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与白宫高级官员的交谈清晰表明，布什当时完全知道普京显然极力想要把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位熟知总统心计的官员讲：“他知道普京想干什么。”隐含的意思是：如果普京从政治极权主义发展到专政，或者欺侮邻国，那么布什对俄罗斯总统意图的完全不同的评价将使他们信仰上的联系黯然失色。
在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和友谊上，布什的基督教信仰并不是只在普京这一事件中似乎起了作用。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件事是最令人吃惊的。
------------
国家受难（1）
------------
信仰向我们展示了善良的现实和邪恶的现实。无论在哪里，“瞄准”和杀害无辜的人们，残酷和憎恨，奴役和压迫，总是错误的。无论在哪里，仁慈和公正，保护他人的生命和为朋友付出生命，总是正确的。
—— 乔治·W布什戴维·弗鲁姆——加拿大出生的正统派犹太教徒、演讲撰稿人——逐渐发现他非常钦佩布什的领导能力，尽管他对这位得克萨斯州人怀有天生的文化上的猜疑。弗鲁姆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插曲作了如下的概括：
布什不是一名才智不足的人。反之，他属于人们非常不熟悉的一种才智双全的人。他经常张口结舌，有时记忆不佳，但他的远见宏伟而清晰。当他意识到新的可能的事时，他有勇气为此采取行动——这是一种不像人们认为的在政治上那么寻常的美德。布什的这种勇气的一个生动例子出现在他2002年初访问中国期间。他任期的第一年因为发生在南中国海上空的一架美国侦察机和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这一起令人不安的事件而黯然失色。这个事件以美国赔款和中国退还美国的飞机而结束，而在解决问题之后不久，总统对一个采访者说，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台湾将得到美国的援助，而美国将提供“帮助台湾保护自己的一切力量”。这似乎脱离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特意制定的“战略性模棱两可”的政策，该政策是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同中国打交道时一贯采取的指导方针。该政策以前既没有明确表明美国将采取干预行动解救大陆攻击下的台湾，但也没有明确表明不介入。
布什看上去支持台湾的立场倾向被2003年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华盛顿的初访抵消了。温总理站在他身边时，布什说，美国不支持台湾当局准备在2004年3月大选前举行的公民投票。北京已经宣称，台湾的“公投”是带有政治煽动性的，它暗示了台湾进一步脱离中国大陆走向独立的行动。国会许多保守人士批评布什的讲话，认为它似乎表明美国屈服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吓。
然而，在2002年初，即2001年初美国间谍飞机事件和2003年12月温家宝访问华盛顿之间，布什以总统身份首次出访北京。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与他本人的基督教信仰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即中国的宗教问题。在这一次在对培养精英的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演讲中，布什毫不含糊地主张宗教自由的美德，他不单使用了抽象的术语，还断言它对中国具有深刻的价值。也有报道说，在这次访问和与中国即将离任的江泽民主席见面的其他场合里，布什也直接与江主席谈论了他自己的信仰。
布什对全球宗教自由的关注使他对华盛顿宗教自由活动分子对世界各地抑制基督教自由的关注高度敏感。他对一些华盛顿人权活动分子说，聆听他们的关注帮助他明白，总统在支持世界各地受折磨和受迫害的人们的事业中多么至关重要。尽管在就职初期还未广泛阅读和通晓基督教历史，但布什逐渐了解了为无权无势的群体的利益执行政策的典例，正如19世纪初期的杰出英国政治家威廉姆·威尔伯福斯所做的。此外，在许多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时，他继续以各种方式公开显示他的个人信仰。据报道，马其顿总统鲍里斯·特拉伊科夫拉斯基于2001年访问美国时，布什在白宫与他一起做了几分钟的祷告。
***
关于布什信仰的最说明问题而又最鲜为人知的情况来自白宫内部。我从两个互不相干的来源听到了此事：一名白宫信使在没有预先通报就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去递送一份极其重要的公文时，未看到总统的身影，只有他的一双鞋从桌后露出。原来这位美国总统正趴在地上做祷告。
布什对采访者谈论他的祈祷生活时并不羞怯。布什在2003年被《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布里·休姆采访时说：“我每天都祷告，而且不管在哪儿。我的意思是，我在床上祷告，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祷告。我经常在圣灵的引领下祷告。信仰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在他宣誓就职12天后，首次参加全国祷告早餐会时，他曾如是讲到祷告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
我们的国家是由伟大和英明的人物创建的，他们善于使用谦恭、赞美和祈求的语言。纵观我们的历史，无论是在危急的时刻还是有分歧的时候，我们总是求助于祷告。因而，由于这样的祈祷，我们的国家从许多严重的邪恶和不公中被解脱了出来。
一年多后，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年度西班牙裔全国祷告早餐会上，布什还阐述了他认为祷告是国家传统的理念，而后他还在不同的论坛上多次重复这一点：“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他说道，“有信仰的美国人一直求助于祷告——为智慧和决心而祈祷，为怜悯和力量而祈祷，为正义的承诺和为宽容的精神而祈祷。”
将布什的白宫描述为祈祷温床的说法来自一个不太可能的来源——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贾斯廷·韦布。“没有人比乔治·W布什跪下祈祷的时间更多，”他从华盛顿报道称，“布什政府在祷告声中运作。祈祷聚会不分昼夜。看见白宫工作人员手持《圣经》匆忙穿经楼道已是见怪不怪了。”
当然，布什并不将他积极的基督教信仰实践限定于祈祷。他每日的灵修包括阅读《一载圣经》(这是一本将《圣经》的经文分为365段，以便读者在一年内读完整本《圣经》的书)，其他更为传统的《圣经》和灵修书的每日段落。他最喜欢的作家有《竭诚为主》的作者奥斯瓦尔德·钱伯斯，著名的南方浸礼会的教师和演讲家查尔斯·斯坦利，他有时甚至还阅读著名的英国浸礼会布道者查尔斯·斯珀基翁的著作。斯珀基翁的布道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伦敦劳动阶层中成千上万的人皈依基督教。
***
所有这些对布什生活的信仰输入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了。布什的朋友默塞·雷诺兹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注意到布什的重要变化。而詹姆斯·罗比森牧师于1992年初次相识布什时对当时的布什并没有非常深的印象，至少在基督教信仰成熟程度方面。然而，罗比森承认，当他见到连任的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布什确实比仅仅几年前他见到的那个布什要成熟得多。
------------
国家受难（2）
------------
布什入主白宫后在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理上部分体现了他信仰的成熟。他是保守的，但并不是那种可预言的、冷漠的保守。例如，在同性恋问题上，他一再表明他的观点，婚姻是上帝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设计的制度。但是，他并未像许多美国的福音派人士常做的那样，宣称反对同性恋者的性活动。其实他在地方立法机构是否应通过允许同性恋者民事结合的问题上有意地保持沉默，包括福音派基督徒在内的保守人士会说他沉默得过分。他曾经在讲话中引用马太福音7∶3里耶稣的警告而说道：“我铭记在心我们都是罪人，我提醒那些自己眼中有梁木却仍试图去除他们邻居眼中的刺的人。”随后，他又补充道：“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应尊重每一个人，欢迎那些心灵美好的人以及成为一个欢迎人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全国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里奇·劳里对布什看似回避美国保守人士十分关注的许多问题的做法不怎么满意，他写道：
里根在国防和经济界保守人士中所起的作用，布什也可能正在宗教界保守人士中起着同样的作用。布什是宗教保守派相似的改头换面的代表，基本理念虽然相同，但形式上却更合人意。布什总统任命了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国务院官员迈克尔·格斯特出任罗马尼亚大使，以及也是同性恋的乔·奥尼尔医学博士掌管白宫防治艾滋病办公室。布什也不阻碍其他有才干的同性恋者在政府中担任要职。
***
布什政府的头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尽管对他的支持率相当高，但是，显然他在领导方面看来尚未在国民意识中留下显著的印象。基于信仰的倡议似乎陷入了国会的争吵之中，由于佛蒙特州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杰福兹变节成为民主党人，民主党又在参议院占了上风。
布什于2001年8月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休假时，他发表了一个关于干细胞的重要讲话。一些科学家已经宣布人类胚胎里干细胞的研究有希望给一些美国现在依然非常可怕的不可治愈的疾病，如早老性痴呆病、婴儿糖尿病以及各种形式的肌肉瘫痪症，找到一种治疗方法。问题是为了获取这样的胚胎，必然带来堕胎和婴儿生命的毁灭。布什受到了公开和私下的游说劝说，公开的来自媒体，私下的来自他为了了解此项研究的得失曾咨询过的白宫里的一些专家和道德学家。支持干细胞研究的游说者认为，此项研究很可能会解决目前医学界面临的棘手问题；而那些反对堕胎尊重生命的活动分子认为，继续干细胞的研究可能会导致全国堕胎量的上升，或许会产生一个令人可怕的胚胎交易新市场。
在布什阐明他决定如何进行的电视讲话中，他展示了所罗门王般的智慧。一方面，前任总统有多积极公开表态尊重生命，布什也如此。他说：“我也坚信人的生命是创造者赐予我们的神圣恩惠。我担心那种贬低生命的文化，我相信作为你们的总统，我有促进和鼓励在美国和全世界各地对生命尊重的重要义务。”另一方面布什也说到，将允许对已经提取的堕胎儿的干细胞继续进行研究，而联邦政府也将在资金上大力支持更多的成人干细胞的研究，即从病人自身提取的干细胞。从几方面看，这一做法双方都不满意。尊重生命的罗马天主教教徒批评它依然给赞同堕胎敞开了大门(因为没有对已经堕胎的胎儿的研究关闭大门)。支持科学的游说者则认为，布什已经屈服于宗教保守派或“纯粹尊重生命的人”的叫嚣。
***
2001年的夏季刚刚结束，布什的民意支持率在慢慢攀升，虽然主导媒体似乎认为他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是个和蔼的笨手笨脚者，而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是个效果也不怎么样的领导人。布什度假结束，9月11日上午，他正在访问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的埃玛·E布克小学，以期推动一项教育改革计划。就在他坐在一班小学生中，给他们念一篇课文时，他遭遇了几十年来不曾降临美国的最严重的危机。当白宫办公室主任安德鲁·卡德在他耳边低语，告诉他两架民用客机已经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大厦时，所有的照相机和摄像机都捕捉到了布什震惊、惊恐、几乎是困惑不解的表情。更糟的消息是，它们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精心策划的袭击的一部分。
随后的几个小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既一片混乱又无法理解。谁犯下了这滔天罪行？为什么？美国总统在哪里？不回华盛顿去处理这一危机，而是乘坐空军一号在国内飞来飞去？总统到底在干什么？
随后情况才明朗，特工组织作出了不让布什立即飞返华盛顿的决定，因为他们接到的一份报告说总统的座机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事实上，总统最后在那天快结束时坚持不愿再远离国家的首都，即使对总统专机的威胁依然存在。
许多人认为布什第一次对国内和世界发表的关于袭击事件的讲话分量不够。他的话表达了对袭击受难者家属的悲伤和同情，但是没有美国人最想听到的那种话——愤怒、义愤以及对袭击给予充分回击的决心。这是一个新的珍珠港事件，言辞需要与事件的恐怖性和严重性匹配。总统对着摄像机说道：“这是各行各业的美国人为争取公正与和平的决心而团结起来的一天。”按白宫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的看法，这些言辞不是“一个战争的演说。它只是一个匆忙撰写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讲话”。
许多人同意上述的观点。美国人正注视着他们的总司令是否有像前任几位总统那样的直觉，唤起与普通美国老百姓的联系。罗纳德·里根似乎有这种直觉的联系，约翰·F肯尼迪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有过，在该危机前20年，发生偷袭珍珠港事件时，富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也有过，他把珍珠港袭击无与伦比地描绘为“这是个遗臭万年的日子”。
***
美国人没有等待很久，一个崭新、精神高度集中、沉着、耐心、有总统气度的布什就出现了。9月14日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纪念仪式首次清楚地显示，布什很可能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经受最猛烈攻击时最合适的领袖。他主持了一个由新教徒、天主教徒以及穆斯林的阿訇全都参加的多宗教仪式。它在有些人的眼里危险地接近过分的普世教会合一。许多人认为布什的讲话表露出令人难忘的沉着自若和坚定决心，却丝毫未对袭击进行报复的叫嚣。弗鲁姆和格尔森及其他人回想起他们接到布什关于撰写演讲稿的相当具体的指示：“他(布什)对他的撰稿人交代清楚，他不会使用复仇和愤怒的字眼。当他随口说的时候，他再三意释罗马书12∶21中的《圣经》戒律：‘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
国家受难（3）
------------
20世纪90年代，曾在《时代周刊》封面上被描绘为“冬天的雄狮”，饱经风霜的、如今已成为精力充沛的新教标志的葛培理作了精心斟酌的证道，理所当然，它包含着基督教救恩福音的纯正金言。然后，布什的任务就是概括在面对这一邪恶的灾难时全国的忧伤和国家的自我意识。他出色地做到了，他说：“上帝的神迹并不都是我们所寻找的。我们从悲惨的事件中懂得，他的旨意不总是我们的。然而，无论是在家中或在这座大教堂里，出于个人苦难所做的祷告都会被知道、听见和理解。”他的语调节奏从容不迫，有安神定心的效果。随后他意释了整个《圣经·新约》中最受人喜爱的章节之一——罗马书8∶38~39：
鉴于我们有了保证：“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有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愿他保佑死去的灵魂。愿他安抚我们。原他永远引导我们的国家。愿上帝保佑美国。
为了能在电视上更好地看到这次仪式的全过程而将入场券送给别人的演讲稿撰写人弗鲁姆如是描述道：“在那个仪式上，全国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布什。几个小时后又看到了一次，而这一次的接触是完全没有‘剧本’的。”弗鲁姆说的是布什去曼哈顿世贸中心被破坏的现场的视察，他使用工人的手提扩音器对消防队员和营救人员发表的令人惊奇的讲话——全国的电视新闻节目都反复地播放了他的讲话。在美国历史上，它应该会被认为是一次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之间最伟大的对话之一。当总统试着用那个无法有效扩大他的声音的扩音器说话时，一些坐在一辆毁坏的消防车上的消防队员对总统喊道：“我们听不见你！”
布什将扩音器从脸前移开，对他们喊道：“但我能听到你们，我能听见你们。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听到了你们。而那些撞毁这些高楼的人很快就会听到我们所有人的声音。”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一个看上去优柔寡断、几乎困惑不解的总统转变为一个自信、坚强和受欢迎的领导，他领导的是三天前的早晨在仇恨的袭击中深受伤害和震惊的国家。
***
总统很快就得知，有些愤怒的美国人对他们当中的穆斯林和一些恰巧戴着头巾的非穆斯林采取了一些报复袭击。他立即做出立场鲜明的反应。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所有宗教信仰者的总统，而不只是基督徒的总统，布什视察了首都华盛顿的伊斯兰中心，以打消那些惶恐不安和困惑不解的在首都的美国和外国穆斯林们的疑虑。他告诉他们：“恐怖（行为）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那绝不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和平。这些恐怖分子不代表和平。他们代表邪恶和战争。”
回首来看，布什在这个关键时刻向美国穆斯林伸出手去则毫无疑问是基督教徒应有的行为。虽然有些美国穆斯林似乎颂扬“9·11”袭击事件，然而绝大多数穆斯林并非如此。如果义愤填膺的美国人只是因为海外的穆斯林——或者甚至是美国公民中的穆斯林——策划了这次恐怖袭击，而就把矛头指向无辜的拥有同一信仰的穆斯林，那是绝对不公正的。
许多美国穆斯林的领袖都对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的清真寺表示感激，此行很可能也阻止了美国人对长相类似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恐怖分子的人作出更多的报复。许多穆斯林注意到，在2000年大选中，布什远比他的民主党对手副总统阿尔·戈尔获得了更多的穆斯林选票。与有些观察家可能预料的相反，许多美国的穆斯林感到，白宫有这样一位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总统，即使他是基督徒，也比一名更有世俗观点的总统更令人宽心。伊斯兰自由市场研究基金会主席赛义德·哈立德·萨夫里如是说：“我见过几次总统，我尊重他的宗教信仰，他没有试图将其强加于任何人。我认为信奉穆斯林的人们会更愿意白宫里有个敬畏上帝的人。”
布什也许是出于他的天性讲这番话的。不管他在与基督徒的亲密交流中可能觉得伊斯兰教真正的本性是什么，但作为美国总统，他不能公开赞成以基督教神学观点来看美国任何其他宗教的本质。他于2003年末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他对一名新闻记者提出的有些狡猾的问题的回答也是同样无懈可击的。那些经常挑衅和不敬的英国记者急于竭力难倒这位美国总统。一名英国记者提问前圆滑地先说，有些基督徒认为伊斯兰教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是不一样的，布什总统的观点是什么？布什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崇拜同一个上帝。”
在这种场合，布什也只能这样回答，即使有许多观察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会辩称伊斯兰教概念中万能的神与基督教观点的上帝是绝对不一致的。华盛顿的一位爱打趣的人士如是说：“总统不是神学总司令。”如果布什对他私下里曾考虑过的关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确实存在至关重要的信仰区别进行解释的话，那实际上就等于他在利用美国政府首席执行官的权力发表宗教声明。难以想像政教分离的大墙能出现更明显的缺口。
其实，早在2003年11月伦敦之行之前，布什就已远远超出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范畴扩展了他的“信仰”观念。有些福音派新教教徒很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布什公开阐述的自认为真正的“信仰”是否依然和典型的基督教新教神学相一致？2003年8月，在休斯敦的大能中心，有柯比乔恩·考德威尔牧师在场，布什就他的基于信仰的理念解释道：
我不谈论某一宗教。我相信上帝可以借着诸多宗教来做工，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当我谈到信仰时，我说的是所有的宗教信仰，因为有个普世的呼召，而这一主要的、普世的呼召就是去爱你的邻居。它贯穿了所有的信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布什现在持的“信仰”观点似乎将上帝恩典的概念变得更加宽广、表面上更为宽容，而这正是当布什正在经历信仰再觉醒时巴巴拉·布什的观点，这也有悖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持有的福音派的基督教观点，即人只有通过基督才能来到上帝面前。情况果真如此吗，还是由于政治压力要求他对美国宗教界表示出更包容的态度而产生这一印象呢？当然，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答案，而与那些和布什有多年紧密交往的基督徒的谈话表明，布什没有改变他正统的新教观点，即必须信仰基督才能获得基督教的救赎和救恩。而他似乎确实放宽的是他对“信仰”的定义。他的更详细的解释将信仰转变为一种集各种宗教美德于一体的普遍信念，再附加上人人需要采纳的最佳为人准则，即爱人如己。
------------
国家受难（4）
------------
“9·11”之后，布什心中倒是有一点似乎更明确了，那就是“邪恶”和“作恶的人”的概念。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被列入了邪恶的类别，而萨达姆·侯赛因后来也被越来越频繁地列入了此类别，布什一直将这种邪恶暗示为一种道德上的绝对界定（moral absolute）。2003年2月7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总统祷告早餐会上，布什似乎认为信仰——实际上是任何宗教信仰——能够提供人们识别善恶的能力。他热情地谈及大部分美国人丝毫不存在偏执，尽管发生了一些孤立的反穆斯林事件。他说，这也是许多美国人信仰的产物。随后，他又补充道：
同时，信仰还向我们展示了善良的现实和邪恶的现实。今世的一些行为和选择有着永恒的后果。无论在哪里，“瞄准”和杀害无辜的人们，残酷和憎恨，奴役和压迫，总是错误的。无论在哪里，仁慈和公正，保护他人的生命和为朋友付出生命，总是正确的。
布什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它把世界上最险恶的和潜在的最危险的政权分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是于2001年11月被推翻的，但在美国政府，尤其是国防部，已经有一个想要搅乱伊拉克的强烈势头。毕竟，伊拉克曾于1990年入侵过科威特；1993年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曾经阴谋暗杀他；而且有文件记载，它制造和使用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对付它的外国敌人甚至自己的国民。与此同时，在东亚有国家正在试图开发核武器，尽管它曾在1994年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承诺过不这么做。
2002年，布什的讲稿撰写人为他准备关键的国情咨文时，他们想出了一个将在全世界引起反响的短语：“邪恶轴心”。布什总统用它来特指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在演讲中，布什如是告诉参众两院的议员:
这类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同伙构成了邪恶的轴心，图谋武装起来威胁世界和平。这些政权妄图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而构成了日趋严重的极大危险。他们可能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这些武器，对他们发泄仇恨提供相应的手段。他们可能攻击我们的盟友或妄图胁迫美国。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漠视不理的代价都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将审慎从事，但时不我待。当险情迭起时，我不会消极等待。当危险日益迫近时，我不会袖手旁观。美利坚合众国绝不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毁灭性最大的武器来威胁我们。
实际上，给伊拉克的政权贴上“邪恶轴心”成员的标签，以及将注意力集中到它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和表面意图上，布什在告诉世人，对伊拉克倒计时的时钟已经启动。
在2002年的多数时间里，美国外交全力促使联合国谴责伊拉克和通过一项安理会决议，迫使伊拉克允许核察人员的检查和公开其武器计划的运作情况。但当事态清楚表明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日益抵制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时，布什发觉自己越来越被欧洲唯一可依赖的同盟者——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所吸引。
这两个人经常见面——在戴维营、在亚速尔群岛、在华盛顿——每一次会晤都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并发现他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在2003年3月美英联军进攻伊拉克前的紧张的一个月里，他们俩相互了解得那么深，以至工作上似乎也出现了某种分工。有魅力、头脑犀利灵活、有言辞天赋的布莱尔将向全世界交代一个为什么美英联军攻打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实际上，他演“好警察”。而耿直、好斗、言辞不如布莱尔的布什则演“坏警察”，下达简要的最后通牒的人，两人小组中发号施令的家伙。
布莱尔和布什于2002年末和2003年初会晤时，很可能他们有时一起做祷告。对此两个人都没有竭力予以否认或认可。以下事实有一定的启示性：布什于2003年末访问伦敦时，一名新闻记者问布什，他和布莱尔相处得那么好是否是因为他们俩都有坚定的信仰，布什总统的回答是：“我想是的。托尼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要知道，我和托尼关系的关键是他跟你讲真话，他会说出他的看法，而且，他说到做到。所以我信任他。”
到2003年11月的那次伦敦会晤时，英美军队已经在伊拉克待了8个月。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没有被发现，虽然每当有人问起时，布什依然表现得信心十足。在打败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之后的数月中，布什又半公开地向得克萨斯州亲密的基督教朋友表达了他对萨达姆早晚会被抓获的默默的信心，尽管萨达姆在数月中屡次成功地从美军搜捕他的罗网中脱逃。当伊拉克领导人于2003年12月被捕获之时，布什向美国和全世界宣布萨达姆将“面临——他曾剥夺了数百万人的——公正”，并表示热爱自由的伊拉克人民“选择了胜方”。他在结束这段五分钟的电视讲话时说：“愿上帝保佑伊拉克的人民，愿上帝保佑美国。”毫无疑问，在此全过程中，他更依赖一天多次的祷告以及在早晚读经灵修。那些于2001～2003年接近布什的人说，在处理“9·11”后美国面临挑战的过程中，他日趋坚强、镇定、稳健，思想更有深度。
***
2003年期间，布什用两种方式在外交事务上展现了他的信仰：
决心为非洲控制艾滋病计划提供大量的美国政府资金；
开辟一个现在被称为“布什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战线，即大力推动中东地区阿拉伯穆斯林走向民主。
布什在他2003年国情咨文中宣布，他要在未来的5年内向国会申请追加150亿美元用于非洲防治艾滋病的项目。此前，他已多次表达对非洲艾滋病形势的关注，但这次资金申请的巨大数额却震惊了几乎所有人。近乎可以肯定，布什是在回应一个公开的基督徒的良心召唤，以一种领袖的姿态来引领人们对整个非洲大陆艾滋病受害者困境的关注。布什在2003年7月的非洲之行中去了乌干达，那里的政府和宗教组织倡导节欲的联手行动已大幅减少了艾滋病病毒的病例。布什在当地的一家艾滋病诊所如是说：“我认为上帝叫我们参加战斗。我们有责任去帮助有难的邻居、处于危机中的兄弟姐妹。”《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的评论员威廉·麦肯齐说，那些话将布什归入新教“义务—职责”一派，“它的根源可以追溯至从卫斯理（循道会的创建者）到改良运动的领袖们如约翰·卡尔文。我不是说布什先生是那样看自己的。我怀疑他用许多时间去研究不同神学家的理论。他的信仰是一个实用的、出于本能的信仰”。
尽管自由派中布什的批评者们很少或根本没注意他关于非洲艾滋病的咨文，但在有些观察家的眼中，这对一位保守的共和党总统来说却是一种激进和不寻常的倡议。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上，乔治·梅森法学院的彼得·伯科维茨教授撰写的一篇题为“不激进的儿子布什不是自由派喜欢痛恨的那种喷烟吐火的极端保守主义者”的专栏文章。在接受《女子居家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的采访时，布什如是解释说：“你不该害怕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圣经》谈论爱和怜悯……譬如说，它们确实支撑着我对艾滋病政策的热忱。”
------------
国家受难（5）
------------
日益激增的热忱也支撑着布什以下的信念。在2003年初的一次两院联合会议上，他首次道出了这一信念：自由不是美国或任何特定政府馈赠给人民的，它来自上帝本身。他还说：“我们珍视的自由不是美国赋予世界的恩赐，它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恩赐。”
在欧洲，一些报纸有它们对此的习惯性的语无伦次，把布什说成是沉迷于宗教，通过神学的透镜指导他的外交政策的人。但反而是，自由是上帝的恩赐这一概念在布什对鼓励中东民主政策的详述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现在就说布什推动中东民主的策略是他任期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外交政策策略为时尚早，但到2003年底，情况开始显得如此。
布什2003年11月访问伦敦期间，详尽而比较清晰地阐述了他的民主概念。他遇到大批英国人游行示威反对伊拉克战争。有些英国报刊也对多届美国总统有时不合英语语法的讲话表现出它们一贯的蔑视态度。但在伦敦白金汉宫的皇家宴会厅，布什在他发表的雄辩、条理清晰的讲话里，以多种方式推崇他支持自由的论点。在谈到美国和东道国英国时，他说：
我们外交政策的方向由我们两国最深邃的信念所决定。我们珍视我们的民权，因而我们支持他人的人权。我们肯定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尊严，因而贫困、压迫、饥馑和疾病迫使我们采取行动。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在世界中共同承担着超越力量平衡和简单追求利益的使命。我们寻求自由的推进及其带来的和平。我们两国此时此刻正为了要在那遥远的土地上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而坚定立场并作出牺牲。美国对不列颠的儿女们的理想主义和勇敢精神表示敬意。
布什随后又补充了与之密切相关的论点，以解释他的政府当前推动中东尽快走向民主制度和实行民主的努力。
我们以推进大中东地区的自由进程，帮助终止给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带来苦难和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危险的专政制度和激进主义的循环。
那个地区的利害关系实在是太重大了。如果中东依旧是个自由无法繁荣的地方，那它仍然将是一个停滞不前、充满仇视和输出暴力的地区。正如我们在双子楼废墟所目睹的，地图上的任何距离都将无法保护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大中东能够投入已经伸展到世界多处的民主变革，那个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生活将会改善，冲突和恐惧将会在源头被制止。
历史的进展有待时日。鉴于我们自己的民主发展循序而进，而且有时还动荡不安，我们对其他国家必须有耐心。中东国家还得走一段路。
我们目前正在推行一个不同的进程……在中东实行自由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我们将坚持不渝地挑战改革的敌人，并与恐怖的盟友针锋相对。我们对中东地区的朋友将有标准更高的期待，我们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履行我们的责任以完成已经着手的民主化的工作。布什离开伦敦前，接受了英国一家小报《太阳报》（Sun）的采访。该报经常严厉批评托尼·布莱尔，当然也批评美国。布什在采访中再次表达了他对自由起源的看法：“成百上千的改革人士孤注一掷地追求自由。自由……不是美国赋予世界的恩赐，也不是大不列颠赋予世界的恩赐；自由是全能者赋予世上众人的恩赐。”
在访谈中，布什还像他多次在别处所做的那样，对那些对自由具有他视为精英式的傲慢的人持有异议。他们错误地断言，某些民族、社会或文化团体生来就要么不赞赏自由，要么不为其身体力行。
他们(精英们)可能会说，喏，你别指望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会变得自由，那接着我们可就会有一个有趣的、富有哲理性的问题可以争论了，因为我相信自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人们曾受到像萨达姆·侯赛因（对待别人）那样的酷刑和虐待，那么，他们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接受自由。
布什的观点，认为自由是人类本性与生俱来的欲望，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于神学的立场。然而，它显然源于他对人类的景况——人人有罪——以及上帝救赎和改变人类计划的理解。按布什的理解，这救赎和改变人类的过程将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个人信仰——照他的观点，基督教为好；还有就是要铲除对享受社会自由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由的残酷障碍物。我们将看到，其他总统也深刻考虑过政府在改变普通百姓条件中的作用，但几乎没有一位总统对此的理解是如此本质地从其自身的基督教经历和领悟中形成的。
------------
信仰遗产（1）
------------
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脱离宗教而生存或被管理。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而我……有道德上的义务作为榜样来拥护它。
——托马斯·杰斐逊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皮尤研究基金会注意到人们因乔治·W布什在初选阶段直截了当地表明信仰基督教而就他的候选人身份发生争议，为此它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以搞清美国人对谋求总统职位者拥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持何种见解。此次调查表明，高达70%的人希望他们的总统“笃信宗教”，尽管有大约50%的人说，如果总统在公开场合过多表达自己的信仰，他们会感到不舒服。在布什任职总统期间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约有58%的美国人认为，他公开信奉宗教的程度“接近恰如其分”。有趣的是，那些认为这位总统没有充分表达自己信仰的人居然比认为他过多表达自己信仰的人多出了一倍。美国政治舞台真是众口难调。
欧洲人和其他外国访客常常对美国人民的宗教热情感到惊异。令他们备感困惑的是，自打民意调查问世以来，共有90%以上的美国人表示信仰上帝，或至少信奉某个能够指导其生活的“更为强大的力量”。他们还对每逢周日全美国有1/3的人可能在做礼拜这一现象感到惊讶。多年的民意调查发现，70%～8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为了确定美国人之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福音派基督徒，调查提出了更为明确的问题，所得出的数字在25%~40%之间。
“福音派”一词很难定义。与某人是否是个“福音派”相关的问题经常集中在他是否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Gods Word），或许还聚焦在《圣经》是否“绝对正确”上（这又是一个复杂的术语），以及他们是否认为基督徒应通过祈祷做出信奉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救主（Savior）和生命的主（Lord）的个人承诺。
然而，美国的主流报纸、期刊和杂志并不怎么反映美国内地“宗教热忱”的情况。流行文娱节目也没有表达出一个虔诚的美国的印象。好莱坞、强势媒体、学术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基础机构多半是由放弃有组织的宗教，或至少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所控制。正如社会学家彼得·伯格曾经说过那样，“美国是由精英瑞典人（即认为宗教大概都是骗人鬼话的，世故的世俗知识分子）治理的印度人（即渴望表达宗教信仰的人们）的国度”。占据这个国家文化界顶层的那些人多半是些世俗人物，而美国的平民百姓则依然我行我素，去教堂做礼拜、捐助慈善团体、继续遵循十诫或登山宝训等似乎已过时的观念。
***
2000年的选举似乎如实地为这一文化上的二元分野涂上了栩栩如生的色彩。当选举分析家们将那些投乔治·W布什票的县涂为红色，将那些投副总统阿尔·戈尔票的县涂为蓝色时，呈现出一幅对比鲜明的格局。从地理位置来看，红色各县确实处在这个国家的内地，而蓝色各县则集中于东、西海岸和中西部的大城市之内及其周围。形形色色的评论员对这一明显的全国性分界线时或发表有趣的评论。例如，“红色”美国人更倾向于收听乡村音乐，或乐于观看全国汽车比赛协会所举办的车赛；“蓝色”美国人则可能更清楚在电视剧《欲望都市》的最新一集中，谁和谁上过床。
与此同时，态度严谨的民意调查家们还注意到某种更加奇怪的事情：“红色”美国人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明显多于“蓝色”美国人。具体而言，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的美国人要比一心一意待在家中阅读周日报纸的美国人——事实上这些人几乎不去或从来不去教堂或犹太教会堂做礼拜——把选票投给乔治·W布什的可能性大一倍。在美国，这种支持或厌恶宗教的现象已经成为探讨美国“文化战争”景观的一部分。
自从大城市开始在新繁荣发展的美洲殖民地上出现，整体而言，受教育程度高于乡村或小城镇同胞的城市居民对于从海外渗入这个国家或不时在美洲本土自发产生的新观念，持更为开放的态度，这或许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尽管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分野——这在当今时代无疑强化了——从19世纪初算起，到美国来的每一个观察敏锐的外国访客无不对宗教在美国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印象深刻。
不首先求助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考虑这一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托克维尔最先生动地描述了美国普通百姓的信仰习俗如何有力地影响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在社会中的彼此关系，以及如何超脱于共和政体的政治现实之外。托克维尔写道：
就基督教对人的心灵持有的影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美国；此外，就基督教的效用及其符合人性的特点而言，不可能有比地球上这个最开明和最自由的国度所最深刻感受的基督教影响更好的例子了。托克维尔关于美国宗教基础的论述被如此频繁地引用，以致某些分析家有可能怀疑他这些观察有偏执之嫌。其实另一位法国人，阿希尔·缪拉，于1833年也发表了近乎一致的结论：
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对宗教如此虔诚的人民，以致他们在外国人眼里显得太过分了。在美国，宗教社团的数量多得着实令人惊叹，社团里的人们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散发《圣经》；散发小册子；鼓励发行宗教期刊；劝化、教育未开化的人并使其皈依；使传道士成家；照顾他们的遗孀和孤儿；宣讲、弘扬、净化、维护、改良这一信仰；建造小教堂、资助会众、支持神学院；向海员、黑人和荡妇传道并劝其皈依。
***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类情结都带有家长式的作风及几分优越感。但这类情结在美国创建时期就存在了，而且从一开始便成为贯穿总统制的永恒主题。只要历史学家研究美国最初几十年的历史，有关美国创建者“信奉基督教”（与信奉自然神论、不可知论、一位论等相比）的程度的争论无疑会继续下去。但是，只要不对任何形态的宗教信仰彻底地抱有偏见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出，所有创建者其实无不认为美国的建立是与符合《圣经》的世界观紧密相连的，而基督教——不管个人是否相信其信条——是他们所认可的。诺厄·韦伯斯特——他的名字在过去两个世纪一直同一部杰出的英语词典相联系——曾断然宣称《圣经》是“世界上最具共和思想的书籍”。他还说：“我们的公民应当及早明白，纯正共和主义原则的真正源泉是《圣经》，尤其是《新约全书》，或是基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