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成就、影响和历史地位

刘因生前地位不高，主要是个穷居教授的儒生；活动范围不广，足迹未出燕赵之地；享年不永，壮年早逝，人生途程似还没有走完。但是，他却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这种声誉和影响不但没有因为他的逝世而消声匿迹，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驶而加强，直至清初被学者尊为元代三大儒之一，清末被朝廷请进孔庙。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和最重要的，当然是他在学术思想上做出了多方面的成就。

一、学术成就刘因首先是个理学家。他虽然不是像濂溪、康节、横渠、二程那样的一代宗师，也不是像未熹那样的集大成者，但是，他仍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贡献在于，在理学走向全国的时期，他适应理学在北方普及推广的时代需要，对前代理学大师的理论作出了独到的选择、阐释和发扬。他的“大、精、正、贯”之论，“宣化”、“观物”诸说，言简而旨远，常能言人所未尝言。他“希圣”有解，”遂初”有说，易不易之辩，齐不齐之论，妙语连珠，更能给人以巨大启迪。他虽然难于做到朱子的博大，但是，濂溪的高远，康节的深邃，张载的浑厚，二程的精辟，却清晰可见。就是陆学重主体思维的特点在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一点影子。而这一切又基本上能熔于一炉，融会成刘因自己的风格。他还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辩证思维传统，荀子、王充等对他的影响亦不时闪现。

元代名士杨俊民曾把刘因比作盂子，以为有了刘因，遂使召公的燕国足以和邹鲁相抗衡，并举出刘因的两条出人意表的复见卓识：孟子探舜之心曰：“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先生则日：“惟见舜胸中有弟，不见舜胸中有象。”孟子论夷、惠之行日：“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先生则曰：“伯夷视四海，愿人皆我俦。吾谓下惠隘，此说君试求。”前一条是说，如果像孟子所理解的那样，舜的忧喜以具体的弟弟（象本人）为转移，精神境界未免低了。刘因认为，象在舜的心目中已升华为抽象的“弟弟”，因此才能不假思索地与象忧喜与共。后一条是说，伯夷的胸怀无比宽广，把天下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朋友，以“隘”评价伯夷显然不当；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并不是“不恭”，恰恰是“隘”。刘因这两段话都是对孟子的修正，在识见上比孟子都似乎更高一个层次，无怪乎杨俊民要称誉刘因是“盖问世之才，上达之学，天成自得，振古之豪杰”了。透过这近乎溢美的评价，不难看出刘因在元代士大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刘因还是个身体力行的教育家。他一生授徒讲学，除在家乡设塾外，还曾设教于三台，入易州做家庭教师，并一度被征聘入朝，侍从春坊，教近侍子弟。他的教学深受欢迎，“户外之屦常满”，“咸虚往而实归”。为指导学生读书，他写了著名的《叙学》一文，畅谈了对经学、史学、诸子学以及诗文字画等方面的思想内容，学习次序和学习方法。他孜孜不倦地向学生传授义理之学，写成《四书集义精要》、《小学》、《四书语录》、《易系辞说》等多种著作（后三书已佚）。这样的成绩，当可与许多古代优秀教育家相媲美。

明代容城知县方义壮曾这样讲到刘因教学的成绩：“隐居三台，教授生徒，希圣有解，河图有辩，周易发微，学士家有藏诵者。此其羽翼经传之功，足等吴（澄）许（衡）。。。今容、新二邑博士弟子，多邃于《易》；名卿节士，往往由《易》起家。”这篇序写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距刘因殁三百余年，方义壮身为容城知县，他对刘因在地方上的影响的了解当是真切的，他对刘因的概括和评价当是符合实际的。

刘因在文学上也做出了相当成就，足以使他在元初文坛占一席之地。

刘因的诗文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内容比较充实。

虽然尚缺乏深刻反映重大题材的力作，但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还是作了多方面的描述，如金未河朔地区的动乱，蒙军南下的暴行，元初农村的残破，受灾农民的苦难等等，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直接或曲折的反映。他的咏史诗感情深沉、议论纵横，或总结兴亡教训，或品评人物事件，常能贯注批判精神，发前人所未发。

他继承了宋代以理入诗的传统，熟练地运用诗歌的各体艺术形式阐发理学思想，虽有的不免有”道学气”，但大多写得精粹隽永，耐人寻味，并不枯燥。有的还在一定程度上脱出理学樊篱，如“记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有的写得很有情趣，如“晋楚英雄管晏才，当时真眼尚谁开？狂生携着鲁儿子，独向舞雩风下来。”“独向舞雩风下来，坐忘门外欲生苔。归时过着颜家巷，说与城南花正开。”诗中赞美号称狂者的曾点，而对后儒奉为“宗圣”、“复圣”的曾参、颜渊颇有调侃之意。

刘因的诗风格多样，有的雄浑豪放，有的闲远萧散，有的含蓄深沉，有的自然清新。他喜欢陶渊明、苏东坡、元好问，诗风也显然受到他们的影响。刘因的散文也有一定成就，内容深厚，能较深入地反映社会生活。感情丰富，文字酣畅，行文富于变化，笔法带有波澜。即使是内容近似，体裁相同的作品（如碑铭），也写得各有特色，绝不雷同。还善于以小见大，于普通事物中揭示出不寻常的义蕴，给人以教益，有较强的可读性。

刘因的词多为写景抒情之作，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有的也很不错。如《西江月·饮山亭留饮》：看竹何须问主、寻村遥认松萝。小车到处是行窝，门外云山属我。张史腊酪藏久，王家红药开多，相留一醉意如何？老子掀髯日可。

清新活泼地表现了诗人旷达的性格和闲适的心情。有的吊古伤今，也写得很有气魄，如《人月圆》：茫茫大块洪炉里，何物不寒灰！古今多少，荒烟废垒，老树遗台。太行如砺，黄河如带，等是尘埃，不须更叹，花开花落，春去春来。

刘因的诗文历来受到高度评价。元人李谦说：”君之辞章，闲婉冲澹，清壮顿挫，理融而旨远、备作者之体、自当传之不朽。”明人邵宝说：刘因的诗文“具诸体裁，词意所到，壁立万仞，而洞视千古，盖不胜其壮也！”近人况周颐评刘因词说：“真挚语见性情，和平语见性养。”王鹏运说：“樵庵词朴厚深醇，中有真趣洋溢，是性情语，无气。”从元至今的多种诗文词选本，都收入他的作品，卯元苏天爵的《元文类》，清顾嗣立的《元诗选》，清张景星等的《元诗别裁》，当代林庚的《历代诗歌选注》，陈友琴的《元明清诗选注》，夏承煮等的《金元明清词选》等，都多少不等地将刘因的作品入选。解放以来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本、游国恩等主编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等）都提到他的名字和著作，有的还设专节论述。

刘因在文学上成绩斐然，但如果仅仅把刘因看成是个文学家，那实际上就贬低了他。刘因的理学、文学、史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是浑然一体的，并且是和他这个人——他的志趣、品格、操守、风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他不仅有其“学”，更有其“行”。这种学行结合所具有的风范作用，是他在当时名重朝野、死后声名益彰的真正原因。

二、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刘因出身于中下层士人家庭，家境比较贫寒。一生在乡间设帐授徒，从学者除少数人身份较高外，多数属于中下层子弟。弟子中，出类拔幸者盖寡，只有一个私淑弟子安熙（默庵）比较突出，多亏安熙及其弟子苏天爵、杨俊民等的宣扬，刘因之学才得以“昌大于时”。

当然，刘因生前也并非默默无闻，他凭着自己的品德、才华和努力，赢得了比较高的社会声望，以致丞相不忽木都荐举他做官，并两次受到皇帝的征聘。一个普通儒生能获此殊荣，足见他当时的名气的确非同寻常。

刘因的影响在死后有增无已。

刘因逝世不久，国子助教吴明上书朝廷，请求对刘因加以褒奖，说：臣闻，国家之有隐士，足以励薄俗，扶世教，英风清节，照映千古。如尧舜在位，而有巢由；文武开基，而有夷齐；汉高灭秦，而有四皓；光武中兴，而有严光。此皆当世大贤，高蹈远举，万乘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进退关国家之治乱。出处系天下之重轻，治平之世，不可无者。。。刘因隐居教授，不求闻达。。。志趣高尚，有非时辈之敢望者。。。风俗之薄也久矣，士之处世，不自贵重，闻一人之誉，一章之荐，或得人草食豆羹，则喜见颜色，惟恐或失，不复知有廉耻等事。何则，私欲动于中，利禄夺于外也。而斯人也，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辞而不就，非操守有素，能如是乎？当风俗浇薄中，忽得此人，足为奔竞者之劝。可谓颓波砥柱，绝无而仅有者也。仗望今太常，定因溢名，赠以美职，。。使吾道有所光显。知所劝惩。庶几息奔竞之风，厚薄俗之道矣。吴明主要赞美的是刘因隐居不仕的品德，突出的是刘因的志趣高尚、操守有素和淡薄名利的风节，以及表彰刘因所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作用。

元仁宗延祜年间（1314～1319），朝廷采纳了儒臣的建议，赠刘因为翰林学士、资德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这期间，以朝廷的封赠为契机，形成了尊崇刘因的小高潮。故乡容城为刘因立祠、修墓。名士苏天爵为之作《墓表》，文中说：自圣贤之学不传，礼义廉耻之风日混。。士之慕功名者，溺于富贵之欲；工文艺者，汩于声律之陋。其能明乎圣贤之学，严乎出处之义者，盖不多见也。我国家治平方臻，贞元会合、哲人斯生，有若静侈先生者出焉。气清而志豪，才高而识正。道义率干乡邦，风采闻于朝野。。。迄今，孺子远人，皆知传诵姓字。。。自义理之学不竞，名节隳颓，凡在有官，见利则动。有国家者，欲图安宁长久之治，必崇礼义廉耻之风，敷求硕儒，阐明止学，彰示好恶之心（一作公）。作新观听之几（一作庶）。使人人知有礼义廉耻之实，不为奔竞侥幸之习，则风俗淳而善类兴，朝廷正而天下治。世祖皇帝再三召聘先生者，其以是软！。。先生。。风节凛凛，天下慕之，扶世立教之功大矣！苏氏所论，基调与吴明大体相近，着重在刘因品格的高洁和对于世风的影响。这一看法，遂成为元人评价刘因的主调。当时的另一位名士归肠（时任枢密参议）为之撰碑文，赞刘因道：道德之蕴，实邹鲁圣贤相传之绝学，风谊节概，则孤竹伯子之清也。可《乞褒赠刘公书》，三贤集本《静修集》附录。又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文字小有异。苏天爵：《静修先生墓表》。见三贤集本《静修集》附录。

谓万人之杰，百世之师者欤！其生也，足迹不出燕赵，而风采闻干天下；自处不离布衣，而贵尚轶于王公。归氏认为，刘因在思想上继承了孔盂的正学，在风节上有伯夷的气概，称得上是豪杰之士，百世之师。另一位名士杨俊民为之撰《静修先生祠堂记》，赞美道：泰山岩岩，不足为高；秋霜烈烈，不足为严。仰止风酞，逸乎不可及也。。。天下成高其操，至今称道不绝。。

元末名士欧阳玄赞刘因画像说：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呜呼！麒鳞凤凰，固字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这篇《赞》，可以作为元人评价刘因的代表作。文中先将刘因与孔子的两个弟子作比，说刘因具有曾点的情怀，却不狂放；兼备仲由的勇毅，却不粗鄙。又把刘因比作汉初的商山四皓和不肯出仕的鲁两生。还以珍稀的麒麟凤凰为喻，暗指刘因虽未直接用于世，但却可以引发文教的繁荣兴盛。他认为，刘因的志趣并不是作遗世而独往的隐士，而是要作周孔的继承者，像张载说的那样，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

这个评价，也被元朝皇家所接受。元顺帝至正九年为刊行刘因著作特颁“圣旨”。这篇圣旨，我们前文曾引证过，这里再摘引其中重要的几句：静修先生刘因，负卓越之才，蕴高明之学。说经奚止于疏义，为文务去乎陈言。行必期千古人，事每论乎三代。汉唐诸子，莫之或先；周邵止传，庶乎可继。。。虽立朝不逾于数月，而情节可表于千年。

这道“圣旨”，可说是元代对刘因作出的权威性结论。它称赞的重点是，刘因才识卓越，学问高明，品格高尚，思想纯正，可与汉唐诸子比美，是宋代理学的正统继承人。表彰他，“上可以禅国家之风化，下可以为学者之范模”，意义非同小可。

元人评价刘因，还有把他与许衡、吴澄作对比的：苏天爵最先把刘因与吴澄并提，说二人是志同道合的人：天爵之生也后，不获见先生（指刘因）。及游成均，得临川吴文正公为之师。吴公于海内诸儒，最慎许可，独尊敬先生。岂其问学出处，道同而志合欤？元末名士虞集则把刘因与许衡作比，以为刘比许的思想品格更高，说：昔者天下方一，朔南会同，缙绅先生固有得朱子之书而尊信表章之者。

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细矣。而静修之言日：“老氏者，以术欺世而自免者也。阴用其说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节量天下休戚，其终必至于误国而害民。然而特立于万物之表，而不受其责焉。而自以孔孟之时义，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夺之也。”观其考察干异端几微之辨，其精如此，则其下视一世之苟且污秽者，不啻蠛蠓之细、大彘之秽，岂不信然！

文中所说的缙绅先生，即指许衡而言。这层意思，在虞集另一篇文章中说得就更为明白。他说：文正没，后之随声附影者，谓修辞申义为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谓辨疑答问为躐等，而姑困其师长；谓无所猷为为涵养德性，谓深中厚貌为变化气质，外以聋瞥天下之耳目，内以蛊晦学者之心思，虽其流弊使然，亦是鲁斋所见，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从之也。若静修者，天分尽高，居然曾点气象，固未可以功效轻优劣也。虞集还曾在一篇序文中说：“建阳蒋师，文著国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刘静修先生为之首。。。嗟夫，若刘先生之高识卓行，诚为中州诸君子之冠。”虞氏所论，不但认为刘因可以和许衡比肩，就品格识见而论，甚至还超越其上。

这些说法，细节虽有不同，评比高下也互有轩轻，所下结论也不见得公允，但都为许、刘、吴为元代三大儒之说开了先河。

但是，关于是否应将刘因从把孔庙的问题，却有争论而久拖不决。从祀，表明朝廷对己故儒者学行的充分肯定，在古代被看作是很荣耀的事。元仁宗皇庆三年（1313），许衡从祀，刘因则未获准。对此，刘因的再传弟子们深以为憾。苏天爵在《静修先生墓表》中说：延佑年间，朝廷对刘因追赠官爵溢号后，“中外风纪儒臣，咸以先生砺俗兴化，有功昭代，宜如许文正公从祀夫子庙庭。礼官会议，亦皆曰可，而当路者未遑行也。”

杨俊民在《静修先生祠堂记》中对此说得更具体：近年学者，追述范世之功，请列从祀，累章不报。议者谓：于经无所著述。嗟夫！先生诗文，无非六籍笺注，惟善读者知之。先师子安子（安熙）日：“吾每阅一过，于经必有新得。”彼第以诗文视之，何啻千里！初溢文靖，后欲改如许文止之例，执政者日：“渠安得侪许？渠务独善者尔！”是鸟知先生之志者哉？钦惟世皇，圣虑深远，征先生翌储君（太子真金），盖欲他日相须，犹向之用许公也。诚得裕皇（真金谥号）嗣临大宝，先生天假以年，君臣都俞，道合言从，必能致王道之雍熙，还风俗之淳厚，俾儒者之效大白于天下，不但学者依归而已。奈何事与愿违，虽善无征，徒贻独善之悄，岂非天乎？

从以上二文可知，刘因的从把问题，在元代虽经朝臣一再请求，终无结果。不过，刘因的名声还是日益显著，他的家乡容城为他建起伺堂，刘因的故里沟市更名为尊贤庄。这在当时，也算是很轰动的事。

明代，刘因的影响仍在继续。明人修《元史》列有刘因传。刘因文集，一再刊刻。刘因的词墓，一再修茸。但是，明人对刘因评价的角度却有所变化。

明代初年，一些名臣对刘因仍甚敬重。如修《元史》的作者宋濂著文说：先生之心，岳镇川澄。先生之操，玉温石贞。先生之学，寤寐六经。岐阳之风，鲁郊之鳞。和气袭人，盎然阳春。周孔性情，棍其深醇。或出或潜，与道周旋。九京（墓地）可作（起死复生），吾为执鞭。明儒薛渲称刘国有伯夷薄周，食首阳之蔽而死；管宁盗视曹氏。迄不受爵；静修刘子，辞元人之召。夫三子者，笃念故国，力扶名教，岂日山栖谷汲，尚冲乐退而已哉！苏、王、崔等都努力把刘因说成是个反元的志士。遗憾的是，这与刘因对元蒙的矛盾的政治态度并不一致，因此这样的评价便很难令人心服。果然，有的明儒就对刘因的民族气节提出异议，他们以《渡江赋》为证据，认为刘因曾“幸来之亡”，为元蒙张目。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中提到：“当世祖渡江，因尝作赋以欣幸之，有‘战则为士，降则为奴’之语，世以此少之。”这个早年著作中的”小辫子”，就这样被揪住不放，由此也影响到官方对刘因的态度。虽然有人加以辩护，但前后七次提出”从祀之请，均“格于时议”而被否定。及至明末，孙奇逢写《读（渡江赋）辨》，竭力为刘因剖白，但终究难于消释另一些论者的疑问。这种争论，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刘因在明代的影响。只是，由于过分重视政治态度间题，从而掩盖或削弱了对刘因学术思想的全面阐扬。

在清代，刘因的知名度仍很高。孙奇逢撰《理学宗传》，采刘因言行冠于书之首，又列入《北学编》。黄宗羲编《宋元学案》，设《静修学案》，由其子黄百家、著名学者全祖望等最后完成。康熙年间，刘因著作编入《容城三贤集》刊行，序跋中对刘因备加赞美，而其立论则基本上恢复了元人评价的主调。如富鸿基说：“刘先生倡道北方，远绍濂洛关闽之统，而高蹈不仕，屡辞征召，其芳标峻致，议者至比之孤竹伯子之清。”李瑞徵说：“静修学贯天人，理邃河洛，为一代钜儒。。。羽翼经传，尤在《四书精要》一书，惜其湮没而不传也。”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静修集》及《四书集义精要》均被收入，在《四库提要》中对刘因作了高度评价。《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早岁诗文，才情驰骋。。。其文遒健排奡。迥在许衡之上，而醇正乃不减衡。。。其诗风格高迈，而比兴深微，闯然卅作者之堂。讲学诸儒，未有能及之者。这是清代对刘因作出的半官方结论。只是偏重于诗文的风格，至于思想方面，仅用了“醇正”两个字，略嫌不足。

道光间，《容城三贤集》曾翻刻。光绪时，王灏编《畿辅丛书》，又将《静修集》收入，还将《静修集》以“定州王氏本”单独刊行。可见，刘因的书在清代仍有较多的读者。

宣统元年（1909），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将刘因从祀文庙，奏折中称：刘因“著述隆富，羽翼经传之功早经议定先朝，允足信今传后。”又说：“刘因学术精纯，志行卓越，前明请从记者七次，均以格于时议，旷废至今。自胜国以洎昭代，儒臣迭有论辩。前修未泯，公论愈彰。。。前虽累章不报，阅三百余年士绅复申前议，足征论以久而益定，泽虽远而未湮。。。请旨俯准，将元儒从祀文庙，以阐幽潜，而资坊表。”这次奏请从祀，终于得到朝廷的批准。但其时清朝寿已将终，在社会大变革风涛的鼓荡下，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更紧迫的革命问题，刘因从祀文庙所漾起的余波，也就是微弱的，难于发生重大的影响了。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理学受到严厉批判，作为理学家的刘因也就引不起社会的多大兴趣。不过学术界并没有忘记这位学者，在《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两部丛书中，都将《静修集》收入，《三贤文集》也曾在民国十六年补修并重印。

拨乱反正以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共识，刘因作为优秀古代思想家也开始被注意，一些专著和报刊中不断提到他的名字，《中国史研究》、《河北日报》、《河北学刊》、《河北大学学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等都刊载过评介刘因思想的文章。这表明，尊儒崇道的时代尽管是一去不复返了，但随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包括刘因在内的古代优秀思想家，还是应该给予积极的、恰当的评价。

陈在奏折中说到前代请从祀的情况：“元臣李世安等累章请与许文正同祀；明礼部尚书王沂、翰林学士宋褧亦尝以从祀请；成化元年，助教李伸亦请从祀；弘治元年，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议，薛瑄与刘因并祀：正德间，容城张绍烈复力言，宜准杨时例从祀。”

三、历史地位

纵观刘因的一生，虽不能说很伟大，但却的确很不平凡。

他生于久乱初宁的元蒙初年，不自甘于平庸，刻苦力学，自觉绍续濂洛关闽之统，将理学思想继承发扬，传播于北方，破公认为与许衡、吴澄齐名的大儒。他对于理学思想的阐发，见解独到，风格独特，犹如一股清泉，已汇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成为它的一个有机部分。

刘因的思想在理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元代是由朱学盛行列王学崛起的过渡时期，刘因与公开揭出“和会”朱陆旗帜的一些元末学者下同，他尊崇的是程朱一家的理学，但他在心性问题上比较重视主体思维，这点，则正与陆学重发明本心的特点相契合。他主观上尊朱，而在实际上某些观点已近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因尽管与许衡，吴澄等不同，但总体体上也是属于由朱学到王学的中间环节的。刘因是一位贴近人民的思想家。他身处少数民族人主中国的特殊年代，关心的是天下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乐，以及周孔之道的传承和发扬；他也有矛盾和苦闷，渴望建立功业，但决不苟合取容；他生活接近下层，但决不消·极沉沦；他常从正统士人的情操和一般理想出发，憧憬仁政，批评统治者的不仁和贪在，倾诉世间的不平和人民的苦难与不幸，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刘因的品德和风节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他安贫守道，淡于荣利，敦品力学，旷达高远，博得了上自朝廷下至百姓的普遍尊敬，尤其彼士人崇敬和讴歌。

刘因的诗文风格多样，音律铿锵，理融旨远，韵味深长，至今仍有较强的可读性，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章。

刘因的名字为元代的哲坛、文坛增添了光彩，他不愧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

刘因的人格将永远受人民敬仰。

刘因的思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发扬。

附录刘因年谱

一岁蒙古海迷失后称制元年己酉（1249）

闰二月九日亥时，刘因生于顺天（今保定）。

先生将生之夕，其父梦神人马载一儿至其家，曰：“善养之。”既觉而生，乃名骃，字梦骥。后改名因，字梦吉。三岁元宪宗元年辛亥（1251）刘因开始识字。

六岁元宪宗四年甲寅（1254）

刘因开始学诗。

七岁元宪宗五年乙卯（1255）

刘因家迁涞水。

十一月初六日，母杨氏病故。母杨氏离葬于母族李涞阳家墓地旁。

八岁元宪宗六年丙辰（1256）

已能草书。

九岁元宪宗七年丁巳（1257）

诵读《太玄》。

十一岁元宪宗九年己未（1259）

刘因家还顺无。

是年，蒙军伐宋。宪宗（蒙哥）战死：忽必烈北上争位，迅速战胜阿里不哥。郝经使宋，被贾似道拘于真州。

十二岁元世祖中统元年庚申（1260）

刘因家迁真定（镇州，今正定），寓居于真定之潭园。

刘因父刘述被宣抚真定的左三部尚书刘肃辟为武邑令。不久，以疾辞归。

刘因已能作文，落笔惊人。

是年，忽必烈即汗位于开平，改元中统。

十五岁元世祖中统四年癸亥（1263）

慨然有大志，作《拟古》三首，有“男儿志万里，。。远与千古期”等句。

十八岁元世租至元三年丙寅（1266）

刘因家还顺天（保定），居于藻西庄。刘因诗有“十载鸡泉隐”、“团茅鸡距阳”等句。

作《吊荆轲文》、《横翠楼赋》。又，五古《呈保定诸公》（有“贱子伸余狂”等句）、《秋夕感怀》（有“游子起中庭”、“人生少年时”等句）。大约都是此一时期的作品。

十九岁元世祖至元四年丁卯（1267）

正月十三日，父刘述病故。

作《希圣解》、《渡江赋》。

二十岁元世祖至元五年戌辰（1268）

改葬父母于容城沟市里之西原。“先友翰林待制杨恕怜而助之，始克襄事。”

二十二岁元世祖至元七年庚午（1270）

三月，娶山西平定郭氏女为妻。

作《宣化堂记》、《驯鼠记》。

二十三岁元世祖至元八年辛未（1271）

作《阴符经集注序》。

是年，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

二十四岁元世祖至元九年壬申（1272）

秋，大雨，旱象立解。作五古（喜雨）。

二十五岁元世祖至元十年癸酉（1273）

作《椟蓍记》、《辋川图记》、七律《癸酉大雨次人韵》、七绝《癸酉书事》、七绝《癸酉新居杂诗九首》。

（按：刘因癸酉年所迁的新居在何地不详。刘因集中还有几句以“新居”为题的诗，有的内容显然写的是农村生活，有“年来爱与渔樵话”等句。刘因或于是年移居容城。（安熙有词《闲江月》，注曰：“登古容城有怀——城阴则静修刘先生故居”。由此可知，刘因的家在容城县城内，沟市里为刘家的坟茔所在地。）又，刘因《癸酉书事）有句：“娇儿索粟一钱空，怪见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贫贱我，吾儿自合享吾穷。”可知，刘因此时生活日渐窘迫。

二十六岁元世祖至元十一年甲戍（1274）

西域田尚书请刘因赴家馆教子，刘因谢绝。此信不著年月，但信中说：“外舅（岳父）郭判官，平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卧疾，十月间，已一往省视，临别垂位云：‘比死，幸得一相见’。近其子来书云：变腄而利（痢）。医者云：利，不利于是证（症）也。”可见，此时郭公病体已很沈重。向郭公于乙亥年病故，故将此事系于是年。

二十六岁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乙亥（1275）

作词《喜迁莺——乙亥元日》、《田景延写真诗序》、《书东坡传神记后》。

十月，赴山西平定奔岳父之丧。有诗七古（乙亥十月往平定早发土门宿故关书所见》。

是年四月，郝经被释还，七月病故。

门人徐生（景岩）卒。

二十八岁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12761作《太极图后记》、《篆隶偏旁正讹序》、《徐生哀挽序》。

是年，贾似道被黜，死于道路。元军攻陷临安，宋恭帝及谢、全两太后被俘。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先后拥立益王赵皇、卫王赵昰，继续抵抗。二十九岁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丁丑（1277）

作《谷吕古器记）、《书饕餮图后）、《跋鲁公祭季明侄文真迹后》、《跋朱文公〈杰然〉〈直方〉二帖真迹后）、《跋怀素〈藏真〉〈律二帖墨本后》、五古《晨起书事》。

三十岁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戊寅（1278）

作《书王子端草书后》、七律《记梦》。

应何尚书（名玮）教子之请，赴易州教家馆。（按：此事不著年月，据《静修先生墓表）：“易州何公纬，辞两淮盐使，奉亲家居，藏书万卷，以教子为请。”《新元史》卷六二《百官志）：“都转运盐使司，。。两淮都转运使司至元十四年置。”又《元史·何玮传）谓，何玮于至元十八年召为参议中书省事入京。而刘因在何家教书时共三年，故系此事于是年。）

三十一岁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已卯11279）

作七绝《己卯元日二首》、《武遂杨翁遗事》、《己卯春释菜先圣文》、《王景勉名字说》、《何氏二鹤记》、七律《己卯九月二十八日梦过先妣墓得诗》。

是年，元军陷崖山，陆秀夫负赵昺投海而死，南宋亡。

七古《白雁行》或当作于此时。

三十二岁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

作七绝《庚辰元日二首》。

三十三岁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1281）

何玮被任命为参议中书省事，入京，刘因辞馆，自易州还容城。

作《静华张君墨竹诗序》、五古《辛巳中秋旅亭独坐》、五律《除夕》（“百岁三分一”）。五律《满城道中》或亦作于此时。

是年，许衡卒。

三十四岁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壬午（1282）

丞相不忽木等荐刘因于朝。真金太子下诏征刘因，擢拜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不久又奉旨教学东宫。未几（一说数旬，一说数月），以母疾辞归。作《高林重修孔子庙记》。

是年，真金太子卒。

三十五岁元世祖至元二干年癸未（1283）

继母卒，刘因丁忧。“形体癯瘁、须发颁白”。（曾与刘因在朝中”同侍从春坊”的李谦说：“尝以事过保定，君适居母忧，衰绖中，留连愿接为半日留，颇讶君形体癯瘁，须发颁白。”）三十六岁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甲申（1284）

作《祭王彦材文》。

三十八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丙戍（1286）

作《归云庵记》。

三十九岁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丁亥（1287）

刘因自选诗五卷，号《丁亥集》，尽取他文焚之。

乌冲（叔备）始从刘因受业。刘因的其他弟子郝庸、李道恒等何时从学，待考。又明方义壮称，刘因曾“隐居三台，教授生徒。”孙奇逢称，三台籍的刘英、梁泰等“皆负笈从游，为建书院于三台”。但具体时间不详。

四十岁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戍子（1288）

作《中祀释奠仪序》、《廉公惠更名序）、（嘉氏子字说》。

四十一岁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

刘因得子，取名和。作七绝《长卿儿子阿延百晬》二首。

是年，砚弥坚卒。

四十二岁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庚寅（1290）

子刘和早夭。（刘因《上政府书》：“去年丧子”。）作《以中李公名字序》、（祭王利夫文），五古（李伯坚宣慰荆南》、五律《宣慰孙公庆七十诗》并序。

四十三岁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辛卯（1291）

又有朝臣荐刘因。八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刘因。刘因已患重病（疟疾复作，更添下痢，便血不已），遂以疾固辞，作《上政府书》。书上，朝廷不强致。世祖闻之，说：“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与！”

作《寿史翁百岁涛序》、《游高氏园记》、《祭张御史文》。四十四岁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壬辰（1292）

正月，国子助教吴明上书朝廷，荐刘固充国子祭酒。不果。作《遂初亭说》、《种德亭记》、《鹤庵记》、《正议大夫礼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四十五岁元世祖至元三十年癸已（1293］作《赐杖诗序》。

夏四月十六日病卒。葬于容城沟市里先茔。

妻郭氏，后刘因八年卒。

女三，长女次女已嫁，三女尚幼。

至元三十一年，私淑弟子安熙撰祭文，并搜集编订刘因著·作。

刘因亡未久，国子助教吴明上书，请求褒赠刘因，未果。

大德五年（1301），门人杜萧作《静修先生扩记》。

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追赠刘因为翰林学士。资德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溢文靖。

是后，儒臣请将刘因从把孔子庙庭，自元至明中叶，清以刘因从把孔庙者，无虑数十，未果。直至清末宣统元年，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将刘因从祀文庙，终获朝廷批准。

后世各地多处为刘因立祠或建书院：容城县最早建静修祠，元顺帝至正戊子（1348）敕建，容城县尹贾彝捐俸为刘因立碑，奉敕专额，苏天爵为之撰（墓表）。归旸撰《书静修先生碑阴》，贾彝又将静修祠加以崇饰，杨俊民撰《静修祠堂记》。明代，容城静修祠屡经修茸。清初，孙奇逢倡邑人重葺静修祠，并在沟市里刘因墓侧建祠。清苑有二贤祠，“在府学西，把元刘因，郝经。”又有五贤伺，“在城内城隍庙前，祀二程，刘静修、明鹿忠节（善继）及孙征君奇逢。”

清苑还有静修书院，危素撰有《静修书院记》。安州（今安新县）也有静修祠及静修书院。均建于县西二十里之三台。元仁宗皇庆元年，赐额“静修书院”。

获鹿亦有静修祠，在太行书院中。

房山亦有刘文靖祠及文靖书院。

后记

本书作为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二百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出版，是我的荣幸。几年来，在匡老的精神感召下，遵循《总序》的“三义”要求，亦曾尽心，未敢稍懈。但由于学力有限，缺点错误实所难免，恳望读者指正。本书吸收了学术界的有关成果，有的注明了出处，有的未及一一注明，敬希鉴谅。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领导和同志（尤其是蒋广学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唐宇元同志、河北大学熊任望同志、徐大建同志、容城县政府杨秉诚同志等的多方面帮助，责任编辑黄继东同志精心审校，付出了辛勤劳动，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95年12月5日于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