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恢 复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 “要 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 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在8月召开的党的十 一大上，邓小平在闭幕词中提出，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树立的群众路线、实 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号召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奋斗。 邓小平在1978年复出工作后曾接见过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这次复出后 又和这位总理进行了饶有意思的交谈。他说： “您记得我们1975年的谈话， 此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施说： “可是您又回来了。这是您的福，也是中 国的福。”施问他： “你究竟被打倒了多少次？”邓微笑着说：“那时是第 三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 七十三岁的邓小平，终于在他第三次被“打倒”之后又第三次站起来了。 打倒了，爬起来，再打倒，再爬起来，执著地追求使祖国人民富裕、民主、 文明，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行列的伟大目标，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这 就是邓小平的性格。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邓小平是一个 “永远打不倒的小个 子”。 邓小平自己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祖国和人民终于又选择了邓小平。
1．1978年末，在真理标准 大讨论中，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 历史转折，邓小平倡导 全党维护毛泽东的历史 地位和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一贯所持的科学态度，同各种错误的态度形成 鲜明的对比。60年代初期，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 思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追求形式主义。邓小平和罗荣桓等反对林 彪的这套做法，邓小平首先提出用。 “继承、捍卫和发展”这三个动词，准 确地表述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联系和关系。后来，林彪提出用“天才地、 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同附加在上述三个动词之上，其结果导致了谬 误。这个谬误在 “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70年九届二中 全会上，林彪一伙就是利用 “称天才”阴谋反对毛泽东，终于暴露了“三个 副词”的政治野心。林彪集团覆灭了，但是“四人帮”继续割裂毛泽东思想， 片面宣传毛泽东思想。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鲜明指出：这个问题 “现在没有解决”，并批判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 “文化大革命”把马克思主义许多基本原理都给搞乱了，作为马列主义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被糟踏得面目全非。一些明明违背马列、 毛泽东思想原理的论点，却难以得到澄清。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许多问题 都是毛泽东自己违背自己正确的东西，即毛泽东自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 个人崇拜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拨乱反正的。毛泽东逝世以 后，作为创造毛泽东思想的集体成员之一的邓小平，作为与毛泽东曾经共事 近半个世纪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名重要成员，他当然有 责任承担起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经常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一 个基本命题。毛泽东就是在这一命题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的 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了中 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命题在一些时候和一些问 题上，相当程度上破抛弃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搞“句句是真理”，更走 向了这一命题的反面；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 仍然是与这一命题相悖的。 1978年春天，邓小平支持和倡导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3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 个，就是社会实践。”5月10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 《理论动态》发表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长篇论文，11 日《光明日报》转载了此文。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新华社于当天向全国转发。5 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同日，《文汇 报》、 《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河南日报》、《广州日报》、《长 江日报》也转载了此文。5月13日，又有15家地方报纸转载，其他报纸也 都陆续转载，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但是一些人却认为，文章的矛头是指向
毛泽东思想的，是 “砍旗”，是“丢刀子”，施加了种种压力。邓小平、陈 云、聂荣臻等一批老革命家则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讲话，强调和宣传实事求 是的作风。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议上发表讲话，热情支持“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指出：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 本点。”9月16日，他又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 “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 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译东思想 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页）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 的倡导下，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越来越热烈地开展了起来。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际上是中共党支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后来曾指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 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 会议，按原定计划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上，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革命家 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使会议开成了纠正 “左”的错误、拨乱反正的会议。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作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 讲话。他指出：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 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 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 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 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第143页） 邓小平的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实 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3年 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抛弃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确 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的伟大决策，调整了人 事组织方面的安排，从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在这次会议上，继毛泽 东之后，中共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三中全会以后，党在继续克服 “两个凡是”影响的时候，一种否定社会 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又 冒了出未。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著名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强调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 在政治思想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 “四项基本原则”。 “两个凡是”和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及其泛 滥，说明人们在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上，还存在着 相当严重的混乱。所以，在此后一个时期里，邓小平以很大的精力，倡导全 党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解决 好这个带有全局性的政治问题。 1979年在建国三十周年之际，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大会上讲话， 提出 “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 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下，由 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进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 工作。 自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同 《决议》起草小组进行过十余 次谈话，讲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的问题。在此期间，他在其他场合的讲话、报告以及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中， 也发表了许多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邓小平充分阐明了解决好关于毛泽东的历 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 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 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页）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闽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 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 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 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文 选》第二卷第299页） 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邓小平指出： 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 者来纪念。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 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 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 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 的见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345页）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说： 总的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 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4—295页）
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 “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 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邓小平文选》第二 卷第345页） 但是，邓小平强调，一定要摆好毛泽东的错误与毛泽东历史功勋的位置， 他说： 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 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345页）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 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 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7页） 邓小平认为，对于毛泽东发生失误的性质、原因和责任的分析，一定要 实事求是，一定要恰如其分。他说： 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 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7页）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第298页）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 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 到个人品质上。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 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 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 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 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 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 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 “文化大革命”的十 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邓小平认为，对于 “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毛泽东当然有责任， “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 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页）毛主席发动 “文 化大革命”，就他 “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 其结果却造成了一场灾难，这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邓 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6、301页）至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失误，邓小平 则认为： “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 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
集体负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他又说： “我和陈云 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 承担一些责任。”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9页）1980年8月，邓小平 对采访他的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这样说： “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 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 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 主席一个人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3页） 作为曾经受过毛泽东打击和不公正对待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和责任能作出如此冷静而客观的分析和认识，不但显得特别有力、有理、有 情、有义，而且令人感动，令人信服，大得人心。 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邓小平文 选》第二卷第299—300页）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 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347页） 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 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邓小平 文选》第二卷第345页） 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 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 “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 正确轨道上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 们党的光辉历史。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 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 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7页） 邓小平倡导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 建设等六个方面作了科学的归纳和概括，并指出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狸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是对毛泽东思 想科学体系的创造性论述，为继承、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在 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科学地把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证明的毛泽 东思想真理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那些否认毛泽东思想或对毛 泽东搞 “两个凡是”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党以决议的形式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 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标志着中共领导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 史任务已基本完成。 《决议》强调：
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 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 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 前进。 邓小平不仅是坚持毛泽东忠想的典范，而且也是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楷 模。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 和全国人民 “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 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 页），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并以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新原 理和新结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由此开始走向他的 “第二个辉煌”！
2．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 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对社 会主义的探索，在党的 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伟大命题。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 治路线。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并针对拨乱反正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重申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 “四项基本原则”。这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 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 毛泽东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曾经作出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在 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指出， “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 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指出，进城后， “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如果“不能使 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 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 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建国后我国的经济得到 迅速恢复，并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又 进一步适时提出 “向自然开战”，并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党的八大文献中，从理 论上进行了论证。但是从50年代后期始，毛泽东愈来愈强调阶级斗争仍 然是主要矛盾，继之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文化大革命” 以后的两年，主要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徘徊，提出了 “抓纲治国”的口号。邓 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二十多年没有实现工作重心向经济 建设的转移，是毛泽东和党的一个重大失误。因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上，反复强调要“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始终如一”、“毫 不动摇”地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他说，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 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他指出： “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 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 了。”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为了发展生 产力，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观点，并作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在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毛泽东在理论上曾作过一些极其宝贵的探索。 他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理 论基础。在1956年至1957年春和以后的一些时间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 革问题不仅发表过许多精辟见解，而且总结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例如， 他提出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中中央集权过多的状况，主张扩大地方的权力； 提出关于农业力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提出 “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
本主义”的打算；提出总结和推广企业管理体制“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 提出为适应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方面要进行改革的意见和设想，等等。但 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没有把改革作为总方针肯定下来坚持执行，甚至 在 “左”的指导思想下，愈来愈冲掉了已有对改革的宝贵认识和宝贵实践。 邓小平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继续了毛泽东 的正确探索，把改革确定为党在新时期的工作总方针，掀起了强大的改革浪 潮。这个浪潮首先在农村开始，八亿农民破除了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旧 体制，逐步推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大 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改革见效之快，是 人们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效，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甚至翻了 一番或两番。1982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270元，比 1978年增 加一倍，邓小平指出： “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 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农村改革的成功促进了城市的改革， 农村和城市改革的成功更加深了党对改革重大意义的认识，邓小平指出：“改 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 变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改革是中国 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关于坚持 “四 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直强调和大力推行的。 毛泽东以这四条教育了整整一代人，牢固地树立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观念。正是由于这一坚定的信念，才 保证了我们国家虽经受种种磨难其中包括 “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考验， 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不改变颜色，们是，不可否认，党和毛泽东在 过去存在着忽视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陷入了空想，妨 碍了更有力有效地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则 把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一方面重申四项基本原则 是立国之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提出改革开放是 党的总方针，必须反对僵化。这两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依存，要用发展的 观点对待四项基本原则，要看到改革赋予它的新的内容。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同中 明确提出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他说：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 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 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 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2—3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是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 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总结，同时又为以后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必然胜利的历史大趋势。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一批生产力高度发展的
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至于未来社会 主义的实际情况如何，他们从下主张用他们的“方案”去套未来的客观实际， 而主张用实践检验理论。他们声明： “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 类”， “我们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 于现代社会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了这 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6卷第419—420页）列宁把马克忠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 不是在发达的俄国而是在落后的俄国，不是在一批国家而是在俄国一国，首 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以高 集中、高集权为特点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把俄国革命道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 主义改造的道路，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和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 也借鉴了苏联的模式，但是，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不能照搬苏联的作法， 应该探索自己的路。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 家出现许多问题，更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55年底，他提出了 “以苏为戒” 的警告。1956年在 《论十大关系》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 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 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742、720—721 页）但是，由于主客观和国内外的原因，毛泽东的探索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邓小平曾谈及这方面的情况，说： “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 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 还有其他错误，例如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 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 ‘左’，‘文化大革命’ 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长期处于停 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 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过去我们搬用苏联模式和“左” 倾僵化的认识及作法从体制上的一种否定。它的内涵十分清楚，即既要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又要有中国特色，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一命题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迅猛向前 发展。在实践中，邓小平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作出了”许多新论断。 1984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指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 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深圳经济特区是1979年邓小平主持决策兴 办起来的，他当时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陕 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 “血路”。几年时 间，深圳经济特区已显示出对外 “窗口”和开放基地的作用。与此同时，中 央还批准兴办了珠海、汕头、厦门等一批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显 著的积极作用。 4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进一步发挥了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 工农业年总产值 “翻两番”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在下
世纪三十到五十年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 的经济发展战略设想，是 1979年邓小平提出的，党的十二大确定了这一战略 规划。到 1986年3月以后，他逐步形成了下世纪中叶再翻两番、整个现代化 建设分三步走的完整战略设想。 同年6月，邓小平又作出了“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更不是共产主义”的论断，在此前后，他多次批判 “四人帮”鼓吹的“宁要 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指出：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 的，它就站不住。”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1页） “我们坚持社会主 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邓 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中共 党史上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抛弃了把商品 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旧观念，邓小平指出：“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 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又说： “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 ‘四人帮’的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1页） 1984年是邓小平思维十分活跃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还完善了“一国两 制”的构想，为祖国的统一找到了切实的道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我国出 现了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从1984年起，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大幅度 提高，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干表“四大件” 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改革的重点逐步向 城市转移，城市的改革也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至 1988年，共刨造工 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 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 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我国 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邓小平和第二代领导集体还倡导政治体制的改 革。邓小平1978年就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 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 总结了 “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民主政治遭破坏的教训，1979年作出了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1980年，他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必 须屯服旧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终身制以及形形色 色的特权等弊端。在改革的实践中，党愈加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即 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 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既要克服僵化，也要防止 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十二大精神和邓小平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 指导下，我们的国家出现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3．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 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 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继 毛泽东找到中国民主革 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 性飞跃之后，进而实现第二次历 史性飞跃。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所依据的客观 基础亦即国情的认识，它是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是一个具 有全局性意义的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马克思、思格斯在论及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时，把其分为过渡 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 “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他们没有对共产主义 社会的第一阶段即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再划分成若干阶段，因为 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不想制造乌托邦，也不想凭空猜想。列宁在十月革 命后经历了七年过渡时期的实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 “很长时间”， 提出过 “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 但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斯大林和苏共领导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也有过论述， 但很不一致，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苏共十八大提 出他们已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开始了向共产主义过渡”。1952 年，苏并十九大称 “苏联进入全面开展的共产主义”时期。赫鲁晓夫1956 年上台后宣布 “1980年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斯大林时期和斯大林以后出 现的许多问题，可以说都能够从这种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观认识上找到 根源。 毛泽东和中共第一七领导集体，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还 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956年，毛泽东指出： “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 进入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1957年2月，他在 《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又强调：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 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说明，我 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可见，毛泽东当时是把社会 主义制度的 “建立”和“完成”明确区分开来的，这相对斯大林来说是一个 进步。但是，由于缺乏买践经验，更缺乏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性认 识，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高度生产力的长期性缺乏估计，1958年就 发生了急于求成的失误。认为通过 “大跃进”，加快“一大二公”生产关系 的变革，就可以 “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生产力。于是，出 现了 “急过渡”、“穷过渡”，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 遥远的事情了”。当时，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我们已走在 桥梁上”的认识在全党全国相当流行。这种急于求成的 “共产风”使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后来，毛泽东在纠 “左”中对中国人口多、底 子薄、经济落后的国情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会要一百年，
或者更多的时间。”他在阅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作的批语中， 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毛泽东这个认识，可以称之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门的叩击，有着 重要意义。但是他毕竟没有叩开这扇大门。他的社会亡义 “两段说”主要是 用辩证法对苏联教科书中的 “巩固社会主义”这种形而上学观点进行理论上 的批判，并没有用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反，在对中国社会主 义实践的指导上，他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与过渡时期混为一谈，把社会 主义整个历史阶段都认作是 “过渡时期”，认为主要矛盾始终都是无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必须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理论上的误区，终 于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 体，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再认识。 1979年3月邓小平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指出：“过去 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 “现在搞建设，边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 一条中同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中国国情方面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 必须看到的： “一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 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 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但是由于底子太 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 “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 少。”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164页） 同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叶剑英在受中央委托 所作的报告中指出： “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 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幼年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 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要“真正摸准、 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 远规划的原则”的历史任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6页）其后在全 党尤其是在理论界掀起了关于中国国情的讨论热潮。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苦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概念，指出：“尽管我们的 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 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定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在这里，尽管对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内涵阐述得还不全面，只着重强调 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力落后和制度的 不完善状况没有作出深入的说明，但已接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理论 概括了。 1982年，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但是，如同有了二一定程度 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 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一样，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 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报告提到了在 “初级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的情况，但也没有展开说明。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方针的决议》，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我
