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茨勒建立了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一个生产控制部门。在作出生产决策之后，坎茨勒首先研究从各推销点反馈回来的信息和预测数据，然后在由爱德塞主持的生产会议上决定到底应该生产多少汽车，同时对下个月的情况进行预测。
“你说得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必须适应市场的需要。”爱德塞非常赞成坎茨勒的意见。
正当亨利·福特躺在T型车上睡大觉的时候，阿尔弗里德·斯隆指挥的通用汽车公司正以其系统科学的管理和决策在市场上逐渐占据有利地位。那些离开了福特汽车公司的精英们以威廉·努森为代表，正出于不同的目的对福特反戈一击。坎茨勒和爱德塞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这一点。在汽车市场上，通用公司的雪佛莱轿车正以其完美的设计、合理的价格和优越的性能，蚕食T型车的领地。1923年，通用汽车公司把自己所有的研究设计机构都集中到了一起，他们在全国范围推出了“每年设计和生产一种新型车”的战略，给福特汽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另外，通用汽车公司在汽车新技术的开发方面也投入了巨资，研制成功了自动点火器和液压刹车系统并很快用在了新型汽车上。这使得福特公司的T型车在消费者面前就像是一种古董，而不是最新的交通运输工具。
其实，早在1925年，亨利·福特就让手下的工程师阿尔伯特·科恩在迪尔本建立了福特公司的实验大楼。根据老福特的意思，整座大楼装饰得富丽堂皇，简直就像一座艺术博物馆。大楼刚刚建好，老福特就首先让他创办的《迪尔本独立报》、《福特新闻报》和一家地方广播电台搬了进去，为积极推广福特倡导的旧式舞蹈而特意成立的舞蹈培训班也占了其中几层楼，剩下为数不多的实验室当时正在攻关的主要课题几乎都是研究农副产品的，研究开发汽车技术的实验室基本上没有。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福特公司落伍到了什么地步，公司生产汽车已经20多年了，还没有专门的试车厂、试车道，甚至连专职的试车人员都没有。唯一担负试车任务的就是福特的保镖和助手戴林格。此人脾气暴躁、独断专行。试车时，戴林格坐进新车，在车间外的空地上开一圈，然后下来，嘴里蹦出一个“好！”或者“不好！”这就是福特汽车公司当时的试车程序。
20年代中期，美国的汽车顾客们对自己在运输方法上的需要不仅从经济实惠的角度考虑，也开始追求时髦，单凭廉价已经不能使买主满意。买主们要求的汽车要有各种充满个性的颜色、四轮制动、减震器、变速器。低压大轮胎和流线型的车身。而一律是黑色、结构简单、造型呆板的T型车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口味了。就减震这一项指标来说，面对雪佛莱汽车设计精良的减震器，T型车的车主们往往会半开玩笑地说：“T型车有比雪佛莱更好的减震器——那就是它的司机和乘客。”甚至是农民们，也很快抛弃了老福特专门为他们设计的T型车。道理很简单，雪佛莱汽车的推销商告诉农民买主，安装有减震器的雪佛莱可以安全地把农民们的鸡蛋运往各处销售。雪佛莱车的驾驶员坐在驾驶室里就可以方便地知道油箱里的情况，而不用像T型车那样得下车打开油箱去用尺子或木棍测量。T型车著名的“行星齿轮传动系统”在雪佛莱的标准变速器面前也黯然失色。
实际上，从一开始，价格低廉的T型车就是一个架子，各种附加设备和部件还要另外购买，而这些附件早已成为雪佛莱车上的固定设备了。1926年，T型双座敞篷车在底特律的销售价是290美元一辆。这在当时的汽车市场上是找不到任何竞争对手的。可是这种车没有可卸轮圈，也没有自动启动装置，如果再安装这两种设备，需要再付55美元，再加上其他一些小装备，买主需要付的总金额也超过了350美元，与性能更优越的雪佛莱汽车相比，这个价格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
T型车销售情况恶化首先在欧洲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英国。为此，1924年冬天，坎茨勒委派自己手下一名叫西尔多·盖勒的工程师专程前往英国，调查T型车销售量剧减的原因。几个月后，盖勒完成了在英国的调查返回美国。结果在半路上被专横霸道的索伦森派人“劫持”到了索伦森设在鲁日工厂的办公室。
“坎茨勒派你干什么去了？”一见面，索伦森就劈头问道。然而，盖勒并不吃这一套，索伦森又摔桌子又砸椅子，结果还是什么也没问出来，只好让盖勒走了。回到高地工厂，盖勒把自己从英国得到的调查结果向坎茨勒和爱德塞做了汇报。
“盖勒，明天我们想让你在亨利·福特先生面前把你这次的调查结果再向他汇报一遍，你愿意吗？”尽管知道老福特的独断专行，盖勒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在高地工厂的经理餐厅，召开了经理办公会议，由爱德塞主持，老福特亲自参加。会议的地点也是老福特亲自选定的，是为了创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
“众所周知，T型车最近在欧洲大陆的销售量有所下降，盖勒最近在英国呆了一段时间，下面由他向大家汇报一下他对英国汽车市场的调查结果。”爱德塞看见今天老福特的精神很好，马上见缝插针，让盖勒起来发言。
盖勒站起来，开始汇报。他的调查是非常细致的，认为福特汽车在英国销量的下降除了英国开始征收“马力税”等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在的福特汽车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新需求。
“那么，你认为市场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汽车呢？”老福特的脸色阴沉下来，他高声问道。
“请恕我冒昧，福特先生，”盖勒的神情有些紧张，“英国需要马力更小、车形更小而且更省油的汽车。”
老福特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指着盖勒大声喊起来：“你以为你是谁，竟然来教我生产什么样的汽车！”老福特瞪了呆若木鸡的爱德塞一眼，然后拿起了桌上的帽子。
“我告诉你们，T型车是常青树，是所有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农民的朋友，是绝对不会被抛弃的。如果说有缺点，那么它的唯一缺点就是生产得还不够快！”福特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他一走，索伦森和其他几个经理也赶紧跟着溜了出去，借大的餐厅里只留下了盖勒、爱德塞和坎茨勒三个人。
“老弟，为了避免遭到解雇的命运，你还是回英国去吧。”坎茨勒苦笑着对盖勒说，“至少在最近这段时间，不要让福特先生再看见你，以后再回来。”
“坎茨勒简直不是个东西！”在老福特家的客厅里，亨利在愤怒地叫骂着。索伦森毕恭毕敬地坐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出。这个举止粗鲁的丹麦人其实是个非常有心计的家伙。坎茨勒一进工厂，索伦森就很清楚他是冲着谁来的。在冲突的早期，索伦森发现，在许多场合，老福特并不能总像救星一样准时出现，往往是他一个人要面对坎茨勒和爱德塞这两个敌人。所以后来索伦森非常聪明地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他主动提出离开高地工厂，到福特公司的鲁日工厂去。一时间形成了他在鲁日厂，爱德塞和坎茨勒在高地工厂的格局。表面上是坎茨勒占了上风，可是索伦森知道，福特汽车公司的重点最后还是要转到鲁日工厂。所以他加紧在鲁日树立个人的权威，培养自己的亲信，后来情况的发展证明这的确是高明的一招。
克拉拉也在抹着眼泪，她对索伦森说：“爱德塞太善良了，他不知道许多人都在利用他。坎茨勒是对爱德塞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他破坏了爱德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怎么能这样？！”天天坐在家里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克拉拉当然不明白这一场父子争斗的真相，她只知道儿子和他们的隔阂越来越大了。
最终把T型车送上断头台的是那些旧车商。到1926年，全世界总共有2500万辆汽车。这些汽车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旧汽车。这些旧汽车当然逃脱不了转手低价出售的命运。这样一来，被福特的T型车统治了将近20年的廉价汽车市场再也保不住了。因为如果单从价格考虑，消费者只需要花几十美元甚至十几美元就能买一辆廉价旧车，福特的任何一个T型车经销商也竞争不过旧车商们。就这样，从1926年开始，T型车失去了市场。死不服输的老福特也不得不悲哀地说：“T型车唯一的缺点，就是人们不愿意再买它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24—1925年，雪佛莱汽车在市场上的销售量从20万辆增加到47万辆，1926年又增加到73万辆。1923年，福特汽车公司在美国汽车市场上所占的份额约为57％，到1925年降到了25％。
1926年1月，随着T型车即将寿终正寝，福特公司以坎茨勒为一方、索伦森为另一方的这场权力斗争也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爱德塞和坎茨勒瞒着老福特为T型车设计了新的车型，不仅加上了许多当时流行的附件，就连外观也作了较大的改善。然而，当设计方案送到老福特面前时，老福特不屑一顾地说：“把这个方案扔到一边去！”
1月26日，血气方刚的坎茨勒终于忍受不住了，给老福特写了一份有关T型车的备忘录，实际上，这是一份宣言书。坎茨勒一针见血地指出：
“您大概没有意识到，当您说话的时候，大多数人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没有向前迈开步子，只是守着原来的一点东西，而竞争却更加激烈了。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妙，公司的地位正在削弱，公司的市场正在被悄悄夺走……从前那种昂扬、自信、开拓的精神正在减少。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英国我们失败了，在美国也正在被我们的对手赶上。我们的竞争对手每多售出一辆汽车，他们就变得越强大，我们则变得更弱小。穆特先生，我完全知道是您以不知疲倦的战斗和苦心的经营创立了整个公司。但是一味的自大和停滞不前必定会招致事业的失败……”
在这份备忘录的最后，坎茨勒建议应该加紧发展直式六缸车，特到是发展并完善四缸车。
这份报告送了上去，有如石沉大海，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也不见老福特作任何表示。1926年8月，酷爱艺术的爱德塞夫妇前往欧洲选购艺术品。当他们回到底特律时，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坎茨勒离开了福特汽车公司，大家一致说是被老福特赶走的。
“我知道我的唯一错误就是说了你应该说的话。不过你不要再为我的事情去和福特先生争执了。”坎茨勒安慰爱德塞，“这次是我自愿辞职的。”
了解丈夫处境的埃莉诺深知坎茨勒对爱德塞的重要性，亲自来到自己的公公家里，流着眼泪向老福特求情，请他恢复坎茨勒的职务。然而老福特没有同意。
“你什么也不用做了，一切都是徒劳的。”爱德塞绝望地对妻子说，“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是通过死亡。”
坎茨勒走了，爱德塞向父亲统治下的专制王国发起的挑战彻底失败了。但是，为了整个公司的利益，爱德塞仍然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来说服父亲，希望老福特能像当年艰苦创业时那样，领导公司进行必要的变革，使福特公司不论是销售量上还是技术上夺回在美国汽车界的领先地位。
事实胜过雄辩，面临日渐萎缩的市场，老福特嘴上不认输，心里也终于开始着急了。就在坎茨勒离开公司后不久，老福特就宣布：公司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次全面的广告攻势，而且要采取一些“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全面翻新T型车、改革发动机、增加新座饰、上一层新油漆。所有这些翻新措施收费60美元，保修三个月。另一个措施就是老福特所说的“设计改革”，如把车的前挡板弯曲、风挡倾斜、把车身延长几英寸、把四四方方的散热器的8个角加工成圆形、把设在前座下的油箱换一个位置、原来一律为黑色的车身可以根据买主的要求漆成灰色、棕色或者绿色。爱德塞知道，这些所谓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是隔靴搔痒，根本不会收到什么效果，但是还是让老福特自己去尝试一下碰壁的滋味吧，爱德塞对这个方案并没有反对。
1927年5月24日，老福特把儿子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索伦森已经在那里了。
“爱德塞，”老福特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我决定停止生产T型车了，我要研制一种全新的汽车，一种能把其他所有汽车公司抛到后面去的汽车，我希望你能帮我。”
爱德塞竭力控制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父亲终于承认了失败的现实。
“我准备在几天后关闭高地工厂，把它全面改装。”福特接着说。
爱德塞问：“那么高地工厂的工人怎么办？”
“只好先让他们回家了！”索伦森双手一摊，作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爱德塞狠狠瞪了他一眼，索伦森赶紧又补充说：“当然，高地工厂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可以转到鲁日工厂去继续工作。”
1927年5月26日，福特汽车公司的最后一批T型车开出了生产线，其中包括公司生产的第1500万辆T型车。终于放下了手中工作的工人们围拢过来，默默地看着他们的总经理爱德塞坐在这最后一辆T型车的驾驶员座位上，而老福特则坐在儿子身边。爱德塞发动汽车，把它开到距离高地工厂14英里的迪尔本，在那里的工程实验大楼的广场上，还停放着两辆车，一辆是1908年出厂的第一辆T型车，另一辆是1896年亨利·福特造出的第一辆原始汽车。老福特跳下车，然后坐进每一辆车的驾驶员座位，在开阔的广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T型车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T型车是值得福特家族骄傲的。从第一辆T型车诞生到停止生产的19年中，它总共售出了1500万辆，遍及世界各地，销售总额达70亿美元。在它的最后10年里，它的产量已经占到美国汽车产量的一半，它的生产率曾达到了每10秒钟一辆的高速度。然而，最令福特家族骄傲的是围绕T型车而产生的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先进的工业技术设施和流水线生产，从而引发了整个工业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这一变革浪潮的来势是如此汹涌，以致最终也把T型车拉下了历史舞台。T型车生产线关闭了整整一年，美国的汽车销售总量下降了100万辆，足见福特汽车公司在美国汽车市场上的地位。
T型车时代的结束给了亨利·福特沉重的一击，但是并没有彻底打倒他。如果说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越是在逆境中越能激起他的斗志，越是受到挫折就越坚强，那么亨利·福特无疑就是这种人当中的一员。T型车把他推到了当时无人可及的顶峰，也使他安于现状，忧患意识淡漠。这些年来，他一直躺在T型车的梦幻般的成功中，现在，梦终于醒了。
亨利·福特又恢复了当年的斗志，尽管已经64岁，可是他仍像年轻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新车的研制工作。老福特找来爱德塞，让儿子全权负责新车的车身式样、内部装饰和仪表格局设计。
“爱德塞，我准备把新车命名为A型车！”老福特目光炯炯地看着爱德塞。
聪明的爱德塞一下子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老福特是想以这种新车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实现福特汽车公司的再一次腾飞。
“发动机由谁负责？”爱德塞问。
“我！”老福特斩钉截铁地说。
看着早已两鬓斑白的父亲，爱德塞什么也没说，而是不顾自己多病的身体，一心扑在了工作上。
由于担心父亲的身体，爱德塞找来设计师劳伦斯·谢尔德里克，把这个出色的年轻人推荐给他的父亲做助手，设计一种全新的四缸发动机。劳伦斯最初是哈得孙汽车公司的绘图员，后来来到了被福特买去的“林肯”汽车公司负责汽车发动机的设计工作。
形势危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两大项，一是开发研制新型汽车，二是对福特汽车公司的设备进行全面改装。前者由福特父子亲自上阵，后者就要依靠余下的干将们了。福特公司的精英大批流失所造成的后果现在逐渐显现了出来。库兹恩斯走了，威利斯走了，努森走了，那些能征惯战的勇将剩下的寥寥无几。公司原来庞大的机器设备是为了生产“长生不老”的T型车而安装的，现在每一件都需要拆掉重建。这次巨大的变化，要求更换1·5万台机床，重新安装2．5万台机床，重新设计、安装价值500万美元的模具和卡具。如此繁琐浩大的工程，福特公司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老福特的手下毕竟还留下了几个将才，其中最得力的就是索伦森和P．E．马丁。在他俩的负责下，从1927—1928年，福特汽车公司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机器大改装。不能不承认，脾气火爆、内战内行的索伦森，一旦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所焕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干劲是其他人难以匹敌的。索伦森吃住都在工厂。他和马丁等人一起近似疯狂地英勇奋战了整整12个月。索伦森的一头精干的短发由于没有时间修剪都拨到了肩上。不过这样一来倒似乎更符合“疯狂的索伦森”的形象。
每天在疯狂奋战的索伦森并没有忘记趁这个机会显示自己的权威。在T型车生产线关闭后高地工厂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中，只有被索伦森挑中的那些“幸运儿”才有资格转到鲁日工厂去忍受索伦森及其党羽的讽刺和刁难，其他所有索伦森看不顺眼的人一律被扫地出门。
在这场危机中，受害最深的还是那些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T型车生产线关闭后，仅底特律就多了6万失业工人，全美国的商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原材料的厂商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卷了进来。1927年9月，据美国纽约《世界报》估计，美国全部或部分依靠福特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雇员多达50万人。福特公司的停产改造对这些人的打击是灾难性的，街上到处是失业的福特工人，整个底特律陷入了空前的萧条。
爱德塞乘车穿过底特律的街道，看到昔日自己手下的工人们在街头为找一份工作而奔波，心中也不觉有点同情这些工人。他让人把一张18万美元的支票送到了底特律市的公共基金会，好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些许的宽慰。而他的父亲却从不这样想，更别说这样做了。就在福特工厂停工改造期间，亨利·福特曾经接受《图览》杂志的记者保罗·凯勒格的采访。当谈及底特律工人的失业问题时，福特竟然说：“我知道这（失业）对工人们大有好处。因为他们都变得奢侈了，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体会到，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到了1928年春天，乘船穿越大西洋来到英国度假旅游的福特矢口否认美国工人面；临的失业状况，公然对新闻界宣称：“如果在美国有失业，那仅仅是因为失业者不想工作。”从上面的言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普通机械师起家的福特在成为当时美国数一数二的资本家后，其心理的蜕变程度。
1927年10月21日，奋战了5个月的福特公司的精英们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福特汽车公司的新一代A型车终于诞生了！在福特公司设在迪尔本的实验大楼里，福特父子、索伦森、马丁、劳伦斯等人激动万分，围着刚刚完成组装的新型样车，就像年轻的父亲观看自己第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
的确，以亨利·福特为首的这些美国汽车界的精英设计并制造的A型车不愧为当时美国汽车业的巅峰之作：手动变速操作的排档，当时最先进的液压缓冲器，安稳舒适的绝缘橡胶座垫，高压轮胎和自动电力启动装置，四轮制动系统，防盗锁，自动雨刷，尾灯，水泵，润滑油和燃油表，计速器和脚闸。
“我准备了四种不同的颜色来打扮这个宝贝，”爱德塞疲惫的神情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另外，还有17种车体式样供买主选择。”马丁也在一旁兴奋地说：“我们的车还有一项创新，就是首次把安全玻璃作为正式的配件安装在风挡上，这是我们的独创！”
“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老福特和自己的部下一一握手，表示他对众人的感激之情。当老福特的手和爱德塞握在一起时，老国王张开嘴好像要说些什么，然而却没有说出来。父子俩对视了片刻，似乎想从对方的眼中读出些什么，然后他们无言地拥抱在一起。
“我们又成功了！孩子们！”老福特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我相信A型车的推出，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新的汽车销售浪潮。不过我认为大家目前最需要的是回家痛痛快快地睡一觉！”众人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但是索伦森和马丁只能打个盹儿，因为新型车推出后肯定会引发大规模的需求，所以生产线的改造更新任务就看你们的了。”
众人告别出门，爱德塞走在最后。老福特叫住了儿子：“爱德塞，你干得出色极了，”老福特说，“可是你的气色真不好，这些日子太疲惫了，快回去休息吧！”
“好的，父亲，您这么大的年纪，更要好好休息。”
目送着儿子的身影，老福特满意地点点头：“我的儿子已经真正成材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汽车专家，完全明白汽车外观的设计。”
未经正式宣布，福特汽车公司研制成功新一代A型车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底特律城。大批的新闻记者携带带有长焦距的照像机驻守在高地工厂和福特汽车公司实验大楼的外面，试图得到一点关于A型车的最新材料，因为这是目前全国民众最关心的新闻。
为了充分利用公众的好奇心，给A型车蒙上一种神秘的色彩，创造出更好的宣传效果，爱德塞他们对新车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公众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了。许多人推迟了自己购买其他公司汽车的计划，把货币储存起来，等待福特公司A型车的上市。大家都相信，福特不会让他们失望的！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全国有50万买主在没有见过A型车的样车、甚至不知道新车定价的情况下，就交纳订金预订新车。可见公众对福特汽车公司的信心和期待，消费者的这种心态使得其他汽车公司的生意大受影响。
1927年11月底，福特汽车公司斥资200万美元，在全国各大报刊连续三天刊登整版广告，发起了一场庞大的宣传攻势，正式公开了A型车即将投入市场的消息，并且宣布：第一批新车将作为样车在几天后运往美国和加拿大的各大城市进行为期五天的展览，并接受客户的预订。
“所有运往各大城市去展销的A型车要用苫布包装得严严实实，”爱德塞嘱咐手下的销售代理商和各地分公司的头头们，“一定要确保在正式展出之前不让公众得知这种车的一点消息，哪怕是油漆的颜色，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最大的轰动效果。”
整个美国沸腾了，全国各大城市的福特公司销售点举办的A型车展销会都被淹没在人海中。面对这种尽管只有四缸、然而上路后车速达到55英里、性能超过了其他公司的六缸和八缸汽车的“四四方方”、代表了当时最新艺术造型的A型车，公众们的热情是难以抑制的。性能优越的A型车只定价495美元，比当时通用汽车公司的雪佛莱汽车要便宜100美元。福特公司还宣布：为了表示对社会公众拥戴福特汽车的感谢，凡是购买A型车的工人和普通市民，可以享受分两次付款的优厚待遇。
12月2日，在底特律的A型车展览会上，10万名参观者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在纽约，参观者更加踊跃，从凌晨3点开始，前来参观的人就聚集在位于百老汇的福特陈列室外等待人场。为了缓解拥挤的人群，避免出现骚乱，福特经销商们不得不临时租用了麦迪逊广场来容纳参观者。《纽约太阳报》的记者面对此景不仅感叹说：“真好像是梅隆先生打开了他的金库一样。”在克利夫兰，由于前去参观展览的人拥挤不堪，挤坏了展览的橱窗，市政当局被迫出动骑警来疏散人群。在圣保罗市，近3万名市民冒着零下的低温去参观车展。据统计，在各展览会开始之后的36个小时中，全美国总共有1000多万人前去参观，占全国总人口的8．5％；不到一周的时间，参观人数就多达2500万人，到圣诞节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所有福特汽车经销商手中的预订单已达500万辆之多，人们把能买到一辆福特汽车看作是圣诞节最好的礼物。亨利·福特的大幅画像被挂在遍及全国各地的每一个福特公司的经销点，买到新车的顾客打来电话向福特致意，没有买到新车的人更是询问何时能得到新车，一时间，福特公司的所有电话处于忙乱状态。
爱德塞打开了一封信，这是他的老前辈、美国国会议员、亿万富翁库兹恩斯写来的。老库兹恩斯在信中向福特父子祝贺他们的成功，并且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福特公司能把运到华盛顿的第一辆A型车分配给他。
“作为一个晚辈，我应该满足他的要求。”爱德塞对秘书说，他立刻指示手下的人，在运给参议员库兹恩斯的A型车上，打上35这个车号，因为这是库氏当年在福特汽车公司时所乘坐的上一代A型车的车号。
新的A型车又像当年的T型车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由于福特公司的新生产线还没有改造成功，所以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显得力不从心。1928年，福特汽车公司的A型车年产量仅为633594辆：1929年，福特汽车公司总共卖出了1851万辆汽车，占当年美国汽车销售总数量的34％，而一度压倒福特汽车公司的通用汽车公司的雪佛莱汽车的这一比例仅为20％。
“我们又当上老大了！”老福特踌躇满志地对妻子说，“瞧着吧，A型车的成功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我们不仅要压倒其他的公司，而且还要在美国、在整个世界创造出另一个不亚于当年T型车创造的神话！”
福特家族--12 艺术家的悲剧
12 艺术家的悲剧
爱德塞当上了底特律艺术学院院长
“请问福特先生，您是犹太人吗？”
在壁画的一个角上，是爱德塞的面孔。
“平民和工人会透过这样的作品看到莫斯科上空的红星！”
“爱德塞果然还是被他那一帮坏朋友给害了！”
老福特捣毁了爱德塞酒窖里的全部储藏
“嗨，儿子，我看是那帮赌棍让你输光了吧。”
爱德塞和库兹恩斯、道奇兄弟葬在同一座公墓里。
葬礼上出现了一支工人队伍
从1919年福特父子取得了对福特汽车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后，亨利·福特就把福特公司42％的股权给了爱德塞，这样，在整个20年代，爱德塞每年仅分红所得的收入就在300万美元以上。然而爱德塞并不是个挥金如土、沉湎酒色的纨绔子弟，在他的心中有一股强烈的使命感，爱德塞始终对机械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妻子埃莉诺的出现又把年轻的福特王子带入了一个艺术的殿堂。
埃莉诺的家族就有收集艺术品的传统，底特律的第一家装饰商行就是属于他们家族的。她有一个表哥名叫罗伯特·塔内希尔，是一个文物收藏家。新家庭建立之后，爱德塞夫妇就开始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艺术品的收集工作上。刚开始为了积累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经验，他们还只是收集一些著名文物的复制品，如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人的作品等，到了后来，夫妇二人逐渐收购自己中意的原作。
与父亲相似，爱德塞讨厌繁华喧闹的城市，而喜欢恬静整洁、绿树成荫的乡村。父子俩在这方面的唯一区别是：老亨利喜欢居住环境的一切都保持原样，都带着一种原始风貌；而爱德塞则喜欢修剪整齐的花木和井井有条的布置。
“我喜欢英国的庄园，特别是苏格兰的山庄。”他告诉妻子，打算在印度村之外的“某个合适的地方”修建一所英国式的住宅。不久，爱德塞就派建筑师罗伯特·凯恩专程前往英国，去考茨沃尔特考察当地的石头山庄。几个月后，建筑师带着一整箱图纸满载而归，爱德塞特别喜欢其中的一所有30个房间的石头住宅，认为这种建筑是英格兰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
“我们要照这种建筑建造一个一模一样的。”爱德塞认真地说。
经过建筑师和工人三年的努力，新的建筑终于落成了。这所住宅坐落在底特律城郊的戈科勒角，外表用的是粗糙的石块，屋顶也铺着特意加工过的石片。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爱德塞特意从英国请来了一批工人和建筑师，用爱德塞的话说：“就是连岩石上的青苔也要保证是英国式的。”整个庄园竣工后，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如果说爱德塞的设计与典型的英国庄园还有一点区别的话，那么就是他模仿自己的父亲，在庄园里设计并建造了一座小型发电站，负责整个住所的电力供应。
这座建筑物不仅在外表上是英国式的，1926年，爱德塞夫妇专程到了英国，在那里采购了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英式摆设和艺术品，其中包括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椅子和都铎王朝时的餐桌，还有从已经破旧的英国庄园中购买并拆卸下来的整房间的壁板和房门，爱德塞让人把这些都安装在了新家的房间里。
在福特汽车公司屡遭挫折后，收集越来越多的艺术品成了爱德塞的一种发泄方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爱德塞结识了出生在德国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当时正在底特律市艺术学院担任院长的威廉·瓦伦丁。
瓦伦丁一头金发，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而且脸上总是带着日耳曼人的那种认真、孤傲、清高的神情。他在本世纪初来到美国，先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任职，其间认识了J．P．摩根、阿比·洛克菲勒等一大批美国著名的人物。1921年，应底特律城艺术委员会的邀请，他来到了底特律负责底特律市艺术学院。这座底特律的最高艺术殿堂成立于1885年，然而多年以来，由于前几任院长经营不善，非常不景气，陈列品除了当地的一些手工艺术品外少得可怜。就像所有初到底特律的外乡人一样，瓦伦丁眼里的这座城市“到处充满了发动机的吼叫声”。上任伊始，瓦伦丁就敏锐地发现，如果要振兴底特律的艺术，必须要仰仗当地的社会名流，特别是那些飞快崛起的汽车贵族。
1925年秋天，在瓦伦丁的主持下，底特律艺术委员会在市政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晚宴。整个宴会的风格是德国式的。由于瓦伦丁说动了市长出面，所以底特律的各界名流几乎都来参加这次聚会。亨利·福特满面笑容地和儿子爱德塞也来出席聚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瓦伦丁把一封纽约的尼尔森·洛克菲勒写给爱德塞的推荐信递给了爱德塞。
“我和妻子刚接触艺术不久，需要有人指点，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爱德塞读了朋友的推荐信，对瓦伦丁坦诚地说。瓦伦丁欣然答应了爱德塞的要求，就这样，他成了爱德塞家中的常客。
就在这年冬天，底特律艺术委员会通过了瓦伦丁的提议，任命爱德塞为该委员会的理事。为了表示对这一任命的感谢，爱德塞将一块几百年前的波斯地毯赠给艺术学院。在瓦伦丁的影响下，爱德塞夫妇开始有计划地收购一些珍贵的艺术品，为他们自己，也为瓦伦丁的艺术学院。为此，1926年的欧洲之旅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收获——除了为新居采购了大量艺术陈设外，还买到了一幅真正的名作——弗拉·安吉列科的《天使报喜》。
“这简直太好了！”爱德塞夫妇一回来，就请瓦伦丁前去鉴赏这幅珍贵的作品。画面上，温柔美丽的圣母玛丽亚正忐忑不安地听着天使向她宣布耶稣基督即将诞生的消息，整个画面人物丰满，色彩明快，特别是对光线角度的运用，体现了艺术大师深厚的功底。这幅名画在当时花去了爱德塞不到一万美元，而在数十年后的一次艺术品展览会上，根据专家评估，其价值已经升到几百万美元。
初战告捷极大地鼓励了两个刚涉足艺术天地的年轻人，爱德塞和妻子从此把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他们为瓦伦丁的艺术学院提供了大量的赞助，并且捐赠了许多艺术品。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默默无闻的底特律艺术学院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北美六大博物馆之一。1930年，底特律艺术委员会把底特律艺术学院院长的头衔授予37岁的爱德塞，取代了任期届满的瓦伦丁。
爱德塞不仅有收藏艺术品的爱好，而且对艺术的理解还有独到的见解，在如何对待墨西哥画家迪亚哥·利维拉的问题上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
利维拉在1930年时就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闻名于欧美艺术界，然而他也是当时艺术界最引起争论的人物。原因很简单，此公不仅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墨西哥革命的狂热鼓吹者。1927年：利维拉曾作为苏维埃俄国的嘉宾为十月革命10周年创作了作品，还在俄国生活了半年的时间，后来又与因为同斯大林争夺权力失败而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成了好朋友。自称是“人民的画家”的利维拉最擅长在大型公共建筑物上创作体现现代意识的纪实性壁画，特别是工业壁画。他的得意之作是在故乡墨西哥为教育部大楼创作的一组巨型工业壁画。其中一幅名称为《资本家的聚会》，画面上是美国经济的三巨头：约翰·D．洛克菲勒、J．P．摩根和亨利·福特，他们被画家用画笔聚到了一张餐桌前，共进午餐，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1932年4月，利维拉夫妇应邀来到正陷入大危机中的底特律，瓦伦丁请他们为底特律艺术委员会的大楼创作两幅工业壁画。此事已经由艺术委员会讨论并通过，爱德塞全力支持这项计划，并愿意为此提供一万美元的资助。
原计划中的绘画是两幅，一幅描写底特律城的城市发展历史，另一幅描写的是该市引以为荣的汽车工业。但是，当利维拉来到鲁日河畔写生、寻求创伤灵感的时候，烟囱林立、机器轰鸣、车水马龙的福特工厂深深吸引了这个貌不惊人的画家，他决定单独为鲁日工厂创作一幅作品。
在爱德塞的极力推荐下，亨利·福特夫妇在光明巷的住所宴请利维拉夫妇，欢迎他们来到底特律。爱德塞夫妇和瓦伦丁也参加了这次宴会。觥筹交错，宾主相见言欢，气氛十分热烈。
“请问福特先生，您是犹太人吗？”酒席宴间，容貌艳丽、身穿墨西哥传统服装的利维拉夫人，突然向亨利·福特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时间，亨利夫妇、爱德塞夫妇和瓦伦丁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爱德塞的心中暗暗叫苦，因为老福特对犹太人的仇恨和鄙视，在底特律，甚至在美国都是出了名的。在老福特看来，说某个人是犹太人就意味着骂他贪婪、愚昧、无知、唯利是图。所以当年老福特在对爱德塞的好友坎茨勒忍无可忍时，就让索伦森和莱布尔在工厂到处散布谣言，无中生有地说坎茨勒是犹太人。而此刻利维拉夫人如此提问，恐怕是要惹事。
老福特的脸上先是带着一种惊讶的神色。他放下手中的刀叉，认真地看了看这位还不知道自己闯了祸的美丽女郎，脸色逐渐缓和下来；然后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他并不是犹太人。爱德塞赶紧介入，巧妙地转移了话题，宴会的气氛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饭后，宾主又在优美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69岁的亨利·福特走到迷人的利维拉夫人面前，先是鞠了一躬，然后挽起这位异国美女的纤手走进了舞池，汽车大王娴熟的舞步令在场的人赞叹不已。
在临别的时候，亨利·福特告诉利维拉，为了纪念今天的聚会，他和克拉拉决定向利维拉夫妇赠送一辆“林肯”牌豪华轿车。
“我非常感谢您和夫人的好意，福特先生，”面对主人的盛情，画家说，“可是这种车对于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奢华了。您如果换一辆普通的福特车给我们，那么我们将会很荣幸地接受您的盛情。”福特答应了客人的请求。
“利维拉夫人真是个美人！”送走了客人，亨利·福特对爱德塞悄悄说，“而女人只要有了美貌，那么她的许多缺点和唐突都是男士们乐意原谅的。”
正在一边和儿媳埃莉诺聊天的克拉拉也不知是否听到了丈夫和儿子的悄悄话，向老福特狠狠瞪了一眼。
1932年5月31日，利维拉的创作终于完成了。他的壁画覆盖了艺术委员会大楼的几乎每一寸墙面，一幅画描写的是正在生产汽车发动机的美国普通工人。这些人的人种包括印第安人、黑人、亚洲人和高加索人，工人们冷漠的面孔和闪濯金属光泽的机器交织在一起，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另外的一幅画则描写了鲁日工厂的生产情景：把整个画面串联在一起的，是福特的生产流水线，福特的监工、工头和设计师们个个是一副冷酷的嘴脸。至于广大的工人，则完全沦为机器和流水线的奴隶，他们彻底拜倒在现代社会的上帝——机器的脚下。为了体现出工业既带来成就也带来和平这一主题，利维拉把象征和平的客机和医学研究，象征战争的轰炸机和化学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画家为了表示对爱德塞的感谢，采用了历史上许多画家曾经采用过的方式——把爱德塞画进了壁画当中。在第二幅画的一个角上，出现了爱德塞的面孔，这个底特律的艺术保护神眼睛里透出的是忧郁，嘴角边流露出痛苦，他望着上方的画面，似乎在思考，又像在期待着什么。
“我的上帝呀，这样的作品恐怕会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瓦伦丁担心地说。
几天之内，底特律有数万人参观了这些作品，舆论界立刻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所有的官员、企业家和上流社会的成员一致谴责利维拉的作品，认为在如此高雅的地方映入公众眼帘的是这座城市的污点和丑恶，这是对底特律城的公然诋毁。普通阶层人们的反应只有一个——触目惊心，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在这座繁华的城市背后隐藏着的罪恶。而工人们则通过这一作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奴隶地位，体会到了集体力量的强大。后来一位作家在为福特家族作传时对这件事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受资本主义之子的委托，利维拉的壁画原来是无产阶级觉醒前的一次演习。”
“这会使整个城市失去宁静！”
“平民和工人会透过这样的作品看到莫斯科上空的红星！”
在一片谴责声中，对这幅作品感到最满意的是新崛起的工会组织，它们往往定期把新发展的会员带到壁画前，对工人们进行革命教育，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完成他们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
面对这样公开为无产阶级振臂呐喊的作品，底特律的官员、企业家等阶层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演说，同声讨伐利维拉，并且强烈要求底特律艺术委员会把这些壁画从墙上铲去。
然而，对自己父亲的权威无可奈何的爱德塞却因为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对艺术的敏感而在这一问题上坚定不移。他力排众议，对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说：“我认为利维拉对底特律的观察是细致的，理解是透彻的，这些作品的确反映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本质。”正是在他的坚持和说服下，这些壁画终于得以保留下来。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以其巨大的魅力给参观者以极大的震撼，其独特的创意和构思打动了所有的人，成为底特律艺术委员会的骄傲。
然而，利维拉在美国的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离开底特律后，利维拉来到了大都会纽约，应尼尔森·洛克菲勒的邀请，他为纽约15号大街的洛克菲勒中心设计并创作与底特律城同样规模的壁画。1933年5月，利维拉完成了画稿的设计，随即投入了紧张的创作工作。与以前的作品相比，利维拉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设计更加大胆，壁画中甚至有一张列宁的画像。由于在底特律引起的轩然大波，利维拉在纽约的创作活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监视。他的画稿一经公布，就遭到了比底特律更猛烈的抨击，政界、商界、新闻舆论界、宗教界联合起来向洛克菲勒家族施压，这下子洛克菲勒终于顶不住了。于是就在5月9日这一天，正在紧张创作的利维拉及其助手被一些保卫人员从脚手架上请了下来，然后轰出了纽约城，他没有完成的作品也被拉起的布帘严严实实地遮了起来。没过几天，专门雇来的工人用铲子把利维拉的作品铲了个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