟然在那个没有血液透析医疗条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谁也没有想到1908年秋，当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大体都是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严重缺失，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
历史的巧合在于，在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七十三岁的老太太慈禧太后也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好长一段时间了。拉肚子可以致人以死地，这也是医学上的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问题还在于，慈禧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慈禧太后大概也不致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慈禧太后的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后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的一生太命苦，所有的希望均成为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年仅三十八岁英年早逝后不到一天时间，也就一命呜呼。这个解释来自清宫档案，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之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和逻辑。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政治反对者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散布皇太后谋杀皇上的传言，只是这个说法太过古怪，太没有根据，并不被人们所重视，不料一百年后，康有为终于等到了政治上的知音，慈禧太后再次“被妖魔化”。
恭亲王
如同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一样，清帝国也是打天下坐天下。爱新觉罗家族拥有最大的“股份”，但并不是自家的“私人企业”，而是有一大批拥有不同份额“股票”的大小“股东”，爱新觉罗的后人只是终身“董事长”，而那些大“股东”，也拥有不同程度的发言权、决策权。最大的几家“股东”，无疑属于那些“铁帽子王”。
所谓“铁帽子王”是指那些世袭罔替的王爷。这个制度源于满洲人的封爵制度，铁帽子王比一般亲王享有更优厚待遇、特权，比如世袭罔替，隔代不降爵；奉禄优厚；享有世袭罔替的王府。铁帽子王爷在整个清朝历史上共有十二位，其中八位王爷受封于清初，均属于立下战功的皇亲国戚，为大清帝国开国功臣，有配享太庙的殊荣。这八位王爷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亲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另有四位属于恩封，即怡贤亲王允祥、恭亲王奕、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很显然，他们属于清代中晚期的皇亲国戚，对于大清帝国江山永固立下了大功。
这些王爷都属于大清帝国的大“股东”，他们对于清帝国的发展具有高度责任与自觉，不论他们内部有多少矛盾，但在清帝国发展上，他们可以有意见分歧，但其诚意并不需要去怀疑，过去一些研究者刻意寻找慈禧太后与诸位王爷的分歧、冲突、斗争，甚至研究其权谋，我总觉得错误估计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将他们的意见分歧视为根本冲突。因此，说晚清中国就是一隅中国、自大中国走向世界，从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中国的话，我们就不能无视这些王爷的力量。
晚清王爷中贡献最大的无疑是恭亲王奕。不研究奕，晚清历史中的许多问题都很难弄清。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恭亲王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发时，奕受命留守北京，负责与联军议和，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同意外国公使永驻京师，开放天津等为新的条约口岸。
经过1860年外交危机，奕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的态度，并掺和着仇恨、恐惧。但自《北京条约》签订后，奕的态度改变了。当他对英国人有更多了解时，就开始赏识他们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即便不是坦率地赞扬。奕首肯英国人李泰国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信任李泰国继任者赫德等，足以证明奕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转变。
《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政治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1月20日，清廷批准恭亲王与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人奏请，同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
根据相关规定，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等。初设时，恭亲王奕和大学士桂良及文祥三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十人；额外章京，满汉各八人。
《辛丑条约》签订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各国要求进行改革，新建与各国一致的外务部，废止统领对外事务四十年的各国事务总理衙门。在往后四十年，由恭亲王奕担任首席军机和总理衙门领班大臣长达二十八年之久，他没有看到总理衙门被废止，但他几乎与这个重要机构相始终。
在恭亲王主持朝政那些年，他与汉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在慈禧太后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体制，踏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实际走上霸道政治的道路，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在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清王朝不仅平息了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之乱，而且在对外交往中尽量放下身段，致力于构建大清王朝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不仅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而且重振了大清帝国的雄风，大致恢复中华帝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应有的地位。
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大清王朝的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恢复，国际社会比较公认的评论，认为大清国依然是世界上几大强国之一，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强国地位。清政府主持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招商局等近代企业，不仅为大清王朝创造了财富，而且通过近代企业的发展，引进吸收了西方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
大清王朝生机与活力的恢复发展是无数中国人的集体创造，不过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认知，没有恭亲王奕主持，这一过程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所以，恭亲王奕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之一”。我在研究中也充分注意到了恭亲王的价值与意义，注意他是怎样与外国人与汉大臣合作的。
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也必须指出的是，恭亲王在主张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在恭亲王的理念中，经济的、科学的、军事的落后，都不是问题，都是可以学习追赶上的。唯在政治的体制上，恭亲王自信清帝国的体制完美无缺，中国的改革绝对不能以牺牲既有体制为代价。所以当康有为1889年初提出重构中央政治架构时，恭亲王敏锐意识到，康有为用心极为险恶，是废我军机，谋我大清。在这一点上，恭亲王又是晚清政治变革的阻力，由此，也就好解释为什么恭亲王一死，政治变革如脱缰的野马迅猛奔腾。
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认知与支持，恭亲王奕当然没有重建大清王朝雄风的机会，事实上，奕的政治命运始终与慈禧太后纠葛在一起，成为晚清政治棋盘中的关键者。
1861年8月21日，在热河病危的咸丰皇帝在临终前遗命其子载淳承继大统，并任命御前大臣肃顺、景寿及军机大臣穆荫等八人为顾命大臣，由他们共同辅助幼主。同时也约定，在同治皇帝未成年亲政前所发布的重大命令，也应该征得孝钦、孝贞两宫太后同意。
然而，这些赞襄政务大臣根本不理会这些限制，遂与两宫太后发生了矛盾。两宫太后发觉顾命八大臣难以驾驭，或者根本就无法驾驭，便召奕密谋去之。稍后，在奕等大臣帮助下，两宫太后下令将肃顺等顾命大臣予以逮捕，并对清廷权力结构作出新的安排，由两宫太后摄政，恭亲王奕为议政王。
新的权力结构导致孝钦皇后即后来的慈禧太后政治地位逐步上升，成为清廷最高领导人。不过在最初那些年里，慈禧太后非常仰仗奕，奕不但拥有议政王头衔，而且继续担任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并入主军机处，兼领神机营。
恭亲王奕在朝中的权力过大，在一定程度上对慈禧太后也形成了制约，于是二人遂产生了一些矛盾。1865年，当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慈禧太后借机罢免了奕的全部职务，含糊指责他偏袒亲戚及在朝廷中行为欠慎。后因廷臣强烈要求，奕得以再任总理衙门领衔大臣和首席军机，但不再具有议政王头衔，不过依然是清廷决策层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慈禧太后起到约束作用。故而当1884年4月中法战争不可避免时，慈禧太后借口奕处理不善，遂将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大员全部撤职或降级，任命礼亲王世铎领衔军机处，庆亲王奕劻入主总理衙门。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手里，直至他1891年初去世。恭亲王奕由朝中重臣一下子成了赋闲的亲王。
直至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为了应付日趋严重的国际局势、内外压力，在朝一些要员想到了最具世界眼光的老政治家奕，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慈禧太后同意已赋闲十余年的恭亲王奕官复原职，主持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日常事务。
权力获得逐步恢复的恭亲王奕是一个比较重视实际的务实政治家，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一贯以和解为基础，这也许得自1860年与英法联军打交道的惨痛经验。所以，重新出山的奕和李鸿章一样，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应该贸然与日本开战，而是应该尽全力寻求外交解决，依赖列强的干预与调停。当战争在主战派的不断鼓噪下终于爆发后，奕依然期待能够在战争的间隙寻求外交妥协。当这种期待完全破灭后，他坚定支持李鸿章不惜代价进行议和，以便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为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在奕、李鸿章等人艰辛努力下，中国虽然在《马关条约》中受到极大损失，但中国也由此赢得了此后短暂的和平，中国这个东方漏船在经过简单修整后又开始了自己的航行。
在甲午战争善后工作告一段落时，恭亲王奕也曾想过利用这一次奇耻大辱进行内政改革，改变原来行政效率低下，重建一个高效清廉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即便是翁同龢也总是劝他从大清王朝根本利益着想，宜权衡大势，毋作进退之词。所以，指望年迈的奕还能像先前几十年那样精力充沛地推动、领导清政府进行变法维新，无疑是困难的。
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在这相对平静的三年中，奕也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只是改革内政、重建高效廉洁政府的承诺并没有实行。中国这艘漏船随时都有分崩解体的可能。德国人不宣而战强占胶州湾后，这种可能突然加快。
对于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等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政治家来说，胶州湾危机或许并不像国内激进分子所宣扬的那样严重危害中国利益和安全，在他们看来，将胶州湾租让给德国，将旅顺、大连湾租让给俄国，将威海卫从日本人手里收回后转交给英国人，将西南大部分地区向法国人开放，这不仅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可能正是中国利用外国力量进行开发的绝好机会。落后的中国要想后来居上，要想尽快踏上工业化的快车，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就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用现代手段去开发自己的资源。而要开放自己的资源，修建自己的铁路网，在在需要大量资金。而资本的本性就对利润的追求，中国不作出某种牺牲，就指望列强向中国提供贷款、技术，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德国人制造的胶州湾事件在大清王朝政治高层虽然觉得很不愉快，但也没到根本无法接受的状态，更没有由此引发中国将亡的预感。
然而，胶州湾事件激起了国内民众特别是中下层人士极其强烈的反对，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知识人对奕所领导的这个腐朽政府进行了严厉指责、批评，强调年迈的奕知识褊狭老化，精力不济，并不真正了解国内外情况，致使中国一误再误，错过了一系列获得发展的良机。他们呼吁清廷尽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重建新的行政体制和政府。
这些批评，特别是改革呼吁逐步赢得了清政府政治高层的关注，光绪帝下令奕应该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但年老体衰、精力明显不济的奕不仅无力推动和领导大清王朝政治改革，甚至他的思想里似乎也不认为康有为这种极端激进主义的主张能够拯救清王朝。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有关政治改革的指示，研究是否可以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
在这次会议上，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有为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可行。而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叛徒，坚决反对派遣他出洋考察。
双方争论相当激烈，奕在后来的裁决中采取折中调和的看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出决定。
奕的建议是一比较稳妥的办法。1898年1月24日下午，总理衙门大臣在西花厅接见康有为，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奕因有其他要务或身体不适等原因而没有参加这次问话。不过作为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奕对这次问话的具体内容肯定知道得比较详细。
第二天，光绪帝召见总理衙门大臣听取汇报，翁同龢就双方所谈内容作了说明，并建议皇上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帝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自己的改革方案书面条陈，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
奕的建议合乎体制的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康有为参与的变法运动在后来因各种原因结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的呼声很高，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爱国热情。
青年一代维新志士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不仅不能完全赞同，甚至反对清政府按照康有为激进主义改革方案进行变革，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所以他在弥留之际不忘谆谆告诫光绪帝，称自己通过对康有为的观察，总觉得康有为人品不太靠谱，其改革方案不太可行。清政府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关头，但任何改革都应该慎之又慎，尤其“不可轻信小人言”，不能因改革而葬送大清王朝，因改革而损害满洲贵族利益。
几十年宦海生涯尤其是主持朝政的非凡经历，使奕在晚清政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他虽然多年来与慈禧太后有许多意见分歧，而他在甲午战争前重新出山据说也是年轻的光绪帝为了制衡太后过于强大的权势而采取的一个阴谋。不过，奕毕竟是道光皇帝的儿子，是大清帝国的大股东，他不会为了朝廷中的权力斗争而牺牲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所以在他重新出山后并没有完全听从光绪帝的摆布，相反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诸如甲午战前主和、战后议和等事情上，他本着自己的信念，倾向于支持慈禧太后，反对光绪帝。他甚至觉得光绪帝身边的几个心腹尤其是那个老师翁同龢居心叵测，他在生命最后日子里将这些见解都告诉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这也就为后来政局演变埋下了伏笔。
奕的一生与慈禧太后确实存在着许多恩恩怨怨，慈禧太后也确实在许多时候存心打击、折磨奕。这在先前的研究中都有很好的揭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先前的研究过多注意到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冲突，相对忽略了二人之间的一致。事实上，慈禧太后与奕的矛盾是慈禧太后不太喜欢奕对她的一些重要决策的否定与反对，但慈禧太后清楚奕对大清王朝乃至对她个人的忠诚是不值得怀疑的，更不会听进任何人的挑拨，毕竟他们是一家人，是叔嫂。
基于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奕在晚清政局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他的存在就是政局稳定的象征和保障，他一旦发生什么意外，就很难保证政局的稳定一如既往。所以，当奕患病的消息在京城和晚清官场中不胫而走时，有人高兴，有人失意，有人觉得中国政治必将因此而发生一次大的变化，有人则意识到奕去世可能会对政局造成极大冲击，甚者将危及大清王朝的安危。
进入1898年，奕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国内政治局面却因胶州湾事件而闹得沸沸扬扬，奕在勉力处理好日常政务的同时，也在思考着怎样借助于胶州湾事件带给人们的震动去激活人们的政治热情，重振大清王朝的辉煌，他希望清政府能够借助于这个机会把某些制度进一步调整，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赞成康有为的那种激进政治体制改革，他以为如果采取康的激进改革方案，不仅会给中国带来新的混乱，而且势必削弱国家行政能力，损害大清王朝根本利益。他在生命最后岁月所念念不忘的变化、改革与康有为的主张有本质不同，他当然希望他的这种改革能够在他去世后继续获得执行。
5月26日，恭亲王奕进入弥留状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闻讯在此后几天里先后多次前往探视。在弥留之际的恭亲王出于对大清王朝的忠诚，对清廷的未来尤其是用人方面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他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相信大清王朝终有重振雄风的时候，不要急功近利地相信那些政治小人的蛊惑，更不要将政府的权力交给翁同龢这样的人。
恭亲王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而翁同龢在康有为的鼓动下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的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起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
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与其共事和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所谓聚九州岛之铁不能铸此错者，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也相当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
恭亲王奕临终时对朝中人事的评价虽然只是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的，但在当时似乎并没有什么秘密，作为正当红的军机大臣、帝王之师的翁同龢不会不知道这些谈话，即便不知道细节，也肯定知道大概。所以当光绪帝5月26日向他问及康有为时，他的本能反映就是抹煞自己与康的任何关系，并指责康有为是“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光绪帝或许是听了恭亲王奕的忠告对翁师傅进行试探，而翁的反应则是本能的自我保护。至于翁同龢将这些责难与冲突详细记载在自己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也有很多推测，我的看法是，翁同龢这样做，那也不过是为了将来某一天康有为真的出事了，能够由此证明他与康有为等人确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知道他与康有为几次直接接触这样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都没有反映，他何以要将皇帝对他指责详细记载下来，原因不是很清楚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